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记忆

过几天，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春节了，关于春节，有许多美好的记忆，每

一片记忆，都似璀璨的珍珠，在内心深处闪耀，尤其是每逢春节的时候，过着眼前的节

日，脑海中闪过往昔的节日，交织成了美丽的、无穷的节日的韵味。

——春节的灯

春节的灯，最能烘托出节日的气氛。很小的时候，家里面还没有电灯，平日里点一盏

小油灯。春节了，也是点油灯，但与往日的油灯不同，是那种很大的、带有玻璃灯罩和白

玻璃灯伞的能挂起来的油灯，灯上有一个旋钮可以调节灯的亮度。记得每年的除夕下午，

父亲都早早的把那盏等拿出来，灌满油，灯罩和灯伞擦的锃明瓦亮，挂在屋天棚的中间。

天一黑，就把灯点亮，调的灯火大大的，照的满屋通明。从除夕到正月十五，每晚这盏灯

都亮起来。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盏灯是最重要的春节的标志。

童年的春节，还有一种灯让人难以忘怀，就是那些现在看来很简单，当时却带来无穷

乐趣的灯笼。父亲的手很巧，每年的春节前，都要找来一些秸杆，用小刀削削刻刻，几支

秸杆做成了灯笼的骨架，再用五颜六色的糖纸把四面糊好（这些糖纸都是一年中慢慢攒下

来的），就成了一个别致的灯笼。节日里，天一黑，就和弟妹们每人提着一只灯笼，出门

和邻居家的孩子们玩儿，那时别人家孩子的灯笼多数是彩纸糊成的，而我们的灯笼用糖

纸，即透亮又鲜艳，引得别人好生羡慕。

现在的灯笼多是专业化制作出来的，比起过去的更精致更漂亮，但感觉却少了些什

么。

——春节的年画

春节贴年画，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童年的春节，几乎每年都是新糊的墙纸，很多年

画贴在崭新的墙上，看上去满目清新而漂亮。有胖胖的男孩儿女孩儿抱着大鱼咧嘴笑，有

身着各种各样衣服的人们在舞蹈，还有带故事情节的象连环画那样的年画，许多小幅的画

组成了一大幅画，很喜欢这样的年画，不光可以看画儿，还总是缠着母亲给读那些小幅画

下面的文字，知道了画中的人在做什么。记忆最深刻的是一幅小女孩剪窗花的年画，画中

的小女孩儿梳着两条黑亮的辫子，穿着花衣裳蓝裤子，坐在那里神情专注的剪着窗花，旁

边一只小花猫在耍弄着一个毛线团儿。小女孩儿细眉笑眼，脸蛋儿粉里透红，翘起的嘴角

流露出喜悦。常常盯着那幅画儿出神，想变成画中的人，或者是画中的女孩儿从画里面走

出来，和自己成为小伙伴。

再大一点儿了，过春节也贴年画，但都是些样板戏的剧照，怎么看也喜欢不起来。

现在在自己的家里过春节，不再贴年画，但却非常想念那个画中剪窗花的小女孩儿。

——春节供奉的家谱

小时候在家过春节，每年供奉家谱是一项重要的仪式。除夕那天，父亲都要小心翼翼

的把收藏了一年的家谱请出来，挂在一面墙上，下面摆上供桌。供桌上两边各放一个大的

蜡烛台，很漂亮的红蜡烛点燃后，把一面墙都照亮了；中间放上一个香炉，香炉里面插上

香点燃，香烟袅袅升腾起来。蜡烛台和香炉之间摆上装满供品的碗碟。供品都上母亲做

的，有雪白的馒头，上面用麻果点出红的花点儿；有切成大片的肉，摆成图案；有油炸成

金**的面鱼，有染成彩色的宽粉，嫩黄的鸡蛋饼„„每当母亲摆供品的时候，我在旁边

看着出神，想不出这么多好吃的放在这里，那些先祖们是如何吃，而且吃过了还看不出变

样。

供奉的家谱是三幅画儿。中间一大幅，上边是坐着的两个人像，一男一女，年长而且

很慈祥，下边是许多站立的人像，各种姿态，空白的地方写着家族先祖们的名讳；两边是

条幅，画有美丽的花卉和装饰图案。每到除夕夜吃年夜饺子前，伯父就带领着堂哥们来家

里和父亲、弟弟们会合，那时爷爷还在世，由爷爷带头一起在家谱前磕头跪拜。给先祖跪

拜磕头是家里男人和母亲那样的媳妇们的必修课，而女孩子们是不做的。有时候好奇问大

人们，回答说是女孩儿膝下有黄金，不能下跪的，现在想来满不是那么回事。

家人们每年的春节都能供奉先祖，能面对先祖们的名讳，默默的拜望。对于家里等女

孩子们来说，结婚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按祖上的规矩，出嫁的女儿是不能和家谱照

面的，所以即使春节回父母家也是过了初三，那时供奉的家谱已经收起。在先祖的眼里，

嫁出的女儿也许真像是泼出的水，不值得眷顾吧。现在的人们不再讲究过去的老规矩了，

在春节的时候，出嫁的女儿们都可以回家。但许多人还是遵循过去都做法，也许认为先辈

们流传下来的规矩还是很神圣的，不想去破坏吧。

春节的记忆有许多许多，有的年代久远，有的就在眼前。一串串记忆都包含着浓浓的

亲情，散发着浓郁的节日气息；一串串记忆，把一个个闪光的片断穿起，汇成美丽的生活

画卷。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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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千字文》读后感

也许你会知道："《千字文》是一千三百多年前，梁朝才子周兴编辑的一篇奇闻，构思巧妙，它是，唯一被历朝历代都选定的识字课本。"

嗯，我就读了这本"唯一被历朝历代都选定的识字课本。"

这部经典名著是四个字为一句话，一共二百五十句话，一千个字刚刚好，这正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千"字文呀！

这本书里，有不少内容，有原文，有翻译文，还有故事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几句话："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意思是：苍天是青黑色的，大地是**的宇宙形成混沌蒙昧的状态之中太阳东升西落，月亮阴晴圆缺。星辰布满在天空中。

"尺璧非宝，寸阴是意"告诉我们时间是宝贵的。

"孤陋寡闻，愚蒙等消"你的学问浅薄，见识少就会被人耻笑。我们不能死读书，还要增长见识，要看外面的世界，不然会被人家称为"现代版""井底之蛙"的。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让我们一起读书，爱看书。大家一起来读书吧！

西联是三县交界地，高山峻岭，地形复杂，非常有利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时红军地下武装力量的生存，所以西联乡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0浙西南地下武装的重要革0据地。1982年10月省人民政府批准西联乡为武义县第一个革命老根据地乡。1985年4月，马口、饭甑、田坪、石柱源等22个村为革命老根据地村。

到武义牛头山国家森林公园，马口是必经之路，柳城到遂昌，马口也是一个交通要道。马口村现辖9个自然村，共3000多人口，民风淳朴，勤耕细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红色古村落。

红军的生存地和革命烈士吴谦

早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以后，0地下党于当年9月建立0马口支部，1928年2月建立0马口区委。1928年4至9月，建有章五里、饭甑等22个0地下党支部，有党员197人，建有34个农民协会，会员759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浙武红军游击队主要负责人宣恩金，在章五里、石柱源、东坑一带建立革0据地。其中宣恩金所属部队从事革命武装斗争长达10年之久（1935年至1944年）。在漫长的地下革命武装斗争中，该乡有403人参加红十四军浙西第三纵队宣平西营红军，经受了考验，有吴谦等26名革命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89年0武义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的《烈士的丰碑：武义著名烈士传略》一书中详细生动地介绍了吴谦烈士的生平事迹。

吴谦（1896——1930）是原宣平县早期的0党员之一。曾担任过0宣平县委委员、执委，是城区（即马口）区委负责人，宣平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西营红军-表等职务，1930年9月3日在兰溪被捕，6日在兰溪壮烈牺牲，时年35岁。

吴谦，又名吴馀芳，字竹虚，1896年1月11日出生于宣平西联乡饭甑村的一户手工业家庭，家境贫寒。其父吴樟满是一个技艺精湛、勤劳忠厚的木匠，母亲是农村妇女。吴谦有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三。

吴谦从小热爱劳动，个性刚强，敢打抱不平，富有-性。他憎恨旧社会，痛恨地主豪绅，与劳苦大众有很深的感情。他小时读过私塾，勤奋学习，成绩优异，于1915年考入宣平师范讲习所。毕业后，1917年至1922年在宣平的章五里村和新屋村小学教书。1923年回家，迁居马口村开设了一爿小杂货店。

1927年8月，由曾志达、陈俊介绍加入中国0。从此，他在党的培养下，以小商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在宣平西乡一带进行党的秘密活动，曾在马口的上隔溪、内河洋、饭甑岭头、壶源等地的田头灰铺、岩洞、田野里开过多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讲解革命道理，宣传党的主张。1927年8月，宣平成立第一个党组织——0宣平独立支部，吴谦是独支成员之一。同年10月，经0浙江省委批准，建立0宣平县委，吴谦为县委委员，后为执行委员，分管军事。

吴谦在党的领导下，利用自己经商的有利条件，联络亲朋好友，发展地下党员，组织赤色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二五”减租斗争。当时宣平西乡的恶霸地主陈永怀，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竭力破坏“二五”减租，勾结反动政府，千方百计要谋杀吴谦，发誓说：“我和吴谦的两个脑袋，只能留一个，留我不留他，留他不留我。”

1928年，吴谦在组织各地赤色农民协会中，先后发展了郑振宝、梅周明、全新法、谢信权、占麟祥、谢树法等40多名党员，建立了马口、壶源、河涧、大溪口、弄坑等党支部。县委决定建立城区（后为马口）区委，吴谦兼任区委负责人。

1929年1月19日，宣平泽村小学教师、党的地下联络站负责人陶_被捕，联络站遭破坏，暴露了地下党宣平县委和区委负责人的全部名单。-宣平县政府悬赏通缉，吴谦于1929年1月21日，第一个被悬赏通缉，宣称：“拿获吴馀芳，给赏银洋壹佰元正。”他与曾志达、陈俊等一起避往上海，找到潘漠华，向党中央写了《浙江宣平党务报告》。他根据在沪县委成员研究的意图，辗转于闽浙赣边区，他随带一架留声机奔波于金华、汤溪、严州（今建德）、龙游、松阳、遂昌一带，以唱“洋戏”为掩护，联络失散在外地的同志，进行宣传，开展革命活动。

1930年，在武义红军的影响下，他积极参与组织宣平红军，领导红军运动，担任西营红军-表。

1930年8月下旬，他接到上级通知，到杭州参加省互济总会代表会，即与西营红军指挥郑汝良等商量，以此机会到杭州购买0弹药，以解决红军的武器装备之需，并以大河源村鲍信泰药店赴兰溪采购药材的名义为掩护。9月2日与红军战士鲍陶富一起，带了银洋，手提藤蓝，从大河源步行出发，翻山越岭，用各种方式，昼夜闯过了白姆等地反动武装的岗哨，于9月3日上午到达金华。中午在一家饭店吃饭时，遇到大河源村的鲍益峰（绰号叫老峰头）等两人，鲍原是宣平西营红军人员，吴谦不知道他已经叛变，在交谈中被刺探去前往杭州，取道兰溪的路线，他们假装“热情”送行到码头上船以后，就向-金华县-告密，金华县-即电告驻兰溪的省保安队第三团团长竺鸣涛，竺亲自带了一名副官和警察前往兰溪码头候缉。当天下午，船到码头后，敌兵蜂拥而上，指名搜捕。吴谦觉察到事已暴露，随手从船上拿起菜刀，砍伤一名敌兵的手臂，乘机跳入河中，潜过数只船底，逃进康王庙附近的一位测字老人家里，说明情况，老人深表同情，给他更换了衣服，将他转移到屋背。这时，竺鸣涛下令，集合全团官兵，包围了整个兰溪城，实行-，挨家挨户搜查。在这紧急关头，吴谦辗转到桃花坞里（今丰收巷），隐蔽在大云山脚的一株大树上，直到傍晚七时左右，被搜捕的敌兵发现，开枪射击，脚部中弹而被捕。吴谦被捕后，省保安队竺鸣涛即电告宣平县政府，吴家被查封，继而放火烧毁，妻子被关押，二个幼儿寄养于姑母家。他在狱中受尽敌人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双手日夜被反绑，脚上用了两副重镣。然而，吴谦坚贞不屈，浩然正气。敌人为了获取口供，证实其身份，施展了“苦肉计”，把一个窃得我地下党的联络暗号的特务分子吴阿四，关进另一个监牢里，然后将吴谦转到该牢，这个特务则冒充0义乌县委地下交通员，发出暗号。由于暗号相符，吴谦信以为真暴露了红军-表的身份和赴杭参加会议，购买0弹药的情况。1930年9月6日下午3时，吴谦在兰溪南门外沙滩上慷慨就义。临行前，吴谦因脚部中弹重伤，敌人用轿子抬着，在兰溪县城游街示众。吴谦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了给妻子的绝命书，书中写道：“知悉我将枪决，请你们不必伤心。我为革命而死，为民众利益而死，是全家都光荣的事！”还沿街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反动派”、“中国0万岁”等口号，表现出一个0员的崇高气节和优秀品质。他的英雄事迹，当时在兰溪的街头巷尾广为传颂。他也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

马口村名及各姓氏的来历

马口村呈船型，东面有旗山水口及邻村金山尖、水背下，南面有棺材潭后山、舍古山、古山、下塘山、黄龙出洞及邻村下塘、壶源，西面有隔溪后山、长成坑出水口、黄塘山、鲶_岗、江东凌衣及邻村汉井、大溪口，北面有黄家山及邻村三坑、河涧、内河洋。地形为长东西、宽南北，环视整个村周边地形，马口就像一匹由西向东奔驰的“骏马”。水口旗山尖端的田和河道是谓“马嘴”，塘弄、东山两田弄为马的二只“前脚”，村西今乌坛下村后直向至河洋岭头和两溪为马口的两只“后脚”，长成坑为“马尾巴”，村南的大溪为“马背脊”，村庄及上畈“为马肚”，黄泉山南沿为“马肚下”，隔溪老大桥北头麻车水碓为“马-”，上溪滩为喷射出的“马粪”，登上黄家山巅可观“马”的全形。先民周姓人村落在“马头”下，故取名叫马口村。

马口历史悠久，有传说“马口早于鲍村（今柳城）”。宋朝以来至元朝，马口周姓人丁兴旺，仕宦不绝，在京内做官的人很多。北宋崇宁三年（1104），有陈姓人从丽水迁居上陈，后又有何姓人、周姓人迁居何宅等地，而后又有鲍姓人、郑姓人等迁居马口。马口现有姓氏39个，其中鲍姓、陶姓建过独姓祠堂，何、郑、陈、周、吴合建过六姓祠堂，而鲍姓祠堂建期最早。

鲍姓：鲍姓始祖为宋朝府君，世居福建蒲城。据民国二十五年《宣阳重修鲍氏宗谱》记载：“其后嗣官于皖，官于括，皆世家焉。后乃稍迁于宣慈。宋明以还簪缨之盛，罕与俦者。”又说“宣阳氏族鲍为最旧，故宣又有鲍村之名，自明以降世居于马口。”明初，第二十一世孙世鼐，自丽游居宣慈乡南坑也就是如今的和尚田村，为南坑第一始祖。明永乐年间（约1450）和尚田第三世孙潘四（贞房）游玩至西畈（今下田村），见有水可渔，有山可樵，于是就定居在西畈。明弘治末期（约1495），贞房世孙迁居马口，鲍世为和尚田之始祖。其先世0散居四方。和尚田世孙有散居上田、田甫、毛头山、下田等地，而迁于马口及县城等处之后，至清末以前近四百余年，仕宦不绝，名人迭出，风清俗美，未尽枚举，堪称为宣阳之望族。自乾隆五年（1740）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间有贡生一名，进士二名，庠生四名。在陈宅（今叫厅坛）何宅（今叫鲍家屋下），各建有鲍家厅一座。鲍姓独姓祠堂一座，并配有麻车、水碓各一座。至咸丰末年后，人丁逐渐减少。鲍姓祠堂位于东山下今八百岭头新村一带，坐南朝北。乾隆年间，因墙脚不固，祠宇倾斜，曾经进行修理，但难以修整。当时的族长鲍_率子孙将祠堂之田换得何宅榔树下苏法通田一_一百四十把以作祠基，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四月十八日建造。咸丰十一年，祠堂被太平军烧毁，又于光绪十一年在原基上重建，改为坐西朝东。1923年起，被吴谦、吴士茂租用开商店。

陶姓：马口的陶姓于清同治初年（1862）从本乡汤山村迁居马口陈宅，早期在马口原有不少良田，建有独立的陶姓祠堂，位于今-房基，坐北朝南，有三间前后厅，八十年代拆除。

周姓：周姓马口始祖周德仁，字子义，号肖山，好读书，善地理医术，祖籍山东青州府西门县。唐朝乾符五年戊戌（878），黄剿造反迁徙马口，为马口人居之始。至宋朝、元朝，丁财大发、仕宦甚。到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遭受灭顶之灾。因村族濒于废没，仅有二十五世孙兄弟三人幸逃。一逃往外河洋后殿周；一逃往遂昌大拓；一逃往新塘后内周。嘉靖年间（1522—1566）周良六以地窄人稠而扩据外周。明隆庆年间（1567—1572），第二十九世孙周良八从内周迁居马口何宅，位何宅古墙弄南段东侧一带，并建有厅堂一座。因洪灾频发于咸丰前期（约1855）迁居隔溪，新建排七族房一座，于1861年被太平军烧毁。今隔溪古宅排七是在原废墟上重建的。

陈姓：陈姓先祖宦居欧郡。北宋崇宁（1102—1106）年间，世孙陈十从丽水游见马口上陈（乡政府后面一带），见此地山水之秀，泉甘而土肥，古木阴翳，丛桂夹道，山峰拱秀，迁择而家，而后子孙繁盛，后多仕宦。清道光十八年，《马口陈氏重修宗谱序》记载“自厥祖拓远将军康佰公宦居欧郡，传五世讳智公，由温州而至处州，三世孙十公复由郡城而徙宣慈，则十公乃吾宣邑之始祖也，厥后一居马口，一居龙坑，一居坳塘。其余散居不一，各自繁衍。”

郑姓：郑族起源于自周宣王封其庶弟于郑，以国为姓，至周宣王分赐荥阳郡（今河南荥泽县）。汉代南迁浙江。 （下转第4版）

(上接第3版）延至元朝天历三（1330）年，任温州镇守游击将军郑智，因天年荒旱，百姓出境祈雨，恐生变端，受命带兵往_漾祈雨，见壶源风景奇秀，金鱼罕跃之穴，将子郑忠入赘壶源的一户人家。后传数代至乌坛、拓坑、遂昌、武义、东阳等地。乌坛世孙郑有璀于清康熙年间（约1695）先迁居陈宅后曹水口西侧路下，有兄弟八人。忽一日，见何宅现郑姓居地有红灯显现，认定此地风水好，故移居何宅。另一房迁居桃源，后于清末迁居何宅后屋地段。

何姓：1966年“0”时期家谱遗失，史况无考。何姓有兄弟三人，因逃债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从义乌佛堂逃亡新塘后李村，另一居今陈宅陈树和宅一带，后消失；第三位居何宅，最先时有四、五十人丁，是何宅六姓祠堂之一。

吴姓：吴姓祖籍江西建昌南丰县石塘坑，乾隆年间（约1760），吴纶派下第二十五世孙吴_迁居马口周祝宅（今下铺），同时迁来的还有其叔吴永风，住金山尖。吴_为马口吴氏第一始祖，也是何宅六姓祠堂之一。

马口的另一周姓在百年以前已经消失，据说早年因逃避皇粮，从浦江来马口居住，住后屋一带。

周、陈、郑、何、吴、周六姓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合建了六姓祠堂，祠堂建于何宅_家祠堂的正东，坐西朝东，前后厅各五间和厢房，四合院式，下厅设戏台，戏台后设东大门。因屋基属郑姓，故郑姓分坐正堂。北侧设附屋伙房。清末设村自治所所部，民国六年设马口小学，六、七十年代为西联完小附属用房，八十年代拆除建民宅。六姓共一祠，在武义各村落中是十分罕见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六姓之间的团结，家族的包容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各姓单建祠堂经济实力还不够。

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

马口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主要有十年一期的古山驱虎会，另有接戏班、办民间乐队、剧团、擎龙灯等。

接戏班做平安戏，为保平安、保财消灾，有时也接木偶戏，春节扎马灯、踏莲花、擎龙灯等。俗称有八月十五戏班开锣鼓之说。秋收后农村稍闲，以演戏闹丰年、乐过年。做平安戏时搭戏台、戏酬、伙食、接抬戏箱均按常规摊派到户到人。六胜祠堂设有固定的戏台，一般均在此演出，接外地戏班时，一般都请老紫云班。

解放初期，除接来陶村、俞源昆班外，还有白姆、赵村、河涧等外地外村的戏班来演戏。1957年，马口组建了马口剧团，经常在本村及出村演出。1966年“0”开始至1976年，除了能看到《南征北战》、《地道战》和样板戏外，其他一切文娱活动都被当做封、资、修废除。群众的文娱活动遭受浩劫，直至1980年才开始逐步恢复，擎龙灯、古装戏、放**曾盛行一时。乡政府也成立了875**队，在全乡轮流放映。至九十年代电视普及，乡**队才渐渐消失。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电视的普及，一些传统的文化娱乐活动开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偶尔有广告性的**或由集体出资、老人过生日等特殊时节，才偶尔做戏。一户或数户出资，邀来木偶剧团演出平安戏，老年人特别喜爱观赏。

古山驱虎会：古山又名虎山，位于村南一里，独立无靠如虎蹲。古时乡民为防虎患，每十年举行赛会，沿袭年代久远。以下塘、壶源、马口村民为主，邻村及外地也有自愿参加的。届时，众人执旗、旗牌、伞、三眼炮等，敲锣打鼓、唢呐先锋，抬着温_庙三元真君佛像，其中下塘村抬红脸、壶源中村抬白脸、上村抬黑脸，在古山夹挚会_田集中，沿古山脚正，反绕数圈。期间要人挨着人，不得脱位，以防老虎窜出。邻村的甚至外乡的都争相参加，说是参加者吉利，来年兆丰。会期一届十日，每天由大会提供午餐，劳务和费用由三个村分派。此会沿袭至民国庚申（1920）年之后消失。

马口乐队：清朝后期，有下铺吴姓，文字辈五兄弟，自备五响、胡琴、唢呐等乐器，农闲时自打自吹，自行取乐。民国时期，有吴丁云、吴祖谓、鲍瑞庚、陈吴福、郑四奶等七人组建民生乐社。1957年，马口剧团组建后，其乐队经常参加一些民间演奏活动。90年代后由鲍玉川、郑朝明等人临时凑合，受雇于民间红白喜等有偿演奏活动。

马口龙灯：马口龙灯俗称擎龙头，是一项古老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始于年代已无从考证。擎龙灯一般在正月十五前后的夜间，采用献趟、团围正反陈、拖龙尾巴等精彩竞赛表演，将正月元宵的文娱活动推向热潮。

清朝末期之前，马口有六大姓氏，分别是鲍姓、郑姓、周姓、吴姓、何姓、陈姓，每个姓氏为一组，轮流搏龙头，十六岁以上村民均参加，不参加者要自己雇人参加，无力参加者也要有二盏灯陪跟。参加擎龙头者有按人丁摊派的，也有按锅灶摊牌的，每灶一节，除扎龙灯用的毛竹外，其他一切由擎龙灯者自己负担。从清末至建国后数年间，马口龙头由鲍、郑、周、吴、陈五姓为主轮流摊派。

每届擎龙灯的日期都维持在三日，正月初八起开始扎龙灯，十四为头夜灯，十五为正夜灯，十六为结夜灯。头夜灯不管下雨还是下雪都要点灯。每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有一人沿着墙弄敲锣，以示各户开始做晚饭，穿好装束行装准备按时上灯接段。参加擎龙灯的人要脚穿草鞋，捆扎绑腿，又叫打裹脚，腰捆扎包，整齐威武。

龙头一般存于洞主殿，擎龙段者各自扎制保管，届时先在家点上蜡烛灯到洞主殿，烧香后，抬出龙头，按抓阄顺序接好龙段，然后沿殿前直路擎到关阳殿西侧龙头田，正反三圈围陈后，头朝下铺数分钟，下铺村户户上香鸣炮，然后沿原路擎进何宅村口三百龙头_，正反三圈围陈后，沿何宅墙弄到隔溪桥头东侧龙头_，正反三圈围陈后，调头沿原路到今张勤寿、张盛忠屋基龙头_，正反三圈围陈后一轮下来，回到洞主殿歇灯，龙头进入洞主殿，龙段各自背回家修理。龙头擎到之处，各户都要点上香，放鞭炮迎接。如果某户想要早生贵子，要到就近龙坛摘取龙头、龙尾处的蜡烛灯各一盏，插在自家香火桌上的蜡烛台上，称作换龙卵。如当年或来年真的喜得贵子，下一年擎龙头时，要送八尺红布，盖在龙头上认彩，使用三年后才能取回做衣服用。九十年代以来，除了龙板段由村集体置办外，参擎者以自愿为原则，擎龙路线按擎前放帖情况临时确定，一般是头夜先擎本乡机关、企业等单位和下铺等自然村，二夜擎柳城单位及部分农户，三夜擎陈宅、何宅，偶尔在何宅公路搞一下拔龙比赛作为尾声。龙珠进入各户，会收取红包、香烟等，等擎龙头结束后，将收取的红包、礼物张榜公布，除去下年扎糊龙头的费用外，按参加者人数经费平分。1999年后，马口龙灯停歇。

文化活动多面手鲍玉川

鲍玉川（1936—2010），马口村人，中等身材，稍胖，生前是一个极其乐观开朗的人。他待人和蔼可亲、态度谦和、真诚。鲍玉川一生最大的特长就是爱好文化艺术，虽然他只有高小文化，可吹拉弹唱台前幕后样样精通。演出的角色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甚至是男女反串，他都驾轻就熟，婺剧、越剧、京剧、曲艺也能露一两手，特别是他的快板书，不用竹板，而是采用三只洋铁碗，就能敲出特别的韵律。他弹三弦自弹自唱的说唱节目，更是让观众一度叫好，可谓是多才多艺。1950年，以鲍玉川为首的三人组建了新时期的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小话剧、小戏曲等节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建国后的新气象、新政策。同时还组织妇女文艺演出队，打花棍、扭秧歌、大头娃娃、踩高跷等。1956年，宣传队增加到十多人，他们自编的节目《买布客》，参加桃溪区文艺会演获得一等奖；1957年，马口剧团正式组建，聘请柳城王昌明为导演，鲍玉川开始学演越剧《仁义缘》等古装戏，红极一时。此后的几十年间，在武义大地的各个舞台上都留下了鲍玉川的身影。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文艺方针主要是为工农兵服务，并要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鲍玉川的节目，大部分都紧紧围绕政治中心，自编自演，小型多样，生动活泼，深受群众喜爱，并多次在文艺汇演中获奖。然而在生活中，鲍玉川却是一个不善言表，性格内向的人，一旦上了舞台，他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喜怒哀乐，样样丰富多彩。直至生命的最后时期到2009年西联乡文艺百花会为止，鲍玉川连续献演了六十年，他的这种为艺术鞠躬尽瘁的精神和所创作的艺术形象都鲜活的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内庵和青岭水库

马口村位于宣平西溪上游，1986年武义县政府决定在西溪上游建水电站，库区内三笋坑、弄坑、四百田、小溪下、杨梅岗、下田村等实施移民，并分别迁入桃溪镇、柳城镇、马口等地。所建的水库是内庵和青岭子母水库，两座水库均位于马口村的西侧，水力资源十分丰富。其中内庵水库始建于1987年5月，1996年12月竣工。迁移人口1078人，拆迁房屋1183间，淹没占用耕地209公顷。总工程量293万立方米，总库容3799万立方米，其中砼91万立方米，土方58万立方米，石方144万立方米，投资4792万元。内庵水库集雨面积57平方千米，总库容2990万立方米，正常库容2499万平方米，兴利库容1635万平方米。内庵水库与青岭水库通过隧洞连通成母子库，同为宣平溪二级电站调节水库。大坝为三心变厚双曲砼拱坝，坝高787米，坝顶长20689米，坝基采用固结、帷幕、排水孔防渗。大坝砼624万立方米。输水压力隧洞位于右岸山体，洞长287262米，进口高程276米，出口中心高程2214米。溢洪道为坝顶溢流式，泄洪堰长40米，最大泄洪量每秒748立方米，采用挑流鼻坎消能。

青岭水库集雨面积352平方千米，引水面积15平方千米。总库容758万立方米，正常库容606万立方米，兴利库容543万立方米。大坝为抛物线双曲砼拱坝，坝高50米，坝顶弧长13223米。溢洪段宽28米，最大下泄流量每秒445立方米。与内庵水库连通隧洞长16488米，其中跨溪明管长7089米，两侧洞口各设28米×30米的平面钢闸门。水库灌溉面积47公顷，养鱼面积28公顷。工程于1993年2月动工，中途为解决土地纠纷影响停工8个月，1994年7月开挖结束，1996年12月竣工，共开挖土石方14万立方米，浇筑砼2146万立方米，投资1372万元。附属工程有无压供水隧洞，位于大坝左岸山体，洞径18米，长800米，为内河洋村提供生活、灌溉用水。

水库以发电、防洪为主，兼有供水、灌溉、养殖等综合效益。水库建有隧洞引水式电站2座，装机容量6800千瓦；利用发电尾水向柳城镇自来水厂年供水70万吨；养鱼面积53公顷，灌溉面积53公顷。

下山脱贫换新貌

马口村原是一个小村庄，在接纳下山脱贫村之前人口仅有1130人，如今已增至3613人。1994年至2003年，西联乡在实施“高山村下迁，异地脱贫”中，马口村以开放、包容的精神，接纳了同乡高山区的村民。1994至1998年间，西联乡已有直坑、乌坛下等7个村13个自然村的585户、2595人迁居西联乡人民政府所在地马口，直至2003年，饭甑村（今称景阳村）、乌坛下村、直坑村、金山村、田铺村、金竹坑自然村（今称宣田村金马）、柿树坪自然村皆迁至马口，马口村成了武义县规模最大的下山脱贫接受驻地。

人口的剧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投入，该村共迁入600多户下山脱贫户，每户建造住宅、购买口粮田和自留地等平均消费约6万元，下山农民共向该村投入资金3600万元以上。人口、资金的集聚，使马口村的村镇规模迅速扩大，现马口村居住户数、人口、面积比原来扩大了3倍。该村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已兴建了一条初具规模的商业街。1995年，全村仅有一家副食品店和一家锯板厂，目前已有各种商店37家，企业5家，并且开通了程控电话和有线电视，建造了学校综合楼和卫生院综合楼，新架了桥梁。2003年，华隆公司在西联乡建立原材料加工点，马口村借助这股东风，大力发展来料加工，带动了村里很多农户在家门口致富。现在的马口村已逐渐显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小城镇面貌

马口村附近有大红岩风景名胜区、牛头山国家森林公园、郭洞景区、台山风景名胜区、石鹅湖风景区等旅游景点，有武义铁皮石斛、武义宣莲、浙玄参、金华汤包、武义竹筒饭等特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