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地位一直很尴尬，有人说文人只是给地王将相写家谱的人，是历史的记录者但不是历史的创造者。文人有皓首穷经埋没乡里，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总之同是文人但结局却是千差万别。历史中有个规律：文人总是被政客玩弄，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24史书中，清史稿属于比较差的一部。编修人员鱼龙混杂，修书时间也很短，成书匆匆，政治观点问题严重，有必要重修。

1、修史者立场错误

《清史稿》撰者多为满清遗老，其故国情结很深，而袁世凯政府窃自辛亥革命，本身就是顽固反动的封建余孽，不可能对史馆宗旨律以进步的革命的要求，因此《清史稿》作者在修史中明确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对清朝皇帝歌功颂德，而对清朝统治之黑暗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腐败卖国未能如实反映，反而有意掩盖粉饰。对于反清革命一概反对，将白莲教、太平天国等诬称为“匪”、“逆”、“贼”、“寇”。虽身在民国，仍持反对辛亥革命、反对民国的态度，不仅对兴中会、同盟会成立及孙中山等领导的许多革命活动略而不记，间或有所记述，必加以贬斥，称革命烈士之牺牲为“伏诛”，称武昌起义为“革命党谋乱于武昌”。

2、人才不足，组织不力

清史馆开馆之先，并没有进行修史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开馆之后，聚集了一批晚清名士，但是这些“翰苑名流，文章名宿”，多数非史学专才，其中以桐城古文派居多，于古文则雅驯，于史例往往未娴，因此，人们认为“修清史人才，远不如修《明史》人才”。

3、史料搜集利用有限

清史资料浩如烟海，既有清政府主持修定的历朝实录、圣训、起居注、部院则例、方略以及各种典籍，又有大量私人著述；既有现存的大量清朝中央衙门的原始档案，又有许多民间的碑传家谱等；既有丰富的汉文史料，又有许多满文、蒙古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史料；既有中国自身产生与保存的史料，又有外国保存或产生的有关中国的史料，等等。编纂清史，要穷尽所有清史资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能必要的，但是，要编纂一部系统完整的清史，那些主要的史料是必须搜集掌握并充分利用的。

清史开馆，于式枚等建议于史料方面要“搜档册”、“采书籍”、“勤采访”，颇为中的。但在编修过程中，做得远远不够。图书方面仅江浙、甘肃等省录送少量著述文献，以及京师大学堂、江浙图书馆书目等，“余多未送”。其采访，各地辑送过一些官绅履历事实，而于大量的经济、社会史料全未涉及。尤其是档案史料方面，除了国史馆的档案全部接收利用外，其余基本上没有能够利用。如军机处档案，保存着数千册数十万件满汉文上谕，上百万件满汉文录副奏折，“实为清史之根本材料”，当时“存国务院秘书厅第一科，史馆曾行文索取，国务院政事堂以办公须用未允，故史馆纂述各员多未见”。内阁档案，既有《满文老档》、满文《国史院档》、《秘书院档》、《密本档》等大量清初档案及许多地图等，史料价值极高，又有100余万件题本、各种杂件等，“清史馆未利用”。内务府档案，“清史馆亦常行文调取，然未能顺手利用”。而宫中各处档案，包括大量档册、近百万件的满汉文朱批奏折均未能利用。清史馆未能充分利用清代档案，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当时档案未能集中保管，尤其是宫中各处档案仍为溥仪小朝廷占有，难以取阅，另一方面这些档案尚未经过系统整理，不便利用。中国的史料尚且利用有限，清史馆更无力也无意顾及到国外的史料。史料搜集利用的局限，是影响《清史稿》质量的重要因素。

时至今日，清史资料的利用条件（包括收藏保管、整理、出版、现代技术手段等）已远胜当年，应该在修史中全面、系统地加以搜集，充分利用。

4、体例不够详明

《清史稿》仿《明史》，用传统的纪、志、表、传体例，略有增删变通，其中不尽合理之处及修纂中的混乱现象仍很突出。南明政权历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共十八年，天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前后达十四年，影响所及十余省，按照传统史书宜设“载记”，《清史稿》中仅以《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洪秀全》等几个人物传代表，于其政权建置、史事大半阙略，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如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均未立传。《清史稿》设志目十六，较《明史》增邦交、交通二志，但是如“宗教志”等一些重要内容均未设志（宗教志初设，后来删除），即所修诸志亦参差不齐，如《河渠志》仅记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竟遗最重要的第一大江长江，其他如珠江、黑龙江、松花江等重要江河均缺载。《天文志》只记载到乾隆朝，其后半叶之天文全无内容。《时宪志》所收“八线对数表”，是中学生就应学习掌握的普通数学工具书，于清史毫无意义。其表列目十类，设外戚等无用之表，而于总理衙门大臣年表等反缺。列传设置更属混乱，据考证一人二传者达14人，列女传开列数百人，绝大部分是封建纲常的牺牲品，并无彰显意义，而于一些重要人物如思想家严复等反而无传，将民国十六年投湖的王国维列入《清史稿》忠义传更属荒谬。《清史稿》从清王朝的封建立场出发，于体例设置阙略不详、混乱不明的毛病是比较突出的。

如今纂修清史，必须在宏观上反映有清一代的制度、史事和重要人物，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趋势，于体例制订一定要详慎明确。

5、史事考订不细

《清史稿》一书因所用史料有限，又仓促成书，很多史事未能详细考订，错误失实之处很多。当年傅振伦《清史稿评论》多有列举，容庚先生批评其“毛举细故，”经台湾学者对该书进行全面系统地清理，凡正误、异同、脱衍、得失诸端加以检校疏注，共校注47,000余条。即便如此，据有的学者研究，仍有不少错误未能较订，可见《清史稿》错误失实之处确实不胜枚举。其错误失实，主要有时间、地点、地名、人物、人名、官职、爵位、书名等类，多数都是未能详细考订造成的。如《公主表》载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为“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错误非常明显，或为笔误，或为排印时错衍“八”字。又如《忠义传》包立身传称浙江诸暨包村拒太平军，“大小数十战，毙贼十余万”，至其失败，“合村死者，盖六十余万人”，试想太平军牺牲十余万人该是何等重大的战役，有谁见过“六十余万人”的大村？编者在利用史料时显然未加考量辩析。如此等等，这些是编印中的错误，占绝大多数。另有一类，属于当时的研究结论后来被推翻纠正的，如《世祖本纪》称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今人研究认为李自成是被当地地主武装击杀，而非自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