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耶稣与考古学》说：“今天，任何有名的学者都不会怀疑，世上真的有耶稣这个犹太人存在过，他是约瑟的儿子。大多数学者都同意，现在我们已知道不少关于耶稣所做的事以及他所传讲的基本道理。”

圣经关于耶稣和门徒的记载多次提及第1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请留意，圣经的执笔者路加多么仔细地记下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所发生的年份，就是施浸者约翰开始传道的时间，以及耶稣受浸并成为基督（弥赛亚）的时间。路加指出这两件事是在“凯撒提比略在位第十五年［公元29年］，本丢·彼拉多做犹地亚的总督，希律做加利利的分封侯”期间发生的。“凯撒提比略在位第十五年，本丢·彼拉多是犹地亚的总督，希律是加利利的分封侯，他哥哥腓力是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区的分封侯，吕撒尼亚是亚比利尼的分封侯，祭司长有亚那和该亚法，那时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得到来自上帝的信息。于是约翰走遍约旦河一带，向人传讲说，要接受象征悔改的浸礼，这样罪就能得到宽恕。民众都受了浸，耶稣也受了浸。”（路加福音3:1-3, 21）除了这三个人之外，路加还提到四个重要人物的名字——亚那、该亚法、吕撒尼亚，以及希律的哥哥腓力。历史家证实这七个人的名字。

除了首要的资料来源——圣经本身——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可靠的资料来源证实耶稣是一位历史人物。例如，第一世纪著名的历史家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证明耶稣确有其人，因为他写道：“大约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睿智的人名叫耶稣，倘若称他为人是合法的话；因为他行了很大奇迹，并且教导了许多欣然接受真理的人。他吸引了不少犹太人和外邦人跟从他。”——（《犹太古史》第18卷，3章，3段）

约瑟夫斯也提到“雅各，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的弟弟”，被人用石头打死。（《犹太古史》，第20卷，200节）

在第一世纪也有不少著名的罗马异教作家提及基督和他的跟从者。这些包括历史家泰西特斯(Tacitus)。作家兼行政官小蒲林尼（Pliny the Younger），传记作家苏东尼亚（Suetonius），诗人朱文诺尔（Juvenal），苦行派哲学家塞尼加（Lucius Seneca)；后者与耶稣同属一个时代，是第一世纪中叶罗马的著名知识分子。

公元1世纪末的罗马历史家塔西佗，说：“提比略统治期间，基督——基督徒一词由此而来——被总督本丢·彼拉多处以极刑。”（《编年史》，第15卷，44段）

关于早期的非基督教作家，《大英百科全书》声称：“这些独立的记载证明，在古代甚至基督教的反对者也从没有怀疑耶稣是个历史人物。”

2002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指出：“除了个别的无神论者之外，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我虽然是犹太人，却被这个出类拔萃的拿撒勒人深深吸引住了。人阅读福音书，就必定会感受到耶稣是真实存在的——他的品格生动逼真、跃然纸上。任何神话故事都不可能有如此鲜活的人物。” - 爱因斯坦

“如果把研究古代历史文献时采用的标准，应用在《新约》研究上——我们的确应该这样做——人就不能否认耶稣真实存在过，就像不能否认许多异教人物真实存在过一样。实际上，既然这些异教人物的真实性从未受到过质疑，那么耶稣的真实性也不该受到质疑。” - 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历史学家，古典文明学家。

“对耶稣是否存在的质疑，是毫无根据、不值一提的。耶稣发起的历史运动，最初是在巴勒斯坦早期基督徒群体中展开的。任何有理智的人对此都不会怀疑。” - 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新约》学教授

“站在文学历史家的立场，我敢绝对肯定，不管福音书是什么，也不是传奇故事。它们缺少了传奇故事的文采。耶稣一生大部分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人编造的传奇故事不会是这样的。” - 克莱夫•刘易斯（Clive Lewis）作家兼批评家《基督教史》

“全部四卷福音书的执笔者都不谋而合地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实在的人物，从而表明这些记载都是真人真事。” - 威尔斯历史家（不以基督徒自居）

“这个人物实实在在，沉实稳重，无懈可击，完美无疵，深具人格，但超乎常人，绝对不可能是凭空塑造的。要塑造一个耶稣，就得有一个比耶稣更伟大的人才行。” - 菲利普•沙夫（Philip Schaffer）《基督教会史》

“几个平凡的人在同一个世代里竟然能够塑造出这么威严有力、亲切感人的品格，这么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这么激励人心，天下一家的理想，这就真是奇迹了。这比福音书所载的任何奇迹更令人难以置信。” - 威尔•杜兰特历史家（Will Durant）《凯撒与基督》

“一个被虚构出来，作为宗教幌子的人物，竟然能够发起一场举世瞩目的宗教运动。而这件事是许多真实的人物梦寐以求，但却做不到的，简直不可思议。” - 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智海浮沉》。

鲁岛芪沔董法邢助弓瞿棠绘它璐展贤战囡诗畴口

“湖广填川”之谜 郭振华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日，笔者在大英县隆盛镇石门办事处采访时，在崇音寺檀木湾一块玉米地里发现了四块古墓碑。远处看是一块玉米地，墓碑被包围在玉米杆中，据农民讲这里原来是一块老坟山。六几年此地方园五、六亩地的范围内有很多雕刻精致、色彩艳丽的墓碑群，学大寨、改田改土的时候，上级强令村民们将一块块墓碑和墓群推掉，用来做土埂。当时推的时候，有一位老者出来阻止说：这是郭家近代的几块祖墓碑，上面刻有郭家的辈分，不要推掉了，将来娃儿取名字也有个依据。于是，就保留下了这四块墓碑。郭振华很是惊奇，拂去上面的蜘蛛网和滕蔓，仔细瞧这四块碑，发现上面刻有很多书法秀丽的楷体字，并雕刻有“龙凤呈祥”、“二龙戏珠”等图案，仔细读上面刻有郭家五大房人郭世俊、郭世美、郭世蓉、郭世茂、郭世伦等的名字。原来据传说这里是唐代爱国名将郭子仪后裔聚居的老祠堂，笔者想这几块墓碑与此有不有关系呢？ 经过二个多月的考证，走访了当地村民，发现当地聚居着上千户郭姓村民，崇音村8社（檀木湾）整个社全是郭姓家族；并且在这些村民家中香盒正额上写有“汾阳家风”，村民们说他们的祖宗是唐代名将郭子仪；现居大英县卓筒井镇原檀木湾的退休工人郭清高家中发现了清朝秀才郭庭范书写的郭氏香盒上用渡金额刻有“点颔流徽”四个大字，与史书记载的郭子仪晚年“颔之而已”的典故相同；之后又在当地88岁高龄的郭秉才家中找到了一本“郭氏家谱”，上面明确地记载了郭氏家族从黄帝到郭子仪及其后裔几千年的族姓发展史，郭子仪第四代孙郭端夫在唐庄宗时官至鸿芦卿，谪守江右庐陵，由山西汾阳举家迁往江西，在宋端平元年甲午由江西迁往湖广，大明弘治二年入川落业檀木湾之谜。从“郭氏家谱”中可以看出，郭子仪长房后裔一脉由陕西西安到山西汾阳，由山西汾阳到江西、湖北、四川，相当于在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绕了一个大圆圈，这为中华民族大迁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料。 一代爱国名将郭子仪 郭子仪生于唐中宗十三年（697年）丙申八月十五日，卒于唐德宗二年（781年）辛酉一月十日，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父亲郭敬之，历任五州刺史。郭敬之生五子，郭子仪排行第三。郭子仪身高七尺，体貌秀杰，生八子七女。少年时的郭子仪因武举成绩优秀，补左卫长史。郭子仪一生经历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七朝。渡过了六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其中以一身而系天下安危达二十余年。肃宗皇帝赞扬郭子仪：“国家再造，卿力也！”德宗皇帝尊称郭子仪为“尚父”，郭子仪被赐封为太尉中书令、汾阳忠武王。“安史之乱”中，郭子仪大战安禄山，名垂青史，其史料收入中学历史课本，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爱国名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史称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率十五万叛军从范阳（今北京城西南）大举南下。叛军所到之处，百姓远遁，户舍为墟。玄宗皇帝见形势危急，匆匆忙忙丢下长安，带着杨贵妃逃到四川，长安成了空城。 郭子仪受命危难之际，慌乱逃跑的玄宗任命郭子仪为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使，率兵东讨叛军。 郭子仪出兵首战告捷，收复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北）两郡之后，兵出井陉，会合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部队，一举攻战了史思明坚守四十天的九门（今河北槁城县西北），槁城两县。 郭子仪战边关，内地潼关失守，肃宗至武灵即位，图谋收复两京。肃宗大阅六军，虽有收复河山的决心，但没有驾驭战争的本领。结果趋兵南下，亲征失利。收复失地的重任落在郭子仪的肩上，郭子仪不顾个人安危，率儿子郭旰挥师潼关。在攻战陕郡永丰仓时，郭旰阵亡，郭子仪强忍失子之痛，大战潼关，恢复了潼关与陕州的信道。 在洛阳称大燕皇帝的安禄山如坐针毯，其子安庆绪趁机杀死安禄山，继父位逐派十万兵马赴陕州，负隅顽抗。郭子仪以大军击其前，回纥兵登山乘其背，于陕州城西的新店击败叛军，进而一举收复洛阳。 肃宗闻讯，亲迎灞上（今西安郊外），对凯旋而归的郭子仪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 在“安史之乱”中，郭子仪出身入死，许身报国。肃宗临终前，托咐郭子仪说：“河东之事，一以委卿。”代宗即位加授郭子仪为尚书令，并以第四女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第六子郭暧，拜郭暧为驸马都尉。岁时赏赐珍玩，不可胜纪。代宗驾崩，留下遗诏，嘱咐太子李适在即位之后，仍“以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摄冢宰（即宰相）。”唐德宗李适即位后，诏（郭子仪）还朝，摄家冢，赐号‘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增实封通计二千户，给一千五百人粮，二百匹马食料。诸子弟、婿拜官者十余人。 郭子仪驰骋疆场，戎马一生，平叛御边，勋高一代。他与唐代宗君臣之间相处二十四年之久，权倾天下而天子不忌，功盖一代而君主不疑，不愧为忠心报国，一代楷模。郭子仪“再造邦家，维新庶政；臣虽陨越，死所无恨”的爱国之心和“寇仇在近，家国未安，臣子之心，不无宁处”忧国忧民意识是华夏民族自强不息的力量源泉。 考证檀木湾是郭子仪后裔聚居地 檀木湾人以前一直据说是郭子仪后裔，但苦于没有史实证实。发现墓碑以后，笔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空白点。 在考证墓碑记载的一些史实走访檀木湾群众时，笔者和当地人郭清学、郭甫成三人首先走访了郭氏家族年龄最长的金元乡89岁的村民郭秉才。郭秉才身体硬琅，红光满面，四世同堂，其2个儿子都70多岁了。在郭秉才家发现了一本郭氏家族手抄本，据郭秉才介绍：“手抄本是他于解放前在蓬溪中河街郭氏祠堂抄写的。当时的郭氏祠堂规模很大，正厅供有郭子仪座相，郭子仪曾被封为汾阳郡王，历代凡过往的朝廷官史都要在郭子仪座相前朝拜，祠堂每年要花费一大笔招待费，民国七年修订郭氏家谱花费了365两白金，白金贵于黄金，就按黄金现价折算，折合人民币250万。郭氏家谱原件有一寸厚，封面有红绸布布衬包裹。当时每年清明节郭氏家族族首都要在蓬溪聚会一次，并分别在金元、蓬莱、大英、红江等地召开清明会，可见人员之广，但遗憾的是保存于蓬溪郭氏祠堂的郭氏家谱原本解放后因祠堂被改建，家谱原件便不知去向了。解放后清明会逐渐消失，郭氏家族逐渐失去了联系，以至于后来没见过家谱的人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郭子仪的后裔。” 檀木湾人没见过家谱，但在当地郭氏村民家中，发现有写有“汾阳世家”的香盒，而与家谱中记载的郭子仪曾被封为“汾阳郡王”的史实相一至，这证明了香盒是为了纪念郭子仪而设。之后笔者又从檀木湾移居大英县卓桐井镇居民郭清跃家中香盒两侧楹联上刻有“功封虢叔家声远，威重汾阳世泽长”，这与家谱中记载的周文王封虢叔为虢姓，而“郭”实乃“虢”之转音。后又在卓桐井镇退休工人郭清高家中保存完好的一个清代木质香盒是由清代秀才郭庭焕撰写的，香盒正额雕刻有镀金木刻字“点颔流辉”，楹联书有“祖德问安犹点颔，我裔继烈要留心”，这与旧唐书、新唐书记载的有关郭子仪的史实相一致。这段史实旧唐书记载道：唐德宗时，郭子仪被封为宰相，尊称为“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册封2千户，给皇粮1500人，马200匹；建宗2年，郭子仪得病，德宗派舒王去探望郭子仪，郭子仪不能起床，只能在床上叩头谢恩。旧唐书还记载，郭子仪8个儿子7个女儿、孙和外孙数十人，每年未向郭子仪拜年问安时，郭子仪认不完这些孙子和外孙，只能点颔作答。这二段历史即谓之为“点颔流辉”。 之后，在石门办事处一郭姓村民中发现了民国七年修订木刻的郭氏家谱，据主人介绍，这本家谱一直被其放于木箱底层保藏，侥幸躲过了文革“破四旧”中的焚古书运动，但从未对外人出示，也被其淡忘了。这本保存完好的家谱清楚地记载了郭子仪后裔迁移至檀木湾的历史。郭氏家谱中“郭氏受姓本源考”中记载，华夏民族族姓始于黄帝，黄帝孙子名叫轩辕，以熊氏为姓，又因熊氏出身姬水，所以以姬为 姓，后以玄嚣、云阳、昌意、舜、尧、稷、公刘、王季，直到西百文王开始封姓， 封虢叔为虢姓，后以郭为姓，到唐朝郭子仪一代“虢”姓一律改为郭，“郭” 是“虢”的转音。郭氏家谱中记载了炎黄子孙五千年姓氏的来龙去脉，其完整性 堪称一绝，是迄今发现最完整的一个姓氏家谱，为考证华夏姓氏提供了不可多得 的重要史料。 3个多月的艰辛考证，所有的史料终于证明了檀木湾人后裔，而檀木湾古墓群是郭子仪后裔古墓群。 古墓群揭开湖广填川之谜 檀木湾郭子仪后裔古墓群之一郭干元墓碑记载郭干元祖籍湖北麻城，墓碑立于嘉庆20年，距今近200年，这块墓碑不同于其它墓碑，墓碑前有一个全封闭的挡风敝雨的花形石隔层，将碑文罩在隔层里，隔层雕刻精细，中间有一朵五瓣形的花朵，透过花孔可以清晰地看到墓碑上的文字。由于有隔层的保护，墓碑上雕刻文字的蓝色油漆虽经近200年日晒雨淋却未剥落。 墓碑是立于嘉庆20年，而郭氏家谱修订于民国七年，墓碑是揭示湖广填川的重要史料。据家谱记载，郭子仪第四代孙郭端夫在唐庄宗时，任鸿芦卿，谪守江西右庐陵。举家从山西汾阳迁往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延福乡，一直到郭子仪第二十六代孙郭弥都世居此地。因当时族繁人广，郭弥都于宋端平元年（1234年）举家迁往湖广（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落叶沙子场郭家嘴狮子岩几子湾。元末明初，四川盆地战乱不止，蛮匪横行，民不聊生，土地荒芜。老者饿死于沟渠，少者逃往他乡。眼看四川人口越来越少，弘治皇帝下诏移民。郭子仪第三十六代孙郭谟格由保甲推举奉诏于明弘治二年（1490年）弃湖入川，落叶檀木湾。这便是民间流传的“湖广填川”的一段史实。史料虽记载有：“元明之际四川人口显著下降”，“洪武十四年皆自别省流来”，但无详实文字，郭子仪后裔的迁移，正好给“湖广填川”一个具体说法。同时，郭子仪后裔由陕西长安到山西汾阳，由山西汾阳到江西、湖北、四川，相当于在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绕了一个大圆圈！这为研究中华民族大迁移提供了一个重要史料。笔者也见过不少墓碑，但能象檀木湾郭子仪后裔古墓群这样追根求源的实为罕见。一般的古墓碑只记有一个大概，没有具体的入川前地名；一般的家谱也只能大概追踪到湖广近十几代郭子仪后裔古墓群不仅记载详实，而且与“郭氏家谱”互相印证，使其具有相当的文物价值。 ，而“郭氏家谱”可追溯到上下数千年。况且

麦琪：是圣子耶稣诞生时前来送礼的三位智慧的贤人。他们首创了圣诞节馈赠礼物的风俗。代指天使，上帝之类的。载于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七至第十三节。

基督初生时来送礼物的三贤人。一说是东方的三王：梅尔基奥尔（光明之王）赠送黄金表示尊贵；加斯帕（洁白者），赠送乳香象征神圣；巴尔撒泽赠送没药预示基督后来遭受迫害而死。

扩展资料：

马太福音是《圣经》新约的一卷书，本卷书共28章。记载了耶稣的生平与职事，其中包括耶稣的家谱、耶稣神奇的出生、童年、受浸与受试探、讲道、上十字架、复活，最后，复活的耶稣向使徒颁布大使命。

尽管四福音书均记载了耶稣在世的事迹，马太福音却用了一个以耶稣为旧约圣经中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的角度去看他的生平与教导。为此缘故，本书常将旧约预言与耶稣的生平连贯起来，从而扮演了旧约与新约之间的桥梁。再者，因为耶稣是弥赛亚，本书十分强调他有权柄去解释上帝的律法和天国。

参考资料：

是的

马太福音》（希腊语：Κατά Ματθαίον），天主教称之为《玛窦福音》，而东正教则译为《圣福音依玛特泰所传者》，是《新约圣经》第一部份《四福音书》的第一卷书，全书共有28章，1168节。教会传统一般认为，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马太。

这卷福音书主要记载了耶稣的生平与职事，其中包括耶稣的家谱、耶稣神奇的出生、童年、受浸与受试探、讲道、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复活的耶稣最后向使徒颁布大使命。因为《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内容相近，而与《约翰福音》有显著区别，所以这前三本福音书被归纳作“对观福音”（可以互相对照阅读的福音书）。

在《四福音书》中，《马太福音》是最接近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作者显然是一位犹太人。根据思高圣经，《马太福音》是以亚兰文写成，但原文现已失传。多数学者认为这卷福音，如同《新约圣经》其他各卷一样，都是以通用希腊语写成，也有专家认为它最初是以亚兰文写成。

作者背景

虽然这本以“马太”为名的福音书并没有说明，但早期的教会历史家却一致表示这部福音书的执笔者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马太。他的名字很可能是希伯来文“马提蒂亚”(Mattithiah)的缩写，意思是“耶和华的恩赐”。马太是耶稣所拣选的12使徒之一。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前，是深受犹太人所憎恶的罗马帝国税吏。耶稣呼召马太后，便立即跟从他。

马太福音完成的年代，在学者间还有所争议。若干抄本的书末题署（全在公元第十世纪之后写成）声称完成的时间是公元41年，一般学者认为是在公元50年至70年间。这本福音书可能源起于耶路撒冷教会，由教会中一些受过良好教育，能书写希腊语的犹太基督徒，以马可福音作为蓝本，加上使徒马太的口传资料，以及一些有关耶稣言论的文献(现被称为Q来源)，进行编辑后所完成的。

从内容和文体推测，再加上原文是希腊语而不是犹太本土惯用的亚兰语来看，本书的对象应是当时的侨居各地的犹太基督徒，以此表明耶稣正是他们日夜期盼的那位弥赛亚，从而鼓励他们能接受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在书中，引用了旧约大约七十处的经文，一般人称之为“圣经证据”。

祭奠逝去的亲人形式：续家谱撰生平、修墓园除杂草、设礼拜唱圣诗、忆先祖述生平、助老人广行善。

1、续家谱撰生平

圣经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家谱方面的经文，可见家谱对人类传承的重要性。我们续写家谱的时候，不只是记载先祖的名字，还可以把其生平事略记载下来，以备后人可以了解且秉承先祖的美好传统。

2、修墓园除杂草

基督徒可以去祖坟或者墓地清理杂草，填土修墓，敬献鲜花，以表追思。

3、设礼拜唱圣诗

基督徒可以提前预备一套礼拜程序，邀请家人们一起到墓地或者教堂进行追思礼拜。唱诗、祷告、诵读关于主再来或复活章节的经文，彼此分享我们对复活的盼望等等。如此不仅可以追思故人，还能借此向未信主的家人传福音。

4、忆先祖述生平

述说先祖生前的美好善行和属灵见证，使后人可以学习其优秀品德和经验教训，铭记在心，谨守遵行。

5、助老人广行善

弟兄姐妹可以在清明期间接济孤寡老人、残疾人、贫穷者等有需要的人，以光盐的行动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同

被誉为“塞外名城”的大同市位于山西省的最北端，处在内外长城之间，是山西第二大城市。这里三面环山，桑干河的支流御河纵贯南北。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同的认识止于煤都的富饶、云冈的瑰丽、华严寺的雄浑，其实，早在1982年，大同市就与北京、承德等24个城市一起首批入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山西唯一一座首批入列的城市。那么，大同这座城市究竟承载了怎样的历史和文化，使它得以获此殊荣呢？  

第一点，大同的历史确实悠久，准确的说两千多年，大同的历史是有了，而且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它建过一次都—首都，做过两次陪都。

第二项就是文化，一个句注山（雁门关）一隔，我们的太原、晋南属于黄河流域文化，句注山以北，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桑干河流域文化，那么这两个文化大不相同，这两个文化的差异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这么来看，句注山以南是中原的农业经济文化，句注山以北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的文化，那么这地方的文化特点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正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给大同的文化带来了特色，高不能算高，但是它有特色，特色就可贵呀！

第三条就是都城， 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建过都的，比如西安、洛阳、北京、南京，这都是几朝的都城，而且时间也很古，特别西安、洛阳这是古都嘛，那么大同作为都城，仅仅是一朝，北魏，而且是南北朝分割的时期，它是北方的一个都城。

但是准确的说，有九十七八年的历史，在这个地方建都，在这九十七八年中，这个都城有过一段辉煌，这个辉煌的状况，那还是文献记载不多，通过近年的研究，那还是可观的，都城加上遗址加上它的历史，加上它的文化，使大同成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当之无愧。

大同古称平城、云中，辽代改称大同。历史上这里是中原的汉民族和塞外的游牧民族争夺天下的古战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大同绵延数千年的战争史和民族交融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是在这里摈弃汉人笨重的战车长袍，推广轻便的胡服骑射，从而成就了一代霸业。

汉朝时，刘邦率军抗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七夜，后来用陈平的计策，贿赂匈奴单于的妻子阏氏，才得以突围。这一次战争失利使西汉政府改变了对匈奴的策略，与匈奴结下了和亲之约，也就有了后来传为佳话的昭君出塞。

一座历史名城，总是与一些傲视古今的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公元398年，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鲜卑族首领拓拔圭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

北魏定都平城，就是今天大同市内的东北部。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止，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近百年之久。“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经过近百年的苦心经营，平城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书写了大同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

至今，在大同还有北魏风韵的遗存，那便是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五万多尊。其中尤为珍贵的是第十六至二十窟，世称“昙曜五窟”，是北魏名僧昙曜奉文成帝旨意开凿的，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城外东南方发现了北魏明堂遗址，这个惊人的发现令人们兴奋不已。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的地方，是礼治文化的载体。北魏明堂规模宏大，是北京天坛的三倍。是综合两汉与魏晋历代儒家的结晶，并有所创新而成的。

明堂文化是北魏文化成熟后的一大标志，它引领着今人去凭吊北魏王朝的文化建构。而且明堂的发现成为一个坐标点，由此，可以准确地判断出，现存的大同城，就是北魏都城平城的所在地。我们大同这个平城的内城呢从北魏哪个时候到今天，将近一千六百年都过了，没有动地方，整坨坨的在这个地方，这就不同于我们中国前头已经从都城学会划出的八大古都。

五代时，后晋石敬塘为了当上“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大同由此划归辽地，从而一扫唐朝时的颓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此后的两百多年，大同先后成为辽、金两朝的陪都，契丹人和女真人钟爱的“西京”。

历代文人似乎只钟情于颓废腐败、偏安一隅的赵宋小王朝，而对强大鼎盛的辽金政权不屑一顾。其实，先后与南宋并存于世的辽、金两代，不仅兵强马壮、地域辽阔，而且继承并创造了高昂奔放的北方文化。

这种特有的多民族文化，发源于当时的国都北京，但因为北京后来屡次建都，早已难觅其踪了，而在大同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位于大同市区的华严寺、善化寺以及观音堂等遗存，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辽金文化的特征。

尤其是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内的辽代塑像露齿菩萨，造型极为独特，菩萨口露香齿，尽展佛韵的神情，与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内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宋塑侍女相比，显然是两种不同风格的雕塑作品。宋人受‘礼“制约束太深，内秀多于外露；而契丹人豪迈洒脱，齿露芬芳，是另一种美的表现。

明朝时的大同改变了都城文化的风貌，以一个军事要冲的姿态掀开了新的一页。当年朱元璋率明军攻克元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元军残部退回蒙古高原，元气大伤，但仍对中原念念不忘，对明朝北部边境构成严重威胁。

明王朝因此格外重视北部边境的防御，在北方设立了九个防务重镇，称为九边。其中大同镇的战略位置尤为重要，当时全国十二分之一的军队驻守在这里，明成祖和明英宗都曾到此御驾亲征，有“大同士马甲天下”的美誉。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主持了全国各地的古建筑调查研究。以罗哲文先生为主的燕北古建筑勘察组在勘察报告中评价：“大同保存下来的古迹、文物非常多，可以说是国内有数的保存古迹文物最丰富的城市之一。”

正是这些文物古迹向我们讲述着大同两千多年来起起落落的历史。一座历史名城，凝聚着历史上一个或数个朝代的精华和气韵。因此，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是理所当然的事。

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大同市，自古有“凤凰城”的美誉。是北魏拓拔氏入主中原的第一都，也是辽金两朝陪都。它集魏晋风韵为一山、辽金风流为一城，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存，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大同古城整个布局好似一只舒展单翅的凤凰，南关为凤之头，主城为凤之身，北关象征凤凰的尾部，东关为左翅，惟独没有西关。传说是一位勇士搭剑射掉了凤凰的右翅，所以这只彩凤至今无法远走他乡。

北魏近百年的建都史和辽金二百多年的陪都史，使大同这座塞外名城有着不凡的王城气度。这气度不仅辉映在云冈石窟的大气磅礴和华严寺、善化寺的雄伟精巧，更渗透在古城的血脉里。自北向南穿越大同的这一条河被称为“御河”，这名字透着都城的味道，应该北魏时就有了。

大同素有“龙壁之城”的美称，至今还保存有龙壁九座之多。其中尤以大同九龙壁最负盛名。龙壁是古代一种特殊的建筑物，一般用作建筑物的照壁，多建于皇宫、王府、庙宇门前。既可作为院落建筑的屏障，又能烘托出建筑物的肃穆和华丽。

大同九龙壁为中国九龙壁之最，比北京故宫皇极门前和北海公园的两座九龙壁都要大。这座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九龙壁，是明初代王朱桂府的照壁。采用黄、绿、蓝、紫、黑、白等五光十色的琉璃构件拼砌而成，巍峨壮观、光彩夺目，为古城大同锦上添花。

大同，展示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融汇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埋藏着丰富的资源，传承着古朴的民风，今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依然散发着恒久的光辉。

扩展资料：

大同，山西省省辖市，是中国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首批13个较大的市之一、中国九大古都之一、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性交通枢纽城市、中国雕塑之都、中国十佳运动休闲城市。

大同是山西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山西省第二大城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黄土高原东北边缘，实为全晋之屏障、北方之门户，且扼晋、冀、内蒙之咽喉要道，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北方锁钥”之称。 

大同古称云中、平城，曾是北魏首都，辽、金陪都，境内古迹众多，著名的文物古迹包括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恒山悬空寺、九龙壁等。 

大同是中国最大的煤炭能源基地之一，国家重化工能源基地，神府、准格尔新兴能源区与京津唐发达工业区的中点。素有“凤凰城”和“中国煤都”之称。

区划沿革

1949年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析大同城、郊置大同市，隶属察哈尔省，大同市分5个区。

1949年10月，东、西雁北合并，划归察哈尔省，设雁北专署，属县有：灵丘、广灵、浑源、应县、山阴、大同、怀仁、朔县、平鲁、右玉、左云。

1952年12月大同市辖一、二、三区和口泉矿区。

1954年7月大同县与怀仁县合并为大仁县。

1958年6月市隶属雁北专区。1959年1月23日雁北与忻县合并为晋北专区，大同市隶属晋北专区。雁北合并为6个县：阳高、浑源、灵丘、左云、山阴、朔县。

1961年7月24日晋北专区撤销，大同市复归雁北专区领导，辖城区、口泉区、古城区、怀仁区。同年11月复归山西省直辖。

1962年雁北又恢复13个县的设置，1964年11月撤销古城区、怀仁区，恢复大同县、怀仁县。市辖两区、两县。1965年7月将大同、怀仁二县划归雁北专区。

1966年2月将城区、口泉区所辖农业区划出，成立郊区，大同市辖三个区。

1970年4月，大同市划归雁北领导，9月建立矿区，10月成立南郊区、北郊区和口泉镇。

1971年北郊区改为新荣区。

1972年3月复为省辖市，辖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4个区，17个街道，287个居民委员会，22个乡，5个镇，252个生产大队，1125个生产队，351个自然村。

1989年1月，朔州市成立，雁北管辖的平鲁、朔县、山阴划归朔州市。

1993年7月10日雁北地区撤销，地市合并，怀仁、应县、右玉三县划归朔州市，将天镇、阳高、广灵、灵丘、浑源、左云、大同7县划规大同市，实行市管县。大同市辖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4区7县。

2018年2月9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大同市城区、南郊区、矿区，设立大同市平城区、云冈区，同意将南郊区古店镇划归新荣区管辖，同意撤销大同县、设立大同市云州区，区划变更后大同市辖4市辖区6县。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