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尤其是初代帝王在位登九五上了帝号，削平各个山头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取得政权合法化的一系列措施。所谓马上得天下，还要下马治天下，这些措施一部分是通过君权神授的方式，借助于大自然或者神秘力量，比如刘邦斩白蛇等。另一方面就是采用世俗化的文化观念力量的方式，比较典型的有宋朝的百家姓把赵姓放在第一，吴越武肃王钱镠的钱姓只能屈居第二。唐朝的李家是关陇军事政治集团夺了隋朝的天下。

作为关中的大姓，八柱国之一的李家，在统一全国之后必然要改变自魏晋南北朝时代遗留下的山东士族和南方士族的排位问题。这也是唐太宗希望建立以唐宗室和功臣集团为主题的新士族为核心，从而保证李氏天下的长远统治的初心。

唐太宗李世民让高士廉为负责人，将南北士族、山东、关中士族、鲜卑士族按照家谱、历史源流来考证分为上上到下下九个等级。唐太宗为何如此重视编写一部氏族志来达到他维护统治的目的呢？这是因为三国时代魏文帝建立九品官人法，按照家谱和谱籍来推选人才，没有好的门第是当不了官的，这种门第观念一直延续到了唐初，要改变这种状态必然要重新进行排位。

各大士族 中其中北方士人过江的称为侨姓，以王、谢、袁、萧为主体，比较著名的是王导、谢安家族。南方土著的大族则称为吴姓，以朱、张、顾、陆为主体，在三国时期孙权家族其实属于侨姓，他是淮泗集团迁居江南与当地吴姓融合形成了吴国。北方山东土族称为郡姓，以王、崔、卢、李、郑为大姓；关中则以韦、斐、柳、薛、杨、杜为大姓。另外还有鲜卑姓又称为虏姓，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姓。

当然这些大姓并不是一成不变，有些是渊源很久但是后来衰微，也有新起的大姓，但是社会并不一定承认。门第的形成还有礼教和风尚的区别，比如南方的谢姓和王姓就是熟知儒学、佛学、玄学，又能写文章为风尚的家族。旧时王谢堂前燕就是说的两个家族的门第很高，与普通士族是不会通婚的。唐太宗让高士廉去编写氏族志，但是开始并没有说出自己心中隐秘的目的。

高士廉完成初稿后呈给唐太宗观看，列山东崔姓为上之上等，可见当时的门第观念影响深入人心。唐太宗对于高士廉没有心领神会自己的用意很不满的说道：我跟山东的崔、卢、郑等大姓并没有嫌弃怨恨，本来他们就已经衰微，现在连个大官他们都做不到，还自负门第，与他族联姻还要很多钱财，不知道世人为何看中他们。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在朝廷做大官的要么功业显赫要么德行过人，要么学术通达，才能升到三品以上，为什么要和这些衰落户结亲，给的彩礼少了还被轻蔑。

高士廉经过唐太宗这一番批评才明白圣上的本意，将皇族列为第一等，外戚列为第二等、崔姓第三等。当时的崔民干也只是黄门侍郎四品官，在朝廷是没有多大的话语权。《氏族志》编写完成一共包含二百九十三个姓、将很多唐朝的功臣列为士族，关中士族一向看不起山东士族，氏族志将两个并列。

另外就是南方士族被北方士族轻视，这次也恢复南方士族的声望。氏族志编写组的人员组成有代表山东士族的高士廉、代表关中士族的韦挺、代表南方士族的岑文本、代表河西士族的令狐德棻。四人按照唐太宗的本意将之前的士族重新排列，形成了以唐宗室为首，功臣与关中士族为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要辅佐的新统治集团。这种安排恰好是唐朝以关中为根本，统一中国的需要。

唐太宗在撰写新的士族排序的同时，也在用心培植这个集团，他将诸王和公主与功臣集团名臣家族进行通婚，而不和山东旧族联姻。后来科举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到唐高宗时代又进行了改动。正是通过这种世俗化的制度设计保证了初唐的稳定局面，虽然期间有武则天代表的关中和山东士族等的斗争，但是大致没出过什么乱子，这比后来的朱元璋分封儿子要高明的多。

李恪（619年—653年），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子，太宗爱子也。其血统之高贵世间仅有，其曾祖母与外曾祖母都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大司马卫国公独孤信之女，其高祖亦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的唐国公李虎，其外曾祖父为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其外祖父是隋炀帝杨广，其祖父是唐朝的开国皇帝高祖李渊，其父是一代圣主太宗皇帝李世民，其一人身有杨隋，李唐，和独孤氏三豪门之血脉，可谓天下第一。族谱言其字“为德”，又说“德”，虚实待考；墓志此处留白，有同母弟蜀王李愔。其子四人：李仁（李千里）、李玮、李琨、李璄。 生平履历　　武德三年（620年），封长沙郡王，根据《职官志》所载，此为“恩进”； 武德九年（626年），封汉王（两唐书），墓志云为汉中郡王，疑为墓志贬义行文所需；　贞观二年（628年），封蜀王，领益州大都督（今四川成都），未之官；　贞观五年（631年），转秦州都督（今甘肃天水），未之官；　贞观七年（633年），转齐州都督（今山东济南），之官一年；　贞观八年（634年），复转益州大都督，遥领，开亲王或宰相遥领大都 聂远版李恪PS图(8张)督的首例；　贞观十年（636年），封吴王，转授潭州都督（今湖南长沙），未之官；　贞观十一年（637年），年初，转授安州都督（今湖北安陆），之官，世袭；年末，因狩猎过度被弹劾罢官（《新唐书》上记载是李恪与乳母之子赌钱而被弹劾）；　贞观十二年（638年），复安州都督；　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罢世袭诏，诸藩王都督衔留存情况、之藩情况不明，待考；　贞观十七年（643年），被太宗提议立储，遭长孙无忌反对作罢；　永徽元年（650年），拜司空，梁州都督（今陕南地区）；寻又授安州都督；　永徽二年（651年），迁太子太师；　某年，镇宋州（今河南商丘）；　永徽四年（653年），因受房遗爱谋反案牵连，被冤致死；四子，仁、玮、琨、璄并流岭表；　显庆五年（659年），追王郁林，为立庙，以河间王孝恭孙荣为郁林县侯以嗣；光宅中李荣获罪，适逢李仁兄弟被赦免，以李仁袭爵；　神龙初，赠司空，备礼改葬；　神龙中，复爵土。　注：神龙（705年正月—707年九月）是武则天和唐中宗李显的年号。神龙元年二月中宗复国号唐。综合赠官考量，应为神龙元年（705年）年末或神龙二年（706年）年初。　根据墓志记载：永徽四年二月初二，李恪在长安宫禁之内被缢杀，年约三十四岁。 王妃　　杨氏，隋直阁将军岷蔚抚豪道五州刺史邢国公杨（士）贵孙女，右卫副率慈汾 二州刺史静公杨誉女，兄常州刺史工部侍郎鸿胪卿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太子少师赠仪同三司上柱国郑国懿公杨崇敬，侄太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杨志诚。王妃疑贞观中薨，葬安州，今湖北安陆。1980年墓葬在湖北安陆王子山被发现，出土文物颇多，其墓葬作为南方典型墓葬研究，尤以簪花金饰和金刀最为精美。（有详实考古报告）在全唐文收录其侄杨志诚的墓志提到：“闲者遭家迁播几筵靡托，而今蒙国昭洗，情礼获申。”，疑为吴王妃杨氏家因妻族而遭到过政治清洗，王妃本人的墓志凹凸不平无一字，怀疑遭到磨平，其棺椁也无查，仅剩棺床，考古报告怀疑遭到抛尸。幸好后经平反，其侄官至高位，由其侄墓志我们才方可领略杨氏一族的风采。其祖杨士贵在《隋书》有载，其父杨誉与兄侄在《旧唐书》、《全唐文》、《贞观政要》、《宰相世袭》均有记载。　萧氏，根据李恪后人家谱显示可能为第二任吴王妃三子李琨之母，或还有李璄，家谱中不知为何却无 吴王妃杨氏任何记载，有待研究。而根据成王李千里墓志铭，成王出生于贞观末年并“实长吴嗣”，也就是嫡子。如果吴王妃杨氏亡故于贞观中期确凿，则成王千里也当为第二任吴王妃所出。萧氏疑出梁朝帝室，家谱记载与李恪葬于西长安城。原文曰“妣萧妃，曾封沛国夫人。公妣俱葬于西长安城”并有萧氏一封沛国夫人的诏书，妃指亲王正妻而非泛指，因无墓志出土，家世不明。按道理亲王正妃乃正一品外命妇不可能再同时封国夫人，故而有人推测有可能是先贬后平反时晋封。但是，目前，族谱真实性尚待考证，此中所云存疑。因此，吴王妃杨氏为何独葬湖北安陆而未同李恪合葬和第二任吴王妃是否为萧氏目前仍为历史谜团，有待考古挖掘近一步揭开历史真相。

李恪，唐朝宗室，陇西滴道人，唐太宗、杨迪之女费阳之子，排行第三。

六十年六月，封他为长沙郡王；65年任汉中郡王。67年，升为汉王。68年改国号为蜀王，授益州总督。67年被封吴王，赐安州刺史。

李可

民国60年，官拜司空，并被封为凉州总督。62年，封他为太师。64年，李恪因卷入一起叛乱案被诬陷致死。

75年，李恪悔过，赠司空一份遗礼，重葬为太子。

吴公主喜欢

王昊洋，王皓，葬于安州，今湖北安陆。有没有孩子，今天很难考。

李可

根据李恪后代的家谱，萧家可能是二公主吴的第三子李琨的母亲，或者是。不知何故，族谱中没有吴公主杨的记载，有待考证。据李的墓志铭记载，生于贞观末年，“世子长”，即长子。如果说贞观中期吴公主幼时之死是确凿无疑的，那么二公主吴应该是大有作为的。萧的家谱记载，他和李恪葬在西长安城。原《萧飞，曾凤佩夫人》。公仆葬于西长安城”还有一封夫人萧的圣旨。公主是指王子的妻子而不是泛指。因为没有出土墓志铭，家庭背景不详。按道理，太子、妃子、老婆不可能同时被封为妾。所以有人推测可能是被降职平反后再提拔。但家谱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其中有疑点。

因此，吴阳公主为何独葬湖北安陆，而不与李恪合葬，二公主吴是否为萧氏家族，至今仍是个谜。只有在史料或考古上有所突破后，才能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

李姓是中国的大姓，但不全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后代。李姓由来有几种说法：

1、出自赢姓，李氏的远祖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五帝”时代的高阳氏颛项，出自赢姓。

2、出自姬姓。商朝时期，居武落钟离山的巴人，巴人以虎为图腾，巴语读虎为李，当虎图腾演化为姓时，巴人崇仰汉人之姓，遂依音用李姓。公元前303年，巴人李姓在四川建立大成国，史称成汉，这是李姓在中国所建的第一个王朝，后灭于东晋。

3、出自他族改姓。三国时，诸葛亮平哀牢夷后，赐当地少数民族赵、张、杨、李等姓。鲜卑氏有复姓叱李氏，汉化后，改为汉字单姓李氏。是为洛阳李氏。

4、唐王赐姓。据有关资料所载，唐开国元勋有诸将徐（徐氏、安氏、杜氏、郭氏、麻氏、鲜于氏）等16氏，因立功从唐国姓，赐予李氏。

扩展资料：

蜀汉时期，诸葛亮平哀牢夷后，赐当地少数民族赵、张、杨、李等姓；

汉晋时期，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内附，部分匈奴人和鲜卑人随之被赐为刘、李等姓；

北魏时期，孝文迁都洛阳后，实行文化上全面汉化政策，鲜卑族有复姓叱李氏被封为李氏  。北魏皇室鲜卑拓跋氏实为汉将李陵后裔。

宋朝时期，李姓大约有56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72%，排在王姓之后，为宋朝第二大姓。李姓第一大省是河北，约占全国李姓总人口的116%。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河北、四川、河南、山东，这四省李姓大约占全国李姓总人口的44%。

明朝时期，李姓大约有51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55%，仅排王、张之后，为明朝第三大姓。宋元明时期，李姓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600年中李姓总人口减少了10%。这与北方地区长期战乱，尤其是元朝的野蛮统治有密切关系。

当代李姓的人口已达9200多万，大约占全国人口的738%。从明确至今500年中李姓人口由510万激增到近9200万，近18倍。李姓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全国的分布目前主要集中于河南、山东、四川、河北四省，大约占全国李姓总人口的32%。

-李姓

简介:

李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子，其出身也颇有传奇色彩，其母杨妃乃是隋炀帝之女。如此说来，他与隋唐两朝皇室都有密切的血缘关系，称天潢贵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一生的命运确是不幸的，因为毕竟不是嫡出，再加上其隋朝宗室身份，想在激烈的宫廷权力斗争中安身立命谈何容易。

据史料记载:从《新唐书》的“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和《旧唐书》的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可以明显看出，李世民对于这个宝贝儿子还是赞赏有加的。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李恪是最像唐太宗的，也最有文韬武略，且在大臣、百姓中威望最高。

由于李承乾、李泰等太宗诸子为了争夺太子的名分而两败俱伤，此时李世民曾想立李恪为太子，但遭到了大臣长孙无忌的反对，最后在长孙无忌的周旋下，太子的名分最终落在了名不见经传的晋王李治身上，这对于当雄心勃勃的李恪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打击。

因此有了太宗赐恪书的以下一段对话：

“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

这段话似是劝告，更像是警告。至于当时的太宗皇帝的心理，外人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看的出，他对于自己的亲生儿子还是有一定的怜爱之心。而编剧就凭这句话而把李恪写的如此不堪让我等不能接受。

由于李恪有隋朝宗室的这一层特殊身份，其难以被朝臣们接受。想想也是，在当时那个封建礼法至上的时代，文武朝臣们当年跟随李渊父子历经生死打下来的江山，又怎能让唐朝的皇帝宝座重新回到隋炀帝一支？

至于当时的国舅长孙无忌，更是视其为眼中钉，假如不是他当时强烈反对李恪当太子，恐怕唐朝的历史都要改写。

等到李治登基，长孙无忌掌权，后来的事态发展就越来越朝着不利于李恪的形势发展，后来其凭借手中的权势，先谋立太子李忠，后又相继冤杀了吴王李恪以及江夏王李道宗。

史载：永徽四年二月初二，李恪在长安自尽，年约三十四岁。

至此，长孙无忌由此扫清了独揽朝政的一切障碍。至于后来武则天当权后，如法炮制，陷害国舅长孙无忌谋反，那是后话，不再细说。

唐朝的宫廷可谓是血雨腥风，只要和权力沾上点关系，很少有人能全身而退。

史书记载:

《新唐书》

郁林王恪，始王长沙，俄进封汉。贞观二年徙蜀，与越、燕二王同封。不之国，久乃为齐州都督。帝谓左右曰：’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籓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十年，改王吴，与魏、齐、蜀、蒋、越、纪六王同徙封。授安州都督。帝赐书曰：“汝惟茂亲，勉思所以籓王室，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外之为君臣，内之为父子，今当去膝下，不遗汝珍，而遗汝以言，其念之哉！”坐与乳媪子博塞，罢都督，削封户三百。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四子，仁、玮、琨、璄并流岭表。显庆五年，追王郁林，为立庙，以河间王孝恭孙荣为郁林县侯以嗣。神龙初，赠司空，备礼改葬。光宅中，仁遇赦还，适会荣以罪斥，故得袭郁林县男，历岳州别驾，爵郡公。尝使江左，州人遗以金，拒不内。武后遣使者劳曰：“儿，吾家千里驹。”更名千里。自天授后，宗室贤者多株剪，唯千里诡躁不情，数进符瑞诸异物，得免。中宗反正，改王成纪。未几，进王成。节愍太子诛武三思，千里与其子天水王禧率数十人斩右延明门以入。太子败，诛死，籍其家，改氏“蝮”。睿宗立，诏还氏及官爵。玮蚤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礻玄，出继蜀王愔。开元中，以傍继国改封广汉郡王，迁太仆卿同正员，薨。

《旧唐书》

吴王恪，太宗第三子也。武德三年，封蜀王，授益州大都督，以年幼不之官。十年，又徙封吴王。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将赴职，太宗书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母，隋炀帝女也。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长孙无忌既辅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会房遗爱谋反，遂因事诛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有子四人：仁、玮、琨、璄，并流于岭表。

寻追封恪为郁林王，并为立庙。又封仁为郁林县侯。永昌元年，授襄州刺史。不知州事，后改名千里。天授后，历唐、庐、许、卫、蒲五州刺史。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惟千里褊躁无才，复数进献符瑞事，故则天朝竟免祸。长安三年，充岭南安抚讨击使，历迁右金吾将军。中兴初，进封成王，拜左金吾大将军，兼领益州大都督，又追赠其父为司空。三年，又领广州大都督、五府经略安抚大使。节愍太子诛武三思，千里与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数十人斫右延明门，将杀三思党与宗楚客、纪处讷等。及太子兵败，千里与禧等坐诛，仍籍没其家，改姓蝮氏。睿宗即位，诏曰：“故左金吾卫大将军成王千里，保国安人，克成忠义，愿除凶丑，翻陷诛夷。永言沦没，良深痛悼。宜复旧班，用加新宠，可还旧官。”又令复姓。

后世评价: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毛泽东

《新唐书》600多字专门写李恪，很大篇幅是说他“封官的经历”：先是“长沙王”，后来又封“汉王”，没多久，又叫“蜀王”，然后是“吴王”，最后死了，还被改封“郁林王”，一生大部分时候是在京城外地转，也所谓“王运多舛”。为什么会这样呢，李世民对臣子们说出了实话，“不是我不想常常见到李恪在身旁，但太子皇位早已有主了，让他在外地当官，这样即使我死后，他们兄弟间也不会自相残杀。”（帝谓左右曰：“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籓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

这话里看出了李世民是比较喜欢李恪的，甚至一度认为他很像他自己，是心目中比较完美的接班人，《旧唐书》说“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新唐书》里不仅认为“恪善骑射，有文武才”，也记载了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的话，“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你长孙无忌是不是不把李恪当作你外甥，其实李恪英武果敢很像我啊，将来说不定也能像对待亲舅舅一样对待你，保护你的。）

但这番话并没有打动长孙无忌，李世民最终也没有选择李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而是让他的嫡子，也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长孙皇后生的李治当了皇帝，这注定了李恪后来的悲剧所在。

李世民临死前，长孙无忌成为托孤大臣，自然对他的亲外甥——高宗李治格外关照。关照的一个具体行动，就是帮李治镇压反叛、清除异己。李治当皇帝的第四年，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和总给他戴绿帽子的老婆，也是李世民真正最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试图谋反被朝廷察觉，长孙无忌借题发挥（叫“因遂诛恪”），不仅杀了房遗爱、高阳等几个人，顺带着荆王李元景和“时任”吴王的李恪也一并干掉了，“以绝天下望”（就是让那些希望李恪当皇帝的人彻底死了这份心）。李恪当然不服气啊，“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意思是诅咒长孙无忌不得好死，全家死光光。后来这话果然应验了，长孙无忌因当初阻止李治立武则天为皇后，结果事后被武则天逼得上吊自杀，还好家族成员只是流放边疆，没有灭族而已。

这史书上除了说李恪的优点和不幸遭遇外，有没讲他的坏处或者说真正想篡位的野心呢？也有，《新唐书》载，李世民曾经给李恪写过信，告诫他要遵循礼制、守本分，不要胡思乱想。（“汝惟茂亲，勉思所以籓王室，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外之为君臣，内之为父子，今当去膝下，不遗汝珍，而遗汝以言，其念之哉”），这说明李恪确实曾经表露过想当皇太子，继承皇位的端倪。相比懦弱无能的李治，文武双全又很得父皇欣赏的李恪有这样的念头并不奇怪，怪就怪他没有一个像长孙无忌那样的好舅舅罢了。

至于有些朋友考证出五代十国时南唐的建立者李昪（就是大词人、南唐后主李煜他爹）就是李恪的几世孙，并追尊李恪为“定宗孝静皇帝”，终于一圆李恪的皇帝梦，这实在有些误会，因为李昪追认的这个祖宗是唐宪宗李纯的第四个儿子李恪，并不是李世民的儿子李恪。

吴王李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个儿子，他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杨妃。 恪天然帝王的资质，又深得太宗的器重，仅仅是他的母亲是隋炀帝的爱女，他便只能与皇帝的宝座失之交臂。恪慢慢地对这一点看得很深也很透彻，所以他才能当机立断，决意清心寡欲，远离长安这权力的中心，在偏远的江南做他天高皇帝远的吴王。然而，最终，他还是被褥冤枉地连坐于房遗爱的谋反案件。

史书里描述恪是“甚为物情所向”的性情中人。

恪是宫廷里孕育出来的一个温文尔雅的伟岸的男人，他身上流淌着极尽奢欲的隋炀帝的血，他是天生的王孙贵族。他拥有最最非凡的气质。 他的唯一把柄是和他的妹妹，高阳公主过从甚密，最后这段情感的暧昧竟被长孙无忌专权的政治所利用，所以新、旧《唐书》都大大地为吴王李恪鸣不平，说长孙的诛戮李恪是“以绝天下望”，是“以绝众望，海内冤之”。

《李氏家谱》称这支李氏为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子李恪之后，且附有李世民敕封李恪为吴王的水诰（诏书），并列有李恪自唐至民国末期的后世子孙46代，纲目清楚，演变迁徙代代有据。因此，谱中尊李恪为这一支李氏之始祖。

李恪何人？对历史无多大兴趣的人自然不甚了解。应该说，李恪是大唐一位极卓越的王子。

李世民共有十四子，《旧唐书太宗诸子传》开列得清清楚楚：

长子：恒山王 李承乾；

次 子：楚王 李宽；

三 子：吴王 李恪！

四 子：濮王 李泰；

五 子：庶人 李佑；

六 子：蜀王 李愔；

七 子：蒋王 李恽；

八 子：越王 李贞；

九子：唐高宗 李治；

十 子：纪王 李慎；

十一子：江王 李嚣；

十二子：代王 李简；

十三子：赵王 李福；

十四子：曹王 李明

李世民这14位王子，系皇后及九位嫔妃所生。若论这些王子的母亲，则李恪母亲最尊。李恪母杨妃是隋朝末代君王杨广之女。杨妃与李世民共生二子，即三子吴王李恪、六子蜀王李 。也就是说，李恪继承了隋唐两代皇族血统。

按照封建传统，君王立太子，是立嫡不立庶。这样，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只能是李世民的正宫长孙皇后所生的李承乾、李泰、李治兄弟三人。因此长

子李承乾八岁即已被立为太子。但李承乾后来欲谋杀父王而“抢班夺权“，濮王李泰密谋夺太子位，兄弟二人双双败露，一废为庶人，一贬徙郧县。惟一有资格继承大统的便只有李治了，后来他果然继承李世民成为唐高宗。

但在当时，李世民知他为人怯懦，怕他挑不起大唐这副重担，便寄希望于他最钟爱的儿子—吴王李恪。

《旧唐书太宗诸子传》记李恪：“司空、安州大部督吴王李恪母，随炀帝女也。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其类已。即名望甚高，甚为物情所向……”《资治通鉴》所记与此相同，并综合评论说：“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 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

李世民认为李恪具文武才很像自己，并欲立他为太子。也因此，对李恪格外厚爱，在《旧唐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唐鉴》等典籍中记载颇多。摘其要者介绍如下：

贞观十年二月乙丑日，李世民将其六位弟弟，六位儿子在王位之外加封为各州部督后，将他可信赖的弟弟李亢景和寄予愿望的两个儿子李恪、李泰留下单独谈话：“……汝等位到藩王……当须自克励使善事日闻，勿欲纵肆情，自陷刑戮。”

不久，贞观十一年正月辛卯日，李世民又将李恪由潭州都督改派为安州都督。李恪将赴任时，李世民专写了一封语重心长，情深意切的信告诉他：“……汝宜自励志，以最日新，方远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

李恪尽管聪颖非常，但那皇子的骄恣和父亲的备加宠爱却使他这年冬季惹了祸：他频繁外出射猎，使安州百姓的禾稼很受了些损失。李世民知道后大怒，立即下令免去李恪官职，并削去食邑三百户！爱之切而责之重，李世民正国为对李恪寄予厚望，所以对他的过失也绝不姑息宽贷。李恪免职回京后，李世民于日理万面中找李恪单独作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训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子，将如之何？”

巍巍大唐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繁华的国家，其疆域东至大海，西越巴尔卡什湖，南涉南海，北到兴安岭，辽阔之极

！

这么大的国家，该有多少大事亟待李世民处理？何况他共有十四子，又有多少“家事”需人决断。但他竟然能对一个庶出的李恪如此关注，挤出时间，父子促膝，动之以父子真情，晓之以治乱之理，申之以法不容情之规，娓娓道来，语重心长。他该对这个庶出却非常像自己的儿子寄予多重的期望啊！

假若李世民传位于李恪的构想得以实现，那么“贞观之治”后的大唐在李恪经营之下，必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可异，历史不能假设，怯懦的李治继承了大统，又为武则天所专权，使李唐王朝的子孙遭受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浩劫。而李恪也因才高于世，名倾四海而被权臣、李治的舅父长孙无忌诬陷而杀。历史的长河在这里打个深深的漩涡！

李恪被冤杀后，从宗室、朝臣到民间都认为冤屈。迫于舆论压力，唐高宗封李恪为懋林王并为其立宗庙。他的四个儿子皇孙一样被流放岭南之外，但终因李恪属影响至大而未被加害，且后来封王加爵，有的历任五州刺史，有的历任六州刺史。李恪的孙子及曾孙辈也是代有名臣。

李恪家族之出类拔萃，另有两则史料可证：

一是《旧唐书太宗诸子传》中，太宗十四子中惟李恪名下附注“子成王千里，孙信安王”，越王李贞名下附注“琅邪王冲，”其余十二皇子，即使继承李世民皇位的唐高宗李治名下都未注子孙及爵位。

二是李恪之孙李讳被封为信安王“居家严毅，善训，诸子皆有令名（美名），三子恒、峄、岘皆至达官（显赫官位）”。《旧唐书》作者后晋刘昫对人才辈出、名臣如云的大唐人物以苛记得眼光挑选写传上，居然为李恪的三位曾孙李恒、李峄、李岘分别立传。这为史书所罕见。

综合上述，可以说，李恪是大唐出类拔萃的栋梁之材；李恪的家族是大唐卓越优秀的家族。

有。<旧唐书 越王贞传>记载，李贞和长子李冲、次子李倩被杀，三子李温流放岭南，后来平反，以许王的儿子李琳过继给李贞。<新唐书 越王贞传>记载的跟<旧唐书>记载的差不多，只是把“李倩“写作“李茜“，而且还记载李温的后代女道士李女真上书认祖归宗，获批准。所以现在李贞的后代有可能是李温的后代。也有可能是李琳的后代，过继的，旁系。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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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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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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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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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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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