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既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厂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徒、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历代帝王修谱昭

明太祖乡谱诏

朕承天底定，抚辑承民，宵肝站兢恐难保，又咨尔意兆，各具天良，务立矩，度之防快，睹维新之命，溯芳规于及祖考，懿行于前贤，敦厚本原，懋昭上理，虽扎乐俟诸世以而孝弟木，诸人心苟能自克振拔，则可治之，不淳如或即此奋心，亦何不古，率土钦哉，毋负腾意。

译文，我得助天力，平定天下，抚慰人民。但每晚站兢，惟恐难保永久。又问过别人的意见，认为各人都具有天理良心，务必要订立规矩，引度他们，要防止急噪图快，看来要完成维护新朝的使命，就要追本溯源，从我们祖先父辈那里寻找治国之道，实行前辈的德贤，忠诚于本源，劝恳地讲明道理。虽有历代礼乐法规，等待人们世世代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但人多心杂，不能人人都自觉克制自己，振作起来，怎么办要使不淳厚的人从此发奋图强，为什么不用过的祖训教育他们，成为全国都敬佩的人不要辜负我的意愿。��

宋宁宗修谱圣谕�

联闻唐人重姓氏，而谱谍具，后世文儒贵戚之家浸以论湮而难考，然自犁锄之卿相，降为录率之世家，视其子孙，自立和如耳，诚能自立虽微而浸著，不能自立虽著而微，人家子孙百世之各能自立，庶几于厥祖也。此联之所以改望于天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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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乡谱诏

敦孝弟以重人论，笃宗族以昭雍睦，训子弟以禁非为，明礼仪厚风俗。

译文：修谱的目的是：敦促人们孝顺父母，爱护兄弟，以重视搞好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忠实的对待宗族，以显示内部的和睦，教训孩子的年轻人，禁止他们为非作歹，明白礼貌和谦让，以养成浓厚的良好习惯。��

清顺治规定六训�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祖孙；�各安生理，无诈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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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圣谕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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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照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家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惩慝逃已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警岔以重身命。

先儒修谱论�

程子曰：家法坏，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坏，人家不知来处，故谱不可不修。�

致堂胡氏曰：谱谍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颠倒无据或妄委其姓氏，古人户贯而混，亡宗支，何上托汉婿，而骨姓刘以朱耶，而附李属籍者也。

五峰胡氏曰：甚矣!谱之不可作也，谱谍作照而穆有序，而亲疏不遗，百世之下犹足，以知其一本，而万殊谱谍不作喜，不庆忧，不吊不以至亲相识如途人者先矣!

景濂宋氏曰：甚矣，谱之难稽也，君子当尽其心于所，不知信其心于所，可古人有古，三世不修谱为不孝。

新安程氏曰：扑之修要在明一本而浚其源，所以尊祖敬宗也!究万派而清其流，所以别亲疏之远近也!辨隆杀之等，别亲疏运近之识尊卑之次次弟也，行吉凶庆吊之礼，敦孝友睦姻任恤之行，所以崇宗族之典礼也。

兆溪陈氏曰：凡作谱者为祖宗重也，人之重乎，祖宗则所存，惟仁而匪仁。不存所行，为义而匪义，不行恐得罪于祖宗也。

深山董氏曰：先祖有善而弗明，日不智，而弗佛日：不仁，止谱之由作也。

白涯彭氏曰：谱之保姓受氏也，天子赐之，司农协之，宗法已联属之，而后孝弟之，教成朝廷之，势尊天下之，家正保族者，保天下之道也，个保其族而天下治矣。

山谷黄氏曰：世之巨族者。微有谱则失其所从也，考其所由分世日益远，族日益繁，必至于不想维而昭穆之辨淆矣。

一峰罗氏曰：自宗法废而谱乘兴矣，其本之所出尊尊也，别其支所由分亲亲也，尊尊亲亲只道尽而族之，大本立也。

修谱的作用

� 一、寻根、留本。古人云：“谱谍身之本也。”意思是谱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来。人们常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你并不知道其中的由来，通过修谱追根溯源，你就会知道了你从哪里来。

人从娘腹中十月怀胎，呱呱落地，在世上几十年，但总要静静地离开人世，古人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就是人之本，人生一世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在世上，若干年之后自己的子孙连祖先是谁都不知道，那不是枉活一生，白活一世，换言而之，你的孩子也就是失去了根本。

过去和现在，有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打碑，一者表示后人的孝心，二者是不忘先人，但它又能保藏多外世代变迁，人为的损坏，年代长久日月的风化，也就失去了树碑的作用。而几千年谱书之风，代代相传”从远古至历朝历代，乃至到今天，先祖的名字流传至今，着不是修谱的作用吗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的根底在哪里万里江水，源起何处一个人连自己的根源都不了解，岂不负先人养你特别我飞鹏卢氏，已有100多年没有修谱了，早我们采方中发现不知道自己祖父母名字的人为数不少，更谈不到自己是哪支哪房，所以说这次修谱，意义重大，一者可以帮你查清你的祖先是谁，让你的名字与先祖一起流芳千古，二者你如果真的断线，把你的祖辈、父辈和你一周记载下来，让你的后人代代相传，永远知道你们是他们的先祖，将来和他们一起流芳千古。

二、清缘、备查。古人云：“子孙不知姓氏所从来，以昧昭穆之序者，禽兽不如也。”意思是说，姓氏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有血缘关系的本族人，有一种生生相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家庭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一个人不管漂泊多远，总是望不了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埋葬着他们的祖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人们有着他自己祖宗的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后人的习惯，这就是谱，只要有了谱书，凡与族人有关的人和事，谱上都有记载，比如，你要知道卢氏来由、远祖世系，可查卢氏由来，这次续谱，这套资料来之不易，她是我卢氏修谱中贡献最大的无名英雄，他叫卢本立，桃源县清林乡人，在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他耗费数千元，利用节假日三次飞往北京查寻复印下来的，我卢氏族人要感谢他对我族续谱工作中无私的贡献。你要知道范阳堂到底是回什么事可查范阳堂—卢姓的堂号。你要知道老、新派别，可查老新语录。你想给自己的子女取个好名字，你想了解卢氏先人在各个历史朝代的功绩和对社会的贡献，一套谱书在手，卢氏家族的情况都有。

三、增知、育人。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几十年来由于对自己子女缺乏家族观念的教育，导致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家庭观念和人伦的教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上下不分，孝义全无，有老不养，有子不教，嫖娼有余，赌不竭力，吃喝玩乐无度，为官不体恤黎民，馋奢无底，为民不尊师长，横蛮逆行，用什么教育他们，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收录了历代经典，不如，如何立志如何敬业如何治学如何治家如何做人等等，有很多东西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她能很好的陶冶我们的情操鼓舞我们热爱生活，奋发向上，为国贡献，为族争光。

四、血肉联情。俗话说：“亲不亲，故乡情。”“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大流通的社会中，在国际一体化世代，人们不可能禁锢封闭。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这是今后人子孙必行之路，通过联宗族谱，本族同一血脉的同胞更进一步加深了解。一个人走在外，路人(路上随意向隅的人)不如乡人(自己家乡的人)，乡人怎与血肉之情相比。经济开发中的往来，生死祸福的降临，人与人之间自然也非常必要相互提携、帮助，有了谱书，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哪怕相见恨晚，血肉亲情一定更好、更深厚。

五、承前启后。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上对先人，二是下对后辈，先人千心万苦创业，育人，为卢氏家谱为社会创下了丰功伟绩，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丢掉，必须通过修谱，为他们立传，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对后人来说，我们应该给他们留点什么是金钱美女房屋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美如玉。”先人只能留给后人知识，精神财富，思想财富，留给他们祖宗的品德，儿孙们才有生财之道，才能发迹万贯，这些都溶聚在我们的谱书之中，只有把这些留给他们，才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人。

综上所述，修谱何用回答是：寻根留本，清缘备查，增知育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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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政令”对整个社会的亚细亚式的控制，实在是太紧了。它从最基层的一丁、一户、一甲、一里开始。朱元璋有一条诰书说：

　　里甲要明，户丁要尽。户丁既尽，虽无井田之拘，约束在于邻里。除充官用外，务要验丁报业，毋得一失，不务生理。是农是工，各守本业，毋许闲情。臣贾微商，供报入官，改古之制，常年守业。消乏不堪，复入报官，更名其业，不许在闲。5

　　这里说的很清楚，除去没有“井田”之外，要通过里甲制度恢复亚细亚式的统治。但又比古时候加强了一步，即经商也要“常年守业”，只有亏赔太甚的商贾经呈报批准后，才可改业。这种立法的用意本来是好的，即禁绝一切游手好闲和为非作歹之人。但对商贾抓的太紧，久而久之，经济联络网枯竭，整个社会就失灵活了。但朱元璋一直抓的很紧，被郑振铎先生援引过的一种明万历刻本书《朱氏家谱》中，载有《户帖》一纸，中有洪武3年11月26日的圣旨说：“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6“做军”，是一种多么大的威胁呀，所以洪武年间，里甲井然，元人敢于干犯律条，正如另一条诰书所说，“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务必从容验丁”。7商贾在外，二年不归，邻里便须询问本户，以免托商在外非为。

　　抓紧“丁”、“户”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役使人民“配户当差”。“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这些在宋朝已经很模糊了的东西，金、元以来渐趋严格，明初达到最严格的地步。特别是“军户”，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超经济强制。“军户”之中，除原来元朝军户传袭下来的，加上元末农民起义部队“从征”的，再加上平定张士诚、陈友谅等“归附”的之外，最严重的是可以随时由“民户”中垛集当军。一旦当军，世袭永充；当军之地，又往往是距家极远的边塞；这对于农民说，简直是最大的侵害了。加以当时刑法严厉，有剥皮、称竿、抽肠、刷洗、铲头、枭令、挑筋、去膝、刖足、鞭背，……。用这样的严刑，去保障超经济强制的贯彻。

　　当时，不是没有反映的。如洪武19年福建沙县民罗辅等十三人便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利害，我们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8社会上暗暗流传着一些诗，一首咏布袋佛的“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另一首咏翡翠鸟的“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9甚至连皇孙和大臣，都感到紧张，希望放宽。朱元璋死后，据说太孙朱允炊及其弟允通指斥梓宫（棺柩）说：“今复能言否？复能督责我否”？言讫皆笑。10自然这可能是燕王的诬陷之辞，但也不排除是真的可能。所以一旦建文即位，大臣齐泰、黄子澄就主张“《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11。

　　在“洪武政令”的亚细亚式超经济强制之下，出现了三种国有土地：一种是“屯田”；一种是与“民田”相区别以强立名目征收高额租赋的“官田”；一种是“庄田”，包括“官庄”和“皇庄”。其中“屯田”和“庄田”，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身上打着明朝的烙印；高额租赋的“官田”，则是明初的新事物，主要出现在东南地区的苏、松、嘉、湖、杭一带。

　　在明朝的屯田中，军屯是主干。这可跟曹魏屯田形成对比。曹魏先搞民屯，以民屯为主干，而军屯随后补充上去。明朝则不然，以军事管制作为振兴农业生产的有力手段，先办军屯，民屯、商屯是其补充物。军屯，是由专制主义强化了的、带有军事性、国防补给性的一种国有土地。土地上的劳动者是当军之人及其贴余。在非战争的地区和年代里，80％、即4／5的军人都要从事农业劳动，数量很庞大。所分配土地，军、余各一“分”。这一“分”，有一定的亩积，一般50亩，但亦有低至20亩者，亦有高至120亩者，大抵肥瘠与地之宽狭各不同。剥削的制度，前后有很多次调整。最初有人主张征30％～50％，是分成制；朱元璋不同意，确定收一斗，是定额制。洪武晚年，确定屯田一“分”，正粮12石，余粮12石，上缴公仓。正粮是劳动者必要劳动的收获，余粮是剩余劳动的收获。后来制度慢慢变化，正粮已不需上仓，余粮减半为6石，这个数字稳定并延续下来了。按一“分”50亩计，亩征为一斗二升。与法定的“没官田”租额相当，已经算是沉重的了。此外，军户还受国家的强度隶属，逃军要受重刑。并且，还要受军官（总旗和小旗）的侵害。总起来看，明朝军屯上的“军”和“余”是军事隶农，他们所上缴的“子粒”中，带有地租赋税合一的性质。

　　“官田”，是明初统治者的意志强加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基础上的一种产物，它是存在着“名”与“实”相矛盾的一种国有土地，或者说，它是一时打着专制主义强度烙印的一种私有土地。所谓“强度烙印”，指的是惩罚的烙印，主要是朱元璋对其顽固政敌之一张士诚原属下一些大地主的惩罚。所以这些收高额租赋的“官田”，主要在苏、松、嘉、湖、杭一带。其实广义地说，“官田”所包甚广，“没官田”外，还有入官田、还官田、学田、草场、牲地、苜蓿地、陵园坟地、公占隙地很多名色，连贵族的庄田和百官的职田，统统都算“官田”，也就是国有土地。但就狭义而言，“官田”与“民田”的对比含义，仅仅不过在于“官田”租额特高，而差役较少；“民田”租额低，而差役很重。

　　国家的意志，统治者的意志，强加到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基础之上，即便在旧的历史时代，即便在人们认识“必然”的能力还很有局限、从而其“自由”还很小的时候，也不能够违拗着经济基础过甚，过甚了必然出毛病。明朝的历史，正说明这个问题。高额租赋官田制度执行的结果，引出的第一桩毛病，就是人们在“田皮”和“田骨”、或者“田面”和“田底”上玩弄花样，把“田骨”或“田底”放在那里不动，单把“田皮”或“田面”辗转转让或者租佃出去。三转手两转手，“官田”的身份就模糊不清了。引出的第二桩毛病，就是通过田主、地痞、豪绅、胥吏间的勾结，什么改册、诡寄、洒派、移丘、换段等手法，使官册与实种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紊乱，以洪武的严刑酷法尚不能完全禁断，洪、宣之后就自必紊乱更甚了。

　　庄田，是一种贵族占田。朱元璋对一切卡的很严，独对诸王勋臣的赐田，从开始就放的松。勋臣汤和赐田万亩（百顷），见于史料12。亲王最高额至千顷；洪、宣之后，乞请渐多；万历、天启间，横赐日甚，故有福王四万顷数额的说法。明朝的庄田与西汉的“实食封”，有同处，有不同处。其同处在于二者都是独立王国，不受州郡里甲的约束；其不同处是西汉封王仅收国税，实际上是国家统一租税的再分割；明朝封王所收为“庄田子粒”，岁亩征银三分，后递增至七八分，约合粮食15斗、2斗、3斗不等。庄田佃户，不是通过自由契约而来，而是由州、县拨充，或由逃军、逃民为避罪避差役而前来投充，这些人身上的隶属关系很沉重，虽不承担国家差役，但王府所加的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都是很沉重的。

　　在上述三种“官田”之外，就是“民田”。民田上也有民田上的问题。这问题也是由于专制主义统治者意志强加在经济基础上的后遗症。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鼓励贫民积极开荒种地，曾有“永不起科”的谕令，这用意本来是好的，但日久年深，“祖宗之法”的约束力日渐松弛，一切田土均须丈量作数，于是便发生了“原额地少而丈量地反多”的反常现象，好心的官吏害怕把真相暴露，会造成“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于是挖空心思，瞒上不瞒下，“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原额之数”。13这样，便在北方各省出现了“大亩”和“小亩”的纠纷，河北广平府有大亩一亩折合小亩一亩八分者、二亩者、三亩以上者，甚至七八亩以上者。地主豪霸，从中作恶，遂致赋役纠缠日甚。这种现象，在江北淮安一带直到清初尚有此类的遗留问题，《山阳志遗》一书中记之甚悉。

　　四

　　由于产生了如上的一些田土赋役纠纷，在明朝从洪熙、宣德开始，直到嘉靖、万历，一些不同地区中不同等级的官吏，便不约而同地按客观现实中的问题，图谋各自范围内的调整。这证明有一度人们说官吏从来没有好的、或者说“清官”比“赃官”还坏、或者说统治阶级从来不可能进行什么“调节”或“调整”：都是些别有用心之谈，不忠实于历史的真实的。从著名的周忱和况钟开始，仅以《明史》有传的，就有孙原贞、顾鼎臣、王恕、欧阳铎、王仪……等一串不小的名单；加以万历年山东曹县的县官王圻和孟习孔这类更低一级的人物，可以证明不约而同来参加这场调整的人，真是为数不少。

　　在江南地区，他们的努力主要是把重租平下去。周忱曾支持他的属下况钟在苏州府把262万石的田租减到72万石。周忱还想减松江府的，把官田赋额减到和民田看齐的地步，为此蒙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明史·食货志》中很扼要地记述了这些调整的踪迹。如孙原贞在浙江，对嘉、湖、杭的租赋，就执行一种“重者轻之，轻者重之”的政策。他们又担心某些地主和其他官吏会对他们进行弹劾，故使用不明显的手法，“重者，阴予以轻。轻者，阴与以重”，在不知不觉中使租赋趋向于均平。于求“均平”的同时，也追求去烦划一，如顾鼎臣、王恕、欧阳铎在江南的调整中，就追求“征一”，“一条鞭”的精神便从这里露头了。既然追求“征一”，自必产生一个连带的问题，“田”（赀财的所有者）和“丁”（或“户”）（劳动力的所有者）中间按什么比例来配成这个“一”呢？顾鼎臣、欧阳铎、王恕的原则是：“以田为母，户为子”14。偏重剥削一点赀财的所有者，相对放松一点对劳动力所有者的剥削——这种精神，也从这里冒头了。

　　在北方，有些个别官吏，其调整的精神，也不亚于江南。例如在山东曹县，从万历3～4年到33～34年，有前后两任官吏，王圻和孟习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上文说过，洪武的要害，在于抓紧“户”和“丁”不放。从抓的紧紧的，到抓的死死的。可是转瞬间235年过去了，人们恰好跟洪武政令“对着干”了，孟习孔的“一串铃法”，第一主张取消户等（上、中、下三等）；第二主张取消丁则（九则），说“三等九则，多方支离”；第三主张按亩摊丁，大体40亩内外，派纳一丁；并且，第四以右贫抑富精神处理派丁事宜，“有人无地者，亦念其穷而去之”，“地少丁多者，配地而减之，将遗下丁额，尽添入地多丁少之户”15。试问：像这些人，像这些事，假如不是“调整”、假如调整者不是“清官”，又是什么呢？！

　　这样做对谁有利？王圻的《平赋答问》中说，穷乡细民，称此法便；只有那些企图诡避、需索、包揽的坏田主和恶棍之流，才称此法不便，阴谋破坏此法的实施。除穷乡细民之外，此法对端正的田主（土地经营者）也有利，从而对农业正常的经营和发展，也是有利的。江南有个退职的大名知府姚汝循，他并不完全赞成条鞭法的，但他也反映说，

　　条鞭未行之时，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为大累，故富室不肯买田。……赖巡抚海公均田粮，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16

　　必须再次指出，所有这些参加调整和改革的人，中间都没有串连过，他们是从面对现实中“不约而同”地这样做的。并且，他们更不会认识到有一种亚细亚形式的残余表现在“洪武政令”中对整个社会进行锢闭，阻止封建后期人们财产私有制的前进脚步。他们绝不会懂得这些。这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去把宋朝时候本已消退到相当可喜程度的社会阻力，使它们又一次消退下去。

　　五

　　文章写到这里，就自然而然地要超越明朝这个人为的历史段落，因为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地丁合一”，实际上是一场前后连续的调整和改革的运动。清朝是明朝的取代者，二者在政治上是敌对的，但二者不约而同地处理劳动力强制的放宽问题，这就可见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仍在默默中起作用。生产力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分枝化、繁荣化，在这种现实下，假如依旧把劳动力死死捆绑到国家差役的柱子上，事情怎么能够推移下去呢？

　　清康熙50年，谕令此后滋生人口，永不抽税（丁银）。这样，“丁银”就成了个历史遗留问题，更方便于把它与田赋捻成一股。康熙55年，首先在广东省试行“摊丁人亩”、“地丁合一”。到雍正元年，又在直隶（今河北）推行，当时的奏疏和批示，现存留在《雍正朱批谕旨》之中，引出如下：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直隶巡抚臣李维钧谨奏：为酌议按地输丁之法，恭请圣裁事:……臣查直隶通属地粮共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两有奇，丁银共四十二万零八百两有奇，统为核算，将此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余两地粮之内，仍照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轻重纳粮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之患。所有现在无地穷民，生生世世，戴皇恩于无既矣。

　　朱批：今览尔奏，分析甚明，筹度极当，实可准行。17

　　为什么奏疏中单单提到“无地穷民”这个词？这个词不是随便捡来的，而是表示“地丁合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其后果就是要把这些“无地穷民”从国家差役的超经济强制中解脱出来，使他们能够比较自由地应雇到社会分枝化的各个部门中去，这个倾向是与社会前进的脚步相适应的。假如明朝“一条鞭法”是嘉靖10年（1531）开始试验推行的话，“地丁合一”则是到道光年间（暂确定为1840）才全国范围普遍地施行了。18这样计算下来，中国封建社会这场最晚的一次调整和改革运动，前后已经经历了三个世纪之久。

　　注释：

　　1参看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卷2页101。

　　2明代垦种田土，依据《大明会典》与《明史·食货志》的粗略统计，中叶时为422万余顷，明初“失额”数字当较中叶为小，故实际数字可能较422万余顷为大。其中屯田数字为90或70或65余万顷，即以最小数字计，当为垦种田土总额之十分之一点五。（按最高数字，则应为十分之二）。其中官田，史书中多记载为“七分之一”，则亦接近于十分之一点五。详细数字，请参看伍丹戈先生《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页20～30。

　　3《明宴录·仁宗实录》卷1上与卷6下。

　　4见《天下郡国利病书》龙刻本卷32、《四部丛刊》本第11册。《皇明经世文编》亦收此文。

　　5《续诰》第2，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6见郑振铎：《元明之际文坛概观》（《文学》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

　　7《续诰》第4，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8《续诰》第79，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9见《七修类稿》。

　　10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页16。

　　11参看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卷2页101。

　　12《明实录·洪武实录》洪武四年十二月。

　　13《天下郡国利病书》卷4（北直隶3）引《广平府志》。

　　14本段所引片断原文，均节自《明史·食货志》。

　　15《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6（山东5）。

　　16同卢书卷14（江南2）。

　　17《雍正朱批谕旨》李维钧册。

　　18见王庆云：《石渠余记》器3。

  喻家稻场喻氏宗谱德宗支六修宗谱序

 国史，县志，家谱，是一个名族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家谱，它详尽记载了家族的起源、迁徙、繁荣和发展的家族历史演变过程，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古人曰：“谱牒身之本也。”意思是说谱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有了谱书你就能够追根溯源。没有家谱，寻根问祖，无非是缘木求鱼；追根溯源，简直是无本之木。今国家昌盛，日渐强大，国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也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家谱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没有优良的家风，就没有优良的国风，就没有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      

古语云：三世不修谱为不孝。家法坏，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坏，人家不知来处。故谱不可不修。

我族距离上次修谱，有七十余年，续修宗谱已迫在眉睫，但族人大多因时间，精力，经济等方面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今有幸得知我族家锋（字四海）叔利用退休时间，不辞辛劳，独自一人，跨越多省，走村串户，多方联络，上与中华喻氏重庆总部取得联系，对接上猛公支系图，让我始祖德宗公以上四十多代得以明确；下走访河南安徽等地找到众多因古代交通不便，通讯不畅而在前几次修谱时未编修进家谱的德宗祖后裔，让我支喻姓族人更加庞大，实现上次1947年修谱时我族多位有识之士想达而未能达成之心愿。凭此所见，家锋叔功德无量。我受家锋叔之邀，为我族本次六修宗谱稻场湾作序，其实这次修谱我未尽半份职责，何德何能为我湾作序？惭愧之余，积极研究家谱，并与家锋叔和六房湾堰兵叔以及我湾老人先辈，请教我湾喻家稻场族人的迁徙和来龙去脉，并找到从喻家稻场迁居出去的先祖后裔宗亲，研究他们与我湾的渊源，得出些个人见解，分享予族人。因本人水平有限，在撰写过程当中如有错误及疏忽，望族人海涵。此序也望能给后世提供参考，还原我族祖先传世过程及迁徙脉络。

我族喻氏乃西汉苍梧太守喻猛（字骄孙）之后，传至我支系始祖德宗公已传四十六世，具体世系图可参阅中华喻氏总谱，这里简略介绍直系图：喻猛--四子喻锦--次子发麟--次子季用--次子喻霖--次子喻佑--次子绍天秩--长子喻合--师州--长子尧咨--奕世--喻庆--喻载--次子兆民--喻绪--子耕--大伦--次子宗义--世信--三子显才--四子喻琮--长子喻哲--长子仁易--思文--中和--闳昌--长子喻骥--长子子颜--长子重华--迪冲--喻潜--居安--绍云--喻彻--喻顺--喻凫--正邦--慧观--二子希武--骄孙--次子滕暹--国兴--正朗--遗槐--徳宗      德宗是遗槐长子，据江南老谱记载，遗槐有三子，长子德宗，次子易言，三子易讳，德宗祖迁居湖北黄陂东土寨湾，也就是我们支系始祖，易言祖迁居湖北黄陂东北喻家冲，为喻家冲始祖，易讳生二子分别迁河南和武昌，后人无有记载，现在经近六百余年时光流逝，已无从考证了。在此重点探讨一下猛公四十一世娇生公至四十六世我支始祖德宗公之间的迁徙过程。

骄生公（也有记载骄孙，因与猛公字混淆，在此作骄生），北宋进士，住江西吉水县，隐居不仕，根据江南老谱和大悟老谱记载，骄生公迁居西陵，中华喻氏总部族史研究委员会由此得出结论，骄生公定居宜昌，其可能误把西陵当作宜昌。据我考，《汉书·地理志》记载，西陵县是汉高祖始置江夏郡的十四县之一。《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曰：“黄陂县，本汉西陵县地”。县治在今武汉市黄陂区西南。从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的两汉地图来看，古西陵县县域涉及今湖北省武汉市的黄陂区、新洲区、孝感市安陆市。孝南区、孝昌县、云梦县及黄冈市的黄州区、团风县、麻城市、红安县等。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和《宋书·州郡志》记载，两汉时，今黄陂区境的东南和北部属西陵县，西南部属安陆县；而宜昌西陵，三国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孙权改夷陵为西陵，属宜都郡。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西陵为夷陵县，也就是说在晋代太康元年以后，宜昌西陵就已经改为夷陵，故在骄生公所在的北宋年间，西陵城指的就是黄陂大悟一带，所以江南老谱记载的骄生公迁居西陵应与宜昌无关。另据逻辑分析，黄州黄陂一带均为丘陵，其西称西陵，古称黄陂县为西陵城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且黄陂一带比宜昌西陵峡居住条件要好得多，那里交通只能靠水路，当时百业待兴，而不是因战争灾荒往偏僻的地方逃难。所以迁居黄陂黄州这边的可能性更大更合逻辑。

我支喻氏宗谱老谱开篇记载“祖德宗公洪武初年自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墩筷子巷迁居楚北黄陂之东乡高邑里土门会祝家坳，今名土寨湾”，依前考，骄生公北宋年间迁居西陵（黄陂、大悟一带），其六世孙德宗又从江西瓦屑墩筷子巷迁居黄陂，不合逻辑。我分析，骄生公生活在北宋年间，迁居到西陵（黄陂。大悟一带），开枝散叶，宋末又遇战乱，蒙古大军扫荡北方，一举南下，骄生公子孙一部分又从西陵（黄陂、大悟一带）逃难返回到江西的可能性极大，这也与瓦屑墩是难民集中营的史料相吻合。

骄生次子滕暹，滕暹次子国兴，国兴次子正朗，正朗长子遗桂，遗桂子德茂，江南老谱记载，德茂定居西陵，德茂有六子，九孙，其孙分别迁往汉川，安陆，云梦，黄陂姚集，孝邑，广阳，大悟等，均在当地开枝散叶，正朗次子就是之前提到的遗槐，遗槐长子为我支始祖德宗。

德宗这一支，迁居土寨湾之后开枝散叶，发扬光大，因子孙繁盛，土寨塆的土地有限，后世逐渐搬迁，形成土寨湾，喻家稻场，六房湾，庙家田，丁王湾五个相邻村组成的庞大村落群。我湾喻家稻场位于北纬30°57´2304″，东经114°29´2688″，属武汉市黄陂区万寿寺村管辖，于土寨湾东北方向15公里处。村落整体南北长，东西窄，解放前房屋大多呈坐西朝东之势，东面有门前大塘。听老人云，塘水从未干过，清澈见底，一方塘水养育族湾十几代人。解放后，房屋渐呈坐北朝南之势。喻家稻场人杰地灵，地缘广阔，正北背靠王驾山，西北背靠柴山，南面地势平坦，王驾山与柴山二山蜿蜒而下，气势聚集于我湾正中，风水极佳。黄陂风水巨著《西陵龙章》记载：“万寿寺边一条龙，兔走鸟飞不见踪，前有文星并武库，后有权星列寺从，小山连迭台侯品，太阳高采状元峰。”如此风水宝地的确是我族先人的一处福地，从明朝七世祖迁居稻场湾至今400余年，稻场湾开枝散叶最为显著，人丁繁衍，兴旺发达。湾最鼎盛时期人口有200余户，湾人文才武略，勤俭持家，上有参军为国，浴血沙场，下有寒耕热耘，春种秋收，喻家稻场四字，方圆百里，远近闻名。听老人云，乱世时期，土匪强盗，听到我湾威名，都不敢来犯。据我统计，我始祖虽在土寨湾，但我稻场湾繁衍出的人口以及由我稻场湾迁居出去后续繁衍到全国各地的人口，占我德宗支总比例一半有余，由此可见，我湾的确是风水宝地，促进我支族人发旺，生生不息。遗憾的是，1974年，国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从黄陂北木兰湖水库引水，修渠道往东南灌溉，正好途经我湾，在我湾正北方由西向东修了一条渠道，切断了王驾山与柴山连接我湾的龙脉，气场破坏，至后世稻场湾日渐衰落，族人纷纷搬迁，现人口不足百户，很难恢复往日繁华。

我支字派演变及发展：老字派"朝添思伯，守一国臣，自文之式，会典必元"，始祖德宗为第一世，“朝”字辈为第二世，“添”字辈为第三世，“添”与“思”之间还有一代，祖先未按字派起名，为第四世，“思”为第五世，“伯”为第六世，“伯”与“守”之间还有一代，祖先未按字派起名，为第七世，“守”为第八世，后面均按字派起名，此字派至十二世“式”字辈止，于康熙二十三年续，从十三世改成“光明正大，洪定保家，崇礼重义，富贵荣华” 又于民国三十七年即公元一九四八年续新派"宝行庭训，培植心田，克昌其后，恢耀先贤”至四十四世，再于一九九三年，由十八世定琼（端甫）公续新派：“忠诚敦让，积善永康，怀才万载，治国安邦，世道精良，启迪芳香，千祥景庆，发达远扬”到七十六世止。

喻家稻场族人构成分为三大房，俗称北分，中分，南分，自德宗公起，截至公元2019年5月止，喻家稻场已传至二十四世“义”字辈。关于喻家稻场的来历，湾下老人口口相传：我湾北边有一稻场，占地巨大，土寨湾的先祖农忙时会到这个稻场打谷，晚上必须有人值守，久而久之，便渐渐在稻场附近建起了房屋，这样土寨湾一部分先祖纷纷搬迁至此，开枝散叶，形成村落。另据1947年谱《喻家稻场里居记》记载，此地原有王孔二姓，王姓占多数，称王家稻场，我十世祖自恂公及十四世祖开道公迁居于此后，子孙繁衍，蒸蒸日上，王孔二姓逐渐没落，喻家稻场之名便慢慢传开。十世祖自恂公，有二子之瑞和之琬，之琬未传，之瑞有二子学伦和学典，学伦为中分先祖，学典为南分先祖，即自恂公是中分和南分的共同先祖，十四世开道公为北分先祖，综上所述，喻家稻场形成过程以及是哪位先祖搬迁至此似乎都很明确，且合乎逻辑，但据我考，其实不然，此过程及年代还有待商榷。

我族谱有很多支谱，搬迁年代及搬迁始祖都记载详细，例如，官家河始祖，谱记载：十二世祖学智公，康熙四十年从喻家稻场迁居长岭岗下官家河；再如喻油坊始祖，谱记载：十六世太有公，雍正十年由湖北黄陂县土门会喻家稻场迁籍河南罗邑周堂畈喻家油坊。唯独我喻家稻场始祖没有明确年代及始祖名字记载，在此盲目推断自恂公和开道公是不严谨的。另外，学智公和太有公不属于自恂公的后代，更不属于同一支，由此得出自恂开道二公只是住于喻家稻场，并非第一批迁居于此。既然如此，最早从土寨湾搬迁到喻家稻场的是谁呢？只能从我们自己的族谱中寻找蛛丝马迹了。先说年代，十六世太有公雍正十年，十二世学智公康熙四十年都还在喻家稻场，说明喻家稻场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另据家锋（字四海）叔走访河南光山马畈喻冲得知，他们支谱自认我德宗十世自举公为他们先祖，且从喻家稻场搬迁过去的年代也研究确定为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这一下把喻家稻场历史又往前推了四十年，此年代为先祖从喻家稻场搬迁出去的最早年代，这个时期我湾之人员构成也初步明朗：十二世学智和十六世太有为十世自能公后代，自能与自举为亲兄弟，自举在这一年迁去光山马畈，自能的后代也搬去官家河和喻油坊，北分先祖十四世开道公和迁去光山罗管店的十二世学舜公为十世自竒公后代，自竒和中南分先祖自恂为亲兄弟，这样，自能，自举，自竒，自恂以及他们的堂叔伯宗亲为组成稻场湾的主要先祖。经过分析，大致可以确定自能自举的曾祖七世祖柬公和自竒自恂的曾祖七世祖朿公为最先搬迁到今喻家稻场所在区域的祖先，根据自举公搬迁至河南的年代（公元1660年）往前推3代（75年），大致可确定为明万历十三年前后（公元1584年），这也与始祖德宗洪武初年（公元1368年）迁土寨湾传七世（175年）正好是1543年前后相吻合（相差41年因古人搬迁时一般为青壮年）。至此，我湾喻家稻场先祖及年代均能大致明确，即七世祖柬公和朿公，年代为明朝万历年间。

喻家稻场至今400余年，先祖们在生产落后，条件恶虐的情况下，世代相传，繁衍生息，可谓历经艰辛。从七世到二十四世，虽无达官显贵，但也不乏众多有识之士，栋梁之才，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更不能不知我们的清晰来历。今恰逢太平盛世，国运昌隆，族人衣食无忧，交通便捷，网络信息发达，自我祖德宗开始六百余年，从未有如此天赐良机，让我们这次第六次修谱拥有前五次都未曾有过的得天独厚之优势；可惜本族宗亲全国分散，字派繁多，有的分支谱牒遗失，甚至迁居出去后未修族谱，始祖姓名生卒均无可考，墓碑无字，后人反复搬迁，曾经的村子喻姓族人全无，只留下喻姓之湾名，找其后人如大海捞针，故此次清谱过程艰苦繁琐，劳心劳力，在此要特别感谢本次修谱发起者家锋（字四海），他凭一己之力，东奔西走，校对核查，捐资筹款，印谱刊发，此次贡献与功德，后世不能忘记。

本序仅对喻家稻场的历史及先祖迁徙脉络作出探讨，也为后人续修宗谱留下承上启下的宝贵线索，因本人才薄智浅，力所不及，撰写过程中有疏漏之处，望族人海涵。并对本次修谱的所有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附上400余年从喻家稻场迁出的分支，年代为大概估算，如有遗漏望族人海涵。 七世祖柬公和朿公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从土寨湾迁到喻家稻场十世自举公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从喻家稻场迁光山牢山堡，马雷桥易凉亭，后人迁至马畈喻冲十二世学智公康熙四十年（公元1702年）从喻家稻场迁居长岭岗下官家河十二世学舜公康熙六十年（公元1722年）从稻场湾迁居至光山罗官店，后发展至火焼畈、铜钱洼（其后代十五世天凤公由罗官店喻新街迁回湖北何家湾；天绪公迁往江苏广徳。天隆公迁往梅家湾；天顺公由喻新街迁往火烧畈，十六世文敏公迁铜钱洼，十六世朝阳公由罗管店铜钱洼迁往信阳柳林庄，十七世永慎公由罗官店迂周家湾，十八世定体公、定琮公由罗官店迂黄家寨；定保公、定扬公迁往江苏广德；定亮公由罗管店迁往彭家湾，等等）十六世太有公雍正十年（公元1733年）从喻家稻场迁居罗山周党畈喻家油坊十六世太洪公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从喻家稻场迁甘家集十六世太选公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从喻家稻场迁孝感汪杨店（今孝感杨店）十四世明隆明茂明发三公乾隆三十年（公元1766年）从喻家稻场迁汉镇（今汉口）以后是否转迁迄今杳无音信十五世世清公乾隆五十年（公元1786年）从喻家稻场迁罗山县西乡九里店（今高店喻湾）十六世文周公嘉庆十年（公元1806年）从喻家稻场迁信阳彭家湾喻湾十六世太兴公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从喻家稻场迁光山罗陈百步村十四世开仕公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从喻家稻场迁陕西山阳县竹林关（今丹凤县竹林关镇）十六世文秀公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从喻家稻场迁光山罗官店复迁易店喻老湾十五世世亨世文二公道光二十年（公元1841年）从喻家稻场迁塔尔岗十五世世爵公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3年）从喻家稻场迁白菜园（今光山白雀园镇）十六世太斌公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从喻家稻场迁罗山潘兴店。              

                                                                                                  德宗二十一世孙崇聪（字聪）二零一九年八月于武汉

可以查，但难度大。有很多网友提供行第、字辈的几个字然后找族谱，可以说99%都是石沉大海。尤其是有一些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没找到家谱的，这期间字辈有可能是后来起的，和原来的就不一样了，所以按照字辈去找家谱比较困难，还要结合其他资料。

首先应该知道所属姓氏的郡望、堂号，属于哪一支派，再根据这些信息找到对应的祠堂（家谱一般在族长、族头那里，或者族里指定的某个人保管，另外祠堂也会有）。

不知道你是否看过我的相关回答，在此一并附上，供参考：

下面是我看过的一篇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

附寻祖步骤

一、寻根问祖第一步，必须搜集到相关资料

1、先祖迁居前居住地的确切记载（家谱记载或口头流传,如果是做官迁来的可以查看当地地方志史书记载）

2、始迁祖的名、字、号、排行字号，始迁祖生卒年月及相关生平事迹，典故。（始迁祖的兄弟、父、祖父的名号和有无同族、同支）；

3、字派、排行字辈；

4、始祖的相关资料（始祖其他旁证资料，如哪个郡望，和谁是本族）；

5、家族的迁徙史（如迁徙年月，还有迁徙的故事传闻）。

6、始祖和所修现有家谱的年代。

二、寻根问祖第二步：怎么搜集寻根资料？

1、有家谱的查看家谱，一般家谱的记载最清楚。

2、没有族谱的，查看祖坟墓碑文字 ，特别是始迁祖的墓碑，大都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3、没有族谱也没有碑记的，只能多问问族中老人，认真记录他们口述的祖居地名、村名、祖先名、字辈、故乡风物人情、故事传说等；尽可能的和老人交谈了解，并把这些珍贵的资料通过各种方式记录下来保存。

4、查看家里有没有保存以前的土地、房产契约，可以大致考查出始迁祖的名字，和所处的时代。三、寻根问祖第三步：寻根信息的对接和确认寻根信物并不是特指某件物品，而是指宗谱记载的、口头流传的祖先名号、祖坟祖墓这些寻根信息，通过网络交流，你可以和同宗相认对接的这些信息，没有相似点的，是同宗的可能性就很小，而寻根信息越详尽，寻根可能性也就越大。对于始迁祖的来源地名，因为在不同年代记载的方式不一样，比如多少都、什么府、郡之类的，可以根据大致地名所在地的地方县志，寻找到详细的精确位置，再对照如今的地图进行确认，也可以根据当地的人加好友咨询。

四、寻根问祖第四步：寻根的方式和实地考查

把以上这些东西收集得越丰富越好，然后在网上寻找各类宗亲网、姓氏网，发布寻亲信息。也可以在当地论坛发帖，再或者搜索加入当地QQ群，进入祖地群、同支派群等和宗亲交流，也可以在一些族谱数据库平台网站搜索。在网上联系上祖居地宗亲后，要向他了解祖居地相关情况；当大量资料能够确认对接上以后，可以到祖居地实地走访。在根据祖籍族谱记载，找出是否有外迁人员，与始祖资料是否一致来进行确认。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追本溯源是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文化传承，同时也是寻根问祖的整个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但重修家谱是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的，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民众的生活压力相对较大，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时间精力，都无法满足家谱重修的各种需求，而如今，公众的经济收入有了很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生活品质的提高，也开始提高了对家谱文化的重视水平。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市场，家谱经济的形成，正是因为现代人有了这方面的迫切需求，对大部分人来说，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整理与自己家庭有血缘关系的族谱信息，也是对家族传承的历史价值比较直观的体现。

古语说得好，养不教，父之过，但在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形势下，很多家庭对子女教育都已经无能为力，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培养和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简单的语言教育已经毫无效果，如果能够将族谱中的家训族规用到对后人的言行教育中，所起到的效果要更加明显，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家庭重视家谱的重修也是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当然了，家谱经济的火热，不仅仅是因为民众由此需求，更关键的还是相关企业的炒作，特别是对一些家族信息相对匮乏的客户来说，需要借助专业公司的资源和技术优势确保族谱重修的权威性和准确性，这也就为修家谱公司的火热提供了便利条件。

很显然，家谱经济的繁荣，既有客观存在的市场需求，也有专业公司的不断炒作，尤其是将互联网应用和高科技软件融入其中以后，极大的方便了重修家谱的各种需求，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为了方便高效的完成族谱重新的客户也就会对专业公司形成一定的依赖性，考虑到参与族谱重修的同族人是相对较多的，因此费用均摊也就能够确保高昂的费用得以解决，这也是专业公司觊觎这个行业的原因所在，而家谱经济也正是这些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才快速蹿红。

解放前就打倒地主阶级了，

解放前地契当然就作废了。

农村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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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法》

第八条

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第六十二条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 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