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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咱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是流传于山东等地区的一首歌谣。据了解，河南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中部、南部和皖北、苏北的许多地区的人们都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明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徙而来的。
然而，在淮河南岸的安徽寿县、淮南等地老住民们却都认为他们的祖上是明初由山东甚至具体到由山东老鸹巷迁来的。
那么，这些老住民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老鸹窝迁来，还是从山东老鸹巷迁来的呢！他们又为什么抛亲别友，千里迢迢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异土他乡的呢？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努力寻找的答案。

一、明初移民之原因
蒙古灭金后,圈占广大土地作为牧场，有的竟至千顷以至万余顷；灭宋后，蒙古诸王、后妃、大臣、僧侣都以侵占或赏赐的方式占有大量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造成了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失去土地，或者被迫降为佃户，或者被迫逃亡他乡。元中期以后，政府经常入不敷出，便不断加重赋役。仁宗时，包银总数比元初增加了十倍；一般课税竟增加了五十倍，再加上天灾和瘟疫的袭击，使人民普遍陷于贫困。据统计，1329年，全国当时有户数1340万，人口数不到6000万，饥民、流民竟达843万人。由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极度激化，各地不断发生武装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调集15万民夫修治黄河。民夫受到元兵的严密监督，又常被修河官吏克扣工、食钱，因此，十分怨恨。白莲教领袖刘福通利用这个时机，预先埋了个独眼石人在工地上，以使一直流传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应验,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反元怒火。五月，刘福通攻占颍州（今阜阳）举事；八月，芝麻李（李二）等夺取徐州，十二月，王权（布王三）等占领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十月，徐寿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揭竿，第二年二月，郭子兴在濠州起义，1353年，张士诚在江苏泰州造反……。
元政府为巩固其统治，调集精锐部队与各路起义军在黄淮大地上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河南、河北、鲁西、皖北、苏北的百姓十亡七八。其中，刘福通奉韩林儿为小明王，前后据安丰（今寿县南、安丰塘北）为都约八年，寿县、淮南一带更是元军清剿的重点。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安丰路所辖8县1州（寿春、安丰、下蔡、霍邱、蒙城、定远、怀远、钟离、濠州）仅有户17992，口97611，地旷远而人至稀。元末，此地又为战场，百姓再遭屠戮。明朝初年曾任河南左布正使的徐贲在《舟行经寿州》一诗中咏到：“问之古寿春，地经百战后，群孽当倡乱，受祸此为首。彼时土产民，十无一二有。田野满蒿莱，无复织田亩。” 《寿县志》载“寿县现有姓氏347，户族始祖多系明代初年徙来，土籍甚少。” 《颍上古今》也说：“元末，红巾军起义于江淮颍水之间，元军部署镇压，铁蹄所至，洗杀一空。民间流传：劫后县西仅有七户营（七户一个村庄）；县北仅有七里叶（距谢桥七里）；县东仅有藕塘陈姓一人，后蕃衍陈氏一族。”可见经过元末近二十年的战争，淮南地区人口已经减少到了什么程度。
洪武元年（1368年）面对破碎的山河，朱元璋发出了“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的感慨。为了促进生产，增加税收，就必须从人口多的地区向人口少的地区移民。而山西，东有太行山为屏障，在元末战争中竟然躲去了战火的袭扰，自然成为移民的首选之地。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达十万之多。
二、淮南移民来何处
濠州，元时本为安丰路所辖。因为是朱元璋的家乡，明初升为临濠府，洪武二年定为中都，六年改为中立府，七年更名为凤阳府，分巡凤颍泗道治所，领五州（颍州、亳州、泗州、寿州、宿州）辖十三县（临淮、怀远、定远、灵璧、阜阳、颍上、霍邱、涡阳、太和、蒙城、盱眙、天长、五河），可见现今的寿县、淮南、凤台、长丰、颍上，在明初都属于凤阳府的辖区。
朱元璋确定了移民政策，其家乡凤阳及所属州县自然成为移民的重点区域。据《明太祖实录》等记载，为充实人力，朱元璋于1367年剿除张士诚后，迁苏州富民到濠州；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四千户屯田临濠，；又移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富民14万户于凤阳；洪武九年（1376）十月，徙山西及真定（今河北正定一带）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以两浙人多地狭，命令杭州、湖州、温州、台州、苏州、松江等地无地农民迁往淮河以南各地耕种。对于这些屯田的移民，朝廷给以耕牛、种子和路费，并免赋三年。
然而，细心的同志就会发现，以上所引资料中竟然没有从山东移民的记载。淮南地区的移民来至何处呢？
《颍上古今》说：“《民族书 - 各大族概况一览表》调查记载了62姓，其中27姓来自山东，其次是福建、江苏、湖北和皖南徽州，土著者不多。”
据《寿县志 - 姓氏》所举16个大姓家族资料统计，于明初迁徙来的有11姓；这11姓中，从山东迁来的6姓，河南的2姓，徽州、杭州、江西瓦砾坝的各1姓。《颍上古今》与《寿县志》所载中，竟然没有一个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老鸹窝处来的！
如：《寿县志—姓氏》记载说：
寿县柴氏，于明洪武年间，自山东济宁老鸹巷徙来；
瓦埠徐氏，祖籍山东济宁老鸹巷；
迎河李氏，祖籍山东济宁老鸹巷，明初徙寿县。
寿州孙家，郡号乐安，洪武初徙自山东济宁州老官塘；
尹氏，族居山东济宁州老生塘；
韩姓，祖籍山东省南部，元末时逃难落户于寿州东南乡。
此外，寿县开荒张家、胡家、周姓、陈家、门氏、淮南地区蔡氏、八公山周姓、史院尹家、凤台陆氏、颍上县延陵吴氏等家族都认为自己的祖上从山东、山东老鸹巷迁徙而来。如：
寿县开荒张家认为：本族从山东老鸹巷迁徙到青莲（十字路）张罗城定居，始迁于明朝七世年间。（不知“七世”，是否为明初洪武七年之误。）
淮南《蔡氏宗谱》认为其迁始祖于明代初期由山东老鸹巷调卫来。
上窑鲍家自述其祖上夫妇二人于明初挑着两个放孩子的笆斗，从山东济南老鸹巷迁来。
凤台石家湾与寿县石集石家认为其祖上于山东兖州迁来。
颍上县延陵吴氏认为：自己的始迁祖在明洪武6年或9年从山东老鸹巷调蕃颍州颍上县的。
……
是这些住民的记忆有误吗？是他们把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老鸹窝处移民而来，错记为从山东、山东老鸹巷迁徙而来的吗？如果是一家、几家也再所难免。但是这么多家都记错，决不可能！问题出在何处呢？

三、山东移民之可能
根据许多的史料记载，元末的战火遍及整个太行山以东的河南、河北、山东，山东是战争的重灾区，也是山西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
李存葆在所著《祖槐》中说：我乃山东五莲（县）人氏，……父亲总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老家就在洪洞县的老槐树下，是洪武年间迁来的。
他说：不论是在宋江的家乡郓城、墨子的故里滕州，还是沂蒙大山皱褶里的小村落、中原腹地里的开封，谈及先祖何处，……大都说他们的先祖也在洪洞。前些年，我浏览过不少鲁北豫东农村的族谱、牒文、墓铭，大都记载其先祖是明初从洪洞老槐树下迁来的。……明初古槐下的移民，曾分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冀鲁豫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初移民建立的。
山东既然也是山西移民迁徙的主要地区，它还有富余的人口向淮南地区迁移吗！我再次研读了明史专家吴晗所著的《朱元璋传》，希望能从中解决疑问。
据《朱元璋传》所载：1351年，颍州刘福通起义，1355年，迎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凤；1356年秋，小明王军队分兵北征，东路攻克了山东北部；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其中毛贵一军由山东北上，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尽占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直逼大都，受元朝援军的阻击，不得已退回山东，扩大疆土、稳定局面；1359年，山东小明王军内部分裂、毛贵被杀；1361年，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招降了小明王军中将领田丰等人，进围益都，刘福通统兵救援失败，益都陷落，元军平定山东；1367年，朱元璋夺取了除四川、云南以外的南方疆土，命大将徐达率军25万北伐。北伐军先取山东，所到之处，州县纷纷降附，名城如济南、益都等不战而降，有的守军则弃城逃走，前后三个多月，平定山东。
另，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徙山东登（登州府，今蓬莱）、莱（莱州府，今掖县）二府贫民5635户就耕于东昌（东昌府，今聊城）；洪武二十八年，青（青州府，今益都）、兖（兖州府，今兖州市）、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1051户，4666口，到二十八年十一月，东昌三府屯田迁民共58124户。
再联系李存葆所说，可见，山东受战乱影响、人口流失死亡最重的，是西北的东昌府（今聊城地区），总得来说，西部重、东部轻。有富余人口向外地迁徙的可能。
四、山东移民淮南之追寻
山东有富余人口向外地迁徙。为什么却没有山东向淮南地区移民的记载呢？还有没有其它形式的移民呢！
终于，努力寻找中，在《寿县志 - 姓氏》章节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志书中写道：“尹氏 时际元末，群雄并起，于宋和靖处士尹焞之七世诸孙中，有兄弟三人：长世元，次世功，幼世位，族居山东济宁州老生塘，集丁壮三千余人，结寨自固，后从明大将徐达定山东、克大都有功，诏进世元为昭勇将军。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擢世元为长淮卫指挥使世袭卫千户，世功为长淮卫千户，世位为卫百户，兄弟三人遂率兵南下，屯田淮上，而安家于寿州南乡青莲寺，为南迁尹氏之祖。”
这段材料，至少反映了一条线索，即：有一支含有山东济宁人的军队到凤阳长淮卫屯田，即军屯！就象今天的新疆建设兵团，我们只能知道它是哪支军队去组成的，不可能知道它是由哪些省市的人去组成的一样。既然如此，当然在反映明初移民进行民屯的史料中找不到山东移民到淮南地区屯田的线索了。
为此，我又查找有关资料来进一步了解这支军队的情况。
1、它本是一支地方武装
由于元朝官府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导致了农民对官府和地主的仇恨，因此，在元末的战争中，农民对地主毫不宽容，往往逮住就杀，并没收其财产。地主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组织家人、雇工、同族、同村、邻村、临寨人员，组成“乡兵”，建立堡砦，抵抗农民军的进攻。其将领多为现任或退休的官吏、乡绅、儒生和军人。虽然这些乡兵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和全面作战计划，军事力量也有大小强弱的不同，但因为数量多，分布广，作战顽强，就成为了反抗农民军的主要敌人。由于中原地区的战争更加激烈、残酷，地区更广、时间更久，这些乡兵大部分被农民军所消灭，另有一部分中小地主的武装因为势力孤单，兵力不敌，投降了农民军。从史料上分析，朱元璋军队的主力基本上是先后收降的地主武装。尹氏兄弟“集丁壮三千余人，结寨自固”，就是这样一支武装。既为族居，当为大户，既能组织一支三千余人的武装，可知尹氏兄弟至少也是中小地主出生。所集“丁壮三千余人”，这些人应当说基本上是“山东济宁州”的人氏。
2、卫所制与军屯
朱元璋所建立的军队为常备军。常备军在组织上分作卫、所。大体上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卫的长官为指挥使；卫下面分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是千户；千户所下分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长官是百户；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一个总旗领五个小旗，小旗领军士十人。全国共有卫329个，卫所军总数为120万人。
《寿县志 – 驻军》章说：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朱元璋据江淮称吴王，置安丰卫，军驻寿州。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改为寿州卫，卫署设在州城西。寿州卫置指挥16员，经历1员，镇抚1员。卫辖5所，置千户31员，百户58员，军士约五六千人。卫军平时驻防、屯田、运漕，战时应诏出征。
可能会有人提出，“长淮卫”不在寿州。是的，长淮卫本属凤阳，今为蚌埠市的一个镇。朱元璋拟定都凤阳，将长淮定为中都八卫之一，取其名为长淮卫，与当时的天津卫、威海卫统称全国三大卫。然而，“尹氏兄弟三人率兵南下，屯田淮上，而安家于寿州南乡青莲寺，为南迁尹氏之祖。” 尹氏兄弟为什么不安家于长淮卫或凤阳，而安家于寿州？为什么没听说凤阳以及长淮卫一带有多少迁徙于山东老鸹巷的人呢！我以为这支部队应当又调卫到了寿州。不然，又怎么来解释呢!淮南《蔡氏宗谱》不也认为其迁始祖于明代初期由山东老鸹巷调卫来吗 颍上县延陵吴氏不也认为自己的始迁祖在明洪武6年或9年从山东老鸹巷调蕃颍上县的吗

《寿县志 – 建置》章说：洪武二年，寿州为州治，领寿春、安丰、下蔡、霍邱、蒙城五县。洪武四年，省寿春、安丰、下蔡三县合并为寿州，领霍邱、蒙城二县。
这时寿州的属地范围包括今寿县、淮南、凤台，长丰的一部分与利辛的南部一带。寿州卫所辖五个千户所也应分布在寿州与霍邱、蒙城。尹氏兄弟当年率领的这支由山东济宁人组成的军队（应集中在一个千户所）当驻扎在今寿县境内，可能经历十几年的战争，济宁人氏所剩无多，如千把、几百人。
史料说，明初，明政府为开垦荒地，增加生产，充裕军食，节省运输费用，减轻财政负担，在各地卫所屯田，使官兵携带家属耕种，称为屯户。以每名军士受田50亩为一份，官给耕牛家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为熟地后，每亩收税一斗。其田属于公产，准许世代传业，但不得私自买卖。规定边地守军，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十分之二守城，八分屯种，全国共有军屯田893000多顷（每顷100亩），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
按明朝制度，军人都是世袭的。为了保障固定员额，军人必须娶妻，世代继承下去。每个军户的正丁在固定的卫所充当额军，正丁因老病死亡等原因减员，要由该军户的次丁、余丁依次递补。若本户绝嗣，要由同族人递补。
依此来说，如果一个军户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人（如长子）接替，其余两个儿子如无特殊原因，便落籍当地为民。如果长子再有三个儿子，一人接替，其余两个如无特殊原因也会落籍为民……
此后，明朝的军屯制度虽遭破坏，仍延续到明朝灭亡，直至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撤寿州各卫所，以其田归并于寿州，由州署征收田赋，军屯才转为民屯，这时候已经距明初三百年了，距今六百多年了，按一百年四代人计算，三百年十二代人，六百多年，也二十五代人以上了。
五、老鸹巷的甄别
关于老鸹巷在何处，诸位已在上面看出了，在山东、在山东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