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政治文化传统和悠久的历史

羁縻·土司制度是古代中国中央王朝分封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世袭官职、由他们代理中央王朝统治当地人民，达到国家和平统一的特殊政治制度。在实行这一制度的时期，被授予土司之职的中国西南族群的首领，他们以中央王朝法度和礼仪为基础，推行“因俗而治”的法外制度，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司政治文化传统。

土司制度鼎盛时期的明代，数量达到3000多家。经过清代的“改土归流”，许多土司被废为庶民，原先土司的司城、衙署、府邸、庄园等也大都逐渐荒废破败，有的成为废墟即遗址。这些土司遗址经过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等运动，实际保存下来的并不多。

所以，较完整保存到现在的土司遗存，相当珍贵。

“秦为夜郎、且兰地，汉属牂牁，唐贞观中，改播州”（《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这就是“播州”的来历。秦时播州为夜郎、且兰所属之地，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在牂牁郡的北部地区，置郎州，领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燕等六县。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下诏“省郎州并六县”，废除朗州，将六县重新划入牂牁郡。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又于其地复置播州及恭水等六县”，在原郎州之地再置“播州”，辖恭水、高山等六县，“播州”由此得名。

安史之乱前，播州一直被唐廷牢牢掌控，但自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席卷半个唐朝后，唐由此从盛转衰，而后随着唐朝国力的衰退，唐廷开始逐渐丧失了对于边疆地区的控制，这其中就包括播州等西南地区，此时西南地区一些实力较强的部落酋长纷纷割据自立。

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播州僚人发动叛乱，欲图割据自立。次年，唐代宗下诏“荣率师南征，剿抚并用，蛮方永靖”(《贵州府志》)，以罗有德之子罗荣为六州都督、沿边招讨使、太子太保、荣禄大夫，率兵前往播州平定叛乱。7年之后，罗荣终平播州之乱。

随后，唐朝封罗荣为播州侯，“即其地分封，命世侯播土”，将播州作为罗荣的封地，并允其世袭罔替。之后罗氏传至四代，传至罗太汪时，其对播州已进行了八十余年的统治，但这八十余年罗氏内部是不遗余力的进行争权夺利，致使罗氏势力极速衰退。到了罗太汪这代，罗氏早已是外强中干，因此不久播州即被刚刚强盛不久的南诏国所夺。

861年，播州被南诏罗闽氏族部所占，罗太汪为避难只得带族人逃到泸州的叔祖家。当然此时罗氏对于播州这块世袭的封地，依然是念念不忘，罗太汪无时无刻都不在想着该如何去收复这块祖地。876年，罗太汪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此时与他同族的太原人杨端的势力开始强盛了起来，如此罗太汪就求助于他，而后杨端亦答应他的请求。

同年，杨端率向氏、令狐氏、成氏、赵氏、犹氏、娄氏、梁氏、韦氏、谢氏等九族兵马自泸州出发“迳入白锦，军高遥山。据险立呰，结土豪蒋、黄三氏，为久驻计。蛮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杨氏史籍编年》），不久占据播州的罗闽人和僚人就被杨端率军所败。

但是杨端得到播州后，他并未交还给罗氏，而是据为自有，此后唐朝亦对杨端占据播州的事实给予承认，并授予其播州刺史职，成为唐治下的一个羁縻州（类似现在的自治区）。自此开始，罗氏对于播州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随之而来的就是杨氏正式开始了对播州长达725年的统治。

播州杨氏自唐末入播州，成为播州的主人后，历经唐、五代十国、南北宋、元、明等五个时期，从唐至明，杨氏在长达725年的时间里世系不绝，无论中原是哪个王朝在占据，是哪个皇帝在统治，杨氏都能做到屹立不倒，前后历经29代，其世系历史之久，影响之大，传承之久，在封建时代都甚少有匹敌者。

那这里很多人或许都不明白，为何杨氏能够统治播州长达725年的时间而屹立不倒吗？无论中原如何的改朝换代，杨氏都能牢牢的掌控住播州，而不被中原王朝所夺，这其中到底有何原因呢？

个人觉得原因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险峻的地理位置。“播州”介于川、贵，大娄山脉东支中段与乌江中段北岸之间，如《续修四库全书两朝平攘录》载：“凡联三省，此地势西北堑山为关，东南俯江为池，中皆山谷盘亘。巉崖峻壁，跨接溪峒，人马不得并行”，播州地处西南高原，境内大娄山脉自西南向东北，横亘其间，更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再者凭借着播州的山川深阻，地势险要，致使中原与播州的道路常年处于堵塞的状态，而即使是畅通的状态，也是一条人马不得并行的道路，根本不能用于大规模行军所用。

因此，播州杨氏正是得益于播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他们对于此地的统治。因为道路的不通畅，再加上地势的险峻，致使中原王朝要想完全的占据这块地区，他们就必须得花费巨大的物力、人力、财力才可，而这对于早已占据广阔的中原地区的中原王朝来说，这完全是得不偿失的。

第二、丰富的自然资源。众所周知，自古要想形成割据政权的，一得不怕被打，二得不怕被围，要想不怕被打就得占据着险峻的地理位置，如三国时的益州，及唐朝的播州，他们都是可以闭关锁国的地形，只要守住一个地方就能挡住外面的军队。而如果只是单纯的借着险峻的地理位置，显然是不足以形成割据的，因为如果做不到自给自足，敌方要想占据这块地区，只需将其团团围住，然后断其物资来源，这样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不需耗费一兵一卒就能困死他们。

因此，能否保证长时间的割据，除了险峻的地形，还需要有能做到自给自足的自然资源。而播州显然是满足了这个要求，正所谓“播州东西二千里，南北数百里，乐土也”，播州自唐以来就是“稻粟再孰，无徭役”的状态，可谓是富饶无比的。播州既有肥沃的农田，又有可放牧的早地，更有丰富野生动物资源，同时播州还有储存量惊人的山藏矿物，尤其是铁矿、铜矿资源。

如此，对于播州百姓来说，他们是既不缺食物，又不缺兵器，因此当时播州杨氏在借助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他完全就可以做到闭关锁国，割据为王。而即使是中原王朝派兵来攻，播州杨氏亦能靠着这些来与中原王朝进行长时间的拉锯战。

第三、“识时务”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当然如果中原王朝执意要占据播州，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毕竟以播州一隅之地显然是不能和一个国家相抗衡的，一旦中原王朝下定决心要灭掉播州杨氏，他们必灭。想想看，播州杨氏最后不就被明朝万历皇帝给灭了吗，所以播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并不是播州杨氏能够统治725年时间的原因。

事实上播州杨氏能够传承如此之久，最主要的是得益于杨氏的识事务。纵观播州杨氏七百余年的历史，除末代土司杨应龙起兵反叛明朝外，其余的杨氏首领皆未对中原王朝有过任何的异心。每当王朝出现更迭之时，杨氏就不会再为已亡的旧王朝效命，如元灭宋，杨氏就归顺元；明灭元，杨氏就归顺明，总之就是杨氏永远不会替濒临灭亡的旧王朝效死命，而是选择顺从。

而每当杨氏选择归顺新王朝时，新王朝为了笼络地方上的豪族土酋，他们往往都会对其不吝赏赐，并赐予杨氏高官厚禄。如此，杨氏每每都能借此得以继续掌控播州。同时有别于一般势力的降而又叛，杨氏一旦归顺，除非王朝濒临灭亡，否则杨氏则世代效死忠，首领世世守臣节，尽守土之责，每遇战事，只要朝廷有需要，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出兵替朝廷平叛。

可以说杨氏首领在政治上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选择，才是播州杨氏能够经久不衰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四、播州百姓忠实的拥护。当然古话说得好“最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杨氏能够从唐末到明朝就一直统治着播州，除了知道顺应历史潮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杨氏的首领知道与民休息，知道保境安民。自杨端入播州以来，播州杨氏就一直恪守着守臣节、尽守土之责，杨氏十三代首领杨粲还制定了杨氏的家族训言《家训十条》:“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袭，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侯，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 ，然后将此家训刻于石上，以使后世子孙永世铭记。

如此，就是在杨氏先祖的言传身教下，历代杨氏首领就严格遵循着“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袭，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侯，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的祖训，对内与民休息，着力发展播州的经济和农业，对外则是选择忠于中原王朝，绝不反叛。因此，在杨氏首领这般统治下，播州的百姓是安居乐业，民殷富实，史载：“西南夷……其中播最大，地方两千里，民悍而富”（《平播全书》）。播州的人口也从唐时户不满500，人口不过2000人变成了宋时户口已达万余家，人口约40000，其经济到明时更是位居贵州第一。

因此，就是这样的播州杨氏，播州百姓又怎会去反抗他们的统治呢？所谓“元明之世，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彦，言土司之巨者，为思南之田氏、播州之杨氏，两广为岑、黄两姓，又以播州杨氏为巨”（《播州杨保考》），就是在播州百姓这样忠实的拥护下，杨氏自然也就能对播州进行长时间的统治。

最后，杨氏之所以能够对播州形成长时间而又稳定的统治，还有一个原因自然就是百姓的拥戴。百姓的愿望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谁让他们过得好，他们就选择服从谁，而播州杨氏恰恰就是能让百姓过得好的政权，如此焉能不被拥戴呢？

播州土司家族墓葬群，扎堆遵义新蒲，跨越宋代至明代 关于这个规模宏大的「 ”土司家族墓葬群”，是在2013年至2014年时，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指导之下，陆续进行发掘的。 最终，通过在这两年时间里的不懈努力，考古队一共清理出了三组墓葬，这三组墓葬的选址在当地仁江河西岸的坡地上，正好处在一个面水背山的地势之中。 此次发掘出的三组墓葬，分别属于古代播州地区历史上的几位「 ”土司”，而且，他们还属于同一个「 ”杨氏家族”。 杨烈夫妇墓航拍 其中，第一座墓葬，为播州杨氏第29世土司「 ”杨烈夫妇”的合葬墓，第二座墓葬，是一座大型的同坟异穴三室合葬墓，属于明代初期第一代播州土司，同时也是世袭播州杨氏第21世土司「 ”杨铿夫妇”的合葬墓；第三座墓葬，通过其中发掘出的文物进行断定，为播州杨氏第14世土司「 ”杨价夫妇”的合葬墓。 除此之外，其实，在此次的大规模发掘之前，已经有几位「 ”杨氏土司”的墓葬已经被发掘出了，加上此次发掘出的三组墓葬，就一共有「 ”九位”杨氏土司的墓葬显露在世人的眼前了，分别是：第13世杨粲、第14世杨价、第15世杨文、第21世杨铿、第22世杨升、第24世杨纲、第25世杨辉、第26世杨爱和第29世杨烈。 杨价夫妇墓 说到这里，你可以要问，这个「 ”杨氏土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族？「 ”土司”又是怎样的一种官职呢？ 关于这些内容呢，我会放在下一个部分重点讲述，关于这个「 ”杨氏土司墓葬群”你大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体现了「 ”世袭性质”的「 ”贵族墓葬群”。 那既然是贵族，从这个墓葬群里所出土的文物自然都是「 ”硬货”，所以，在这里我不妨给大家列举几个，如杨价墓中出土的那幅在考古界轰动一时的「 ”螭龙金杯盘”，其工艺可谓是巧夺天工，在国内的金银器文物当中也算的上是顶级文物了。 再有便是，在其他的「 ”土司墓”当中出土的银执壶、金台盏以及葵花瓣的银盏托，都是可以算得上是「 ”金银器”当中的顶级之作。 螭龙金杯盘 而其实通过这些十分「 ”土豪”的文物，我们便能一次为根据推断出这个「 ”杨氏家族”的财力必然是十分雄厚的，他们的生活也一定是十分奢华的。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近距离地走进这个家族，去了解他们在「 ”播州地区”的历史，同时，也了解一下「 ”土司制度”在历史舞台之上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出土的其他金银器 杨氏家族由唐代中原而来，因平叛有功而割据播州，前后延续700多年，至明代方黯淡谢幕 在开始说「 ”杨氏家族”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来说一说「 ”土司制度”，所谓「 ”土司”其实是对一种官职的称谓，又被称作「 ”土官”或「 ”土酋”，一般是会由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来担任，从而便能实现「 ”少数民族自治”的目的，而且，这一官职是从「 ”元代”才开始设置的。 不过，既然一般是由少数民族的头目来担任，那边就有一些特殊情况，「 ”杨氏家族”便属于这种特殊情况。 而提到少数民族的话，在历史上，古播州地区，也就是现今遵义地区，存在着很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包括：苗族、仡佬族、彝族、土家族、白族、侗族等20个世居的少数民族。 古代土司着官服像 所以，在封建王朝的时代，由于播州地区少数民族众多，便经常会出现两类乱局：第一，是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为了争夺地盘而进行的小规模的战争；第二，便是几个势力较大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反叛朝廷。 而「 ”杨氏家族”的到来，便是因为上面的第二种「 ”乱局”，而且，当时「 ”播州”整个名字和行政地区的设置才刚刚出现没多久。 这里就要先说一说古播州的由来了，那就要追溯到唐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元年登基称帝以来，他便花了很长的时间平定各处的叛乱之患。 唐太宗像 几年之后，大唐国威大镇，四夷宾服，而所谓「 ”四夷宾服”指的一般是大唐疆域之内各处的少数民族全部都向「 ”大唐”称臣，这其中自然现如今的整个贵州地区。 而为了更好的管理当地的各个少数民族，李世民便先在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以原本隋朝时牂柯郡的北部地设置为郎州，管理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燕等六县。 而后，到了贞观十三年，即公元639年之时，唐太宗先是废止了「 ”朗州”的设置，但却又将之前「 ”朗州”原本下辖的六个县整合在一起，设置了「 ”播州”，其实，总的来说就相当于是更改了一个「 ”名字”而已。 而关于「 ”播州”这个名字，在明代之时，曾有人对其中的「 ”播”字做过一番解释，认为是「 ”为番之有才者”，而「 ”播州”这个名字也一直延续到了整个「 ”杨氏家族”没落、消失的那一刻。 古播州地图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说一说，原本生活在「 ”中原地区”的杨氏一族，又是如何去到当时的西南边陲，并且一去就是700多年的。 这就要从「 ”杨氏家族”的第一代土司「 ”杨端”开始说起，他原本是山西太原人，而就在唐僖宗咸通十四年，即公元873年，处在云南地区的南诏国再次派军队攻陷了播州城。 为什么说是「 ”再次”呢，因为早在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即公元859年的时候，当时的南诏国王酋龙便自称为皇帝并且派兵侵占了播州，此后，是由当时唐朝设置在西南地区的安南都护收复了播州。 所以，南诏国的这两次「 ”发难”，前后只隔了14年，而就是在南诏国「 ”再次”发难的时候，唐僖宗便面向整个朝廷以及民间征集「 ”军事人才”为朝廷出战，从南诏过的手中夺回播州。 杨端画像 而杨端便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到了「 ”抗击”南诏国的队伍当中，而后，他便和他的舅舅一起率领江西地区的向氏、令狐氏、成氏、赵氏、犹氏、娄氏、梁氏、韦氏、谢氏等九姓子弟开始在播州定居。 定居之后，他们这个隐藏在播州民间的「 ”大唐军队”便开始了与「 ”南诏国”之间的抗争，他们通过「 ”明攻娄山、暗渡赤水”的作战策略，不断地与「 ”南诏国”军队周旋，最终，在唐僖宗乾符三年，即公元876年，他们再次成功地将「 ”播州”纳入到了大唐的版图之中。 此外，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在此次「 ”播州争夺战”中，从唐玄宗时期开始，便被封为「 ”播州侯”镇守西南边陲的「 ”罗荣”的五世孙罗太汪也曾和杨端一同作战，而在成功地收复播州之后，杨、罗两族便都把「 ”家”安在了播州，在播州彻底地扎下根来。 宣抚使司令牌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杨端便被朝廷封为「 ”播州宣慰司宣慰使”，开始了他们「 ”杨氏家族”对播州地区的割据统治。 公元915年，古播州的第一位实际意义上的「 ”土司”杨端去世，虽说，当时还并未出现「 ”土司”这样一个官职，而此时，曾经的「 ”大唐王朝”早就已经「 ”土崩瓦解”，历史的车轮驶入到了「 ”五代十国”时期， 杨端死后，他的孙子杨牧南承袭了由大唐皇帝所封的「 ”播州宣慰司宣慰使”之位，继续统治着整个播州。 宣抚出使古画 而此后，无论世间的风云如何变幻，历史的车轮怎样前进，「 ”杨氏家族”都能雷打不动地继续他们对「 ”播州地区”的统治。 不过，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可以很好的解释的，杨氏所统治的「 ”播州地区”，从唐朝晚期便已经开始进行经营，久而久之，树大而根深，其实早就已经变成了一个「 ”国中之国”，再加上，对任何一个封建王朝而言，少数民族的管理问题始终都是一个让那些帝王们感到「 ”头疼”的问题。 而眼下如果恰好有那样的一个家族，经历很多世代都能够很好地管理少数民族众多的播州地区，那么，之后每个朝代的帝王都很愿意将「 ”乌纱帽”送上，而不会轻易地去触「 ”杨氏家族”的霉头，因为结果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一场极大的「 ”少数民族”叛乱，得不偿失。 所以，我想这便是「 ”杨氏家族”，能够在「 ”播州地区”割据统治长达700多年最为主要的原因所在。 播州杨氏世袭简表 而说到「 ”国中之国”，那边就不得不说，在这个「 ”小国”发展的历史上，是否也曾经出现过「 ”盛世”的局面呢？ 答案自然是有，主要都集中在南宋时期，尤其是在第13世杨粲、第14世杨价、第15世杨文统治时期，整个播州地区，百业兴盛，百姓富足，史称「 ”播州盛世”，而在前面我所列举的那件从杨价墓中出土的「 ”螭龙金杯盘”便是证明这一「 ”盛世”最好的证据。 当然，有盛自然有衰，这也是自然之理，风光无限的「 ”杨氏家族”在延续了724年的辉煌之后，终于在明万历二十八年，即公元1600年，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万历皇帝像 而「 ”杨氏家族”的衰落，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就是太「 ”作”了，这就要提到「 ”杨氏家族”的最后一世，也是第29世土司——杨应龙。 在明隆庆五年，即公元1571之时，杨应龙世袭父亲杨烈的播州宣慰司一职，而后，到了万历十四年，即公元1586年，由于服从朝廷调用有功，杨应龙升任都指挥使，并加封为「 ”骠骑将军”。 也许是因为「 ”升”得太快了，所拥有的权力也比「 ”土司”大了许多，所以，杨应龙就忘记了朝廷对他「 ”杨氏家族”的恩裳和关照。 于是，明万历二十七年，即公元1599年，已经苦心经营多年的杨应龙起兵造反，当然，这其中自然也夹杂着杨应龙与大明朝廷之间的矛盾。 罗嘉良饰杨应龙 大明朝廷也立刻派出大军征讨杨应龙所率领的叛军，两军在海龙屯地区进行了多日的激战，未能分出胜负，直到次年春天，明朝派出了以当时著名的抗倭将领为首的「 ”八路大军”一同征讨杨应龙。 此后，又历经了将近六个月的「 ”对垒”，杨应龙见大势已去，便带着两位妻妾在家中「 ”自缢而亡”，他的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全部被俘，后来，连同其余被抓的杨氏族人以及叛军将领能一同被押解到京城并斩首于闹市之中。 至此，统治播州地区长达724年的「 ”杨氏家族”便以这种极为「 ”惨烈”的结局，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明代平播之战示意图 而且，在平定了杨应龙叛乱的第二年，万历皇帝便彻底更改了「 ”播州”的行政归属，将「 ”播州”更改成为「 ”遵义县”，并且划分到了当时「 ”四川府”的管辖范围之内。 就这样，不仅「 ”杨氏一族”彻底没落，就连他们曾经统治长达724年的「 ”播州”，也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之下烟消云散了。

      土司是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教授给西北、西南少数民族部头目。

    在贵州有四大土司:水西安氏（毕节）、水东宋氏（贵阳）、思州田氏（铜仁）、播州杨氏（遵义）。这些土司家族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生存，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司文化。可具体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物质形态的土司文化，二是制度形态的土司文化，三是精神形态的土司文化，四是民俗文化。

    现在我们侧重分析物质形态的土司文化中的服饰文化。土官由于是朝廷钦准的世袭官，七品及以上赐予官服、官帽、官带。由于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土官只有在审案时、出巡等重要政治活动时才穿官服、戴官帽和系官带。平时则穿土民进贡的颜色多为白色、青色、黑色棉麻或布等布料做成的便装。冬着青色棉质外套，夏着白色棉麻轻装，款式有对襟短衣、圆领长衫。鞋袜亦用青色或黑色棉布制作，粗糙暖和。平时土官着装除颜色有所限制外，其它与土民无异。

    在贵州四大土司中，以水西安氏中的彝族服饰最具代表性。彝族妇女的服装多为宽边大袖的左衽衣服，在衣服的胸襟、背肩、袖口或整件衣服上用红色、金色等颜色的丝线挑绣各种花纹图案，在衣领上镶嵌有气泡，在贵州省博物馆三楼陈列的彝族服装就是代表。

    形成这种独特的服饰文化的原因可分析为:主观条件上，土司家族在与当地少数民族长期性的融合，并吸收了当地居民的部分民族文化，原籍文化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客观条件上，由于屯军大多来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一定程度上对当地人文环境不适应，使其还保留着自己的原始文化。

      在屯军到达并定居贵州后，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并吸收部分当地文化，最终在服饰上形成自己的独特文化。

改土归流与末世首都

唐宋时的土司制度为羁糜制度，土司所控制的州郡被谓为羁糜州，遵守“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的准则，羁糜州除部落首领需要定期至首都朝贡外，普通民众并不需要负担中央 的赋税。

从元代土司制度开始，地方土司要向中央 缴纳赋税，但并非是中央 的税务官直接征收，而是由土司自己收缴赋税完毕，由土司交由中央 。

元代贵州已经形成了四大土司家族，除去播州杨氏土司与思州田氏土司，其余两大家族即为上文所提到的水西安氏与水东宋氏。

元依照土司力量与控制地盘的大小，将土司分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贵州共计有大小土司300多处，而贵阳之地即在顺元路军民安抚司下设有众多的小土司。

明朝的土司制度更为严密，土司所辖民众被分别登入“民户”“军户”，分别受布政司与都指挥使的管辖，明军在驿道沿线修建的卫所很多位于土司辖地，两者互不统帅。

洪武五年（1372年），水东安氏与水西宋氏共同入朝，明将水西水东合二为一，为贵州宣慰司，安氏世代为宣慰使，宋氏世代为宣慰同知。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布政司成立后，田赋制度逐渐与全国接轨，但土司地区所有粮差仍由土司认领，然后再由其所属土目、土民逐级分摊。

水东宋氏的马头寨

天启元年（1621），明朝欲调水西安氏一万兵助战，因恐引矛盾而止，又预备调与水西安氏素来相爱相杀的永宁奢氏领兵三万援辽，永宁奢氏头人奢崇明与其女婿樊龙谋反，天启二年，水西安氏的安邦彦挟持其侄宣慰使安位响应奢崇明叛乱，史称奢安之乱。

崇祯三年（1630）安位请降，将水西安氏直领水外六目地（现贵阳清镇）改流，崇祯四年，又因水东宋氏阴助奢、安叛乱，将贵州宣慰同知宋嗣殷革职，将水东宋氏直领洪边十二马头地改流置开州（现贵阳开阳）。

清占北方后，自崇祯十七年（1644）到弘光二年（1646），明朝旧臣先后在南京拥立福王成立弘光政权，在绍兴以鲁王为监国建立绍兴政权，在福州以唐王为帝建立隆武政权，在广东肇庆以桂王为帝建立永历政权，在广州以唐王弟称帝建立绍武政权，除永历政权在明朝旧臣与大西军残部帝的支持下坚持到永历十五年（1661）才被清军消灭外，其他各个政权，或忙于争夺正统，或拥立者之间争权夺利，在满清的攻势下，很快都失败了。

在见证明朝最后衰亡时刻的短短十五年永历十五年里，有四年（1651—1656），贵阳作为南明永历王朝的首都而存在。

1646年，弘光王朝与隆武政权相继败亡，原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巡按御史王化澄在广东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为监国，又得湖广总督何腾蛟支持，正式在1646年的十月十四日拥立桂王为监国，不久称帝，以1647为永历元年。

弘光二年同年，张献忠被满清击毙，余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奇能归明抗清，永历三年，孙可望由重庆向贵州进兵，下遵义桐梓县，又击溃明军在乌江的设防，渡过乌江，再克与贵阳、安顺交界的黔西惠水县，之后攻克贵阳，本预计向广西进发与桂王的永历王朝汇合，共抗清军。

恰逢云南混乱，石屏土司龙在田求援，孙可望突然改变计划，进军云南，以孙可望首鼠两端的个性，计划的突然改变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孙可望见到扩张地盘的机会，而他极可能一开始就仅是将桂王与永历朝廷作为自己手中的政治筹码。

大西军占领云南后，孙可望自称平东王，不久又自称“国主”，甚至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在明原云南副使杨畏知的谋划下，孙可望归命永历政权，奉表称臣，但仍坚持向永历朝廷索要“秦王”的封号。

而永历朝廷自1647年到1650年，何腾蛟被俘失败，桂林陷落，永历帝手上的明军部队已经丧失大半，而唯独剩下一个笑里藏刀的孙可望还在向他示好了。永历朝廷已经无处可去，永历五年十二月，清孔有德部进逼南宁，永历六年正月，桂王到达广南，孙可望派总兵王爱秀前往迎驾，上书称：臣以行在孤处僻粤，再次迎请，未奉允行……臣再三思维，唯安龙所滇、黔、粤三省会区，城郭坚固，行宫修，一切粮储，可以朝发夕至，莫此为宜。

永历五年正月，永历帝一行从广南出发，经十多天跋涉，到达距离贵阳几百公里外的安龙（现黔西自治州，安龙并不在元所修的黔地五大驿道上，此一安置计划也可窥见孙可望对南明取而代之的计划是早有谋划），而孙可望则独坐贵阳，正式开始了永历王朝在贵阳的历史。

南明永历政权曾短暂定都贵阳

永历二年，为打破清军对云南贵州对包围，孙可望留守云南，李定国领兵十万向湖南进军，刘文秀领兵五万向四川进军。刘、李兵势强劲，刘部连克宜宾、乐山、成都、重庆，而李定国先兵分两路进攻湖南，继而合兵广西，攻下广西全境，逼迫孔有德在桂林自焚而死。

孙可望见李定国战绩骄人，心中猜忌丛生，忧心自己地位受到威胁，同年，孙可望调占领四川的军队入黔，进军湖南。永历七年至八年，李定国转战两广，屡战屡胜，而孙可望却多次设计阴谋袭击李定国部，未果。

孙可望又退回贵阳，预谋拿到他朝思暮想的皇位。永历八年春，永历帝派人急召李定国赴安龙入卫，遭孙可望觉察，将预谋此事的十八大臣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的罪名全部处死。除吴毓贞经永历帝说情处以绞刑外，其余全部凌迟处死。

同年六月，孙可望赶至昆明称帝，因皇冠尺寸狭小而未遂，永历九年，派关有才领兵前往南宁进攻李定国，李定国在击溃关有才部后，于永历十年到达安龙，护送永历帝自贵州盘县进入云南，结束了永历政权在贵阳的历史。

最终，永历政权被投降清朝的吴三桂攻灭，而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西南土司也走到了尽头。

顺治十七年（1660），吴三桂以“水西土司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请彻底改流水西，清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水西土司安坤、马乃土司龙吉兆、乌撒土司安重圣等，阳顺阴逆，中怀叵测。应如所请，悉心筹划，相机歼剿。”

康熙三年，清廷命吴三桂进攻水西，以十镇兵力围攻，将安坤、安重圣擒拿，彻底革除水西土司。四年，吴三桂奏请将水西以及乌撒土司地改设大定、平远、黔西、威宁四府，待吴三桂谋反，水西土司安坤遗腹子安胜祖得族人支持，领兵助清平叛，清廷恢复水西土司，而安胜祖无嗣，根据无嗣土司停袭的政策，水西土司彻底退出了贵州的历史舞台。

吴三桂政权败亡后，土司制度继续向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清初采取“滇黔土司暂从其俗”的政策，但为限制约束土司，仍实施四项措施：

一是严格规范继承制度，以防争袭、冒袭土司。二是明确土司有“唯贡、唯赋、唯兵”的三大义务。三是用中央公务员对土司进行工作审核，“有功则叙，有罪则处”，每三年一次考核。四是颁布“苗疆禁例”，规定土司必受同级流官节制。另外规定无嗣的土司停袭，有罪的土司或降级或革除。

雍正四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上《改土归流疏》，改土归流总原则是削其大而存其小，土司田地一律清丈，人民一律入户，对于对抗中央权力的土司坚决废除。较之前代，黔、滇土司的政治势力已经衰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十一省混合的民俗

自明清移民后，贵阳已成一移民历史长达400年的城市，贵阳城的习俗是各省移民混杂的。

上述的十一省九大会馆，这些外地人将其本土的所有信仰全部带到了贵阳，而这其中并未有某省某地之人占据文化上的主导地位，这也是贵阳人始终不能感觉到贵阳这种城市具有文化的原因，因为移民城市中显性的民俗已经被城市所融化，而这不妨碍，曾经移民者的文化静静的躺在贵阳的地名与曾经的历史中。

湖北会馆因湖北人崇拜大禹而建禹王宫，其地址在今贵阳的田家巷。

而贵阳老城区著名区域紫林庵，则是因为湖南人好建寿福寺，在当时贵阳的郊区建有“楚衡别墅”，因此地颇有田野风光，成为晚清年间贵阳文人雅士的第一聚会地，因此称为紫林庵。抗战时期，国民 迁移重庆，移民再次涌至贵阳，开辟紫林庵一带供外地人居住，田野风光的紫林庵遂不存。

今日紫林庵

而江西人的遗迹仍然存在，江西人崇拜东晋道士许逊，在贵阳各地大建有万寿宫，贵阳城中的万寿宫在太平街，贵阳青岩所建的万寿宫也是如此，至今犹存。

四川人崇拜李冰父子而好建祭祀李冰父子的川祖庙，在晚清的贵阳府中也曾遍布川祖庙。而福建人崇尚妈祖，在贵阳城中也曾建妈祖庙。

单从这一记载看，汉族在信仰方面也具有多样性，同时信仰在汉族人的精神世界中也占有极大的地位，否则断然不会离家万里，要在偏僻的西南腹地祭祀其家乡的神祀。

而对于老移民而言，他们则在贵阳扶凤山上建有阳明祠与尹道真祠。祭祀的就是曾在水西故地修文悟道的王阳明与东汉时期的黔地大儒尹道真，以纪念他们开黔地文教事业的大功。

除去多样化的汉族信仰，苗族、布依族以及贵阳周边所有的少数民族，其信仰也在贵阳城中同时共存。

过去最为人所知，而现在贵阳人甚至贵阳苗族人也一无所知的，就是贵阳苗族的“四月八”。

贵阳苗族传说，在宋代时，一个叫古鲁悲赞的首领带领苗族先民来到彝族占领的黑羊箐附近开垦，劳作过度而亡，其继任者赛陆玉玖，依旧劳作过度而亡，据传即葬在贵阳旧城的市中心大十字（喷水池一带，民国时是周西成铜像所在被称为铜像台，现在喷水池仍然是贵阳老城的金融中心，曾经的商品中心），苗族后人为记录前人开拓之功，约定贵阳附近苗族，不论远近、不论男女老少、不顾风雨，每年四月八，都要带糯米饭来铜像台、广东街一带扫墓，而后此活动在祭祀之外逐渐带有娱乐性质，四月八当天，贵阳苗族必聚于铜像台附近载歌载舞。

贵阳附近的青岩、花溪、龙里苗族也是中国人类学的福地。早在晚清时代，著名的人类学家鸟居龙藏，1902年只身来到西南地区进行人类学考察，在贵州停留了40天，拍摄了大量贵州青岩、花溪苗族以及沿途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的照片，回国后发表《苗族调查研究》。

严寅亮题写的匾额

而这四人全系青年外出求学者或长于外地者，贵阳乃至贵州并无能力培育他们，而如今贵阳一中即使较广西的柳高、南宁二中，也要逊色一筹，想要弯道超车而没有强大到威慑西南教育界的高中是后劲不足的。

第二大问题就是民风涣散，贵阳人惯于安逸，喜好嬉游，日常最好衣、食二物，精神面貌落后，甚至有时以“善于享受生活”的借口安逸于精神文化上的匮乏状态，目光短浅是贵阳人的常态。淘宝2018年所做的省会城市女性网购衣物消费排名，贵阳女生名列第七。

凡城市生命都如个人人生，自有发育成熟的阶段，当然也如个体人生一般，长成有快有慢，贵阳偏居高原山地，其婴幼儿的阶段营养一直不足，而贵阳如今才刚刚开始，宛若16岁的高中生一般，而在现代的科技条件下，这营养是绝对充足。

城市也如成人一样，长大成人焕发光彩无疑是需要时间的。贵阳人虽然安逸懒散，但这坐城市同样是产生了老干妈的地方，老干妈奋勇拼搏，知道落后却自信，坚韧不拔，无惧他人眼光的精神同样也是贵阳人贵州人所共有的精神。

贵阳人且看那17世纪还是洪边十二马头地的开州不是还诞生了朱启钤吗，那1940年代开垦的南明区现在住房容积率甚至堪比香港，但凭现在充裕的营养与贵阳人隐藏的坚韧，发挥边地的蛮勇气概，贵阳一定不会让世界与未来失望！

第一大土司：沙马宣抚司，原住牧昭觉县古里拉达区日哈乡，后绝嗣，由贵州亲族安岗之子上门承袭，彝族称为“阿正涅哈日”，后搬迁至雷波县瓦岗区米谷乡，汉姓安，彝族依然称“沙马兹莫”； 第二大土司：邛部宣抚司，住牧甘洛县岩润地区，汉姓岭，彝族称“使子兹莫”，后绝嗣，由旁系承袭官职，彝族称“尼定兹莫”； 第三大土司：阿都长官司，原住牧布拖县特木里乡，汉姓都，民国初绝嗣，由沙马宣抚司呷朵支上门承袭，彝族称“阿都兹莫”； 第四大土司：雷波千万贯长官司，原住牧美姑县九口乡，后住牧雷波县海湾乡，汉姓杨，彝族称“阿卓兹莫”。

贵州土司制度的主要特征以土司为中心、政治与家族关系密切、分化和剥削、与汉族文化交流。

第一、以土司为中心。在贵州土司制度下，土司是地方政治的核心，他们不仅是本族的首领，还是官方的代表和地方政治的领袖。土司掌握着本族人民的土地、人力、财力和其他资源，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第二、政治与家族关系密切。在贵州土司制度下，政治和家族关系密切相连，土司的职位通常是由土司的家族成员继承的，这也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往往集中在土司家族手中。这也就造成了一种情况，即土司的家族成员往往能够掌握地方政治权力，而其他家族或者部落则很难插手。

第三、分化和剥削。在贵州土司制度下，土司往往会利用自己的政治和家族势力，将本族人民分割成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并进行剥削和压迫。土司们通常会将土地、人力、财力和其他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从而实现对本族人民的掌控和剥削。

第四、与汉族文化交流。在贵州土司制度下，土司们往往会与汉族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这也就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然而，这种交流和融合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文化冲突、文化失落等。

贵州土司介绍

土司制度是明清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一种地方政治制度，它以少数民族的首领为土司，授予官职和权力，让他们管理本族事务。

在贵州土司制度下，土司是地方政治的核心，他们不仅是本族的首领，还是官方的代表和地方政治的领袖。政治和家族关系密切相连，土司的职位通常是由土司的家族成员继承的，而其他家族或者部落则很难插手。

土司们通常会将土地、人力、财力和其他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从而实现对本族人民的掌控和剥削。同时，土司们也会与汉族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然而，这种交流和融合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文化冲突、文化失落等。

以上内容参考-贵州土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