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总述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

　　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编辑本段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

　　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编辑本段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

　　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编辑本段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编辑本段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员 YUAN

古读音为YUN。音同“运” ，即“贠”的另一读音。 始祖伍子胥。伍子胥，姓伍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期杰出人士。

贠氏简介:

根据“姓氏辞典”、“姓解”、“贵姓何来”、“古今姓氏辞典”、“书法辞海”、“中华书法大辞典”考证:

贠和员是一个字，写法不同，一字多音。当姓氏讲时读yùn，不读yuàn，由伍子胥伍贠（yùn）而来。全国贠姓都习惯写贠，微软双拼敲入yp即可输入。员在全国8155个姓氏中属分布较广。各省、市、自治区、港台都有。

贠氏源于芈姓。贠出南洋，与楚同族，颛顼之后。 ---摘自“姓苑”

南朝宋刘凝之敬慕贠忠烈，改姓贠。 ---见“南史”摘自“姓氏考略”

贠氏以祖辈名字为姓氏，源于伍姓。出自春秋楚国伍贠（后为吴国的相国）的后代----摘自“姓氏考略”

贠姓寻源：贠→伍→楚→芈（读mi米）→颛顼 《三皇五帝之一：皇帝→颛顼（读zhuānxū专须）→帝喾（读kù库）→尧→舜》 前凉有贠敞。唐朝有贠半千。宋朝有贠兴宗。

本之茂者叶其繁，源之深者其流远；涉林麓者不忘邓林；探河渎者必求星宿；故人之生也亦然。

卷一：得姓受氏之始盖起于春秋时伍贠，载诸书籍至唐而又贠半千

“问我先祖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甘肃天水有贠王村、贠家湾、传说由山西迁居而来。（摘自“贠氏谱碑序”---乾隆五十六年撰）

先世在明永乐年间由枣强、野鹊窠（读ke，即窝）迁居岱东。（摘自“贠氏谱书序”）

先世枣强、冀州人，明初洪永年间始迁鲁。一支：山东泰安东贠家北 （一世祖贠德忠），一支：山东冠县贠庄（原堂邑县，一世祖贠的诚）（摘自“贠氏始谱序”---康熙丙寅年撰）

卷二：吾族贠氏伍贠之裔也。一名位姓，迄今与伍氏称同家。自古有贠半千知名士。吾始祖当永乐年间由枣强冀州迁来。

罕见姓氏，河南偃师等地有分布，来源有二：

一、《通志•二八•四•以名为氏》记载：“员：音运，一作郧，芈姓，楚伍员之后。”伍员即伍子胥。因为芈姓出自黄帝之后，所以出自芈姓的员姓，追根究底，是黄帝后裔。

二、出自刘姓。南朝宋刘凝奔北魏，慕伍员之忠烈，遂改刘姓为员姓。（见《偃师姓氏源流》）。此支员姓也似黄帝后裔，因为刘姓主要出自黄帝后裔。

员姓郡望：天水郡（今甘肃天水一带）。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别号应方，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一说京兆长安人。唐代名臣，杰出的书法家。祖籍琅邪临沂孝悌里(今山东省费县方城镇诸满村)。十三世祖颜含随琅邪王司马睿南迁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历七世，至五世祖颜之推，随周武帝入雍州万年，传四世而至颜真卿。颜真卿幼年失怙，随母殷氏寄居舅家。颜氏世代儒雅传家，家学渊远，名重当世。殷氏亦系陈郡名门望族。颜、殷两大家族五世联姻，世代交好，家学家风互染。少年颜真卿在双方长辈的悉心呵护与严格教育下，学业精勤，尤工书法。26岁进士及第，28岁通过吏部铨选，擢拔萃科，授朝散郎、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由此踏上仕途。在此后近五十年的仕宦生涯里，颜真卿恪守儒家忠孝之道，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为官勤谨，忠贞刚烈，并为维护李唐王朝的统一献出了生命，成为忠臣义士的一代典范。 颜真卿生活的时代，正值李唐王朝经“贞观之治”而至“开元盛世”，李唐王朝的统治达到顶峰。唐玄宗统治后期安于已有的文治武功，纵欲享乐，沉湎酒色，重用奸臣、外戚，朝廷内部政治，朋党相争。加之玄宗好边功，广置辑度使，边疆各辑度使拥兵自重，形成割据势力，为安禄山、史思明觊觎中原大开方便之门。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疏于防范，安史叛军势如破竹，十二月即攻陷东都洛阳，第二年便掠取京城长安。其时，颜真卿正在平原太守任上。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早已觉察到安禄山的阴谋，上任伊始，便积极布防、加固城池。在“安史之乱”乍起、河北诸郡纷纷陷落的情况下，他独举义旗抵抗叛军，并被附近各郡推为盟主。颜真卿率部在堂邑大败叛军，取得“安史之乱”以来唐军的第一次胜利。此战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抗击叛军的信心。颜真卿部的积极抵抗，牵制了叛军西进的速度，但由于朝廷的，统治者内部的矛盾，致使唐军坐失战机，唐玄宗不得已出逃成都。颜真卿孤守平原，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迫弃城 至德二载(757年)，颜真卿因其在平原的忠贞表现，被肃宗封为宪部尚书。 他恪尽职守，举察不分亲疏，不畏权臣，满朝文武为之震摄。颜真卿的刚正、耿介为奸佞之辈所不容，一生多次被贬外任。永泰二年(766年)竟由刑部尚书任上被贬为吉州别驾，自正三品降到从五品下阶。虽屡遭贬谪，颜真卿忠君爱民之心不改。无论是身居庙堂还是远处江湖，均不忘为君守政，为民解忧。所到之处，政绩斐然，佳誉载道。饶州地方，宋以后往往将他与范仲淹并提，称“颜范遗风”。 建中三年(782年)，淮宁辑度使李希烈与淄青辑度使李纳勾结，占据许州， 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第二年正月攻陷汝州，包围郑州，威胁洛阳。唐德宗受卢杞挑唆，竟派年已74岁的四朝元老、德高望重的颜真卿赴李希烈部劝谕。颜真卿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仍以“君命也，焉避之”的崇高使命感自励，大义凛然，仅携侄子、家僮数人前往许州。在李希烈以宰相一职劝诱不成，又以活埋、火焚相威胁的情况下，颜真卿痛斥李希烈背叛朝廷的不忠不义、大逆不道，最终被缢杀身亡，享年77岁。诏赠司徒，谥“文忠”。 颜真卿一生，忠君爱国，鞠躬尽瘁。其忠烈之辑，凛然正气，为后世所称道。史赞颜真卿“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秋霜喷空，长虹贯日”。《新唐书》本传称颜真卿“博学，工词类”。颜真卿秉承家学，自幼研习音韵、文字训诂。自28岁始纂《韵海镜源》，至平原太守任上初成二百卷，在抚州任上增补至五百卷，后又删繁就简，成书三百六十卷，堪称巨制。可惜此书至宋时即佚三百四十四卷，现已无法窥其全貌。颜真卿以词学登科，早年即有诗名，尤其五言古诗，历来为论诗者所重。他主张在文以载道的基础上，重视文采，文质相适。此论较之唐代古文运动先驱萧颖士、李华等人强调的“简易”、“简质”更为合理，与古文运动的发展趋势相符。他的诗文创作先后辑成《庐陵集》、《临川集》、《吴兴集》各十卷，但均亡佚。后人集遗而成《颜鲁公文集》，收有大量的奏、表、状疏、记、诗、赋等。其诗蕴藉深刻、古雅端整，其文因事而发、气势豪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典雅庄重，称其为人”的评价。只因书名太盛而文名不显。 唐朝自太宗至玄宗前期，国力强盛，疆域拓展，四方来朝，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文学艺术进入雄强博大、汪洋恣肆的新境界，定法度、立标格，渲泻，烂漫多姿，名家、大家迭出。其中，书法艺术正式确立了唐法，与王羲之、王献之的“二王”法度共同构建了中国书法艺术两种不同的风格基调。而唐法的最后定型，即是颜真卿所创立的“颜体”。颜真卿以前，书法艺术承袭东晋以来的传统，书宗王羲之、王献之，书风秀媚。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人，虽有创新，但始终未脱“二王”风格。随着李唐王朝的繁荣、鼎盛，这种书风已不符合盛唐的审美需求。颜真卿自幼习书，终生不废。其书法艺术早年得自家传，自称“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及长，师从张旭，并广泛借鉴秦篆、汉隶、北朝碑版与“二王”、褚遂良等人的书风，奠定了深厚的艺术功底。颜真卿凭借其对文字法度的深究明鉴，对书法艺术的深刻领悟，上追秦汉，承绪魏晋，取法民间书韵而终成一格，创立“颜体”。其书一改[BR]“二王”书风的飘逸秀美，以雍容伟壮、雄浑朴厚、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而开一代新风，最终确立了唐楷的法度。影响所及，由整个晚唐而至宋、元、明、清，直至现代。颜真卿作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史评颜真卿的行草书“尤为奇特”，用笔“有篆籀气”，布局楷、行、草相杂，与“二王”秀逸的行书迥别，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代表作《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刘中使帖》等，均是性情之作，气势充沛，随情而发，一泻千里，无意于书而尤佳。其精湛的书法技巧与完美的艺术表达相融合，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历来为世人所珍视。颜真卿身为一代忠臣而在书法艺术领域革故鼎新，创立“颜体”，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楷书法度的变革与最后定型。历代重其人品，宝其墨迹，仅宋徽宗朝宣和内府即藏有颜真卿书迹200余件，至今尚存70余件，均为艺术珍品， 具有极高的艺术、文物价值 颜真卿一生仕宦大江南北，闲暇之时，常寄情山水，与友唱和，在青山绿水间留下了大量的书迹。这些书迹，或为摩崖巨制，或为碑碣匾额；或长卷大作磅礴伟岸，或斗字二三惊世拔俗。悠悠千载，万世流芳。 后人感其忠辑、敬其伟烈，纷纷题咏作赋，称颂颜真卿的功业、为人，赞叹颜真卿的艺术成就，并在颜真卿所到之地，建祠筑堂、修坊立碑，以示纪念与敬仰。人们徜徉于墓园，流连于碑版，深深地为颜真卿雄浑博大的书法艺术和严如烈日的忠贞品辑所震撼。一代宗师，英名永存。

颜氏家族源远流长，自颜回第二十四世孙颜盛又鲁迁至琅琊临沂定居。嗣后琅琊临沂颜氏家族人才辈出，彪炳于史册者代不乏人，在家训、哲学、文学、史学、文字学、书法、绘画等领域成就卓著，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

1、颜世家训

中国人有著述家训的传统，在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以前，三国魏嵇康、西晋杜预各有《家诫》，东晋陶渊明有《责子》，南朝梁徐勉有《戒子书》，属家训一类，卷帙都很小。《颜氏家训》共7卷20篇，是颜之推一生关于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主要内容有：（1）以儒家思想为家庭教育的基础。颜之推说：“圣贤之书，教人诚孝”（《颜氏家训·序致》），“礼为教本，敬者身基”，“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道也。”（《颜氏家训·勉学》）。他要求子孙们从小就要研习儒家经典，“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至不失《诗》、《论》”（《颜氏家训·勉学》）。他把父子、夫妇、兄弟关系视为人伦之重，认为“不可不笃”（《颜氏家训·兄弟》）；又把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视为风化之要，加以大力倡导。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教育后代，是颜之推写此家训的基本旨意。（2）培养“德艺周厚”的人才。《颜氏家训》开篇即把教育子孙“立身扬名”视为家教的主题。在《名实》篇中，他又指出：“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他主张士大夫应该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修身慎行”，从而达到“体道合德”的“上士”境界。颜之推在强调“德”的同时，十分重视“艺”对人的重要性。颜之推所谓“艺”，主要指真才实学。真才实学首先来自勤学苦读，“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内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颜氏家训·勉学》）。另外，颜之推还教育他的子女，不仅要学习经史百家等书本知识，还要学习士大夫生活所需要的杂艺，如书、数、医、画、琴、棋、射等，即使是农工商贾也应该有所了解。在重道轻艺的封建社会，颜之推重视技艺的学习，是非常难能可贵的。（3）提出了全面切实的治家之法。《颜氏家训》中的大多数篇章对于治家之法都有所涉及。颜之推认为，在家中长辈必须以身作则，为子孙树立良好的榜样。“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颜氏家训·治家》）。同时要做到爱子与教子相结合，父母对子女要爱得其所，爱得其法，严格要求，勤于督导，决不能一味溺爱和放任，寓教于爱、寓教于生活之中。他还主张治家应宽严相济，持家应“施而不奢，俭而不吝”（《颜氏家训·勉学》）。他晓谕子弟要慎于交友，“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颜氏家训·慕贤》）。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积极意义。（4）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颜之推主张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甚至要从胎教开始。他推崇“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孕妇的言谈举止、饮食起居，都要以儒家的礼节加以约束。对儿童应从小就进行仁、义、礼、孝等儒家道德教育，“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颜氏家训·勉学》）。如果从小不进行严格的教育，一味地溺爱孩子，那么等孩子长大以后，形成的恶习就难以更治，终将要败德破家。第五，对儒学、佛学、道学、玄学、史学、文学以至文字学、音韵学、卜筮、医学、算术、历法、琴棋书画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琅琊颜氏家训嗣后颜氏子孙也有新作，但卷帙极小，且皆为《颜氏家训》的阐释和补充。如颜真卿作《守政帖》（又称《告戒子孙书》）。

2、颜世儒学

汉代，颜安乐与严彭祖师从眭孟学习《春秋公羊传》，而后创立了春秋学“颜氏学”，成为一代儒学大师。汉末颜盛至临沂后，仍以儒学传家，以弘扬儒学为己任。其长子颜钦，精《韩诗》、《礼》、《易》、《尚书》，学者宗之。颜钦之子颜含，“少有操行，以孝闻”（《晋书》卷八十八《孝友·颜含传》），他笃行儒家孝悌，善事寡嫂，并以孝道育子，对儒家重视实际和重民思想亦有所弘扬。颜含率族南迁后，金陵颜氏家族在儒学领域多有建树，世传《周礼》、《春秋》、《左传》等。

南北朝时期，颜延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颜协博涉群书，以儒家思想教育子弟，其子颜之仪、颜之推皆善儒学，其中尤以颜之推影响较大。颜之推幼承庭训，对《周官》、《左传》、《礼》，皆有较深造诣。他所作的《颜氏家训》，虽在一定程度上受佛家思想的影响，但其主旨还是儒家。他以儒家的传统观点对立身处世、求学、修养、治家等问题提出了较有价值的认识。

隋唐时期，颜游秦曾撰《汉书决疑》为学者所称，其侄颜师古注《汉书》时多资取其义。颜师古是唐代著名儒学大师，因精于训诂，曾奉唐太宗之命撰修《五经定本》，在文字上统一儒学，为儒学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弟颜勤礼、颜相时皆传儒学、精训诂，兄弟三人同为弘文崇贤学士，一时传为佳话。颜昭甫更被称为“硕儒”，尤明训诂，以儒学教育子女。其子颜元孙、颜惟贞俱为一时名儒，其孙颜杲卿、颜真卿自幼传习儒学，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儒家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对他们影响至深。在平定安史之乱时，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分裂，反对篡夺中央权力的阴谋，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实践儒家重视群体利益、重视社会责任思想的光辉典范。

五代时，颜诩为后唐光宗时江西永新令，与颜翊、颜翔兄弟几人事继母以孝闻，笃志儒学，尤精词翰，严于礼法，而颜衎，以孝悌为时人所推。宋代，福建龙溪颜慥、颜师鲁、颜耆仲、颜颐仲等，均为儒学传家的著名人物。

3、颜世哲学

颜氏后裔有突出贡献的有“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颜钧和“颜李学派”的开创者颜元。他们创立的“大中哲学”和“实学”体现了平民化的哲学思想。明代思想家颜钧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他自称对王阳明的“良知学”和王艮的“大成学”“会而通之”，而衍化成他自己的“大中学”。所谓“大中学”，即颜钧自己所说的“大学中庸”之学。在颜钧看来，“大学中庸”体现了儒学的精神命脉，所以他称之为“仁神正学”（《颜山农先生遗集》卷三《大学中庸大易》序言），说“大学中庸”四字是他的“一生行功”（《颜山农先生遗集》卷六《耕樵答问·晰大学中庸》）。颜钧从《大学》、《中庸》阐述儒学的基本精神，并未超越前人，而将“大学中庸”四字各自作为独立哲学范畴，并使之错综变化，则是他超越前人的理论创新之处。他认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人，人最可贵的是心，故人是“天地之心”，心是“人身之主”，且此“心”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神工莫测（见《颜山农先生遗集》卷一《急救心火榜文》）。从贵心论出发，他强调人的主体精神与其能动作用，故以“自我”诠解“大学中庸”：“自我广远无外者，名为大”；“自我凝聚园神者，名为学”；“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自我妙应无穷者，名为庸”。此所谓“自我”即“心”，即认识主体。颜钧以此来界定“大”、“学”、“中”、“庸”诸范畴，使之均从属于“自我”，从而显示“心”的至大至广、至园至神、至上至中、千变万化、妙应无穷。然而，此“心”并非无所依归，而是“人人身有之”者。他又说：“吾心精神只是一片”，“亦惟在此片中融性命道德尔”，“是故指一片之变化莫测曰神，聪明睿智曰精，生生无已曰性，分定不易曰命，一心直形曰德，曲畅旁通曰道。”他把精神、性命、道德融入大学中庸之中，也就赋予其“大中学”以哲学与伦理的双重意义，而且要使“大学”、“中庸”发挥其“自能”，具备各种功用。在他看来，“大学中庸”四字之中，“大以为学，庸乎其中”，“大”与“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学”与“庸”则为辅翼（以上均见《颜山农先生遗集》卷六《耕樵答问·晰大学中庸》）。可见，颜钧的“大中学”有体有用，自成体系。同时，他认为“心”作为哲学范畴，可以一分为二：一曰性情，二曰神莫。所谓“神莫”，即“精神与莫能”的复合词。他说：“心之精神是谓圣，莫能载大，莫能载小为中庸。无非立己达人，人人好仁无尚，心心知秉莫能，以遂精神，为时时、生生、化化、循环无始终也。”（《颜山农先生遗集·辨精神莫能之义》）这样，颜钧又把精神莫能与大学中庸结合起来，赋予其“大中学”以精神力量和神秘主义色彩。以此为基础，他不重教人如何“做官”“治世”，而重教人如何“做人”“救世”，宣传“急救人心”的道德救世思想，乃至宗教救世精神。他希望人们放落名利心，尤其劝告青年士子不要“谜痼”科场，追逐功名利禄，要有勇气从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他深切地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在其《耕樵问答·急求溺世方》中，他大胆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认为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之“责在君臣”。还为此提出了一个充满激情和幻想的“急急拯救”的方案，要求朝廷救民于水火，免除人民所受的压迫和痛苦。

颜元是中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反理学思想家。他主张经世致用、躬行践履，强调“习行”与直接经验，反对理学之“理在事先”、“心外无理”说，认为“气外无理”。他经历了从尊信理学到批判理学的过程，他从“事物之教”的立场出发，认为汉儒训诂、晋人清谈、佛道虚无、宋明理学等一切无关实际的学问都是虚学，应置于摒绝之列；他从“习行经济”的“实学”立场出发，对宋儒“全不以习行经济为事”、理学尚虚主静进行激烈批判。他把矛头主要指向程朱理学的同时，对陆王心学也进行了批判。他对陆王事功表示了相当的敬意，但认为程朱、陆王两派学术本质不二，都是“镜花水月幻学”，同属“杀人”理论。在批判虚学的同时，他主张振兴“实学”，强调应用“学问”，通过实践验证学问。他继承陈亮“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的著名论点。他还作《宋相辨》、《宋史评》，明确表示推崇王安石之学行，认为“德”、“行”要通过“艺”体现。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上太仓陆桴先生书》，《习斋记余》卷三）为职志，力斥空谈，创造、振兴了实学。他非常重视经世致用人才的培养，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人才、担荷圣道、转移风气。他主持漳南书院时，对书院教育进行改革，注意以实学育人，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他和学生一起“讨论兵农，辨商古今”，“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漳南书院记》，《习斋记余》卷二），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的全面教育。他的尚实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实学思潮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4、颜世文学

颜延之是著名南朝诗人，与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又与谢灵运、鲍照一起被誉为南朝宋“元嘉三大家”。钟荣《诗品》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缕金。”谓谢诗自然天成，颜诗却雕章琢句，是一种人工美。颜延之诗今存29首，为后人称道的主要有《北使洛》、《还至梁城作》、《五君咏》及《秋胡行》等。他的散文和骈文也有相当的成就，是刘宋前期的大手笔。其作品选入《文选》的有《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阳给事诔》、《陶征士诔》、《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和《祭屈原文》。但影响较大且在写法上又有特色的是《庭诰》和《赭白马赋》。

颜之推的传世之作除《颜氏家训》外，还有《观我生赋》。《观我生赋》是自传性的大赋，是以颜之推的一生经历为主要描写对象，兼述社会动荡及与国家丧亡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把人生浮沉与社会变迁自觉地结合起来，以赋的形式加以表现。这种写法属首创，显示了作者驾驭丰富素材、擅长叙事和思考的能力。作者始终以比较理性的学者目光回顾历史、反观人生，这也是《观我生赋》的独特之处。《观我生赋》讲究对仗、句式骈偶、运用典故等带有明显的南朝赋的特征，但作品的创作精神和语言风格明显受到北朝文学的影响。可以说,《观我生赋》是南北文风交融的产物，是将南朝文学优秀的艺术手法与北朝文学的写实精神相结合的尝试。

颜真卿以词学登科，早年即有诗名，他的五言古诗，历来为论诗者所重。他在文以载道的基础上，重视文采，主张文质相适。他喜与文士接游，公务之暇，每以主持诗文酒会为乐，网罗了济济名士，被时人视为一代文宗。与他有文字往还的有李白、岑参、元结、卢纶、戎昱、诗僧皎然、道士吴筠、处士陆羽、隐士张志和等。颜真卿能诗善文，笔耕不辍，志存不朽。文集有《又庐集》（又作《庐陵集》）、《临川集》、《湖州集》、《礼乐集》各十卷，此外尚有《颜氏家谱》一卷、《历古创制仪》五卷等，合《元陵仪注》及《镜海韵源》三百六十卷，可谓洋洋大观。惜至宋代已散佚大半。他的诗蕴藉深刻，古雅端整，文因事而发，气势豪放，独具特色，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典雅庄重，称其为人”的评价。只因书名太盛而文名不显。其诗作存留甚少，较有名的有《咏陶渊明》、《赠裴将军》、《刻清远道士虎丘诗因而继作》、《题杼山癸亭得暮字》、《谢陆处士杼山折青桂花见寄之作》等。颜真卿行文，体制大略有：赋、表、奏、议、疏、记、序、书、帖、判、碑铭、墓志、仪注等，多属于实用性的，又多系时人、时事、时文，加之颜真卿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和风格，就使得其中很多作品的价值，于文之外更偏重于史。不仅是研究他本人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颜仁郁幼承庭训，饱学多才，胸有大志，是唐代有名的大诗人。他的诗篇，分为农桑、朱门、客路、边庭、城市、贫女、负薪、空门、山居、渔父等十门，每门各十首。百首诗篇，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反映人民的疾苦和欢乐，所以很快在民间广为流传，并流入京师，被尊称为“颜长官诗”。

颜光敏聪明好学，工诗善书，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旁通律历勾股之学，对《大学》章句尤得奥旨。他曾与王士祯、施润章等交游，互相唱和赠答，共同讨论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诗家的得失；又与宋荦、田雯、曹禾、林尧英、王又旦、曹贞吉、谢重辉、汪懋麟、叶封十人，结为“十子诗社”，众推颜光敏为盟主，刻有《十子诗略》。而与颜光敏最为知己者，莫过于顾炎武和孔尚任了。颜光敏所著《乐圃集》是顾氏校订完稿的；而顾炎武所著《音学五书》，颜光敏为其题写书签。颜光敏与孔尚任是故土至交，情同手足。颜光敏著有《乐圃集》四卷，《朱信堂时艺》一卷，《训蒙日纂》二卷，已付梓。《未信集》一卷，《颜氏家诫》四卷，《旧雨草堂》二卷，《南行日记》一卷，未刊。其诗成就较显著，他的《太华》、《伊阙》被世人称为佳品；《思悲翁》、《战南城》亦有白居易讽喻诗之遗风。

6、颜世史学

颜师古曾参与《隋书》的编修。据刘知几考证：“隋史当开皇仁寿时，王邵为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炀帝时，唯有王胄得所修《大也起居注》，及江都之祸，仍所散逸。皇家贞观初，敕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共撰《隋书》，五十五卷，与新撰《周书》并行于世。”《隋书》叙事简练，文笔严谨，品评人物基本上能据实直书，为后人研究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及有关制度、人物，提供了真实史料。此外，颜师古还奉诏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撰定《五礼》，书成，晋为子爵。《五礼》的修订，为研究古代特别是先秦时代的礼仪制度保存了大量材料。

7、“颜体” 书法

琅琊临沂颜氏后裔中研习、擅长书法的人很多，如颜延之善书翰，颜峻得其笔法，工行书；颜腾之善草隶，书有风格，其子颜炳之，亦“以能书称”；颜协工草、隶、飞白，“荆楚碑碣，皆协所书”（《南史》卷七十二《颜协传》）；颜之推尤工书，精字学，曾著《急就章注》、《笔墨法》各一卷。清阮元《南北书派论》称：“北朝笔法劲正遒秀，往往画石出锋，犹为汉隶，惟破体太多，宜为颜之推、江式等所纠正。”颜师古，与兄弟颜勤礼、颜相时都以文学入选为崇贤、宏文两馆学士。颜师古工书，颜勤礼“工于篆籀，尤精训诂”；（《颜氏家庙碑》）颜昭甫擅长篆、隶、草书，对金文、古鼎籀文有较深造诣；颜元孙、颜惟贞善书翰，特以草、隶擅名。贞观中，刊正经籍，颜元孙录字体数纸，以示雠校楷书，时号颜氏字样；颜旭卿善草隶；颜茂曾颇工篆籀；颜曜卿善草隶；颜頵善正、草书，工文翰，书画端庄；颜颇工隶书、小楷；颜顒工正书；颜防“有文辞，博古，工书”；（《颜氏家庙碑》）颜稷之书《段柯古靖居寺碑》“殊有楷法”；（宋黄伯思《东观余论》）颜诩雅辞翰；颜褒邃于经学，词藻丰赡，书法尤精；颜直之工小篆，得秦《诅楚文》笔意，尝为参政楼钥书《攻愧斋》榜，楼钥赋诗美之，著《集古篆韵》二十卷；颜汝勋工篆；颜耕道“博古工诗，尤善草书”；颜悫“真、草、篆、隶俱工”；颜可久“作钟、王书，尽得其髓”；（明皇甫汸《司勋集》）颜廷榘工书法；颜标工楷书；颜锐善楷书；颜光敏工书翰，人得其片札，犹珍如珠玉。他的文稿脱手，常常被人拿去，或摹勒，或珍藏；颜懋龄工诗善隶书；颜懋企性嗜书，喜好金石，工书法；颜鸣皋书法冠绝一时；颜崇椝喜考订金石，兼有墨癖，工书法；颜崇沩书法东坡，尤工分隶；颜明远以诗画草篆名噪一时，壮年游历台湾，趋求其墨迹者不远千里而来；颜樾精书法，当时他与同邑练廷黄书法同负盛名，曾风行于京华一带，达官显贵中多有人求索，收藏其书写的对联条幅。等等，不胜枚举。而颜氏书家中名位最高、贡献最大的当首推书法大师颜真卿。他秉承家学，小学功夫深厚，所写字体，全合字样，其书法又能吸取北朝雄浑气质，融合唐初的秀逸风雅、中唐的肥劲宏博，转益多师，博取众长，几乎概括魏晋以下诸家，终成“颜体”。有唐三百年，能做到文字、书法并臻雅正的书法家实仅其一人。

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代宗师。“颜体”以其雄浑朴厚、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而开一代新风，最终确立了唐楷的法度，在中国书法艺术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他的行草书从魏晋时代清玄超迈的“韵”，转变到“止乎礼”的“情”，充分体现了“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书迹其情”的文学艺术表现规律。颜真卿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忠臣义士，一生爱国爱民，鞠躬尽瘁，其忠烈之节、凛然正气，真正实现了人品与艺品的高度统一，令后世高山仰止，与“二王”同为千古书圣。

贠(员)[貟(员)，读音作yùn(ㄩㄣˋ)，不可读作yuán(ㄩㄢ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公子伍子胥，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姓苑》记载，“贠出南洋，与楚同族，颛顼之后。”贠氏以祖辈名字为姓氏，出自伍氏。是春秋时期楚国伍贠(后为吴国的相国)的后代。

贠氏的姓源为：舜→尧→帝喾→颛顼→芈→熊→楚→伍→贠(员)。

据许多学者的考证：“贠”和“员”本是同一个字，写法不同，异字多音，当作姓氏是由伍子胥伍贠(员)而来。

“员”字在简化字之前一直写作“貟”，贠氏祖辈们也一直使用“貟”字，到了现代，许多贠氏仍然坚持使用“祖传”的写法，只不过是也跟着简化了一下，写作“贠”。

伍子胥被赐死之后，其后人纷纷分散走避他方，但为了纪念这位名垂千古的先祖，也为了逃避株连遗祸，便把他的名字“贠(员)”作为姓氏，贠(员)氏由此延续至今。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周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刘邑，原以封邑名称为氏，后因故改姓为氏。

据史籍《南史》、《姓氏考略》记载，“南朝宋国的刘凝之敬慕贠氏忠烈，遂改姓贠。”

得姓始祖：伍子胥。

伍子胥，姓伍名贠(员)，字子胥。春秋时期杰出人士。根据《姓氏辞典》、《姓解》、《贵姓何来》、《古今姓氏辞典》、《书法辞海》、《中华书法大辞典》考证：贠和员是一个字，写法不同，异字多音。当姓氏讲时读yùn，不读yuàn，由伍子胥(伍贠)而来。全国贠氏都习惯写贠，微软双拼键入“yp”即可输入，微软全拼键入“yun”后翻十页亦可输入。

二各支始祖：

贠德忠：山东泰安东贠家北一世祖。

贠德诚：山东冠县贠庄(原山东堂邑)一世祖。先世枣强、冀州人，明初洪永年间始迁鲁。贠氏伍贠之裔也。一名位姓，迄今与伍氏称同家。自古有贠半千知名士。始祖当永乐年间由枣强冀州迁来。

三郡望：

河南郡：秦朝时期名为三川郡。

江陵郡：原为春秋时期楚国的郢郡，汉朝时期置江陵县，为南郡治所。

四历史名人：

贠　敞：(生卒年待考)，前凉金城人(今甘肃兰州)。

贠半千：(生卒年待考)，本名余庆；晋州临汾人。著名唐朝大臣、诗人。

其师王义方器之曰：“五百岁一贤者生，子宜当之。”因改名半千。

贠兴宗：(生卒年待考)，字显道，仁寿人。著名宋朝大臣、学者。

贠兴宗著有《九华集》五十卷，《国史经籍志》又有辩言及采石战胜录，并传于世。

贠小苏：(公元1950～今)，河南陕县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

贠　杰：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行政管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大学 管理学院公共行政学硕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政策评估的效率与方法体系研究”负责人。

贠恩凤：(公元1940～今)，出生于西安，原籍陕西华阴。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

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中国民族声乐学会理事，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 教授。曾先后担任陕西省政协第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八届常委等职务。现为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名誉团长、书记。

贠　超：(公元1952～今)，陕西三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先后在天津大学机械工程系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机器人技术和机器人控制、机械系统动力学。

贠宝山：(公元1930～1951)，河南安阳人。著名国际主义战士，一级战斗英雄。

贠东华：(公元1950～今)，陕西省华山监狱民警

1986年1月由部队转业到华山监狱工作。先后担任房产基建办主任、监察室主任等职。2001年6月至今，担任华山监狱离退休人员服务管理所所长，党支部书记。因工作业绩卓越，多次被评为优秀 员、优秀公务员，2004年被省委、省 授予“全省老干部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贠相彬：青年诗人。

毕业于青岛科技大学。

现任中国金笔作文研究会秘书长，中国金笔作文教研组组长，砺智总校教研部副主任，中国金笔作文高级讲师。著有教学论文《一二年纪作文启蒙》，《作文教学与市场细微化处理》，文学剧本《吆喝》，诗歌《相彬诗文集》等。

贠宗翰：(公元1940～今)，陕西咸阳人。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秦腔研究会副会长。

贠更厚：(公元1954～今)，河南陕县人。著名美术家。

中国博物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三门峡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三门峡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副研究馆员职称。

1《前汉六帖》十二卷(《宋史》卷二0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艺文二)

2《游山唱和》一卷(《宋史》卷二0九 志第一百六十二艺文八)

3《前汉通用古字韵编》五卷(《宋史》卷二0一志第一百五十五 艺文一)

《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经籍考十七

《前汉古字韵编》五卷

陈氏曰:侍郎宣城陈天麟季陵撰。取《汉书》所用古字，以今韵编入之。

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七十三卷 易经部汇考十五

《易三传编》 卷:陈天麟著。天麟，宣城人，天资豪爽，慷慨重义。绍兴中进士，累官至翰林修撰。

5《左氏西汉南北史》

6《樱宁居士集》(已佚)

7《许昌梅公年谱》

范云（451～503年），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南朝文学家。范缜从弟，子范孝才。范云六岁时随其姑父袁叔明读《诗》，“日诵九纸”。八岁时遇到宋豫州刺史殷琰，殷琰同他攀谈，范云从容对答，即席作诗，挥笔而成。早年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幕中，为“竟陵八友”之一。齐武帝永明十年（492年），和萧琛出使北魏，受到魏孝文帝的称赏。从北魏还朝，迁零陵内史，又为始兴内史、广州刺史，皆有政绩。萧衍代齐建梁，任为侍中，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再迁尚书右仆射，霄城县侯。居官能直言劝谏，天监二年病故，享年五十三岁。范云病故后，梁武帝闻讯痛哭流涕，即日御驾临殡。死后追赠侍中、卫将军，赐谥曰文。范云（451～503年），字彦龙，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南朝文学家。范缜从弟，子范孝才。

范云六岁时随其姑父袁叔明读《诗》，“日诵九纸”。八岁时遇到宋豫州刺史殷琰，殷琰同他攀谈，范云从容对答，即席作诗，挥笔而成。早年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幕中，为“竟陵八友”之一。齐武帝永明十年（492年），和萧琛出使北魏，受到魏孝文帝的称赏。从北魏还朝，迁零陵内史，又为始兴内史、广州刺史，皆有政绩。萧衍代齐建梁，任为侍中，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再迁尚书右仆射，霄城县侯。居官能直言劝谏，天监二年病故，享年五十三岁。范云病故后，梁武帝闻讯痛哭流涕，即日御驾临殡。死后追赠侍中、卫将军，赐谥曰文。

文学创作

范云是当时文坛领袖之一，与沈约、王融、谢�x等友善，和何逊也有交往。他八岁时就能写诗，稍长即善属文，文思敏捷，时人多疑为宿构。《文选》录其《赠张徐州稷》、《古意赠王中书》、《效古》等五言诗三首。《诗品》将其列之于中品，评为“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他诗中的一些好句，如“草低金城雾，木下玉门风”（《别诗》），“江干远树浮，天末孤烟起。江天自如合，烟树还相似”(《之零陵郡次新亭》)，“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燃。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闺思》）等，风格明净，已经可以看到唐音的前奏。《梁书・范云传》记其有集三十卷，至今文章已亡佚几尽，诗尚存三十余篇，收入今人逯钦立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

作品一览

别诗

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

咏寒松

修条拂层汉，密叶障天浔。 凌风知劲节，负雪见贞心。

古意赠王中书诗

摄官青琐闼，遥望凤皇池。谁云相去远，脉脉阻光仪。岱山饶灵异，沂水富英奇。逸翮凌北海，抟飞出南皮。遭逢圣明后，来栖桐树枝。竹花何莫莫，桐叶何离离。可栖复可食，此外亦何为。岂知鹪鹩者，一粒有余赀。

效古诗

寒沙四面平，飞雪千里惊。风断阴山树，雾失交河城。朝驱左贤阵，夜薄休屠营。昔事前军幕，今逐嫖姚兵。失道刑既重，迟留法未轻。所赖今天子，汉道日休明。

史籍记载

梁书・卷十三

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年八岁，遇宋豫州刺史殷琰于涂，琰异之，要就席，云风姿应对，傍若无人。琰令赋诗，操笔便就，坐者叹焉。尝就亲人袁照学，昼夜不怠。照抚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于学，卿相才也。”少机警有识，且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藁，时人每疑其宿构。父抗，为郢府参军，云随父在府，时吴兴沈约、新野庾杲之与抗同府，见而友之。

宋书起家郢州西曹书佐，转法曹行参军。俄而沈攸之举兵围郢城，抗时为府长流，入城固守，留家属居外。云为军人所得，攸之召与语，声色甚厉，云容貌不变，徐自陈说。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儿，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令送书入城。城内或欲诛之，云曰：“老母弱弟，悬命沈氏，若违其命，祸必及亲，今日就戮，甘心如荠。”长史柳世隆素与云善，乃免之。

齐建元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云始随王，王未之知也。会游秦望，使人视刻石文，时莫能识，云独诵之，王悦，自是宠冠府朝。王为丹阳尹，召为簿，深相亲任。时进见齐高帝，值有献白乌者，帝问此为何瑞？云位卑，最后答曰：“臣闻王者敬宗庙，则白乌至。”时谒庙始毕。帝曰：“卿言是也。感应之理，一至此乎！”转补征北南郡王刑狱参军事，领簿如故，迁尚书殿中郎。子良为司徒，又补记室参军事，寻授通直散骑侍郎、领本州大中正。出为零陵内史，在任洁己，省烦苛，去游费，百姓安之。明帝召还都，及至，拜散骑侍郎。复出为始兴内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谋共杀害，不则逐去之。边带蛮俚，尤多盗贼，前内史皆以兵刃自卫。云入境，抚以恩德，罢亭候，商贾露宿，郡中称为神明。仍迁假节、建武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初，云与尚书仆射江�u善，�u姨弟徐艺为曲江令，深以托云。有谭俨者，县之豪族，艺鞭之，俨以为耻，诣京诉云，云坐征还下狱，会赦免。永元二年，起为国子博士。

宋书初，云与高祖遇于齐竟陵王子良邸，又尝接里�\，高祖深器之。及义兵至京邑，云时在城内。东昏既诛，侍中张稷使云衔命出城，高祖因留之，便参帷幄，仍拜黄门侍郎，与沈约同心翊赞。俄迁大司马谘议参军、领录事。梁台建，迁侍中。时高祖纳齐东昏余妃，颇妨政事，云尝以为言，未之纳也。后与王茂同入卧内，云又谏曰：“昔汉祖居山东，贪财好色，及入关定秦，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范增以为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内想望风声，奈何袭昏乱之踪，以女德为累。”王茂因起拜曰：“范云言是，公必以天下为念，无宜留惜。”高祖默然。云便疏令以余氏赉茂，高祖贤其意而许之。明日，赐云、茂钱各百万。

天监元年，高祖受禅，柴燎于南郊，云以侍中参乘。礼毕，高祖升辇，谓云曰：“朕之今日，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云对曰：“亦愿陛下日慎一日。”高祖善之。是日，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以佐命功封霄城县侯，邑千户。云以旧恩见拔，超居佐命，尽诚翊亮，知无不为。高祖亦推心任之，所奏多允。尝侍宴，高祖谓临川王宏、鄱阳王恢曰：“我与范尚书少亲善，申四海之敬；今为天下，此礼既革，汝宜代我呼范为兄。”二王下席拜，与云同车还尚书下省，时人荣之。其年，东宫建，云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寻迁尚书右仆射，犹领吏部。顷之，坐违诏用人，免吏部，犹为仆射。

云性笃睦，事寡嫂尽礼，家事必先谘而后行。好节尚奇，专趣人之急。少时与领军长史王��善，��亡于官舍，贫无居宅，云乃迎丧还家。躬营含殡。事竟陵王子良恩礼甚隆，云每献损益，未尝阿意。子良尝启齐武帝论云为郡。帝曰：“庸人，闻其恒相卖弄，不复穷法，当宥之以远。”子良曰：“不然。云动相规诲，谏书具存，请取以奏。”既至，有百余纸，辞皆切直。帝叹息，因谓子良曰：“不谓云能尔。方使弼汝，何宜出守。”齐文惠太子尝出东田观获，顾谓众宾曰：“刈此亦殊可观。”众皆唯唯。云独曰：“夫三时之务，实为长勤。伏愿殿下知稼穑之艰难，无徇一朝之宴逸。”既出，侍中萧缅先不相识，因就车握云手曰：“不图今日复闻谠言。”及居选官，任守隆重，书牍盈案，宾客满门，云应对如流，无所壅滞，官曹文墨，发�`若神，时人咸服其明赡。性颇激厉，少威重，有所是非，形于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云为郡号称廉洁，及居贵重，颇通馈饷；然家无蓄积，随散之亲友。

二年，卒，时年五十三。高祖为之流涕，即日舆驾临殡。诏曰：“追远兴悼，常情所笃；况问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骑常侍、尚书右仆射、霄城侯云，器范贞正，思怀经远，爰初立志，素履有闻。脱巾来仕，清绩仍著。燮务登朝，具瞻惟允。绸缪翊赞，义简朕心，虽勤非负�{，而旧同论讲。方骋远涂，永�呈�政；奄致丧殒，伤悼于怀。宜加命秩，式备徽典。可追赠侍中、卫将军，仆射、侯如故。并给鼓吹一部。”礼官请谥曰宣，敕赐谥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子中舍人。

南史卷五十七

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祖璩之，宋中书侍郎。云六岁就其姑夫袁叔明读毛诗，日诵九纸。陈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见之，曰「公辅才也」。

云性机警，有识具，善属文，下笔辄成，时人每疑其宿构。父抗为郢府参军，云随在郢。时吴兴沉约、新野庾杲之与抗同 府，见而友之。

起家郢州西曹书佐，转法曹行参军。俄而沉攸之举兵围郢城，抗时为府长流，入城固守，留家属居外。云为军人所得，攸之召与语，声色甚厉。云容貌不变，徐自陈说。攸之笑曰：「卿定可儿，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云令送书入城内，饷武陵王酒一石，犊一头；饷长史柳世隆�鱼二十头，皆去其首。城内或欲诛云，云曰：「老母弱弟，悬命沉氏。若其违命，祸必及亲。今日就戮，甘心如荠。」世隆素与云善，乃免之。

后除员外散骑郎。齐建元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云为府主簿。王未之知。后克日登秦望山，乃命云。云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韵，人多作两句读之，并不得韵；又皆大篆，人多不识，乃夜取史记读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宾僚读之，皆茫然不识。末问云，云曰：「下官尝读史记，见此刻石文。」乃进读之如流。子良大悦，因以为上宾。自是宠冠府朝。王为丹阳尹，复为主簿，深相亲任。时进见齐高帝，会有献白乌，帝问此何瑞，云位卑最后答，曰：「臣闻王者敬宗庙则白乌至。」时谒庙始毕，帝曰：「卿言是也。感应之理，一至此乎。」

子良为南徐州、南兖州，云并随府迁，每陈朝政得失于子良。寻除尚书殿中郎。子良为云求禄，齐武帝曰：「闻范云谄事汝，政当流之。」子良对曰：「云之事臣，动相箴谏，谏书存者百有余纸。」帝索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