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敖，春秋时楚国人，蒍氏。名敖，字叔孙，一字艾猎。辅佐楚庄王称霸，功绩显著。主持修建中国古代最早的水利工程，对当时农业经济发展起到相当作用。

立于公元 16年的孙叔敖碑，记述了孙叔敖之后的十多代孙氏族众的发展繁衍情况，共涉及孙叔敖后人二十多位。孙叔敖碑也可称得上一部石刻的家谱。这部石刻家谱反映了孙氏发展的一个断面，可以确认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孙氏家谱。据《三国会要·职官》载，孙吴政权设立过宗正卿，掌握皇家的家谱——《玉谍》。遗憾的是这部《玉谍》未能留存于今，仅能从当时的史书上见其名而已。

孙武，春秋末期军事家。齐国人。籍贯、字号均不详。他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他主张改革以图强，认为当时晋国六卿所进行土地制度之改革，其中亩大而税轻者可以成功（此见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吴问》）。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孙子兵法·计篇》），指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由此可知，他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分析敌我形势，如：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之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形势之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固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强调战略战术上之“奇正相生”和“机动灵活”之运用。他这一思想有丰富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法的因素。著有《孙子兵法》，是为中国历史最早而又最杰出之兵法。

孙膑，战国时兵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武后代。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仕魏，仕魏惠王将，忌其才能，将他骗至魏国，处以膑刑（割去膝盖骨），故称孙膑。齐国使者至魏，他阴见齐使，由齐使秘密载回齐，经田忌推荐，齐威王任为军师。先后两次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和马陵，终使庞涓兵败自杀。著有《孙膑兵法》。

孙炎，三国魏经学家、训诂学家。字叔然，乐安（今山东博兴）人，郑玄弟子，当时称为“东州大儒”。撰《周易春秋例》，并为《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等书作注。著有《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反切从此盛行。

孙坚（155-191），东汉将领。三国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字文台。少为郡县吏，中平元年从朱儁镇压黄巾起义军。四年任长沙太守。初平二年率军击刘表，为表将黄祖射死。次子孙权称帝，追尊为武烈皇帝。

孙策（175-200），三国割据者。吴郡富春人。字伯符，孙坚子。兴平二年率军渡江，削平当地割据势力，在江东建立孙氏政权。曹操任为讨逆将军，封吴侯。建安五年遇刺死。弟孙权称帝，追尊为长沙桓王。

孙权（182-252），即吴大帝。三国吴国建立者，公元229-252年在位。字仲谋，吴郡富春人。继其兄孙策拥有江东六郡。曾与刘备联合，大败曹军于赤壁。后在吴蜀彝陵之战中，大败刘备。黄龙元年（公元229年）称帝于武昌，国号吴。

孙楚（约218-295），西晋文学家。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人。字子荆。官至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能诗赋，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孙冯翊集》。

孙盛（约306-378），东晋无神论者、史学家。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人。始任佐著作郎，出补浏阳令。陶侃、庚亮、桓温镇荆州时，皆用为参军。后累迁至秘书监，加给事中，年七十二卒。博学能为文章，善言名理，与殷浩齐名。曾以“形既粉散，知亦如之”命题，驳斥佛教“神不灭”思想（见《广弘明集·与罗君章书》）。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世称良史。又撰诗、赋、论、难等数十篇，有集十卷，今多亡佚。《全晋文》辑其文两卷。

孙绰（314-371），东晋文学家。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家于会稽，官至廷尉卿，领著作。为玄言诗代表作家。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孙廷尉集》。

孙安祖(-611），隋末山东农民起义领袖。清河漳南（今山东夏津北）人，与窦建德同举义旗，聚众入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是高鸡泊起义军的首创者。

孙思邈（581-682），唐医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隋文帝时授国子博士，不拜。太宗初至京师，虽老而视听犹聪，授谏议大夫，固辞，终不仕。通百家说，善言老庄。精于阴阳，推广医药之学，相传卒年百余岁。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福录论》、《摄生真箓》、《枕中素书》、《银海精微》等。后人尊为药王。

孙过庭，唐书法家。陈留（今属河南）人，自署为吴郡，或作富阳人。字虔（一作名虔礼，字过庭）。高宗时官率府录事参军。工正、行、草，尤以草书擅名。宋米芾以为“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今存其垂拱三年（687）撰成的《书谱·卷上》，阐述正草二体书法，见解精辟，是一部书文并茂的书法理论著作。

孙愐，唐代音韵学家。玄宗（李隆基)天宝时为陈州（今河南淮阳）司马。精音韵之学。尝刊正隋陆法言之《切韵》，并增字加注，于天宝十年（751）编成《唐韵》五卷，已佚。现《唐韵》卷首有孙愐《唐韵·序》。

孙樵，唐散文家。关东人，字可之（一作隐之）。大中进士，授中书舍人。黄巢起义军入长安，随僖宗奔岐陇，迁职方郎中。长于古文，所作对当时统治集团的昏愦无能，颇多讽刺。有《孙可之集》。

孙位，唐末画家。一名遇，又号会稽山人。唐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曾随唐僖宗自长安入蜀，居成都，任“文成殿下道院将军”。擅画人物、佛像、山水、松竹等，尤善画龙水。在应天、昭觉、福海等处作画甚多。作品有《高逸图》、《四皓围棋图》、《番部博易图》、《草堂图》、《王波利图》、《高士图》、《三教图》等。

孙儒(-892），唐末将领。河南（今河南洛阳）人。从秦宗权为都将。不久杀宗权弟宗衡，并其众，破扬州，自署淮南节度使。继而与杨行密等多次交战，时有胜负。景福二年，陵阳大战，会大疫，败，为行密部将田頵所执，旋被斩首。

孙方谏（893-954），五代时将领。本名方简。莫州清苑（河北保定）人。初为定州狼山堡主。后晋出帝时，义武军节度使恐其为边患，表为游奕使。有所求，不得，北通契丹。契丹灭后晋，使为义武军节度使。命徙云中，不受，率徒复入狼山。后汉高祖起兵，他入据定州以归，仍为义武军节度使。后周时徙镇国。

孙光宪（约895-968），五代宋初文学家。字孟文，自号葆光子，宋代陵川贵平（今属山西省）人，藏书家。后唐时，为陵川判官，天成（926-968）初，梁震荐为书记。归宋后，累官检校秘书监。嗜藏书，常手自抄学校雠，老而不废，收藏数千卷。著有《北梦锁言》、《荆台》、《笔佣》、《橘斋》等书。

孙奭（962-1033），北宋经学家。字宗古，博州博平（山东茌平）人。端拱九经及第。历国子监直讲、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以太子少傅致仕。《宋史》称其“守道自处”，“未尝阿附取悦”。真宗迎天书，祀汾阴，皆直言谏阻。仁宗时，讲论前代乱君亡国，反复规讽。著有《经典微言》、《孟子音义》等。

孙复（992-1057），北宋学者。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字明复。举进士不第，隐居泰山，世称泰山先生。后为范仲淹等推重，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迁殿中丞。研治《春秋》，著《春秋尊王发微》。其学上祖陆淳，下开胡安国。和胡瑗、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还著有《孙明复小集》。

孙洙（1032-1080），北宋文学家。字巨源，扬州广陵（江苏扬州）人。举进士。迁知太常礼院。治平中上疏言时弊要务十七事，多被采纳。迁同知谏院。王安石变法时自请出知海州。元丰间官至翰林学士。博闻强记，诰熟典故。善诗文，能词，有名于时。

孙威（1183-1240），元初铠甲制造家。浑源（属山西）人。金贞祐时从军，在云中（山西北部）投降蒙古汗国，任千户。他所制铠甲称“蹄筋翎根铠”，经成吉思汗亲自试射，箭不能透。后任顺天路工匠都总管。子孙珙继其职，又造叠盾。

孙隆，生卒年不详。明画家。又名孙笼，一作龙，字廷振，号都痴、都痴道人，毗陵（今江苏省常州）人。宣德中曾为翰林待诏。擅画翎毛、虫草，不作墨线，纯以色彩点染而成，谓之“没骨“，别具一格。亦善山水。画翎毛草虫，全以彩色渲染，生动鲜活，饶有机趣，自成一家，对后代影响很大。

孙克弘（1533-1611），明画家。华亭（今上海松江华亭镇）人。字允执，号雪居。师法沈周、陆治。笔墨简练，颇有生趣。兼工兰竹、山水，亦作佛道像。且能诗，并善书。书学宋克。

孙承宗（1564-1638），明将领。字稚绳。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万历进士。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任兵部尚书经略蓟辽，在关四年，练兵屯田，修城堡数十，敌不敢犯。后为魏忠贤党排挤去职。崇祯二年（1629），后金（清）兵入大安口，明廷用他守通州，后移镇山海关，收复永平、迁安、栾州、遵化等地。四年，罢职归里。十一年，清兵绕道入长城，攻高阳，他率家人拒战，城破自杀。著有《高阳集》。

孙慎行（1564-1635），明臣。字闻斯，号淇澳，江苏武进人。授编修。累擢礼部右侍郎，署部事。天启初召擢礼部尚书。首疏究论三案，因与廷臣意见不合托病归。《明史》言其慎行“操行峻洁，为一时搢绅冠”。廷祯八年（1635）被廷臣推为阁臣，入京即病死。有《玄晏斋集》。

孙奇逢（1584-1675），明清之际学者。字启泰，一字钟元，世称夏峰先生。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与李颙、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著有《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等。

孙传庭（1593-1643），明末将领。字伯雅，字白谷，代州振武卫（山西代县）人。《明史》载其“仪表颀硕，沉毅多筹略”。万历进士。崇祯九年（1636）由顺天府丞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俘杀农民军领袖高迎祥，打败李自成。入卫京师，被扬嗣昌诬陷坐狱三年。十五年起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次年进尚书，总督晋陕川等军务，督师镇压李自成军，屡败，战死。有《白谷集》、《鉴劳录》等。

孙可望(-1660），明末农民起义军将领，陕西米脂人。张献忠义子。英勇善战，称骁将，号军中“一堵墙”，封平东将军。献忠战死，他与诸将挥师云贵，被推为首领。旋为国主，年号兴朝。联南明抗清。后因妒恨李定国，于长沙降清，尽献云贵军情，且引兵攻杀。清封义王。后狩猎时为清兵射杀。

孙云球，明末清初光学仪器家。字文玉、泗滨，江苏吴江人。中国民间最早独立发明望远镜和首创眼镜者。还利用凹透镜、凸透镜和反射镜制造出察微镜、放光镜、夜明镜等七十余种光学仪器。并总结实践经验，著成《镜史》。还研制计时准确的自然晷。

孙延龄（1647-1677），清将领。汉军正红旗人。孔有德婿。康熙初，任广西将军，镇桂林、统孔有德旧部。康熙十三年（1674）举兵响应吴三桂叛乱，自称安远大将军，占据广西。旋称安远王。后降清，被吴三桂从孙世琮执杀。

孙嘉淦（1683-1753），清臣。字锡公，号懿斋，太原府兴县人。康熙进士，授检讨。世宗即位，应陈对三事：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帝谓之翰林狂士。高宗即位，屡陈大政被纳。官刑部尚书，屡雪冤狱，劾论贪劣，抑豪抚民。兴水利课农桑。政绩卓著，官至工、刑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谥文定。

孙星衍（1753-1818），清经学家。字渊如，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官山东督粮道。所学较广，对经史、文字、音韵、诸子百家、金石碑版等都曾涉及。工篆隶，精校勘，擅诗文。撰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等。刻有《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等。

孙原湘（1760-1829），清诗人。昭文（今江苏常熟）人，字子潇，号心青。嘉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官。乞假归未仕。工骈散文，兼善书画。与王昙、舒位齐名。著有《天真阁集》。

孙家鼐（1827-1909），清臣。字燮臣，号蛰生、澹静老人，安徽寿州（寿县）人。咸丰状元。曾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光绪帝师傅。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京师大学堂。后拜体仁阁、东阁、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政务大臣、资政院总裁等职。《清史稿》称其“儒厚廉谨，常以资望领新政，每参大计，独持正不阿”。

孙毓汶(-1899），清臣。字来衫、莱山，山东济宁人。咸丰进士，授编修。以输饷有功渐迁福建学政、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权奇饶智略”（《清史稿》）。甲午战争时，力主议和，遭朝臣反对，称病告休。

孙诒让（1848-1908），清经学家。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同治举人。1886年曾任刑部主事，后去职专心研究学术。1901年撰写《变法平议》，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张。毕生致力于经学、文字、甲骨、金石、文献、目录、校勘学的研究，《契文举例》是其考释甲骨文的最早著作。另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名原》、《札迻》、《温州经籍志》、《籀庼述林》等。

孙中山 （1866年—1925年），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常以中山为名。[1]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即中山市）翠亨村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二千年帝制”。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

其他孙姓名人有春秋善相马者孙阳；三国时吴皇帝孙亮、孙休、孙皓，将领孙辅、孙贲、孙翊、孙静；晋文学家孙琼，诗人孙拯；南朝齐文人孙诜；唐文学家孙郃；北宋学者孙锡；金道姑孙不二；明藏书家孙藩，戏曲作家孙钟龄；清文学家孙洙，诗人孙云鹤、孙云鸿，篆刻家孙治清，金石书画鉴藏家孙承泽等。近当代孙姓名人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民主革命者孙武，红军将领孙德清，政治活动家孙起孟，政治家孙志远，国民党官员孙科、孙运璿，国民党将领孙立人、孙楚、孙殿英、孙蔚如，北洋直系军阀孙传芳，地质学家孙云铸、孙建初，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资源采矿专家孙越崎，冶金专家孙德和，电子技术专家孙俊人，计算机专家孙仲秀，土木工程专家孙钧，家蚕育种家孙本忠，经济学家孙冶方、孙尚清，社会学家孙本文，哲学家孙叔平，心理学家孙国华，历史学家孙毓棠，作家孙犁，**剧作家孙师毅、孙瑜，戏剧导演孙维世，**演员孙道临，京剧演员孙菊仙，口技表演艺术家孙泰，排球运动员孙晋芳、孙玥，跳水运动员孙淑伟，滑冰运动员孙龙将等。

明代苏东坡《醉翁亭记》三绝碑，在河南许昌市鄢陵县并没有石碑，而只是碑帖石刻拓片。

苏轼草书《醉翁亭记》欧阳修撰文，苏轼丹书，文彭勒石，史称“三绝碑”为稀世珍品。

河南鄢陵县档案馆珍藏的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石刻拓片，为绢面、册页装淡墨精拓本，硬板纸，前是碑文后为跋。该拓片形成于明万历年间。

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石刻历经四百多年沧桑，屡遭浩劫，至今下落不明。

周弘宇墓道石刻为海曙区文物保护单位。

周弘宇墓，明代。位于古林镇薛家村西南老虎坟滩。周弘宇为明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

墓地面积约150平方米。墓室及神道坊文革期间被毁圯，石刻造像保存完整。石刻由南到北排列顺序为石羊、石虎、文相等，均两两相对。石相高250米，肩宽085米。石羊高105米，长125米。石虎高115米，长085米。该组造像线条粗犷，形态逼真。另有汉白玉石刻琢的墓志及篆盖各一块，（现存放在薛家村农户家里。）

2007年9月公布为第八批鄞州区区级文保单位，2016年宁波市行政区划调整时归至海曙区。

薛家村：薛家村位于古林镇东部，地处宁波市近郊，东北两面与海曙区接壤，东接机场高架，南临杭甬高速，交通十分便捷，地理位置优越。作为鄞州区最大的行政村，薛家村由10个自然村组成，村域面积45平方公里，现有居民1632户，户籍人口4556人，耕地面积441亩。全村由薛家、前方、张夏、禅家桥、冯家漕、南阳、韩家、义桥、石家漕、新村、薛家新家园等自然村组成。全村区域面积4

最早的石刻医学论著《褚氏遗书》 中国最早的石刻医学论著是南齐褚澄（公元？-483年）所撰的《褚氏遗书》（一卷）。

该书始著录于《宋史艺文志》。根据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萧渊序所记载，《褚氏遗书》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发现的石刻碑文。全书分十篇，即受形、本气、平脉、津润、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总计二千六百二十字。内容丰富，具有真知灼见。《四库全书提要》评论说：“其书于《灵枢》、《素问》之理颇有发明”，在许多方面“发前人所未发”，“犹千古之龟鉴”。《褚氏遗书》最早论述了阴阳之气的发生时间、部位和循行路线。如《本气》篇说：“天地之气，周于一年；人身之气，周于一日。”并且用一日中不同时辰来说明 阴阳之气的流行情况：“人身阳气，以子中自左足而上，循左股、左手指、左臂、左脑，横过右脑、石肩、石臂手指、助、足，则又入子中矣；阴气以午中自右手心 通右肩、右臂，横过左肩、左臂、左肋、左足、外肾、右足、右肋，则入午中矣。”《灵枢营卫生会篇》有依太阳运行周天度数把营卫之气分为昼夜各行阴阳二十五度的论述，但尚没有明确阴阳之气的发生时间、部位、循行路线，历代医籍也未见记载。

在中国医学史上，本书最早提出了关于男女胚胎形成的理论。《受形》篇说：“男女之合，二情交和，阴血先至，阳精后冲，血开裹精，精入为骨，而男形成矣；阳 精先入，阴血后参，精开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这种理论虽然源于《易经》而见诸医籍者，当首推此。本篇中还提出了由于“阴阳均至”形成“非男非女 之身”的理论，这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最早的，而且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最早的。 中国最早的界域石刻——西汉琅琊界碑

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界域石刻，位于连云港市连云区东连岛北面。共两块，一块在灯塔山羊窝头北麓，面海而立，距海潮面8米。一块在苏马湾海滨浴场山坡岩体上。

东海郡，汉高祖刘邦置。朐，东海郡最北端的濒海之县。琅琊郡，秦置，汉沿。柜，琅琊郡的一个濒海之县，东汉初并省，羊窝头北麓界域石刻在一碣形大石上。碣石风化断为二截，刻石亦随岩石自然切理而裂，断为两部分。刻石长1．9米、宽1．1米，竖书8行，隶带篆意。因年代久远，又长期受海水侵蚀，多半字迹已模糊不清，现有30余字尚可辨认。据文献考证，此刻石为西汉琅琊郡南界石，内容涉及两汉时期琅琊郡的柜县和东海郡的朐县等各地，以及琅琊郡东、西、南、北诸界的划定。

苏马湾界石1999年发现。刻面石宽2．15米、高085米，文12行，60个字刻文为竖字，隶体带豢意，内容为“东海郡朐与琅琊郡柜为界，因诸山以南属朐，水以北属柜。西直况其，朐与柜分高陌为界。东各承无极。始建国四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出造”。“始建国”为王莽时期的年号始建国四年为公元12年。据此推断，此刻石距今已有1989年，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最早的星数最多的石刻天文图 苏州石刻天文图，是中国和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星数最多的石刻天文图。

苏州石刻天文图总高约245米，宽约117米，星图本身直径为85厘米。该图分两部分，上部分是星图，下部分刻着说明文字，图文对照，相得益彰。它是根据北宋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的观测结果，由黄裳于南宋光宗元年（公元1190年）绘图，王致远于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刻制而成的。

苏州石刻天文图以北天极为圆心，刻画出三个同心圆。图中外圆是南天星可见的界限，包括赤道以南约55度以内的恒星；中圆是天赤道，直径为525厘米；永不下落的常见星用直径为199厘米的小圆（即上规）界开；黄道与赤道斜交，交角约24度，并按二十八宿距星之间的距离（赤经差）从天极引出宽窄不同的经线，每条经线的端点处注有二十八宿的宿度。再外边还有两个比较接近的圆圈，圈内交叉刻写着十二次、十二辰及州国分野各十二个名称。全图共有星1440余颗。图中银河清晰，河汉分叉，刻画细致。

苏州石刻天文图是北宋时代天文学家们认识和记录星象的智慧结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水平。该图为了解古代星区划分和论证现代恒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中国最早的官定石刻经本——《熹平石经》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西汉中后期，儒学大师主要针对封建社会各项制度不完备的现实，阐发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参与国家政治建设。东汉以降，随着封建政治的成熟，儒学研究日益细致化、学术化，研究古文经学蔚然成风。古文经学家注重文字的训诂与考证，随着他们对古文字研究的深入，从而使规范经书文字成为可能。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议郎蔡邕、张训等上书要求正订六经文字。皇帝批准后，蔡邕、张训等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典选定正本、订正文字。由于当时正值碑刻盛行之际，七种典籍便被用隶书刻于石碑上，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成为中国第一部官定石刻经本。

参与者们对汉代通行的经学流派经书文本进行参验比勘后，择善而从，确定了经书的标准文字；再由多才多艺的蔡邕笔蘸朱砂，用漂亮的八分书———隶书在碑石上写好经文；最后工匠依文镌刻。工程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起至光和六年（公元183）止，历时九年，共刻石碑46座，全部碑文约20万字。这部石经因刻于熹平年间，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或《一字石经》。

熹平石经竣工后，立于当时都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碑石均为长方形，约高1丈、宽4尺。碑顶以瓦屋覆盖，碑下有座。每碑双面刻文，经文自右向左直下书刻。这项由最高统治者钦定、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当时引起极强的轰动。《后汉书·蔡邕传》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其盛况可见一斑。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石经开始被损坏。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结果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还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运往长安，但由于隋官府不重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到唐贞观年间，魏徵去拯救这些文化瑰宝时，已是十不存一。以后就仅剩些拓片和零星出土的碎石残片。只能在博物馆看到为数不多的珍贵的残石拓片。

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熹平石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古文经学发达、碑刻盛行等历史因素的结晶。它作为我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对校对版本、规范文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也拉开了历史上以多部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的序幕，自此以后，陆续出现了《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蜀石经》等；不仅如此，它精美的字体、严谨的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史的重要资料。 中国最早的石刻连环画——《圣迹图》

作者是明代大石刻家章草，他苦心钻研石刻艺术，独出心裁，在120块石头上刻绘出孔子一生的事迹。《圣迹图》叙述故事严谨，刻石刀锋刚健，堪称艺术珍品。

最早的东汉摩崖石刻 碑文中的52个隶书字，字迹清晰，字形方中带圆，雄浑古朴。1900多年的东汉“何君阁道碑”，石碑完好无缺，52个隶书字清晰、雄浑。这是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东汉摩崖石刻，其记载极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南丝绸之路”路线的认识。

《何君阁道碑》被一个上凸下凹的岩石腔保护着，免受了风雨侵蚀，至今保存完好。“何君阁道碑”呈正方形，边长约08米，碑文记载了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蜀郡太守何君令人在此修建古栈道的事迹。碑文中的52个隶书字，字迹清晰，字形方中带圆，雄浑古朴。

《何君阁道碑》不仅是研究古代栈道修建的珍贵文献资料，同时在汉字的发展演变史研究上，也是极其重要的实物研究资料。而且这块摩崖石刻的发现还极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南丝绸之路”路线的认识，对研究西南地区的交通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

位于太原市的蒙山开化寺内，是我国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历史悠久居中国佛像之首。

蒙山大佛主峰海拔1325米，是晋阳佛教胜地和避暑胜地。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凿寺后大岩为大佛，历五代24年始成。蒙山大佛以山镌刻，结跏趺定而坐，双手施禅定印，佛体厚胛肥肩，佛超山峦，高遏云天，气势非凡。据史称，佛高“二百尺”（约63米）略低于四川乐山大佛，但早于乐山大佛162年。

明祖陵所有的石刻，全部都是雄性。一方面是因为雌性显得不威武；一方面是皇帝陵墓是阴宅，需要阳性的东西来调和。这样在陵墓里的祖先，才能住得安稳。祖陵石刻群是明代帝陵石刻中最为精美的一组石刻群，这些石刻规模宏伟，技艺高超，线条流畅，整体风格既不同于凤阳明皇陵，也不同于明孝陵和明十三陵，倒与宋陵石刻的风貌相近。祖陵石刻，在雕刻手法上运用了浮雕、半浮雕的技法，经过精琢细磨，使石刻的细部显得流畅华丽。从造型和雕功上，可以看出石刻匠人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创造精神，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娴熟的技艺和细腻的功法。祖陵石刻博采历代石刻艺术的精华，经过改造、创新，创造了明代石刻艺术新的技艺，使石刻在技法、造型、纹饰、华贵等方面独领风骚，代表了明代石刻艺术的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