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

公元383年，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东晋8万士卒一举打败了前秦20万大军，不仅使国家转危为安，而且留下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历史佳话。这就是淝水之战。运筹帷幄，夺取这场胜仗的指挥家便是东晋宰相谢安。

说到谢安，不得不说绵延了近三百年的显赫世家--陈郡谢氏家族。谢家上可追溯至谢安的祖父谢衡，他曾是东汉时的大儒，下则延续到谢安的九世孙谢贞，作为谢氏最后一位在史籍留下传记的子孙，在谢贞死去后的四年，已腐朽的陈王朝也终于在“玉树后庭花”的吟歌中走向终结。三百年风流云散，到了盛唐，这个家族就已被赋予了一番华贵的忧伤，为人们追忆并叹惋。乌衣巷也已然是夕阳野草，目不暇接地化作了前朝往事。

谢安无疑是这三百年华彩中，至为绚亮的一笔。这一个人生历程，标记着一个家族终于不可阻挡地攀上极顶，放散出流盖当世的辉煌，这力量与东晋王朝的命运相契合，标记着一个王朝半世纪的续延，于是就托起了一个安然的，平稳的世道，为后人所记挂。同时，也标记着那种在史上绝无其二的制度行将终结，标记着“贵族”这个名词，再不会真正在我们的历史中出现……

入隐东山 无意仕途

谢安(公元320—385年)，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陈郡谢氏家族是永嘉之乱中随元帝东迁渡江的著名世家大族。谢安的伯父谢鲲在西晋末年曾是东海王司马越的相府参军，过江后死在豫章太守任上，他也是“江左八达”之一。东晋初，谢安的父亲谢裒，官至太常卿。谢氏的地位因鲲、裒兄弟的业绩而不断上升，但真正创造家族辉煌的却是谢安。

谢安虽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但却比他的兄长们更有名气。他自幼聪明多智。4岁时，有一天被当时的尚书吏部郎桓彝(即桓温父)看到，引得桓大人大发赞叹：“这孩子风俊神清，以后肯定不啻于王东海(王东海即王承，是晋一代名臣)！”稍大一些，谢安更出落得聪慧敏悟，气字非凡，甚至连被誉为“王与马，共天下”的著名丞相王导都知道他，以致于当时的学童连他的读书音韵都竞相仿效，蔚成时尚。

谢氏渡江后，寓居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会稽山清水秀，从来就是一方名士乐居的沃土；而此地的东山就因为谢安年轻时隐居于此而声名大振。谢安年青时无意仕途，每天除了跟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孙绰、李充等名士一起谈文论诗，畅谈玄理之外，还经常与他们一道游赏山水，借以自娱。王羲之的著名代表作《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于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与这班朋友雅会兰亭时所作，谢安也吟诗作文，以尽雅兴。

在谢安盘桓东山，放情山水的时间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和孙绰相约泛舟海上，不料后来起了风浪，一时间波涛汹涌，浪卷云翻，同伴都大惊失色，想要马上返回。只有谢安一个人游兴正浓，吟啸诗文，若无其事。划船的老头看他相貌安闲，神色愉悦，便继续向远方划去。直到风急浪猛，小舟像一枚树叶在惊涛骇浪间翻转的时候，其他人惊恐万状，站起来喊叫，谢安却从容地说：“如果都这样乱成一团，我们就回不去了。”大家才平静下来，船得以平安驶回。也就是从这件事上，大家才认识到他的心胸胆量，足以镇安朝野。

青年谢安确实以其名士风度闻名于当时，就在他流连于会稽山水的时候，也曾多次接到举荐信，请他出山做官。第一次是当他年仅弱冠时，扬州刺史庾冰听到他的声名，几次下郡县敦请逼迫他作自己的属下。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谢安只好告别自己喜爱的家园乐土前去赴召。可是才过了一个多月，他便打道回府了。另一次是在七年后，大将军桓温征伐蜀汉时也关注到谢安的盛名，就上报朝廷让谢安作他的司马，谢安这回更加干脆，以世道难行为原由，婉言拒绝了桓温的好意。

当时谢氏家族中，谢安的从兄谢尚兄弟辈有很多人已做了高官。谢家门前经常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有一次，谢安的夫人刘氏指着那些富贵的本家兄弟悄悄跟他开玩笑：“大丈夫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谢安听罢，手掩鼻口说：“恐怕我也不免要这样。”

尽管他知道自己为了家庭的崛起不免要出仕，却仍旧屡次拒绝朝廷的征召。当时有人很有感慨地说：“安石不肯出，天下百姓可怎么办呢？”但也有人认为不尊重朝廷，竟连续几次弹劾他，并要朝廷对他施加禁锢，限制活动自由。面对外界的种种反应，谢安依旧稳如泰山，淡若池水，对此根本不屑一顾，直到他的弟弟谢万出事。

谢万是西中郎将，并监管青、豫、冀、并四州军事，但他自高自大，不懂得亲待部将。谢安虽然多次劝说，他仍不听忠告，最后终于在一次战斗中兵败而遭到废黜。谢万被废黜后，谢安为了保持家族地位，更为了使其经略得以致用，才决定步入仕途。他最初担任桓温征西大将军府的司马，后任吴兴太守、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直至宰相，短短数年问，谢安由文士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赫赫有名的宰相。可谓是仕途辉煌，一路顺风。

力挽狂澜 拯救危局

公元317年，世家大族王导及其兄弟辅佐晋元帝司马睿在江东开创了东晋基业，琅琊王氏也因此成为东晋第一大豪门。王导死后，桓温翦除了庾氏势力，专擅朝政，桓氏家庭随之兴起。谢安就是在桓温执政前夕出仕的。桓温掌政权后仍不满足，他多次北伐，企图为谋取帝位做好准备。他曾抚着自己的枕头说：“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桓温废除了皇帝司马奕，另立简文帝司马昱，使本来不太稳定的政局再次出现危机。简文帝的日子因桓温虎伺一旁也特别不好过，脆弱的他不堪忧虑与恐惧，终于一病不起。临终时，他仍慑于桓温的*威，竟在遗诏中说：“如果儿子可以辅佐，就请您辅佐；如果他不成器，您可以自取天下。”这就等于给了桓温篡位的口实。在这紧急关头，王坦之与谢安力谏简文帝改写遗诏，请桓温以诸葛亮和王导为榜样辅政，并立司马曜为皇太子。当拥兵姑孰(今安徽当涂)的桓温闻讯简文帝并没有如他指望的那样，禅位给他，十分恼火；谢安等人则趁他不在京都，马上立太子做了皇帝。桓温气急败坏，于是在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二月，亲率大军，杀气腾腾地回兵京师，向谢安，王坦之问罪，并欲趁机扫平京城，改朝换代。眼见朝廷上下，人心惶惶，新帝司马曜也不得不下诏让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到新亭迎接桓温。王坦之早就听人说桓温此次来就是要杀他和谢安，所以非常害怕。他让谢安拿主意，谢安镇定自若而又十分郑重地告诉他：“晋朝的危亡，全看我俩此行了。”

二月的京城，春寒料峭，桓温的到来更给这里增添了一派肃杀气象。文武百官纷纷跪拜在道路两旁，甚至连抬头看一眼威风凛凛从眼前经过的桓温的勇气都没有，这里面也包括那些有地位有名望的朝廷重臣。与谢安同来的王坦之早已是惊慌失色，汗流浃背，紧张地连手版都拿倒了。在这惶恐的一群人中，只有两个人不改自然容颜，一个是来者不善的恒温，一个是镇定安闲的谢安。他俩之间的 “角逐”已不止一次了。在习习拂面的寒风中，谢安走上台阶，在席上就坐。他并不看桓温布置在四周，围得像铁桶似的卫兵，而是先作了一首咏浩浩洪流的《洛生咏》，然后才平静从容地说：“我听说诸侯有道，就会命守卫之士在四方防御邻国的入侵。明公入朝，会见诸位大臣，哪用得着在墙壁后布置人马呢？”老道的桓温没料到昔日在自己府中做司马的谢安在这种关头依旧不改其旷达风度和自若本色，一下子被他镇住了，于是赶忙赔笑说：“正因为不得已才这样做呀！”嚣张气焰被打下去后，他连忙传令撤走兵士，笼罩在大家中间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消除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又摆酒设馔，与谢安两人“欢笑移日”，在这欢笑声中，

朝廷总算度过了一场虚惊。

新亭风波后，全靠了谢安和王坦之的忠心辅佐，才把局面逐步稳定下来。但是，野心勃勃的桓温却依旧不肯放弃自己做皇帝的梦想。不久，他回姑孰养病，暗示朝廷授他“九锡。”“九锡”是历代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级台阶，他身患重病更是急于获得，想好歹当他几天皇帝。他让袁宏按他的意思起草加授九锡的诏令，袁宏把诏令拿给谢安看，谢安一看，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动手进行修改。就这样一共修改了好几次，拖延了几十天，也没有定稿，一直拖到七月桓温病死。至此，司马氏朝廷面临的一场危机总算过去了。

东晋政治是典型的士族门阀政治，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如果桓温不谋篡，各种士族势力还能维护一种相对的平衡，政局也会因此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是桓温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则必然地打破了这种平衡，引起了混乱。在多数人迫于桓温的*威，纷纷屈服于恶势力的时候，作为吏部尚书的谢安却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与桓温进行从容不迫、不屈不挠的斗争。其实，早在简文帝在位的时候，桓温就见识了谢安的“厉害”：有一次，谢安在路上远远见到前呼后拥，威势赫赫的桓温，纳头便拜。桓温大为惊诧，问他：“安石，你为何要这样？”谓十安从容应答：“从没有君王拜在前面，而大臣揖躬在后的规矩。”他就这样不露声色地嘲讽了企图做“君”的桓温。另有一次，当桓温那位狡诈阴险的部下郗超像平时那样躲在帐子里偷听谢安与桓温的谈话，以便更好地为其主子出谋划策的时候，不幸帐子被风吹开，他一下子“显露原形”。谢安也不奇怪，只是幽默地取笑：“郗先生真可谓是入幕之宾呀！”说得郗超满脸通红，哑口无言，桓温也在一旁尴尬不已。“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同权臣桓温的周旋与斗争中，谢安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与气度，成了稳定大局的顶梁柱，群臣的主心骨。

镇以和靖 御以长算

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孝武帝司马曜亲政后，任命谢安为中书令，录尚书事；第二年又加授他为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谢安掌起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虽然外姓篡权的危机已经过去，但东晋政权仍旧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内部皇族与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世家大族互相之间的矛盾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外部却又受到了日益强大，业已统一了北方的前秦的威胁。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这种形势下，谢安积极奉行王导缓和士族矛盾，稳定政局的政策，同时奉行“镇以和靖，御以长算，不存小察，弘以大纲”的方针，团结异己，共同维护晋室。为此，他很注意搞好同桓氏家族之间的关系。桓温死后，谢安不仅没有打击排抑桓氏家族，还让桓温的弟弟桓冲接替了他哥哥的权位；让另一个弟弟桓豁做荆州刺史，主持长江中游的军事。桓豁死后，他又让桓冲从长江下游移镇荆州。公元379年，襄阳被前秦苻坚攻陷后，桓冲因战守无方，引咎辞职。谢安也未惩办他，仍让他继续领兵扼守中游。他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的胸怀深深感化了桓氏兄弟。当桓温的党羽曾一度鼓动桓冲伺机诛杀谢安，专断朝政的时候，桓冲不但没有采纳，反而自以为德望不及谢安，而忠心听命于安石的调遣，效命于朝廷。谢安对桓氏的宽怀大度，对团结其他士族，共同维护晋室，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均衡士族势力，化解集团矛盾之外，谢安作为宰相，还特别注意选拔英才，进行制度改革。在他选拔的优秀人才之中，有文才、有武将，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谢玄，桓伊、徐邈、范宁四人。他用人唯才，不避亲故。最初当朝廷下诏寻觅能镇守北方、抵御前秦的文武良将的时候，谢安认为他的侄子谢玄就有“经国才略”，足以担当重任，于是推举了他。中书郎郗超为人奸诈，平日与谢氏关系不好，但当他听说谢安保举了谢玄，也不由地感叹：“谢安能违众举亲，真是明达；谢玄有真才实干，肯定不会辜负他的推举。” 后来谢玄果真在战场上频频告捷，并成为淝水之战的重要功臣。他的成功是与叔父谢安平日以家教方式培养人才又委以重任分不开的。

自古以来，战争带给百姓的似乎只有苦难，但东晋在备战前秦之际，却在宰相谢安的主持下采取了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的措施，同时进行了制度上的改革。在他执政后，每遇水旱灾害，朝廷必会减免租税，或除一年租布，或除半年租布；或赐穷苦百姓五斛米，或除去逋租宿债。太元四年(公元379年)还下令御供从俭、百官俸禄减半，停止一切非军国要事的差役和费用。其中在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和六年(381年)进行了最重要的两次改革。第一次解除“度田收租制”：王公以下，每口人交米税三斛，解除劳役；第二次改制度，减烦费，削减吏士700人。这两次改革受到时人的欢迎和后人的好评。王夫之就认为此是“均贫富之善术，利在长久而民自得”。通过改革，不仅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集中了国家的物力财力，有利于做好御敌准备。

为了抵御前秦的进攻，谢安还进行了积极的军事准备。他派谢玄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在南迁士族和民众之中选拔精壮组成了勇猛善战的“北府兵”，并以刘牢之等为将领。他们进可攻，退可守，以逸待劳，在长江北岸紧紧守卫着京师大门。另外建立侨郡、侨州，平时务农以充军粮，闲时习武，组成了军事后备力量。这些人一部分守卫庄寨，一部分拱卫京城，在长江以南随时做好御敌准备。此外，桓冲在长江中游驻守，防止前秦从中线南下。这就形成了京师、广陵、夏口的犄角之势，谢安自己坐镇京师，遥控全局。正因为他事先已做了精心的部署，所以在后来战火燃起，情势危急的时候才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也正是这样，他把自己个性魅力中的名士风度与儒将气质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由于谢安的正确决策和精心治理，东晋出现了空前稳定的局面，甚至连前秦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承认，东晋虽然衰微，但不曾“丧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谢安、桓冲是江南的伟才、东晋的能人。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前秦苻坚经过几十年东征西伐，于公元379年攻陷东晋北边前沿重镇襄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后，已达到极盛，其统治区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他决心凭借其百万大军一鼓作气消灭东晋，一统天下。他对前景是如此地乐观，所以把那些来自太子、重臣的反对意见当成了耳边风。

公元383年8月，前秦百万大军大举伐晋，淝水之战由此拉开序幕。

苻坚令弟弟苻融率步骑25万人为前锋，指向淮南；以羌族人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诸军事，顺流东下；他自己从长安统步兵60多万，骑兵27万，前后绵延数千里，旗鼓相望，向南进发。苻坚认为此举必胜，打算统一六合后让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作尚书左仆射，让谢安作吏部尚书、桓冲作侍中，并动手在长安为他们修建府第。

东晋闻讯，举国震恐。谢安建议孝武帝命他的弟弟谢石从尚书仆射转任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谢琰(谢安之子)为辅国将军，统兵8万，马上北上御敌。其主力就是谢玄指挥操练的北府兵。即将出发的时候，谢玄向叔父请示军机，谢安却像平时一样轻松自如地说：“我会另行下达命令的，你先去吧。”接着便不动声色了。谢玄虽然不敢多问，但心中确实没底，退出后又让部将张玄再次请示计策。谢安不仅没有回答，反而吩咐他俩下去准备车马，邀请一些朋友随他到山间别墅去下棋。平日下棋，谢玄总是胜着叔父一筹，但这次他却因牵挂战事、忧心忡忡，总是不能取胜。对弈完毕，谢安又登山漫游，就像又回到会稽东山一样留连忘返，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府。

在荆州驻守的桓冲，也很担心朝廷的安危。他特地派了一支3000人的精锐部队前来支援京师。不料，这支部队又被谢安给遣了回去。他带信给桓冲说：“朝廷已经有妥善的安排，武器和军队都不缺少，长江中游是战略重地，派来的部队应回去加强防备。”桓冲看完信，不禁对他的参谋官摇头叹息：“谢安固然有宰相的度量，但是却不熟悉军事。如今大敌当前，他还去游山玩水，高谈阔论，只派一些没有经验的小孩子去抗敌；况且敌人来势凶猛，我们兵力又不足，天下的大局可想而知，我们要沦为外族的臣民了。”其实，一朝安危系于心，谢安又何偿不忧心如焚呢!但他却不能像别人一样把内心的忧虑露于形色，他是一国宰相，是大家的主心骨，如果他也乱了方寸，那情况就会变得不可收拾。他只有采取内紧外松的方法，一边安定人心，一边从容不迫地应付战局。等大家的紧张情绪趋于平静后，他才授意各路将帅，对整个战略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安排。

十月，前秦的先锋苻融攻占了寿阳(今安徽寿县)，并把派来增援的胡彬包围在硖石。胡彬的粮草快要用光，无奈只好暗中派人带着书信向谢石求援。不料信使在半路上被秦兵俘获，苻融马上派人向苻坚报告：“晋军现已缺少粮草，兵力不足，我们应该抓住这大好机会，立即发动进攻。”苻坚大喜，马上率轻骑8000人赶往寿阳与苻融会合，企图一举歼灭谢石率领的东晋军。然而就在他高兴的时候，他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竞选择了被俘虏的东晋将军朱序前去劝降谢石。朱序到了晋营，做了表面上的警告，劝谢石趁早归降；暗中却提醒谢石说：“趁前秦百万大军还没有全部会集，要迅速攻击。打败了他们的先锋部队，势必挫败他们的士气，这样我们就可以一鼓作气，夺取胜利了。”

东晋将领们接受了朱序的建议。十一月，谢玄派刘牢之率精兵5000人开赴洛涧(今安徽怀定县西南洛水入淮处)向秦军将领梁成发动进攻。刘牢之率部奋勇向前，强行渡河，大破秦军，斩了梁成。秦军不得不向淮水一线溃逃，而谢石、谢玄却指挥晋兵节节进逼，直逼寿阳。在深秋的寒风中，苻坚与弟弟融登上寿阳城楼远望，看到东晋军阵严整，颇具规模；转而眺望八公山，见草木摇动，以为都是东晋的士兵。身经百战，投鞭断流的苻坚这下子感到的却是莫大的惊虑与惆怅，他若有所失地对苻融说：“这也是强敌呀，谁说他们是弱旅呢!”脸上不觉露出了畏怯的神色。

就这样，东晋军与前秦军隔淝水遥相对峙。秦军先锋虽然新败受挫，但兵力仍是晋军的几倍，而且主力正不断到达，形势对晋军来说依然很严峻。东晋将帅经过精密策划，想出了一条妙计。谢玄派了使臣告诉苻融说：“你们孤军深入，却在这淝水岸边扎营布寨，这虽可使我们长相对峙，但却不利于速战速决。如果你们稍微向后退一退，在岸边腾出一块空地作战场，让我们渡过淝水，与你们一决胜负，岂不是更好的策略”苻坚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答应对手的要求也未尝不可，等晋军渡河到一半时，便可以发动铁骑冲杀，杀他个措手不及。于是下令后撤。没想到，秦军一退就乱了阵脚，朱序又夹在秦兵中大声呼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前秦大部分士兵是被强迫征来，无心与东晋作战的各族俘虏，他们早已力竭身疲，此时更是乱作一团，不可收拾。东晋军队借机大举进攻，于乱军中杀死前秦前锋主帅苻融，苻坚也被乱箭射中。秦军溃不成军，争相逃命，自相践踏，死伤遍地。不少士兵听到风声鹤唳，都认为是东晋的追兵赶到，更加慌不择路，日夜狂奔。苻坚后在慕容垂的护卫下回到了洛阳，淝水之战就这样以前秦的惨败划上了句号。

淝水之战的捷报送到京城时，谢安正在府中与客人下棋。他拿过捷报阅过，便随手放在一边，继续下棋，就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一般。他是不紧不慢，可客人早就忍不住了：“前方战事怎么样啊”“孩子们已打败了敌人。”他依旧从容安详。这便是他的心胸涵养。然而，下完棋送客人走后，谢安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返回自己内室的时候，竟忘了迈门槛、把拖鞋底部的木齿都撞断了。

风流宰相 千古留名

淝水之战的胜利，使东晋又度过了一次亡国的危机，谢氏家庭的政治地位也随之达到了顶峰。朝廷为了奖擢功勋，加封谢安为太保、诏加都督十五州诸军事；任谢玄为荆、江两州刺史，但谢安认为谢家父子名位过盛、桓氏失位会招来怨恨，所以建议让桓石民，桓石虔、桓伊等人担任荆州、豫州等州刺史，结果“彼此无怨”。不管怎样，谢安的风范已受到了世人的敬仰，到处都在传说关于他的佳话。

也许有的人会问，谢安身处朝堂，为何在情势危急、举朝震恐的时候，唯独他能够临危自若，处之泰然呢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兵书云：“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东山隐居的时候，谢安就知道自己不免要入仕，所以也必做一些仕途的准备。当年谢万为吴兴太守，他就随弟弟赴任，谢万经常睡懒觉，他便每天早晨去扣谢万的屏风让他起床；谢万做了豫州刺史，他也随行在豫州；谢万北征，他也同行，并经常匡正弟弟在各方面的过失，他曾经亲自造访拜慰谢万属下的各个部将，替谢谢万向他们赔礼致谢，消除了他们对谢万的抵触情绪。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正以一种积极心态步入政坛。当初他不愿出山，有人就预言：“安石既然能与人同乐、就必定会与人同忧，再征召，他会来的”。看来这人果真深知安石之志。在军事方面，他也是多年研习兵书，并掌握了大量有关前秦政治、军事及人物心理，贤愚忠奸等方面的情况，可谓是“知已知彼”。当秦军以黑云压顶之势扑向东晋时，谢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孙子的名言：“将不在勇而在谋，兵不在多而在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淝水之战的烟火还未完全散尽，谢安却因功名极盛遭到了一些阴险好利之徒的陷害。他们在晋孝武帝跟前进谗言，使这个业已成人，一心想兴复皇权的酒肉皇帝对宰相谢安有了猜嫌之意。他委重自己的同母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使得政权移落到这个昏庸的王爷手中。司马道子身边豢养着一个与谢安关系微妙的小人 ——谢安的女婿、王坦之的儿子王国宝。这家伙因不学无术，品行恶劣，一直不受老岳丈的喜欢，更别提栽培重用了。他也一直对谢安心怀怨恨，经常在司马道子和皇上面前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孝武帝疏远谢安，就有着他一份“功劳”。为了避嫌，谢安被迫离开京城，举家搬到广陵附近，在那儿修了一座陋府，美其名日“新城”。他虽身遭构害，但仍不失东山之志，准备等朝廷稍稍稳定，就辞官从水路重返他的会稽乐土。可惜，他的愿望还未实现，就患病了。谢安先对广陵防务作了周密布置，然后才请求朝廷准他回京治病。

当谢安的车辇缓缓驶进建康西州门的时候，病卧车中的谢安伤感地对亲近之人说：“以前桓温在的时候，我常担心自己不能保全。忽然有一次梦到坐桓温的车走了16里，见到一只白鸡才停下来。坐他的车，预示我替代他的职位；16里，意味着我代居宰相 16年而止;白鸡主酉，如今太岁在酉，我的病恐怕是好不了啦!”于是，他上疏辞官。几天后，66岁的谢安病卒于京师建康。

谢安作为东晋名士，朝廷良辅，深为时人仰慕。当他受到莫须有的构陷时，“江左第一笛”、淝水之战的功臣之一的桓伊就在一次宴会上慨然抚筝而歌怨诗，以为安“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为谢安呜不平。谢安听歌如遇知音，“泣下沾衿”，孝武帝暗自思忖，也颇有愧色。谢安死后，朝廷上下远近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凭吊哀悼他。王导的孙子王询兄弟都是谢安的女婿，因离婚纠纷，而跟谢安有了嫌隙。谢安的死讯传到远在东边的王殉耳中，他便告诉王献之说：“我想去哭谢公。”于是直奔谢安灵前，恸哭不已。谢安在新城居住的时候，在城东北

筑了一条坝，当地百姓都依赖这土坝捕鱼网虾。他死后，人们为了追念他，给坝起名叫“召伯埭”，以寄托他们的敬慕与哀思。

前来吊念谢安的人中间，还有一个他的同乡。这人风尘仆仆来到京师，后来向人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年他在中宿县做事，无奈岭南经济凋敝，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只随身带了5万只当地产的蒲葵扇前来投靠谢安。谢安当时虽然还很年轻，却享有盛名，很受京城人士的爱慕。当他问明同乡的情况后，便挑选了一把中等货色的蒲葵扇，无论出入都握在手中，结果不出两天，就有很多人争相去购买乡人的扇子，本来滞销的东西一下成了抢手货，扇价在很短的时间里翻了好几倍。，可见，当时世人仰慕和效仿谢安的名士风度，已蔚为风尚。谢安以其名望帮助乡亲，一时传为美谈，人们更加敬重谢安。

在朝廷的金殿上，围绕谢安的封谥问题，却展开了另一场争论。以司马道子为首的好利之徒认为谢安生前已占尽风光，不应再加殊礼；而中书令王献之，中书侍郎徐邈等人则认为谢安尽心竭智辅朝廷，是东晋的勋臣，理应加殊礼。孝武帝司马曜也终于认识到，没有谢安，则不会有他和他的皇位，所以诏赠谢安为太傅，封为庐陵郡公。时变境迁，直到刘裕当政后，为了纪念谢安的济世勋德，还大封其子孙，并让他们永世祭祀谢安的魂灵。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晋谢家的府第车马、权力财势都随历史的烟云而消散，但谢安作为一个对历史有贡献的人，历史会永远记住他的功业和英名。谢安多才多艺，善行书，通音乐，对儒、道、佛、玄学均有较高的素养。他治国以儒、道互补；作为高门士族，能顾全大局，以谢氏家族利益服从于晋室利益，这与王敦、桓温之徒形成了鲜明对照。他性情闲雅温和，处事公允明断，不专权树私，不居功自傲，有宰相气度、儒将风范，这些都是谢安为人称道的品格。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就曾将王导、谢安并提，指出：“导安相望于数十年间，其端静宽简，弥缝辅赞，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业实赖焉。”明清之际，王夫之也说：“安三宰天下，思深而道尽，复古以型今。岂一切苟简之术所可与议短长哉!”这些古代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谢安的功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谢安是当之无愧的。

　根据族谱和史书上的记载以及民间传说，最早开发厦门的是陈姓和薛姓，因分别聚居在洪济山的南面和北面而有“南陈北薛”的说法。但“南陈”与“北薛”分别指何人，史料记载颇多分歧，今人看法也未能一致。对南陈，或说是陈黯，或说是陈夷则；对北薛，或说是薛令之，或说是薛沙。

　　“陈喜墓”的发掘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厦门文史专家和市民的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它有望揭开“南陈”之谜。目前，关于“南陈”究竟是指何人，厦门文史界大约有陈夷则、陈黯、陈喜三种版本的说法。

　　陈夷则

　　300万贯买下孤岛

　　有关陈夷则的事迹，除陈姓族谱稍有提及外，其他典籍均无记载。相传陈夷则4兄弟均中过进士，但查阅正史，只有排行老三的陈夷行有传记，言及其曾位居工部侍郎，其余兄弟则均无记载。陈夷行传记中也没有关于其兄弟的记载。

　　根据《颍川南陈族谱》里的记载，唐玄宗时代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的进士陈邕，因与宰相李林甫不和，被贬入闽，带着父亲和四子一女，先后在莆田、惠安居住过，后定居漳州。

　　唐建中二年（即公元781年）的某天晚上，在漳州的某一间屋子里，陈邕的长子陈夷则梦见自己睡在一个四处长满稻谷的岛上。为了寻找梦中的这个“禾岛”，陈夷则率领整个家族300多人来到了“禾岛”（也就是现在的厦门）。

　　此外，关于陈夷则最先开发厦门的说法，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传说：陈夷则的父亲陈邕在唐中宗时中了进士，做官做到了太子太傅，后因和当时的宰相李林甫不和，被迫举家迁到了福建省漳州南厢山。在唐文宗时，陈夷则又当上了宰相，此后子孙兴旺，在福建发展成“太傅派”陈氏。在任宰相年间，陈夷则花了300万贯钱买下了当时还只是一座孤岛的世外桃源，也就是现在的厦门岛。

　　陈黯

　　建立了金榜山

　　关于“南陈”的代表人物，目前较为流传的说法还有陈黯。从《颍川南陈族谱》上看，陈黯是陈夷则十世孙，也就是东侧墓墓主陈元通的儿子，相传他建立了金榜山。据朱熹的《金榜山记》记载，陈黯考进士考了十八次都没有考上，后来就隐居在金榜山，自号“场老”，故金榜山又称场老山。

　　朱熹在文中称，“金榜山在嘉禾廿三都，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陈黯公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孙徙居于此。时号南陈北薛。”据了解，这是最早出现“南陈北薛”这一称呼的记载。据朱子所说，南北之分，是以薛岭为界，陈黯隐居于金榜山，在薛岭之南，薛令之孙住在薛岭之北，故称“南陈北薛”。但薛令之之孙是谁，朱子没有说清楚。

　　厦门市地方志编委会副编审李启宇认为，陈黯不太可能是开发厦门的第一人。首先，从现有的资料看，陈黯是否是嘉禾里人还很难有定论。唐史《艺文志》称他为南安人，这与嘉禾里人的说法可以算是相符，因为唐代的嘉禾里属南安县，但《漳州府志》则称他为莆田人。其次，从个人经历来说，陈黯家里很穷，考了十八次都没考上进士，怎么会成为地方名人开发厦门呢？此外，史书记载中称陈黯的父亲早死，可是出土的陈元通墓志铭说陈元通活了75岁，这显然又是一个矛盾。

　　此外，“南陈陈黯说”也随着此次发掘中陈元通墓志铭的出现而被推翻了。根据墓志铭的记载，陈元通已经来到厦门了，而根据陈氏族谱中记载，陈黯是陈元通的儿子，如果这一身份可靠的话，那么陈黯肯定不是开发厦门的“南陈”第一人。

　　陈喜

　　一个墓志铭引出的开基祖

　　持“南陈陈喜说”的主要人物是原厦门博物馆馆长龚洁。据龚洁介绍，有关“南陈北薛”的所有史料记载均为陈黯和薛令之。相传薛令之在唐玄宗年间，因得罪皇帝而隐居厦门，死于开元年间。陈邕也是在这一期间率族人南下。薛令之与陈邕同生活在开元年间，而陈黯已是陈邕的第十一代传人，相差300多年，不可能同时开发厦门。

　　龚洁说，理学家朱熹最早发现了这一疑点，他曾自己推算，可能“北薛”应为薛令之的孙子薛沙，与陈黯在时代上较为接近，但毫无根据。“南陈北薛”为陈黯和薛令之的说法真正被推翻是在泉州石井《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发现之后。陈夫人是陈黯的堂妹，嫁给泉州的许元简为妻，生子后得了产褥热而去世，许元简伤心万分，为她立下了《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

　　1973年，泉州石井村几个村民在一树林里挖到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墓，墓室里一块光洁平整的墓志被一村民拿回家中，当作腌菜缸的缸盖。

　　1978年的一天，泉州城东镇派出所所长叶道义路过时，偶然发现了放在这块缸上的墓志铭。意识到该块墓志是唐代物品后，叶道义便向该村民要走了该墓志，并把它放置于门前的庭院里。上世纪80年代初，泉州文物工作者刘志成到叶道义家做客时，庭院上的这块墓志引起了他的注意。《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的价值随后也引起了厦门史学界专家的关注。

　　据墓志铭里的记载，唐贞元4年（788年），时福州军乱，大将郝诫溢欲发动叛乱，自掌“留后”。陈喜因不愿参与闽军叛乱，率100多个族人迁回当时被称为“新城”的厦门岛，并“发川为田，垦原为园”、“终生不仕，以遂高志”。龚洁说，这说明最早开发厦门的陈氏始祖既非陈黯，也非陈夷则，应是陈喜。他还认为，陈夫人墓志揭开了两个谜底：一是陈喜入厦原因，二是厦门称“嘉禾里”始于唐而非始于宋。

　　然而，对于“南陈”系陈喜的说法，《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只提供了一个孤证。因此，此次“陈喜墓”的发掘再次吸引了厦门文史专家的目光。尽管此次发掘最终确定“陈喜墓”东西侧两个墓穴主人均非陈喜本人，但墓志铭中记载的时间、名字及人物辈分关系，可说与1973年泉州出土的《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相互呼应，更加证实了泉州墓志铭记载的真实性，从而也使得开发厦门的“南陈”是陈喜的可能性更加大了。另外，“嘉禾里”这个名字在唐代就出现再次得到印证，厦门历史“宋之前无可考”的结论也再次被推翻

一、溯源

陈姓缘自黄帝时期古老的陈丰氏部落，他们是高轮车的制造者。大约在5000年前，陈丰氏部落定居于陈苍山下的山坡上，后来人们称陈坂，即今陕西省宝鸡县地，三国前称陈仓。河南宛丘(今淮阳县)是陈丰氏子孙东迁时住过的地方，是陈之国都，为后来的陈姓家族留下一块祖居地。舜帝是陈姓公认的血缘始祖。周文王时，舜后裔妫满娶周文王长女太姬，是为胡公满。周武王灭商朝后，封胡公满于陈，建立陈国。此后，后代以陈为姓，在陈丰氏部落故地发展起来。

陈姓还有一支是少数民族，也出自河南。《魏书·断氏志》载，北魏孝文帝自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后，将随迁的代北鲜卑族三字姓侯莫东氏改为单姓陈氏。

战国时，陈轸任楚相，封颍川侯，成为颍川陈姓开派祖，由此陈氏郡望出于河南颍川。东汉时任太邱长的陈实为颍川陈氏十世祖，福建陈姓绝大部分都是颍川流派。

陈姓在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序的中华姓氏中为第5大姓，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435%。

二、入闽

汉代以前，未见陈姓入闽的史料。汉代，就有陈姓进入福建。清乾隆《泉州府志·方外》陈寨本传称，陈寨，汉时人，“善禁咒，为人治病多愈”。《闽书·方域志》建安县“响山”条，也提到《汉书》有传的梅福徒弟陈先生。汉至三国时期，汉军和吴军几次进入福建平叛，陈姓又可能随军进入福建并留居下来。晋永嘉之乱，史称八姓入闽，其中即有陈姓。当时见诸史料的有陈润等人。据陈姓族谱记载：陈润，字文奋，历任散骑侍郎、南海太守，晋永兴元年(304年)由光州固始县入闽任尹，居福州乌石山下，撰《闽中草寓记》，为福建陈姓入闽始祖。陈润生六子，散居福建各州县，繁衍生息。另有晋盱眙太守陈英第三子玄弼于晋建兴元年(313年)入闽避乱，居兴化(莆田)。陈野于其后3年由光州固始迁居新罗(龙岩)。

南朝陈霸先建立陈国后，许多陈姓子孙纷纷入闽为官，留居福建的当不在少数。见诸记载的有陈文帝五子晋安王陈伯恭，陈宣帝子建安王陈叔卿、南安王陈叔俭、临海令陈钰等，均留居福建开基。陈姓成为闽中大姓，同陈朝统治有关。

陈姓入闽影响最大的是唐初期和中叶的中原陈氏的两次南迁入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闽南发生土著叛乱，光州固始人陈政任岭南行军总管，带兵前往平叛。陈政死后，其子陈元光代领其众，被奉为“开漳圣王”，其子孙散布闽南及福建各地，称为“开漳圣王派”。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太子太傅陈邕与父陈忠，从京兆万年县被谪入闽，初居兴化，移泉州惠安社稷坛后，旋迁漳州南厢山，其子孙散居福建各地。宋初，其裔孙陈洪进曾任武宁军节度使同平军事，追封南康郡王，子孙兴旺，在福建发展成为“太傅派”陈氏，尊陈邕为“南院”始祖。唐建中二年(781年)，因避祸举家300余口迁居同安嘉禾岛，后裔有返河南为官者，传至十三世孙陈校尉于五代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又从河南光州固始县入闽，后择永春县桃源岵峰阳山而居，被尊为桃源陈氏一世祖。另据《同美陈氏族谱》称，陈校尉为陈忠之十一世孙，十二世孙陈仕恭为永春小岵陈氏一世祖。

唐太极元年(712年)，陈仲俨由河南光州入闽，居仙游东亭木庶山头，为一世祖。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陈实的十八世孙陈雍(字月铭)由河南开封入闽，为永安贡川陈氏一世祖，其十七世孙陈五八(字仲贤，号云峰)于宋末迁居今漳平县永福镇罗城村，为福田陈氏一世祖。

唐末中原大乱，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随王绪率光州、寿州士兵，扶老携幼，举家长途跋涉，辗转入闽。固始县是陈姓聚居地，许多陈姓随军入闽。这是颍川陈氏入闽的高潮，福州陈氏族谱中多以此时入闽的官宦显赫者为直系始祖。这时入闽的陈姓虽也散居全省各地，但多定居于福州。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年)，陈实(字长弓，谥文范，胡公满的四十八世孙)之后、时任后唐光紫大夫陈朝翼之子启端，为避祸偕弟肇端并侄及长子幕府参谋光绪、次子荣绪奉夫人桂氏自河南固始入闽，初住建阳。肇端徙迁延平尤溪，启端南入永春小岵居住。

宋代以后，全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福建迅速开发，北方士人迁移入闽越来越多，陈姓入闽也不在少数。宋嘉佑八年(1063年)，江西十九世聚族而居的江州义门陈姓大分家，部分人迁居福建。如陈宗和分得福建侯官庄，迁居福州；陈显先分得福建邵武庄，迁居邵武；陈学成分得福建浦城庄，迁居浦城。还有陈魁带领家属97人，迁居福建长汀；陈璋带领家属87人，分迁福建兴化、泉州、福州等地。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陈晏五举家入闽，居漳郡樟根古老坑(今大田县上京乡)肇基，为上京一世祖。

元末明初，陈友谅在江西被朱元璋打败，部分陈姓族人流落福建。

明清以后，陈姓入闽也时见于族谱。

三、肇安

唐大顺中(890～891年)，廖俨任小溪场长官，招集流民，以陈漳为都将，住厚安左都营。

后晋开运三年(946年)，陈启端之子陈光绪自永春小岵迁至小溪场感化里大亭(今安溪县湖头镇后溪村)，肇基后溪。次子陈荣绪肇基感德里左槐。

陈忠之裔陈贵卿先居厦门山前，后与三子陈逸溪迁至泉州城内，不久又徙居南安县霞美。后周广顺三年(953年)，陈逸溪(字懋宾)因出游打猎至安溪县依仁里山头乡(今龙门镇山头村)，喜其山脉挺秀，遂定居，建笋山堂(现称“笋山宗祠”)，为一世祖。

五代间，陈实四世孙陈有涧(字文茜，为散骑常侍，守海南)之裔陈一官(讳隐仁)父子两人自延平大田县黄岸里徙居清溪县崇信里(今安溪县祥华乡)多卿庵格后，其孙有仁仙、仁助、仁和。仁助后移居珍山，肇基眠牛祖宇；仁和的裔孙陈一郎迁居永春县，后其长子陈宗兴、次子陈宗玄又相率重返多卿居住，陈宗玄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徙居龙涓里眉田村芹山(今龙涓乡三乡)，为一世祖。

陈校尉之裔元初有多支入安溪。一是约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间，陈校尉的十三世孙陈君泽长子陈公荫，自永春岵峰经仙游矿山入安溪县感化里(今湖头镇)后溪，三徙而肇基南斗东山，为一世祖，传至五世敬忠(又名均锡)，再肇基长坑南斗“奎星堂”。二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陈君泽之三子陈公奭的长子陈昆禄(又名祖)、次子陈昆实(又名佑)兄弟两人，为避兵祸，自永春小岵南山徙至安溪县常乐里剑斗下楼，旋即徙至龙兴里尚卿南山(今尚卿乡新楼村)。元末，陈昆实先于兄徙居还集里九磜湖坂(今蓝田乡湖坂村)，其孙陈乌林再迁洋山乡后井格头，复移居仓美中仑(今虎邱镇文美村)；陈昆禄后徙至塘美(今城厢镇同美村)肇基，为一世祖。三是明正统十一年

(1446年)，陈君泽三子陈公奭的曾孙陈发祥自永春入安溪，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肇基蓬莱周堂(今岭东村)，建陈氏家庙，尊祖父陈子良为一世祖。

明初，陈忠之裔陈佛荫(讳积盛)自龙岩迁至漳平县油梓坑，再迁安溪县依仁里油坑(今属龙门镇洋坑村)。

陈雍之裔多支入安溪。一是据《飞鸦田中陈氏族谱》称：明初，陈雍之裔陈佛圣由漳平迁入安溪，有三男，长祥坚、次祥友，三祥政。后因徭赋税繁重，佛圣复迁漳平，陈祥坚、陈祥政定居感化里飞鸦(今湖上乡飞亚村)，拓基田中，后祥政迁居永春。明永乐九年(1411年)，陈祥友徙居南安县深巷。二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陈雍的十七世孙陈五八(字仲贤，号云峰)的六世孙陈章经，自漳平永福兰田徙经兴化仙游县，后迁入安溪县龙涓里灶坪定居，以养鸭为生，为内灶陈氏一世祖。三是陈五八的九世孙陈崇德自漳平永福到白泉村谋生，两个儿子陈祥钦、陈祥志，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自白泉村迁入安溪，定居龙涓里庄山(今龙涓乡庄灶村)。四是据《双卿陈氏族谱》载，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陈五八的十四世孙陈仕兴定居安溪县新康里大坪登山，生有五子，其四子陈元旺后为虎邱镇双都村双坑陈氏一世祖。

据尚卿乡《中山陈氏族谱》记载，明洪武四年(1371年)，陈忠之裔、年仅4岁的陈均禄在大哥陈均泰、大嫂林阿谓的带领下，由漳州府龙海县二十五都湖坂迁入安溪大岭后山头。另据《云山堂陈氏族谱》称，魁斗镇大岭村山头自然村陈氏先祖陈仙玛为陈均禄第十八世孙，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由龙海县二十五都大深炉洋村迁入安溪县云山乡山头(今大岭村)。

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陈复光(讳承斌)与兄分居，携母萧氏自同安县丙洲岛经长泰县沿途放鸭至安溪，在上马水、深垵(今内灶村)居住，初住瓦窑，后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迁举魁乡(今龙涓乡举溪村)新聚肇基。

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漳州南院陈氏之裔陈震超，自漳州迁入安溪县长泰里墩坂(今城厢镇墩坂村)居住。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陈季良入安溪卜居崇善里(今蓬莱镇)，长子资直择居虎埪(今属蓬莱镇联中村)，为寮内一世祖；次子资成(又名就英，字林扬)择居井滨(今蓬莱镇美滨村水边自然村)，为二世祖。

陈忠二十世孙陈仲昌之裔多支入安溪。一是据《南陈芳春族谱》记载，仲昌次子陈应垓之裔陈记(二十六世，号芳山)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入安溪县依仁里(今官桥、龙门一带)，后跋山川而至芳春乡(今大坪乡前洋村香村自然村)居住。二是据《清溪南陈世系家谱》载，明正统四年

(1439年)，仲昌七世孙陈均贤原居住在漳平县感化里汤泉坑，因遭遇不测之祸，带三子璜宗(字德立)、四子璜室入安溪，三人行至西坪时，因遭到山寇劫掠而逃匿星散。陈璜宗徙居安溪县内西门陈后厝居住，后其子恺旋、恺勋兄弟因厌嚣尘而迁居长泰里宫岭(今城厢镇经岭村)西姑内卜居；陈均贤则与四子璜室徙居新康里卓源后垵(今虎邱镇竹园村)开基。三是元末明初，仲昌七世孙陈均祥(均贤的二弟)亦迁居竹园居住。四是据《芳亭陈氏族谱》载，仲昌长子陈应瑞之子陈作铸有多子入安溪芳亭：长子陈均泰肇基芳亭，三子均顺肇基芳亭美厝，四子均成亦肇基芳亭山敢下；陈应垓的长子文通肇基浚尾，次子武通肇基芳亭半岭。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陈敦仁(字公爱，号义卿)自晋江港塘(今石狮市港塘村)迁入安溪县永安里教场尾乡(今城厢镇美法村)肇基。

陈监簿(以进士出身，仕宋为监簿，后人为此呼监簿公)居兴化莆田涵头，其子陈念五移居泉州青阳。宋元佑年间(1086~1094年)，陈念五赘涵江(今晋江市陈埭镇涵口村)，生男碧溪。碧溪的六世孙陈隐溪(讳亮，字宁保，号隐溪)于明建文年间(1399~1402年)入安溪，后赘入在坊里南市，故称涵陈。碧溪九世孙陈愧吾先移居安溪南市，后经魁斗菜塘于清初迁至金谷肇基。一支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全房子孙由青阳迁居崇善里路尾(今蓬莱镇美滨村)。

明永乐二年(1404年)，福州府长乐县三都埕澳人陈回文，由永宁卫拨镇安溪县崇善里谷口乡(今金谷镇金谷村)屯种军田，八世单丁，传至八世孙陈尔祖入居凤山(今魁斗镇凤山村)顶洋肇基。

陈仲俨二十二世孙陈六，生有两子，长佛长，次佛素。陈佛长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由漳平县和睦里力塘半岭庵迁入安溪县常乐里长基(今白濑乡长基村)庵边肇基。陈佛素因家被盗破产，先迁居永春两河口，后裔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迁入安溪县常乐里举口(今剑斗镇举口村)。

陈润之裔两支入安溪。一是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陈德兴之子陈玄进自漳州府龙岩县黄坑乡迁入安溪光德里加曾坑黄宅林(又称院宅林，今蓬莱镇竹林村)肇基。二是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陈泰一之子陈玄真亦自龙岩县黄坑乡迁入安溪县长坑，在与庄氏婚后迁入光德里卓兜(今城厢镇团结村)，弘治十五年(1502年)迁入崇善里蓬格乡(今蓬莱镇彭格村)西山肇基，是为一世祖。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陈振溪(号，讳唐甫，字毓秀，福王陈友定之后)的长子陈原泮(字孕德，号统一)及三子爵一(号)负父母尸骸由永春县蓬壶顶迁入安溪县崇善里东溪(今金谷镇东溪)肇基，尊振溪为一世祖。

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陈晏五第十八世孙陈景六由大田县上京乡迁入感化里沙堤(今湖上乡沙堤村)肇基，为一世祖。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陈月台受命剿匪，因失机败阵，恐后患而奔寓下地。

此外，肇安年代或始祖不详的有五支。一是陈积德自同安后园迁入安溪县在坊里下西(今凤城镇下西居委会)，肇基衙口陈氏祖宇。二是陈福全由晋江入安溪水门，传三世迁居今蓬莱镇中芹村芹山自然村。三是陈尚安(字宗仁)迁入安溪庄上，传至陈德森(字开严)迁居今湖头镇前山村泉山。四是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一支陈氏入感德里左槐(今感德镇槐植)。五是清初陈崇兴带子陈永发自永春小岵迁入今安溪蓬莱镇联中村田后。

陈姓起源于宛丘，今河南淮阳，望于固始，今河南固始县，盛于颍川，今河南长葛。南开闽漳，遍及全球。

陈姓是大姓，七千万的人口位居第五位，其中颍川衍派约5000万；在海外，五千万的华人中，又有“陈林半天下”之称。 

陈姓是全球华人、韩国人、越南人的姓氏，在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海南省、 江苏省、香港、澳门以及台湾、新加坡 马来西亚都是第一大姓。

中国姓氏密度图册中，陈姓分布与闽海民系的分布范围极一致，在浙南、福建以及广东沿海皆极高密度，呈极深红色，人口密度在78%以上，在珠三角、长三角呈次深红色，人口密度在65%-78%之间，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地区极少分布。

南方地区陈姓位居第一大姓，则在北方地区位居第七大姓，超过很多北方典型姓氏。

扩展资料：

陈姓历史名人：

陈完，春秋时齐国大夫。即田敬仲。陈厉公之子。前672年，陈宣公杀其太子御寇，他与寇相友善，恐祸及身，出奔至齐。齐桓公使为工正，列为大夫。自入齐后，由陈改姓田氏。死后谥敬仲，为田齐始祖。

陈胜（-前208），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字涉，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人。早年为人佣耕。秦二世元年七月，与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发动戍卒起义，提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陈胜自立为将军。

陈平(-前178），西汉臣。阳武（今河南原阳）人。汉朝建立，封曲逆侯。惠帝、因吕时任丞相，以吕氏专权，不治事。吕后死，与太尉周勃合谋平定诸吕之乱，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文帝，为丞相。卒谥献。

陈汤，西汉将领。字子公。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人。元帝时，为西域副校尉。匈奴郅支单于奴役康居人民，攻掠乌孙、大宛等，威胁西域。他和西域都护甘延寿发兵至康居，击杀郅支单于，以功封关内侯。

陈遵(-约24），西汉臣。字孟公，杜陵（陕西西安）人。少孤，初为京兆史，放纵不拘。补郁夷令。王莽时，迁校尉。因镇压赵朋、霍鸿等起义封嘉威侯。豪杰多附之。迁河南太守、河内都尉等。更始立，为大司马护军，出使匈奴，在朔方被杀。

陈宠(-106），东汉司法官。字昭公。沛国洨（今安徽灵壁）人。曾任州郡吏、尚书、太山太守、广汉太守、大司农、廷尉、司空等职。任尚书时，奏请废除前朝“烦苛之法”，主张“赏不僭，刑不滥”；“宁僭不滥”。曾撰《辞讼比》7卷，《决事都目》8卷，当时均颁布施行，现已失传。

陈蕃（-168），东汉臣。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人。字仲举。桓帝（刘志）时任太尉，与李膺等反对宦官专权，为太学生所敬重，被称为“不畏强御陈仲举”。灵帝立，他被任为太傅，与外戚窦武谋诛宦官，事泄，率官属及太学生八十余人冲入宫门，事败，被杀。

参考资料：

陈元光（657-711年），字廷炬，号龙湖，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人。唐朝时期大臣，归德将军陈政之子。

博览经书，贯通文史，自学兵法，服习骑射。年十三，领乡荐第一。仪凤二年（677年），承继父职，授玉钤卫翊府左郎将。永隆二年（681年），授左玉钤卫中郎将、岭南道行军总管。[1]迁正议大夫，[2]漳州刺史，成为漳州历史上的首位刺史。治闽有方，开科选才，任用贤士，招抚流亡，烧荒屯垦，兴办学校，劝民读书。还在州内设36个堡，立行台于四境，作为军事绥靖和政治教人的据点。对山越人以招抚为主，德威并重，和亲通婚，娶山越女子为夫人。对叛唐的人施以武力，对愿归顺者，划地居住，自己管理自己，称“唐化里”，亦称“九龙里”，推动号称“蛮荒”之地的闽南，实现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成为促进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融合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