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

　　特别喜欢《长恨歌》，三恋也不错，源于母爱的更加深刻吧！你有什么想法？这些文章我认为分析的很好，也用来共同欣赏吧：

　　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长恨歌"前几十页我不喜欢。感觉中，王安忆是在和张爱玲较劲。她的写作独白是：你张爱玲能写，我也能写；你写得好，我写得绝不比你差。然而，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上海人，是活的，传神的，是她用敏锐的五官切实感觉来而后轻松挥洒出的，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上海人，是她坐在黑漆漆的斗室中，凭借**、、听来的故事和一些文字记载开展想象，然后将想象蘸上干乎乎的墨水，使劲挤呀挤地"挤"出来的。她依赖的是她的勤奋、毅力和刻苦，依赖的是她丰富的想象力和感觉。她是在用想象与感觉堆砌，靠堆砌来"硬写"、"死写"、"愣头愣脑"地写她写"弄堂"，写"流言"，写"鸽子"，一写就是好几页，"咬 住"不放，写得实在很笨。

　　要不是"长恨歌"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想我是不会继续看下去的。

　　然而，幸亏我继续看下去了。继续看下去后，我的看法完全变了。

　　"长恨歌"是写前国民党要员的情妇王琦瑶几十年来的生活。通过王琦瑶写了几十年历史，或说通过几十年历史写了王琦瑶的命运。王安忆笔下的历史不是我们通常习惯于关注的与重大政治事件紧密联系的历史，而是作为时间的历史。她极力渲染的是各历史时期迷漫于空气中的不同气味、不同氛围、不同的来自感官的特征，她努力准确捕捉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特定个人的生存面目、精神依赖、趣味取向。由于投向历史的视点不是政治，不是历史变迁中存有的政治成份，而是作为时间、年代的历史，历史中的个人，故而，她笔下的历史与个人显得特别平实，真切，贴近，两者的交融也因之更和谐，从而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饱满、浑厚感。"长恨歌" 确实写出了作为年代的历史，写出了存在于历史中的个人。

　　我觉得，王琦瑶这个人我认识，严家师母、毛毛娘舅我也认识，他们似乎就住在我童年、少年、青年时上海住的那条弄堂隔壁。这些遗老遗少身上散发出一股樟脑丸气味。他们是躺在旧时的记忆上活过来的。"旧时"，是他们家中不太打开的箱底压着的几件曾经漂亮过的西装与旗袍。他们彼此靠着对这种樟脑丸气味、"西装、旗袍"气味的记忆、嗅觉、感情走到一起的

　　王安忆之所以看中王琦瑶这个人物，写她，是因在她身上看见了一份怆凉。一份逼人的、摆脱不了的怆凉。这份怆凉与其说来自命运来自历史变迁，不如说来自生命本身；与其说来自王琦瑶，不如说来自王安忆自己。这份怆凉是王安忆人到中年对生命的感悟，是对美好生命流水般逝去的一首挽歌、一声叹息。"长恨歌"最大的成功正在于以冷静的旁观角度叙述了这份实在的、透自骨髓、挥之不去的怆凉。

　　王安忆的感觉很好，想象力很好。而且，她的感觉和想象很特别。她的感觉、想象常常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不是感性的抒发与接收，而是理性的断语。理性归纳过的感觉与想象所能拥有的空间应该很有限，但在王安忆那则泉涌不息，无穷无尽，被用得层层叠叠。在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觉她的刻意、堆砌、笨拙感觉得不耐烦，感觉得有点累时，又不得不叹口长气，无可奈何、心服口服地承认她的感觉、想象独特且准确，承认她的感觉、想象是她脑中流出的，信手拈来的，承认这是她的风格，至少是"长恨歌"这部小说的风格－－就像"长恨歌"的一个"记号"。

　　补充一句，"长恨歌"那些堆砌而成的"硬写"、"死写" 看惯了倒也看出了味道，看出了合理性，尤其结合故事、人物一起看(故事叙说，人物心理捕捉，向来是王安忆的强项) ，甚至觉得它们必不可少，觉得正是它们使这本书厚重起来的。

　　还得略谈"长恨歌"的不足。比如说，关于王琦瑶的女儿薇薇；比如说，王琦瑶被长脚杀死 薇薇这个人物可有可无，没有也许更好。作者想通过青少年薇薇写出那个年代，可薇薇没写好那年代也没写好。明确让人感到的，只剩作者写微微的用心(又一个刻意)。王琦瑶为什么会死？作者想以她的死来加强悲剧效果，加强她身上存有的那种怆凉感。然而，王琦瑶身上的怆凉感不是靠死来突出的，而是靠活，靠她怎么活下去怎样活出怆凉来。长脚杀王琦瑶杀得莫名其妙，杀得太戏剧化，这一杀，将一本沉甸甸的书、将一个严肃的作家，"杀"出了一些轻浮、杀出了一些稚嫩。

　　然而，"长恨歌"纵有再多的不足，一切不足在她获得的巨大成功面前都显得不重要。

　　"长恨歌"不可取代，王安忆不可取代。

　　作家简介：

　　中国当代著名中年女作家，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其母茹志娟亦是作家，可谓家学渊源，但我更喜欢后者的作品。王安忆的许多作品以上海为背景，如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她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一段旧事娓娓道来，很有女性的细致感。但也嫌有些絮叨。对细节很执着，总是不厌其烦地从头讲起。她的作品中，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个较短的长篇，叫《米尼》，大概是写一个有偷窃癖的女孩子，很有意思。（宇慧 2000，1，21）

　　自然资料：当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茹志鹃迁居上海。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1975年冬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发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尾声》、《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长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集），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以及《乘火车去旅行》、《王安忆自选集》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和《小鲍庄》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安忆便以《雨，沙沙沙》、《阿跷传略》等系列作品，取得公众的注意。这些作品主要是以平实细腻和充满伤感的文笔，描写大陆自文革后生活的转变。然而，当时的王安忆，与大陆许多已而或正要走红的作家，如阿城、韩少功、莫言、苏童等相较，总好像缺了点甚麽。

　　举例来说，《小鲍庄》那样的道德寓言，感人有馀，却不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来得令人惊心动魄；写情欲荒原里男女间挣扎的「三恋」故事，则又缺少了苏童《妻妾成群》、〈**之家》一类作品旖旎多姿的魅力。而她的其他长篇，如《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千言万语，却被批评为「流水账」。及至九十年代，王安忆终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异彩，随后的《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等，亦证明她驾驭长篇说部、想像家国历史的能力。

　　既是文学评论家，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的王德威曾经描述王安忆创作的三个特徵，分别是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而《纪实与虚构》可说是集三者的大成。

　　在小说中，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余华、叶兆言、李锐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脉於不顾，反之转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谱；至於其创作和探源的据点则在上海，一个由外来者汇聚而成的都会，一个不断迁徒、变易和遗忘历史的城市。

　　书中内容共分十章。单数章讲述作者，即叙述者在上海成长的经过，从幼年迁入、求学、文革、流放、归来到成婚；至於双数章节，则追溯其母家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来龙去脉。最后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国家史中的历史记录，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历程的反思。

　　事实上，小说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双数章节的母系历史，且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的「考证」显示母亲的血源乃来自北魏时的蠕蠕族，并由此开始，王安忆刻划出一篇家族兴衰史。

　　到此，《纪实与虚构》已是一部能令人注目的「总结、概括、反省与检讨」家史小说。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提到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有时难免令读者以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小说版。其实两者并没有一点儿关系的！

　　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是主角王琦瑶的出场。作者花费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目的只有一个：衬托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窗边的后门，是供大**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细致和属於女性的笔触，具体描写弄堂的一切。

　　事实上，在王安忆发表了《长恨歌》后，便有学者或文学评论将之归类为张爱玲的「延续」，试想像着如葛薇龙、白流苏、赛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华民国的上海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一群曾经过着声色的男女，如何在夸张禁欲的政权里，度过馀生。

　　当然，王安忆的《长恨歌》并非全没有缺点，其缺点亦正如其优点，就是《长恨歌》只是将张爱玲没有全面写出的上海风情给予全面集中的描写，意即是成功地借鉴了别人的创意，非常流畅的将别人零碎描写的东西集中起来全面描写；可是，这些描写却非作者的原创，换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当然，客观来说，王安忆的描写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显出其驾驭长篇巨著的能耐！

　　浅谈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写作

　　不像小说的小说

　　一九九六年，王安忆发表了头年完成的《姊妹们》，接下来，一九九七年发表《蚌埠》、《文工团》，一九九八年发表《隐居的时代》，到一九九九年，在与《喜宴》、《开会》两个短篇一块儿发表的短文里，她明确地说：“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这期间王安忆还在写着另外不同类型的作品，像短篇《天仙配》、中篇《忧伤的年代》和断断续续进行着的长篇《屋顶上的童话》，等等。这些作品不仅与上述一组作品不大一样，而且各自之间也差异明显。这里我们暂不讨论。且让我们只看看那一组不少人觉得不像小说的小说。

　　为什么会觉得不像小说呢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忆就清楚地表达了她小说写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这“四不要”其实是有点惊世骇俗的，因为她不要的东西正是许多作家竭力追求的东西，是文学持续发展、花样翻新的趋动力。我们设想着却设想不出抱着这一理想的王安忆会走多远。现在读王安忆这些年的作品，发觉我们这一设想的方向错了。小说这一形式，在漫长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本身已经走得够远了，甚至远得过度了，它脚下的路恐怕不单单是小路、奇径，而且说不定已经是迷途和险境。所以王安忆不是要在已经走得够远的路上再走多远，而是从狭窄的独特性和个人化的、创新强迫症(“创新这条狗”在多少创作者心中吠叫)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后退，返回小说艺术的大道。

　　于是在王安忆的这一系列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内在的舒缓和从容。叙述者不是强迫叙述行为去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或者硬要叙述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某种新的可能性。不，不是这样，叙述回归到平常的状态，它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当“写什么”和“怎么写”孰轻孰重成为问题的时候，“偏至”就难免要发生了。而在王安忆这里，叙述与叙述对象是合一的，因为在根本上，王安忆秉承一种朴素的小说观念：“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生活的形式》)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从“我们的村庄”，还有“我们团”、“我们”暂时安顿身心的城市、“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找到了什么

　　理性化的“乡土文明志”

　　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新文学，从它初生之时起就表明了它是追求现代文明的文学，它的发起者和承继者是转型过来的或新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学促进国家和民族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化并表达个人的现代性意识和意愿的方式。今天回过头去看，在这样一种主导特征下，新文学作品的叙述者于诸多方面就显示出了相当的一致性，就是这种一致性，构成了今天被称之为“宏大叙事”的传统。举乡土文学的例子来说，我们发现，诸多作家在描述乡土中国的时候，自觉采取的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和态度，他们的眼光都有些像医生打量病人要找出病根的眼光，他们看到了蒙昧、愚陋、劣根性，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看到这一片乡土在文明之外。其实他们之中大多出身于这一片乡土，可是由此走出，经受了文明的洗礼之后，再回头看本乡本土，他们的眼光就变得厉害了。不过，在这一叙事传统之内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描述了本乡本土的形态和情境，倒不如说揭示了现代文明这一镜头的取景和聚焦。这些作家本身可能非常熟悉乡土生活，对本乡本土怀抱着深厚的感情和眷念，可是，当他们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并且只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这一片乡土的时候，他就变得不能理解自己的乡土了——如果不能从乡土的立场上来理解乡土，就不能理解乡土。

　　所以并不奇怪，我们的乡土文学常常给人以单调、沉闷、压抑的印象。民间的丰富活力和乡土文明的复杂形态被叙述者先入为主的观念遮蔽了，被单纯追求现代性的取景框舍弃了。不过仍然值得庆幸，所谓“宏大叙事”从来就不可能涵盖全部的叙述，我们毕竟还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乃至赵树理的北方农村，这些作品毕竟呈现出主导特征和传统控制之外的多种有意味的情形。

　　说了这么多，本意只是为了以一种叙事传统与王安忆的小说相对照，这一对照就显出王安忆平平常常叙述的作品不那么平常的意义来：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发现了或试图去发现乡土中国的文明；而若以上述叙事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样的乡土是在文明之外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显然更容易理解后一种文明：西方式的，现代的，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外来文明，而对于乡土文明，却真的说不上知悉和理解了。

　　正是在这种一般性的认知情形中，王安忆的小说成为一种不被视为文明的文明的知音和载体，成为一种探究和理解，一种述说和揭示，一种乡土文明志。你知道《姊妹们》是怎样开篇的吗“我们庄以富裕著称。不少遥远的村庄向往着来看上一眼，这‘青砖到顶’的村庄。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这就是了。

　　和九十年代初《九月寓言》这样的作品相比较，张炜的胶东乡村生活回忆录把一种自然的、野性的民间生命力张扬得淋漓尽致，它的背后是一种抒情的态度，那野歌野调的唱者不仅投入而且要和歌咏的对象融合为一；王安忆的淮北乡土文明志则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它的背后是分析和理解的态度，因而也是隔开一点感情距离的。这样一种经过漫长岁月淘洗和教化的乡土文明，远离都市，又远非自然，有着一幅世故的表情，不那么让人喜欢的，可是必须细心去了解，才可了解世故、古板、守规矩等等之下的深刻的人性：“这人性为了合理的生存，不断地进行着修正，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却是真心向善的。它不是富有诗情的，可在它的沉闷之中包含着理性。”立基于这样宽厚、通达、有情的认识，《姊妹们》才把那一群出嫁之前的乡村少女写得那么美丽活现，又令人黯然神伤。

　　“两种文明”的奇遇

　　王安忆甚至发现，在被普遍视为保守的、自足性极强的乡土文明中，其实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和强大的洇染力，譬如对并非出自这种文明的人与事的理解和融汇。《隐居的时代》写到一群“六·二六”下放到农村的医生。王安忆在文中说，“当我从青春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纭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你看接下来描述的“两种文明”的奇遇：“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它其实暗合着我们庄的心意 。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黄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着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隐居的时代》还写了插队知青的文学生活，写了一个县城中学来历特殊的老师们，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大一统的意志下和荒漠时期，精神需求，对美的敏感，知识和文化，潜藏和隐居到了地理的夹缝和历史的角落里，这样的夹缝和角落不仅使得它们避免流失散尽，保留下相传承继的文明火种，而且，它们也多多少少改变了他们栖身的所在——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像下乡的医疗队和黄医师，“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村庄的质质。”

　　《文工团》也写到了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是其中所包含的挣扎求存的能量左冲右突，却总是不得其所。“文工团”是革命新文艺的产物，可是“我们这个地区级文工团的前身，是一个柳子戏剧团。”新文明的团体脱胎于旧文明的戏班子，譬如说其中的老艺人，他们与生俱来的土根性，他们代代承传的老做派，将怎样委屈求全地适应新文艺的要求，而在历经改造之后却又脱胎不换骨这个由老艺人、大学生、学员、自费跟团学习的等带着各自特征的人员杂糅组成的文工团，在时代的变幻莫测中风雨飘摇，颠沛流离，终于撑持到尽头。

　　“我”隐退到“我们”

　　现在，让我们回到与王安忆这些小说初逢时的印象。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小说的传统规范和通常的构成要素、构成方式于不顾，作者就好像日常谈话似的，把过往生活存留在记忆里的琐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细节，絮絮叨叨地讲出来，起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来越惊异，那么多不起眼的东西逐渐“累积”(而不是传统小说的“发展”过程)起来，最终就成了“我们庄”和自由、美丽地表达着“我们庄”人性的姊妹们，就成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们”初涉艰难世事的少年岁月，就成了文工团和文工团执着而可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发展”使小说的形态时间化，而“累积”使小说的形态空间化了，开始我们还只是认为叙述只是在不断填充着这些空间：“我们庄”、文工团、隐居者的藏身之处，后来才惊异地看到这些空间本身在为叙述所建造的主体，那些人事细节就好像这个主体的鼻子、眼睛、心灵和一举一动的历史。能够走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大大得力于一个亲切的名之曰“我们”的复数叙述者。“我们”是扬弃了“我”——它往往会演变成恶性膨胀的叙述主体，严锋在《文工团》的简评中说，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到处可见一个矮揉造作的叙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顾影自怜，或故作冷漠，怎一个“我”字了得——而得到的。

　　“我”并非消失了，而是隐退到“我们”之中。

　　王安忆作品谈

　　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安忆便以《雨，沙沙沙》、《阿跷传略》等系列作品，取得公众的注意。这些作品主要是以平实细腻和充满伤感的文笔，描写大陆自文革后生活的转变。然而，当时的王安忆，与大陆许多已而或正要走红的作家，如阿城、韩少功、莫言、苏童等相较，总好像缺了点甚麽。

　　举例来说，《小鲍庄》那样的道德寓言，感人有馀，却不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来得令人惊心动魄；写情欲荒原里男女间挣扎的「三恋」故事，则又缺少了苏童《妻妾成群》、〈**之家》一类作品旖旎多姿的魅力。而她的其他长篇，如《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千言万语，却被批评为「流水账」。及至九十年代，王安忆终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异彩，随后的《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等，亦证明她驾驭长篇说部、想像家国历史的能力。

　　既是文学评论家，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的王德威曾经描述王安忆创作的三个特徵，分别是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而《纪实与虚构》可说是集三者的大成。

　　在小说中，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余华、叶兆言、李锐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脉於不顾，反之转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谱；至於其创作和探源的据点则在上海，一个由外来者汇聚而成的都会，一个不断迁徒、变易和遗忘历史的城市。

　　书中内容共分十章。单数章讲述作者，即叙述者在上海成长的经过，从幼年迁入、求学、文革、流放、归来到成婚；至於双数章节，则追溯其母家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来龙去脉。最后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国家史中的历史记录，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历程的反思。

　　事实上，小说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双数章节的母系历史，且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的「考证」显示母亲的血源乃来自北魏时的蠕蠕族，并由此开始，王安忆刻划出一篇家族兴衰史。

　　到此，《纪实与虚构》已是一部能令人注目的「总结、概括、反省与检讨」家史小说。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提到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有时难免令读者以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小说版。其实两者并没有一点儿关系的！

　　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是主角王琦瑶的出场。作者花费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目的只有一个：衬托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窗边的后门，是供大**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细致和属於女性的笔触，具体描写弄堂的一切。

　　事实上，在王安忆发表了《长恨歌》后，便有学者或文学评论将之归类为张爱玲的「延续」，试想像着如葛薇龙、白流苏、赛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华民国的上海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一群曾经过着声色的男女，如何在夸张禁欲的政权里，度过馀生。

　　当然，王安忆的《长恨歌》并非全没有缺点，其缺点亦正如其优点，就是《长恨歌》只是将张爱玲没有全面写出的上海风情给予全面集中的描写，意即是成功地借鉴了别人的创意，非常流畅的将别人零碎描写的东西集中起来全面描写；可是，这些描写却非作者的原创，换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当然，客观来说，王安忆的描写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显出其驾驭长篇巨著的能耐！

　　李氏渊源

　　一、来源有三

　　1、出自嬴姓，为颛顼帝高阳氏之后裔。尧时，皋陶曾担任大理（掌管刑狱的官）的职务，其子伯益被赐为嬴姓，后子孙历三代世袭大理的职务，其子孙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官为氏，称理氏。理氏改为李氏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商纣时，皋陶后裔理徵，在朝为官，因直谏得罪了商纣王，而被处死，其妻契和氏带着儿子利贞逃难时，因食李子充饥，才得以活命，故不敢称理，便改姓李氏。另一种说法是：据《姓氏考略》记载，周之前未见有李氏，自从有老子姓李，名耳，为利贞的后裔，因祖上世代为理官，理、李两字古音相通，便也以李为氏。显然，李氏是始于李耳称姓的。

　　2、出自他族改姓。三国时，诸葛亮平哀牢夷后，赐当地少数民族赵、张、杨、李等姓。鲜卑氏有复姓叱李氏，汉化后，改为汉字单姓李氏。是为洛阳李氏。

　　3、出自他姓改李氏。据有关资料所载，唐开国元勋有诸将徐（徐氏、安氏、杜氏、郭氏、麻氏、鲜于氏等16氏，因立功从唐国姓，赐予李氏。

　　二、迁徙分布

　　李氏自商末至东周的二百年间一直居住在豫东。西汉时，李氏有一支迁往今山东境，大约自东汉开始，有李氏族人陆续徙居西南，分布于川、滇一带，其中有的融入白、苗、壮、彝、满、回、土家、纳西等民族中。魏晋南北朝时，李氏已是全国的大姓，中原的崔、卢、李、郑并称四大名门望族，但在唐以前主要是在北方发展。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李氏作为国姓，最为显贵。唐代李氏南迁主要有三次：一次是在唐朝初期，李氏部分人南迁，其中河南的李氏有的于唐高宗时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第二次是"安史之乱"时，有不少李氏子孙迁往南方。第三次是五代时，因动乱，李氏有迁往福建、莆田、晋江等地定居的。从明末开始，闽、粤李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李氏迁徙至海外，始于明朝初年，去琉球国的都是福建人，琉球国派往明、清的通事有许多人姓李，皆系自福建移居琉球的华人。在中国历史上，李姓称帝称王者多达60余人，先后建立有大成、西凉、凉、吴、魏、唐、楚、后唐、南唐、大蜀、西夏和大顺等政权。

　　三、郡望堂号

　　1、堂号"陇西堂"，因为李氏望出陇西郡故名。

　　2、郡望陇西郡：战国时置郡。此支李氏，其开基始祖为秦司徒李昙长子李崇。

　　赵郡：汉时置郡。此支李氏，其开基始祖为秦太傅李玑次子李牧。

　　顿丘郡：西晋时置郡。此支李氏陇西李氏分支，其开基始祖为西汉名将李广1世孙李忠。

　　中山郡：汉高帝置郡。此支李氏为赵郡李氏分支，其开基始祖为李玑第三字李齐。

　　广汉郡：汉时置郡。此支李氏为陇西李氏之后，其开基始祖为李尚（李广之父）。

　　四、家乘谱牒

　　全国：陇西郡李氏族谱总谱不分卷、李氏近房宗谱不分卷、李氏族谱。

　　河北：泺县李氏族谱五卷、泺邑李氏族谱四卷、李氏族谱不分卷、李氏支谱不分卷、李氏家谱不分卷、李氏张恕堂本支谱十卷。

　　上海：李氏家乘一册、陇西李氏宗谱不分卷、竹冈李氏族谱十卷首一卷。

　　江苏：夫椒李氏家乘八卷、江宁李氏宗谱不分卷、李氏族谱二卷宗图一卷、李氏三房支谱四卷。

　　浙江：西塘李氏支谱十二卷、嘉兴梅会李氏族谱二十二卷、梅会李氏族谱十二卷

　　五、历史名人

　　李耳：春秋末期思想家、哲学家，道家的创始人。他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提出"一阴一阳为之道"的辩证法和"天人合一"的系统论。

　　李冰：战国时期蜀太守，他依法治水，修建了驰名中外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为国家农业生产、水利工程作出巨大贡献，被后世奉为川神。

　　李世民：唐太宗，初始以"玄武门事变"取得政权，后制定了一些对社会发展较为有利的措施，创造了"从谏如流，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盛世。

　　李白：唐代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作有《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等。人称"诗仙"。

　　李广：西汉时人，曾历仕文、景、武帝三朝。多次参加反击匈奴的战争，作战70余次，以勇敢善战著称。在任右北平太守时，匈奴数年不敢攻扰，称之为"飞将军"。

　　李清照：南宋女词人。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有的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

　　李 氏 族 谱 网

　　http://wwwglxfcomcn/

　为了确保活动有序有力开展，时常需要预先制定一份周密的活动方案，活动方案其实就是针对活动相关的因素所制定计划类文书。优秀的活动方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小学家风家训活动方案，欢迎阅读与收藏。

小学家风家训活动方案1

　成长中的xx三中秉承“上善教育”特色校园文化，坚持“人文滋养，个性成长”的德育理念，从“修、齐、治、平”四个维度形成校本课程体系，其中“齐”维度将《家风家训家规家谱》纳入必修课程。

　姓氏，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古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也”，自古就有讲孝道，讲寻根祭祖，讲求统一的美德，其风格特美。为大力弘扬家庭美德，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齐”维度校本课程内涵，xx三中决定在20xx年寒假期间开展“寻根问祖家谱探源”主题实践活动。

　一、活动目的

　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有着积极的意义。家风家训家规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培育好家风、恪守好家训、践行好家规，对于学生健全人格、增强家族荣誉感和家庭责任感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次主题实践活动旨在发动广大学生，在家长的共同参与下，寻根问祖探索家谱中的“上善教育”元素，倡导主流价值，培育文明风尚，使其在活动中受到滋养，得到成长。

　二、活动对象

　全校学生及其家长。

　三、活动内容及方式

　（一）活动内容。

　活动以学生和家长共同寻根问祖、家谱探源为主要内容，探源本家族世代传承的家谱、阅读《百家姓》、绘制家谱树、说家族名人故事等。

　（二）活动形式。

　1探一探家谱源。春节期间，全家通过拜访长辈或查找文献或网上收集资料，了解家谱文化起源、家族姓氏来源、发展历史、中国姓氏的有趣故事等，探寻家族源头。

　2读一读百家姓。寒假期间，邀请父母长辈开展一次家庭读书活动，一起了解《百家姓》的成书背景，知晓《百家姓》姓氏排序的原因。

　3画一画家谱树。了解家谱的基本含义、基本记述格式，清楚自家史、家族亲戚后，手绘或电子制作家族近五代家谱树。

　4晒一晒家族事。在认真寻根问祖、家谱探源过程中找出家族中你认为最典型的一位名人，撰写一篇家族名人故事，并主动向家长征询意见，一起修改完善。

　四、相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班师生要高度重视本次活动，将其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化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环境的重要载体加以认真落实。

　（二）精心组织。各班师生按照学校的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合理安排好本次活动。要将“寻根问祖、家谱探源”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寒假作业，及时告知家长，邀请家长共同完成。

　（三）认真总结。20xx年春季开学后，各班对活动进行认真总结，并将活动成果上交学校，上交的活动成果计入各班“步步高”评价。

　（四）作业要求：全校每个学生上交一幅“家谱树”，一篇“家族名人故事”至政教处（1、纸张：A4纸；2、标题：宋体，二号，加粗，居中；3、正文：宋体，四号，首行缩进2个字符，15倍行距）。

小学家风家训活动方案2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视讯会议精神，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在新时期的新拓展，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决定在全校开展“家训家风伴我成长”家教故事征集活动，以弘扬优秀家训传统文化，培育文明家教风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家风家训伴我成长

　二、活动时间： 20xx年4月20日—5月20日

　三、活动对象： 全体学生

　四、活动内容：

　1开展家训收集。由学生抄写整理自己家庭或家族的家训交给班主任。

　2征集家教故事。开展家教主题征文活动，组织学生讲述家教经历，要求真实感人，富有教育意义，篇幅在500字以上。

　要求：

　①各班至少应上交家训3则；

　②各班应上交征文1篇，各班班主任汇总后以电子版和纸质版两种形式于5月15日前上交给语文教研组长王凤梅。5月13日语文教研组长王凤梅老师将获奖名单发学校公共邮箱。

　五、奖励：

　评委：

　组长：王凤梅组员：王福妹吴翠玲虞发机谢炼金叶进才具体奖项设置如下：家训一等奖3名，二等奖7名。家教故事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

　各班级要积极组织学生参与，确保活动广泛开展。

小学家风家训活动方案3

　家风家训是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的保证。家风家训中的精华融入新的道德建设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补充。根据XX县县委宣传部《关于开展“家风家训进万家”活动》（开委宣〔20xx〕30号）和XX县教育工委、教委《关于在全县学生中开展优良家训践行活动的通知》（开教工委〔20xx〕56号）的文件精神，决定在我校开展“家风家训伴我成长”活动，本次活动的目的是让学生明白好的'家风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能量，让学生接受一次传统美德教育，激发他们向好、向善的本性。为了活动高效、实效、有序的开展特制订本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题

　家训家风伴我成长

　二、活动时间

　20xx年6月27日—12月31日（此项活动将作为我校德育系列常规性活动没学年开展一次）

　三、活动对象： 全校1-6年级学生（一、二年级以参加《XX县民间优秀家训集》诵读、传颂为主）

　四、活动内容

　1、各班要充分利用板报墙报、宣传橱窗和校讯通等平台，做好宣传造势工作，扩大社会影响力。还可以通过电话、家访等形式对各位家长进行宣传，营造积极的活动氛围；

　2、组织学生开展《XX县民间优秀家训集》诵读、传颂活动；

　3、各班主任要切实提高对开展“承家风，记家训，知荣耻，学做人”主题班会活动的认认识，积极组织开展主题班会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参与到活动中来；

　4、各班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学生特点与工作实际，积极开展手抄报活动，形式要多样，内容要丰富，有利于启发和教育学生；

　5、开展家训家风收集。在一直六年级中由学生抄写整理自己家庭或家族的家训家风交给班主任；

　6、征集家教故事。在四至六年级开展家教主题征文活动，组织学生讲述家教经历，要求真实感人，富有教育意义，篇幅在800字左右；

　7、开展“美德家庭榜”、“优秀学生家庭家训家风”等评选活动；

　8、充分利用语文、品德与社会等课程内潜在的家训家风教育资源，发挥课程育德的重要作用。

　五、活动要求：

　①各班至少应上交家训家风3则；

　②各班应上交征文3篇；

　③各班班主任汇总后以电子版和纸质版两种形式于8月31日前上交给语文教研组长沈英。

　④9月10前由评委进行评审，9月20日语文教研组长沈英将获奖名单及获奖作品电子版发送至张司令老师邮箱：

　⑤各班9月5日前报送美的家庭名单

　⑥各年级11月30日前报送《XX县民间优秀家训集》诵读、传颂奖名单。

　六、奖励

　学校成立评委：xx

　具体奖项设置如下：

　家训家风：一等奖5则、二等奖15则、三等奖20则。

　家教美德故事征文：一等奖3篇、二等奖6篇、三等奖10篇。

　美德家庭：各班2-3个。

　《XX县民间优秀家训集》诵读、传颂讲奖：每年级2个。

　（学校获奖的家训、家教故事征文将全部报送县教育委员会）

　各班级要积极组织学生参与，确保活动广泛开展。活动结果将纳入县先进班集体考评。

小学家风家训活动方案4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助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教育局文件精神，学校制定了“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主题教育活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引导教育系统广大家庭讲道德、守法纪，建设和睦、孝道、勤俭、诚信、文明、健康的家庭文化，以“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寓教于乐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使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社区团结，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道德素质和教育系统的文明程度。

　二、活动原则

　(一)以广大师生为主体，重在参与。在活动开展期间，各班要充分调动师生和家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突出师生和家长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动员和引导全体师生和家长参与活动，使师生和家长在活动中获得教育，同时提高个人思想道德和文明素质。

　(二)以活动为主线，重在实践。要把“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的主要内容融合贯通到有计划、有目的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中，使师生和家长体验、感悟和认同，并身体力行，达到知和行的统一。

　(三)以黑板报、手抄报、主题宣讲活动等为主要媒介，有效利用加以宣传。要把“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的主要内容贯穿到丰富多彩的图文和内涵深刻的宣讲教育中。让师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个人的文明修养和思想道德水平。

　三、组织领导

　九都中学“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活动领导小组，负责活动的组织筹备和指导工作。

　组 长：黄俊谦

　副组长：陈鹏水 林森塔

　成 员：学校各行政、各班主任

　下设办公室：

　主 任：黄瑞波

　成 员：各班主任

　四、活动时间

　本次活动从20xx年3月至9月。

　五、活动内容

　围绕“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主题，要求各功能室和各班通过广播、横幅、手抄报、微信、宣传栏、黑板报等平台宣传好家规、好家训、好家风故事，弘扬传统美德、传播文明新风。具体活动开展如下：

　(一)“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倡议活动

　由政教处牵头发起开展“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活动的倡议。在全校发放倡议书，通过“小手拉大手”等形式，发动广大师生及家长积极参与“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活动，在全校大力营造全体动员、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二)幸福一家人“我家的家规家训”有奖征集活动 征集内容：

　好的家规家训：可以是家族世代传承、历史悠久的经典家训家规，也可以是创作提炼的现代家训家规，可以是父母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一个词或一句话，也可以是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和希望等。

　好家风故事：用发生在自己身上或长辈身上的典型事例，来阐述家庭甚至家族的家风，可以是诗礼传家、勤俭持家、尊老爱幼、明事知礼、正直善良、诚实守信等家风主题的一个方面，也可以是其中的几个方面。

　征集方法：各广大师生自愿参加，并将优秀作品推荐至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人员对征集到的作品进行评选，并根据作品质量择优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

　征集要求：作品请填写好《“我家的家规家训”推荐表》以及全家福一张，于5月1日前，将作品以电子稿形式发至至邮箱：。联系人：xxx，联系电话：。

　(三)“家训、家规、家风伴我成长”手抄报比赛、主题班会及经典诵读等系列活动

　各级各班动员广大师生举行“家训、家规、家风伴我成长”手抄报比赛和主题班会，引导学生及家长从家风和家训等美德中，接受传统教育，传承中华美德，营造社会文明。

　各班结合经典诵读活动，融入“家规、家训、家风”等教育元素，大力开展《弟子规》、《三字经》、《论语》、等名家名篇，弘扬良好家风，促进社会和谐。

　(四)“好家风”进学校人文讲堂专题讲座及宣讲活动开展“立家规 传家训 树家风”专题报告活动，邀请专家到学校开展“家规 家训 家风 师德 传统文化”等方面的专题讲座。

　挖掘整理教育系统好家风故事或是名人家风事迹，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晒家庭幸福生活、讲家庭和谐故事、传家风家规家训、秀家庭未来梦想，引导教育系统广大家庭弘扬“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科学教子、勤俭节约、邻里互助”的传统美德，组织开展“家风故事会”“家风小讲堂”。

　(五)好家风文明展示

　各班要将“我家的家规家训”征集活动中的优秀家规家训和好家风在学校宣传栏、黑板报等醒目位置进行展示。

　六、活动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班要把“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活动作为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建设和谐教育的重要载体，贯穿全年文明创建之中。

　(二)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班主任为本次活动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负起职责，积极组织有特点、有亮点的宣扬家风活动，使“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活动深入人心，使我校全体师生在活动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动员和引导我校全体师生共同参与各项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并做好“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的对外宣传报道工作，助推全县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王安忆

简介：

中国当代著名中年女作家，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其母茹志娟亦是作家，可谓家学渊源，但我更喜欢后者的作品。王安忆的许多作品以上海为背景，如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她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一段旧事娓娓道来，很有女性的细致感。但也嫌有些絮叨。对细节很执着，总是不厌其烦地从头讲起。她的作品中，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个较短的长篇，叫《米尼》，大概是写一个有偷窃癖的女孩子，很有意思。（宇慧 2000，1，21）

自然资料：当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茹志鹃迁居上海。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1975年冬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发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尾声》、《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长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集），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以及《乘火车去旅行》、《王安忆自选集》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和《小鲍庄》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安忆便以《雨，沙沙沙》、《阿跷传略》等系列作品，取得公众的注意。这些作品主要是以平实细腻和充满伤感的文笔，描写大陆自文革后生活的转变。然而，当时的王安忆，与大陆许多已而或正要走红的作家，如阿城、韩少功、莫言、苏童等相较，总好像缺了点甚麽。

举例来说，《小鲍庄》那样的道德寓言，感人有馀，却不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来得令人惊心动魄；写情欲荒原里男女间挣扎的「三恋」故事，则又缺少了苏童《妻妾成群》、〈**之家》一类作品旖旎多姿的魅力。而她的其他长篇，如《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千言万语，却被批评为「流水账」。及至九十年代，王安忆终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异彩，随后的《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等，亦证明她驾驭长篇说部、想像家国历史的能力。

既是文学评论家，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的王德威曾经描述王安忆创作的三个特徵，分别是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而《纪实与虚构》可说是集三者的大成。

在小说中，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余华、叶兆言、李锐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脉於不顾，反之转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谱；至於其创作和探源的据点则在上海，一个由外来者汇聚而成的都会，一个不断迁徒、变易和遗忘历史的城市。

书中内容共分十章。单数章讲述作者，即叙述者在上海成长的经过，从幼年迁入、求学、文革、流放、归来到成婚；至於双数章节，则追溯其母家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来龙去脉。最后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国家史中的历史记录，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历程的反思。

事实上，小说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双数章节的母系历史，且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的「考证」显示母亲的血源乃来自北魏时的蠕蠕族，并由此开始，王安忆刻划出一篇家族兴衰史。

到此，《纪实与虚构》已是一部能令人注目的「总结、概括、反省与检讨」家史小说。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提到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有时难免令读者以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小说版。其实两者并没有一点儿关系的！

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是主角王琦瑶的出场。作者花费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目的只有一个：衬托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窗边的后门，是供大**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细致和属於女性的笔触，具体描写弄堂的一切。

事实上，在王安忆发表了《长恨歌》后，便有学者或文学评论将之归类为张爱玲的「延续」，试想像着如葛薇龙、白流苏、赛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华民国的上海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一群曾经过着声色的男女，如何在夸张禁欲的政权里，度过馀生。

当然，王安忆的《长恨歌》并非全没有缺点，其缺点亦正如其优点，就是《长恨歌》只是将张爱玲没有全面写出的上海风情给予全面集中的描写，意即是成功地借鉴了别人的创意，非常流畅的将别人零碎描写的东西集中起来全面描写；可是，这些描写却非作者的原创，换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当然，客观来说，王安忆的描写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显出其驾驭长篇巨著的能耐！

浅谈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写作

不像小说的小说

一九九六年，王安忆发表了头年完成的《姊妹们》，接下来，一九九七年发表《蚌埠》、《文工团》，一九九八年发表《隐居的时代》，到一九九九年，在与《喜宴》、《开会》两个短篇一块儿发表的短文里，她明确地说：“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这期间王安忆还在写着另外不同类型的作品，像短篇《天仙配》、中篇《忧伤的年代》和断断续续进行着的长篇《屋顶上的童话》，等等。这些作品不仅与上述一组作品不大一样，而且各自之间也差异明显。这里我们暂不讨论。且让我们只看看那一组不少人觉得不像小说的小说。

为什么会觉得不像小说呢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忆就清楚地表达了她小说写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这“四不要”其实是有点惊世骇俗的，因为她不要的东西正是许多作家竭力追求的东西，是文学持续发展、花样翻新的趋动力。我们设想着却设想不出抱着这一理想的王安忆会走多远。现在读王安忆这些年的作品，发觉我们这一设想的方向错了。小说这一形式，在漫长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本身已经走得够远了，甚至远得过度了，它脚下的路恐怕不单单是小路、奇径，而且说不定已经是迷途和险境。所以王安忆不是要在已经走得够远的路上再走多远，而是从狭窄的独特性和个人化的、创新强迫症(“创新这条狗”在多少创作者心中吠叫)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后退，返回小说艺术的大道。

于是在王安忆的这一系列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内在的舒缓和从容。叙述者不是强迫叙述行为去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或者硬要叙述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某种新的可能性。不，不是这样，叙述回归到平常的状态，它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当“写什么”和“怎么写”孰轻孰重成为问题的时候，“偏至”就难免要发生了。而在王安忆这里，叙述与叙述对象是合一的，因为在根本上，王安忆秉承一种朴素的小说观念：“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生活的形式》)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从“我们的村庄”，还有“我们团”、“我们”暂时安顿身心的城市、“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找到了什么

理性化的“乡土文明志”

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新文学，从它初生之时起就表明了它是追求现代文明的文学，它的发起者和承继者是转型过来的或新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学促进国家和民族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化并表达个人的现代性意识和意愿的方式。今天回过头去看，在这样一种主导特征下，新文学作品的叙述者于诸多方面就显示出了相当的一致性，就是这种一致性，构成了今天被称之为“宏大叙事”的传统。举乡土文学的例子来说，我们发现，诸多作家在描述乡土中国的时候，自觉采取的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和态度，他们的眼光都有些像医生打量病人要找出病根的眼光，他们看到了蒙昧、愚陋、劣根性，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看到这一片乡土在文明之外。其实他们之中大多出身于这一片乡土，可是由此走出，经受了文明的洗礼之后，再回头看本乡本土，他们的眼光就变得厉害了。不过，在这一叙事传统之内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描述了本乡本土的形态和情境，倒不如说揭示了现代文明这一镜头的取景和聚焦。这些作家本身可能非常熟悉乡土生活，对本乡本土怀抱着深厚的感情和眷念，可是，当他们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并且只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这一片乡土的时候，他就变得不能理解自己的乡土了——如果不能从乡土的立场上来理解乡土，就不能理解乡土。

所以并不奇怪，我们的乡土文学常常给人以单调、沉闷、压抑的印象。民间的丰富活力和乡土文明的复杂形态被叙述者先入为主的观念遮蔽了，被单纯追求现代性的取景框舍弃了。不过仍然值得庆幸，所谓“宏大叙事”从来就不可能涵盖全部的叙述，我们毕竟还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乃至赵树理的北方农村，这些作品毕竟呈现出主导特征和传统控制之外的多种有意味的情形。

说了这么多，本意只是为了以一种叙事传统与王安忆的小说相对照，这一对照就显出王安忆平平常常叙述的作品不那么平常的意义来：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发现了或试图去发现乡土中国的文明；而若以上述叙事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样的乡土是在文明之外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显然更容易理解后一种文明：西方式的，现代的，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外来文明，而对于乡土文明，却真的说不上知悉和理解了。

正是在这种一般性的认知情形中，王安忆的小说成为一种不被视为文明的文明的知音和载体，成为一种探究和理解，一种述说和揭示，一种乡土文明志。你知道《姊妹们》是怎样开篇的吗“我们庄以富裕著称。不少遥远的村庄向往着来看上一眼，这‘青砖到顶’的村庄。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这就是了。

和九十年代初《九月寓言》这样的作品相比较，张炜的胶东乡村生活回忆录把一种自然的、野性的民间生命力张扬得淋漓尽致，它的背后是一种抒情的态度，那野歌野调的唱者不仅投入而且要和歌咏的对象融合为一；王安忆的淮北乡土文明志则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它的背后是分析和理解的态度，因而也是隔开一点感情距离的。这样一种经过漫长岁月淘洗和教化的乡土文明，远离都市，又远非自然，有着一幅世故的表情，不那么让人喜欢的，可是必须细心去了解，才可了解世故、古板、守规矩等等之下的深刻的人性：“这人性为了合理的生存，不断地进行着修正，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却是真心向善的。它不是富有诗情的，可在它的沉闷之中包含着理性。”立基于这样宽厚、通达、有情的认识，《姊妹们》才把那一群出嫁之前的乡村少女写得那么美丽活现，又令人黯然神伤。

“两种文明”的奇遇

王安忆甚至发现，在被普遍视为保守的、自足性极强的乡土文明中，其实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和强大的洇染力，譬如对并非出自这种文明的人与事的理解和融汇。《隐居的时代》写到一群“六·二六”下放到农村的医生。王安忆在文中说，“当我从青春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纭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你看接下来描述的“两种文明”的奇遇：“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它其实暗合着我们庄的心意 。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黄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着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隐居的时代》还写了插队知青的文学生活，写了一个县城中学来历特殊的老师们，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大一统的意志下和荒漠时期，精神需求，对美的敏感，知识和文化，潜藏和隐居到了地理的夹缝和历史的角落里，这样的夹缝和角落不仅使得它们避免流失散尽，保留下相传承继的文明火种，而且，它们也多多少少改变了他们栖身的所在——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像下乡的医疗队和黄医师，“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村庄的质质。”

《文工团》也写到了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是其中所包含的挣扎求存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