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起源

周官羊人之后，以官为氏。周代有官职为羊人，其子孙以官职为姓，遂为羊氏。

出自祁氏，原为羊舌氏，为春秋时晋国大夫祁盈之后。始封于羊舌（今山西洪洞、泌县一带），其后遂为羊舌氏。后去舌为羊氏。

出自姬姓。春秋时，晋靖侯的儿子公子伯侨有孙子名突，晋献公时封为羊舌大夫，子孙称羊舌氏。羊舌突有五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羊舌赤，字伯华，二羊舌大夫，子孙称羊舌氏。羊舌突有五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羊舌赤，字伯华，二儿子羊舌胼，字叔向，都是晋国贤臣。春秋后期，羊舌氏被其他晋卿攻灭，有子孙逃在国外，改姓羊，称羊氏。

历史上南方零陵族也有羊姓。为羊姓的一支。

为（女吉）氏所改。

羊姓望族居泰山（今山东泰安东南）、京兆（今陕西长安东）。

堂号

种璧堂：汉代羊公，名伯雍，施舍茶汤3年。有一人喝了以后从怀中掏出一升石子，对羊公说：你种了这石子，可以得到美玉，还可以得到漂亮的妻子。羊公就把石子种了下去，果然长出玉来。邻居徐氏有一女儿很漂亮，没有订婚，因为她要讨一双白璧做的彩礼才许亲。羊公知道了，便跪到种石子的地方去挖。果然得到五双白璧，欢天喜地送到徐家。徐氏一见就许了婚。结婚后，生了10个儿子都很有才。羊公后来做了宰相。

羊姓名人

羊祉：后魏光禄大夫，是晋代散骑常侍羊琇的第六代孙，羊琇以后，世代为卿相。

羊侃：梁代侍中军师将军，其父羊祉曾假办节龙骧将军，所以有楹联云：　　　六世贤膺相士，一门两任将军。

羊欣：南朝宋·书法家，泰山南城（今山东省费县西南）人，他曾向王献之学习书法。梁朝著名史学家沈约称他“善隶书，献之之后，可以独步。”

羊侵：汉安帝时为司隶校尉；其子儒，桓帝时为太常。

羊续：字举祖（141—189），为灵帝时名臣，历官南阳太守，为政清廉，其悬鱼拒贿被传为佳话。成语“羊续悬鱼”脍炙人口，清廉佳话久盛不衰。汉时，羊续出任南阳太守，将属下进献的鱼悬于庭院，以示清廉。宋代诗人徐积吟赞：“爱士主人新置榻，清身太守旧悬鱼。”羊续三子之中，长子秘，京兆太守；次子衜，上党太守；三子耽，官太常。羊续还与曹魏权臣司马氏家族关系密切。

羊陟：在任冀州刺史，惩治贪官污吏，治内肃然，为汉末清流领袖，也因生活俭朴，被士人敬为“天下清苦羊嗣祖”，仰若“泰山北斗”。

羊祜：东晋茶山商城（今山东省费城西南）人，字叔子，官至尚书右仆射。晋代魏国之后，他参与平吴的军政策划。在都督荆州期间，甚得远近民望。平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与东吴守将陆抗对峙，却能讲信修德，以怀柔吴人。他归还所获越境内的猎物（飞禽走兽），甚至送药与对方守将陆抗，获得“岂有鸩人羊叔子” 的美名。他坐镇襄阳十年，大开屯田，广储军粮，倾力做足伐吴的准备，然后入朝陈伐吴大计，并举荐杜预以自代，此后杜预大造楼船一举伐吴成功。羊祜病逝时，远近百姓尽皆号恸，吴国守边将士亦为之泣下。他在镇守襄阳时，常登岗山，卒后，人们于该处建庙竖碑，望其碑者无不流泪，人称“堕泪碑”，又称“羊碑”。 “羊碑”一词，至今仍为“官吏有德政者”之美誉。

羊昙：东晋名士，泰山（今山东属）人，大臣谢安的外甥。淝水之战时，谢安使侄子谢玄以八万精兵，大破前秦大军九十万，天下震动。谢安死后，羊昙辍乐多年，郁郁寡欢，终生不再经过西州路（谢安故宅游乐之地）。一天，羊昙饮酒后沉沉大醉，不知不觉信马由缰经过某地，觉得似曾相识。问及左右，告知此乃西州门。羊昙感触前尘，伤感悲恸不已，一面以马鞭叩敲门扉，一面口诵曹植诗句“生存华屋处，零落葬山丘”，大哭而返。后人感其真诚而采入史述，羊昙因此而名重一时。此后，“西州感旧”便成为人们怀念逝者之代称。

羊氏：前赵晋惠帝皇后，洛阳陷落后，没于刘曜，立为皇后，生三子，皆有能名。

羊公：汉代名人，曾设义浆三年方便行人。一日遇一人饮迄，从怀中掏出一升石子，对羊公说：“你种了这石子，可以得到美玉，还可以得到漂亮的妻子。”羊公就把石子种了下去，果然长出玉来。邻居徐氏有一女儿很漂亮，没有订婚，因为她要讨一双白璧做的彩礼才许亲羊公知道了，便跪到种石子的地方去挖。果然得到五双白璧，欢天喜地送到徐家。徐氏一见就许了婚。结婚后，生了10个儿子都很有才。羊公后来做了宰相。

羊角哀：春秋时燕国人，与同邑左伯桃为友，闻得楚国国王招贤纳士，两人便结伴前往。中途值冬令时节，雨雪交加，饥寒难奈。左伯桃预感两人如此饥冻必死无疑，决意牺牲一己而成全友人。于是脱下寒衣并粮食交付羊角哀，命他继续上路，自己留下，最后冻饥死于空树之中。羊角哀历尽艰辛到达楚国，官拜上大夫。成名之后，他专程重访当年分手故地，启树找到左伯桃尸体，厚礼殡葬之后，随即自杀以殉友情，表明自己并非贪图功名而弃患难之交，乃是有所期待。古典小说《今古奇观》有“羊角哀舍命全交”回目，叙述情节有所虚构，但证之古籍并非纯属空穴来风，《中国人名大词典》即有羊、左两人事迹列入条目。

羊徽瑜，为司马师之妻；羊氏（平阳乡君）与其夫王肃所生之女，为司马昭之妻、司马炎之母。在司马氏集团代魏更替中，羊祜、羊琇等人立下了汗马之功。及晋立，羊氏“宠遇甚厚”。

羊舌赤：春秋时晋国中军尉，羊舌突的长子。时称他“铜鞮伯华”。孔子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盖铜鞮伯华之所行。”即卒，孔子叹曰：“铜鞮伯华无死，天下有定矣。”

羊舌肸：春秋时，晋国贤者，羊舌突的次子。博议多闻，能以礼让国，孔子称之为“遗直”。

羊璿之：南朝宋国泰山人，与荀雍、何长瑜、谢惠连为谢灵运四友，常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名噪一时。

除此之外，春秋时祁国有谋臣羊罗，西晋有宰相羊祜，明代有太常卿羊可立……等。他们都是羊姓中值得称道的人物。

宗族字派

字辈：

浙江缙云羊氏字辈：寿康宁泰，贤良方正，怡惠谦和，忠顺诚敬，明永斋肃，慈祥敦懿。

江苏淮安羊氏字辈：岘山忠效，珍宝德仁，敬传开来，永尚文弘，世青云庆，乾坤泰昌，路喜同攀，常思中原。

湖南邵阳羊氏字辈：晋开以直重，衍裔肇山东，将相勋业建，贤儒学术鸿，清廉诒泽远，经济启后隆，继述善承烈，发祥奕叶崇。续字辈：硕彦钟毓秀，俊杰步裘踪，燕谋螽斯蔚，厚德育人龙。

江苏武进羊氏字辈：大开文明，气象万千，辉煌绪业，寿考延年。

河南临汝羊氏字辈：云亭令士雨，少中启长文。

雅安石棉羊氏字辈：儒德本荣方，现山示策长．忠功志远景，瑞廉定乾坤．

羊姓宗祠通用联

源自周代；

望居长安。

指羊姓源流和郡望

轻裘缓带；

羸马敝衣。

上联：西晋大臣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三国时魏大将军司马师的妻弟。魏末任相国从事郎中，掌大将军司马昭机密。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立晋，他参与筹划灭吴。泰始年间，以尚书左仆射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开屯田，储军粮，轻裘缓带(谓态度闲适从容)，身不披甲，深得百姓拥戴。死后，人们为他立碑纪念，见其碑者莫不流涕，继任杜预称“堕泪碑”。下联：东汉平阳人羊续，字举祖，历官庐江、南阳二郡太守，至太常。居官以清廉耿介自持，常穿旧衣，骑瘦马。府丞曾送鱼给他，他悬于庭院，以杜绝送礼者。灵帝时要晋升他为太尉，因当时三公者要向东园(官署名)送礼钱千万，他举着一件以烂麻为絮的袍子说：“我的资产，只有这件东西！”便放弃了太尉一职

蜚声八顾；

峻望一时。

上联：东汉梁父人羊陟，字嗣祖，少年时就清明正直，举孝廉，历官冀州刺史、尚书令、河南尹。生活俭朴，常吃干饭加茹菜。与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为“八顾”(东汉士大夫相互标榜，人称“八顾”。“顾”，指能以德行引导他人)。下联：南朝宋泰山人羊璿之，与荀雍、何长瑜、谢惠连同为文学家谢灵运四友，常以文章赏会，共游山泽，名盛一时

过门哭舅；

并服全交。

上联：晋羊昙为其舅谢安所器重，安卒后，昙伤感经年，行不由西州路，偶因大醉，误至西州，乃以马策叩扉，恸哭而去。下联：周羊角哀与左伯桃入楚，遇雪而粮少衣单，左脱衣并粮与羊，自己饿死于树洞之中

三子皆帝胤；

十男尽相卿。

上联：前赵晋惠帝皇后羊氏，洛阳陷后，没于刘曜，立为皇后，生三子，皆有能名。下联：汉代名人羊公，曾设桨三年，方便行人。一是遇一人饮讫，怀中出菜子一升与之。曰：“种此生美玉。”后娶北平徐氏女，于所种处得白璧以为聘，后生十男，皆俊异，位至卿相

步登春岩里；

更上最远山。

唐代诗人羊滔《游烂柯山》诗联。羊滔，泰山(今山东泰安)人。大历初游衢州，与李深、李幼卿、刘迥等唱和。与诗人许经邦交善。卒于建中二年前。《全唐诗》小传谓滔“大历中宏词及第”

六世咸膺相士；

一门两任将军。

上联：后魏禄大夫羊祉，是晋代散骑常侍羊琇的第六代孙，琇以下，世为卿相。下联：梁代侍中军师将军羊侃，其父羊祉曾假节龙骧将军，故谓

清俭善政光二郡；

自撰药方惠万民。

上联：羊续。下联：南朝宋书法家羊欣，官至中散大夫、义兴太守。好黄老，善医术，撰有药方十卷

羸马敝衣，府君廉俭；

轻裘缓带，儒将风流。

上联：羊续，下联：羊祜

羊姓名人

羊祉：后魏光禄大夫，是晋代散骑常侍羊琇的第六代孙，羊琇以后，世代为卿相。

羊侃：梁代侍中军师将军，其父羊祉曾假办节龙骧将军，所以有楹联云：　　　六世贤膺相士，一门两任将军。

羊欣：南朝宋·书法家，泰山南城（今山东省费县西南）人，他曾向王献之学习书法。梁朝著名史学家沈约称他“善隶书，献之之后，可以独步。”

羊侵：汉安帝时为司隶校尉；其子儒，桓帝时为太常。

羊续：字举祖（141—189），为灵帝时名臣，历官南阳太守，为政清廉，其悬鱼拒贿被传为佳话。成语“羊续悬鱼”脍炙人口，清廉佳话久盛不衰。汉时，羊续出任南阳太守，将属下进献的鱼悬于庭院，以示清廉。宋代诗人徐积吟赞：“爱士主人新置榻，清身太守旧悬鱼。”羊续三子之中，长子秘，京兆太守；次子衜，上党太守；三子耽，官太常。羊续还与曹魏权臣司马氏家族关系密切。

羊陟：在任冀州刺史，惩治贪官污吏，治内肃然，为汉末清流领袖，也因生活俭朴，被士人敬为“天下清苦羊嗣祖”，仰若“泰山北斗”。

羊祜：东晋茶山商城（今山东省费城西南）人，字叔子，官至尚书右仆射。晋代魏国之后，他参与平吴的军政策划。在都督荆州期间，甚得远近民望。平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与东吴守将陆抗对峙，却能讲信修德，以怀柔吴人。他归还所获越境内的猎物（飞禽走兽），甚至送药与对方守将陆抗，获得“岂有鸩人羊叔子” 的美名。他坐镇襄阳十年，大开屯田，广储军粮，倾力做足伐吴的准备，然后入朝陈伐吴大计，并举荐杜预以自代，此后杜预大造楼船一举伐吴成功。羊祜病逝时，远近百姓尽皆号恸，吴国守边将士亦为之泣下。他在镇守襄阳时，常登岗山，卒后，人们于该处建庙竖碑，望其碑者无不流泪，人称“堕泪碑”，又称“羊碑”。 “羊碑”一词，至今仍为“官吏有德政者”之美誉。

羊昙：东晋名士，泰山（今山东属）人，大臣谢安的外甥。淝水之战时，谢安使侄子谢玄以八万精兵，大破前秦大军九十万，天下震动。谢安死后，羊昙辍乐多年，郁郁寡欢，终生不再经过西州路（谢安故宅游乐之地）。一天，羊昙饮酒后沉沉大醉，不知不觉信马由缰经过某地，觉得似曾相识。问及左右，告知此乃西州门。羊昙感触前尘，伤感悲恸不已，一面以马鞭叩敲门扉，一面口诵曹植诗句“生存华屋处，零落葬山丘”，大哭而返。后人感其真诚而采入史述，羊昙因此而名重一时。此后，“西州感旧”便成为人们怀念逝者之代称。

羊氏：前赵晋惠帝皇后，洛阳陷落后，没于刘曜，立为皇后，生三子，皆有能名。

羊公：汉代名人，曾设义浆三年方便行人。一日遇一人饮迄，从怀中掏出一升石子，对羊公说：“你种了这石子，可以得到美玉，还可以得到漂亮的妻子。”羊公就把石子种了下去，果然长出玉来。邻居徐氏有一女儿很漂亮，没有订婚，因为她要讨一双白璧做的彩礼才许亲羊公知道了，便跪到种石子的地方去挖。果然得到五双白璧，欢天喜地送到徐家。徐氏一见就许了婚。结婚后，生了10个儿子都很有才。羊公后来做了宰相。

羊角哀：春秋时燕国人，与同邑左伯桃为友，闻得楚国国王招贤纳士，两人便结伴前往。中途值冬令时节，雨雪交加，饥寒难奈。左伯桃预感两人如此饥冻必死无疑，决意牺牲一己而成全友人。于是脱下寒衣并粮食交付羊角哀，命他继续上路，自己留下，最后冻饥死于空树之中。羊角哀历尽艰辛到达楚国，官拜上大夫。成名之后，他专程重访当年分手故地，启树找到左伯桃尸体，厚礼殡葬之后，随即自杀以殉友情，表明自己并非贪图功名而弃患难之交，乃是有所期待。古典小说《今古奇观》有“羊角哀舍命全交”回目，叙述情节有所虚构，但证之古籍并非纯属空穴来风，《中国人名大词典》即有羊、左两人事迹列入条目。

羊徽瑜，为司马师之妻；羊氏（平阳乡君）与其夫王肃所生之女，为司马昭之妻、司马炎之母。在司马氏集团代魏更替中，羊祜、羊琇等人立下了汗马之功。及晋立，羊氏“宠遇甚厚”。

羊舌赤：春秋时晋国中军尉，羊舌突的长子。时称他“铜鞮伯华”。孔子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盖铜鞮伯华之所行。”即卒，孔子叹曰：“铜鞮伯华无死，天下有定矣。”

羊舌肸：春秋时，晋国贤者，羊舌突的次子。博议多闻，能以礼让国，孔子称之为“遗直”。

羊璿之：南朝宋国泰山人，与荀雍、何长瑜、谢惠连为谢灵运四友，常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名噪一时。

除此之外，春秋时祁国有谋臣羊罗，西晋有宰相羊祜，明代有太常卿羊可立……等。他们都是羊姓中值得称道的人物。

江西豫章郡。

「韩」源出

一;出自「姬」姓。以邑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周成王分封其第叔虞于唐邑(山西翼城)。因邻晋水，叔虞之子燮(音谢)继位后，称为晋侯。晋穆侯之孙毕万受封于韩原(陜西韩城)，其后逐有韩氏。二;以国为氏。战国七雄之一有韩国，三家分晋以后，于前403年由周威烈王承认为诸侯，建都阳翟(今河南新郑县)。前230年，韩国被秦国攻灭。国族后人有的以「韩」为氏。三;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北魏有代北三字姓「出大汗」氏，后改为汉字单姓「韩」氏。四、是周代晋国的始祖唐叔虞的后代。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儿子被称为晋侯。晋侯的后代毕万，曾被封在韩原。毕万的后代就用封邑为名"韩"作为姓氏。五、以人名为姓。传说，上古时黄帝有子昌意，昌意生子韩流，其后有韩经，尧时为仙人，韩经之后遂为韩姓。

堂号

"泣杖堂"：汉朝时候，韩伯愈最孝。一次他犯了过，母亲用拐杖打他，他的眼泪像下雨一样掉下来。母亲很奇怪地问："我过去打你，你都是欢欢喜喜地接受，今天为什么掉泪呢？"伯愈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对母亲说：“娘呀！过去您打得疼，我知道母亲健康有力，所以喜欢；今天杖落在我身上，我一点儿感不到疼了，我知道母亲体力衰弱了，所以难过得掉泪。”"

昌黎堂"：唐朝大文学家韩愈，河北昌黎人。他一生从事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的'华而不实，主张恢复秦、汉时的散文体。历史上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韩姓堂号也为"颖川"、"南阳"。

韩非：（？～前234)战国时韩国的诸公子之一。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为人口吃而不能流利地辩说，与李斯同受业于荀卿。曾以书谏韩王而不见用，于是发愤著书五十余篇，号为韩非子。文章峻严峭深，集法家之大成。后秦王攻韩，韩王遣非使秦，为李斯所谮，下狱而死。

韩信：(？～前196）淮阴人，年轻时曾忍少年胯下之辱，后助汉高祖伐魏、举赵、降燕、破齐，封为齐王，后徙封楚王，高祖疑其背叛，伪作云梦之会，擒置咸阳，降封淮阴侯，终为吕后所杀。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河阳人。通六经百家之学，崇儒辟佛老，文章自成一家，为后世治古文者所取法。官至吏部侍郎。祖先世居昌黎，因此自称为昌黎韩愈。卒谥文，宋代元丰年间追封为昌黎伯，世称为「韩昌黎」。门人编次其诗文为昌黎先生集。韩湘子唐朝韩愈的侄子。生性放荡不拘，不好读书，世传其学道成仙，为八仙之一。尝于初冬季节令牡丹开花数色，又尝令聚盆覆土，顷刻开花。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九˙广动植之四。或称为「韩湘」。

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宋延安人。高宗时，平苗傅、刘正彦之乱，破金兀术于黄天荡，名重当时，称为中兴第一功臣。后以秦桧主和，罢其兵柄，乃口不谈兵，隐居西湖，自号清凉居士。卒谥忠武，孝宗追封蕲王。

淮[淮，读音作huái(ㄏㄨㄞ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风姓，出自夏、商、周王朝时期历代的伏羲氏后裔淮夷族巫祝，属于以氏族称谓为氏。

据史籍《逸周书·王会解》中的记载：“成周之会，墠上张赤帟阴羽，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朝服，八十物缙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无繁露，朝服，七十物，缙笏，旁天子而立于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尹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缙笏。为诸侯之有疾病者，阼阶之南，祝淮氏、荣氏，次之慓瓒，次之皆西面，弥宗旁之。为诸侯有疾病者之医药所居。”

阼阶，就是朝堂大殿东面的站阶。站阶，是王朝臣子们上朝时被指定排站的地方。

西周灭亡后，在东周王朝重新建立之时，众臣在成周(西周东都，东周王都，又称洛邑，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排班，站在阼阶靠南者，是周王朝的精神象征——巫者、庙祝。其中的淮氏，为当时的淮夷族人，是周王朝的巫祝(男巫师)，由此可见淮夷族人在周王朝中的政治地位。

清朝著名学者张澍(公元1776～1847年)在《姓苑》中分析：“当指水为姓，如河氏、淮氏、湖氏之类。”

祝淮氏，就是在周王朝中担任巫祝职务的淮夷族人，其后裔子孙，以先祖的氏族称谓为姓氏，称淮氏。

注：

淮夷族，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是最早融合于华夏族共同形成汉民族的氏族群体，也就是与华夏族并立的“夷族”，其在夏、商王朝时期称之为“夷”，西周时期，将其分为东夷和淮夷两个组成部分，最后在春秋时期彻底融入汉族。

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夷族，是东方的夷族和西方的华夏族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替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

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在1943年所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认为：“远古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与南蛮三大集团，是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太昊是东夷集团的代表。”

著名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的翦伯赞经考证后也在《中国史纲》中说：“中华民族早期的大融合，主要是以三个部族为核心的，他们是黄帝族、炎帝族和夷族。”

近有学者认为，称夷族为“羲黄子孙”，比称作“炎黄子孙”更恰当。

太昊，即伏羲氏，为六千四百余年前曾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首领，他带领部落由甘肃天水迁至淮水以北的淮阳。之后，淮水流域乃至中国东部的以鸟、马、虎等为图腾的部落来归，伏羲氏融合了诸多氏族图腾，最终形成了以“龙”为图腾的东夷氏族，龙便是由虎头、鹰爪、牛耳、马脸、鹿角、鱼鳞、虾须和蛇身所组成的，其中，淮夷族人先祖的图腾就是“虎”。太昊伏羲氏定都于淮阳(古淮阴，今江苏楚州淮城镇)，隔着淮水与淮阴遥遥相望。

伏羲氏为“百王先”，他在古书中为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之先、五帝(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之首。中国古代史学家早就考证出，太昊伏羲的第十五代后裔是炎帝神农氏，神农氏之后五百年才有黄帝。

太昊伏羲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首创了八卦，造书契，发明网，制琴、埙，制定婚娶的礼仪，并以“龙”命官名，把人民带进了文明社会，因此被称为“人文始祖”。他所创的八卦不但是中华科学“数、理、象”理论的集大成，也在公元十七世纪为西方“数学二进制”及计算机的发明作了启迪。

台湾学者李田井甚至认为，炎帝的事迹在史书中无多，而且还有黄帝屡次败绩于炎帝的记载，故而，说中华民族是“羲黄子孙”，比说“炎黄子孙”更为恰当、贴切。

第二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汉朝淮南王刘安后裔，属于以为氏。

该支淮氏，据传是出自汉朝淮南王刘安。

大汉王朝的创立者汉高祖刘邦共生有八个儿子，刘安的父亲刘长是他最小的一个儿子。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

楚汉之争的尾声即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败亡后，刘邦在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和燕王臧茶等诸侯王的“劝进”下，由“汉王”晋基而成了汉王朝的皇帝，完成了由秦到汉的历史性过渡。

汉王朝建立后，西汉中央政权与各诸侯王的矛盾很快便浮出水面，在激烈的利益冲突下，各诸侯王纷纷举兵叛乱。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农历7月，淮南王英布首起率兵反汉，年老体弱的刘邦抱病亲率大军迎战，并最终将英布击败。此后，在一系列针对诸侯王的平叛战争中，刘邦得出了一条“经验教训”——各诸侯王之所以会与中央政权离心背德，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不姓“刘”。

于是，刘邦开始将诸侯王分封给刘氏的宗室子弟，到他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去世时，总共有九位刘氏子弟被封为诸侯王，其中的刘长接替了英布的藩封，被刘邦立为淮南王。淮南藩国共领有九江、衡山、庐江和豫章四郡，都城在寿春，即今江西省寿县。

不过后来历史的发展却表明，刘邦总结出的这条“经验教训”实在是荒唐透顶，被他亲自册封为诸侯王的刘氏子弟，随着羽翼的丰满和势力的膨胀，又很快走上了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的老路，他们不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甚至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

汉文帝即位没多久，济北王刘兴居便首先举兵反叛；公元前174年，被汉文帝刘恒“待以兄弟之礼”的淮南王刘长也起了叛心。

刘长的生母赵姬原是赵王张敖的姬妾，当年刘邦伐秦经过赵国时，赵王将赵姬献给了刘邦，赵姬在和刘邦一番巫山云雨之后竟有了身孕。后来张敖叛乱，赵姬受牵连被捕，她在生下刘长后愤而自杀。

由于有了这样的出身，刘长从小便养成了叛逆的心理，在被立为淮南王后，他更是将这种心理发展到了极致，平素为人傲慢，骄横无比。到汉文帝时，刘邦的儿子们大多已不在人世了，剩下的只有汉文帝和淮南王二人，因此，刘长做起事来更是骄纵妄法，无视朝廷的各种典章制度。比如他因为怨恨大臣辟阳侯当初没有替生母赵姬辩白，就寻机用袖中藏着的一把铁锥，亲手将辟阳侯杀死。

刘长不仅在淮南国内不用汉法，而且还自己任命起各级官员来，小小的淮南国，俨然成了不在汉王朝统治下的“世外桃源”。

公元前174年，刘长暗地里派人与太子刘奇等人勾结，并打算联合闽越人和匈奴人联手叛乱。但是，刘长的密谋很快便被朝廷发觉，他本人也被捉拿到了京城。

汉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汉文帝因念及兄弟之情，并未依法处刘长极刑，而是将他废爵流放到蜀郡。刘长在发配途中绝食而死，时年仅二十五岁，死后被谥为“淮南厉王”。

刘长死后，淮南国藩号被取消，收归中央管理。

两年后，汉文帝又想起了刘长这个自杀了的弟弟，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便下诏将刘长四个年仅七、八岁的儿子都封了侯；到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汉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即淮南、衡山和庐江，封给了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十六岁。寄望于幼年便惨遭丧父之痛的刘安能对汉王朝忠心耿耿。

然而事实上，刘安的一生，始终就是在对朝廷的不满、怨恨和异心频起之中度过的。

刘安不同于自己骄横无比的父亲，他喜欢交游宾客，在做淮南王时，他招募的宾客和术士最多时竟达到了数千人。这些宾客在淮南王府不仅从事讲学、炼丹之事，而且还经常与他进行为政、治学以及做人的讨论。

刘安也不同于一般的皇室子弟，他从小就不太喜欢骑马、打猎，而是爱好读书、学艺、弹琴，尤其热衷于道家黄老之术。由于天资聪明，加上勤奋好学，到汉武帝时，刘安已“流誉天下”，成了国内颇有名气的学者，在各诸侯王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汉武帝对他这位才华出众的皇叔很是欣赏，曾专门召他来长安撰写《离骚传》。据说汉武帝清晨下达了诏令，刘安中午就把《离骚传》给写好了，汉武帝看过后连声称赞。

刘安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潜心治国安邦，著书立说。刘安爱贤若渴，礼贤下士，淮南国都寿春成了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刘安和众门客著成《淮南子》(亦名《淮南鸿烈》)。

《淮南子》有《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三十三篇、《道训》两篇，共二十余万字。又著有诗歌《淮南王赋》八十二篇、《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淮南杂星子》十九卷、《淮南万毕术》等，其内容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领域，包罗万象。

在《淮南子》中，集中体现了道家思想。在《淮南万毕术》中就有“曾青得铁则化为铜”的记载。据考证，“曾青”就是指铜的化合物，有的科学工作者认为是铜绿，说法不一。

刘安好黄白之术，召集道士、儒士、郎中以及江湖方术之士炼丹制药，最著名的有苏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晋昌、毛被、左吴，号称“八公”，在寿春北山筑炉炼丹，偶成豆腐。刘安因之被尊为豆腐鼻祖，八公山也因此而得名。

刘安的治国思想是“无为而制”，对道家思想加以改进，不循先法，不守旧章，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轻刑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善用人才，体恤百姓，使淮南国出现了国泰民安的景象。

尽管刘安的治国政策得到百姓的拥护，可是在那独尊儒术的时代，他所奉行的道家思想却屡遭汉廷驳斥。因此，汉武帝虽然非常欣赏刘安的才情，但他强力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却和刘安推崇的“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南辕北辙，而父亲刘长之死更成了刘安心中的一个“死结”。因此，刘安在广置门客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积蓄力量，为有朝一日的谋反做着准备。

不过，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刘安的谋反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便由于门客雷被的告状，以及门客伍被、孙子刘建的告密而划上了句号。

在刘安招募的数千门客中，有八个人最具才华，他们分别是苏非、李尚、左吴、陈由、伍被、毛周、雷被和晋昌，这八个人号称是淮南王府上的“八公”。其中雷被是一位剑艺精湛的剑客，他在与淮南王太子刘迁的一次比试中，失手击中了刘迁，从此惹怒太子，后来更是被逼得在淮南国里待不下去了。雷被于是向刘安请求：跟随大将军卫青去打匈奴。没想到刘安听后，反倒认为雷被起了叛心，并将其免了职。心怀怨恨的雷被索性逃出淮南王府，跑到长安城状告起刘安来。根据汉律，凡阻挠执行天子诏令者，应被判弃市死罪。此时正忙着“削藩”的汉武帝，早已对刘安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因此雷被这一状正好告对了时候，汉武帝顺水推舟，剥夺了刘安的封地。

“八公”中的另外一位门客伍被，在得知刘安准备谋反时，曾经多次进行劝阻，但刘安不仅不听，还总是拿出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成功的例子来反唇相讥。伍被见自己的谏言得不到采纳，也决定反戈一击，将刘安谋反一事密报给了朝廷。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刘安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的孙子刘建又跳了出来，朝自己爷爷的心窝上狠狠地“捅了一刀”。刘建的父亲刘不害因为是庶出，很少得到刘安的宠爱，长期心存怨言。因此，他那个“没长脑袋”的儿子刘建，竟然也跑到了长安城告起状来。刘建的目的原本是想陷害太子刘迁，让自己的父亲当上淮南王的继承人。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状恰恰将自己的爷爷送上了黄泉路。

如此一来，雷被告状在前，伍被、刘建告发在后，汉武帝遂派有名的酷吏张汤前来办案，结果认定刘安谋反属实。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进入淮南，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用来行诈而伪造的玉玺金印，自知罪无可赦的刘安自杀身亡，终年五十四岁；而与他串通一气的衡山王刘赐闻讯后，也自杀而亡。

刘安死后，汉武帝下旨严厉追究此事，因此而受牵连而被杀者多达数千人。此后，汉武帝又下诏废除了淮南国，将淮南故地改为九江郡，收归中央管辖，淮南王藩族至此覆亡。

后来，刘安一支中侥幸脱逃的族人，因祖上曾经是淮南王，故有将刘氏改为淮氏者，其后代延续至今。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燕国钜燕，属于以为氏。

智淮氏，高丽文为“”，为箕氏朝鲜的国民姓氏，其来源于战国时期燕国遗民，在古朝鲜分为邵燕、钜燕二部。

智淮氏出于钜燕，钜燕，即巨燕，指今山东北部地区，古属燕国。

箕氏朝鲜第四十一代王箕准执政时期，正值秦末汉兴，刘邦、项羽二人逐鹿于中原，史称“楚汉相争”时期。中原齐、赵及燕地之民数万口因避战乱而亡命于准(箕氏朝鲜)，箕准辟其西地予以安置。“钜燕”，就是指秦汉之际避乱于源于箕氏朝鲜的山东燕国移民。

汉高祖刘邦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因汉燕王卢绾反汉，汉以樊哙、周勃伐燕，燕王卢绾亡命匈奴。时有燕国人卫满，乘卢绾亡命之机，聚党千余人，东渡浿水(今朝鲜大同江)投奔箕氏朝鲜。

卫满到箕氏朝鲜后，建议箕准开放其西界接纳中原亡命之人，以为朝鲜之屏藩。箕准采纳了卫满的建议，并拜卫满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命守西界。

后来，卫满谎称有十路汉军来伐，求入内宿卫，箕准稀哩糊涂地同意，开门辑虎，之后卫满联合党羽反叛箕准，箕准入海逃至韩地，自号韩王。箕氏朝鲜至此亡。卫满占据箕氏朝鲜后，以故燕、赵、齐诸国亡者，举卫满为王，立都于王险城，史称卫满朝鲜。

汉王朝定天下后，辽东太守即约卫满为外臣，负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

到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原卫氏朝鲜的秽君南闾降汉，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汉武帝以其地置海郡(今辽宁海城)，智淮氏随之内迁中原，后省文简化为单姓智氏、淮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四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唐朝时期沙陀突厥族汪古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满族洪衮氏，亦称洪果氏，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满语卫Honggon Hala，汉义为“槐”， 源出沙陀突厥汪古氏部落，出于金国时期的古姓黄帼氏，世居萨哈尔察(今吉林敦化)、吉林乌拉(今吉林永吉乌拉街至辉发河口、拉发河流域、双阳境。包括乌拉城、宜罕和林、金州、孙扎泰、俄漠、优哈尔、斐优等)等地，所冠汉姓为淮氏。

二分布：

山西省的运城市万荣县北薛朝村、荆淮村、中阳村，河北省的张家口市，陕西省的宝鸡市扶风县、沙河市淮庄，河南省的南阳市等地，均有淮氏族人分布。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省地的淮氏族人今为客家人。

三郡望：

吴兴郡：周朝始置县，三国时期吴国宝鼎元年丙戌(公元266年)置郡，治所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取吴国兴盛之意，其时辖地在今浙江省临安至江苏省宜兴一带。东晋朝义熙初年(公元405年)移至吴兴(今浙江吴兴)，当时辖地在今浙江省临安市、湖州市、余姚市、杭州市、德清县一线西北、兼有江苏宜兴一带县地。隋朝仁寿二年壬戌(公元602年)因地濒太湖而改名湖州。唐朝时期亦曾改湖州为吴兴郡。

四历史名人：

淮　氏：(生卒年待考)，俗名待考，法名释善胄；瀛州人。著名唐朝西京净影寺高僧。

通敏易悟极闲谈激，机辩为心美誉闻彻。

于唐仁寿末年奉敕置塔。后护送舍利于梓州牛头山华林寺。淮氏严舆将达感猪八头。突到舆下从行至馆。驱逐乃走还来如故。渐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壮伟随舆旋绕数匝便去。即至州馆。夜放大光明彻屋上。如火焰发。食顷方灭。又掘塔基入深丈余。正当函处得古瓷瓶。无盖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于函内。寺九层浮图。从西南角。第二级放光上照相轮。如五石瓮。黄赤如火。良久方隐。又堂内弥勒佛。亦放眉间紫光。并二菩萨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后七度众人同见。

淮宏珍：(公元1946～今)，山西万荣人。著名地方环保技术专家。

1970年毕业于太原工业大学机械系。

1970～1973年任运城盐化局技术员；1974～1987年任运城行署环保局工程师。

1987年至今任运城行署计委投资科长，地区重点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山西省劳动模范。

多年从事经济技术开发研究，多次参加全国试点开发及跨省区开发等课题的组织和研究工作。

科研项目“硫化碱废水闭路循环干法排泥新技术”，获山西省1984年科学大会三等奖，1985年被国家环保局选人《全国环保科技成果汇编》；国家试点课题“山西省河津铝基地国土开发整治综合规划”，获山西省1989年科学技术进步一二等奖；“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协作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获陕西省渭南地区1990年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主要论文有《永济小麦受害考察报告》、《运城地区国土开发整治研究》、《关于建立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区的构想》、《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区有色工业开发前景研究》、《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科技进步是企业振兴之本》。

1990年以后，作为副主编，先后编著出版了《市场营销奥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两本专著。

目前进行区域经济结构研究和生产力布局研究、区域经济中长期规划和重大项目管理。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