http://hibaiducom/%D2%B6%B9%C2%B3%C7%EC%A8%CF%D8(可以在我空间里看)

　　以下是全部内容：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一集：《前世今生》

　　走进徽州，走进徽州的村落。

　　像很多落户徽州的宗族一样，西递的胡氏，也是带着一个百转千回的故事来到这一片山水之间的。《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说，西递的胡氏本来姓李，他们的祖先出自帝王之家，他们是唐朝李世民的后代，落在徽州，便长成西递的平常人家了。胡门一族从婺源迁到了西递，并在西递生根发芽，然后枝繁叶茂。追慕堂是建在西递的胡家祠堂。走马楼坐落在西递村头，这一幢修建于道光年间的建筑，是西递的胡家常说常新的话题。我们从走马楼上下来，走了很远的路，还能听到落日的楼头，传过来的琅琅书声。

　　2000年的岁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西递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们说，这样的乡村是古老文明绵绵不绝的化石，是中国乡土建筑的典范。

　　一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还有宏村。前来宏村考察的专家说，青山绿水的自然风光蕴含着无限的优美。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古老而朴素的民居和宁静又悠深的街巷，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意大利的威尼斯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可是这两个地方都是大城市，像宏村这样的乡村，真是举世无双啊。聚住在宏村的是汪氏宗族，宏村的故事，它的开始与西递并无二致。“山为牛头，树为角，桥为牛腿，屋为身，凿湖作牛肚，引泉为牛肠，”宏村是牛形的村落。在宏村的承志堂，我们见到了大堂之上，安然端坐在太师椅上的徽州。承志堂是清末宏村盐商汪定贵的私宅，四处奔波经营有方然后腰缠万贯的汪定贵最明确的想法是，富贵不归故里光宗耀祖，就像是穿一身华丽衣服在黑夜里行走。

　　如果说流水使宏村添了隽秀和灵动，那么，坐落在宏村的南湖书院，使这一方水土，又多了几分书卷气。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二集：八千里路

　　徽州人不蹲家，经营走八方。无徽不成镇，离开家园的徽商，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商帮集团。

　　山和山环抱之间的徽州，流水是进出的道路。“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在徽州，因为新安江，这条徽州的母亲河，这流水两岸美丽的风景，才有了沧桑的意蕴。“歙山多田少，况其地瘠，其土骍刚，其产薄，其种不宜稷粱，是以其粟不支，而转输于他郡，则是无常业而多商贾，亦其势然也。”这是清朝洪玉图写在《歙问》中的一段话，因为地少人多，山上又收不了更多的庄稼，加之赋役繁重，社会动荡，灾荒迭作，为了生存，徽州人开辟出了一条经商之路。

　　在杭州胡雪岩旧居，粉墙高耸，仰望这一片天空，或许当年胡雪岩抬头时就已经想到了天有多高，心就有多高。而最初的时候，胡雪岩只是杭州一家钱庄里的学徒。自1860年开办钱庄起，仅仅四五年时间，胡雪岩就赢得了“红顶商人”的美誉。在官场，胡雪岩更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因为倾心囊助左宗棠，1878年，胡雪岩受朝廷嘉奖，封布政使衔，赐红顶戴，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这样的荣耀在清朝是绝无仅有的。

　　胡庆馀堂是胡雪岩全盛时期创办的药店。胡雪岩说“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这是胡雪岩的生意经。在徽州，在胡雪岩故里，再一次体会红顶商人经过的历程，体会这位清代巨贾起起伏伏的人生，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是矢志不移的。

　　吴士东在苏州阊门外开了一家小铺子，有一点生意。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商家也纷纷关上店门四处逃散。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商人满载丝棉织品的货船驶进了苏州城。可以前的老主顾不少都弃店而逃了，走投无路的江西商人一抬眼看到了吴士东的小铺子。吴士东说：“我这间小铺子，屯不下这么多货啊！”江西商人说：“屯下多少是多少，余下来的扔掉也行，不然，要我自己扔，实在是太心痛了呀！”说完这句话，江西商人急急地离开了多事之秋的是非之地。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吴士东东奔西走，把江西商人的货物散发给各地的商家。世道太平了，吴士东碰到再次来苏州的江西商人，首先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将货款交到他手上。所以我们说四海为家的徽商，创造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还有诚信，这是广大徽商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扬州，乾隆经过瘦西湖的时候，因为这一片隽秀的风景而心旷神怡，然后十分随意地说了句，要是有了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立在一边的徽州大盐商江春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胸有成竹，连夜用盐在瘦西湖上树起了一座白塔。难怪有人说，徽商以自己的才智和勤奋，以自己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使一个在当时有点瘦骨伶仃的扬州，丰腴滋润起来了。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三集：书香门第

　　朱熹是婺源人。出生在福建的朱熹，时常地想起婺源。朱熹说：“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时归。”回到婺源的朱熹，经过县城北门的郊外，看到幽静而坦然的山边，一泓清水缓缓流过，朱熹说，我从前在梦里到过这里的呀，这是什么地方啊。他的学生告诉他，这里就是朱绯塘。再一次经过朱绯塘的时候，朱熹脱口吟咏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泉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康熙皇帝曾经这样评价朱熹的学术思想：“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为什么徽州人对于朱子理学的传承这样毅然决然？徽州人说，这是因为我们是朱熹的乡里乡亲，我们要保持煌煌千年的邹鲁之风，所以我们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徽州人就这样唱响了新安理学。

　　朱熹说：“读书志在圣贤”，辽阔的徽州积极响应，这一唱一和成就了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千古佳话。走南闯北的徽商，做各行各业的生意，他们相同的个性是左儒右商和亦商亦儒，他们相同的志向是使自己的后代业儒入仕，所以在徽州创办书院蔚然成风并且经久不衰。坐落在歙县的紫阳书院，是为祭祀朱子而建，是徽州境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教育中心。 还有竹山书院，还有南湖书院。正是这种风气的推动，使得徽州人在科举仕途上竞跑特别起劲。自唐以来，徽州地区共出过2081名进士，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

　　在程朱阙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在这片土地上，古往今来，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故事传说，无论是达官贵人的显赫，还是贩夫走卒的坎坷，都折射着程朱理学的光芒。

　　戴震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位硕儒，也是徽州人。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戴震却说，以理杀人，是违背原始儒说精神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戴震的思想无疑“启导了19世纪的一线曙光”。然而，从戴震故居中走出来，立在“东原桥”头，竟意外地感到一丝迷惘，关于戴震，关于戴震坎坷的一生，我们久久难以平静。

　　顶商人经过的历程，体会这位清代巨贾起起伏伏的人生，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是矢志不移的。

　　吴士东在苏州阊门外开了一家小铺子，有一点生意。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商家也纷纷关上店门四处逃散。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商人满载丝棉织品的货船驶进了苏州城。可以前的老主顾不少都弃店而逃了，走投无路的江西商人一抬眼看到了吴士东的小铺子。吴士东说：“我这间小铺子，屯不下这么多货啊！”江西商人说：“屯下多少是多少，余下来的扔掉也行，不然，要我自己扔，实在是太心痛了呀！”说完这句话，江西商人急急地离开了多事之秋的是非之地。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吴士东东奔西走，把江西商人的货物散发给各地的商家。世道太平了，吴士东碰到再次来苏州的江西商人，首先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将货款交到他手上。所以我们说四海为家的徽商，创造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还有诚信，这是广大徽商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扬州，乾隆经过瘦西湖的时候，因为这一片隽秀的风景而心旷神怡，然后十分随意地说了句，要是有了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立在一边的徽州大盐商江春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胸有成竹，连夜用盐在瘦西湖上树起了一座白塔。难怪有人说，徽商以自己的才智和勤奋，以自己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使一个在当时有点瘦骨伶仃的扬州，丰腴滋润起来了。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四集 归去来兮

　　徽商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所用的伙计，也多为族人，所谓“携族人乡党与共事”。而徽商宗族通过科举在朝中谋取的政治势力，也为他们的行业垄断，特别是盐业垄断，提供政治靠山和官僚庇护。

　　靠宗族势力发展起来的徽商，衣锦还乡，首先想到的就是建造祠堂与牌坊，兴办义学和义庄，他们觉得，这是荣宗耀祖，也是光耀门楣。然而，这样的光荣消耗了徽商大量的资本，徽州也因此失去了再造辉煌的良机。

　　历史上的徽州 曾经有过6000余座大大小小的祠堂。在徽州，过年最神圣的朝拜，就是祠堂里的祭祖。

　　从任何一座祠堂说起，都会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始。我们走过胡氏宗祠的时候，感慨万端。胡氏宗祠建在“龙凤相对，天马奔腾”的风水宝地上，因为龙川是一艘船的形状。有人说，胡氏宗祠是“木雕艺术的殿堂”，也是“中国古祠一绝。”

　　徽州的祠堂，大抵分成三井，第一井的“仪门”也叫“大门”或“大厅”，穿过仪门就是“享堂”，第三井是“寝”。在古老的徽州，祠堂和宗谱是庄严神圣至高无上的。聚族而居的徽州村庄里，祠堂是一种标志，标志一个宗族从前以来的荣耀和流光碎影中的源远流长；祠堂是一种象征，象征了一个宗族的一脉相承和众志成城。如果说去北京，可以了解明清帝王的历史，到徽州就能了解明清的平民生活；如果说去故宫能够读懂封建专制制度，在祠堂就能够明了中国的宗法家族制度。在徽州，最能体现故园这个意义的，是宗族；维系这层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则是卷帙繁多的家谱。和修祠一样，对一个宗族来说，修谱也是一件神圣的大事。在古老的徽州，祠堂和宗谱是庄严神圣至高无上的。

　　作为宗族事务管理者和实施者的化身，祠堂有形、无形地维系着整个宗族的利益，徽州出状元，和宗族在教育上的投入，也有很大的关联……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五集 阳历阴历

　　大学士许国所建的八脚牌坊，在当时极其罕见，留到今天也是独一无二。早许国坊6年建成的胡文光刺史坊树立在西递村口，牌坊上有32支镂空的花翅，大家说这32支花翅恰好与胡文光为官32年相吻合，看来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从前的有钱人家，可以造个园子，也可以建一座亭子，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建造牌坊，牌坊是国家树立的典范，是皇帝亲自批准的最为隆重的表彰。建造一座精雕细刻大气磅礴的牌坊，钱主要靠牌坊的主人和乡里乡亲来筹集。

　　贞白里坊建于元代，是徽州大地上惟一一座没有经过皇帝恩准的、最古老的牌坊，是郑村的老百姓自发捐资，为郑千龄建造的。

　　在槐塘，我们见到了记载着朱元璋与紫阳书院山长唐仲实对话的“龙兴独对坊”。在徽州，牌坊和民居、祠堂称为“三绝”，从元朝到清朝，徽州的山山水水之间，曾经树起过千余座牌坊，大家说徽州是“中国牌坊城”。棠樾的鲍氏家族，是一个以封建“孝悌”为核心，奉行程朱理学、恪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宗族群体。因为忠君，鲍象贤为自己赢得了“尚书坊”；因为孝行，鲍氏家族树起了“慈孝里坊”、“鲍灿孝行坊”和“鲍逢昌孝子坊”；而“吴氏节孝坊”、“汪氏节孝坊”是鲍氏家族的女人用她们的贞洁换取的荣耀。按照程朱理学的标准，忠、孝、节、义是四位一体、相得益彰的。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鲍氏家族下定决心，一定要建起一座“义”字坊，让家族的荣光流芳百世。据《歙县志》记载，鲍漱芳“屡次捐输，叠奉恩旨，以优议叙，加十级”，就这样，嘉庆二十五年，填补棠樾村又一项空白的“义”坊建成了，上面赫然写着“圣旨”、“乐善好施”等大字。品读这样的牌坊群，我们仿佛是在翻看一个家族辉煌而又沉重的家谱。还有丞相状元坊，还有同胞翰林坊，还有徽州最小的双孝节坊。一次又一次，我们还与贞节牌坊相遇，与程朱阙里的“三纲五常” 相遇，仿佛听到了滴落在岁月深处的一声叹息。

　　歙县新南街，建于1905年的贞烈砖坊，这是徽州大地上建造的最后一座牌坊，贞烈砖坊旌表的是65078个节妇和烈女。徽州女人，就是凭着遥遥无期的贞节，和义无反顾的刚烈，换来了贞节牌坊上的“节劲三冬”和“一庭冰雪”的“旌表”。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六集 人间词话

　　“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这一句唐诗，是婺源彩虹桥这一座风雨廊桥桥名的由来。

　　蹲在阳光下的万安老街，有一点老态龙钟，唐朝以后，它便成为重要的商埠和码头。到了明清，万安老街已经名列休宁街市之首，依照民间的说法是“小小休宁城，大大万安街”。万安老街上的吴鲁衡没有背井离乡，他在方秀水罗经店里做一个小学徒，然而这位貌不惊人的孩子，竟是长成了名声赫赫的一代罗经大师。罗经是风水先生对于罗盘的敬称。吴鲁衡罗经在当时是受到欢迎的优质产品，二百年后，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

　　少年的程大位已经是村子小有名声的算学天才了。20岁的程大位离开家乡，踏上了“遨游吴楚访名师”的漫漫长路，20年过后，程大位回到家乡，开始了《算法统宗》的写作。又过了20年，一部集各种算理算法之大成的著作，在徽州乡村编撰成功。此时，程大位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对于运筹国计民生的仕宦之途望而却步时，就开始了弃儒业医悬壶济世的生涯。创造了营卫学说的新安医药大家汪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老桥上走过，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是中国徽州歙县人王茂荫，还有婺源人詹天佑，以及他们远去的背影。

　　与紫阳桥毗邻的是渔梁坝。“紫阳之麓，绝流为梁，潴为渊，”这是渔梁坝名字的由来。专家还说，渔梁坝的设计、建设和功能，均可与横卧岷江的都江堰相媲美，这也是祖国水利史上的一个意外。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渔梁坝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一是因为渔梁坝可泄洪防旱，二是因为它能截流行船，三是因为它能美化环境。所以他们心连石坝，魂绕渔梁，历朝历代都把坝之兴衰作为徽州兴衰的标志。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七集 月到风来

　　因为黄山，徽文化的韵味才更显得明净而淳厚。因为徽文化，黄山的自然风光才更显得动人而灿烂。

　　徐霞客说：“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别的山是以形态取胜，而形态是能看得够的，黄山靠变化取胜，但变化是看不完的。走过黄山的画家石涛，如鱼得水，石涛说自己是“搜尽奇峰打草稿”。以黄山为题的画家，成百上千，石涛是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但石涛说，“渐公游黄山最久，故得黄山之真性情也。即一木一石，皆黄山本色。”

　　石涛说的渐公，就是渐江和尚。渐江，俗名江韬，法名弘仁，别号梅花古衲，徽州歙县人，是明末的生员、新安画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在黄山，猿鸟都不去的地方，渐江去了，猿鸟都没有看到的景色，渐江看到了，然后，久久地独坐在这样的景色之中的渐江，和黄山促膝谈心。他们的谈话，渐江用书画的形式，记在纸上，《黄山画册》便是渐江以至灵之笔传写黄山真性情的精心杰作。“不但惜墨，而且惜笔，看似枯寂，细玩之，神味耐人咀嚼，”这是渐江一贯荒寒冷逸的艺术风格。

　　新安画派源远流长，如果说渐江是超凡脱俗的峰回，那么黄宾虹就是标新立异的路转了。黄宾虹一生九上黄山，于山于川，可以说是“身到，心至”。 黄宾虹大器晚成，“先生七十后，夺得造化之精英，图写自然，千笔万笔无一笔不是，年过八十，尤见精神。”八十岁的老人，“取古人之长皆为己有，而自存面貌之真不与人同，”所谓“黑、密、厚、重”的风格，正是黄宾虹进入艺术巅峰时期最显著的特色。

　　最初的时候，国内著名的墨工因避乱来到徽州，手艺代代相传，制墨也生生不息。而黄山上漫山遍野的黄山松，是制墨最好的原材料，这样的珠联璧合，使徽墨水到渠成地名扬天下。徽墨的创始人是李廷珪，他使碌碌无名貌不惊人的徽墨，出落得“丰肌腻理，光泽如漆。”一代代徽州墨工，使黄山上的松树，以一种人文的姿态，展示在一朝一代的册页之中了。

　　在徽州，和徽墨一样悠久且赫赫有名的是歙砚。徽州的文人墨客，几乎都有一段与歙砚相关的故事，与笔墨比较，砚石仿佛更是终身的伙伴。歙砚的好，好在质地，好在雕刻，好在铭文。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文房四宝，徽州的风花雪月才是如此的动人心弦。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八集 云外山河

　　沿新安江两岸山水尽得风流，一叶扁舟顺流而下。船靠岸的地方，赤岭村和黄潭源的陶氏，就是桃花源了，就是陶渊明的后人。

　　镶嵌在民居、祠堂和牌坊之上的砖雕、石雕和木雕，称之为徽州“三雕”；三雕使三绝别开生面精妙绝伦，三绝使三雕天衣无缝容光焕发。衣锦还乡的徽商，开始建祠造楼，但当时的政策规定：“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灵机一动的徽商，将功夫放到精雕细琢上，三雕应运而生。“三槐堂”精美绝伦的木雕，让我们怦然心动。

　　依旧是走在黄潭源的路上，我们的眼前闪过了清贫人家发愤苦读的少年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和马牛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黍稷下功夫，”“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样的情怀，这样的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焕发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陶行知的好友，也是他的同乡、同学的胡适，一样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风云人物。在胡适故居，我们想起了一个传统的小脚女人江冬秀。对于母亲给他安排的这桩婚事，胡适不是没有意见，但作为新安理学熏陶下的徽州人，他最终却无法决绝，更无法与他心仪已久的新派女子曹诚英结为秦晋之好。和鲁迅一样，胡适先生是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急先锋，但同时又是旧道德、旧文化的牺牲品。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九集：花雨弥天

　　在徽州，傩戏就是贴在春天里的对联。最初的时候，傩，是徽州乡村驱鬼逐疫的一种形式，后来，傩的表演中，有了人物和故事，傩也就成了一种特有的戏剧形式，徽州人说，这就是傩戏。

　　徽州的乡村，看戏的热情是高涨的，演戏的日子也肯定是不少的。目连戏是徽州古戏台上，演出最多的剧种。目连戏是一个剧种，又是一个剧目，说的是目连为救打入地狱的母亲历尽千难万险的故事。徽州人说，目连戏“出在环沙，编在清溪，打在栗木”，指的是这一个故事发生在环沙，而编写《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郑之珍是清溪人，“打”就是演出，要说目连戏的演出，栗木的戏班首屈一指。“一年目连三年熟”，说的是村子里邀请目连戏班前来演出的费用，还是比较昂贵的。

　　与目连戏一样，在徽州生长的，还有徽剧。和徽剧最有关的人物是曹文埴，回徽州之前，曹文埴去了一趟扬州招了一班童伶，他将他们带到徽州去，让自己在徽州说起曹文埴，更多的话题是“父子尚书”以及栽在竹山书院的桂花。户部尚书曹文埴在京城官场上呆了28年后打了离职报告，并得到了乾隆的批准。的老母亲在歌舞升平中颐享天年。为了取悦老母亲，用心良苦的曹文埴开始了扩大和改进戏班的努力，首先是从附近的戏班中请来老艺人做教师，对童伶们加以辅导，丰富和改进了原来的唱腔，当徽州腔和昆腔不再是楚河汉界的时候，传统的弋阳腔一变之下，成了二黄平板，这也是后来徽班进京所采用的主要唱腔。

　　1790年8月13日，是乾隆80岁寿辰，曹文埴把自己私家的“廉家班”更名为“庆升班”，赴京晋庆。曹文埴家班的这次演出，共演了《水淹七军》、《奇双会》等八出戏，皇亲国戚们于是称赞不已。“庆升班”沐浴龙恩，给当时在京城献演的“三庆”徽班也壮了声威，更为后来的春台、和春、四喜等徽班晋京开辟了道路。一时间，“徽戏”名声大噪，看“徽戏”成了京城一度流行的时尚。“四大徽班”进京后，经常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演出。在不断的同台演出中，逐步以徽调的“二簧”和汉调的“西皮”为基调，又吸收昆曲、秦腔以及梆子等戏曲的曲调、演技，揉和在一起，形成了日后成为国粹艺术的京剧。

　　就这样，徽剧从乡野走向了皇城，走向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最高殿堂。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十集：逝水流年

　　李白在洛阳游山玩水的时候，看到同华传舍的墙上题着一首诗。诗是徽州的一位名叫许宣平的隐士题的，李白记住了许宣平的名字，并且有了去徽州的念头。李白第一次泛舟新安时，与许宣平失之交臂，再一次来到新安江边，却是人去船空了。同样是与李白有关，还有太平桥、桥头的“太白楼”。

　　和李白一样，唐伯虎去徽州不单单是游山玩水，还是因为一个名叫程敏政的徽州文人。唐伯虎到南京参加乡试，名列榜首，成了名闻遐迩的“唐解元”，然后兴冲冲地往京城里赶，他是去一试身手的，也是想大展宏图的，不料却陷身科场舞弊案，以为要衣锦还乡的唐伯虎，锒铛入狱，甚至险一点丢了性命。唐伯虎涉嫌科场舞弊，这一年的主考官就是程敏政，程敏政为此蒙冤经历了牢狱之灾。程敏政去世后的第二年唐伯虎到了徽州，想起从前读过的程敏政的《游齐云山记》，唐伯虎就上了齐云山，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紫霄宫玄帝碑铭》。

　　被古老的徽州深深感动的，还有谢灵运、苏辙，还有范成大、汤显祖，还有郁达夫……

　　感受徽州，徽州，就是村口的那株古老的樟树，就是竹山书院清旷轩里的满园桂树，就是黄山悬崖绝壁上的一棵松树，就是泡在青瓷杯中的一杯黄山毛峰……

　　就这样，我们和徽州心心相印——永远的徽州。

一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体包括：

1、中国书法、篆刻印章、文房四宝（毛笔、墨、砚台、宣纸）、木版水印、甲骨文、钟鼎文、汉代竹简、竖排线装书；

2、国画、山水画、写意画；敦煌壁画；

3、八骏图、太极图（太极）。

4、传统文学：主要是指诗词曲赋，如《诗经》、《汉乐府》、《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先秦诗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 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

5、传统节日：春节、上元节（元宵节）、花朝节（花神节）、上巳节（女儿节）、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元节（鬼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腊八节、祭灶日（小年）、除夕。

6、中华诗词：古诗、律诗、绝句、近体诗、无题诗、自度曲（词）、传统诗词等。

7、中国戏剧：昆曲、湘剧、京剧、皮影戏、川剧、黄梅戏、粤剧、花鼓戏、巴陵戏、木偶戏京戏脸谱|中国传统文化之昆曲

8、中国建筑长城、牌坊、园林、寺院、钟、塔、庙宇、亭台楼阁、井、石狮、民宅、秦砖汉瓦、兵马俑 、故宫。

9、汉字汉语：汉字、汉语、对联、谜语（灯谜）、歇后语、熟语、成语、射覆、酒令等。

10、民间工艺：剪纸、风筝、中国织绣（刺绣等）、中国结、泥人面塑、龙凤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图案、凤眼、千层底、檐、鹫。

11、民风民俗：礼节、婚嫁（红娘、月老）、丧葬（孝服、纸钱）、祭祀（祖）；门神、年画、鞭炮、饺子。

12、四大雅戏：花鸟虫鱼、牡丹、梅花、桂花、莲花、鸟笼、盆景、鲤鱼。

13、传统音乐：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可见，传统音乐包括“国乐”但不包括“新音乐”，但它们都是“中国音乐”。

二、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

扩展资料：

1、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表示的各种民族文明，风俗，精神的总称。

2、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道教文化、禅宗文化、饮食文化、孝贤文化、慈善文化、中医文化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参考资料：

歙县地狭人稠，村落居住集中，又常常是聚族而居。古歙的民间婚丧喜庆、礼俗称谓、建房取名都与外地不尽相同。 徽州，自古为山越族居地，在迁入汉族之前，盛行“蛮民”习俗。只是在中原居民大量迁入皖南山区之后，才真正地改变了山越的风俗习气。古代，徽州人捍卫乡土的观念相当浓厚，这是因为古徽州山林中的土著越民向有"勇悍尚武"之风，加上外来居民入居徽州，他们都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所以，徽州形成了一种“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的特性，成为安全的避难场所。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见到徽州这块奇特的土地，虽垂涎三尺，但也不得不畏而却步。徽州人的勇敢、进取精神是人所熟知的。

徽州居民，自古以来都以族姓为单位，团聚在自己某一始祖或迁祖为中心的区域内，形成了严密的宗族观念。甚至于居住的村落，也以族姓为村名，如黄姓家族的黄村、汪姓家族的汪村、许姓家族的许村，洪姓家族的洪坑、至今仍保持着这种聚居格局。 在这种宗族观念的影响下，过去各家族撰修族谱、家谱，蔚然成风。祠堂、古民居、石牌坊是歙县的“古建三绝”。

由于浓厚的宗族观念支配，徽州境内建祠祭祖，树碑立传极为盛行，几乎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宗祠或分支祠堂，有乡人共建的祠堂、有同姓族人共建的祠堂，也有大族分派所建的支祠。《歙县志》卷一“风俗”中说：“邑俗旧重宗法，姓各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祠。” 古徽州，由于奉行朱熹的《家礼》，礼仪规范甚严，有着森严的尊长卑幼的等级观念，葬礼和祭礼十分隆重。过去对祖坟有一年三祭的习俗，后来经过革繁就简，保留了"清明"节扫祭。

徽州的孝悌习俗也相当浓厚，徽州各地耸立的祠堂、牌坊，有许多就是为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贞媛烈女而建的。 徽州浓厚的读书习文风气，风靡整个社会，大家均以读书、登科第为荣，“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在浓厚的读书习文之风影响下，大家都非常注重谈吐、风仪、礼节，因此徽州被誉为“东南邹鲁”。

宋代以后出现的宗族组织，实际上并非自然形成的血缘群体，而是一种“氏族化的家庭”或者“同姓的世系集团”，以理学为纽带，通过虚拟共同祖先而结合起来，目的在于守望互助，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和建构性。《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一书通过对方志、家谱、文集、契约、碑文等文献资料的梳理，发现主导日后宗族建设的徽州士绅群体在南宋时期早已伴随科举的普及而大量产生，但理学发生全面影响却是元代开始的，早期的宗族建设是在元末明初便开始启动了，在洪武年间被打断，到十五世纪商人与士绅的合作又重新开始。《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在论述这一过程时采用了一种线性叙事，将元末明初的宗族建设视为明中叶第二次建设的预备阶段，但正确的理解似乎应当是两者并没有继承关系，都是从无到有，虽然领导者都是士绅阶层，但却属于明显不同的类型。

章毅的《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是对理学家在徽州重建共同体这一努力的描述与研究，是“徽学”非常好的入门书，如果说存在这样一门学科的话。由于徽州保存的地方文字资料在东亚大陆最为可观，而徽州的宗族化也非常显著，因此对徽州的研究不仅是古代史的热门，也有助于我们一窥理学是如何建立它的话语霸权并在地方上建立它的社会结构。

徽州古称歙州或黟歙，虽然在汉代便被丹阳郡管辖，但是到孙吴时期才被官府大规模的拓殖开发，在吴语各州中出现较晚。由于地处偏僻边缘，土著势力强大，因此长期不服王化，或者说不愿被专制帝国剥削控制，叛乱不定，直到南宋因为接近帝国权力中心才被彻底降服，也正因为自组织资源丰富，所以一旦文明开化便迅速富裕，在唐代便成为重要产茶区与贸易中心，晚唐起税赋不逊于江南、两淮。一个可能绝非巧合的现象是，就像秦晖先生在《传统十论》里所指出的，东亚大陆宗族发展最完备，保存最久的地区往往也是离军事与权力中心最遥远，历史上土著蛮族势力极强，没被消灭干净的地区，而它们也往往是自宋代以来到如今东亚大陆最富裕的地区。

其实如果从社会主导信仰出发，将自西晋到中唐这一阶段的东亚大陆称为佛教国家集群并不为过，在这个东亚大陆印度化或者说中亚化色彩最浓重的年代，由于汉魏帝国的崩溃与帝制时代早期儒家学说瓦解后而导致的战乱里，原本孱弱无名的佛教势力趁虚而入，不仅抢占了儒学衰退（以玄学与清谈的盛行为标志）带来的意识形态真空，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组织这一层次佛

1、伊洛地区程氏字辈：“子彦思克、继世心宗、佳接起延、倓洛璋铭、毓秀广远、相传大千、源推其业、长流万年”以及新续辈字“恪守秉正、修齐治平、道珩仲兴、志笃永恒”。

2、广东梅州五华、河源程氏字辈：“国家传世德，理学必宗先，孝支宜为则，崇文作善元。”后来又往下续了二十个辈—字：“燕翼富强本，知书万道全。品行铭高洁，昌兴起俊贤。”

3、湖北仙桃、天门、洪湖一带程氏字辈：“忠厚传家远，诗书衍庆长。果克从斯语，定贤德荣昌”。

4、四川广安区程氏字辈：文武朝天子，世代祝明君；儒学崇兴正，才德有光荣；尚纪先泽远，家国道长清。（共三十字）

5、河南信阳程氏字辈：建德修道，敬守先则。薪茹培学，永振家声。

程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三十一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九。 寻根溯源 程姓起源有四：1、源于风姓，以国为氏，为重黎之后。据《通志·氏族略》、《广韵》所载 ，商时，封重黎之裔于程国(今河南洛阳)，至周，周武王复封伯符于广平，子孙遂以国为氏。2、伯休父 被周宣王封于咸阳程邑说。据《万姓统谱》、《元和姓纂》记载，即以地为氏说，周宣王时，司马程伯 休父在与淮夷之战中建立显著的功勋，他的封地在程，所以其子孙以地为氏。3、春秋时期晋国卿族荀氏 之子封在程邑（今山西新绛），子孙遂改为程姓。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记载，当然他不 是程姓得姓的源头，而是程姓出现的一个新支派。4、别的民族和姓氏改为程姓。 得姓始祖 程伯符。重黎之后，商朝时任大夫。由于商纣王无道，伯符遂离开商而投奔了周朝，并向周武 王进献了“三异之瑞”，即“泰山之车、井中之玉和双穗之禾”。周武王因他进宝有功，就把广平（今 河北省鸡泽）封给他作为奖赏。重建程国。伯符子孙遂以国为氏，称程姓，并尊程伯符为程姓的得姓始 祖。 繁衍播迁 程姓在春秋时代已经分布于河北鸡泽、河南洛阳、陕西咸阳一带，春秋末，有晋国名士程本 迁居齐鲁大地。三家分晋，程婴的后裔迁往赵国首都邯郸。秦汉时期 ，鲁国人程郑举家迁往蜀郡邛崃（ 今属四川），且有其他程姓迁往浙江乌程和江西南昌，总之，秦汉时期 ，程姓已在华北长城以南地区繁 衍。三国时程普（河北丰润）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安家，东晋程元璋（洛阳上程聚）的子孙定居安徽 歙县篁墩，东汉末年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程秉南迁交州（今广州）为长史，其分支有的在程乡（ 今广东梅州）定居。西晋时，程姓有人做官到今甘肃武威、张掖，程姓族人开始在祖国大西北扎根落户 。北魏时，洛阳程氏二千多户被迁到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安家。五代时，江南的新安程氏从安徽 回迁到中山博野（今河北蠡县），其子孙有迁陕西礼泉者。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今安徽、浙江两 省交界处，程姓族人的分布日益稠密，逐渐扩散到江苏、江西、福建地区。与此同时，南达岭南的珠江 流域，北到长城外的蒙古草原，西到河西走廊，东达东部沿海，在这一广大地区，都已有程姓族人居住 。北宋建都开封，洛阳为西京，使河南地区程姓复兴，金兵南下时，伊洛二程的子孙也随宋室南迁，程 颢的长子迁江苏吴县，程颐的长子迁安徽六安，次子迁金城（今江苏句容），三子迁池州（今安徽贵池 ），河南程姓自南宋开始，成为了我国江南程姓繁衍的主要来源之一。南宋绍兴年间，洛阳程姓有些迁 居桂林、贵州。元时，程颐的九世孙程德用又从池州复归业洛阳，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已有程姓。明 清时期，程姓便已分布于我国广大地区。历史上，程姓的分布是北方以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省为 主；南方是以安徽、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为主。如今分布在河南、安徽、四川和山东等省的程姓要占 到全国程姓的百分之六十。其中河南最多，据说程姓在全国形成九十八派，其中河南有十八派，派系最 多。 郡望堂号 程姓在漫长的繁衍过程中形成许多郡望，主要有以下几个：1、广平郡，治所在广平（今河北 鸡泽）；2、河南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3、安定郡，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固原）。 堂号:“明道”、“伊川”、“立雪”、“安定”、“广平”等。 宗族特征 1、程姓人多忠义之士。古往今来，有多少程姓志士仁人，舍小利、取大义、舍小家，为大家 ，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名垂千古。2、字行辈份严谨有序。如湖北江夏程姓一支字行为：“敦仁广义， 远绍显谟，培基振绪，愈奋伟烈，德泽绵延，时久弥芳，和蔼充盈，毓秀钟炎。”安徽绩溪程姓一支字 行为：“有明之士，定昭宗礼，必叙伦常，名正方顺，敦本发祥。” 名人精粹 程婴：春秋时晋国人，著名的忠义之士，与公孙杵臼设计营救赵氏孤儿，报仇雪恨后自杀殉 友。程不识：西汉前期著名将领，与“飞将军”李广齐名，他治军严格，为人廉洁，敢于直谏。程昱： 三国时期东郡东阿（今属山东）人，曹操的主要谋士，智勇兼备，有胆有识，曹操称其：“程昱之胆， 过于贲、育。”程普：右北平土垠（今河北丰润）人，三国时东吴名将，先辅孙坚，再辅孙策、孙权， 赤壁鏖战时，他任左都督，周瑜为右都督，大败曹军于乌林。程邈：秦朝下社（今陕西西安）人，变大 小篆为隶书，对中国文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程咬金（又名知节）：唐初济州东阿(今属山东)人， 隋末起义军将领，帮助李世民开创太平盛世。程异：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宪宗时任宰相，理财 家，“安史之乱”后助唐王朝筹措大量资金，用以平淮西军阀吴元济之乱。程琳：博野（今河北蠡县） 人，北宋宰相，在与各民族交往中举措得当，为民族矛盾的缓和和边疆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程颢、程 颐：伊洛（今河南嵩县）人，北宋时期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其学说后为大理学家朱熹所 继承和发展，称“程朱理学”。程敏政：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明代直臣，忠义之士，直言敢谏， 入狱也不改忠贞。程长庚：安徽潜山人，清代戏剧家，擅演老生，功融徽调、汉调、昆曲三家，时同余 三胜、张二奎并称“老生三杰”。程伟元：江苏苏州人，清代文学家，书画家，曾与高鹗共同修改增补 《红楼梦》。程砚秋：北京人，满族。四大名旦之一，并逐渐创立程派艺术，日本侵华时罢演。程潜： 湖南人，国民党元老，解放前夕，与陈明仁在长沙起义。

一、宗庙、祠堂概说(1)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上下翻页 全屏阅读

宗庙的起源甚早。商代甲骨卜辞中大量的祭祀祷文，就是占卜之后由主持者在当时国王的宗庙中举行的仪式上宣读的。据《诗经·大雅·緜》所咏唱诗句为：乃召司

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周人的祖先太王一到周原，立刻就命令官民，建立宫室、宗庙、大社；周原出土的先周甲骨刻辞中也

有

祠，自蒿于周周原甲骨刻辞编号为H11：117。考释见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十，《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的记载，这

是对周王从镐京往岐山周原的先王宗庙进行春祭活动的一条记录。这说明宗庙的历史与汉人宗族的历史一样悠久。祖先祭祀活动是宗族存在的基本方式和重要标志，

也是它的人文价值所在。因此，古人把宗庙看得非常神圣，所谓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

《诗经·大雅·緜》

作庙翼翼郑笺。《十三经注疏》上册，第510页。的说法，不仅象征着迁居、立朝的合法性，甚至还带有生存合法性证明的意义。

由于周代实行的是贵族政治，社会上各个等级拥有的宗庙数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等级规定。如在《礼记·祭法》中有以下一套复杂的制度：

(1)天子七庙：考庙（父）、王考庙（祖父）、皇考庙（曾祖）、显考庙（高祖）、祖考庙（始祖），此五庙一月一祭；另有二祧庙（一昭一穆），高祖以上远祖入祧庙。祧庙不受月祭，只在冬至时接受一次祭祀，称为尝

。

(2)诸侯五庙：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此三庙受月祭；另有显考庙、祖考庙，受

尝祭。

(3)大夫三庙：考庙、王考庙、皇考庙，都只受

尝祭。显考和祖考不另设庙。

(4)上士二庙：考庙、王考庙，只受 尝 祭。皇考以上都不另设庙。

(5)中士一庙：考庙，王考无庙。

(6)庶人无庙。

如此等级分明的规定，一方面是为了适应贵族政治的身份要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除了贵族以外，当时其他阶层中的宗族组织还没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对祖先的追

溯，也远未达到王族、贵族的水准，因此，在先秦文献中，完善和典型的宗庙系统只与天子宗族，即所谓的王族相连。而在其他阶层中，由于宗庙数受到非常严格的

限制，宗庙的意义显然不够完备。但在文献中，无论存在多少等级差别，凡是为祭祀祖先而建造的建筑物，宗庙仍是最基本的通称。在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

一《宗庙考》中，所谓的宗庙就涵盖了全部，其中包括天子宗庙、后妃庙、私亲庙、功臣配享庙、诸侯宗庙、大夫士庶宗庙等等。

战国以后，随着政治等级制度的进一步深化，人们开始将

宗庙专归于祭祀历代帝王，相当于国庙系统，而对帝王以下各阶层宗族祭祀本族祖先的场所，则出现了 祠堂

的称呼。如楚国屈原流放到汉北，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

《楚辞集注》卷三《天问》王逸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9页。。

祠 ，或特指春祭。《说文》：

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其时青黄不接，可祭物品缺乏，故以宣读文辞为主。或泛指祭祀。《公羊传·桓公八年》： 春曰祠

，东汉何休注：祠犹食也，犹继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亲，继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别死生。 祠堂

之意主要指后者。由于秦代非笑圣人，荡灭典礼，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七六，文渊阁《四库

全书》集部总集类二。，祠堂这一名称就进一步从帝王宗庙系统中分离出来（例如在著名的西汉宫廷庙议

中，就没有 祠堂 的地位参见拙著《西汉礼制建设之一

庙议》，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不过，那时的祠堂与后世不同。首先，它大多建立在墓地

边上，而不是像后世那样，总把祠堂建于宗族居住地的中心。《汉书·霍光传》：复土起冢为祠堂

；司马光也说：

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同上引司马光文。其次，它也不一定都属宗族所有。许多官吏在职期间颇有政绩，当其调转升迁，当地人民为抒感怀

纪念之意，集资为其建造

生祠，此风兴起于汉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生祠》： （《汉书》）《于定国传》： 父于公为县狱吏，郡中为之立生祠，号曰于公祠。

《汉纪》：栾布为燕相，有治迹，民为之立生祠。

此后世生祠之始。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册，第1268页。，对后代的影响也很大，为保佑一方平安的

地方神祠堂（名目甚多），亦来源于此。如香港新界石湖墟的 周王二公书院 为纪念将当地居民从清初

迁海令的浩劫中拯救出来的广东巡抚王来任、两广总督周有德二人，由当地各界人士集资，于康熙中期建立 报德祠 一座，后来改称

书院，并成立了相应的神诞祭祀组织。参见田仲一成著、钱杭等译《中国的宗族与戏剧》第一篇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另可参见拙文《祭祀圈与民

间社会以平阳县腾蛟镇薛氏忠训庙（大夫殿）为例》，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9

414页。韩国学者朴元镐《方仙翁庙考 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

家庭·社会·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第459 462页。，就属于这一性质。

唐、宋年间，上层官僚、士大夫宗族所立 祠堂 大多改名为

家庙。比如，唐代流传下来许多 家庙碑 、 先庙碑 之类，而很少见有称

祠堂碑的。唐末社会大乱，各级家庙大多毁于战火。宋朝建立以后，为防止重新出现豪强割据，朝廷曾严令禁止各类宗族设置家庙。庆历元年（1041），仁宗颁布赦书，许文武官立家庙

《宋史·宋庠传》。王曙也奏请三品以上立家庙，复唐旧制；文彦博请定群臣家庙之制。，但人们仍心有余悸，

因循顾望，不敢奉行。一直到十几年以后的仁宗皇祐年间，由朝廷正式下令，允许大臣建立家庙，才逐渐 复唐旧制

。从此，官宦之家可设家庙，祭高祖以下五代 ，就成为定制了。详情可参阅《宋史》卷一九《礼志·吉礼·群臣家庙》的记载。

如果要指出宗庙与祠堂的区别，那显然是因为前者有

百世不迁之宗，而后者由于宗法制度的演变，已不再有条件维持这种严格的系统与级别。明末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说：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复，大率有族而无宗。宗

废故宜重族，族乱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姓以为归，一家以为根本，仁孝之道，由之而生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七《宫语·祖祠》，《续修四库全书》史部734

册，第695页。，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我们不能将宗庙和祠堂这两个本质上基本一致的概念绝然对立起来，虽然它们确实有过不同的发展历史和适用

范围。

一套堪称完善的汉人宗族祠堂系统，是明中期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到清初得以固定下来。除了帝王仍袭用宗庙之称外，其他各阶层宗族的祭祖场所都称为祠堂，如赵翼所说：今世士大夫家庙皆曰祠堂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祠堂》，中华书局，1963年，下册，第691页。；科大卫则称之为

家庙式的祠堂科大卫《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2期，2003年。。由于贵族特权的衰落，一般地主和庶民势力的增长，普通民众也逐渐获得了自建祠堂的权利，因而其分布面就非常广泛。

清代祠堂广泛兴建， 居家变祖祠

得到普遍的提倡，常常是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程庭《若菴集》卷五《春帆纪程·入新安界》，《四库存目丛书》子部补编第8

册，第114页。。这是徽州一些单姓宗族聚居村内的情况。诸姓杂居村内亦复如此，除非某姓尚未成族，否则没有例外。就连位于川渝山区的江津县，也是族必有

祠，族必有长，以祠统家

聂述文等修、刘泽嘉等纂《江津县志》卷一一之一《风俗一》，民国十三年(1924)。。

在宗族的总祠之下，各房支都建有分祠、支祠，如曾国藩所说：分建支祠，亦犹古小宗亲庙之遗意。曾国藩《先大夫置祭费记》，《曾国藩全集》第五册《诗文·杂

著》，岳麓书社，1986年，第353页。在世系的归属上，分祠很明显地要受控于总祠，但在实际功能上，除了举行全族性活动（修谱、散谱、修祠、宗族庆典

等），分祠有义务作为宗族的一个部分参与其中外，分祠日常活动的组织，财产的筹集、使用、分配，对本房族人、族务的管理等等，都是独立进行。

与祠堂性质相同、但规模有异的祭祖场所，还有上面已经提到的 家庙 。

家庙的形成可远溯至先秦，惹得孔子大怒，宣布 是不忍孰不可忍 的 八佾舞于庭

，据说就发生在季氏的家庙之中《论语·八佾》郑玄注：鲁以周公故受王者礼乐，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庙舞之，故孔子讥之。

刘宝楠《正义》：此注所云家庙，当即指桓庙，以公庙设于私家，故亦称家庙也。《清经解续编》卷一五三，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四册，第787

页。。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九《吉礼·祭始祖先祖》：或建为宗祠，或合为家庙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四。，宗祠对外，所祭祖先的规则很严，规定了继高祖以下的小宗如何在龛中祭奠他们各自的祖先，并借此更加明确各小宗通过祖先祭祀实

现亲族统合的宗法理念井上彻《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96页。。家庙不对外开放，可根据建庙者愿望，突出一个

合字，所祭对象上至始祖，下至祖考，组合比较随意。比如，在明朝夏言关于家庙的著名建议中，就提出允许三品以上高级官僚的家系中存在大宗集团，允许四品以

下官僚的家系中存在小宗集团同井上彻上引书，第122页。。常建华的分析应该可以成立：虽然家庙与祠堂、宗祠同是祭祖所在，均与《家礼》有直接关系，但是

二者仍有一些重要差别。建立家庙者多为高级官僚，等级观念严重，家庙名称背后蕴含着特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常建华《明代家庙述论》，《明代宗族研究》附录

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27页。

宗族宗庙、祠堂系统的主体已如上述。除此之外，有一种性质特殊且规模甚大的

合族祠也值得一提。合族祠，也就是联宗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联宗的产物。笔者曾在《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1年。一书中详细研究过广州的

苏氏武功书院 、广东的 庐江何氏书院、东莞等地的 陈氏试馆 、东莞的 都庆堂邓氏大宗祠 、 广州大宗祠 、广州 吉山书院 、温州平阳的

陈氏纪念堂等著名合族祠，指出了它们的基本性质，其实已不是宗族组织，而是宗族间的一种同姓地域组织。关于这一问题，读者可阅读日本学者牧野巽的《广东的

合族祠与合族谱》之一、之二后收入东京御茶水书房1985年《牧野巽著作集》第六卷《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以及笔者对此所作的详细评论拙著《血缘与地缘

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2001年，第46

47页。。最近黄海妍著《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清代以来广州合族祠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极具参考价值。

祠堂的经济基础是祠田、祭田，有关研究成果很多，此不赘言。读者可集中阅读前引常建华《宗族志》第五章《族产》，前引井上彻《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第七章《清代的苏州社会与宗族》。

二、宗庙、祠堂的象征意义(1)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上下翻页 全屏阅读

大凡研究汉人宗族宗庙、祠堂（以下简称祠堂）问题的著作，都要肯定祠堂作为宗族象征物 这一深层次意义，甚至还不无夸张地称之为 血脉的圣殿

刘黎明《祠堂·灵牌·家谱中国传统血缘亲族习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页。。所谓 象征 ，是 反映 、 影像 出 本质 、

底蕴的意思，但宗族的本质和底蕴并非 血脉 所能准确概括，无血缘或血缘不明的

拟制关系大量存在于祠堂之中。那么，祠堂究竟象征了什么？怎么象征？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宗族祠堂史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惜研究者大多语焉不详。

祠堂的功能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按一定规则供设祖先神主（牌位）的场所；

(2)举行各类祖先祭祀活动的场所；

(3)宗族尊长向族众宣讲礼法戒律和道德规范的场所；

(4)宗族成员讨论族中事务的场所；

(5)处理宗族内部纠纷的场所。

这五个方面中的每一个，都是在说

祠堂是一个什么场所，或者宗族成员在祠堂里干什么，并没有涉及祠堂的象征问题。

林耀华对义序宗族祠堂的学术思考出自于他的亲身体验，所以读来非常亲切：

宗族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全族人所供奉的祠堂。祠堂的建立，原是为祭祀，崇拜宗祖，感恩报本，然时过境迁，祠堂的功能，不复仅限于宗教方面，其他功能也渐

渐附着产生。祠堂化作族人交际的场合，变为族老政治的舞台；公众意见由此产生，乡规族训由此养成，族人无不以祠内的教义信条奉为圭臬。简言之，祠堂是宗族

中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中心，也就是整族整乡的集合表象（collectiverepresentation）。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8页。

祠堂本身只是一个建筑物，祠堂内可以进行各种性质不同的活动，可以发挥各种不同的功能（这些活动和功能当然必须与宗族有关）。但是无论何种活动和功能，对

于宗族设立祠堂的初衷或目的来说，都只是外在的和派生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直接反映宗庙祠堂的本体意义。祠堂在宗族成员心目中的地位，实际上远远高于在

祠堂中完成的各种纷繁的具体功能。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祠堂所具有的特殊的象征意义，完全可以脱离那些具体功能而存在。而若无那些特殊的象征意义，祠

堂中也许就不会再举行任何活动了。象征意义是所有功能表现的真正基础。

建立祠堂，供奉祖先牌位，举行祖先祭祀，对于宗族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清人说：祠堂之设，所以尽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开业传

世之本也。康熙四十四年(1705)浙江会稽《顾氏族谱》卷二《祠堂例禁》。这里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设立祠堂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宗族成员的报本反始

之心

和 尊祖敬宗之意 ，换言之，祠堂所象征的，就是这一个 心 和这一个 意，两者是相通的。通过对祖先世系的追溯来探求自身肉体、精神和文化的

根 ，这是 报本反始 ；不仅在肃穆的仪式中

祭神如神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将祖先的遗训和祖先的恩德当作无声的至高命令，时刻感觉到祖先神灵的呼唤，诚心诚意地尊崇着祖先正体的延续者（宗子），这

是尊祖敬宗。前者体现的是宗族的历史感和归属感；后者体现的是宗族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这四种心理追求构成了宗族整个意识形态的支柱。祠堂的建成，之所以能

够成为宗族实现整合的标志，就是因为它以浓缩的、象征的形式，把原先不无虚幻的心理感受显现了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对于研究者来说，宗族的祠堂

不是一个物质性的空壳，不是一种建筑的模式，也不是仅仅表现具体功能的场所。透过宗族祠堂的外墙，我们应感受到这一建筑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它培养了宗族成

员的荣誉感和认同感，显示了宗族的价值源泉。

祠堂通过两类形式不同的 符号 来体现其特殊的象征意义。

一类是正面表达上述四种心理感受的符号，如见于各类祠堂中的楹联、匾额。由于这是在祠堂中进行的一种典型的正面宣传，因而就充分象征了宗族报本反始之心

和

尊祖敬宗之意。当然，这些楹联具有显而易见的理想性夸张成分，即便如此，仍应对之高度重视。因为这是汉人宗族成员关于祠堂象征意义的最直接的自我评价。这些评价基本上是脱离具体的功能表现的。

另一类则是反面体现祠堂象征意义的符号，就是把违反宗族规范的族人赶出祠堂，让不守规则者 出局 的

禁令。剥夺某一族人的宗族成员资格，是宗族在国法所允许的

自治范围内，对一个违反本族规则者所能进行的最不动声色、但又是最严厉的惩罚。如道光五年(1825)江苏润城《全城章氏宗谱》，对犯有下列过错而不思悔改的族人，不但当时就要革出祠门，以示惩训

，而且还要在家谱上 书大恶某人，使之遗臭万年 。这些过错共十四条：

(1)倚仗护符而出入衙门；

(2)不尊卧碑而兴灭词讼；

(3)逞酗酒而凌辱父母；

(4)倚强力而殴辱弟兄；

(5)不务正业酷好赌博，先破家而复诱同宗子弟；

(6)游手好闲专事挑唆，图口腹而致一脉参商；

(7)纸上栽赃设阱而贻害同族；

(8)平地生波下火而暗伤宗人；

(9)不分尊卑而戏谑无度；

(10)不论叔伯而殴詈交加；

(11)娱情嬉游而使营生之失业；

(12)溺爱婢妾而致阃范之不清；

(13)捕风捉影借端而戕贼宗支；

(14)拨草寻蛇无故而诈害子侄。

不许违反规约者入祠的警告具有非常强烈的威慑作用。它不像一般的体罚只触及皮肉，也不像一般的罚款只涉及身外之物，打了、罚了之后，人还是自己人

。 不许入祠 这一震撼人心的

符号的特殊功能，是触动了族人最敏感的神经，并且将宗族价值规范的源泉和基础，提到了生死攸关的高度：如果不被允许进入祠堂，一个人与宗族祖先之间的联系

纽带就将断绝，从此也就会失去了族人之所以为族人的全部理由。其后果的严重性，甚至还会导致那些失去入祠资格的族人死后成为无所依归的孤魂野鬼

。对于习惯将个体价值融入群体价值的中国汉人来说，被自己仍深刻认同、只不过因忘乎所以而一时有所悖逆的群体抛弃、勒令

出局，无疑是不堪设想的最悲惨的结局。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在研究了中国南方农村盛行的

孤魂祭祀（比如农历七月中旬的盂兰盆会）后，指出了这类仪式的象征性含义：

孤魂者，或多或少是被宗族抛弃的，宗族对这些孤魂，或是恐惧，或是负疚。罪犯和浪荡子之所以在孤魂之列，也是因为他们作为脱离了宗族秩序束缚的人，引起了族人的恐慌。

由于宗族是一个单靠相同血缘的人们联结起来的封闭社会，因此不属于该血缘集团的人，就被作为

外人排除出去。虽然有可能象同族合并和宗亲会那样扩大成拟制性血缘关系，但即使这样， 血缘范围之内 与

血缘范围之外的区别仍然非常严格，宗族作为封闭社会这一点并未改变。如果一个人越出宗族范围，得不到宗族的保护，其命运必定是悲惨的，他们大多要被死亡吞

噬。如果这些族外者增多，就会导致封闭社会的不安定，族外者的敌意也很可能导致宗族的动荡。因此，宗族社会有理由对这些在外无祀的孤魂、幽鬼表现出异乎寻

常的关注。孤魂祭祀对于维持宗族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安全措施。安居在宗族内的人们，害怕流落于野外的孤魂野鬼他们感到孤魂的怨声是最可怕的。田仲一成

《中国的宗族与戏剧》，钱杭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35

436页。

反面的威胁，尤其是对一旦不能入祠而沦落为

孤魂野鬼的恐惧，显然比正面的评价更深刻地揭示了祠堂的象征意义。同时它也说明，宗族成员对祠堂意义的反复强调，并不是出于某种功能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需

要，更不是欺骗。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关系到宗族存在的根本理由，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汉人与宗族之间那不解之缘的真正纽带。族谱当然也具

有这种象征性，尤其是在修谱、散谱的过程中尤为突出地表现出来；但族谱毕竟不能像祠堂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