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的世代相传实际就是书香门第的延续。剖析湖州的人才现象，人们惊讶地发现有许多名人出自世世翰墨、代代书香的家族。绵延千余载而不绝，代有名人的世家则首推沈姓。

湖州城的东南方向，菱湖西北两公里处，有一处地势略显高爽的村落，村名竹墩。竹墩人相传：古时，这里有6个凸起于沼泽之上的土墩，“竹”字有6划，竹依靠笋而生生不息，方音中“笋”又与“沈”同音，所以当他们的祖先从武康迁居过来时，便称此地为“竹墩”，希望家族能够兴旺发达。

如今的竹墩，和江南富庶地区的其它古村落一样，水泥新房包围着青砖老屋，清溪环碧，溪上的状元、养富、寺前等古桥，还有卧地的石柱、石碑依稀珍藏着这个小镇般的大村落的往昔气度。曾经气势宏大的沈氏宗祠，如今已被桑林覆盖。寻根访祖的天下沈氏后人，只能依稀寻觅过往的显赫。

好在竹墩出来的名人已是多过竹墩的竹子。出门闯天下的沈家人每逢年节总不忘按竹墩的习俗在门前高挂“竹墩沈”的红灯笼，恭恭敬敬地翻一翻那厚厚的一迭《竹墩沈氏家谱》。

《竹墩沈氏家谱》开卷便是南朝教育家沈麟士的《述沈氏祖德碑记》，在中国8000余种家谱中这也算得上是特例了。一般家谱，那怕是再寒微的家族，都要请有功名的人来写序，本族无人的话，就请地方官员或是异姓有功名的乡绅来捉刀。“天下沈氏出武康”、“天下沈氏出竹墩”的大族，要论文治武功和官阶大小，沈氏一门，前有封侯的沈约，后有榜眼沈树本，至于将军、翰林、巡抚之类的官员不计其数，却由一个教书先生来肇端族谱，而且世代不易。户因何在？

沈麟士修谱的那个时代正是讲究门阀等第的南朝，士族与庶族界限分明；就是士族之间，也有品第之分，王、谢世家端居榜首。武康沈氏家族虽然源出于东汉济阳太守沈戎，其后也世代为官，不过多为武将，在魏晋尚文鄙武的风气下，总有点抬不起头来。沈驎士则是沈氏家族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士。

兴文重教，实为沈氏家族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沈麟士虽为布衣，但织帘抄书，以学问和教学为乐的风范，却永为沈氏后人所景仰效仿。

从沈戎迁居武康到初唐的六百年间，“武康沈”人才鼎盛。见史传者一百五十八人，其中三十八人有正传，一百二十人附传，另有皇后三人皇妃五人。

中晚唐时期，湖州东乡的陂塘搂港体系逐渐完善，东苕溪以东的湿地成为移民垦殖的沃土。“武康沈”的主脉便从余英溪畔迁徙至东林山下，在竹墩及其周遭的村落开启沈氏宗脉新的篇章。

继南朝齐梁间“武康沈”文化人才管涌喷发以后，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竹墩沈”也迎来了她的鼎盛时期。开启这一时期的便是一位居家课艺的翰林沈三曾。康熙十五年(1676年)，沈涵、沈三曾兄弟同榜进士，同人翰林。沈涵曾任福建学政，督学兴学于外省。沈三曾丁忧归里后，便潜心教授子侄读书。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沈三曾的儿子沈树本高中榜眼，授编修，不久便以奉亲养老辞官回到湖州，主持安定书院几十年。沈三曾的孙儿沈荣仁、沈荣光、沈咸熙也连捷进士，成为翰林院的青年才俊。

与此同时，竹墩的沈炳震、炳巽兄弟，虽然功名不著，但学术成就斐然。前者有《唐书合钞》、后者有《水经注集释订讹》等著作传世。

武康镇旁有前溪，竹墩村边有清溪。两溪与东苕溪相连，“武康沈”与“竹墩沈”文脉相通。康熙四十八年，德清人徐倬主持双溪唱和，两地参与的沈姓文人多达三十余人，可谓隽秀云集，冠盖一方。

1911年11月5日，湖州教育会会长、竹墩人沈谱琴和湖州鲍山人、湖州府中学堂督学钱恂率领中学堂的学生军发动起义，驱走了清朝官员，宣布湖州光复。1916年，北京大学教授湖州鲍山人钱玄同(钱恂之弟)和竹墩人沈尹默(沈谱琴族侄)担任《新青年》主编，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在中国近代的风起云涌中，“竹墩之沈”续写风流，“鲍山之钱”新开篇章。

钱姓，也是湖州的著姓之一。据谈钥的《嘉泰吴兴志》记载，西汉谏议大夫钱林徙居乌程梓山(大致在今雉城镇西北一带)。到了东晋南朝时期，钱姓已成为与沈、姚、丘、钮并列的江表望族，“晋宋及陈世，有王、侯、牧、守甚众，衣冠之盛如此，而陈昭皇后亦为钱氏，宜为长兴著姓。”

隋唐以后，长兴钱氏逐渐散居湖州境内，迭有名人涌现，如唐朝诗人钱起、高僧道宣、郇国公钱九陇等。

如今天下钱氏多以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Liú）为宗，临安县城内尚有气势宏大的钱王庙，庙内陈列着各地的《钱氏宗谱》。而钱镠一支恰以钱林为四十三代祖。如此说来，天下钱姓的本宗应当在长兴。鲍山钱氏也应当是长兴钱氏的一脉。

鲍山钱氏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出了一位进士，名叫钱振常。钱振常官做到了礼部主事，后来又担任了绍兴、扬州、苏州等地的书院山长，还是光绪帝师翁同龢的乘龙快婿，其学问博洽，显然是被公认了的。偏偏大儿子钱恂的功名只有秀才，举人是屡考不中，实在是家门的一桩憾事。于是对老来才得的小儿子钱玄同(本名师黄)，便顾不上疼爱了，亲自督导。小师黄三周岁诵《尔雅》、四岁背《诗经》，九岁学《说文解字》，九岁习作文之法，十岁背《史记》、《汉书》……

就在小师黄在家苦读的时候，比他大上三十四岁的兄长钱恂参加了总理衙门的外交官考试，成为晚清最早的一批职业外交官。钱恂先后担任过驻英、德、俄、法等国使馆的参赞，驻荷兰、意大利的大使，游历了欧、非、亚许多国家，直到 1909年回到湖州，借居潜园。钱恂在国外二十年，大开了眼界。其夫人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被后人评价为：“无论从中国人接受近代思想的深度来看或者从介绍世界艺文学术的广度来看，这两部书在同时代人的同类作品中，超出侪辈甚远。”(钟叔河评语)。

钱恂在变，国内的小师黄也在变，他改号“掇献”了。这时候的钱玄同已是一位英气勃发的少年才子，读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清著作，对音韵学也产生了兴趣，“掇献”的名号便与其音韵学的研习有关。钱玄同一生的名号极多，每改一次，就表示他的思想有了新的转变。

钱恂担任过湖北省留日学生监督，他大力推动国内青年自费留学日本。单士厘认为，留日之风是钱恂创议而钱玄同率先实践的。1906年，钱玄同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

在日本，钱玄同改名“夏”，表明自己反清排满的思想。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与鲁迅、沈兼士等同为章太炎的人室弟子。

1910年，钱玄同回到国内，在湖州中学堂(后改称省立第三中学，现名湖州中学)担任国文教师。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当时正在该校就读，一代文豪的生花妙笔为我们留下了钱氏兄弟其时的风姿。

“这年秋老虎特别凶，虽近重九，犹如盛夏。我们常在街上看见钱老先生(钱恂)身穿夏布长衫，手持粗蒲扇，稻孙(钱恂长子)高举洋伞在钱老先生身后，钱夏和钱老先生并排，但略靠后，董大酋则在钱老先生之前。他们一行安步当车，从容潇洒，我不禁想起《世说新语》的一段小故事：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太丘长子)将车，季方持杖从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两者相比，岂不有些相似么……

“钱夏先生代课时期，曾教我们以‘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问讯吴大将军’开头的史可法《答清摄政王书》，以‘桓公报九世之仇，况仇深于九世；胡虏无百年之运，矧运过于百年’为警句的《太平天国檄文》，也教过黄遵宪(公度)的‘城头逢逢雷大鼓’为起句的《台湾行》，也教了以‘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为起句的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

“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

1913年，钱玄同、钱稻孙随就任大总统府顾问一职的钱恂北上。玄同、稻孙都开始在北大任教。这时候竹墩沈氏三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也先后进入北大任教。谁也不曾料想，竹墩沈与鲍山钱的第三度相会，竟然会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准备了一批中坚骨干。

从1913年到1917年，湖州人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在他任内持教北大的湖州人有俞同奎、章鸿钊、崔适及“三沈”、“二钱”，除了崔老先生为宿儒外，其余都是留学归来的新派人物。到了1917年，钱振常的学生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又有湖州人朱家骅、沈迈士(也是竹墩人)、徐森玉进入北大任教。这个时候，北京大学总共才只有28位教授。湖州人云集全国最高学府的盛况比起清朝嘉庆六年(1801年)那次“五元会京师，同科五翰林”来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

更胜一筹，在于“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开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历》)

陈独秀当时在上海独立支撑《新青年》的编辑出版事宜，沈尹默以故友身份力邀陈应聘北大文科学长一职。《新青年》移至北京出版后，沈尹默、钱玄同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六教授担任轮流编辑，《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新青年》时期，沈尹默的主要贡献在于文学革命实践和介绍国外各种社会思潮，包括社会主义学说，他的白话诗《月夜》被称为“第一首散文诗而备具新的美德。”

钱玄同则为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许多响亮的口号，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第一次把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定为文学革命的首要否定目标；“汉字革命”，开启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先河。而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语言文字学学术素养，使他的号召“学有本源，话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胡适《自传》)。这时候，钱玄同的名号开始启用，不久便响亮得超过了本名。

《新青年》南迁广州以后，北大四沈二钱归于沉寂，潜心于学术世界。钱玄同又改名疑古玄同，致力于文字改革，与另一位湖州人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并为语言文字学的泰斗。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恢复旧名“夏”，以示气节，拒绝伪聘，1939年1月病故。沈尹默则致力于书法艺术及理论的探索，成为廿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大家之一。

有了竹墩沈氏、鲍山钱氏等众多人才辈出的家族，上个世纪的上半叶，湖州人到了外地，一口湖州白是绝对不肯改 的，就象现在的上海人到了别地方仍旧讲上海话一样。不仅 是因为有沈尹默、钱玄同、陆志韦这样的名教授，朱家骅、张乃燕这样的名牌大学校长，当年名教授、名校长的社会影响力可以从蔡元培、李大钊、沈尹默、钱玄同等营救陈独秀出狱一事中看出一斑。更是因为有沈家本、胡惟德、戴季陶、张静江、吴鼎昌等一班高官和朱五楼、王一亭、顾叔苹、沈联芳等一批工商巨子的存在让湖州人傲气得很。

清帝退位的时候，责任内阁十位国务大臣中湖州人占了两位：司法大臣沈家本，外务大臣胡惟德。在接下去的北洋政府中，胡惟德担任过总理，沈迈士的父亲沈瑞麟当过代理外长，章宗祥是大理院院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则有“国民党半个中央”的提法，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常委、评委的湖州籍人士共有16人。因为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一职长期由湖州人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把持，所以又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反清讨袁．经费的主要筹款人，也曾经是蒋介石的思想导师。另一位元老戴季陶则一直担任考试院院长。

湖州近现代的人才鼎盛，昭示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潜藏着巨大的社会能量。而当上海开埠，外面世界的各类信息潮水般涌人时，这股潜藏的能量被激发出来。封闭的旧中国被迫打开的窗口——上海，成为湖州各色人等一展身手的舞台。从王佐卿、陆心源投资办厂，王一亭、顾叔苹代理洋商业务始，数代湖州人在上海接受了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洗礼，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当年在会文路湖州会馆中济济一堂的，除了政界和工商界的人士外，还有藏书家周庆云、朱孝臧，书画家吴昌硕、钱病鹤，音乐家邱望湘、沈知白，翻译家包玉珂、周越然，摄影家蔡仁抱、刘旭沧，**编导沈西苓、潘孑农，文物鉴赏家徐森玉、张珩，小说家赵苕狂，戏剧家宋春舫等众多文化名流。裁缝的儿子潘德明，在完成全球第一个孤身周游世界的壮举后，也成了上海湖州同乡组织——湖社中的一员。

湖州人在北京和上海，北南交相辉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挥洒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表[表，读音作biǎo(ㄅㄧㄠ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炎帝神农氏第十七代姜器的鲜卑族后裔，属于复姓汉化省文简化为氏。

少典氏第十一代、炎帝神农氏第十七代姜器的后代有潞氏、路中氏、露氏、甲氏、榆氏、留吁氏等。

其中的潞氏的支派又有隗氏、狄氏、落氏、落皋氏、戎氏、戎子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乌护氏、纥骨氏、壹利吐氏、异其斤氏、回纥九姓等。

其回纥九姓就是回纥氏、仆固氏、浑氏、拔曳固氏、即拔野古氏、同罗氏、思结氏、栔苾氏、阿思布氏、骨仑氏。

之后由回纥氏分衍出高车十二族，即乞伏利氏、咤卢氏、乙旃氏、大连氏、窟贺伏氏、达卢干氏、阿仑氏、莫允氏、俟分氏、副伏罗氏、乞表氏、布收沛氏。

其中的乞表氏后来取汉字谐音单字“表”为姓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西汉朝时期酒泉郡的表是县，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汉书·地理志》：“酒泉郡表是县”，本注曰：“莽日载武”。《后汉书·郡国志》：“改表是曰表氏，魏晋因之。”《后汉书·五行志》：汉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汉朝时期的酒泉郡下辖两县，一为乐涫县，一为表氏县。唐朝学者李贤对汉史记录注释道：“表氏故城，在张掖西北”。

今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遗址，为我国现存规模较大、颇有影响的一座古城址。骆驼城为东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因地震水患而由 出面搬迁重筑的酒泉郡表氏(表是)县城，从五胡十六国的前凉国直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北周时期，该城一直为凉州建康郡郡治及其所辖表氏(表是)县城，唐朝时期为建康军城，公元766年被废弃，该城的建制历史延绵五百八十五年。

实际上在秦朝末年，酒泉郡表是县就已经存在了，当地居民主要来自北方各民族，后有相当一部分居住民以城池名称“表是”为姓氏，后随改为复姓“表氏”，再后省文简化为单姓表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朝鲜族，出自古百济新昌族，属于汉化取姓为氏。

古百济国新昌族有表氏，源出古新昌县。

据史籍《魏书·地形志》记载，北魏政权(公元386～534年)在中国北部地区设置平州，治所在肥如城(今河北卢龙)，领辽西郡和北平郡，辽西郡下辖肥如、阳乐、海阳三县、北平郡下辖新昌、朝鲜二县。

新昌、朝鲜二县当时多为朝鲜族人，在北魏孝文帝元宏(拓跋宏)进行汉化改革的浪潮中，除了将中国北方的鲜卑、羌、匈奴、氐诸民族的原族姓氏强行汉化外，对其所辖地域边缘地区的其他民族，则大多以居地汉名称谓命其姓氏，其中，对所辖东北地区的高丽、百济等民族，按北平郡下辖的新昌、朝鲜二县中的各小地名分别给其命姓，其中即有表氏，为新昌境内一屯子的名称。

二历史名人：

表　祥：（生卒年待考），四川成都人。著名宋朝时期僧人。

宋哲宗时（公元1086～1110年）的著名僧侣，他善于绘人物像， 手法 ，常于妙高台壁间画东坡像。当时苏东坡为其题诗道：“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要板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

表肇基：（公元1938～今），云南沪西人。著名基础教育家。

1963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数学系，从事数学教学工作近四十年。在1987评为数学高级讲师，曾任教务主任，教务科长。

他在教学中坚持讲练结合，分散难点、突出重点、新旧联系，以旧出新，联系实际，总结方法，重视能力培养，受到学生的尊重和社会好评。

多次评为先进教师和优秀教师。在中学、中专、大专数学教学中结合数学工作实际和要求，总结教学经验和方法。

撰写的论文和数学研究文章有：《启发式》、《教学法与认识论》、《高中数学与题解》、《数学竞赛辅导》、《数学习题的典型与一般》、电大《高等数学复习提要》、《高等数学习题解》、《经济应用数学》、函大《线性代数学习指导》、《弹性分析》、《和角公式的证明》、《直接积分法》等。

表钟九：（公元1942～今），朝鲜族；吉林省会人。著名儿科医学专家。

珲春市辉春林业局职工医院业务院长。自从大学毕业后临床医疗工作达三十余年，从事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和治疗。

擅长儿科临床，肾脏内科，在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炎、部质性肾炎、尿毒症方面较深的研究。所撰写的《小儿呼吸系统疾病中小儿第三型哮喘——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论文，在1993年9月杭州第六届全国中西医结合会议上国内首次发表，这是纯中药治疗，该文章受到大会好评。

近些年来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二十余篇论文和译文。在其三十余年医疗工作中获得各类省级、省级、局级先进工作者荣誉。

目前专攻用中西医结合研究肾脏内科方面几种疑难病，已取得部分成果。

其人生格言：成功之路——勤奋、坚持。个人医疗生涯的间略真实的记录在由国家人事部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医学专家》中。

表凤鸣：（公元1956～今），河北承德人。著名现代书法家。

幼承家学，受父表福庭先生影响，酷爱诗文书画诸艺术，后拜姚小尧、刘顺、谢超、元渚先生为师，以颜柳入手，上追汉魏，作品多次在全国性大宗中获奖，书法作品曾被翰园碑林，圣泉碑林，墨子碑林，三清山碑林，选入刻碑留迹，并编入中国当代书画家大辞典，中国当代书法名家大辞典，中国当代书画家名典，中国当代文房四宝与文学艺术家大辞典，中国当代楹联墨迹集，中国诗书画印大观，东方之子一二三部，英国剑桥大学传记中心出版的世界知识界名人大辞典，台湾出版的海同心书画联展专辑，等三十余部辞书。

诗词作品曾编入中华吟萎，华夏诗存，湖海嘤呜集，言志别裁，咏物别裁，揽胜别裁，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书法艺术研究会会员，菲律滨学群文艺社名誉理事，北京卿云诗书画社社员，河北书法家协会会员，承德市书法家协会理事。

目录

一、家族溯源

二、家训创立

三、家训讲疏

四、家训启示

引言

  一个国家的家族乃是民族存在最典型的组织形式。世界上有许多兴盛的家族，他们靠着家训、家风的精神砥砺而代代相传，这些“心法”，如同基因一样，融化在每一个家族的血液里，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如瑞典首富瓦伦堡家族、犹太至尊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传统中国也一样，“家国一体”，“家”是缩小的“国”，“国”即放大的“家”。中国独特的姓氏文化，构筑了中国不一样的家族文化，其中家训、家风，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如周公旦《诫伯禽书》、颜之推《颜氏家训》、钱镠《钱氏家训》、曾国藩《曾国藩家训》等家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家族溯源

  在中华民族延绵发展的几千年中，吴兴沈氏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等有关资料所载，沈氏出自姬姓，是黄帝的后裔。该家族延绵至今，人才辈出，仅《浙江人物简志》记载南朝五代人物46人，武康县就有19人，其中除姚察外，均为沈姓。道光《武康县志》卷十三 “爵秩” 中记载的沈姓人物更达到117人，以至于民间曾有“满朝文武半朝康”的民谣，该家族建国后依然隆兴不衰。笔者以为此家族的繁盛与其家训、家风息息相关。

    据统宗一百零一世孙沈一新先生在《沈氏迁徙路径简述》一文，可知“沈”本是上古国名，最早是夏禹子孙的封国。周初时，武王死后，由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旦（文王第4子）摄政。三监不服，与武庚（商纣王之子）勾结，联合东方夷族反叛，后被周公旦所灭。季载（文王第10子）因平叛有功，被周公举荐为周天子的司空，后成王将其叔叔季载封于沈国，又名聃国。季载又称冉季载。聃又写作冉，古时，冉、沈读音相同。春秋时，沈国为蔡国所灭，季载之后子逞逃奔楚国，其后子孙遂以原国名命姓，称为沈氏。此外还有芈姓、金天氏、姒姓等不同说法，但大多称为聃季公后裔。

至于德清沈氏的起源，可从东汉光武帝的时候说起。祖先为沈戎（？—58），其字威卿，祖籍安徽。东汉初，为光禄勋，九江从事，累迁济阳太守。东汉建武中（56-57），说降强贼尹良，光武帝刘秀嘉其功，封“海昏侯”，辞不受，乃避地徙居会稽郡乌程县余不乡，遂世家焉。后封述善候以卒，时在永平元年（58），葬乡之金鹅山。自晋宋齐梁以下，凡余不之沈，皆其所出。其后代子孙繁衍至今，逐渐成为沈氏大家族，而“沈”也随之成为了“德清第一姓”。

二、创立家训

  沈氏家族因为年代久远，繁衍广泛，其家训有不同的流传版本，笔者目前所见至少有两个。如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山下头村《沈氏家训》乃后世子孙总结提炼其先祖沈约修身为政思想和相关诗文警句，制定而成，该家训共十三则，以传统儒学为伦理基础，其各条内容既讲道理又重实用，贯穿于家族生活的各个层面。即“孝父母、敬长上、敦友于、正内外、和乡族、率勤俭、禁游惰、革奢侈、惜孤寡、养贤才、尊师道、戒仆从、务耕读”。此外还有创立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的《沈氏家训》，共二十条。相对于这个延绵三千年的家族来说，家训的创立是较晚的，但是并不代表此前没有类似的家训，只是在乾隆五十四年变得更加完善和系统了。以下是具体内容：

《沈氏家训》

第一条、祭祀不可不殷也

第二条、侍亲不可不孝也

第三条、天显不可不念也

第四条、身者不可不修也

第五条、持家不可不勤俭也

第六条、尊卑不可不辨也

第七条、择师不可不慎也

第八条、教子不可不严也

第九条、养女不可不训也

第十条、择配不可不谨也

第十一条、交游不可不审也

第十二条、志节贵乎坚贞也

第十三条、志行不可刻薄也

第十四条、邻里不可不和也

第十五条、输粮不可不先也

第十六条、穷难不可不周也

第十七条、出仕不可不清也

第十八条、忍耐不可不讲也

第十九条、奢华游惰当惩也

第二十条、赌博不可不戒也

此二十条家训，从祭祖、重孝开始，再到修身、持家，再到教育、交友、志节、出仕，等等，可谓涵盖一个家族方方面面的事情。这些家训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行为准则，它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的家训中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故而201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向全国推广学习《沈氏家训》。

三、家训讲疏

检索沈氏家族历代名人以及家训内容，笔者将结合例子来简单梳理下沈氏家训。

在《竹墩沈氏家谱》开卷便是南朝教育家沈麟士的《述沈氏祖德碑记》，在中国8000余种家谱中这也算得上是特例了。一般家谱，那怕是再寒微的家族，都要请有功名的人来写序，本族无人的话，就请地方官员或是异姓有功名的乡绅来捉刀。“天下沈氏出临泉”的大族，要论文治武功和官阶大小，沈氏一门，前有封侯的沈约，后有榜眼沈树本，至于将军、翰林、巡抚之类的官员不计其数，却由一个教书先生来肇端族谱，而且世代不易，可见沈氏家族对教育之重视。

  也正是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故而在乾隆年间的沈氏家训中，第八条“教子不可不严也”赫然在列，其言：“子弟之正邪，每视父母之严忽，严则比匪可入端方，忽则端方必流于比匪，自古迄今，大抵然也，必也。毋姑息，毋纵容，毋听妇言，毋喜称道，虽父子之间不责善而义，方可不训哉！”

可见在“教子”方面，沈氏家族之“严”。“严”是为了出人才，“严”不仅仅是严格，“严”还是传统社会苦耕读、苦读的精神传承。

  苦读的榜样，如统宗五十二世孙、休文公沈约（441-513年）,他不仅是“三朝为官”，此外还是齐、 梁文坛的领袖。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从小的苦读。《梁书·沈约传》记载有言：“约幼潜窜，会赦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文。”

    此外沈家教育力求文武兼备，故而沈家历代名人中文臣武将很多。如儒将沈世纪（621-688年）便是其中的杰出榜样。沈世纪一生可谓书剑天涯，史载其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平乱开漳，任分营将，功勋卓著。唐高宗赐名“勇”，宋理宗加封“武德侯”。其后裔遍布闽南粤东台湾东南亚，人数达数十万，其中在诏安县就有近30万裔孙，被尊为“沈氏唐开漳太始祖”，故后人又叫他“沈祖公”或“勇公”。

    第九条“养女不可不训也”。此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得不谨慎对待，对于女儿的教育，古今时代不同，要求自然不同。家谱中对这条解释道：“四德三从之道，朝夕劝喻，针线纺绩，晨昏督责，使性情即于中和，动履底于勤慎，则异日庶免讥消于他门矣，而况乎福禄之多由于贤淑也。”其中“三从四德”已经是封建落后之思想，自当摒弃。新时代女性，更多的是强调自主、自由、自立，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但是其中所谓的“福禄之多由于贤淑也”还是有几分道理的，不可全盘否定。根据沈氏家谱记载，沈家女性出过四位皇后，分别为陈后主沈婺华皇后、唐代宗睿真皇后、陈文帝沈妙容皇后、宋文帝沈皇后（追封）。如沈婺华，史载她，性端静，寡嗜欲。聪敏强记，涉猎经史，工书翰。有《沈后集》十卷，可惜已经散佚。此外沈氏择婿，亦体现出沈家对女性的教育。如沈濬，字道源，畸子，建炎二年（1128）进士，历任王宫大小学教授，监察御史。其女嫁秘阁修撰自宣城移居德清新市之吴柔胜，生子渊和潜。吴渊嘉定七年（1214）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吴潜嘉定十年（1217）状元，官至右丞相，又为南宋著名爱国词人，今存《履斋遗稿》四卷。所择女婿，皆为一时清流之士。以上不失为传统社会的女性杰出代表。

    第十二条“志节贵乎坚贞也”，家谱中解释道：“无论读书与否，皆以志节定人品，苟守之不定，势将纵其情欲，任意所为，机械变诈，利己损人，不堪述矣。即富贵胜人学问，足羡奚足重耶，善相士者，原在人之志行上定评，不徒狥俗也，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学者当三复斯言。” 第十七条“出仕不可不清也”，家谱中解释道：“致君泽民，吾儒分内事耳，苟以援上之不工，剥下之不巧，为虑凡足以肥囊橐，而贻子孙者，尽力而为之，即眼前幸漏法网，子孙有不受其报者：然则出而治国，不思循分尽职，以光前裕后，而贪黩之，鄙夫，岂非衣冠之盗贼也哉！”

    笔者以为以上两条在沈氏后人的精神风骨表现得尤为明显，也是整个家谱的精神脊梁。故而《沈氏家训》被中纪委网站推荐，并向全国推广宣扬。在沈家当中，从汉代沈戎，《南史》中记载的沈瓉之，到明代的沈从儒，到清代沈祖括、沈天祥，再到近现代的开国将军沈启贤，这些都是“志节”之士的杰出代表。

《全梁文》·卷四十录统宗五十世孙沈驎士《沈氏述祖德碑》颂沈戎有曰：“其他支派咸昌，名人代有，昭耀史策，统而举之，或远引高蹈，或致君泽民，或立言垂范，或折冲御侮，或孝友于家庭，或忠节殉国难。沈氏之兴，莫是过也。”又言：“诰曰：‘东汉故臣沈戎，沈国谪系，世有善行，才智兼长，忠义自矢，遂敢身入虎穴，谕以致诚。一矢不加，逆子格面，茅社之锡，用以旌功；乃国难既夷，挂冠远遁，舍故宅为佛寺，弃封侯如脱屣。进不为身，退不为名，忠上洁已，邦家之光。沈氏积善，惟戎述之，可追封为述善侯。’并敕其所舍寺曰怀德寺。呜呼！戎祖之德，久而弥彰矣。夫人于利害之关，富贵之际，见不透，决不力，避难苟禄，死无得称，以视戎祖为何如耶邪。是知叶祥于天人，而昭显于嗣裔，赠爵于后王，皆由德也。”

    沈驎士一句“皆由德也”可谓道出了沈氏家训的真髓。古人讲“厚德载物”，无德之人，自无福报，亦无法长久。

    此外第十一条“交游不可不审也”，家谱中解释为“择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否则，必至失身，匪类将犯朝廷之法纪，危累父母兄弟者有之，可不慎于择交者哉！邻里不可不和也。”第十四条“邻里不可不和也”，家谱中解释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古有明训，凡兹同里，毋以小隙而构大怨，毋以微忿而结世仇。为父兄者，则训诫其子弟，为子弟者，劝谏其父兄。庶几，里有仁风，而乡邻多惠爱矣。”这些都是家谱中重要的内容，在此我们可以从大文豪苏轼的文集当中讨论的一个小故事给予说明。《苏轼文集》中有《刘凝之与沈麟士》一文，其写道：“《南史》：刘凝之为人认所着屐，即予之。此人后得所失屐，送还，不肯复取。沈麟士亦为邻人认所着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即予之。邻人后得所失屐，送还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虽小节，然人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

其中大意是说名士刘凝之所穿的鞋被人认去了，他即把鞋送给那人，那人后来找到了自己先前丢失的鞋，就来送还，刘凝之却不肯再收取那双鞋了。而名士沈麟士，他所穿的鞋也被邻人认去了，麟士当时笑着说：“这是您的鞋吗”随即送给了邻居。邻人也找到了他所丢失的鞋，来送还，麟士又说：“这不是您的鞋吗”就笑着把鞋子接过来了。其实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一个“笑”字，因为“笑”与不笑，所表现的情感大不一样，所体现的风度也不一样。从这个小故事可谓生动的展示了沈氏族人在交友、睦邻等方面的性格特点。此家训与其家风中所提倡的“和睦之风”也是极其吻合的，可谓知行一体。

四、家训启示

崔邦德在《我的寻根溯源之路》一文中说：“宇宙万物，以人为本，人之所在，以家为聚也。家族，是一个国家乃至天下的最基本结构，家族的崛起与延续不仅仅代表着一方繁荣，更是国家兴旺强盛的基石，也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桥梁。”  由此可见一个家族的兴衰，对社会的重要影响。总结沈氏家族这二十条家训，对祭祖孝亲、教子择配、持家睦邻、志节行操、出仕交游等内容都有着明确的规范，个别条目在新时代下，有些“格格不入”，但是大部分都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他们的精神归旨是高度一致的。故而在今天重提“讲家训，树家风，传美德”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应该给予鼓励。

家庭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家庭，便也随之产生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一起，构成了人类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因为它是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这就决定了它的初始性、持久性和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的关系的亲密性。自然，家庭教育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了。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人终生受益，而不良好的家庭教育自然也就贻误终生。

不重视家庭教育的影响：学生成绩起伏很大；和同学关系紧张；容易偏激、偏科。

学校的教育看起来完善，面面俱到。然而，学校不是隔一段时间要开家长会吗？这就表明家庭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

两会上，国家重视学生的情商教育，就是要家庭教育来培养的。

家庭是培养学生心灵的窗口，学校是培养科学文化知识的地方，设想一下拥有许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却因为心理问题发挥不出来，在大考时很容易就失败。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比较：

（1）一个教师同时要对多个学生进行教育，其关注程度不如家里是2个，甚至多人共同关注一个学生。

（2）学校的教育主要是科学文化素质的教育，而家庭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两者相比后者对孩子的影响更重要。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再多的科学文化素质也不能造福社会，反而可能危害社会！如某些恐怖分子能够做导弹、开飞机，有知识反而危害社会。

自古以来，家庭教育问题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像古代对贤妻良母的要求，“相夫教子”就是一个重要要求。此外，许多名门望族更是留下了许多家训的书籍和案例。

家训也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传统宗族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经历了氏族、家族、家庭的变迁，但是，这些都是形成一个国家的基石。

在国家不安定和国法不明确之际，家训即可发挥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为，家族为了维持必要的法制制度，就拟定必需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家族中人，这便是家法家训的最早起源。

自汉初起，家训著作随着朝代演变逐渐丰富多彩。家谱中记录了很多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成为人们倾心企慕的治家良策，成为“修身”、“齐家”的典范。比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节俭持家思想，今天看来仍有积极意义。在家谱中有不少详记家训、家规等以资子孙遵行的。当中，最为人称道的名训，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至今脍炙人口。家训之所以为世人所重，因其主旨乃推崇忠孝节义、教导礼义廉耻。此外，提倡什么和禁止什么，也是族规家法中的重要内容，如“节俭当崇”、“邪巫当禁”等。

家庭教育作为一种学科进行研究，在我国也就是这些年来的事情。这是时代的发展，人才的需求，国民整体素质提高所必须涉及的问题。

人的教育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这里包含着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集体（托幼园所、学校）教育，三者相互关联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这项教育工程离开哪一项都不可以，但在这个整体工程之中，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把儿童比作一块大理石，他说，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6位雕塑家：①家庭；②学校；③儿童所在的集体；④儿童本人；⑤书籍；⑥偶然出现的因素。

从排列顺序上看，家庭被列在第一位，可以看得出家庭在塑造儿童的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位教育学家心中占据相当重的地位。因此，家长了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

孔子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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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汉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论语》，即语录体散文集及《五经》中。

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春秋后期鲁国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代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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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孔子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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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孔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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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

“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孔子思想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又一成果。

附：

“知”——孔子思想的精华

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获得知识的方法。在春秋末期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是无法应付现实生活的变化，从奴隶主贵族本身来说也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但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却需要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才，要他们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种种复杂的问题。孔子适应着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给人们以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对这句话虽有种种不同解释，但它包含要扩大教育面，使受教育的人不仅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应该是无疑问的。孔子自己实践了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所以他说：“只要给我十条干肉作学费，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论语·述而》）他的这一作法，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人才问题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为了所有的阶级，更不是为了什么培养为全民服务的人才，而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有才干的人。虽然如此，但孔子的教育活动，却是结束了过去贵族垄断的“官府之学”，开始了学问的私家传授。所谓“学术下庶人”，正是从孔子开始的。从这一点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

不仅如此，孔子通过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从中总结了不少合于人们认识规律的经验，但孔子的这方面的思想，还不是认识论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对教育方法、求知方法的概括和总结。

首先，孔子比较强调人们的知识来源于学习。虽然他也讲到“生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它表明孔子还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但是我们从他的具体教育活动上看，他并不十分重视这点。他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才是他自己的主张，显然这和“生知”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孔子从来就没有认为他自己是“上智”的，而且也没有说过哪一个人是“上智”的，他甚至认为尧舜也会有错误。关于他自己，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非常好学，他自己给自己的评论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赞美好学的学生颜回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子贡问：“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非常注重学习，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学习，人的道德品德也是通过学习才能得到，所以他所说的“生知”差不多成了一句空话了，在实际上并没有重视它。

孔子主张学习的知识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学习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方面得来的知识，这可以说是历史知识，《论语》中记载孔子从过去的历史文献、典章制度中学得知识的地方很多，他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乡党》一篇中，除极少数几节外，大都是讲古代的制度，孔子就是学习这些东西。从孔子教学的内容看，大部分是古代文献、典章制度等，“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生活行为的准则，对上要讲忠义，对朋友要讲信实。”（《论语·述而》）这里所说的“历代文献”就是《诗》《书》《礼》《乐》等等。二是从现实生活方面得到的知识，这可以说是现实的知识。但孔子主要是注重观察而不大注重实践，特别是他非常轻视生产实践。在《论语》中许多地方记载了孔子主张在生活中要注意学习的话，例如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不耻下问”等等。但是孔子轻视生产实践则是非常错误的，有一次他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和种菜，他不仅说他不如老农民和老菜民，而且骂樊迟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呀!做一个统治者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隐瞒真情。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小孩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论语·子路》）孔子说这样的话表明他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而剥削阶级从来都是自己不劳动而且轻视劳动。

其次，孔子对某些学习的规律作了概括，得出一些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作为他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

他提出反复的学习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获得新的知识，他说：“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等，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谈到通过对过去的经验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他已经知道可以由学习过去的知识中吸取经验，这对认识当前的事物是有帮助的。孔子常常向别人请教，从别人那里学得知识，然后用来教别人，他说：“我有很多知识吗？没有呢。有一个普通人问我，我对他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从他的问题正反两面去盘问之后，却得到很多启发，然后尽量地告诉他。”（《论语·子罕》）

孔子还从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学”和“思”的关系。他所说的“学”和“思”的关系虽然不等于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但也是别人的经验如何通过思考变成自己的知识的关系。“学”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习，“思”是把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得的东西通过思考加以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所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习前人的知识而自己不思考，只能停留在迷罔之中而不知正确与错误；只是凭空思想而不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知识经验，那就会一无所成。看来，孔子虽然也重视“思”，但他却更重视“学”，他认为“学”是“思”的基础，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大凡人类认识史总是首先重视“学”（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而逐渐才注意到“思”（对经验加以总结找出规律），孔子通过他亲身的教育实践，开始认识到这两者的关系，并由注意“学”开始，到注意“思”的认识阶段。

孔子认为，知识应该尽量丰富，他自己就是一个博学多能的人。但是，孔子认为渊博的学问，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这就是他所说的“一以贯之”。发现了“一”，就是中心思想，或者说是本质，才可以把许多表面上看起来不联贯的知识贯穿起来。当然根据孔子的整个思想看，这个贯穿一切的“一”，其思想本质就是他说的“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又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当仁，不让于师”。照孔子看，一方面是一切要以“仁”去看待，但另一方面的意思又是说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有个要求，要把自己看成是个“人”，站在自己应站立的地位来尽力而为，因此他所说的“仁”从阶级和个人的关系方面来说，包含着重视人的作用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是贯穿他的教育思想，而且也贯穿他的整个学说。

教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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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孔子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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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三千人弟子，七十二贤人。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是可忍，孰不可忍？

家世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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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微子在商末到长治市潞城定居，形成微子镇 。(《潞安府志》载：“纣都朝歌，亦在畿内，微子曾是食采焉。（潞城有微子岭、微子村）”微子岭“在县北二十里，上有三仁庙，下有微子村，其食邑也。”) 周朝封微子镇人于宋， 孔子祖上就在这个南迁的队伍中 。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候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侯，“五世亲尽，别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