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将书帖》揭开明朝东征记忆

《唐将书帖》是现存韩国的一批明朝东征军将士的书信。书信的收信人柳成龙，是朝鲜宣祖时代（1568—1608）的著名相臣，安东人，字而见，号西厓，历任刑、兵、礼、吏诸曹大臣，终至领议政。东征发生在16世纪末（1592—1598年）的朝鲜半岛及所属海域，为中、朝联军与日本之间的一场国际战争。作为《河间丰山柳氏文书》中《书简通告》类的一部分，该批书信已被收入《古文书集成》，1994年由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影印出版。影印出来的书信原件，翰墨淋漓，四百年后看起来依然如昔。　　《唐将书帖》总共有43通。其中有署名的25通，包括明朝总兵刘綎、戚金；参将骆尚志、陈寅；游击王必迪、吴惟忠、李化龙，副将游击沈惟敬；明朝兵部标下练兵千总邵应忠等。余未署或另署名书帖18通。作者中除总兵刘綎《明史》有传，吴惟忠、陈寅、沈惟敬在《明史·外国传》的《朝鲜》及《日本》传中被提到过外，其他人均无考，包括《明实录》及各地方志的个别记载，文字均寥若晨星。　《唐将书帖》中书信的形式分为启、拜帖、揭帖、书等几类。结合书帖内容及书法形式等尚能断定作者的有11通，余7通作者俟考。　　　复原四百年前东征珍贵史料　　　据考证，这些书信大致可分三部分：一是南兵将领如骆尚志、王必迪、吴惟忠等人的书信，他们都为朝鲜的长治久安积极出谋划策；二是南兵教师（包括邵应忠、郑德、徐文、张三六等人）的书帖，这些下级军官表示“况我浙江俱是富家子弟”，应募当兵“皆是为名利而至”，昭示了南兵追逐功名富贵的心理基础，真实而可信；三是其他作者，包括著名总兵刘綎，中日和谈的首席谈判官、译员沈惟敬，总兵戚金、李化龙、陈寅等。通过他们在书信中谈到的情况，结合地方史志家谱资料，我们可以复原四百年前有关这场战争的一些珍贵场景，聊补中国国内相关史籍寥落的缺憾。　　南兵将中，以南兵参将骆尚志致柳成龙书数量最多，共有8通。除明确署名的3通外，尚有5通亦为其所作。如未署名的第28通书曰：
敝营官兵原额六百余员名，除阵亡、病故等项，见在不满五百矣。所费行粮，较之别营一日之需，可济我兵十日之用。今奉文撤兵回国，闻得前路驿站，钱粮不敷，有碍进发。俛想敝营官兵自守义州及破平壤，东至全罗，南原，庆州，光阳，顺天等处，备御侦探，辛苦最久，倍出诸营，为国除氛，颇有尽心之效。但兵少贼多，不能如愿悉扫为恨耳。今因给散关内解来坐粮，故停缓一二日，准拟初十日官兵先行。烦念久戍之劳，乞先发一文或差一官于前途，如开城、平壤诸处，预备大米百数包接济，足仞始终之盛德，何如？……冯妇多端，弗嗔幸甚。　　其所领南兵，经历义州、平壤、全罗、南原、庆州、光阳、顺天等处战守，“辛苦最久，倍出诸营”，清楚地勾画出一幅南兵战绩图。最重要的则是第11通：　　……近因倭奴畏威效顺，让还朝鲜，退回日本……既而送还尔国储君并被掳居民及剃发为倭者，一一还之，是亦□□之意也。今闻贵国之人，欲同倭奴往日本者，何也？……为今之计，理宜与诸公陪臣议之，何不将计就计，宥其既往之愆，原其来归之意……或将倭巢出来之人，一万数千有余，立一大元帅统之，定立头目，教习武艺，修整器械，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以千教万，务成精兵，虽倭奴有复来之念，我有精兵待之，法曰弗恃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何如？军务纷纷，草草布达，此亦富国强兵之道，百姓安堵，居民乐业，岂不美哉？骆参将。　　在此，骆尚志建议将降倭朝鲜人组织起来，教习操练，防备将来再犯日军。柳成龙立即上书朝鲜国王：“不如乘此南兵未还之前，急急学习、操练火炮、筤筅、长枪、用剑、鸟铳、器械，一一传习，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则数年之后，可得精卒数万，倭虽再来而势可防守。”完全引用了骆尚志的原话，朝鲜遂兴起了练兵之事。　　　以《纪效新书》执教海外版“戚家军”　　　南兵教师则多为应募而至的下级军士，为南兵将营中所携浙人，打造出了一支技艺精善的邻国军队——朝鲜王朝军队的正规军，却未在史册上留下相应痕迹。这些宝贵的书信提示我们去了解这一点。　　南兵教师最集中进入朝鲜的时期是东征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尚未开始之前。人数多达百余人，有名有姓，事迹可考者约占四五十人。最著名者为闻愈，在骆尚志书中多次提到；留居朝鲜时间最长者是陈良玑，统领教练者是南兵游击胡大受，浙江义乌人，戚家军老将。最具特色是统领海防“南兵营”将郑德之书：　　侍教生郑德顿首拜……生看尚州、大丘又无房屋栖身，雨水霜雪，其苦不可胜言，奈何，奈何！况我浙江俱是富家子弟，召募而来，又与马军不同，皆是为名利而至，攻城略地，实肯向前。目今天寒地冻，其实难存。今有愚见，虽不堪听，生托相知，故此具陈，倘其言可采，望乞玉音示下，以图进退可也。……德再拜具。　　显示驻守南部的浙兵面临艰苦环境考验，时间应是万历二十一、二十二年冬春之季，第一阶段东征军撤归之前，表示其愿留朝鲜之心，且侃侃谈及“况我浙江俱是富家子弟”，应募当兵“皆是为名利而至”，昭示南兵敢战首先是为了追逐富贵功名，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朝鲜军队的训练，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万历二十年（1592）一直延续到万历三十年（1602）。主要内容是“三手军”的训练——炮手、射手与杀手，尤重炮手。标准教科书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方法是“三同”训练法，朝鲜军人与南兵同吃住、同衣甲、同器械——“戚家军”的战术精髓，被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朝鲜军，故朝鲜军成为“戚家军”的海外真版。　　　明朝东征铸就了一道“异域的长城”　　　通过研读《唐将书帖》，我们对明朝东征军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明朝东征军中最具战斗力的是“南兵”。朝鲜相柳成龙有个经典的解释：“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头戴白幍巾，身以赤白青黄为衣，而皆作半臂，略与本国罗将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明军中军纪优良者亦为南兵，成为东征军的旗帜和表率。　　东征军的核心打击力量是南兵。从“南兵”的主干浙兵中涌现出来的南兵将和南兵教师，构成了明朝东征军中掌握火炮技术的核心打击力量，不仅挫败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进而进入中国的企图，也帮朝鲜训练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炮兵。朝鲜为此专门成立一个新的练兵机构——训练都监，由朝鲜大臣柳成龙、李德馨专执其事，负责练兵的一切相关事务。朝鲜炮兵甚至在关系明清易代的松锦大战中仍有精良表现，根源即在于此。　　东征对其后二三百年的和平局面功不可没。明朝本身虽因东征造成实力下降，给境内满洲崛起创造了条件，最终导致明清易代，但明朝建立的传统朝贡体系却因这次战争得到加强巩固——东征对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均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实际上是铸就了一道“异域的长城”——从“再造藩邦”的社会影响到“小中华”的民众心态都可说明这一点。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海英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