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孔孟颜曾四姓不能联姻。这四姓通用一个族谱。也叫通天族谱。意思是普天之下，全世界只有一种家谱的。比如孟令军，其实和孔令辉是一辈的。意思这四姓辈分是不能混淆的。颜回是孔门大弟子。曾参是孔子的孙子孔汲（子思）的老师，子思是孟子的老师。首先是因为儒家受教的谱系排列。

根据《孔府内宅轶事》及孔府有关典籍记载，孔子后裔排行是根据乾隆年间乾隆皇帝的圣旨定下来的。乾隆皇帝下旨赐给孔府30个字作为行辈。这30个字的排列是：

希言公彦承，弘闻祯尚衍

兴敏传继广，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

1920年，孔子第七十六代孙孔令贻又续了20字：

建道敦安定，懋修譬益长

裕文涣景瑞，永锡世绪昌

后续的20个字加上乾隆赐的30个字，共50个字，孔令贻把后续20字报呈当时的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咨行各省市。

我国古今使用字辈谱的家族和姓氏十分普遍。一些影响较大的家族或家族中出过名人的家族所使用的字辈谱也就其家族的声誉而广泛传播。山东曲阜孔子家族的孔姓字辈诗50字：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纪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目前，不但孔子的后裔按此字辈谱起名，而且孟子、曾子和颜回的后裔也一律使用这个字辈谱。这样，只要看到四大“圣裔”后代姓名中间的字，就可知道他们的辈份，这在华夏众多姓氏中，唯有孔、孟、曾、颜四姓享受这一殊荣，这在中国历史上实为罕见。

孔孟后人现在取名，正式订出行辈是在明朝：明初朱元璋赐孔氏八个辈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供起名用。后因洪武元年五十六代孔希学及洪武十七年五十七代孔讷先后袭封衍圣公。这样就把“希”和“言”旁加上去为十个字，即：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后清代为避帝讳，将弘改为宏，胤改为衍）。明崇祯年间，这十个字已不够用，由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孔衍植)奏准。后续十字即：“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到清乾隆九年（1744年），由礼部调查整理，报皇帝钦定，再添十字：“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由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又立二十个字咨请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公布。亦即第八十六代至一百零五代。即“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到现在为止已知最小辈是“钦”字辈。因此，不少孔孟后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辈分大小。在此之前，孔子家谱非常繁芜，这个取字方法比先前大大简化，又经皇帝提倡，使得中国其他大家族谱系的也开始效仿这种方法。

由于孔氏谱系的完善，有时孔姓人也会遇到了一些小小的不便之处。如若按孔氏家规规定，同姓同宗晚辈见到长辈一定要按辈份称呼，往往出现年龄相仿者辈分相差数辈甚至十数辈的情形。另衍圣公府里面不用孔姓为佣人，主要原因就是衍圣公很可能比多数同宗人辈份要低，导致主仆关系和辈分关系发生尴尬。一些孔姓贫穷人家可能会先改名姓再进府为仆。

孟、曾、颜三族亦用孔姓行辈排序，唯开始时期和严格程度各有差异。

据《清稗类钞》记载，孔子嫡传子孙，不论世居曲阜，还是迁居外地，命名都按照同一字派，这种排行的办法，开始于元仁宗的时候，世袭衍圣公，孔子第五十四代孙孔思晦。他规定：凡是五十四代孙，都以“思”字为派，“思”下面为“克”字，“克”字下面，开始为“稀、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十派，再次为“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派。又次为“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十派。依次类推，循环往复。这样计算之话，轮回一次，大约需要650年。

因为孔子被称为圣人，而孟子被称为亚圣，所以孟家的辈分排列和孔家一样。同样的辈分排列的还有曾、颜两个姓氏，他们主要是因为曾子、颜回。比如，相声演员孟繁贵，就和孔繁森一个辈分，历史上还有一个叫孔祥熙的，比这低一辈。不过，因为孔家是圣人之后，为了表示对孔家的尊敬，一般说来，孟、曾、颜三姓氏要是在平常的交往中，遇到比孔姓高辈分的情况，孔姓要是不主动说高低，其他三家一般不去和他比辈分高。要是比孔家低呢，就可以直接说比孔低了。曾、颜两姓见到孟姓也一样的道理。当然，这只是个礼貌的问题，不是让人一定要这样做的。

孔子的孙子叫孔伋。

孔伋(前483-前402)，鲁国人，姓子，氏孔，名伋，字子思，尊称“子思子”、“述圣”。孔子之孙、孔鲤之子。中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倡导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也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

2005年10月20日，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宣布，中国的孔子家谱被认定为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孔子的族人传承至今已繁衍有82代。孔子世家谱自明朝以来，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1999年开始，孔子后代展开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续修孔子世家谱工作，宁陵县孔子后裔专门召开了宁陵派宗亲大会，参与家谱续修工作。目前，孔子的后裔分布在中国及世界各地。

在宁陵，作为一支圣人孔子嫡裔的重要分支——宁陵派①，自唐朝迄今已经1300多年，成为孔子后裔中重要的、影响较大、人数众多的大宗派。据《孔氏家族体系考略》记载：“宁陵派，三十五代贤后。宁陵派子孙散居河南宁陵县、考城县、兰封县、宜阳县、商丘县、柘城县、洛阳县、淮阳县、洛宁县、封丘县、安徽太和县、山东曹县、荷泽县、河北长垣县、沙河县、邯郸县、隆平县、刑台县、尧山县、瑶山县、吉林九台县等地，至1937年共存男丁8854人。”

为什么孔子后裔会在宁陵形成庞大且有重要影响的宁陵派呢？为什么唐太宗李世民御敕在宁陵县孔集建孔庙？为什么孔子的子孙有两公三侯葬在孔集？孔集原名褚堌村，为什么后来改名孔集村了呢？这，都要从孔子的33代孙褒圣侯孔德伦葬在宁陵说起。 2006年12月24日，笔者专程赶到孔集乡孔集村寻访千年褒圣侯墓遗址及孔子后裔在宁陵的情况，一一解开了上述谜底。千年褒圣侯墓

初到孔集，笔者并不太清楚孔子后裔都居住在哪里。于是，走到孔集乡政府附近向街上的群众询问。他们告诉笔者，孔家的人在孔集多的很哪！从310国道向北、乡政府向东，整个孔集东村都是孔家的人。按照他们的指点，在孔集东村，笔者找到了孔子的第76代孙孔令知。

孔令知，今年65岁，孔集村村委委员。看似很普通的一个人，但却是一个极其细心的人。在他的家里，笔者竟然看到了他珍藏多年的民国时期的孔氏家谱，共计8卷。在了解到来意后，他进入内室拿出了一个用硬牛皮纸包裹整齐的包裹，小心的打开，那纸页微微泛黄、略显破旧、并有稍许残缺的孔氏家谱跃入眼帘。 孔子第76代孙孔集孔令知讲解孔氏宁陵派渊源

据孔令知介绍，这是目前国内仅存不多的民国时期的孔氏家谱之一。从1999年开始的最近一次续修孔氏家谱，山东曲阜多次来人查询、复印这套家谱。

从这套家谱开始，孔令知翻开其中的内页找到相关内容，开始讲述宁陵孔氏后裔的渊源和发展。他说，以前孔集有孔子的33代孙褒圣侯孔德伦的墓地和文庙，规模很大。孔氏宁陵派的开启，就与褒圣侯墓建在宁陵有关；孔集文庙还是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御批敕建成的。

郭文德说，当年的褒圣侯墓就在今天的孔集卫生院院内

据清宣统三年《宁陵县志》记载，褒圣侯墓是孔子33承嗣嫡代孙孔德伦的陵墓。孔德伦，字大经，世袭封侯，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奉敕迁宁陵县褚堌村（今孔集村），天授二年（691年）去逝，享年71岁，葬于此。据记载，褒圣侯墓高3米，周围40米，砖包。墓前有石桌、石凳。神道两侧，排列有石人、石马、石狮、石猴、石蜡台，工艺精致，惟妙惟肖。正门有石牌坊。墓区占地五顷四，古柏参天，庄严肃穆。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孔子生日）举行大祭，方圆百姓来这里朝拜，香火缭绕。墓北有文庙，三间大殿，东西廊房，五脊六兽，古朴壮观。②今天的孔圣庙的遗址处只能看到当年庙上拆下的古砖了

为什么唐太宗李世民要御敕孔德伦迁居宁陵县孔集村呢？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孔令知请出孔家家谱宁陵卷的主编、孔集乡中退休老校长郭文德介绍。郭文德也在孔集集上住，因学识渊博，又是孔家外甥，他多次参与搜集、整理孔氏宁陵派的相关资料，并有多篇文章发表，今年又主持召开了宁陵孔氏宗亲大会，着手孔家家谱宁陵卷的续修工作。郭文德以对孔氏宁陵派历史渊源和孔家世传典故的熟知，向笔者娓娓道来:

隋灭唐兴，历史变迁。孔德伦当时还是世袭隋朝的绍圣侯，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改封为褒圣侯。对此，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家的著名书法家虞世南曾撰书《孔子庙堂碑》，碑文内容是记高祖立孔德伦为褒圣侯并新修孔庙事。《孔子庙堂碑》于唐武德九年刻，为初唐碑刻中杰出之作，亦为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公认之虞书妙品。

唐朝初年，国内局势及其动荡，外忧内患，极具军事、领导才能的李世民通过东征西战赫赫战功和“玄武门之变”取得帝位，唐高祖李渊退位。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一边理顺朝政，一边强化军事征战，讨伐叛乱。唐贞观十一年（637年），辽海兵乱，山东也政局动荡，不服从唐朝统治，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从长安（今西安）出发向东征伐辽东（我们常说的薛仁贵征东，即是从此发迹）、平抚山东。皇帝出征，程咬金率其婿孔德伦跟随。当大军行走至古宋国西宁陵县褚堌村（今孔集村）东南4里（今史张楼与黄楼北地）时，安营下寨住宿，孔德伦这时却得急病病故。因征战行程吃紧，临时将孔德伦寄埋到了宁陵。这么重要的人物埋葬，当然不同于一般百姓，尽管时间紧迫，李世民还是命令地方官员建了一个寺庙“寄骨寺”，寄放孔德伦的尸骨。后来当地的老百姓只听其音、不辩其意，便成了“己古寺”。

再说大军平叛凯旋归来，唐太宗李世民回到长安。想到自己的重臣孔德伦还在宁陵寄埋，于是命令程咬金料理后事，御批白银10斤，就地隆重厚葬孔德伦。程咬金射箭点穴，给墓地选风水宝地。程咬金从寄埋孔德伦尸骨的小吴“寄骨寺”前向西射箭，结果箭落在褚堌村十字街处。村人以为侯爵阴阳宅基均为五顷四，恐怕村子划在墓区之内，家园外迁。再者，十字街处也不能埋人。于是，把箭悄悄挪到了村南今天的孔集乡政府、乡卫生院处。差官追箭至此，即为墓穴。建褒圣侯悬棺墓，童男童女各8个殉葬，盛礼殡埋后，留杨虎一队守护墓地。西到杨庙集，南到周式碑，东到小吴庄，北至宋胡同，方圆七里之内不完皇粮，只交一部分祭田钱（相当于祭祀招待费用）。

关于孔德伦迁居宁陵县孔集村，还有个说法。据《唐史·名人志》记载，唐贞观年间，因辽海兵乱，唐太宗李世民恐怕危害孔子后裔；又因为孔子的先祖曾被封于宋，诏令褒圣侯孔德伦迁到古宋之地，暂避兵乱之祸。“太宗曰：‘宋，亦尔先人微子所封之地。’诏居中土。”③孔德伦遂率家南渡黄河，迁居宁陵之褚堌村，“袭于此，是为宁陵阙里”。唐太宗十一年诏朝会同三品，食邑千户。此后世召孔氏子孙朝会之始。敕其在当地建孔庙，赐予祭田，供奉祖先。天授二年（691年）孔德伦“寿卒于官寓”，享年71岁，葬宁陵县褚堌村。武则天10月20日赐葬孔德伦玺、书、衣服等。

以上两种说法，内容虽然不尽相同，而褒圣侯孔德伦死后葬于褚堌村，却是公认的。从清宣统三年《宁陵县志》记载的褒圣侯墓碑文和《唐史·名人志》记载内容来看，《唐史·名人志》记载的迁居原因更权威、可信。

唐朝以后，褚堌村的孔宪禄（四品奉祀官）和商堤口的解老总主持扩建村落，挖壕筑寨，使村庄面积达十六顷之多。原有48户人家。以后孔姓人家迁入繁衍较多，逢集逢会，遂将褚堌村改名为孔家集。因北有小孔集，相对而称孔家集为大孔集，现简称孔集。④ 孔氏宁陵派的源头

孔德伦在宁陵去世后，他的大儿子孔崇基在云南做官，“中宗嗣圣十二年，袭封褒圣侯；神龙元年，受朝散大夫。初武后时，封先圣为道隆公；至是，以邹鲁百户为采邑。年五十六卒，葬宁陵父墓东。”⑤二儿子孔子叹摄宁陵祀事，“年七十九卒，附葬父墓东。”两人去世后，都在孔集与父亲合葬。

孔德伦的大儿子孔崇基生子孔璲之，“璲之，字藏晖。唐明皇开元五年(714年)，袭封褒圣侯，授国子四门博士、邠王府文学、蔡州长史；二十七年，进封文宣公，除兖州长史，迁都水使者，食邑一百户。年六十四卒，葬宁陵祖墓南。子一，萱。”二儿子孔子叹生子孔贤，“贤，字元亨。幼端颖，十岁能文章，登进士第。历太子中舍、深州刺史，政绩著闻，上赐白金十斤、衡水庄一区、叙修宁陵林庙祭田五十亩，永免赋役。年五十九卒，子三：蕴、蒙、蓄。”⑥孔氏谱书言孔贤进士及第，不见于《登科记考》。孔贤为宁陵派之始祖。

孔子第36代裔孙孔萱，“袭封文宣公，兼兖州、泗水令。年五十八卒，葬宁陵祖墓东。子一，齐卿。”⑦

孔子第37代裔孙孔齐卿，“唐德宗建中三年，袭封文宣公，除青州司兵参军，迁兖州司马，会淄青节度使。李纳叛于东平，公罗难，归葬宁陵。子三：惟晊、惟昉、惟时。”⑧

孔子第38代裔孙孔惟晊，“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李纳子师道败诛、东平兵解，留幼弟惟时与贤曾孙惟一守宁陵祖庙墓。归鲁授兖州参军，袭封文宣公。年六十五卒，葬祖墓东。子一，策。”“惟昉，一名文整，授兖州参军，无传。”“惟时，一名文谨，授兖州都督公曹参军。家宁陵，奉祀事。子二：克宽、克贡。”⑨

至此，孔氏望族三公三侯葬于宁陵。宁陵的宗族墓地则由孔惟一、孔惟时驻守，形成了孔氏家族中的宁陵派。

郭文德告诉笔者，孔氏家族在历史上一直很受尊崇的。大的不说，就从交公粮上来说，解放前一直是免缴的。他举了个例子，睢阳区的坞墙乡解放前有很多宁陵派孔姓族人，当地国民政府让其缴纳公粮。孔姓族人就搬出历朝历代皇上对孔姓后人免缴公粮的谕旨，和当地政府打官司，结果赢了官司，再也不完粮当差。郏县孔氏家族在当地也是望族，大学生多是孔姓人。当地政府建了孔庙、圣林，年年祭祖，以感谢圣人的恩泽。

据1992年版《宁陵县志》记载，1990年7月1日第四次人口普查登记结果，宁陵县共有孔姓子孙2579人。孔令知告诉笔者，目前全县孔姓族人主要分布在孔集、孔大楼、孔小楼、西小孔集、孔庄、刘洼、孟士图、南孔庄、二郎庙等村。

根据《重修褒圣侯墓碑文》⑩记载，褒圣侯墓由唐历五代、宋、金、元氏以来，“邱垄如故属”。明洪武初元，黄河泛滥。三侯墓冢皆为水淹，“日久见其迹，而邱木犹存。”洪武十六年（1383年）裔孙孔希祯修复如故，一直保存到解放初期。

孔令知说，如今其他各地宁陵派的孔姓族人每年都要来孔集寻根问祖。但是，现在在孔集寻找褒圣侯墓、文庙的踪迹，已经只剩遗址。想要恢复旧貌，牵涉到资金、土地等诸多因素，很不好办。说到这，孔令知一脸的无奈。据他介绍，褒圣侯墓1958年因建孔集治碱站平毁；文庙1957年因建孔集供销社拆毁。今天，我们只能从先人的文字描述中想象，或从残存的斑驳的古砖气息中感受那昔日的盛况。

在孔令知、郭文德两位老人的带领下，笔者先后来到褒圣侯墓、孔圣庙的遗址探访。在褒圣侯墓的遗址处，如今已经是孔集卫生院的办公区，盖上了楼房；后面是乡政府的办公楼。郭文德说，当年盖楼挖地基时，曾经毁坏了很多墓，很多尸骨被挖出，当地的孔氏族人为此还和施工单位发生了纠纷，经过调解才算平息。在文庙的遗址处，笔者总算还能找到些孔圣庙当年的痕迹，那就是庙被拆后的古砖如今被供销社的主房和院内的一些住房所使用，虽然有些已经因年代久远而斑驳脱落，但其历史的沧桑更见执着。

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从孔子至今，2500多年过去了，孔姓宗族又传承了80多代。从褒圣侯到现在，宁陵孔子后裔也已经传承将近50代，并分布到全国各地。

今天，我们怀念孔子，是因为他的思想使王者取得了统治天下的道义，民众则收获了中国文化的体验，孔子学说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之源。

今天，我们探寻褒圣侯墓，是因为它的存在昭示了孔子后裔新的迁徙地域的开拓，将圣人的思想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孔集，因孔子的后裔而得名；宁陵派，孔氏家族的大宗派。

宁陵，以你们的存在而骄傲。

注释：

①《孔氏家族体系考略》：孔氏第四十三代前有十派：平阳派、郏县派、宁陵派、献县派、丹阳派、岭南派、湖南派、浏阳江派、浏阳派、鲁山派。

②《商丘地区地名荟萃》“名胜古迹”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③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版《孔子世家谱·初集》卷一。

④《宁陵文史资料》第三辑，1992年5月版。

⑤—⑨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版《孔子世家谱·初集》卷一。⑩见清宣统三年版《宁陵县志》。

附：唐褒圣侯墓碑文

褒圣侯姓孔氏，名德伦，先师孔子三十三代孙。侯当唐太宗贞观十一年，改封褒圣，朝会同三品，食邑千户。迨则天武后天授二年十月二十日赐侯敕书及时服，享年七十一，寿卒于官寓，葬宁陵县褚崮村。由唐历五代、宋、金、元氏以来，邱垄如故属。大明洪武初元，黄河泛滥。两侯墓涿皆为水淹，日久见其迹，而邱木犹存。孙希祯，岁时舆祀，恒怆于怀，欲修筑之而力弗能也。既又官于朝者几三年，而松愀之念，不少置焉。及去官家居，得遂其志。即与族人协谋，因故迹筑而封之。扫除荒恶，培植邱木，使其复其旧。既襄事，乃遣其弟希贤，持孔氏族谱，不远数千里来征文，将刊诸石以表其墓。昌惟先圣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万世开太平。其言载五经，垂教后代，炳然如日月之丽空，故与天地同始终。其林庙邱垄，历代崇奉之，莫有毁伤，宜其巍然与龟蒙同悠久，其宗支葬于他所者，亦互为后世共瞻仰。褒圣侯之墓为河水垫没，虽曰不幸，然使其无兴修之人，则莽然终为荆棘之墟。今幸赖侯有裔孙如希祯者，克诚先绪，力为兴修之，先祖之灵魂得永宁于九泉之下，不可谓之贤者乎？

张昌（国子助教）撰文

远古没有，夏商有，周代到春秋时还有，但到了战国，那些所谓的贵族基本都被打倒了，比如孟子。只要人有本事，能给当时各个国君带来现实的好处，就能当大官，鸡鸣狗盗之辈也无所谓。

到了魏晋南北朝甚至唐代，也曾有过贵族姓氏，比如王、谢两大家族。但并不是所有的王姓，同一姓氏地位也会差很多。比如同为贵族姓氏的琅玡王氏和太原王氏，两者都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前者地位要高于后者，至于其他的王氏，根本就算不上贵族姓氏。

宋代以，由于唐末五代的战乱，大族之间遭到毁灭姓打击，很多家谱被毁。所以现存家谱除了孔子家谱以外大多是后人凭想象瞎胡联，可信度不高。而且，从宋代开始，国家不在为选某某家族为士族，也不为某大族修家谱，官员的选拔也不用去查其家谱，只要这个人上下三代都是良民就可以做官。

而且，即使是皇族，如果与当朝皇帝家相隔太远，也是平民一个。我有个老师是清代皇族，但他家自太他曾祖就是贫农。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例：《醉翁亭记》最后一句），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词集名。北宋欧阳修作。三卷。南宋罗泌编次。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单行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改题《六一词》，仅一卷，据前本而有所删节。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欧公一带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欧阳修（自称嗣孙修与状元黄仁颖家谱相吻合）总世系：

一世 开闽欧阳氏总始祖欧阳韶员子直孙配王氏无子

二世 欧阳幼咸（立宰相欧阳通季子询季孙欧阳幼咸为嗣）

三世 吉州剌史 欧阳琮

四世 温州长史 欧阳衍

五世 博罗县丞 欧阳昌盛

六世 唐进士国子监四门助教 欧阳詹

七世 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 欧阳秬

八世 唐末会昌六年进士官韦中令学士 欧阳澥

九世 潘湖欧厝吉州推官 欧阳郴（欧阳澥季子）

迁闽县宝历进士 欧阳衮（欧阳澥四子）

子 进士宰相诗人 欧阳炯

孙 咸通进士欧阳琳、欧阳毗（王比）兄弟

十世 嗣子 泉州乡贡进士历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 欧阳偃（后唐状元黄仁颖字仁达号潘湖翁嫡子）

十一世 梁国公道州判官 欧阳观

十二世 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 欧阳修。

与2001年1月13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发现的欧阳修自述世系文“先祖为夏禹、勾践，姓氏源浙江湖州”的落款嗣孙修的史实记载相符合，尤其这位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自述世系源流，道出了欧阳修自身家世详情（即嗣孙修），为中国文史界专家学者研究大文学家欧阳修的祖父欧阳偃，年幼姓黄，因家贫无力攻书，遂赘居潘湖欧厝舅父欧阳郴家为养子的真实身世，大白于天下，提供了有力可靠的史实依据。这篇欧阳修自述世系文，由后人冠题“文忠公谱图序”，收录在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民保存的清乾隆十五年（公元一七五O年）编撰的《续修安福令欧阳公通谱》中。全文共七六一字，落款为“嘉佑四年（公元一O五九年）己亥四月庚午嗣孙修谨序”。

“文忠公谱图序”以叙述为主，激发议论，笔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着笔伊始，欧阳修就道出了先祖世系及姓氏源流：“欧阳氏出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庶子于会稽，使守禹祀，传二十余世至允常子曰勾践，是为越王。勾践卒，子王�与立。传五世至王无疆，为楚威王所灭。其诸族子孙分立于江南海上，受封于楚为欧阳亭侯。亭在今湖州乌程欧余山之阳，子孙遂以为氏……”在陈述欧阳氏族繁衍生息的岁月沧桑之后，欧阳修还在文中介绍了其时家族成员登科仕宦的情况：“自宋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进士登科者四人。后又三十年，修与丽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将三十年矣，以进士仕者，又才二人”。

由此可见，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东田欧阳氏世谱》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三谱与在江西吉安发现《欧阳修自述世系文》全面解开欧阳修（自称“嗣孙修”谨序的真实身世）即曾祖身世之谜。据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载：后唐状元端明殿内阁掌院学士黄仁颖配唐进士四门助教欧阳詹曾孙女、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孙女、欧阳澥长女、欧阳郴妹；生子偃，系福建泉州南唐恭帝庚申年乡贡进士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曾与泉州开元寺高僧沙门文中共书经幢序文。由此，揭开了欧阳修曾祖身世之谜：大名鼎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是状元黄仁颖嫡系曾孙！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两谱所提供的谱牒史料，从而为人们解开了欧阳修曾祖身世之谜即：欧阳修父亲祖父偃嫡系曾祖状元黄仁颖嫡子、欧阳郴嗣子之谜。需说明的是，江西吉州推官欧阳郴，原籍福建晋江潘湖欧厝，后因官于吉州推官，遂居焉；为唐进士国子监四门肋教欧阳詹之曾孙、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之孙、唐末会昌六年进士官韦中令学士欧阳澥之季子；配工部尚书李稠长女因多年生女不得子，后唐状元黄仁颖，字福佑，一字仁达，号潘湖翁，配欧阳澥长女欧阳郴之妹，其子欧阳偃本姓黄，泉州乡贡进士。历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因年幼年家贫无力攻书，遂外甥承母舅欧阳郴家，实赘于舅父欧阳郴家，随母姓。至于二弟恩贡靖江军团练欧阳俊，与恩贡屯中郎中欧阳仪则为唐工部尚书李稠之女——潘湖欧厝吉州推官欧阳郴妻所生。

生平概述

欧阳修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以识字。欧阳修自幼酷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嘉佑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属安徽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编辑本段]思想追求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与张秀才第二书》）。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编辑本段]应用文体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欧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应用文2619篇，可见他的文章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还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书》75卷。他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

创立应用文概念。目前论者都认为应用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张侃的《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拙轩集·卷五)张只涉及应用文取“四六”的语言形式，严格说来还不能说明确了应用文概念。北宋的欧阳修在《辞副枢密与两府书》中云，嘉佑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枢密副使，“学为应用之文”。这里的应用文是指公文文体。他在同一年的《免进五代史状》中自述为得功各事无用之时文，得功名后，“不忍忘其素习，时有妄作，皆应用文字”。“文字”即文章。这里的应用文指实用文章。可见，欧阳修是从文体形式、实用性质两方面来明确应用文概念的，他已把应用文当作独立的文章体裁。

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如上所述，他认为应用文的性质是实用的。他赞扬苏洵的应用文章“实有用之言”(《荐布衣苏洵状》)，黄校书策论“中於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欧阳修关于应用文的实用性质是很明确的。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欧阳修认为写史要“立传纪实”(《进新修唐书表》)。所谓“纪实”，就是应像《春秋》一样褒贬善恶，“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春秋论中》)，“书事能不没其实”(《唐于鲁神道碑》)。他还认为诏令“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论慎出诏令札子》)，用当今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要与实际相符。欧阳修主张应用文真实，一是为了应用，二是为了传於后世。二是简洁质朴。“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正史类》)，赞扬孔宙碑文简质(《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诏书应“复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华”(《论李淑奸邪札子》)，铭应“言简而著”(《内殿崇班薛君基表》)，“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论<尹师鲁墓志>》)，“文书甚简”(《乞洪州第七状》)，简洁质朴是欧阳修文章批评的标准之一。三是得体。他赞扬刘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体”(《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体”指内容而言，欧阳修谓之“大体”。“公於制诰，尤得其体”(《谢公绛墓志铭》)，他赞扬谢希深的制诰尤得西汉制诰之体，“体”指文体。“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崇文总目叙释·正史类》)，“体”指语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

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张内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为三类：“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与陈员外书》)他认为符、檄是下行文，状为上行文，移、牒为平行文；并明确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欧阳修虽未明确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为刘熙载按行文方向分类打下了基础。（摘自《应用写作》月刊1997年第2期《欧阳修应用文论》）

[编辑本段]文学成就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有的古体诗因此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 《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更多的是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多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 《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其最后一部作品《诗话》（由于诗话从专名演变为一种文体，后人为区别称《六一诗话》），是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后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宋诗话考》）。欧阳修的诗话，改变了以前的论诗或重在吕评、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以随便亲切的闲谈逸事的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离情别绪、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并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朝中措》）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而他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感情亦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此外，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的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与苏轼的《赤壁赋》先后媲美，千载传诵。

[编辑本段]其他成就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编辑本段]历史地位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编辑本段]后世评文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曾慥（zao四声)《乐府雅词》序）

六一婉丽，实妙于苏。（尤展成）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罗大经）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清刘熙载《艺概》卷四）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苏轼《西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