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文人第,十八进士家。是出那个皇帝之手：

千百文人第，十八进土家。是出自宋朝宋仁宗之手。

莆田秀屿区埭头镇英田村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在宋朝就出了十八名进士，有“父子五进士”和“兄弟双进士”之美谈，令世人赞叹不已，传为佳话。

北宋林茂先、林继先是俩兄弟。老大林茂先考取进士后，在京城担任太常卿，官居二品，他的四个儿子后来均考取进士。胞弟林继先也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培养成材，先后考取了进士，光宗耀族。

林氏宗祠原是英田祠堂，始建于元代，既是林氏宗族的圣殿，也是展示宋代十八进士家风之胜地。祠堂为楹桷斗拱结构，至今还保留元明风格的建筑。

礼堂大厅内挂着两个大字“忠孝”，是宋仁宗皇帝亲笔题写。据史料记载，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时任侍御史林英要回莆祭祖，向皇帝请辞，仁宗皇帝问曰：“卿殷少师苗裔，家乘可得见乎？”林英呈《家乘》以进，仁宗皇帝御览后很是感动，遂御笔题词“忠孝”相赠，并赐诗二首，敕曰：“珍重到家，可即回京。”

而今，仁宗皇帝两首御题谱诗分别悬挂于正厅两侧，其诗一曰“长林派出下邳先，移入闽邦远更绵。忠孝有声天地老，古今无数子孙贤。故家乔木蟠根大，深谷猗兰奕叶鲜。上下相承同纪载，百千年后万斯年。”其诗二曰“莆郡卿家名望族，三仁而下爵王公。存孤实抗回天义，报国常怀贯日忠。德润丰姿人有异，光增谱牒世无同。古今纪载难穷尽，一代强如一代隆。”这两首御题谱诗激励着林氏后人勤奋刻苦、立志成才、精忠报国。

　　大枣园村

　　大枣园村

　　老百姓俗称“老虎山”的虎头石山，海拔188。4米，走势由东南向西北，逶迤连绵十数里，远远望去如巨兽的身躯慵懒斜卧；虎头石山有九个山头高低起伏，山南的百姓又叫它“九顶山”，最西北端的那座山头，天然生成一只老虎头的形状，面向西北双目炯炯，额头“王”字清晰可辨，虎头石山取名就来自这块象形石。虎头石下西侧约有五百米之处坐落着一个两千多户人家的村子——大枣园村。

　　大枣园村有着深厚悠远的文化底蕴，有着独特的人文景观，村中心的牌坊街上矗立着两座斑驳古朴的石牌坊，它建于康熙24年（1685年），栉风沐雨316年，据说是山东省目前仅存的两处功德牌坊之一。村子东边山上的自然景观也不少，除栩栩如生的虎头石外，旁边还有个山头叫做“石人山”，是因为山坡上一块大石突兀而立，如一个男子站在那里，人们称它“石人”；再往前的山包叫做“蚕场山”（音），北坡上有一块七八个平方大小、光滑平坦的大青石，传说汉朝淮阴侯韩信曾站在石台上点兵，人们就叫这里为“点将台”。

　　大枣园村立村的时间可追溯到600年前。明朝大规模向山东移民时，云南臧氏弟兄于永乐初年（1403年）迁徙到即墨境内，一个在楼山稍东一些的凤山圈地开荒，是为坊子街村；另一个在虎头石山下生满棘树（酸枣树）的坡上“占山”，建立棘林村，后改称枣园庄。臧家在村里居住600年，传了20世，现在却只有三两户人家。匡氏家族于清代顺治年间（1644年）迁来，据民国26年（1937年）元月修纂的《匡氏家谱》记载：“自清初顺治年间始祖自胶州老海乱后迁居即墨城南枣园村。”义之为匡氏的始祖，繁衍了14世，历经300多年。以后陆续迁进村来的毛、周、贾、孙、吕、毕等姓氏，落户时间最长的200年，最短的不足百年。近年来村中落户的不断增多，据说姓氏已达到58个。

　　村中的大姓王氏家族，于明朝万历15年（1587年）自即墨汇海社王家庄迁来，自称“胶西王氏”。据乾隆30年（1765年）初版、嘉庆10年（1705年）重修、宣统元年（1909年）再修的《王氏世谱》中《迁胶源流》章记载，胶西王氏原系青州临朐县上庄居住、礼让乡寺泊社四甲民籍，于万历初年迁入胶州朱阳社十甲，复迁至即墨汇海社王家庄，后迁仁化乡枣园村。王氏家族五代之内三易其居，乾隆年间牵头修家谱的七世孙绍先为家谱作序并作感怀诗曰：“五世三迁居，胶即海崂间，朱阳立社地，海崖置庄田，总为儿孙计，不使里长艰。”才富为大枣园王家始祖，已有21世，大枣园村的村民百分之七十姓王，均是才富后人。

　　《王氏世谱》中还记载了万历15年才富自胶州初进枣园村遭遇的一桩冤案。他被浮山所千户于光祚指使手下王守迪告发王氏家族系浮山所军丁。大明律，军丁私自脱离守防军队逃避兵役是要严惩的，案子由胶州知州严恭审理，派扑快头子冷于道将才富押解回原籍临朐，查明王才富确系青州府临朐人氏，其父名钺、祖父纶、曽祖景，并非军户家族，案子才得以了结，判王守迪诬告罪，罚赎银六两六钱六分，并将其收管两年。后来，才富的后人有的迁到楼山后、湾头、埠头等各村，康熙年间大枣园村析出一个小枣园村，王氏家族可谓人丁兴旺。

　　历史上的王氏家族曾显赫一时，虽然王才富乍搬进村就经历飞来横祸，可六十年后自他的曾孙开始，族内英才倍出，二百年里挣来功名无数。顺治甲午年（1654年），才富之孙柱今的长子如辰乡试得中第七名亚魁（举人），第二年会试联捷进士，如辰仕途顺畅官至广西按察院，司督学道加三级；三子如云，壬子（1672年）科中进士；二子如春，戊午（1678年）乡试中第25名举人。柱今的孙子、如辰之子王懿为甲子（1684年）乡试第20名举人，戊辰（1688年）会试中第104名进士，殿试二甲第17名，康熙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第九名。王懿得中举人后第二年，康熙皇帝闻说王柱今一门三儿一孙俱取得功名，便称赞他教子有方，御批为王柱今立功德牌坊，诰封士大夫，极尽荣耀。

　　今天大枣园村的老人们说到牌坊的故事，还是会如数家珍。传说当年皇上特意从北京派来两位风水先生为牌坊选址，风水先生发现大枣园村得天独厚占尽地利。那时候地广人稀，从虎头石山上向西望去可以看见村子正对着西海中的小岛毛岛，村南有沙岭河（现在叫李村河），村北有白沙河（当时白沙河入海口在双埠村，后来忽然一夜暴雨白沙河改道李家女姑村），两条河遥相呼应，与毛岛做成“二龙戏珠”，风水落在大枣园村；更可贵的是村东虎头石南面和北面各有一条山水流出，弯弯向西在大枣园村内会合，其名曰“玉带”，恰恰把大枣园村的前街环抱其中，注定村中要出高官。风水先生把立牌坊的位置定在前街上，从此村民们把前街叫做“牌坊街”，村中两股合流的山水叫做“玉带水”，视为村里兴旺吉祥的源泉。

　　牌坊街东西方向，长约200米，两座石牌坊立在中段，相距约70米，规格都是“三间四柱三楼”，有四根立柱将横山隔成三间孔洞，坊顶上分为三个瓦顶叫做“三楼”，楼顶斗拱飞檐，饰有神兽等檐饰。东牌坊正额上刻有四个大字“龙章三锡”，上方一行小字“皇清康熙二十四年岁次乙丑仲春吉为”，下方小字为“诰封士大夫王柱今立”；中间刻着王柱今三次受御封的官职：“初封 文林郎山西太原府交城县知县，再封 奉政大夫户部广西清吏寺郎中，三封 中大夫广西按察使司督学检事加三级”。西牌坊正额上枋中间横刻有正楷大字“义方式训”，下枋竖刻王柱今的三个儿子如辰兄弟及孙子王懿历年功名取得情况：“长男如辰，甲午科乡试第七名亚魁，乙未科会试联捷进士，历任广西按察使司督学道加三级；次男如春，戊午科乡试第二十名举人；三男如云，壬子岁进士；孙，王懿，甲子科乡试第二十名举人，戊辰科会试第一百四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十七名，钦选翰林院庶吉士第九名。”石牌坊历经三百年风雨剥蚀，有些字迹已经看不清楚，惟那“义式训方”四个正揩大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文革中牌坊的楼顶飞檐遭到破坏，可那整石雕成的底座和立柱虽然伤痕累累，却怎么也拉它不倒。2002年，李沧区政 府筹集资金总投资50多万元将其修复，可惜的是飞檐斗拱及神兽檐饰已全然不是旧时模样。

　　说到王懿，老人们每讲到他便会喜上眉梢，话语滔滔不绝，这位雍正皇帝的启蒙老师官至大理寺正卿加三级的乡亲，铸造了大枣园辉煌的顶峰，使全村人一直自豪到如今。村里流传着许多关于王懿的轶事。据说雍正小时候极为顽劣，王懿罚他“跪读书”，被康熙撞见，心疼地说：“学是天子，不学也是天子。”王懿大胆冒犯天颜立即应对：“有学问是尧舜，没学问是桀纣。”康熙听了大惊，自此信任王懿支持他严管皇子，雍正便恨道：“待我作了皇帝，第一个杀的就是你！”王懿在朝为官32年，康熙59年（1720年）却被贬到新疆巴里坤总督戍边屯田，1723年雍正即位后，发昭书急召王懿回京，意欲请启蒙老师辅佐朝纲。王懿不知内情，猛想起当年雍正怀恨在心所说的话，估计此番进京凶多吉少，心中忐忑，走到芦沟桥驿站时先派家人进京探听消息。谁知京城里的官吏们见雍正欲倚重王懿，未雨绸缪，先拍起家人的马屁，轮番请他喝酒，家人喝得烂醉误了与王懿约定的日子，王懿等不到消息，认为大祸将至遂吞金自杀。

　　王懿去世后，灵柩运回故乡安葬，据同治壬申年（1872年）版《即墨县志》记载，侍郎王懿和学道王如辰之墓设于即墨南50里处，即现在的曲戈庄。当年雍正下旨祭王懿于渠（曲）戈庄名宦乡贤祠。王懿父子墓地高大气派，墓州立着石人、石马、石秀才，许多七十岁的老人们都有记忆。1943年日本侵略军扩建飞机场殃及二百年前的一代名臣，日本人令王家将王懿父子墓限时迁出，今年78岁的王乐孔老人曾参与迁坟，他说，当时，王氏家族胶州王家庄的族人出资、大枣园族人出人，雇着大卡车，整整干了三天。王懿的棺木是双层的，外椁木料厚约10厘米，灌满了松香，棺上盖的黄缎子“旌”仍然完好无损。棺木极为沉重，几十个棒小伙子用木杠抬，一起步，木杠咔嚓嚓连断数根，棺木纹丝不动。最后是在棺前挖沟加滚木一步步移出墓穴、移上汽车的。棺木运回村中宗祠停放，一切遵从葬制，入村北王家祖茔。

　　大枣园村有一个不同于别村的景观，是王氏家族共建了五个“堂”。堂，历史上被中国人极为看重，是祭神、祀祖和进行政事活动的场所，《礼记》中有“天子作明堂”的记载，自春秋时期就兴起建堂之风，古时官员办公之处称做“大堂”，百姓的农舍正房称为“堂屋”，但“堂”而有号，是官宦或书香之家的作为，也是身份的象征，如康熙皇帝就曾赐诸城刘墉之祖父刘启“爱清堂”御笔。大枣园村王氏家族在王懿一代分为九支，至今仍称“九宅”，九宅中以王柱今一支最为显赫，他家堂号“忠孝堂”，画栋雕梁建筑精美，占据了最好的风水之地牌坊街，族中划出40亩公产专供忠孝堂使费。据说“忠孝堂”匾额为皇帝所赐，即墨县令路过堂前都得下马步行。王家族人另外还设有四个堂，村东“东园鲁”，后街西头“雨蕴堂”，前街靠北“世谷堂”，还有一个颇有故事的“孝行可奉堂”。

　　这个“孝行可奉堂”几百年来一直为老人们津津乐道，还上了同治年版的《即墨县志》。故事也有好几个版本，流传最广泛的一段说的是王子信的三子之垣素以孝名闻名乡里，其父去世后他按古制最高礼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没有踏进家门一步。族里人很钦佩，在他守孝期满那天准备了鼓乐欲去墓地迎他回家。可之垣不知族人的安排，三年期满就自己走回了家，妻子说，你自己回了家，别人哪会相信你已守满三年，还猜你是早就回来了呢。之垣听后回答说：“为父再守三年有何不可。”他转身回到茅庐又守了三年，前后共守六年。之垣每天在墓地北面用衣襟兜土为父亲的坟头培土，六年下来取土处竟挖成一个新月形的大湾，取名叫做“月牙湾”这段事就叫做“孝子衣襟”。后来，族人为了纪念这对情深父子，建了一座堂，取名“孝行可奉”。

　　王家还有许多趣闻轶事，村里人最爱讲的是“也字不打勾”的故事。王懿在京做官多年，交往甚广，他自己也曾任过康熙戊戍科（1718年）会试主考，收得门生无数。据说在一次会考中王氏家族得中八个半进士（其中半个是女婿），创科举制度以来一门同榜的最高纪录。有人暗中调查，发现王家子弟的试卷上凡是“也”字均不挑上最后那一勾，分明是约好作弊的暗记。上奏朝廷后，皇上龙颜大怒，派钦差去山东微服私访，要严惩王懿。王懿在京得了消息，派快马回乡报信，安排子弟们无论是田间锄地，还是园里薅草、路上拾粪，都要拿着书本做出读书的样子。待到钦差到了大枣园村，只见推车挑担的，抗锄牵牛的个个手不释卷，摇头晃脑念书，咿咿呀呀吟诗。钦差喜道：“乡野之中诗书气如此浓厚，村夫农人皆苦读圣贤书，一榜八个进士也嫌少。”回京复命，天大的事化作烟消云散，大枣园王家却传下个“也字不打勾”的趣谈。——然而查王氏家谱，却未见一榜八进士的盛况，此故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权且一笑。

　　王氏家族风光二百年，有学问的人才数不胜数。到得十二世上，却有一户颇为富裕的人家养了个独生儿子总是让父母操心个没完，儿子满腹诗书却不想走仕途出将入相，每日里琴棋书画过的好不优哉游哉，把爹娘急得不行只是无可奈何。父亲去世后他没了管辖，不上几年把家中六千亩地变卖一空，最后自己竟落到唱渔鼓为生的地步。他在李村集上敲着渔鼓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并不按寻常说书人的路数，是根据自己烂熟于心的原著情节，说得细致生动，在沧口地区名噪一时。他如此落魄却少爷脾气不改，依旧花钱大手大脚，每每有人钻他心善手散的空子，换上破衣跪到他面前说些家中遭难的苦情，或说老娘去世无钱下葬的鬼话，他便撩起破大褂取出刚刚卖唱挣的钱一古脑儿送给求他的人。这位少爷迂腐可爱的性格常常成为众人的话题。王家十三代子弟曾出了个戏迷，最爱的是柳腔和京剧，曾痴迷到做什么事都要唱着戏文，正月里走亲戚，他钻进戏园子忘记走亲戚的“任务”，惹的家人和亲戚都老大不高兴；到地里拾掇庄稼，他拔棵谷子作马鞭，将谷地当舞台，唱起戏来不知回家；他背着家人拜名角为师，玩票玩到极高的境界，在青岛港上颇有名气，人送外号“活包公”。他在外面登台玩票唱戏，却把家里瞒的铁桶似的，一天他的老兄见到做买卖的朋友，朋友说今晚青岛某大戏院有名角唱戏，平日难得一见，我请你去听。老兄欣然前往，及至名角上场却把他老兄惊得张口结舌——原来这名角乃是他那不务正业的胞弟！西洋镜戳穿后，“活包公”便堂而皇之的开唱，再也不用煞费苦心的遮遮掩掩了。

　　一百多年前，村里住过一位汪大人，据说这位汪大人是安徽人，官至西台御史。他看中了大枣园的青山绿水，在牌坊街北临街建了一座宅院，家眷都接过来同住。村中的地保常因了村里公事去汪大人家，这位大人倒也礼贤下士，每次都把地保让在客座奉茶。即墨的县令也常常来拜访汪大人，还常讨教一些公事，在汪大人的客厅里，地保也是客，与县令平起平坐的；地保有事去县衙，县令见汪大人的座上客来了，也热情接待，不和对其他地保那样板脸。因为老百姓讽刺地保是官府的狗，所以过去北乡有句笑话“大枣园的狗也比县官大”就是由此而来。汪大人在大枣园住了十几年，家中突发变故，他的儿子不小心从小楼上坠地而死，汪大人将儿子厚葬在大枣院村外，人称“相公茔”。汪大人痛失爱子，一个人在北方住着心情郁闷，于是卖掉宅院离开这个伤心地回了安徽。

　　大枣园的村民多年来受王氏家族的熏陶浸润，看重读书，耕读之家颇多，村里常设私塾数处，上世纪初有陈相昆、王文基、毕正霖三位先生办的私塾最出名，以毕正霖的私塾成绩最好。毕先生是位饱学之士，教育子弟有方，儿子们有的做医生，有的做“大先生（帐房）”，很受人尊重。毕先生设馆于王家雨蕴堂，自20岁执教直到70多岁才挂鞭，五十多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事业有成者为数不少。清朝末年实行新政，乡间私塾逐渐由“洋学堂”取代，大枣园村重视教育的风气得到官方支持，有史料记载，1926年政府在村里开办“公立枣园初级小学校”，在忠孝堂院里南头盖了一排12间教室，收学生125人，聘教师3人，教育经费1476元大洋由南京政府行政费负担。

　　大枣园村王家曾在后街西头与坊子街村接壤处建过一座关帝庙，庙里供奉的关老爷灵验之名远播山西、广东、福建，解放前夕还有外地人在坊子街村打听关帝的“九龙大殿”，实际上真正走近这座“九龙大殿”的人都会大失所望。这座“九龙大殿”大小只有七八个平方米，泥塑的关公坐象只有一人多高，倒是庙门前竖着的两根旗杆是别处关帝庙不多见的。若说起这座庙大名远扬倒有一段故事。大枣园王家多年在京里做官，村里九宅五堂名声在外，都说王家有的是钱，就招的强盗动了贼心。咸丰年间（1851年）闹长毛（太平天国），有盗贼假借“长毛”之名半夜来大枣园抢劫，走到村北今青岛钢厂一带，大雾突起白茫茫寻不到去路，朦胧中见一大汉跨马横刀挡在面前，威风凛凛如关老爷模样。盗贼们本是乌合之众，吓得屁滚尿流作鸟兽散。关帝显灵护村的故事不胫而走，大枣园王家更是感激，发愿为关公重塑金身，再修一座九龙大殿作关帝行宫。王家在外地做官的后人将关帝显灵的故事传播的更远，外省都有捐善款盖庙的。可不知何故，及至关帝庙修建之时，却远远没有预先规划的那么宏伟高大，庙顶上用了九行青瓦，瓦与瓦之间凸起来，老百姓称做“起棱”，此“九棱”虽非彼“九龙”，可“九棱（龙）大殿”却是叫出去了。庙里的关公塑像在1948年被一个有精神病的村民犯病时发蛮力抱出庙外，不久国民党军队把庙拆掉取砖修了碉堡，名声远扬的“九棱大殿”就这样消失了。

　　大枣园王家还在现在的十梅庵村前山坡上建过一座观音庙，人称“娘娘庙（与十梅庵村的古庙“十梅庵”不是同一座庙）。老人们提起这座庙也很自豪，他们说，庙堂香火旺盛，观世音菩萨慈悲有灵。庙前面的沟下矗立着两棵几百岁的银杏树，树边溪流潺潺景色如画，庙修的清丽脱俗与美景融为一体。光绪11年前后即墨四乡的乡亲们捐款将庙重新大修，请胶州的名丹青手宋孝珍为庙堂做画，连正殿东西山墙上也画着花卉虫鸟，画的最美的是那两丛翠竹，用多年流传下来的老话说就是“东山（墙）一棵雨竹，西山（墙）一棵风竹，活活碰死鸟”。据说这两面山墙上画的竹子就如刚从山上移在墙上，栩栩如生摇曳生姿，连鸟儿也难辨真假想钻进竹丛歇息，竟发生过鸟儿撞死在墙上的事。只可惜这座庙宇于五十多年前被毁，只给后人留下许多美丽的故事与遐想

南屿水西林出过200多个举人。

南屿水西林在宋、明两代共出23名进士，举人更是多达200多人。最先中进士的是林世衡，字商卿，他在北宋宣和六年中进士，官至七省经略使，他力主抗金，是个爱国的官员。南宋淳熙年间进士。再有林宜伯，林仁伯兄弟，分别于南宋嘉定年间登进士第。到南宋淳祐年间又有林耕“父子八进士”，全国罕见。

南屿水西林人才辈出，从始祖林文蔚起，传至七，八世，子孙屡中进士，终于成为世家大族。水西林所以能成为世大族，一方面是因为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另一方面与林文蔚选择在北屿定居有关。

因为南、北屿在旗山下，这里河渠港汊纵横交错，水陆交通便利；良田沃野广阔，物产丰富。锦溪赤鲤，银鱼，笋丝，紫姜，荔枝，桂圆，柑桔是这里的特产。南屿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是促进文教事业发展，并形成名门望族的物质基础。

中国的科举制度自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自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算起，至清末的1000多年里，广西共出了9名状元，其中5位出自桂林市的临桂，临桂不愧为历史上有名的状元之乡。

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赵观文就出自临桂，自唐代以来，临桂共出了5名状元，2名榜眼，291名进士，被誉为“状元之乡”。 “一县八进士，三科两状元”这是一个流传千古的我国古代科举的佳话。这一县呢，说的就是现在的广西桂林市的新区临桂；“八进士”指的是临桂曾经一年中了八名进士；“三科”说的是在光绪年间的三次科举考试，临桂就出了两个状元，这不仅震动了当时的大清朝野，也佐证了“山清水秀出才子”的千古佳话。

在桂林民间有一句顺口溜，说的是“先有临桂，后有桂林”， 临桂资格之老，据说有文物考古实证早在距今约3万年前，临桂就已经有先民在这里居住了，不管是真是假，在唐代官制中倒是把桂林称为临桂的。桂林古称桂州、临桂，从唐代开始，官制中一直把桂林称为临桂，民国初年改为桂林县，1940年开始设桂林市。现在的临桂县建制始于汉代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111年，距今已两千多年的历史。

这是一块人杰地灵、英杰辈出的宝地，自唐朝时的临桂人赵观文于公元895年考得状元，成为桂林乃至广西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开始，科举制度下的临桂共出了5名状元、2名榜眼、291名进士，连续多个朝代状元、进士人数均居广西各县之首，是名符其实的广西状元、进士之乡。史载，明、清两代广西中进士711人，临桂就占了242人；广西历史上状元及第9人，桂林占了7人，临桂又占了其中一大半。

而在清朝，广西一共中了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四位状元，全都出在临桂一县，尤其是在龙启瑞之后，“一县八进士，三科两状元”的佳话，成为我国科举史上的千古史话。据说当时在京城赶考的秀才们，一听说对方是广西临桂人就立马满面笑容，纷纷请客吃饭交朋友，为的是以后行事方便，一时间，很多的临桂秀才几乎天天都有吃不完的饭局。

如今，徜徉在靖江古王城下，端详着正阳门上的“三元及第”几个大字，许多文人墨客都想试图一解临桂古代的状元之谜，却始终难以找到统一的答案。

有人说，是因为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造就了大桂林历史上的状元辈出，也有的说是因为桂林有状元石，在桂林伏波山的还珠洞里有一呈圆锥状的倒垂石柱，锥尖离地面约两寸。相传石柱可以伸缩，每当其下延与地面接触一次，当地就会出现一位状元，“岩石连、状元出”，故称状元石。

明朝正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507年，时任云南按察司副使的桂林籍诗人包裕回桂林。据说包裕在游览伏波山还珠洞时，灵光一闪，不仅诗兴大发、题诗一首，而且大胆预言百年后必有桂林才子金榜题名、状元及第。这一预言在清朝终于变成现实。这四个状元就是：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和刘福姚。

包裕的预言在清朝果真变成了现实，历史的传说也许只是人们美好愿望的一种反映，事实上临桂多出状元是与历史上的大桂林读书之风甚盛是分不开的。南朝时，著名诗人颜延之任始安郡太守，即在独秀峰下修岩辟室读经习文，开辟了整个桂林学风之先河。

隋唐时期，整个桂林兴私塾、办州学，隋开皇十六年也就是公元596年，桂林总管令熙，开设学校、推行教育，到了唐朝大历年间，独秀峰下建有桂州中学，成为当时广西较早的官学，学风日渐浓厚，宋代扩建学府聘请名师讲学，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经被邀请做过重修静江府学记，至清朝桂林学府得到皇帝的御书赐匾，其成就和影响为广西之首。

当时各种各样的学堂不计其数，至于各种各样的私塾更是多如牛毛，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爱读书的气氛自然是相当的浓厚。据史载桂林古代的大小书院有13个之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桂林第一书院——宋代的宣成书院，它与清代的秀峰书院、经古书院、桂山书院等均为桂林有名的书院。浓厚的文化教育之风使粤西以贤达称者代不乏人。 明清时期，桂林的靖江王城被选作贡院，也就是科举乡试的考场，一时间各地前来赶考的秀才云集桂林。据说他们居住的科第堂即现在的桂林西华门旁的西华里很快就成了读书一条街。

为帮助秀才们赶考，不少老百姓开起了客栈，如高升客栈、三元客栈、贡院客栈、及第客栈、文长客栈、登科客栈等等都是当时名头响亮的招牌。从客栈的名字人们也不难感悟到当时桂林文风之盛。

在赶考的秀才当中，临桂的秀才可以说是最引人瞩目的，其中不乏很多的高手。这里，我们还不能不说一说一代大儒陈宏谋与其玄孙陈继昌三元及第的故事。陈继昌，清嘉庆二十五年中状元，他是中国古代科举史上最后一名三元及第状元。在整个清代260多年，连中解元、会元、状元的仅有两人，陈继昌便是其中一人。纵观整个古代中国从隋朝至清朝实行科举制度的1297年间，能够三元及第的俊杰也仅仅只有13人。现在，人们在桂林靖江王城正阳门上看到的三元及第四个大字，说的就是陈继昌的故事。

而陈继昌的太太爷陈宏谋虽然只中进士未中状元，却是清代官至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宰相，且影响深远的一代大儒。陈宏谋，字汝咨、号榕门，清代雍正元年春中恩科乡试第一名举人，同年八月中会试第108名，殿试又中三甲进士第9名。乾隆年间，历官布政使、巡抚、总督至东阁大学士、宰相兼工部尚书，他是清代广西籍官员中官位最高——宰相，任官时间最长——48年，任官经历省份最多有12个省、政绩卓著，也是民间影响最大的一位清官、名臣。如今，坐落在临桂新区四塘乡横山村的陈氏家祠、宗祠，仿佛还在传颂着一代大儒陈宏谋及其家族的千古传奇，同时也见证着桂林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源远流长！

古老的临桂县不愧为历史上广西状元、进士最多的一个名县。如今，临桂县已成为桂林市的一个新城区，相信更多的状元会一批批不断涌现。（柅兵庚寅麦月整理）

洪武四年辛亥科进士的任职和仕历

　　洪武三年的科举诏，朝廷留给地的乡试解额达五百名，仅京畿地区就留了一百名。但是，乡试之后，中式的举人，来自于京畿地区的仅有七十二人，未能满额。而外省只有二百人，只有原拟名额的一半。而已中式的这二百多名举人中，京畿地区的七十二人在中举后就被直接授官，未参加洪武四年的会试。因此洪武四年实际参加会试的只有来自外省举人。宋濂《会试记录题辞》载：“先是，京畿遵行乡试，中程序者七十二，未及南官，上求治之切，皆采用之，至有拜监察御史者……士之就试者二百，黜者仅八十人。”5京畿地区的举人，未及会试，便大多授职，而且居然有高任监察御史者。从这预先授职的七十二名京畿举人已可想见当时官员之奇缺。

　　殿试在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举行，二月二十日即在午门外唱名张挂黄榜，并让士人到奉天殿，听候宣谕每人应除授职名，并当场在奉天门谢恩。二月二十二日在中书省赐宴。二十三日，士子同赴孔子庙行释菜礼。

　　从以上洪武四年会试和殿试的情况分析，可以看到，本拟的乡试解额为五百名，但实际参加会试的举人仅有二百名，这二百人中，被录取为进士的高达一百二十人，录取的比例极高。未中进士的其余举人，也没有回乡，而是在会试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就被授任官职。见于前文所引《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四月的数据。

　　2一百二十名进士的背景与授职

　　如果对洪武初年任职士人的经历进行考察，我们可以更清楚当时士人任职的实际情形。其来源分布，清初的朱彝尊统计到：阁老（吴伯宗）首科状头，自后西江人物继起，于是有“状元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谚。予尝购得是科会试录，就试者一百八十九人，中式一百二十人，浙江三十一，江西二十七，福建二十二，山西一十三，北平六，河南、广东各五，�西四，山东三，广西、高丽各一，直隶止二人。考宋濂《会试录》称，先是京畿遵行乡试，中程序者七二，未及贡南宫，上求治之切，皆采用之，盖庚戌京畿所取士，先会试而授之官矣。1

　　一百二十名进士中，儒籍有六十四人，民籍有四十八人，军籍有五人，站籍一人，未注籍二人（包括来自高丽一人）。《洪武四年登科录》中记载了他们所修习的经典。其中，治诗经二十九人，治书经二十四人，治礼记七人，治易经十八人，治春秋三十九人，未注明所治经典者三人。殿试结果，一甲三名，二甲十七名。一甲与二甲的二十人，除状元吴伯宗授礼部员外郎以外，都得以留在朝中，分别授任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主事。其余三甲一百名，则都授予京师以外各县县丞。

　　如宋濂所云，地区的选任多出于拈阄。但郑真的《荥阳外史集》则记载，对个别特殊地区的授任，在选择三甲进士的分配时，朝廷还是有优先考虑，特别是象朱元璋的故乡凤阳。其书《方斋记》载：

　　莆田吴先生义孚，年五十余……乃洪武壬子有司敦迫就试闽省，遂领荐书，计偕春官。中书省臣试以中都兴龙之地，教职之重，宜使进士为之。于是先生来为凤阳府学教授。2

　　换言之，洪武四年的三甲进士相较于其它举人，对他们的授任还是表现了对他们的看重之意。可以比较的是，同一年乡试中举的举人，在洪武五年被授各县教谕，他们所获授的品秩，较之洪武四年的进士，也要低一些。《荥阳外史集》载：

　　（洪武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吏部尚书詹公奉旨，注拟（按，“浙”）江进士八人为中立府所属教官，盖以诸进士辞以不能居州县之职，故优待之，且以濠梁为国家兴王之地，教谕之职必慎选进士为之者，欲其养成人材也。于是中立府临淮县儒学教谕郑真首授是选，洪基定远县教谕，胡惟中五河教谕，王景彰怀远县教谕，郭可学宿州灵壁县教谕，陈希贡徐州萧县教谕。”

　　可见，洪武四年的第三甲进士均授县丞，而之后两年间的举人则多授教谕。然而县丞的品秩仍然低下，在当时士人的心目中似乎并不受到重视。明代前期的王樵还专门为此辩护，以明太祖授任首科第三甲进士一百名被授为县丞之事来证明其职之重要：

　　盖闻县之治虽狭，而于民实甚亲，丞佐之秩虽卑，而用人之得失，其休戚于民实甚重。自汉以来皆慎其选。我高皇帝四年授进士姚宗敬以下百人皆邑丞，其重可知矣。自古名臣循吏多出其间，而世之居是官者顾每若薄之，所谓予不负丞而丞负予。虽韩退之亦有是言。其亦未之思欤。丹峰袁君以太学生谒选天曹，得丞金坛，乃独有见国家设官之意。4

　　但是就是在这份辩护词中，他也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世之居是官者每若薄之，所谓予不负丞而丞负予。”再加上当时立国之初，天下犹未太平，地方上仍有兵戈之挠。地方上的治安，战后的重建修复，地方的教化、与民生息，种种的重任，各县县丞都会承担很重的责任。他们要负责各事项的具体实施。因此县丞之职是一份辛苦的差事，甚至有生命危险。其中偶尔也有做得很好而得擢升的，例如叶砥，到了永乐朝得以入朝参加《永乐大典》的编修。其他少数几位得到擢升的人物，在历史上却颇有争议，如袁泰、薛大�等人。

　　他们在担任县丞时所做多是战后的重建、县儒学的修建、民众的教谕等工作。如洪武四年中进士后担任天长县儒学县丞的严植，入职当年就将本县在元季遭兵毁的先儒学修建起来。5

　　被任命为翼城县县丞的薛大�，则在洪武五年修建了本县的儒学。6钱唐人俞友仁，因博通经史，善草隶书，被授襄阳教谕后，方志称他“历司文衡，与修会典，教育人材，多所造就。”

　　此批中进士的李升在江西任知府时，首要之举，就是修建布政分司以及九江道的衙署。8进士刘杰在洪武初唐县任知县时，史称他安抚百姓，勤力地执行管理民众的措施，而“百废俱举”。

　　另外，建国之初的田地和户口普查工作，即明初鱼鳞图册的编制正是地方官的重要任务。被任命为东阳县丞的进士赵斗南就负责监制鱼鳞图册的编制。《苏平仲文集》记载到：

　　以金华县丞钟弼董东南乡、以浦江县丞杜彦董西北乡，侯乃出诣诸乡，即寺观，以次舍，裹糇粮以食饮，冲冒暑雨，跋涉阡陌，履亩而申量焉……量既周，乃裒诸所表为鱼鳞图，为流水册，册以会赋图，以会田董之。以东阳县丞赵斗南君朝夕亲临而程督焉。凡田既除前虚讹之数，其为增者、收者总百五十二顷有奇，减者、蠲者总三百四十五顷有奇，册以帙计者四百五十有三图，以幅计者如册之数，而皆有副检量之役。起洪武四年夏四月丙申，讫其年秋八月庚子，积百有二旬有四日，图册之役，起是秋八月壬寅，讫明年夏五月壬子，积二百有五旬而毕，以竣事闻，数十年之病，一旦以除，父老相庆幸。

　　在保卫地方治安上付出生命的，还有宁都人管贞。他被授阳�县丞，方志称他：“洪武进

　　士，授阳�县丞。寇至，竭力以御，不克被执，骂贼而死。”

　　以上所引虽只是部分洪武四年进士的事迹加载地方志或时人文集有记载的例子，但已可显示出当时担任县丞工作的进士，所作所为都与明初休养民生、重建经济、确定秩序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建政之初，百废待兴，作为下层官员的职责一定是不会轻的。

长期以利诱比短期暴力不易激起反抗，危害自然更大。

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 ，科举考试之法又大大变更，用排偶文体阐发经义，称为“八股”，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以后便承袭下来，格式愈益严格，文章越发空虚，直至清末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时才废除，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被废除。

许多读书人为了考中，只顾埋头攻读经书，钻研八股，不讲究实际问题。考中做官后，他们大都成为皇帝的忠实奴仆。这种八股取士制度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特别是待续400多年，流毒无穷，危害巨大，说这个是让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的罪魁之一，并不为过。

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

“焚书坑儒”的实质其实是统一思想的运动。但是由于暴力推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包括当时的太子扶苏都有不同看法，并上言。所以，加之秦朝迅速灭亡，其执行不具有延续性，所以造成的恶果相对而言较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