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纶（1520-1577） 字子理，号二华。宜黄人。杰出的军事家、抗倭名将，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

　　谭纶自幼饱览诗书，性格沉稳，有雄才大略。嘉靖二十二年（1543）中举，次年登进士第。二十七年，授南京礼部主事。不久，补兵部郎中。时有倭寇逼近南京城下，官员惊慌失措，将士“怯懦不前”。谭纶请命募壮士五百，击退倭贼，以能用兵闻于朝廷。二十九年，浙江倭犯猖獗，谭纶受命台州知府。他募乡兵千人，“教以荆楚剑法及方圆行阵”，严格训练，成为劲旅。三十六年五月，倭寇侵扰台州一带，谭纶率兵大挫倭犯。三十七年四月，倭寇再次聚集数万人窜扰台、温、福、泉、漳等州，谭纶亲率精兵与寇大战。三战三捷，军威大振。升浙江按察司副使，巡视海道，转右参政使，兼治兵事。此时，他与浙江佥都司、参将戚继光、浙江总兵官俞大猷等联合，转战于浙江沿海，屡战皆捷，至嘉靖四十年，浙江倭患得以平息。谭纶改任福建参政。

　　嘉靖四十二年（1563），倭寇又在广东、福建沿海大肆劫掠。三月倭陷兴化，朝廷命谭纶为右佥都御史、福建巡抚，提督福建军务。谭纶日夜兼程，急赴平海卫。命浙江副总兵官戚继光火速从广东、江西一带回闽；令福建总兵官俞大猷，整饬营内，疏通河道，扼守海口，断敌退路；着广东总兵官刘显速率军驰赴兴化，对倭寇实行重围。四月上旬，各路进剿军先后入闽。谭纶召俞、戚、刘商讨破敌之策，自任总指挥，戚继光率中路军直捣倭贼大本营平海卫，刘显率左路军侧翼迂回，俞大猷率水师为右路，断敌退路。各路军分头进击，一举歼敌2200余人，解救被掳男女3000余人，随即收复兴化城。以军功升右副都御史。次年二月，2万余倭寇又围攻仙游等地，谭纶亲率戚继光部驰援，攻下仙游，斩敌千余，又追歼逃倭数千名，残余倭寇抢夺渔舟入海逃遁。谭纶迁陕西督抚。四十四年十二月，改调四川。不久，即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

　　隆庆元年（1567），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与戚继光共同负责练兵。自居庸关至山海关，修筑边墙2000余里，构筑御敌台3000座，造战车700乘，佛郎机（大炮）5000架，使京师东、北沿边防御得到大大加强，敌不敢犯。隆庆六年七月，升任兵部尚书，兼理京中军务。万历元年（1573）加太子少保衔。五年四月，卒于任上，赠太子太保，谥“襄敏”。著有《谭襄敏公奏议》、《睹物寓武》等。

　　谭纶主持兵事近30年，抗倭、戍边，屡建奇功，与戚继光齐名，号称“谭戚”。他善于用人。戚继光、俞大猷、刘显、李梁、李超、陈其可、胡守仁等一大批战将均得到其重用，被史家称为“善任俞戚而建大勋”者。

　　此外，他任浙江台州知府回乡时，带回海盐腔戏班，教习本地艺人，并将弋阳腔融入其中，形成“宜黄腔”。汤显祖对宜黄腔极为欣赏，其著名的《临川四梦》，均由宜黄艺人首次演出以至流传。宜黄腔后经艺人不断探索和改进，不仅在省内广泛流行，在安徽、江苏、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广西、山西、河北、北京等地都有流传。一些曲调还融入京剧，

陈氏家谱

明成化间，我宪赞府君在祁阳首创陈氏用宾公家乘。明嘉靖间，用宾公第六世嗣孙、永宁县主簿斗在祁阳第一次续修用宾公家乘。清乾隆丁亥，用宾公第十五世嗣孙 大亮在祁阳第二次续修用宾公家乘。同时，拟定并颁行用宾公为迁祁始祖，用宾公第十一世嗣孙为"我"字派的班行，其字派为：我伟国宏大（文）正，科开彰祖德，有道应时昌，家学宗铭载，世遵永发祥。清康乾时期，用宾公的后裔奉《清圣祖仁皇帝招民徙蜀诏》，由湖广永州府祁阳徙蜀，乾隆乙未，用宾公其后裔从《祁谱》中增补了入蜀32州县的嗣孙，定名为《西蜀续修陈氏宗谱》，简称《蜀谱》，此为第三次续修用宾公家乘。重庆市铜梁县人事局陈彰模历经十年以《蜀谱》为基础，辑录了该谱大部分史料，还从典籍、口碑选录了有关史料予以充实，内容涉及陈氏家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清康乾时期由祁阳徙蜀的用宾公后裔的世系进行了续记，1999年 主编了《陈氏家乘记》 。《陈氏家乘记》为大32开、700多页，铅印出版， 精 装本。

2002年清明，陈彰模率渝蜀陈氏宗亲7人到湖南省祁东县寻根祭祖，并带来《陈氏家乘记》。2002年4月6日祁东会议，经湖南、广西、四川、重庆4个省市 中30余个县市的子良、子政、子铭、子文、子贵5个分派代表组成的《陈氏家乘记（续）》编纂委员会成员190余人，以及广大族众的共同讨论、修改、完善，历时8个月，三易其稿，正式颁行了陈氏用宾公裔孙统一续拟字派（见迁祁始祖陈用宾公源流一文）。

陈彰模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不图名、不图利；收集资料，查阅典籍，潜心考研，引用大量的古今历史资料，分析了唐朝以来在陈氏源流中出现的各种分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编的《陈氏家乘记（续）》还选刊了古今历史名人对陈氏源流的考证文章。由于从陈氏支分出的中华姓氏达40多个，故这些材料不但对陈氏源流研究有参考价值，而且对这40多个其它姓氏源流亦有参考价值；还着重记录近现代名人的详细情况，涉及重庆、四川、湖南、台湾等省市中30余个县市的县处级职务以上人员60余人（其中台湾国民党军级职务1人，团级职务1人），还有著名专业技术人员、离休干部、百岁老人、企业家、革命烈士等人的详细情况。

《陈氏家乘记》、《陈氏家乘记（续）》只记载了湖南、广西、四川、重庆四个省市的用宾公派下大部分后裔世系图。还未包括在清康乾时期，用宾公第十一嗣孙向陕西、云南、贵州、安徽、江苏、湖北等地迁徙的后裔。他们的子孙有的迁往其它省市县（包括台湾）、有的还到国外居住。

《陈氏家乘记（续）》为大32开、一千多页、铅印、精装本。2003年11月出版。

今天给陈彰模（按辈份他是我曾祖）通过电话，他说最近居住四川省三台地区的子良派下一千多人要求续谱。《陈氏家乘记》、《陈氏家乘记（续）》中，初步统记，用宾公派下第二十二世嗣孙名字叫"有刚"的达80多人；叫"有钢"的超过8人；叫"有纲"的超过7人。

太丘德望1；颖水渊源2。

注释：1东汉太丘长陈实，他“修德清静，百姓以安”，年八十四卒，海内赴者三万余人。谥号文范先生。

2指陈姓望出颖川。

笔新墨奇避乱草3；光远正大铺山中4。

注释：3明代国子监生、著名画家陈洪缓的事典。陈洪缓，诸暨人，字章侯，号老莲。书法遒逸，善画老莲、山水、尤工人物，与北平崔子忠齐名，有“南陈北崔”之誉。

4近代民主革命家陈少白（1869-1943）的事典。陈少白，又名闻绍，字夔石，广东新会人。与孙中山同学，共创兴中会香港总会。1921年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曾任总统府顾问。有《兴中会革命史要》。

张楚开纪元5；文佳第一人6。

注释：5秦末阳城农民起义领袖陈胜（？-208），字涉。秦二世元年（前210），他被征屯戌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行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为大雨所阻，依秦法，失期当斩。遂与吴广发动同行戌卒九百余人揭竿起义，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连战连捷，至陈县（今河南淮阳），已有车六七百乘，绮千余，卒数万人。攻下陈县后，他被推为王，国号张楚（张大楚国之意）。

6唐高宗时浙江农民起义女首领陈硕真（？-653），睦州（今浙江建德）人。永徽四年（653）与妹夫章叔胤在睦州组织农民起义，参加者数以万计，她称文佳皇帝，以叔胤为仆射。

风雷驱大地；浩气贯长虹7。

注释：7集陈毅元帅句联

我是云姑娘，喜欢我请关注我

电视剧经常出现认祖归宗，他到底有多重要呢？对于家谱你又有多少了解呢

家谱文化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炎黄同心，华夏一脉；血浓于水，叶落归根。中国家谱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更是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

家谱文化的意义

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有着积极的意义。古代颜氏家训、柳氏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等都是德育很好的教材。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其史学著作《史记》、《汉书》、《三国志》中分别使用谱牒内容，使得史书更加准确与完备。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各异，其内涵是同一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现在一般统称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而姓氏是“某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就是记录某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图册。谱牒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特有现象。为了保护族谱文化承传，专家学者正在呼吁“中华家谱”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每个中华民族的子孙，了解一些家谱知识都是必要的。

家谱文化的源流

作为宗族的神圣符号，家谱一直深藏民间、秘不示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于丽黎介绍说：“家谱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见证。在过去它是一种家族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于当代来说，家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展示，可以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家谱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具有文学、社会、史料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范围也太广，而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更加生动。如果我们现在珍视和珍藏好家谱，那么也是将来子孙了解我们的一个范本。”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我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我国山东来认祖寻根。

中国一直都说认祖归宗，外国人都来认祖寻亲的，我们不该认祖寻亲吗？

朱氏家谱全部的字辈为：君、全、法、贞、虞、坤、仲、罗、舒、烈、曾、明、典、容、黄、殷、虞、泽、宋、叶、陆、铁、润、白、杨、袁、程。

朱姓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人口众多的姓氏。朱人口居全国第13位，主要分布在江西、浙江、安徽，总人口约1500万。朱家族历来重视家谱的发展。

最早的朱家谱是什么时候造的，无从考证。但汉魏六朝时期，朱氏家族已经有了传家宝和家谱。在明代，一个名为玉蝶的皇家家谱是在明太祖时期编纂的。朱的族谱应该是二三十年一编。

我们的家谱延续至今，一般都保存在图书馆里。国内外有许多公私收藏和新建的朱氏宗谱，四川省、河北省、上海市等13个城市都有朱氏宗谱的文献。

迁徙传播：

朱姓发源于今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一带。西周时，周武王封曹挟于邾（今山东曲阜东南），后部分邾人南迁至安徽丹阳、江苏丹徒等地；战国中叶，楚宣王灭邾国，迁邾人于楚（今湖北黄冈西北）。

秦汉时期，朱姓已遍布于中原和华东地区。魏晋时期，朱姓继续南迁，但主要繁衍地仍在淮河及长江下游大部分地区。唐朝时，朱姓已出现在广东。

明朝是朱姓的鼎盛时期，朱姓迅速地向全国发展，居住在闽、粤等沿海地区的朱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清朝时，进而又有人远徙东南亚及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

-朱姓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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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