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1840年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

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

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毛泽东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

扩展资料

背景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

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

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本人是上海财经大学的研究生，对于上财走出去的名人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比如：黄炎培

黄炎培在1921年被委任教育总长，但是他不想去去就职，反而参与进行

建立高校，其中包括现在在上海财经大学（原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过很大贡献。

黄炎培一直在为国效力，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是一位伟人，作为上财的学生，该永远铭记这位伟人。

比如：张勇

张勇，男，1972年出生，他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是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同时他也是阿巴巴集团董事局董事，阿里巴巴合伙人创世成员。他至今仍是个商界的传奇人物，有人称张勇为“阿里巴巴的逍遥子张勇”，他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张勇的专业是财务，是学财务出身的，有很多的工作经历，他既具有宏观的逻辑思考能力，又具有细节执行能力。所以这也奠定了他在阿里的成功。

当时他选择阿里巴巴，也算是把握住了这个好时机，才在商届名声大起。他一直在脚踏实地尽力做好每一件事，所以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很努力人!

比如：谷澍，男，1967年8月出生，1998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

现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这三位都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名人，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在此感谢大家的阅读。

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是200~300年。

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

教育思想

黄炎培在《实施实业教学要览》中给职业教育下的定义是：“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的供给及乐趣，一面尽其对群众之义务，此教育名曰职业教育。”

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独须从方法上研究，更须在思想上研究”。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

窑洞之问（又称“黄炎培之问”或“周期率之问”）是指1945年7月，在延安窑洞，民主建国会会员黄炎培向毛主席提出的问题。

黄炎培问毛主席：中国***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窑洞之问的启示是：

1 监督是保持政府公信力和防止腐败的重要机制。只有通过有效的监督，才能确保政府的行为符合公众的期望和道德标准。

2 民主是实现监督和保持政府稳定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民主机制，才能让人民参与政治决策和监督政府行为。

3 只有让人民起来负责，才能保证政府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只有通过人民的责任和参与，才能使政府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利益和实现长期发展。

总之，窑洞之问提醒我们要重视监督和民主机制的重要性，并积极推动人民参与政治和监督政府的行动，以确保政府的稳定和长期发展。

老黄历年份对照表

编史续志和纂修谱牒，是崇文尚德之举，是国强民富的盛世之果，三者是构成中华历史学大厦的支柱，其中谱牒为史志之本。钟健群在《宗谱学略论》中认为：谱牒，唐代名族谱，宋代名家谱、家乘，后又称宗谱、家牒、世谱等。谱牒在《辞海》中的释义是：“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成的表册，亦谓编列成谱。”谱牒在我国西周时代就已广为流传，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史记》，就是吸取了包括谱牒在内的优秀文化遗产而写成的，《史记·三代世表》云：“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史记·自序》云：“维（夏商周）三代尚（久远）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之一。”

史学界认为：家谱与方志、正史相互参证可以补史志之阙，往往史志未备未详，或记叙有误，恰恰详备于家谱之中。被梁启超誉为“方志之”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家谱有征，则县志取之；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鲁迅先生称国史就是“的家谱”。家谱的价值不但为学术家认同，也为政要所重视。同志1957年在成都会议上说：“如果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类发展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笔者在顾问《湖塘镇志》中有也体会：湖塘老街清初以来业发展的史实，多 于《萧宗谱》和《毗陵杨氏宗谱》等；上店古镇明清以来的崇文尚德底蕴，多 于《恽氏家乘》和《张氏宗谱》等。在查阅和运用家谱的过程中，笔者在纪年表述、农历与公历的换算等方面有诸多疑惑，在查证有关资料且钻研梳理后略有所悟，若为孔见，权作抛砖。

一、纪年的起源

纪，在《说文·系部》载：“纪，别丝也。”段玉裁（龚自珍外祖父清文字训诂学家）注：“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在《国语·周语上》载：“纪农谢功。”韦昭（三国史学家）注：“纪，谓综理也。”在《中国大》载：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其中时间描述的是物体运动的持续性和发生的顺序，时间也泛称年岁。所以历书的纪年就是对历史过程长短和发生顺序的度量，是链接历史的纽带，是提挈空间 的纲索。历史的空间有了纪年就能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反之，如果没有纪年，或者纪年有误，那么历史的空间以及作为其载体的国史、方志和家谱，将是一团乱麻、一盘散沙。

纪年的本源是原始的“结绳记事”。最早的文字出自《竹书纪年》，是春秋晋国史官和战国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墓者发现，因为是写在竹简上的史书，所以命名《竹书纪年》。中国目前最早的纪年存世之作是《史记》，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年表，是西周元年（前841年）。《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即为这年开始，司马迁在编纂史书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有关纪年的书籍，发现“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即黄帝以来多种纪年资料说法不一，无法确定真实的历史纪年，只有在元年之后的记载是一致的，按史录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没有收录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纪年史料，这些珍贵的史料就随着历史的演进渐渐湮没了，所以后来就把流传下来最早的《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为依据，确定公元前841年作为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的开始。

二、纪年的种类和渊源

中国从确切纪年开始，先后有多种纪年法，主要的有帝王在位、王朝年号、天干地支、公历、国号纪年等。

帝王在位纪年（也称王公即位年次纪年）自公元前841年开始，这年因西周厉王残暴，激起国人，周厉王逃到了彘（今山西中部），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一说由大臣共伯和执政），所以称“元年”。彼时其余诸侯国则为“鲁真公十五年”、“齐武公十年”等。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将。”此类记述法沿续到西汉高后（吕雉）八年（前180年），文帝（刘恒）继位后，曾因遇非解之事而重新计元年（不是年号），史官为记述方便而分称前元、后元；其后景帝（刘启）在位间有前元、中元、后元。帝王纪年法实行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止。

王朝年号纪年，自汉武帝（刘彻）即位第二年（前140年）开始，创年号“建元”，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太初历》，此后历朝相继。记述如“汉武帝建元三年”、“唐贞观五年”、“宋咸淳五年”及“康乾盛世”等。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如唐高宗就有14个，明清间除明英宗有两个年号外，其余都是一帝一号，故后世即以年号为其称呼，如皇帝、乾隆皇帝等。此外，年号还与干支同时纪年。

天干地支（简称干支）纪年，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各对应一个生肖），按甲子、乙丑…依次类配至癸亥，共六十组合往复循环的纪年，60年为“一个甲子”即由此出，故老人60岁俗称“花甲之年”。干支纪年出自黄帝时代，唐代刘恕在《通鉴外纪》中引古书说：“（黄帝）其师大挠…始作甲子。”实际是萌芽于西汉初，始行于汉成帝末年。东汉以后，时行《太初历》的“太岁纪年法”渐与天象不。据《资治通鉴》载：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太初历》施行百余年，历稍后天。上命治历编、李梵等综校其状，作《四分历》；二月，甲寅，始施行之。”朝廷下令把干支纪年辅助年号纪年，作为夏历排组的具体表述，如《核舟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叔远甫刻”，如笔者所考恽南田家乡上店古桥石刻“岁弘治壬戌孟春吉旦”等，在全国推行后日趋完善。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属相以及二十四节气等成为如今农历的传统特色和公历的重要辅助。公历与干支历间有简便换算：以公历年数，如2022 减3除以10得余数为2，以2对应上述天干序之第二是乙（能整除对应末位癸），再以2022 减3除以12得余数为8，以8对应地支序之第八是未（能整除对应末位亥），便可知2022 年即为干支“乙未”年，但两者仅是不全等的交叉关系。

公历简称“公历”，是通行的纪年体系。以中的生年为公历元年，简称“公元”，相当于中国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历纪年的起点是公元1年，没有“公元0年”，公元以前的中国历史用倒推法计算。中国实际使用公历在“辛亥”以后，开始官称“西历”，如《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里的中外年度对照均称“西历”；文坛也称“西元”，如《北新活叶本文选》：“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当西元一o年”；则俗称“阳历”。成立，宣布使用公历纪年，首刊于《》日期栏：“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纪年（也称国号纪年），是成立后的纪年。清宣统三年夏历辛亥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等人武昌，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开辟了中国历史新，史称“辛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在召开各省都督，宣布成立，宣誓就任临时大，并为了“行夏正，以顺农事，从西历，以便统计”，决定使用公历纪年。翌日发布改历改元通电（《市志》）：“改用阳（公）历，以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元年元旦。”以国号纪年（具体法则同公历）替换了皇帝年号纪年，也称“国历”或“新历”，同时仍在使用夏历纪月日。1913年7月，大袁世凯批准内务总长钤 “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 的报告（夏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宋代吴自牧《梦梁录》：“正月朔一，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次年起夏历岁首（正月初一）称“春节”。1949年9月30日起，中国随区域扩大而逐步废止纪年改用公历。

三、中国现行纪年历法状况

上述可见，中国使用公元纪年，同时辅以传统夏历。公元1949年9月21日，中国会同各和无人士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之一届全体会议，在开幕词中提议“采取和世界大多数一样的年号。”27日下午，“方案会”代表、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向大会报告：“ 纪年，多数代表同意采取世界大多数所用纪年——公历。”因此决议通过的第二项就是：“的纪年采用公元”，决议后执行 宣布：“从现在起，…以公历，今年为一九四九年。”考虑到中华的历法传统，长期以来都是以夏历行政、干支辅助，加上文化习俗、农事指导和接受过程等因素，于是沿用“夏历及干支”辅助行政历法。1949年10月1日《》公历日期栏下同时表注：“夏历己丑年八月初十”字样，为区别夏历和公历两个新年，把夏历正月初一称“春节”，把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

后来把“夏历”改称“农历”，是1968年元旦《》首易其名，延续至今（早有其名，笔者曾见过《一九六三年农历》的历书）。近百年来，农历有多种称谓：如时的《汉口日报》、《东北日报》等称“阴历”；《日报》、《群众日报》（陕北）等称“旧历”；宋教仁主张以黄帝即位年为元年，把西元1904年推算为黄帝四六零二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采用此纪，所以有“黄历”之称。按此算，公元2022 年是第4711个黄帝历年。

公历以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称为年（对其科学的理解应该在“日心说”之后，近似等于回归年），故又称“太阳历”、“阳历”。由于周年是365天48分46秒，所以平年2月为28天（该年为365天），把余数在第4年凑成一天（多余的百年少闰一次）置于闰年2月，所以闰年2月为29天（该年为366天）。所以公历年能被4整除的年分就称“公历闰年”，如2012年、2022 年等。

我国的农历，自古就以月亮望朔（圆缺）周期为月，以地球自转一周为日，古称月亮为太阴，故谓“阴历”，又以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为年，实质该称合历法（干支和节气即其阳历成分）。月亮绕地球一周为29．53天 ，为了协调与回归年之间的天数差，古人采用了“19年7闰”的，即在19个农历年中在7个年份里加一个闰月，有闰月之年也称闰年，其余称平年。因此闰年就有383天～385天，平年只有353天～355天。如：农历甲午马年（闰九月）从公历2022年1月31日始，至2022 年2月18日止，计384天；农历乙未羊年（平）从公历2022 年2月19日始，至2022 年2月7日止，计354天。

由于我国公历农历的同时使用，公历的365、366天，与农历的353、354、355、383、384、385天形成交叉关系（偶然也有 关系），《逻辑学》称之为“两个概念的外延只有一部分相同”，因此为了保证两个历年之间对照换算的准确性，弄清楚其间的逻辑关系很有必要。

四、公历与农历之间分合相兼的年度关系

在成立（1912年）前，都是用帝王在位纪年和王朝纪年，同时辅以干支纪年的农历法，将公历引进后，特别是有关重大或历史名人生卒年表等，就产生了古今对照的推算和现代纪年的表述问题，尤其是年关前后的月日更易搞错。目前的年历、月历上都标有干支纪年，如2022年农历甲午年、2022 年农历乙未年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以及有些近期续家谱里也附有同类的纪年对照表（例如武进图书馆现存的近300部新谱中就有20余部设置了对照表），然而上述对照表只能反映公农两个年度的重合部分，具体到月日时就会“阴差阳错”，使人一头雾水。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通常公历年 着前个农历年末的一个多月，和后个农历前十个多月。如公元2022 年对照农历是乙未年，其实从元旦至2月18日，是甲午年十一月十一至十二月底的49天；而2月19日才是乙未年正月初一，到12月31日只是乙未年十一月廿一，其后的38天又到2022 丙申年去了。如岳飞被害于“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廿九”，纪年表对照绍兴辛酉年是公元1141年，所以有的资料误注岳飞生卒为1103—1141年，有的则写成“绍兴十一年（1141）农历腊月廿九”等，其实“绍兴辛酉十二月廿九”已经跨出了1141年，延续至公历次年初，所以岳飞农历被害日对应“公元1142年1月27日”。

有时公历年会跨三个农历年。如公元18年1月1日，是王莽（把十二月定为正月）天凤四年丁丑十二月廿五，至1月5日的5天是丁丑年；1月6日始是天凤五年戊寅正月初一；12月27日始又是天凤六年，至12月31日的5天即是己卯年。就是说，公元18年里除 了农历戊寅的全年外，还 了戊寅年前后的丁丑、己卯两年的各5天。

个别还有公历、农历年首同日，如公元13年1月1日即王莽始建国五年癸酉正月初一。若是农历平年，次年岁首会在公历年末出现；若遇闰年，农历年末会延至公历次年初。

以上三种情况里，遇到农历闰年，一个公历年里就有两个相同的农历月；若是平年一个公历年历就有9—12个相同的农历日。例如：1893年1月1日，是光绪壬辰十一月十四，同年12月31日是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廿四，期间就有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廿、廿一、廿二、廿三、廿四等11个同名月日，即出生于该年十一月十九，据叶子龙等人查阅《韶山四修族谱》记载：“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辰时生。” 对照公历，是年末的十一月十九，由此核定毛的生日为公历1893年 12月26日，于是风趣地说：“哦，我的那碗面条，此后不在阴历十一月十九日吃，改在阳历12月26日吃！”后来公众所知其确切的生日就是这么来的 。

以上两历间复杂的交叉关系，决定了现代纂编正史、方志和家谱严密精的必然要求，纪年表述不严密，历法换算就不会精准，史料也就失去了意义。

五、纪年有关内容的表述

纪年的表述主要是时间，时间体现于数字。自西历传进中国后，曾有多种表述，如“西历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等，为了统一数字的用法，语言文字工作会等7个单位，于1995年12月13日发布了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2011年又更新标准。按其要求：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使用数字，如：公元前841年、20世纪80年代、公元2022 年4月12日等；非公历纪年则用汉字数码，如：清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十一月廿六、念三年十月六日等。在竖排时（如家谱等）公历可以用汉字表述，但应定义明晰。

目前用纪年的更大单位是世纪。历100年称为一个世纪，因为没有公元0年，所以通常把公元1年到100年底称为一世纪，从可被100整除的后一年始为下一个世纪，如2001年即为21世纪（或说将公元1世纪定为99年， 按此定义，2000年则为21世纪的之一年）。次于世纪的以10年为计，称“年代”，相约成俗把2001年—2022 年称为21世纪初，2022 年始称20年代，以此类推。次于年代的为年、月、日、时，俗称岁月、年月、日期等。历史上还把1840年战争前称“古代”，其后至1919年“”称近代，继其后至1949年成立称“现代”，再其后称“当代”。

公历用数字表述简单明晰，如公元2022 年4月12日（“日”俗称“号”）。农历通常用汉字（及干支）表述，每年把十二（闰年多出的月，随同前个月）个月四分成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以孟、仲、季三分；每月以上、中、下分三旬；上旬从初一至初十，中旬从十一至二十（或廿、卄，鲁迅诗：“卄年居上海”）；下旬从廿一（廿大写为“念”，如民时《日报》用“念四日”）至三十（或卅，如民时《黄海日报》用“卅六年”）；每天以地支为名分十二个时辰。明中叶后,西洋钟表作为礼品和商品始入中国,世人称钟表点数为小时也称点，称时辰为大时，今大时之名已被淡。时辰日首子时，相当于今时间23时至次日1时，丑时为1时至3时，以此类推，时间比地支时辰晚1个小时交日，在月末、年末之时就有月、年之差。

农历年以半个月左右为期，分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24个节气，其中上半月的称节气（简称节）、下半月的称中气（简称气），西汉《淮南子》所载廿四节名序即与此相同。唐高宗时李淳风所编《麟德历》规定，置闰时以没有中气的月为前个月的闰月。延续至今，例如2022年农历九月，后个月仅有节气立冬，没有小雪中气，就定其为闰九月。节气基本对应于公历某日期，以天象指导农务，此为农历沿用各朝且盛于之缘由，亦为“农历”名称之 。其中立春节气相传原先是干支纪年的岁首。

岁首的确定。干支纪年初以立春为岁首，历史上曾以立春为春季的开始，故也称其为春节，但在夏历闰年之时，年初年末都逢立春节气，此即上文提及的“两头春”之乱，汉武帝拨乱反正，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太初历》确立“夏正”，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两千余年来， 行政及习俗都已认同农历正月初一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处于从属辅助地位的干支纪年，以及按十二地支所对应动物属相的生肖，亦随“夏正”更年，这在《元史》、《明实录》、《清实录》等均有记载，以来的资料更为翔实，史、志、谱及执政等均以此为记。而被司马迁认为“使人拘而多畏”的历代占卦吉凶、卜测宜忌、八字算命的们，仍在以立春为年首行道，沭阳籍研究专家秦伦诗，在他2013年纂编的《易学指掌万年历》中坚持认为：“农历必须到立春节才能算第二年的开始。如2004年…立春以后才能算甲申年。”窃以为，秦先生的观点作为历史传统文化之一说尚可，而让世人“必须”改变两千余年来顺应发展的既成世俗，似颇无稽。

简称和省略。公历纪年形式具有惟一的特征，所以“公元”两字，目前除严格的公政文书外，大多都已省略；必要时“年月日”也可省略，在数码之中用顿号间隔，如时的《世界知识》即用“一九四六、五、二三”；公元前可简称“前×年”。公历农历合用时，如公元2022 年4月12日农历乙未年二月二十四日，可简化为：2022 年4月12日乙未二月廿四。可简称“×年、民×年、民时”。成立，是历史的里程碑，使用频率特别高，在一届会议定国名时，建国会代表黄炎培等提议用“”为简称，李达（一大代表）提议用“中国”为简称，被多数代表所否定，而作为地理概念，目前中外都在用“中国”为简称；也有人建议以“”为简称，用“成立前、后”替代带色彩的“前、后”，或“新中国成立前、后”，笔者认为，此应于凡例中表明。也可运用中性词“鼎革”，表达改朝换代之意，例如《明河南参政袁公墓志铭》：“当曾大父葬时，正际鼎革，四方之乱未敉。”《近代前夜的发展与迟滞》：“正当明清鼎革的战火纷飞之际，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

六、数历合用时的科学表述

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改元易历，例如夏朝定孟喜月（元月）为正的夏历、商朝定腊月（十二月）为正的殷历、周朝定冬月（十一月）为正的周历、秦统一中国后建阳春月（十月）为正，汉武帝始采用夏历（后章帝始配以干支纪年）延续至清末。废年号改用国号纪年，月日排序同西历（实为同历异名），虽然行政均换新历表述，但是一时难改旧俗，在国号纪年的同时还在用夏历纪月日，如“二十五十二月廿五”。由此开始，对日期的表述就出现了多种形式，由于公历与农历间有前述的三种交叉情况，致使当代史志谱，尤其是续修家谱中，往往产生歧义。

以笔者之见，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值得探讨。

一是年度的对照换算。纪年与公历纪年异名同历，加1911就是精确的公历日期。而公历农历的日期对照，目前的只表述到年度，例如公元2022 年通常对应为农历乙未年，其实2022 年精确对应的日期是“农历甲午年十一月十一至乙未年十一月廿一”，而乙未年对应的是“公元2022 年2月19日至2022 年2月7日”。所以笔者认为当前版对照表只能权作参考。

二是有序表述。通常记述当代的人物或，公历在前农历括注于后，以前的农历在前公历括注于后，例如《晋陵樟村陆氏宗谱》所记“1952年6月25日（壬辰闰五月初四），宣统元年己酉十月十二（1909年11月24日）”。

三是统一表述。例如“二十、廿、卄、念”等通用字词或名称，同文该统一为宜，而如《毗陵前坟荡张氏宗谱》所记“道光廿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如《毗陵谢氏宗谱》所记二十五世寅清“…女一适上垫恽学乾迁居上店。”（上店、上垫为同地异名）就欠妥。

四是精确表述。目的是免生歧义误导后人。有些老谱只用年号纪年易生误差，如世恩堂《张氏宗谱》所记张惠言（常州词派创始人）生日，本为乾隆二十六年，由于木刻不清，继修时被误为一十六年，丁亥再修时演化为乾隆十六年，笔者考其世系时曾多经曲折。当代新谱（包括有些），往往是公历纪年农历纪月日，例如《省庄韩氏宗谱》：建富“公元一九五七年又八月十一日生”；另一种是在公历的年月之间加置干支，如《恽氏家乘》记恽逸群（中国文化新闻界杰出战士）“一九七八年戊午十二月十日在宁病逝”。前例若无“又”字，就会被误作公历八月十一日；后例常会被认作农历十二月十日。此外还有其它多种容易产生歧义的表述形式。

笔者认为，避免歧义或差错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统一表述方式并在凡例中说明，例如公历用数、农历用中文数，以及其它的简称、省略等项。其次如上述《晋陵樟村陆氏宗谱》那样公历、农历分别表述。再次是前的年号加干支纪年，不必画蛇添足换算括注公历年；后的注意农历十一月上旬后的日期，若在公历次年的要作括注，如上述后例可改成“恽逸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戊午十一月十一）在宁病逝”（注：有说在次日凌晨逝）、上述前例可改为“建富公元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丁酉又八月十一）生”才对；又如《小留徐氏宗谱》载壮乐天（、民进常务副 徐伯昕生母）“卒三十一年壬午十二月二十七日子时即夏历十一月”，“壬午”两字应于夏历后之后；再如“1904年农历十二月十九”，对照后改成“1905年1月24日（甲辰十二月十九）”才无歧义。

七、参考资料的选择和编制。

查阅资料的选择也有讲究，有高科技的工具就能事半功倍。目前书店或图书馆有多种历书，除上述秦伦诗著的外，还有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8月版《新编实用万年历》，由王平辉编著的2009年8月版《新编中华民俗万年历》，由樊岚岚编著的2022 年1月版《新编实用万年历》、《中华传统万年历》等。笔者推荐由郭世辈、张正祥所编2002年11月版《万年历》，特点是公历对照古代各历日期时，在干支表后附有公历12月31日所对应农历年的月日，从而可以推算农历年延续至次年的日期，例如2022年12月31日（甲午十一月初十）。

另外，在互联 上有多种电子版万年历可以查阅。笔者常用的是《汉典万年历（择吉老黄历）》，其特点：一是操作简易，只要在拟查的年月框内点上数即清；二是信息宽容，纵向可达前后任何年月日，横向基本涵盖有关内容；三是现实客观，其自注声明： 吉凶、宜忌等“无科学依据”。

在正史、方志、家谱文后附编纪年对照表，可便利读者查阅比对，值得推广。建议按上述郭、张所编的《万年历》那样，在公历年度后增一栏，即公历12月31日对应农历的月日（应在凡例说明），就可避免两历间的交叉而产生误解。

为常州市谱牒与祠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常州市武进区谱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以上就是与老黄历年份对照表相关内容，是关于干支纪日的分享。看完生肖与年份对照表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炎培十分注重从细节培养孩子的好习惯,他认为,任何一个拥有良好习惯的人都是从小事情做起的,他很会从一些细微之处来教育孩子。比如一天晚饭后,全家人都在歇息,黄炎培看到几个孩子正在做游戏,便独自走到楼上的书房里,把一个鸡毛掸子故意扔在楼梯口,然后对孩子们喊道:“孩子们,赶快上楼来,爸爸有事找你们!”

孩子们听到喊声就朝楼上跑来,大女儿先跑过来,见到了地上的鸡毛掸子,她怕将其踩坏,便绕了过去跑到爸爸的身边。小儿子比较活泼,看到地上的鸡毛掸子便一大步跨过去,也跑了上来。二女儿过来时,见到他们都已经到了爸爸身边,就有些着急,一脚将鸡毛掸子踢开了。黄炎培的夫人怕孩子们摔倒也跟了过来,便随手把地上的鸡毛掸子捡起来放回了原处。

黄炎培看到此情景,对着面前的孩子严肃地说:“刚才那个鸡毛掸子在哪里呀”

“在地上!”孩子们回答。

“是谁把它捡起来的呢”

“是妈妈。”

“为什么你们就不知道把它捡起来呢”黄炎培接着问。

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沉默了。

黄炎培语重心长地说:“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却反映出你们的妈妈长期操持家务,养成了勤劳节俭的习惯,可你们却什么事情都依赖大人,从不注意自己的修养,我希望你们从现在起学做家务、学会照顾自己,学会把生活中的细节做好,这样长大后才能做利国利民的大事。”

写给父母的话

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每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都要带好细节这把伞。为人父母者更要让孩子懂得:天下的好习惯,都是经过细节的磨砺而习得的。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俄国著名的教育家乌申斯基给出了恰到好处的评述,他说:“好习惯是在人神经系统中所存放的道德资本,这个道德资本会不断地增长,而人在整个一生中就享受着它的利息。坏习惯则是道德上无法偿清的债务,这种债务能以不断增长的利息折磨人,使他最好的创举失败,并把他引到道德破产的地步。”因此,作为父母,一定要在孩子的习惯培养上下大功夫。

例如,在学校举行的短跑比赛中,孩子的鞋带松了、鞋子掉了,他不得不光脚跑完,看到其他孩子都在哄笑,他一定会尴尬得不得了。在他懊恼不已的时候,父母应该让他意识到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不过是他忽略了一个细节———上场前没有系好自己的鞋带,这样可以使他认识到细节的重要性。

生活中,因为忽视细节而造成孩子失败的事例还有很多,父母不能等到孩子失败了,再去感叹为何当初不注意细节,而应该防患于未然,从小培养孩子的细节意识,让孩子养成注重细节的习惯,这将会让孩子受益一生。

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律，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人类历史的发展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周期律支配这是一个耐人寻味但也颇具争议的问题。事实上，这个只能由历史本身来回答。

在中国历史上，有的王朝延续几百年，但有的王朝仅生存了几年，甚至几个月、几天。自秦王朝到清王朝共62个正式的王朝，平均统治时间为60年，都没有跳出先兴后衰的周期律。因此，历史周期律，便也成为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经常思考的问题。

在这里黄炎培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达了相当一部分民主人士对中国***的告诫和担心：中国***夺取政权之后会不会重蹈因胜利而腐化堕落的覆辙？

黄炎培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就是著名的“历史周期律”，黄炎培的意思很明显，古往今来，一个国家、一个团队，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周而复始，不知诸君能否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兴亡周期律？

提出“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是黄炎培。    

从中华职教社到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一直致力于倡导、研究、试验和推广职业教育，在长期的职业教育理论探索和职业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理论体系。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教理想，“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办学理念，“敬业乐群、责先利后”的育训方针，“理实一体、做学合一”的教学方法，“金的人格、铁的纪律”的德育标准，“尊重个性、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理必求真、事必求是”的职业道德标准，“与时俱进、奋勇创新”的价值取向，这些共同构成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精髓。

人物经历：

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48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教社广泛调查国内外的教育、经济和社会民情，开展职业教育实践。

1918年5月15日，黄炎培等爱国志士在中华职教社的基础上，创立了近代中国第一所以“职业”二字命名，被称为当时“最富有实验性的学校”——中华职业学校（现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由此开启了中国近现代职业学校教育的百年风雨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