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极大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1909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动下，提笔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现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别”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就有人指出，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试验着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选用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述故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与老板)的麻木与残酷，而“他”自己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终于成为“看客”中的一员。《药》更是出人意料地将小说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写人们对他的牺牲的种种反应，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来完成他的形象。《故乡》《祝福》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讲了两个故事：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杨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两类故事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鲁迅这样自觉的形式试验，使他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作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奉献出了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除3篇写于20年代，其他大都写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这是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故事”(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新编”(新的阐释与激发)。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女娲(《补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历史中的圣贤人物：孔子、老子(《出关》)、墨子(《非攻》)、庄子(《起死》)、伯夷、叔齐(《采薇》)，等等。在传统文本里，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鲁迅的笔下，却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写射日英雄后羿当年的赫赫战功，而竭力写他功成名就“以后”，成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鸟兽全被射死，再无用武之地，只能整日为吃食而奔波；被人们冷落、遗忘不说，学生也来暗算自己了，最后连老婆(嫦娥)也远走高飞：这“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与表现，发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检了两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最后一笔苦涩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难忘。整部《故事新编》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着固有的悲凉；此时的鲁迅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之中，却能写出如此从容、洒脱的文字，这正意味着他的思想与艺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这位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

在1938年武汉举行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说：“在血统上我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1952年周恩来对许广平说：“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1969年周恩来对周建人说：“我已查过哉，你是绍兴周氏20世孙，我是绍兴周氏21世孙，你是我长辈，我要叫你叔叔哩！”估计是哪位本家或亲戚“查过”什么记载告诉周恩来的，但这样明确的记载还没有被发现。　然而，周恩来的说法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在鲁迅和周恩来家世关系研究中，取得成绩而值得注目的有三人：张能耿先生、裘士雄先生和吴长华女士。　张能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担任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几十年研究鲁迅，出版有《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等著作。近年，他参与主编的《周恩来家世》、《鲁迅家世》都是皇皇大著，史料丰富，学术分量很重，对两家家世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并附有多种详明的世系表。　裘士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担任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研究鲁迅也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出版有《鲁海拾贝》、《文史掇拾》等著作。在《鲁海拾贝》中有《鲁迅与周恩来之关系研究二题》一文，以精炼的笔墨把两家家世说得清清楚楚，并列有两家家世表，一目了然。　张、裘两位都认为，周恩来所属的绍兴保佑桥周家和鲁迅所属的绍兴鱼化桥周家共同的祖先是1263年出生的周澳。周澳生有四子：周德、完一、完二、完三。鲁迅是周德之后，周恩来是完一之后。裘士雄指出，根据现有史料，从周澳到周恩来的世系是清楚的，如将周澳作为1世，周恩来是24世。但从周澳到鲁迅的世系不清楚，原因是从鲁迅倒数上去14代即周逸斋是清楚的，而周澳到周逸斋之间到底是几代，却缺少记载。因此，在目前条件下，鲁迅周恩来之间排辈分是不可能的。　这时出来了吴长华。吴长华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出版有《冯雪峰评传》等专著，发表鲁迅研究论文甚丰。她在1998年出版的《上海鲁迅研究》第9辑上，发表《周恩来与鲁迅》一文，认为既已查出周澳是共同祖先，那“周恩来与鲁迅的家世已清楚了”。她在文末列了一个两家世系对照的《鲁迅周恩来世系表》，以周澳为1世，鲁迅为23世，周恩来为24世，鲁迅正好是叔叔。她没有解说她这世系表是怎么列出来的。很可能，她根据周恩来说的鲁迅是叔辈，就把鲁迅锁定在比周恩来高一世的位置上，然后用“倒计时”的办法，从鲁迅出发，上逆经周逸斋到周澳划上一条线，表就制成。至于从周澳到周逸斋到底隔了几代的问题，她文中没有论及，表中只注上“不明”两字。　从周澳到周逸斋相隔多少时间呢？周澳生于1263年，他的长子周德生于1280年；周逸斋生年不详，其妻赵氏生于1489年，夫妻年龄大致相仿。从1280年至1489年共209年，吴长华的《鲁迅周恩来世系表》中，在这209年中虽注上“不明”两字，但参照周恩来那边的世系表，这209年必须是8代，那她的两家对照世系表方能成立。209年分8代，平均每代之间相隔261岁。这岁数大致是可能的，是合理的，并不离谱。这不能不令人佩服：吴长华的大胆地快刀斩乱麻式地制订的《鲁迅周恩来世系表》，极富创意，极具参考价值。　但是，历史是具体的。平均数只能“毛估”某种历史现象，而不能准确地说明历史事实。封建社会富裕点的人家早婚很普遍，如果每代之间平均相隔是23岁呢，那209年就成了9代，鲁迅就成了24世，和周恩来平辈了。如果每代之间平均相隔21岁呢，那209年差不多是10代，鲁迅就成了25世，反而周恩来是叔叔鲁迅是侄辈了。过去有人说过30年为一代，如果每代间隔是29岁呢，那209年是7代，鲁迅就成了周恩来的叔祖。何况，落实到具体的人，各代间隔的岁数真可说是五花八门，如鲁迅父亲是21岁生鲁迅的，两人相隔20岁；而鲁迅自己“五十得子”，他和海婴之间相隔48岁，如按“平均数”算，他们父子俩会被当作三代人了。所以，那209年到底是几代，还是一个未知数；鲁迅到底是周恩来的哪一辈人？叔祖？叔叔？平辈？侄儿？实在不可能定论，还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现。　近见王锡荣撰《鲁迅生平疑案》一书，其第一篇就是《鲁迅与周恩来究竟是什么关系》。本来这个问题经过几位研究者的努力，来龙去脉和症结所在已很清楚，可到了王先生笔下，却被写得繁杂纠缠。“纠缠”几乎成了此书的“特点”。对于王先生所写，笔者在此谈三点看法：　1、王先生在文中明明说：“我们还是没法明白准确地画出从周敦颐到鲁迅的整个世系表”，“只能期待新的资料发现来解决问题”，但他在文末还是列了《鲁迅周恩来家族世系表》，把鲁迅周恩来写成叔侄关系。表前表后都没有说明此表仅是学术探讨中的一家之言。笔者在此要提醒读者：请不要由此而以为鲁迅周恩来真是叔叔和侄儿；请注意“以讹传讹”的问题。

　　萧军萧红与鲁迅的初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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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的深秋时节，萧军和萧红乘上一艘日本轮船，离开青岛，驶往上海。此行的目的，就是前去拜会文坛大师鲁迅。在此之前，萧军曾怀着虔敬的心情，给鲁迅先生写过一封信，而鲁迅的及时复信，则使这两位“小人物”喜出望外。事实证明，鲁迅的回信是具有历史性的，倘若先生当时对萧军的来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未及时答复，那么两萧的未来命运将会如何呢？我们不得而知。由此可见，萧红与萧军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在他们还名不见经传的时候便得到了鲁迅这样的文坛盟主的诚恳相待，作为欲在文坛上大展宏图的年轻人来说，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吗？

　　然而遗憾的是，上海并没有张开双臂，以现代都市的胸怀热情欢迎两萧的到来。当萧军和萧红领略了低等舱的恶劣环境、走上甲板望着眼前的上海码头时，竟没有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轮船走上岸，一股举目无亲的感觉顿时油然而生。于是，因未能及时见到鲁迅先生而产生的焦急心情，使得萧军发出了这样的抱怨：“我们是两只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事实上，萧军对来到上海后没有马上见到鲁迅先生所发出的牢骚，完全是由于对鲁迅当时的处境缺乏了解所致。几十年过去后，萧军仍在为自己当年怀有的疑惑情绪感到内疚。他忏悔道：“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我才知道了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事实上的险恶与复杂，是在想象以外的。”当时的鲁迅，已被当局通缉几年，自然处理起事情格外小心谨慎。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当你尚未了解对方时，绝对不可贸然行事，这并非摆架子或出于大人物的矜持，而是因为现实环境过于残酷了。尽管如此，鲁迅依然及时地给他们回信，只不过提出见面的事，应当“从缓”。鲁迅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希望通过“从缓”来进一步加深对两萧的了解。与此同时，他的真诚与关怀又是不容置疑的。与前一封回信才相隔一天，鲁迅便又复信给两萧，其中特别提醒他们要警惕“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并再次发出友善的信息：“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

　　这里，有一点似乎需要特别指出，真正使鲁迅对两萧的印象产生飞跃性变化的，看来是基于萧红的一次天真的“抗议”。鲁迅曾在信的末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萧红对“女士”一词表示不满，她坚决反对鲁迅这样称呼她。这一“抗议”，从根本上改变了双方一直保持的礼貌拘谨的态度，气氛似乎一下子变得融洽了。在下一封信里，鲁迅便半开玩笑地问道：“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从现在起，鲁迅开始用调侃的语调来写回信了，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由此而产生的疑问是：当时萧红所提出的“抗议”，是真的属于幼稚，还是出于一种女性的机敏？看来我们无需对此进行深究了，其中有一点是确凿不移的，那就是萧红的“抗议”，使鲁迅对这位女性产生了相当的好感。他似乎已经发现了这位尚未晤面的青年女子身上有着某种可爱的品质，否则，他便不会在信的末尾，继续制造出一个“俪安”的小花样，并打上箭头问萧红对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其实，当年两萧是太急于见到这位幽默的前辈了，从他们到上海给鲁迅写信求见，到鲁迅以诙谐的笔调给二人回信，中间才不过十来天。虽然表面上鲁迅仍在说着“青年两字，是不能包括一类人的，好的有，坏的也有。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已开始考虑如何安排与两萧的会面了。

　　11月30日，对于萧红萧军来说无疑是一个盛大的喜庆之日，他们终于等到了与鲁迅相见的那一刻。根据约定的时间，两萧准时来到了内山书店。出入意料的是，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了，这使萧军萧红简直有点不知所措。鲁迅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过来，平静地问道：“是刘先生悄吟女士吗？”二人迷乱地点着头。接着，先生便引导二人走出书店到一家不远的咖啡店。也许，按照两萧本来的设想，与先生初次见面的一刹那不应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要说上许多问候语，场面也会比眼前发生的热烈。然而，刚才发生的一幕却是如此的朴素，如此的自然，多余的寒暄和客套都被省去了，这使两个人一下子便回到了本真状态，不再感到有什么拘束。特别是当萧红望着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原来竟是出奇的平和与充满善意时，那横亘在大人物与无名之辈之间的界限顿时消失了。萧红注视着眼前这位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衰弱的老人，他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髭，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后来萧红曾特别描述过先生特有的那使人“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的目光。尽管鲁迅的外表与萧红想象的可能有所不同，但先生给她留下的印象仍是深刻而难忘的，这就是杰出人物身上所特有的素朴和自然。他们从不靠什么精心的包装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而是以极度的坦诚赢得你的尊敬。

　　初次见面可以说是极其令人愉快的。鲁迅先生喜欢萧军萧红的纯朴爽直，而萧军萧红呢，他们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不由自主地倾倒在鲁迅面前。为了使这次会面的气氛更加和谐，鲁迅可以说做了精心安排。不久，夫人许广平领着儿子海婴也来到了咖啡店。萧红感到与许广平真是一见如故，特别是淘气的满嘴上海话的海婴，很快就和萧红混熟了。后来，许广平曾以满怀诗意的笔调描述过这初次的会面，“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临了，先生又取出20元钱送到两萧面前，这使萧红萧军激动万分。

　　出于对导师的热爱和关心，第一次会面后不久，两萧便怀着不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以表达对鲁迅健康状况的忧虑。关于这一点，鲁迅显示出他一贯特有的达观态度，指出这是自然法则，不必为此而悲哀。其次，鲁迅回信中更多是对两萧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当他看到两人目下正处于一种焦躁状态无法工作时，提出了如下忠告：“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毫无疑问，在先生忠告的背后所包含的无限情意，两萧是深深体会到的。

　　从此，在鲁迅的引导下，萧军和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他们与鲁迅之间的友谊，则对日后自身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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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诗书经传，喜欢野史杂录和民间绘画艺术。1898年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02年到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1904年4月结业，6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时期开始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广泛涉猎西方近代科学文艺书刊。最早的一篇译述文章《斯巴达之魂》前半部分发表于l903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后半部分载于第9期)；同年在东京出版了第一本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1906年弃医学文，希望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未果，转而在《河南》杂志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重论》等重要论文。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1909年夏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1年用文言写了第一篇小说《怀旧》，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都与后来小说相同，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1918年5月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3年间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50余篇，并参与《新青年》编务。1920年8月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讲师。1921年12月至次年初，最重要的代表作《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1923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1926年出版《仿惶》。除了小说，鲁迅还写了很多具有独特风格的杂文，以《随感录》为代表，1918年起在《新青年》上发表。1925年出版杂文集《热风》。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杂感集问世。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同年10月抵上海，从此定居上海，专事写作。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

1936年10月19日因积劳和肺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

“鲁迅”笔名的由来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

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鲁迅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而以笔名“鲁迅”闻达于天下。

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鲁迅---故乡生活大事记

●鲁迅（今也叫鲁迅路），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8月3日）生于绍兴城内都昌坊口周家新台门。最初取名樟寿，字豫山，后因“豫山”两字读音与“雨伞”相近，遂改为豫才。

●1887年，虚岁7岁的鲁迅被送到本宅大书房家塾读书。启蒙塾师叫“蓝爷爷”周玉田，他是鲁迅的远房叔祖。教科书是笔划繁多、字句难懂的《鉴略》。鲁迅不喜欢这种“一字也不懂”的书，他喜欢到周玉田家找书读，在那里他发现了《花镜》、《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等配有图画的书，欣喜异常。

●1891年，11岁的鲁迅改由本宅叔祖周子京教读《孟子》，地点在周子京家的"橘子屋"里。周子京文理不通，如将“东方朔”写成“东方叔”“荔”字下面写成三个刀“等等”，讲解课文时也是胡说八道，鲁迅十分不满，其父获悉后便叫停学。

●1892年，12岁的鲁迅结束了在新台门家塾的读书生活，到覆盆桥寿家台门三味书屋，从塾师寿镜吾先生读书，时间长达5年，即16周岁（1897年）才结束。三味书屋的读书经历对鲁迅的一生发生重要的影响，他曾在红纸上用小楷工整地写上“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作为座右铭，折成书签。他因故迟到，受到先生批评，就在自己书桌的右边刻下一个一寸见方的“早”字，用以警诫。

●1893年秋，鲁迅祖父周福清的科场案发，父母怕株连到孩子，遂将鲁迅及弟弟周作人送到皇甫庄外婆家，寄住在大舅鲁怡堂处。年底因房东要收回住宅，大舅迁到小皋埠当台门，鲁迅等又随之迁往那里。这段寄居生活约有半年时间，少年鲁迅尝到了“食客”、“寄人篱下”的滋味，体味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1898年，17岁的鲁迅考上南京水师学堂，这年春天，他离开故乡绍兴，开始踏上人生的转折点。

●1909年8月，鲁迅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员。因不满意校方封建高压手段，愤而辞职，于1910年7月回到故乡绍兴。受绍兴府中学堂兼任监督杜海生之邀出任该校博物教员，不久又兼任监学，工作时间约一年。绍兴府中学堂是当时绍兴地区八个县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其旧址在现绍兴一中初中部（胜利路41号），当年的遗址（如鲁迅工作室）仍有保存。任教期间，鲁迅在进步学潮中总是站在学生一边。教学中注重读书与实际相结合，曾组织学生到禹陵采集标本，参观“南洋劝业会”。执教之余，搜集和整理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辑录了《古小说钩沉》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1月绍兴光复。受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委任，鲁迅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该校旧址在南街西段的舍子桥东堍（现为绍兴市金银饰品厂）。鲁迅在这所学校只工作了3个月，1912年2月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临行时，山会师范的广大师生“都怀着一种怅惘的心情”，深表惋惜。从此，鲁迅只在每年休假回乡探亲小住，在故乡的活动基本告一段落。

●1919年12月初，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其时周家新台门经全族商议出售给东邻朱某，鲁迅这次回家就是处理这件事，并把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及其眷属接到北京，准备在那里长住。从此以后鲁迅就再没有回过绍兴，但故乡的影子却时时追萦着他，他将故乡那些难忘的人事物象记在他的不朽作品里，让广大读者了解了绍兴。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翟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1、周介孚：鲁迅祖父，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字震生，号介孚，一号梅仙。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后因科场案入狱，使得周家开始走向衰落。周介孚“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为鲁迅“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2、蒋氏：鲁迅继祖母，周介孚后妻，周伯宜继母，她逝世时鲁迅亲自为她办理丧事，她性幽默，常给鲁迅讲民间故事，给他以民间文化的启迪，同时她隐忍的性格也给鲁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3、潘大凤：鲁迅庶祖母，周介孚之妾。

4、周伯宜：鲁迅父亲，本名周凤仪，字伯宜。他思想开明，是洋务运动的同情者。后为病魔所缠，他的病，使鲁迅饱尝了生活的困顿艰辛。

5、何氏：鲁迅外婆，会稽县皋阜镇人，父亲何元杰为翰林院编修。

6、鲁瑞：鲁迅母亲，她慈祥而刚毅，善良而果敢，思想比较开通，对鲁迅有极大影响。

7、周作人：鲁迅二弟，原名周遐寿，现代著名散文家。

8、端姑：鲁迅妹妹，未满一岁即殇，约比周建人大一岁。

9、周建人：鲁迅三弟。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樟寿，后改为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他一生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1881年9月25日出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02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进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入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　 三味书屋

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 鲁迅

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鲁迅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