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梁姓家谱文献 全国梁氏世谱三十二篇，(民国)梁焕奎编纂，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梁氏五橘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册。注：散居河南汝阳、江苏江宁、广西临桂、湖南湘潭等地。 六甲粱氏四修族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六卷、第十七卷。 河北正定梁氏族谱，(明)梁桥编，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 江苏赣榆梁氏族谱不分卷，著者待考，务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 江苏江都维扬江都梁氏第八次统修族谱十八卷，(清)耿荣安、梁体和编修，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三箴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注：封面、书口题《梁氏宗谱》 江苏江都梁氏支谱一卷，(民国)梁瀚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铅字排印本一册。 江都邗江梁氏支谱不分卷，(民国)梁瀚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铅字排印本一册。 浙江鄞县甬上梁氏谱稿十卷，(民国)梁秉年、梁锡钻纂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稿本一册。 浙江鄞县梁氏家乘十卷，(民国)梁秉年初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铅字排印本。 浙江鄞县清源梁氏宗谱四卷，(民国)梁怀廉、梁睿祺等纂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追远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册。 浙江奉化梁家墩梁氏宗谱四卷，(民国)朱绍莱纂修，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追远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 浙江黄岩霓岙山东梁氏宗谱，(民国)陶梦松纂，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一～二卷。 浙江平阳平邑仪山八岱梁氏宗谱，(民国)林公素纂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 浙江鄞县甬上梁氏家乘十卷，(民国)梁秉年修，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铅字排印本二册。 浙江嘉兴户南阳梁氏房谱不分卷，(清)梁文让修，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增补至清道光年间。 安徽桐城梁氏宗谱二十五卷，末三卷，(民国)梁星五、梁耀祖等编，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大景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 江西信丰梁氏五修族谱不分卷，(民国)梁星垣修,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册，残本。 江西萍乡南源梁氏族谱不分卷，(清)梁柄魁修，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瑞露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残本。 福建泉州诗山风坡梁氏宗谱十三卷，(清)梁成风等修，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 福建浦城梁氏合修族谱十卷，(清)梁以松、梁以柏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豫章集贤堂木刻活字印本。注：梁胜铭等创修于清同治七年。 福建浦城梁氏合修族谱十二卷，(民国)梁让德、梁清祥三修，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浦城陈锦春印刷局木刻活字印本。 河南登封梁氏家谱不分卷，(清)梁学庠、梁以化等续修，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梁氏木刻活字印本。 河南鄢陵粱氏家乘四卷，(清)梁瀚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木刻活字印本。 湖北新洲梁氏宗谱八卷，(民国)梁耀云修，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木刻活字印本。 湖南梁李七修族谱四卷，首一卷，(民国)梁树荣、梁炜纂修，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五经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注：该族散居耒阳、常宁等地。该谱创修于明万历年间。 湖南长沙梁氏支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同治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五册。注：记事增至清光绪年间。 湖南长沙梁氏支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安定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 湖南长沙梁氏族谱九卷，首一卷，(清)梁昌复等修，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梁氏安定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 湖南长沙梁氏三修族谱十二卷，(清)梁运熙、梁运丁纂，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安定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 湖南浏阳梁氏族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学府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残本，记事至清咸丰年间。 湖南浏阳浏东梁氏族谱，著者待考，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学府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三卷、第九～十一卷。 湖南湘潭中湘梁氏五修族谱十四卷，(民国)梁佑庶、梁启(崔凹)纂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本仁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注：封签作《乌石梁氏五修族谱》，谱首修于明万历十八年。 湖南湘潭中湘梁氏五修族谱十四卷，(民国)梁佑陧等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本仁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第四卷、第六～十四卷。书签题为乌石梁氏五修族谱。 湖南湘潭中湘后所梁氏三修族谱，著者待考，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本仁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六卷、第九～十卷。 湖南湘潭中湘后所梁氏四修族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本仁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七～十卷。 湖南湘潭梁氏三修族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十二卷。记事至清光绪年间。 湖南会同粱氏七修合谱二十四卷，(民国)梁锡源编修，民国十九年(公元1920年)安定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 湖南常德梁氏七修族谱三十六卷，首三卷，(现代)梁赵奎修，1950年铅字印本三十五册，今仅存第一～十卷、第十二～三十五卷、卷首。 南常德梁氏四修族谱，(清)梁方柱等修，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青云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第四卷、第七～九卷、第十二～十六卷、第十八卷、第二十～二十三卷、卷首。 湖南常德县梁氏五修族谱，(民国)梁基雍修，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文明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二卷、第六卷、第八卷、第十～十一卷、第十三卷、卷首。版心刻夏阳堂书，中参用四修谱旧序。 广东粤东梁氏源流，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一册。 广东梁氏族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广州正文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注：版心、扉页作《千乘侯祠全书》。 广东番禺黄埔梁氏家谱十卷，(清)梁寿曾撰，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 广东南雄梁氏族谱一卷，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 广东佛山梁氏家谱一卷，(清)梁礼昭订，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木刻活字印本。 广东中山大榄梁氏族谱三卷，(民国)梁卓勋编，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中山聚文印务局铅印本三册。 广东南海梁氏支谱六卷，首一卷，清梁九图纂，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 广东南海梁氏家谱四卷，(清)梁颍稣总纂，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木刻活字印本七册。 广东南海梁氏家谱六卷，外集三卷，(民国)梁乐章总纂，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广州东华印务局铅印本。 广东南海梁氏家谱四卷，(清)张彬文、张秀之等修，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 广东南海芦排梁氏家谱四卷，(清)梁纶修清，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广州金璧斋木刻活字印本四册。 广东南海石扶村头乡梁姓族谱不分卷，(民国)梁智镛编，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 广东南海泮塘梁衣德堂族谱不分卷，(民国)梁当年辑，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广州近安印务局铅印本一册。注：又名《梁肇基公族谱》、《梁氏族谱》。 广东南海梁氏族谱不分卷，(民国)梁德焕纂修，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孝友堂铅印本一册。 广东南海西樵梁氏家谱六卷，外集三卷，(民国)梁乐章纂，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广州铅印本九册。 广东颐德梁耀枢谱系，著者待考，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木刻活字印本。 广东顺德歇马乡梁氏族谱十卷，(清)梁锡蓉修，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广州宝珍楼木刻活字印本八册。 广东顺德梁氏家谱不分卷，(清)梁焕章、梁启元纂修，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 广东颗德上澈乡粱氏族谱，(清)梁瑞廷等编，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永馨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卷。 广东台山梁氏族谱不分卷，(民国)梁榆材等修，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木刻活字印本。 广东新会梁氏家乘一卷，(民国)梁承熙等纂，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木刻活字印本。 广东新会梁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注：记事至民国十四年。 广东阳江鼍城梁氏家谱二卷，(民国)梁鸾翔等纂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广州留香斋印务局铅印本，今仅存第一卷。 广东东莞粱氏崇桂堂族谱十八卷，(清)梁玉主修，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注：梁友文首修于明洪武三年。 广东东莞弼教乡梁氏族谱二卷，(清)梁朝锡修，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 广东东莞梁氏崇桂堂族谱十卷，(清)梁活阶、梁朝泰修，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东莞蟹溪勤贻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 广东云浮泷东云浮梁氏族谱不分卷，(民国)梁树勋等纂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蕃昌堂铅印本，今仅存第二卷。 广东四会姚沙梁氏宗谱十卷，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 海南琼州梁氏家谱，(民国)梁开樘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善善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二卷、卷首。 海南琼南梁氏家乘三卷，(民国)梁国栋纂，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 广西容县灵山乡仁勇村梁氏家乘不分卷，(民国)梁兆符撰，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 广西容县松山乡松山村水里梁德宏公族谱不分卷，(民国)梁延新编辑，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铅印本。 四川江津梁氏族谱四卷，附录二卷，(民国)梁映辉、梁进之等纂，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江津县梁氏宗祠木刻活字印本五册。 陕西三原梁氏恫谱一卷，(清)梁崔、梁承政等修，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木刻活字印本。 梁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萃凤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册，残本。记事至清光绪年间。 粱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敦厚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残本。 粱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残本。 粱氏族谱一卷，(明)梁纪纲纂修，明万历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 圣堂梁氏族谱四卷，(明)梁瑶光撰，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木刻活字印本。 梁氏族谱一卷，续四卷，(清)梁允植纂，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梁氏木刻活字印本四册。 粱氏族谱四卷，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梁氏青云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 粱氏家谱，著者待考，清宣统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

姓氏来源

来源于封地：上古周武王建立周朝后，将自己的弟弟姬高封于毕（在今陕西咸阳县西北），后来建立了毕国，人称姬高为毕公高。他的子孙就以国名为姓，世代相传姓毕。

二、郡望堂号

望出河内、东平、太原。 汉置河南郡，现在河南省洛阳市。

三、历代名人

1、 毕宏——唐朝朝京光人，寓居于蜀。善画山水，古松奇石，著名当世。杜甫《戏韦偃为双松图歌》中有“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会韦偃少”的诗句。

2、 毕升——北宋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他还研究过木活字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为世界最早的活字印刷。

3、毕沅——字绍荡，号秋帆。清朝江南镇洋人。留心经史文学，旁及舆地金石之享。尝谓“经义当宗汉儒，说文当宗许慎，编年史谏水先生最长。”以好士知名，学人如钱大听、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仲则等先后在幕中。所著《续资治通鉴》220卷，集钱、邵、章等诸人之力而成。诗文有《灵岩山人诗集》、《文集》。

四`姓源考：

在我国数以千计的姓氏当中，最古老的是“姬”姓。姬姓的族人是黄帝的嫡系后裔，这个姓氏具有将近5000年的悠久历史。 全世界华人都自称是“黄帝的子孙”或“炎黄（炎帝与黄帝）子孙”。在中华民族繁衍与发展的过程中，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但是黄帝的子孙很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他们分封在各地，多数以地名为姓氏。 中国的宗法制度很注重长子嫡孙，也就是嫡系子孙，黄帝的嫡系后裔长期以来保持着“姬”姓，其他非嫡系子孙不再姓“姬”。 据《说文》记载，起初黄帝居住在姬水，因而姓“姬”。在远古时代，黄帝是轩辕氏部落的首领，他与炎帝都出自少典氏，这两个部落经过一场坂泉之战（坂泉在今河北涿鹿东南，又称涿鹿之战），炎帝败，合并为炎黄部落。于是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接着，黄帝领导的炎黄部落打败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统一了全国。黄帝率领的炎黄部落都姓姬，他们是今天炎黄子孙的远祖，也是姬氏族人的远祖。 后来，黄帝的家族越来越大，他的后裔陆续分封在各地，改为其它姓氏，构成中华民族的主流。黄帝嫡系子孙（长子、长孙）世世代代仍旧以姬姓相沿袭，直到3000多年前的周文王父子，仍然继承着祖传的姬姓，建立了中国最长王朝——周朝，奠定了家庭及宗族之间伦常关系以及封建制度。 中华 民族姓氏的变动，以先秦时期较多，到了汉代各个姓氏已渐趋固定。不过，根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记载，在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位世代居住在长安，官至水部郎中的姬居逊由于避讳唐明皇的名字，而改姓周（唐明皇即唐玄宗，姓李，名隆基。“姬”与“基”同音）。这一来，分散了姬氏家族的力量。在较早的南北朝时期，本来以周为姓的人，也有改姓姬的，根据《姓氏考略》记载：“梁（梁朝）周弘正，谄事王 伟，避侯景讳改姓姬氏，周石珍亦改姓姬氏。” 和许多著名的姓氏一样，姬氏家族也很可能有其它民的血统加入。南北朝时，在北魏为桓、穆二帝效劳，征伐有功，官至信义将军，封为楼顿侯，后来归顺晋朝的姬澹，据说便是当时的鲜卑人。 作为黄帝嫡系子孙的姬氏族人，在中华民族发展过中，以及创造华夏文明上贡献很大。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以及召公姬奭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周公姬旦制定《周礼》，对缔造中华文明，提升中华民族的素质方面贡献很大。 毕姓的始祖，为周文王的第十五子毕公高。毕公高，是《书经》上列名的历史人物，他的兄弟武王在君临天下之后，把他封在毕国,以国为姓，是为毕姓的由来。周康王曾命他保卫东郊，因而作了《书经》上的那篇《毕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当年的毕国，在今陕西省长安、咸阳两县之北，也就是渭水的南北岸。这个地方，又称为毕陌、毕塬或咸阳塬，在周朝初年， 受王室十分重视，因为大名鼎鼎功在国家民族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逝世以后，均葬在此地。 在周代的870多年之间，周文王的这一支毕姓子孙，一直显赫于世。毕公高春秋时代的后裔毕万，当了晋献公的大夫，被晋国封在魏，成了后世魏姓的始祖，而毕万后代魏文侯，后来“三家分晋”，与韩、赵两家瓜分了原来的晋国，自立为诸侯，且国势强盛，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当年始祖毕公高后裔的显赫情形。 在春秋时改姓魏的毕姓后裔，仅仅是毕公高的众多子孙中的一支。其余的子孙，虽然以后也有改了他姓的，但其嫡系子孙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毕姓，并且历代相传，一直沿用到了3000多年以后的今天。 关于毕姓的姓源，历来有关姓氏的古籍，考证结果都一致。《姓氏考略》上说：“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以国为氏，望出河内、东平、太原”；《唐书宰相世系表》则指出：“毕炕乃毕公高之后”；《万姓统谱》上也记载说：“《左传》有毕万，《晋语》有毕阳”。 可以这样说，毕姓源于姬，始于毕地。 发源于陕西的毕氏，后来主要繁衍于河南和山西境内黄河以北的一大片地方，到了汉代则有一支远远地迁徙到山东的东平郡，并且繁衍成为当地的望族，相国庄我始祖兴公正是由东平郡所辖的潍县迁来，这就证明相国庄毕氏一族为始祖毕公高之嫡系子孙。

毕氏出人头地，历代出了不少杰出人物。毕升，一介布衣，北宋庆历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士安，北宋时曾任礼部、吏部侍郎，后与寇准同拜平章事(宰相）；毕沅，清朝大臣，官至湖广总督，总纂了“续资治通鉴”。东平的毕氏亦是人才济济，三国时在曹魏与创清谈风尚的“傅粉何郎”何晏齐名的名士毕轨；南北朝时一家四代皆为州刺史的毕众敬；以及唐代安禄山反叛时,死节殉城的广平太守毕炕等。

明代新城（桓台）工部尚书毕亨，万历淄川人户部尚书毕自严（毕际有之父），户部尚书安徽人毕锵等。清代大文学家、《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坐馆的馆东南通州知府毕际有，海州知州新城人毕秀等。其中淄川在明清两代出了五个进士，新城出了四个进士，这些都是我毕氏同宗的知名人士，应当引以为荣。

湖南汉寿五公祠三修谱，游广恕主修，民国二十年活字印本共十一册。现存卷首一，卷首二，卷首，卷二——五，卷八计八册。卷一、六、七此三册遗失。现收藏湖南汉寿毓德铺。

福建漳州游氏族谱，著者待考，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台湾省。

福建诏安游氏族谱，（清）游卯生修，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台湾省。

福建诏安龙潭游氏族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台湾省。

福建宁化游家族谱，（清）游连江编，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台湾省。

福建诏安广平游氏族谱八卷，著者待考，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台湾省。

福建漳平游氏族谱两卷，（民国）游德馥等纂修，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石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新化游氏族谱，（清）游纯诰等修，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游氏续修族谱六卷，首三卷，（清）游纲祖等纂修，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郁文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今仅存第一～三卷、第六卷、卷首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新化游氏续修族谱二十八卷，首一卷，（清）游纯洁纂，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五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福建漳州游氏族谱一卷，（清）游万发纂修，清宣统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湖南湘阴游氏宗谱六卷，附红谱一卷，（民国）游大洮等纂修，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广平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游氏三修族谱八卷，首两卷，（民国）游家玉纂修，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郁文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四～五卷、卷首上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新化游氏六修族谱前编三卷，正编十七卷，（民国）游斋蒸纂修，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铅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重庆永川松溉游氏宗祠修谱《游氏家乘》570页，始修于清康熙丙午年（1666年）春月，续修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木刻活字印刷，智家寺付梓，现存于重庆永川松溉古镇游氏宗祠（始建于清朝乾隆甲辰年间（1784年））。

四川涪陵涪州游氏家谱八卷，（清）游子元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四川省长寿县双龙乡黄坡村。

四川简阳游氏谱十九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游文董纂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四川邻水游氏族谱十二卷，（民国）游槐庭、游边楷等纂，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石印本。现被收藏在重庆市图书馆，今存十一册。

江西婺源济溪游氏宗谱二十八卷，首一卷，（清）游永等纂修，清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叙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西临川带湖游氏六修族谱十二卷，(清）游鲲运、游士棠等纂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重庆市图书馆。

江西萍乡游氏三修支谱，（民国）游望霖等修，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盐城游氏宗谱，（民国）游象丰等纂修，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应去堂石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常州晋陵游塘籍氏宗谱十二卷，（民国）籍熊成主修，籍蔼廷纂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忠恕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金华清溪游氏宗谱二十八卷，首一卷，（清）游永游、曾本重修，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8年）叙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河南广平游氏宗谱，（清）游钟秀纂修，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游氏六修族谱，（民国）游裔蒸等纂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铅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游氏六修谱十七卷，（民国）游和稷纂修，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中国近代报纸发展滞后原因新论

2006-12-26 13:53

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教科书，尽管不少喜欢带点“自豪感”去渲染历朝的邸报，但大多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代报刊起源，最早不能超过19世纪……不论以哪份报纸为开端，中国近代报纸的发轫，均晚出西方（主要指欧洲）200多年。

学界通常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报纸诞生在17世纪初。如荷兰的安特卫普的《新闻报》（1609年）、德国的《通告报》（1609年）、英国的《每周新闻》（1621年），以及法国的《报纸》（1631年）。〔1〕

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教科书，尽管不少喜欢带点“自豪感”去渲染历朝的邸报，但大多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代报刊起源，最早不能超过19世纪：若以西人来华办报而言，最早是1822年的《蜜蜂华报》；若以国人办报，则多数学者认为是王韬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更早的1858年的《中外新报》。〔2〕但不论以哪份报纸为开端，中国近代报纸的发轫，均晚出西方（主要指欧洲）200多年。

这一点，在国内早有学者指出，著名学人唐振常曾说：“中国报业史的作者们，论述国内报业兴起，往往夸古以饰今，把报纸的起源作无限制的延伸，事涉荒诞，人莫我信。且勿论‘宫门抄’、‘邸报’之非中国报纸祖先，即使晚近……中国人起而自办了大量的印刷物，或称作‘报’……其实质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报纸(新闻纸)……中国之有报纸，远较西方历史为短”。〔3〕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说：“中国很早便有了印刷术，但专为印刷而设计、并且只有通过印刷才可能制成的印刷品，特别是报纸和期刊，最早仅出现于西方。”〔4〕

那么，为什么一个最早发明印刷术，有长期的邸报体系，很早就具备“处士横议”（舆论监督）传统的国度，一个崇拜文字几乎到巫术地步的国度，一个历朝历代知识分子都多到用不完的文明大邦，却在新闻事业上晚于西方如此之久？

笔者曾查阅了大量的新闻教科书和相关论文，遗憾的是，几乎千篇一律地都用“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开花结果”，或者“封建王朝对新闻自由的专制扼杀”两条理由轻轻带过。我们不应满足于这种简单的，好象做广播操一样的落入套路的分析。在这篇文章里，笔者试图从出版技术、社会风气、海外贸易及朝廷管制几方面去寻找蛛丝马迹，以给出尽可能有些新意的结论。

一、雕版印刷术的窒障

明清两代刻书之盛，历来为学者称道。明代福建的建阳地区，更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民间出版集团，商业性书坊达数百家，持续四五千百年，世代经营，品种多样，初步具备了“文化产业”的模样。

在明代出版业极发达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疑似杂志”的出版物，如《朱翼》、《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等，郑振铎将之称为“通俗类书”。内容以戏文、小说为主，也刊登一些时事杂文，新潮言论，比如《朱翼》，甚至介绍过利玛窦的新学说。遗憾的是，“疑似杂志”没有定期出版，只是用一个书名，不断“增补”，没有发展成真正的杂志。〔5〕

在“疑似杂志”出现的同期，1580年，一份名为《急救报》的“疑似报纸”出现了，它也是现在保留下的唯一一份明代“报纸”原件。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出版物一样，《急救报》同样使用的是雕版印刷，共6页，正文主要是刊出当时“吏部急选官员”的大名单。从装帧、版式和内容看，没有脱出传统邸报的范围。〔2〕

而在整个清代，“疑似报纸”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六科的官报“科抄”、提塘报房的“小报”，民间报房的“京报”，地方出版的“辕门抄”等等，各有一定的读者群。但在19世纪以前，这些“疑似报纸”从内容到形式，仍然只是“邸报”的格调，最终没有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刊。〔6〕

仅从技术角度看，雕版印刷术是最大的瓶颈。

自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全套金属活字印刷系统以来，西方出版界就广泛应用此种技术，1448－1450年，欧洲246个城市建立了1099个印刷所，印刷了4万种共1200万册书。〔7〕它的特点是成本低廉，印刷迅捷，完全符合现代报刊的出版要求。而在中国，一直到晚清，活字印刷却始终没能进入主流，精美但费时费钱的雕版印刷，始终占据强势地位。

要用雕版技术来印刷现代报纸，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雕版费时，在明清时代，一名刻工雕一部12万字的书籍，需要500个工作日！在明人郑济的一篇跋文中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低下工效：

“……以字计之，十二万二千有奇，于是命刊工十人锓梓以传，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毕工，凡历五十二日……”〔8〕

其次，雕版印刷物价格昂贵，比如有记载的一部明代大众读物《新镌陈眉公批评春秋列国志》，1000多页，就要纹银一两，而当时一两银子可买白米4石（240公斤）！〔9〕 按此比例，一份数十页的“雕版印刷日报”，价格至少接近1钱银子，也可以买24公斤白米了，普通市民阶层，肯定是不太乐意购买的。而在欧洲报纸的萌芽阶段，应用金属活字印刷的一份报纸，定价不过1个铜板左右。18世纪前后诞生的，在大众传播史上有特殊地位的“廉价报纸”，有些定价仅为1分钱。报纸只有依靠低廉的定价，才可能吸引广大市民，成为大众媒体，而不再仅仅是士大夫的读物。就此点而言，雕版印刷可谓输在起跑线上。

另外还值得指出雕版印刷的两个毛病：一是雕版印刷物的文字容量狭小。一般的雕版印刷书籍，每页不过一百多字，比如四库全书，每页仅为182字〔10〕。对于追求信息含量，讲究内容厚实的近现代报纸而言，若用雕版印刷出版报纸，那简直如同派小脚女人参加奥运会100米赛跑。二是雕版印刷对于新闻刊物存在“过期作废”的问题。一般来说，书刊的雕版可以用同一个底板多次印刷或采用修补、递修底板的方法重复印刷，但对于时效即生命的新闻报刊来说，雕刻的底板显然无法重复使用。

只有以金属活字技术为基础的近现代印刷技术才能支持近代报刊。我们当然还记得，一直以来不少教科书都喜欢鼓吹，世界上最早发明活字印刷的人是《梦溪笔谈》中记录的布衣毕升。但是，由于士大夫的雕版审美情结及活字技术改良实践的匮乏，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到19世纪近代活字印刷术从西方再度传入中国的八九百年中，在中国，活字印刷的书籍不到雕版的百分之一。

应当承认，活字印刷偶尔也有一两个突破，荡漾些波澜，但旋即便成死水。清代康熙年间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首次大规模应用铜活字印刷，可若干年后大量铜活字就被看守者偷去变卖了。到了乾隆年间，金简主持印刷著名的木活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可他死后，25万个木活字也大半给宫廷人拿去烤火用了。而在民间，活字印刷最多的用途却是乡下人印家谱。〔11〕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只有等到19世纪之后，西方的近代铅印、石印、照相印刷等技术及相关设备的陆续输入，才能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新闻事业。

二、“反新闻”的社会习气

初一看，明代的社会土壤似乎将要孕育近代新闻报刊。自明代中叶以降，商业化速度加剧，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逐渐呈现“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催生了数量不小的有闲暇的市民阶层。一部地方志曾记载晚明的苏州府“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12〕 在以《金瓶梅》、《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市民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明代市民娱乐、休闲的记载。而以李贽为代表的市民狂叛思想者的心跳与呼喊，似乎也暗合着明代消费社会的内在脉搏，那就是打开枷锁，尽情去享受思想与肉身上的自由。

在不少学者的眼里，明代的市民社会是“纵欲”的，“放肆”的，虽然有点缺乏自我约束，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由时代”。〔13〕

但这“自由”，只是对有足够权力和购买力的阶层而言，走向极端即制造出西门庆之流的“两足兽”。西门庆的“自由观”可在其对吴月娘的一番话中尽显：“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灭我泼天富贵！”〔14〕

这种以金钱权力为基础的“自由观”，与西方同期以“人性解放”为基础的自由观，显然是悖反的，与新闻的本质也是格格不入的。

即使不走极端，这种“自由”也只能制造出在休闲娱乐中麻木不仁的“群氓”。于是，各种或许称得上是“新闻替代品”的娱乐方式风行天下：小说、讲史、评话、词话、陶真、弹词、宝卷……在明代市民的日常生活里，说书人和戏子成为了最佳的“信息传播者”，普通市民的大多数历史常识、时事消息，都来自说书场和刊行的戏文小说里面。〔15〕

清初藏书家钱曾在笔记中曾提到：“……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戏剧，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这是明代民间时事传播途径主要依靠日常的娱乐方式，如看戏听说书等等的一个有力证据。〔16〕

然而，小说、弹词和戏文的“子虚亡是”，恰恰是新闻最大的敌人，毕竟新闻的本质之一就是“真实性”。因此，一个热衷于戏文、小说、弹词的社会，一个依靠“子虚亡是”的手段来进行时事传播的社会，也就不能不说是“反新闻”的。

对昨日的追忆与向往超过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是“反新闻”的另一个特征。在明代，刊行的长篇章回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口头流传的说书（如说岳、说五代、说三分等等），大都取材于历史题材（《金瓶梅》是一大例外），当时的大多数市民，即使不算“厚古薄今”，但至少也是“好古忘今”。这种好思高古而冷漠现实的社会习气，是新闻的又一大敌人。

到了清代，由于清初文字狱盛行，四库全书的“诱奸”，乾嘉学派的出现，朴学经学盛行，“复古”的习气被放大到极致。用2万字来为一句经书上的话做注解，甚至被认为是值得的和应当推许的。十几部古老得长白胡子的书垄断了无数读书人的大脑，而四库全书的开馆则让相当数量的精英从此耽溺于烦琐的校注，而不再注目书斋外的现世。在这种时候，新闻被驱逐到了最偏僻的角落。

梁启超对此有简单而清晰的描述：“综观（清）二百余年之学史，……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程朱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得解放……今清学固衰落矣……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17〕

清代学术的“解放”，只是对过去部分陋见与故纸的“解放”，更多的仍然还是“复古”。而“复古”，是新闻的绝对敌人。在19世纪以前，书斋学者为主流的中国智识阶层，当然也就没有能力创办出需要广阔视野和现世关怀的近代报刊。

三、“非自由”的贸易传统

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各国的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成为其近代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欧洲近代报刊的最初的诞生地，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国际港口城市或商业金融中心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催生新闻报刊的最初动力，而海外贸易制造出的繁荣城市，则为新闻报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反观中国，尽管在明初其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可算头号强国，在永乐年间也出现了上千人的海外贸易团来京的盛况，但几乎整个明代，海外贸易都是“非自由”的。明太祖曾谕令民间“片板不许下海”，只允许官方严格管制。有来无往的“朝贡贸易”，其政治、外交色彩重于经济色彩，基本是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到明代中叶，沿海从事贸易活动的百姓“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民间贸易的势头渐渐压过了“朝贡贸易”，早期的外番货品免税政策（这是明太祖最初定的政策，他对一名奏请收取关税的大臣说，抽什么税？大国不贪小利，让那些番夷看看我们大国的气度吧！这和我们当年无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也逐步改为按例抽分；隆庆、万历开海以后，外国商船来华已不限于有朝贡关系的国家，诸般限制也已放松，抽分纳税后便可入市交易。但外商必须通过官设牙行的中介才能进行买卖，不能与民间商人直接贸易，因此仍然是由政府垄断控制的“非自由”贸易。〔18〕

清朝海禁从入关之初即始，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全面实行“迁海”，从是年起到康熙初年，在北起直隶、山东，南到广东的沿海各省“坚壁清野”，将沿海一带的居民一律内迁数十里，“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19〕。此后二十余年间，中外商业交往几乎完全断绝，海禁之彻底远超明代。

海禁，特别是强迫“迁海”制造无人区的政策不仅窒息了正常的海外贸易，更使沿海各省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影响政府的税收，当然不可能长久。1684年，康熙以开海既“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又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首先在福建厦门，继之在广州、宁波、松江等地，分别设立了闽、粤、浙、江4海关与外国通商 〔19〕。

好景不长，“十全老人”乾隆认为：“国家绥远通商……积久留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20〕 于是在1757年冬宣布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自翌年起西洋商船“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21〕。由沿海多口通商改变为广州一口通商，康熙时期开放的大门又关到只剩了一条缝，这一政策，直到鸦片战争才被西方的坚舰利炮轰碎。

即使对一口通商的广州而言，也决非自由贸易，仍然是由官商性质的十三行垄断。著名经济史学家贾植芳在论述十三行性质时曾说：“……行商由于功果钱而取得管理贸易代行权的纹章，就是官位。结果，由于收买官位，行商始得开始为行商……所谓‘官商合一’，宁为必然”。贾先生根据十三行把持者糜烂奢侈的生活（比如潘仕成，为自己几十个姬妾专门造一大楼，窗壁都是玻璃，彼此不得容奸，而他自己别住一处，夜间则按号码牌呼姬妾陪夜。他没落之后，豪宅因为太值钱，没人一下子拿得出钱来买，而首开分股售卖的先河），将这批富豪，也是整个明清富豪阶层的代表人物的精神，归结为“透彻的享乐的消费的”，而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以追求合法利润为天职，但通过节制以获得“神的光荣”——背道而驰。〔22〕

“反自由”的贸易倾向，注定只能生产出躺在玻璃楼里搂抱姬妾的封建富豪，而不能生产出有“自由”、“平等”、“节制”等观念的近代资本家；只能生产出与雇农身份类似的雇工，而生产不出可以自由交换脑力、劳力或商品的市民，使整个社会缺少对自由交易信息、自由时事信息的需求，成为新闻报刊的又一个死敌。

四、严虐的新闻出版管制

中国对出版的管制历朝都很严厉，在明清两朝也不例外，尤以清代为虐。

在明初，朱元璋就开了个坏头，别人奉承他是“天生圣人”，他偏要认为是影射其做过“僧人”，“光”字也用不得，因为那和“秃头”的意思一样，“则”字也用不得，因为那是“贼”的谐音。将“圣”“光”“则”三字共用在贺表中的杭州教授徐一夔，自然被问个腰斩。（他惹祸的那句话是“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好在朱元璋只是从奏章表疏中找茬，只算“表笺之祸”，并没有演变为一种系统禁锢图书的做法。总的说来，明代对图书出版的管制相对比较宽松。（比如整个明代正式禁毁的小说只有《剪灯新话》、《水浒传》几种。）〔23〕

明代朝廷更重视的是对邸报的限禁。《明会典》中规定“探听抚按题奏副封传报消息者，缉事衙门巡城御使访拿究问，斩首示众”。《明史·王应熊》传中也说“非奉旨，邸报不得传抄”。而天启以后，由于边患日甚，对邸报的控制更加严密了。“凡涉边事，邸报一概不敢抄传，满城人皆以边事为讳”。〔2〕

同期而言，欧洲对出版的管制还带着中世纪的阴风，不能说就比明朝政府更宽松。1569年红衣主教会议上罗马教皇庇佑五世严厉指责手抄报纸诋毁教廷，几天后一名记者被处绞刑。1572年教皇发布“谕旨”，查禁手抄报纸，严惩新闻记者。1587年，又一名记者被断手、拔舌后吊死。〔1〕

问题在于，接下来中国和欧洲是按照哪种轨迹在发展。1644年，英国作家弥尔顿发表了《论出版自由》，从而引发了围绕“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持续论争，最终实现了新闻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启蒙。直到今天，弥尔顿坚如金石的话语依然激荡人心：“人类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造的像；杀书则是扼杀理性本身，破坏了瞳孔中上帝的圣像”。〔24〕 而随后的一二百年间，欧洲各国相继废除了知识税、诽谤法、出版检查制度等等，最终迎来了大众报纸的黄金时代。

但在中国，1644年崇祯吊死在煤山上，满清入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噤若寒蝉，谁还能去发表《论出版自由》一类自寻死路的文章？即便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噤若寒蝉了，清朝还是展开了一系列罗网深密的文字狱，到乾隆达到顶峰，嘉道之后才渐渐松弛。在禁毁图书的“成就”上，清朝创造了世界记录，也远超过中国史上所谓图书的“五厄”，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评述。

不止禁毁图书，清代的报禁也异常苛繁。谕旨和章奏哪些应抄发，哪些不应抄发，竟然往往需要皇帝作最后的决定。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公布的“各省提塘除传递公文本章并奉旨科抄事件外，其余一应小抄，概行禁止”；雍正六年（1728）公布的“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一概严禁，不许刊刻传播”；乾隆十一年（1746）公布的“直隶、江南、浙江等省在京提塘，将不发之事件，钞寄该督抚等，似此行私报密，甚为浅陋，传谕申饬”等，都是为了限制小报的刊布与发行。而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清廷还特地颁布了禁止外国人印书和传教的谕旨。〔25〕

明清王朝对出版自由的管制，实际上显现了对言论与新闻的恐惧；对国外来华者的印书禁令，又显示着对外部世界与文化的逃避。这一切，都成为了新闻报纸的天生死敌。

结 语

在明清的四五百年间，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报刊发展是如此迟缓，就像一台中了蠕虫病毒的计算机，你看不到病毒的破坏，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你就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慢。漂亮但不符合近代精神的雕版印刷，好古忘今的社会习气，反自由的贸易传统，加上王朝对新闻出版的严密管制，就是隐藏在历史硬盘中的蠕虫病毒，它们默默地牢牢地扎根在系统之中，最终使中国近代报刊晚于欧洲两百年之久。

但对大多数编修家谱的人员来说，这个名字抽象了些，所以最后定稿的名字叫《怎样编修现代家谱》。全书分为基础知识、观点理论、具体编修三大部分。

　　社会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人编修家谱的理论和方法有很多都不适用了，必须要有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所以，笔者追求一部与世时俱进，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编修家谱的文本；追求一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编修家谱的文本。

　　更重要的是，文本中极力主张家谱理论及编修方法的变革，尤其是家谱理论的变革。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变革的主张前无古人。

　　这个变革不是无根无据、凭空杜撰，而是遵循事理，切合时代的变革。

　　文本除考虑观念的变革而外，还注意全书的系统性、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完整性、指导性、适用性。除具有家谱的一般知识（如姓氏起源、祠堂与堂号、姓族郡望等）而外，更有家谱概念的创新、编修现代家谱应树立的指导思想及观念、现代家谱内容的宏观构架、现代家谱的主要内容、女子彻底入谱问题、增强现代家谱中人种科学的含量、家谱的社会作用以及如何具体编修现代家谱等等。

　　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文本没有面世之前，社会上还没有一部体现现代人文精神的家谱理论和编写方法的书籍传播应用。也即是说，这是一部关于家谱文化的崭新的著作。

　　时代呼唤这样的文本产生。社会发展到今天，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古人的修谱观来记述现代人事，其结果必定是不伦不类。何况，古人的家谱理论非常零散而不系统。对家谱文化的性质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何况，古人在录入内容上有重大偏废，如将女性排除在家谱之外。

　　实践呼唤这样的文本产生。是的，在中国，编修家谱之风重起于青萍之末，看其势头，可以说方兴未艾。但我看了今人编修的不少家谱，令人叹息。不仅没有吻合时代的进步，反而不及古人的水平。纰漏百出，错讹累累，荒丛芜杂，呕哑嘲哳。今天的人编修家谱采取马马虎虎、潦潦草草的态度，既是对当代人自身犯下的错误，又是对后人犯下错误。

　　从黄帝时代产生家谱文化到现在，人们注重于家谱编修的实践，不重视家谱理论的探讨，因而家谱理论不仅不系统，也没有重大突破。宋代欧阳修和苏东坡创造了“欧、苏记载法”，仅仅是具体的世系记载法而不是家谱理论。

　　对古人遗弃女性的“男系氏族观”应当彻底否定，对古人“隐恶扬善”、“为亲者讳”的基本修谱观也不能一概赞成。只记善的一面，不记恶的一面，不是事实求是的态度，不利于后人吸取经验教训，不利于后代人格精神的健康发展。

　　因此，我动了撰写《怎样编修现代家谱》或《现代家谱理论及编修方法》一书的念头，把家谱理论和编撰实践结合起来，并力图使文本体现鲜明的时代性、丰富的科学性、创新的进步性、有益的历史性。为家谱文化的健康发展尽绵薄之力。

　　无疑，本书的基本知识部分不可能不吸收古人和当代人的研究成果，但理论部分，全系创新。力图将先进的、优秀的文化观运用到家谱理论中。

　　凭我的直觉感到，要寻找：一部令你耳目一新的研究家谱文化的文本，一部优秀的现代家谱编修教材，一部指导现代家谱编修的工具书，《怎样编修现代家谱》一书就是！如果你具备了编修家谱的基本文化基础，认真地阅读此书之后，就一定能编撰出一部质量一流的体现当代人文精神和风貌的家谱来。

一、姓氏来源

上古周文王（公元前十一世纪）将自己的第十五子姬高封于毕（地名，在今陕西咸阳西北）。后来姬高建立了毕国，人称毕公高。后毕国“为楚所灭，而降为庶人”。其子孙就以国为姓，世代相传至今，已越3000年之久。

二、郡望堂号

公元前772年平王带部、氏族东迁河南洛阳，毕姓自始在洛阳繁衍生息，日渐强盛。我们严溪毕氏郡望即出自河南偃师郡。毕姓即使从唐·垂拱年间（公元685 688年），河南偃师的憬公算起，至今也有2770多年历史。从宋·乾德丁卯年（公元967年），毕氏婺源始祖文进公迁居严溪起，毕氏在婺源已生息了1035年。

三、历代名人

1、毕宏——唐朝朝京光人，寓居于蜀。善画山水，古松奇石，著名当世。杜甫《戏韦偃为双松图歌》中有“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会韦偃少”的诗句。

2、毕升——北宋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他还研究过木活字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为世界最早的活字印刷。

3、毕沅——字绍荡，号秋帆。清朝江南镇洋人。留心经史文学，旁及舆地金石之享。尝谓“经义当宗汉儒，说文当宗许慎，编年史谏水先生最长。”以好士知名，学人如钱大听、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仲则等先后在幕中。所著《续资治通鉴》220卷，集钱、邵、章等诸人之力而成。诗文有《灵岩山人诗集》、《文集》。

毕姓在历史上出了不少英才：古代有状元毕万初、毕子季、毕构、毕彦祯；进士毕炕、毕文进；丞相毕宪；御医毕中；护国将军毕贤臣；还有毕志安，和寇准一同辅佐宋朝皇帝；中国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毕升；祖孙均进士的毕士安、毕良史；父子皆使君的毕祖晖、毕义云；诗画家毕慧、毕本；监察御史的毕曜；因尽孝，受皇上封赏的毕皆赞等等。

明代新城（桓台）工部尚书毕亨，万历淄川人户部尚书毕自严（毕际有之父），户部尚书安徽人毕锵等。清代大文学家、《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坐馆的馆东南通州知府毕际有，海州知州新城人毕秀等。其中淄川在明清两代出了五个进士，新城出了四个进士，这些都是我毕氏同宗的知名人士，应当引以为荣。

现代毕氏家族更步入辉煌，名人辈出：如电子学家毕德里、陶瓷美术家毕渊明、文学翻译家毕修勺、联合国副秘书长毕季龙、漫画美术评论家毕克官、眼科专家毕华德、公共卫生学创始人毕天民、中央电视台记者毕福剑、中央电视台编导毕晖、 少将毕皓、毕庆堂、中将毕占云、无线通讯的CDMA的先驱——美国贝尔试验室院士毕奇等，都是我毕氏杰出代表。

毕姓是当今较为常见的姓氏，分布很广，如北京，天津之武清，河北之沧州尚义、黄骅、阜平，山东之平邑、龙口，山西之太原，湖北之监利，江西之金溪、崇仁，广西之田林，广东之吴川，云南之河口，四川之合江等地均有。毕姓在全国汉族人口中约占011，居第一百二十五位。尤以山东、河南、黑龙江等省多此姓，三省毕姓占全国毕姓人口的70。

四、姓源考：

在我国数以千计的姓氏当中，最古老的是“姬”姓。姬姓的族人是黄帝的嫡系后裔，这个姓氏具有将近5000年的悠久历史。 全世界华人都自称是“黄帝的子孙”或“炎黄（炎帝与黄帝）子孙”。在中华民族繁衍与发展的过程中，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但是黄帝的子孙很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他们分封在各地，多数以地名为姓氏。 中国的宗法制度很注重长子嫡铮簿褪堑障底铀铮频鄣牡障岛笠岢て谝岳幢3肿拧凹А毙眨渌堑障底铀锊辉傩铡凹А薄据《说文》记载，起初黄帝居住在姬水，因而姓“姬”。在远古时代，黄帝是轩辕氏部落的首领，他与炎帝都出自少典氏，这两个部落经过一场坂泉之战（坂泉在今河北涿鹿东南，又称涿鹿之战），炎帝败，合并为炎黄部落。于是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接着，黄帝领导的炎黄部落打败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统一了全国。黄帝率领的炎黄部落都姓姬，他们是今天炎黄子孙的远祖，也是姬氏族人的远祖。 后来，黄帝的家族越来越大，他的后裔陆续分封在各地，改为其它姓氏，构成中华民族的主流。黄帝嫡系子孙（长子、长孙）世世代代仍旧以姬姓相沿袭，直到3000多年前的周文王父子，仍然继承着祖传的姬姓，建立了中国最长王朝——周朝，奠定了家庭及宗族之间伦常关系以及封建制度。 中华 民族姓氏的变动，以先秦时期较多，到了汉代各个姓氏已渐趋固定。不过，根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记载，在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位世代居住在长安，官至水部郎中的姬居逊由于避讳唐明皇的名字，而改姓周（唐明皇即唐玄宗，姓李，名隆基。“姬”与“基”同音）。这一来，分散了姬氏家族的力量。在较早的南北朝时期，本来以周为姓的人，也有改姓姬的，根据《姓氏考略》记载：“梁（梁朝）周弘正，谄事王 伟，避侯景讳改姓姬氏，周石珍亦改姓姬氏。” 和许多著名的姓氏一样，姬氏家族也很可能有其它民的血统加入。南北朝时，在北魏为桓、穆二帝效劳，征伐有功，官至信义将军，封为楼顿侯，后来归顺晋朝的姬澹，据说便是当时的鲜卑人。 作为黄帝嫡系子孙的姬氏族人，在中华民族发展过中，以及创造华夏文明上贡献很大。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以及召公姬奭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周公姬旦制定《周礼》，对缔造中华文明，提升中华民族的素质方面贡献很大。 毕姓的始祖，为周文王的第十五子毕公高。毕公高，是《书经》上列名的历史人物，他的兄弟武王在君临天下之后，把他封在毕国,以国为姓，是为毕姓的由来。周康王曾命他保卫东郊，因而作了《书经》上的那篇《毕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当年的毕国，在今陕西省长安、咸阳两县之北，也就是渭水的南北岸。这个地方，又称为毕陌、毕塬或咸阳塬，在周朝初年， 受王室十分重视，因为大名鼎鼎功在国家民族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逝世以后，均葬在此地。 在周代的870多年之间，周文王的这一支毕姓子孙，一直显赫于世。毕公高春秋时代的后裔毕万，当了晋献公的大夫，被晋国封在魏，成了后世魏姓的始祖，而毕万后代魏文侯，后来“三家分晋”，与韩、赵两家瓜分了原来的晋国，自立为诸侯，且国势强盛，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当年始祖毕公高后裔的显赫情形。 在春秋时改姓魏的毕姓后裔，仅仅是毕公高的众多子孙中的一支。其余的子孙，虽然以后也有改了他姓的，但其嫡系子孙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毕姓，并且历代相传，一直沿用到了3000多年以后的今天。 关于毕姓的姓源，历来有关姓氏的古籍，考证结果都一致。《姓氏考略》上说：“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以国为氏，望出河内、东平、太原”；《唐书宰相世系表》则指出：“毕炕乃毕公高之后”；《万姓统谱》上也记载说：“《左传》有毕万，《晋语》有毕阳”。 可以这样说，毕姓源于姬，始于毕地。 发源于陕西的毕氏，后来主要繁衍于河南和山西境内黄河以北的一大片地方，到了汉代则有一支远远地迁徙到山东的东平郡，并且繁衍成为当地的望族，相国庄我始祖兴公正是由东平郡所辖的潍县迁来，这就证明相国庄毕氏一族为始祖毕公高之嫡系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