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欧阳修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欧阳修的母亲就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画，教他写字。还教给他诵读许多古人的篇章，让他学习写诗。到他年龄大些了，家里没有书可读，便就近到读书人家去借书来读，有时进行抄写。抄写还没完成，就可以背诵这本书了。就这样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只是致力读书。

原文：先公四岁而孤，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使学为诗。及稍长，而家贫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抄录未必，而已能诵其书。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

出处：出自宋代欧阳修的《欧阳修全集·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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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虽然家里贫穷，但他克服重重困难，勤学苦读，终有所成。欧阳修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有着远大志向和吃苦精神，就一定会成功。

欧阳修刻苦学习的精神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欧阳修的成功，除了他自身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促进他成长的原因是：家长的善于教育，严格要求。

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其祖母以荻画地，教他写字。他四岁而孤，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祖母以荻画地，教以识字。欧阳修自幼酷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

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

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景祐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

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欧阳姓出自姒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说，欧阳氏是夏朝君主姒少康的庶子无余，被封于会稽，这便是早期的越国。

越国传至无疆时被楚国所灭。无疆的儿子名蹄，被封于乌程欧余山之阳（今浙江省吴兴县），封为欧阳亭侯，于是他们便以欧阳为氏，其后代则称欧阳氏或欧氏。

欧阳姓以海鸟为图腾，郡望为渤海。 宋朝时，欧阳姓约有22万多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29%，排在第六十九位，为百家大姓之一，位列宋版《百家姓》复姓的第4席，人口总数居复姓首位。

当代欧阳姓的人口约88万，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07%，排在全国第一百四十九位。从宋朝至今1000年中，欧阳姓人口增长率呈下降的态势，这可能与欧阳复姓改单姓阳有关。

在全国的分布目前主要集中于湖南、广东省广州西部、湛江北部、河源、江西省彭泽县（彭泽县欧阳为欧阳“懿”后代，生七子，遂为彭泽县欧阳氏七庄，有10000人以上）、吉安、永丰、万载，湖北省枝江、荆州、潜江，这三省大约占欧阳姓总人口的80%。

其次分布于河南、陕西、四川、湖北等。湖南为当代欧阳姓第一大省，居住了欧阳姓总人口的43%。全国形成了以江西、湖南为中心的欧阳姓聚集区。

现在，广东省欧阳氏宗人有居住在广州（从化），湛江（鸦翠）清远（连州），顺德均安。江苏省欧阳氏宗人有居住在丹阳西门外荻塘欧甲（司徒）、下坯欧甲（全州），金坛市直溪镇巨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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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姓历史名人：

1、欧阳询

欧阳询（557年—641年），字信本，汉族，唐朝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楷书四大家之一。

南梁征南大将军欧阳頠之孙，南陈左卫将军欧阳纥之子，南朝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出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

欧阳询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

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于初学者，号为“欧体”。

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论著《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

2、欧阳修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

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累赠太师、楚国公。

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3、欧阳建

欧阳建，字坚石，冀州人，石崇之甥。西晋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年不详（据《鲁西南欧阳氏宗谱》载欧阳建生于二六九年），卒于晋永康元年，年三十余岁。

著有《临终诗》以及《言尽意论》，提出了古代唯物辩证观点。历任尚书郎、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到赵王司马伦专权时，欧阳建想有所作为，欲立楚王，由是与司马伦有隙。

于是他与潘岳偷偷劝淮南王司马允诛杀司马伦，事泄，欧阳建全家不论老少都被斩首。临刑时，作诗文《临终诗》，甚哀楚。他曾提出“言尽意”的思想，否定语言不能表达事物的说法。

4、欧阳珣

欧阳珣（1081年——1127年），字全美，又字文玉，号欧山，学籍吉州庐陵，乡籍福建泉州晋江潘湖，欧阳詹之十世孙。他少聪而敏慧，稍长，就学于仁颖书院。

崇宁五年（1106年）丙戌与本邑储敦叙同登蔡凝榜进士，调崇安尉，有主簿者贫不妄取卒于官，欧阳珣倾囊以赈其行，人皆义之终。

丁父忧，珣立于灵堂前，其叶累百，人谓其忠孝两全。

5、欧阳瑾

欧阳瑾（1706～1780） 号予石，江西分宜松山防里人。少聪颖，出语惊人。清雍正十年（1732）乡试第二，次年中进士，任兵部主事，时年26岁。

以后40余年，一直在外做官，历任兵、刑、工、吏各部主事、郎中，太仆事、大理寺少卿，奉天府尹，顺天府尹，户部侍郎（正二品），仓场总督等职。

办事认真周密，清正廉洁，政绩卓著，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为之立传，称“中朝人士，莫不仰其清风”。

——欧阳姓

——欧阳询

——欧阳修

——欧阳建

——欧阳珣

——欧阳瑾

核心提示：朱说自己不姓朱。他是谁？他就是范仲淹。在果断走下去的路上，没有任何阻碍。范母派人去追已经是“范跑跑”的儿子。范留言：“妈妈，请给我10年时间，我带你回范的家。”范仲淹的“鸭梨”发源于此。对世界的焦虑始于对家庭的焦虑。

名人必须有“历史牌”，也就是说，每个历史名人都有自己的招牌，比如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的“精忠报国”，而范仲淹的招牌必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老师的“鸭梨”那么大，他应该在全世界担忧之前担忧。当时宋朝的人口大概是一亿左右，他要在一亿人口中抓第一。真的是宰相。但是，人的思想并不从人间堕落。范仲淹的大“梨”是怎么长出来的？这跟他的教养和他的母亲有关。

人的理想和境界，大多和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有关。

种“梨”的人：范仲淹的母亲

宋真宗祥符第四年，1011年，贾珠上院，巡抚山东单县。一群叫朱的孩子正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成本。一个脸比较软的年轻人，朱硕，23岁。他深感忧虑地对兄弟们说：我们的父亲攒下这点家产不容易，不要浪费了。这样的话不止一次从他嘴里说出来。谎言重复一百遍成为真理，真理重复一百遍成为散漫。这时，一个叫朱的弟子憋不住了，说：“哎说，走开。朱的钱我们自己用，你何苦呢？”朱本能地反驳，“我也是朱的家人。怎么不关我的事？”回答朱这番话的是一阵笑声和冷笑，一阵憋了多年的笑声和冷笑。笑声背后，是一种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异样眼神。

范仲淹曾经是个“范跑跑”

这时，一位老家属可能会把朱的袖子拉到一边，小声说：“孩子，你这么大了，应该知道你不姓朱，姓范。你不是山东人，是苏州人。你两岁的时候，爸爸不在了，妈妈带着你改嫁了。”

真相大白后，贾珠四合院从暖春变成了冷秋，从繁华变成了洪水，一砖一瓦，曾经是那么的温暖和亲切，现在细看却是不堪回首。于是，一架琴，一把剑，一种志在必得的心情，朱说他的同学去了南方。

往南去哪里？到睢阳。

朱不姓朱，但他是谁？他就是范仲淹。在果断走下去的路上，没有任何阻碍。范母派人去追已经是“范跑跑”的儿子。范留言：“妈妈，请给我10年时间，我带你回范的家。”范仲淹的“鸭梨”发源于此。对世界的焦虑始于对家庭的焦虑。

“鸭梨”太大：寒窗苦读养母

范来到河南睢阳，他的周密计划要从这里开始，从这里的应天府书院开始。当然，在书院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名利，从而公开解决自己的宗族归属问题。

网络图

得益于当时的大宋政府，应天府书院藏书数千册，名师众多。当时是全国一流的综合类院校，而且居然是免费的！范仲淹冲了免费读书的好政策，留在了书院。获得功名不仅仅是功名的问题，更是独立生存的经济问题，是尊重祖先的荣誉问题。这么多问题的粉丝同学，看书也不容易。他得速战速决，把别人的十年学分缩短到五年，把持久战变成闪电战。这就叫密度换长度，换来最后的胜利赚名声。

接下来，范进入了魔鬼读书计划阶段。

范仲淹的“魔鬼训练计划”

人为地延长一天的时间。是时间海绵里的水，总有挤压的时候。范同学在哪里挤？简直就是压榨！“没日没夜好好学习，五年不脱衣服睡觉”。基本上就是穿着衣服睡觉。

认真学过的都知道，冬天起床穿衣是需要时间的。首先在床上取暖，然后不穿一层。这段时间花在读书上有多好？多读一页，就早一天接妈妈回家。想到这，你还有心思睡被子吗？

当时估计范仲淹睡觉的姿势是半坐半躺，就像一个士兵拿着枪在战壕里短暂休息一样。

降低对品味的要求，把全部精力集中在阅读上。范的刻苦学习引起了第二代学生的同情和钦佩，于是他把好吃的打包送上门。结果范不领情，任其腐烂。

这件事可以用现代的观点来解释：生活就是“味道”，“味道”的指标在生活中是有限的，而且分布不均。当你的“口味”集中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时候，就分不清做饭和吃饭了。

所以，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人，往往就是吃几个包子，一份外卖，解决三餐。我真的没心思做饭。味道不在其中！

减少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把好奇心集中在阅读上。“两耳不闻窗外事”是贬义言论。其实真的需要学习，需要做大事。人生中确实有一段时间，你闻不到窗外的东西。范同学想到自己的遭遇，想改变命运。他们如饥似渴地读书，谁也不能打断他们，就算皇帝老子来了，也不能打扰。

有一年，皇帝确实来了。1014年，宋真宗路过离书院不远的商丘。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国家***的真容也是稀罕物，大家都去看，还带着范的同学去看。范很平静，说：“以后再看也不迟。”几天后，27岁的范仲淹扬名立万，接受宋真宗的单独采访，为时未晚。

梨遍布世界各地。

做慈善拯救家庭。

庆祝新政，拯救世界

经济独立问题解决了，是时候解决家庭问题了。29岁，范回归本名，正式上任时接回母亲。从此天下再无朱，范仲淹成了他的新壳。

范仲淹对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自负。他写了一首诗说：“乡亲之间不互相羡慕，要多教孩子读书。”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范仲淹无非是一个狭隘的自我韩。他之所以名满天下，是因为他善于把这个家族“雅礼”扩展到整个家族和整个世界。

范仲淹的母亲当年带着儿子改嫁，主要是经济原因，想找人维持他们母子的生存。如果她不能在经济上独立，她就不能保持自己的姓氏独立。范仲淹想到自己可能是异性家庭的一员，可能已经出了一身冷汗。他在《续家谱序》年说，“忆先人已失前谱，恐后赵穆仍未可知。”一个“怕”字就能说出“梨”。“雅礼”产生焦虑，焦虑产生责任感，于是他为范家创办了一个慈善机构，即益田。他自己说“是为了造义田，统计族群人口而给”。生活费按人头发。

范老师成了西部军区的军政要员。他工资高的时候，买了一千亩良田。在农业社会，耕地是最具保本功能的资金，可以赚取稳定的利息，因此成为慈善的首选。宋代钱公富的《义田记》详细记录了农田的分布情况。

难能可贵的是，范老师的“鸭梨”不仅仅局限于范家。他以母亲再婚为耻，没有忘记继父的养育之恩。清五年，也就是他写《岳阳楼记》的那一年，范仲淹提出申请，要求把他的高级职称转到他已故的继父朱名下。他深情地说，他的继父“不仅养育他，还定期给他指导”

更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并没有停留在读书求名利，孝顺父母，孝敬祖先的层面。他的“雅礼”与他的野心成正比，他家生长的“雅礼”的香味传遍了全世界。这个孩子要拯救世界，于是发动了“庆祝新政”，整顿吏治，淘汰冗员，节约开支，减少徭役，勤俭修军器。

来自家庭的“雅礼”被解释为一个在历史上留名的伟大变革。

了解了以上关于范仲淹的成长心路历程，我们就不难理解《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和“卑微，谁归我们？”一个“忧”，一个“乐”，是“雅礼”的具体表现。当时，是李青的第五年，李青的改革开始失败。范仲淹的焦虑可想而知。

结语：“先天下之忧而忧”其实就是范仲淹心目中的“梨”，是一种焦虑。他的焦虑从自己发展到家人，发展到全世界，一路“梨”越来越大，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

适度的焦虑其实是一种奉献和责任的表现。所谓的“正常”，对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来说，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安慰。没有“梨”和焦虑，人是无法成就的。这种心情可以激发潜能和智慧。

在通往成功的路上，你必须吃一些“梨”。当然，这个“梨”不能太大，也不能太苦。

父亲:范墉

只有兄,没有弟弟

可去下面网站查询http://wwwfanzhongyancom/

范仲淹家谱可溯至唐朝丞相范履冰，履冰生二子，长子冬芬，次子冬倩。冬芬生昆光，昆光生正始，正始生远，远生隋，隋乃文正公（范仲淹）之高祖也。隋生梦龄，梦龄生赞时，赞时生墉，墉是文正公之父，公元990年卒，生三子，仲淹为范墉第三子。”

范仲淹家谱记载了范仲淹四个儿子的情况。长子范纯佑，字天成，公元1024年生，少年奇才，不幸40岁病逝。官至监簿；次子范纯仁，字尧夫，公元1027年生，第47名进士及第。官至礼部尚书、大学士；三子范纯礼，字叟，公元1031年生，少举进士，任中大夫尚书右丞提举等职；四子范纯粹，字德孺，公元1046年生，任户部侍郎、安抚史等职。

主词条：范仲淹墓 范仲淹墓，位于洛阳城东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分前后两域。前域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由欧阳修撰，王洙书，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

2006年,，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词条：范仲淹纪念馆 苏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塑范文正公坐像、铜像，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石牌楼。2006年，在原祠堂西侧，又建有范仲淹纪念馆新馆，采用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附房展示有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

泰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江苏泰州兴化市宋县署两庑，始建于2000年，馆区分为文正流风、重教兴城、廉政为民、景范遗风四个部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另外，在山东滨州、河南商丘等地也有范仲淹纪念馆。 主词条：花洲书院 花洲书院，位于邓州古城东南隅。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任邓州知州时，始建书院学堂—春风堂、藏书楼、斋舍，并在书院东侧营造百花洲，花洲书院因此得名。自南宋至清，历任知州均重视整修花洲书院，办学规模也越来越大。

2002至2005年，邓州市政府对花洲书院进行了全面修复，重修后的花洲书院，占地126亩，分五进四院，主要建筑有春风堂（传为《岳阳楼记》诞生处）、春风阁、先圣殿、万卷阁、览秀亭、景范亭、思范亭、百花洲、范文正公祠、范仲淹纪念馆、范仲淹诗文碑廊等。

2006年，花洲书院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