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范氏在清乾隆年间发生了什么大事?
乾隆十一年发生了苏州范氏一族“大修谱”事件,史称范氏五服十六房家谱并为一谱。
根据苏州范氏的宗谱《范氏家乘》,范仲淹做了大官以后,就把苏州的家族成员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大会,将范姓分了16房,并排了辈分。范仲淹的后裔有7个房系,其中他的4个亲儿子占了4个房系,父母早亡认范仲淹为从父的范纯诚占了3个房系,其余都是范仲淹五服内的亲戚。这就是所谓十六房来历。
从1051年范仲淹亲修族谱到1746年苏州范氏族人续修《苏州家乘》,共计695年没有续修家谱,也就是说苏州范氏族人在范仲淹第一次修谱后时隔695年才续修(编写)苏州《范氏家乘》。
五服十六房由义庄共同议定和管理、陆续产生。
文正公在世时产生五房
范钧为儒林房祖、
范钜为支使房祖、
范仲温为中舍房祖、
范纯佑为监簿房祖、
范纯懿为朝奉房祖。
由此五房共同管理文正公创立的范氏义庄。后来,陆续产生其余十一房。
范仲淹在世时出生、范仲淹去世以后当上京官产生六房。
范纯古为赞善房祖、
范纯仁为忠宣房祖、
范纯礼为右丞房祖、
范纯粹为侍郎房祖、
范几道为宣义房祖、
范世京为秘丞房祖。
范仲淹去世后多年出生并当上京官产生五房。
范世延为郎中房祖、
范世文为大夫房祖、
范正邦为司理房祖、
范闻为驾部房祖、
范正伦为朝请房祖。
至此,以范隋为始迁祖的一支苏州范氏,五服之内十六房全部形成,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苏州《范氏家乘》既十六房大族谱。
主词条:范仲淹墓 范仲淹墓,位于洛阳城东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分前后两域。前域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由欧阳修撰,王洙书,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
2006年,,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词条:范仲淹纪念馆 苏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塑范文正公坐像、铜像,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石牌楼。2006年,在原祠堂西侧,又建有范仲淹纪念馆新馆,采用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附房展示有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
泰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江苏泰州兴化市宋县署两庑,始建于2000年,馆区分为文正流风、重教兴城、廉政为民、景范遗风四个部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另外,在山东滨州、河南商丘等地也有范仲淹纪念馆。 主词条:花洲书院 花洲书院,位于邓州古城东南隅。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任邓州知州时,始建书院学堂—春风堂、藏书楼、斋舍,并在书院东侧营造百花洲,花洲书院因此得名。自南宋至清,历任知州均重视整修花洲书院,办学规模也越来越大。
2002至2005年,邓州市政府对花洲书院进行了全面修复,重修后的花洲书院,占地126亩,分五进四院,主要建筑有春风堂(传为《岳阳楼记》诞生处)、春风阁、先圣殿、万卷阁、览秀亭、景范亭、思范亭、百花洲、范文正公祠、范仲淹纪念馆、范仲淹诗文碑廊等。
2006年,花洲书院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严先生祠堂记
宋代:范仲淹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译文
严先生是光武帝的老朋友,他们之间以道义互相推崇。后来光武帝得到预言天命所归的《赤伏符》,乘驾着六龙的阳气,获得了登极称帝的时机。那时他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天下有谁能比得上呢?只有先生能够以节操方面来尊崇他。后来先生与光武帝同床而卧触动了天上的星象,后来又归隐江湖,回到富春江畔隐居,清操自守,鄙弃禄位,达到了圣人自然清静的境界。先生视官爵为泥土,天下又有谁比得上呢?只有光武帝能够用礼节对待他。
在《盅》卦的“上九”爻(yao)辞中说,“大家正当有为的时候,偏偏显示不事奉王侯,保持自己品德的高尚。”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在《屯》卦的:“初九”爻辞中说,阳气(帝德)正开始亨通,因而能够显示“以高贵的身份交结卑贱的人,深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先生的品质,比日月还高;光武帝的气量比天地还广阔。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气量的宏大;如果不是光武帝,又怎能促成先生品质的崇高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清廉起来,胆怯的人勇敢起来,这对维护礼仪教化确实是很有功劳的。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徭役,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从而又作了一首歌:
云雾缭绕的高山,郁郁苍苍,大江的水浩浩荡荡,先生的品德啊,比高山还高,比长江还长。
注释
先生:指严光。
赤符:《赤伏符》,新莽末年谶纬家所造符箓,谓刘秀上应天命,当继汉统为帝。后亦泛指帝王受命的符瑞。
蛊:六十四卦之一。
上九:九爻。
屯(zhun)六十四卦之一。
复:复除徭役
臣妾:原指男女奴隶,这里引申为被统治的人民。
亿兆:古代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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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严子陵
近代诗人柳亚子有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诗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之句,这子陵滩讲的是东汉高士严子陵不慕仕途,隐居山野,垂钓富春江的典故,严子陵的故乡则是在浙江宁波余姚。
严子陵(公元前37—43),名光,又名遵,字子陵,西汉末余姚人。少年时代就到外地投师,刻苦好学,博学多才,性格耿直。在学时与南阳人刘秀是同学,两人白天探讨奥旨,夜来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当时因朝廷,王莽篡位,赤眉、绿林纷纷起义,严子陵见天下大乱,便回到余姚,隐居不出。后来刘秀统一天下,做了皇帝,就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光武帝知严子陵贤能,便派人四出寻访。有人见他反穿裘皮袄在泽中钓鱼,光武帝急忙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请他入朝为官,但接连三次都被绝然回绝。光武帝没法,便亲自到他的住处去请,岂料他竟躺在床上假寐不起,光武帝走到了他的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难道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他番身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也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愿出去做官,读书人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光武帝听了直摇头,说:“子陵,我终究不能说服你吗?”
然而,光武帝并没有死心,仍然把他请到洛阳。他虽被安置住在富丽堂皇的大院深宅,却绝不肯与朝廷显贵往来,光武帝去拜见他,他也不行君臣之礼。光武帝对他没有办法,说他是“狂奴故态”。
一天光武帝把他请进宫中,促膝谈心,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严子陵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光武帝听他论古涉今,说理精辟,喜得眉飞色舞。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光武帝便留他同床睡觉。严子陵也不推辞,躺在床上,叉开双腿,沉沉入睡。睡到半夜,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光武帝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次日清晨,严子陵还在梦乡,光武帝就起了床。只见钦天太监惊慌失措的闯进宫门,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发现有客星冲犯帝座,恐怕于万岁不利,特进宫面禀”。光武帝沉思片刻,勿而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那里是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朕与好友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条腿搁到了朕身上了。”
从此严子陵这个“客星”的雅号就名扬四海。他家乡的山陈山被称为“客星山”,桥被叫作“客星桥”。如今还保留在余姚四碑亭的严子陵碑文中,也有“依然城廓客星高”之句。
光武帝十分钦佩严子陵的人品才学,要他担任谏议大夫,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但他还是不肯接受。后来干脆不辞而别,回到家乡余姚隐居。
建武十七年(公元48年),光武帝又派使者到了余姚请严子陵进京做官。他听到消息,赶紧躲避起来,使者只得泱泱而返。为了避免朝廷再找麻烦,他索性带着家人,迁居桐庐富春江边种田、钓鱼。他钓鱼的地方后人称之为“子陵滩”。“严子陵钓台”至今遗迹犹在。严子陵回到余姚直至终老,享年八十,死后葬于余姚陈山。南宋丞相史浩有《严先生墓》诗道“玉匣蛟龙已草莱,一邱马髦尚封培,云台若也标名姓,千古谁知有钓台。”陈允平“严墓”诗也写道:“山高石怪水冷冷,三尺孤墓葬客星,遥想陵原松桧色,晓烟暮雨为谁青。”
严子陵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北宋名臣范仲淹仰慕严子陵高节,特意为他造了祠堂,并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严先生祠堂记》,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明学者徐渭在《严先生祠》诗中写道:“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严子陵钓鱼台
富春山又名严陵山,山麓耸起一双石岩,俗称东台、西台,东台也就是严子陵钓鱼台。严子陵名光,东汉初余姚人,儿时与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刘秀得天下后,邀他出来做官,严光再三谢绝,归隐富春山,钓鱼耕田,打发余生。对他不事权贵的作法,历代是有口皆碑。唐代就建起了严陵祠。宋代又升格,毕恭毕敬的称为严先生祠堂,文学家范仲淹作《严先生祠堂记》,五体投地地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西台姑且称为“谢公台”,它的名气小得多,却自有动人的故事。谢翱字皋羽,南宋诗人,曾从文天祥抗元。文兵败殉国后,谢悲痛欲绝,登临此台致祭,据说他手持竹如意,击石作歌,歌毕竹石俱碎。台上有亭,亭上有联道:“生为信陵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鬼”。亭前竖有石碑一块,上刻有谢翱用生命写成的散文《登西台恸哭记》。在东西两台之间,有一座双清亭,亭柱上的楹联是“拾级拜严子,亮节高风今古还誉:隔江祭谢公,忠心赤胆日月魂。》”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
胡惠瑞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位于檀湖山之北,历山之南,亭山之左,柏山之右,329国道南侧三里许。严子陵后裔集居其间,旧称“客星里”,现为“亲堰村”。
由北入村,见南北跨江一小桥,曰“皇帝堰古桥”及“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诸字。背面上额镌刻“清节流芳”和“严子陵纪念坊”诸字,并有“钦差提簿军务浙江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汉阳尹应元赐建,知余姚事晋江黄琰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等字。据传“高风千古”和“清节流芳”八字为汉光武帝刘秀亲书,石坊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重修严子陵墓的同时重建,石坊具有明代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石雕建筑艺术,主基稳实,细部镂空浮雕狮子滚绣球及鸟兽等图案,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气势宏伟。体现了明代工匠高超的石雕技艺,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十年中,因石坊被群众改建房屋当作歇脚凉亭的依靠所遮挡,才得以躲过浩劫之难,保存了这一保贵的石雕精品。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坊西首有一广场,西侧还扩建有三间“高风亭”,亭内有一展室。有严子陵先生半身像及生平事迹介绍,供游客参观。
牌坊四周集居严氏后裔,是汉徵士子陵公姓氏之源流。村东南偶有严氏宗祠,坐北朝南,前后三进,进距空旷,规模宏大,周以围墙,建筑考究,雕梁画栋,雕刻细致,人物生动,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仅南照墙,大门被毁,第一三进有几间倒塌,梁檐卧地,周墙残缺,其余尚存。
村正南不远处,见青山一色,绿树成荫,气象非凡。曰:“严公山”,俗称“南面山”,先生二十一世孙,唐降州剌史建“严公庙”于此,山巅白云峰有平石阔数丈,刻有“严公山”三个大字于其上。后因子陵墓在客星山。庙徙迁客星山,现仅存遗址。
据《下河严氏支谱》,《严子陵公生平考》记载:晋武帝太康四年(283)晋升安太守始建祠于“客星里”,先生为始祖。严氏战国初,避秦虐而改庄姓,至汉武帝时,严公父士恂守会稽遂家也,蔓延至哀帝间(公元前6-1年,避明帝刘庄讳(58),易庄为严,《子陵墓碑略》云:公生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壬午八月十二,元始元年(公元1年)侍父士恂令新野(今河南新野县)时,与刘秀父亲刘钦尹南顿相善,故公与刘秀同往汝南郑敬处求学。两人白天探讨学问,夜间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因王莽篡位(公元9年),赤眉、绿林纷纷起义,公见天下大乱,便回家乡余姚陈山隐居读书。过了十三年(公元23年),刘秀中兴汉室,统一天下,做了东汉开国皇帝,为光武帝。公得知刘秀做了皇帝,便改名换姓,到远处隐居。刘秀知道公的贤德和才能,令人四处查访,请公出来辅佐。后来,齐地有人上书,说有一男子反穿羊裘,在湖泽中钓鱼,可能是公。刘秀即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接他到了京城,请他入朝做官。前后接了三次才把他接来。并对他优礼有加。安排住进京城宾舍。大司徒(相当于丞相)与公是旧相识,派人带亲笔信去问候,刘秀亲自命人驾车出宫。拜访公,公睡床上,置之不理。刘秀知道他是假睡,就走到了他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我今日以故人的身份来看望你,难道你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公忽然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肯出去做官。读书人自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刘秀听了直摇头。
后来,刘秀终于把公请进宫,公也被刘秀的诚意所感动,两人谈天话旧。畅叙不已。刘秀向公请教治国之策,他也诚意相告。一直谈到了深夜,刘秀留他宫中过夜,他也不推辞。就和刘秀同床而睡,他叉开双脚,沉沉睡去。睡到半夜,他一条腿搁到刘秀的肚皮上,刘秀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刘秀起床上朝,有钦天监出班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见有客星冲犯帝座,恐于万岁不利。”刘秀听后哈哈一笑:“哪有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我与好友子陵同榻共眠,他将一条腿搁到了我的身上了。”
刘秀十分钦佩他的才学人品,任他为谏议大夫,他坚决不受,但深知朝中的处境和自己的秉性不利,他留给刘秀一封辞职谢罪的信,不辞而别,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富春江畔隐居不出。
建成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秀再次派使者征他进京做官。他听到了消息赶紧回到余姚,躲在陈山脚下的月德寺中,使者闻讯追寻而来,那天正好下大雪,积雪很厚,公急中生智,倒穿芒履上了陈山,使者见雪上有脚印,向山脚寻找一番,结果当然没有找着。后人有诗云:“避士入隐志不凡,倒拖芒履上陈山,客星高照古渡在,山高水长仰先贤。”
公八十终老于家,刘秀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伤,令地方政府出钱百万,谷千斛,将他葬于故里陈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仰慕他的高节,特为他建成了祠堂,并定《严先生祠堂记》,赞誉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去山指的是严氏宗祠前的严公山,总称白云山。江水是指祠前的环湖带和下河往西注入姚江。
严子陵有世孙在桐庐
屹立在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严子陵钓鱼台,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且已成为的旅游胜地。但时隔两千多年,你是否相信在桐庐还有严子陵的世孙呢?
近日,桐庐县组织各乡镇文化部门进行文化遗产普查时,钟山乡文化站收集到了一本《严氏宗谱》,并从中发现历史名人严子陵的五十五世、五十六世孙就在桐庐县钟山乡朱边畈村。
根据家谱记载,严子陵的五十五世孙有八十岁的严奉复和七十五岁的严奉纯等。五十六世孙有六十岁的严国春和五十五岁的严金华等。家谱中写道:“始祖光,字子陵行云,二世家会稽余姚人,小字狂奴,少有高名,同光武帝同学,两人同窗同座同床三年,互敬互学名列全班前茅。刘秀登基后,三番五次聘他当谏议大夫,严子陵不屈。仍耕于富春山中。后人名其钓处为严子陵钓鱼台,在桐庐有东西二台,各高数百丈。有羊裘轩、客星馆、高风堂等,台上俱有亭。”
这本家谱曾两次重修。1945年,才六岁的严国春上了谱,当时集谱时间一年多。圆谱时刚出生的严家末子严金华也补了上去,他成了谱上的最后一位。此谱共六册36卷,朱边畈村珍藏2册,每册六卷,歌舞乡夏塘、潘畈村各藏一册,毕浦乡严村藏一册,建德市罗村乡狮峰村也藏一册。据严国春回忆,“”期间,居住在建德市狮峰村的堂叔来到桐庐朱边畈村,将一册家谱悄悄带走,还特地做了只樟木箱珍藏,防止腐烂虫蛀,遗憾的是另一册已被烧毁。后建德堂叔去世,他儿子严康乐在外工作,女儿出嫁时,才将家谱送回朱边畈村,由严国春保管至今。
从家谱中可以看出,朝廷官员爱吃桐庐特产,如豆腐干、梨头等,在南宋时已作为贡品送往朝廷。据统计严氏家谱上严子陵后代共有100人在朝廷任大小不同的官职,其五十世孙还得到过严州(建德)府太爷奖励的一块匾额,上有府太爷的圆印,并书“宽厚平和”四字。因五十世孙住建德时,与人发生纠纷,其宽容的气度使得府太爷很受感动。这块珍贵的匾额原挂在朱边畈村的祠堂里,现被严国春的侄儿收藏。
更有意思的是,严国春根据家谱中记载“豆腐干是贡品”这一点,在七八年前开始加工“钟山豆腐干”还真的走红市场,两次走进西博会,多次获奖。
“庄严一脉”话严姓
说起严姓,就不得不先提到庄姓。
庄与严二字,组成庄严一词,表示着一种肃静的意思。奇妙的是,用这两个字来表示的中国姓氏,也有密切的关系。严姓是由庄氏改来的,所以严姓之人,与庄姓根本就是一家人。严氏的姓源,是从楚庄王的谥号“庄”而来,楚庄王的子孙,为了有别于他人,以“谥为姓”,就用“庄”这个谥号来做了自己家族的姓氏。
到了汉代,汉明帝的名字叫刘庄,按封建帝王之制,为避天子之讳,凡有庄姓人氏必须改姓。因为“庄”与“严”两字常连在一起用,都表示相同的意思,大概因此之故,楚庄王的后裔庄氏在传到汉明帝时,就把庄姓改为严姓了。从此,也就在庄氏之中分出了一支严姓的支系,一代一代的传延下来。
福州阳岐的严培庸说:“我们阳岐的严家,是在唐朝天佑年间,跟闽王王审之从河南光州固始县来的。所以福州有十多个姓,都是王审之带来的。我的祖先严怀英,怀是胸怀的怀,英是英雄的英,他就是跟着王审之来这里的。他人很正直,很勇敢,会打仗,有功,后来官拜朝议大夫。”
严姓的发源地,主要是在湖北的江陵和甘肃的天水。从唐朝天佑年间开始,“严”姓人家一部分就在福建定居下来。
现在浙江富阳、桐庐两县,仍保留有许多当年严子陵的踪迹。有“严子陵钓鱼台”等。当年,郁达夫游富春江时有诗曰:“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朋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
追本溯源,庄严两姓,都是春秋时代五霸之一楚庄王的后裔,血缘上是一脉相承,同出一源,实为一家。
苏州范氏在清乾隆年间发生了什么大事?
本文2023-09-28 08:56:06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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