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合肥人，我小时候住在包公祠的附近，听过些传说，但无从考证。包公妻子张氏无子，后续妻生子，其子颇顽劣，包公竟然无可奈何（本质不坏，处于逆反心理和包公对着干），曾动用家法，但其性不改，因其为独子，包公只好放任之，后包公卧病在床，欲吃面条，知其子好对着干，就说不吃面条吃饭，结果其子看父亲都不行了，想这辈子就依他这次吧，还真去做了饭，包公在哭笑不得中咽气

在包拯30岁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去世了，也没有给保证留下个一儿半女。后来包拯又娶了董氏，为包拯生了个儿子，名为包繶，长大成人和名门之后崔氏结婚后没留下一儿半女竟染病身亡。包拯到了花甲之年，也没有后人，以为包家要断了香火，就在这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原来包拯还有一位妻子，名为孙氏。当初孙氏说她怀了包拯的孩子，包拯并没承认这个孩子，并且把孙氏及孩子送回娘家，不知道是因为孙氏是陪嫁婢女，还是包拯不认为孩子是他的。孙氏感觉很是委屈，这个时候包拯的大儿媳妇暗中派人给她送钱送东西让她把孩子生下来，没想到还是个男孩。

因为后继无人，并不开心。这个时候大儿媳妇抱回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说是当初孙氏生下的包拯的孩子。包拯看到孩子跟他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肯定是自己的孩子，这才认下了当初被自己抛弃的孩子。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辩忠奸。”

这是电视剧《包青天》中的插曲，唱出了北宋名臣包拯大公无私，刚正不阿的品性。包拯除了在仕途上的作为流传千古外，他还是一名大孝子。

包拯生于公元999年，在1027年考中进士，被授任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知县。包拯考虑到父母已经年迈，为了照顾父母方便，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上级也体量到包拯的难处，批准了他的请求，他遂被改授和州监税。但是父母不想让他离开，包拯于是决定辞官，专门回家赡养父母。

在几年以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在父母墓旁筑起草庐为其守丧。直到守丧期满，他都不忍离去，父老乡邻多次来劝慰勉励，之后包拯才重新出去做官。

做人如此，做事自然不会差，包拯做官后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成为中国 历史 上一代名臣，流传千古。

1918年，包拯的第29代孙包玉刚出生在宁波，也就是后来世界闻名的一代“船王”。包玉刚的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主要取决于他个人的才华和品质。而他那超人的才华和品行是从小培养起来的，离不开他父亲的教诲。

包玉刚的父亲叫包兆龙，待人和蔼可亲，办事公道，秉性刚正不阿，不愧是北宋名臣包拯的后人，而包玉刚的个性与父亲很像。

在包玉刚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再三告诫他们：“一个人的声誉和信用，是做人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人活在世上，不义之财绝不可取。”为此，父亲多次给他们讲关于包玉刚曾祖父的故事。

包玉刚的曾祖父早年行医，养活一家人。后来，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又转型做起了丝绸买卖的生意。有一次外出做生意住在一家旅店，第二天就同雇来的挑夫挑着行李一同赶路，直到当晚在另一家旅店住宿，他才发现有一包行李不是自己的。

于是，他连忙问挑夫：“你怎么把别人的行李挑来了呢？”挑夫赶忙解释：“我哪知道这不是您的，当时客房里只剩下这一担行李了。”

包玉刚的曾祖父为了找到丢失行李的主人，打开行李查看，发现里面有五千两白银的汇票，还有二百两银子，但是并未发现地址。为了归还失主，他决定返回原来的旅店，可是在那里一连等了三天也不见有人来领。于是，只好在旅店的墙上留下招领启事，并留下领取失物的地址，这才离开。

到了第二年，当初那位失主再次入住那家旅店，发现了墙上的招领启事，有些难以置信，但还是决定派人去调查一下，结果还真找到了丢失的行李。失主在上门领取的时候，拿出两百两银子作为酬谢，结果被包玉刚的曾祖父谢绝了。

他回绝道：“这些都不是我的东西，我当然不能拿，这是做人的根本。怎么能重谢呢。”

看到对方如此的正直和信守诺言，这位失主被对方感动了。这位失主是做木材生意的，规模还做得比较大，当他看到包家并不富裕时，就邀请包玉刚的曾祖父一起经营木材生意。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包家也逐渐变得富裕起来，并建造了新的房子，而包玉刚就出生在这座新房子里。

父亲包兆龙向包玉刚讲述曾祖父清白做人做事的故事，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父亲对他在成长路上的教诲，更令其终身难忘。

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从事经商，家庭条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包玉刚也能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在包玉刚13岁时，父亲送他去上海求学，从小就对大海充满浓厚兴趣的他选择进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学习。

抗战爆发后，他辗转来到重庆，并进入一家银行工作。由于他在工作中勤奋努力，从普通的小职员做到重庆分行的经理。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不到30岁就当上上海银行业务经理，之后又晋升为副总经理。

这段从事金融行业的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金融知识，见识了形形色色的商业手法，这对他日后的事业发展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1949年初，解放战争的炮火逼近上海，上海的很多有钱人收拾细软，向海外和港台转移。包玉刚也辞去了银行副总经理的职务，然后跟父亲一起怀揣着积攒的10万元到香港闯天下。

父子俩经过一番谋划，租了一间办公室做起了进出口贸易，从事内地的土特产品贸易，生意还算过得去。1955年，进出口贸易受阻，包兆龙准备向房地产转型发展，但包玉刚与父亲有着不同的想法。

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包玉刚到海边看海，海上来来往往的商船给包玉刚留下很深的印象。从那时起，包玉刚就立志长大后从事航运业。而包玉刚13岁去上海求学，选择的就是船舶业，这与儿时的梦想不谋而合。

包玉刚选择从事海运事业，一开始家人都不理解，因为香港的航运业已经十分发达，而且包玉刚是个门外汉，对航运业知之甚少。包玉刚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一边说服家人，一边四处收集和了解船舶和航运的相关情况，认真研读有关航运方面和船舶方面的书籍。

之后，他取得了父亲的支持，在朋友的协助下，筹集了70万美元的资金，专程从英国买回一艘烧煤炭的二手货船，他的环球航运公司由此起航。

虽然买回的这艘旧船已有28年 历史 ，排水量也只有8200吨，但他登上这艘船的甲板时，心里高兴极了，他东摸摸，西看看，就像一位父亲看待自己刚出生的儿子一样。而就在这时，他已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当一个真正的世界船王。

当时世界上和香港的船王们大多采取短租模式，这样不但收费高，而且还可以随时提高租金价格。而包玉刚选择了一条与他们不同的方式，那就是进行长租，他与使用船只的一方签订3年、5年或更长的租期，租方按月缴纳租金。这样虽然租金价格较低，但是可以锁定长期订单。

在包玉刚看来，要想稳定发展，一是要降低风险，二是要建立在行业里的信誉。将船出租给航运公司运营，自己每月稳定收入，这无疑将自己的风险降到了最低。而通过长租，在行业里逐渐树立了信誉，这样客户就会越来越多。

在包玉刚涉足航运业第二年，由于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被关闭，导致航运运费暴涨。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他购买的那艘二手船为其挣到了购买7艘新船的钱。

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包玉刚敏锐地观察到，随着中东地区油田的开发，石油运输业将在全球航运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于是，他迅速投资资金建造大型油轮，由于先人一步，这又使其大赚一笔。

1977年，包玉刚的船队规模已经达到1347万吨，比排名第二的日本船王三光多了753万吨，比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多了近1000万吨。而到了80年代初，包玉刚的船队规模达到2000万吨，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当包玉刚坐稳“世界船王”的宝座后，他敏锐地观察到世界航运业即将陷入衰退，于是他做出一个令很多人十分意外的决定，那就是卖掉大部分船只，开始弃舟登陆，向其他行业转型。

包玉刚第一战拿下英资企业“九龙仓”49%的股权，第二战又以25亿港元获得英资会德丰34%的股权，1986年又收购渣打银行145%的股份。通过收购上述资产之后，包玉刚在香港和国际商界的影响力可以说用呼风唤雨来形容不为过。

虽然包玉刚在香港坐拥亿万资产，但他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叶落归根，要关心家乡的事业。”他对父亲很孝顺，对于父亲的嘱托自然也不敢怠慢，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让包玉刚看到了报效祖国和家乡的机会。

于是，他给内地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回来探亲，因为他得知自己的表亲卢绪章担任国家 旅游 局局长，这样就有了探亲的由头。这封信很快被送到邓小平手上，邓小平立即授意廖承志发出邀请电报：欢迎包玉刚夫妇回来探亲。

1978年11月，离开内地30年的包玉刚终于回来了，想看看这三十年来祖国有多大的变化。当他们到达北京之后遇到一个尴尬的事情，那就是没有找到一家像样的酒店。于是，包玉刚当即决定，要向祖国捐款1000万美元，修建一座现代化的 旅游 酒店，并引进国际先进的酒店管理方式。

他将这一意愿向时任国家 旅游 局局长的表亲卢绪章说了，并表示，建成后这座酒店的产权和运营权都归国家所有。他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将这座酒店以父亲的名字来命名——兆龙饭店。

包玉刚之所以将其命名为兆龙饭店，这也是为父亲尽孝道。我们知道包拯是一个非常孝顺父母的人，为了赡养父母宁可辞官，而包玉刚作为包拯的第29代孙，自然也继承了包家的优良品质。

不过，以前都是我们援助其他国家，一般不接受“外援”，对于这10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一时不知如何处理。于是卢绪章向邓小平请示后，邓小平决定亲自接收这笔捐款，并在北京东三环的长虹桥畔修建兆龙饭店。

令包玉刚非常意外的是，兆龙饭店落成之日，邓小平亲自出席了开业典礼，并题写了店名。

包玉刚自从第一次回来探亲，对内地和家乡的捐款非常慷慨，除了捐赠兆龙饭店外，还捐赠1000万美元在上海交通大学建造一座规模宏大、设施先进的兆龙图书馆。

1984年，邓小平作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这深深地打动了包括包玉刚在内的一批海外“宁波帮”人士，这更激发了他们回来支援家乡建设的热情。

1984年10月28日，包玉刚一家人回到阔别30多年的家乡宁波，当他得知宁波还没有一所大学时表示：“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10倍，人口也跟香港差不多，但还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全国向四化进军中怎么行呢？”于是，他当即决定捐款2000万美元，创建宁波大学。

在包玉刚等人的带动下，一大批海外“宁波帮”人士回来建设家乡，带动了宁波的发展。

包玉刚除了投资家乡建设以外，还积极促进香港回归。包玉刚不仅与内地高层接触频繁，而且还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每次到伦敦期间，都会与这位铁娘子共进午餐及会谈。

1981年，包玉刚再次偕家人来到了唐宁街10号，拜访撒切尔夫人，并为撒切尔夫人带来两份神秘的礼物：一份是一个跳绳，用于拉近两人的关系，当撒切尔夫人打开这份礼物时还真被逗乐了；另一份礼物是包玉刚在英国造船厂订购了两艘船，这对于当时不景气的英国造船业来说可谓是好消息，这无疑向撒切尔夫人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包玉刚顺势诚挚地提出，希望撒切尔夫人能够参加这艘船以及另一艘在上海建造的姊妹船的剪裁，以非官方的形式走近中国，感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后，包玉刚把这个消息迅速传递给中方，中方向撒切尔夫人发出正式邀请，就这样促成了两国之间的正式接触。此后，包玉刚经常在香港和北京之间奔波，为香港的顺利回归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7年，白玉刚宣布退休，把旗下的公司分别交给四个女婿来管理，自己则抽出更多的时间关心内地的建设。可是，正当他准备为祖国做更多事情的时候，却在1991年9月23日因脑溢血突然去世，终年73岁。

作为包拯29代孙，包玉刚不但继承了包拯的刚正不阿、大公无私、孝敬父母等优良品行，也将这些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他不愧是令人敬佩的世界船王和中华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