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的风俗习惯：服饰习惯，藏族服饰就是藏袍，特点是长袖、宽腰、大襟；礼仪风俗，藏族在迎客时用手蘸酒弹三下，在五谷斗里抓一点青稞，向空中抛撒三次。

藏族以青稞等制作的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是农牧民的主要食品。糌粑是由青稞或豌豆炒熟后磨制而成的炒面，把糌粑用酥油茶或青稞酒拌和，用手捏成小团就可以吃了。

酥油茶是把砖茶的茶叶倒入1米长的木质长筒内，加上盐巴和酥油，用长筒上下冲击，使其各种成分均匀融合而成。藏族同胞宁可三月无肉，不可一天无酥油茶。

青稞酒是用当地出产的青稞酿制而成的一种低度酒，男女老少皆喜欢，食物多用肉食和奶制品，不少人爱吃风干的牛羊肉。

藏族的禁忌：

接待客人时，无论是行走还是言谈，总是让客人或长者为先，并使用敬语，如在名字后面加个："拉"字，以示尊敬和亲切，忌讳直呼其名。迎送客人，要躬腰曲膝，面带笑容、室内就座，要盘腿端坐，不能双腿伸直，脚底朝人，不能东张西望。

接受礼品，要双手去接。赠送礼品，要躬腰双手高举过头。敬茶，酒，烟时，要双手奉上，手指不能放进碗口。藏族人绝对禁吃驴肉，马肉和狗肉，有些地区也不吃鱼肉。吃饭时要食不满口，咬不出声，喝不出响。 

喝酥油茶时，主人倒茶，客人要待主人双手捧到面前时，才能接过来喝。禁忌在别人后背吐唾沫，拍手掌。行路遇到寺院，玛尼堆，佛塔等宗教设施，必须从左往右绕行。不得跨越法器，火盆，经筒，经轮得逆转。忌讳别人用手触摸头顶。

雍（Yōng 壅 雝）姓源出有三：

　　1、出自姬姓，以国名为氏。西周初周朝刚建立时，周文王的第十三个儿子，也就是周武王的兄弟，被封于雍地，就是现今河南省泌阳县一带。这位王子又封为伯爵，所以人称雍伯，雍伯是雍国的创始人。其后人以国名为氏，称雍氏，世代相传，形成了今天的雍姓。

　　2、出自姞姓，以邑名为氏。据《古今姓氏辩证》记载说，黄帝的后代中，在商、周之间有的食采于雍邑这个地方，就以邑名为氏，称为雍氏。因此雍氏的姓源可以追溯得更早。望族居于京兆郡，就是现在的陕西省西安以东。

　　得姓始祖：雍伯。雍氏出自姬姓，是3000多年前周朝王室的后裔，得姓始祖是周文王的第十三个儿子雍伯。周成王继位之后，雍伯被封于雍国，成为周天子的诸侯。古代雍国的所在地就是在现在的河南省泌阳县东北与修武县接境的地方。根据《通志·氏族略》山东记载，雍读去声，原来是雍伯受封之国，雍伯的后裔称为雍氏。而《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上也指出，周文王的第十三个儿子雍伯的后代以国为姓，称为雍氏。

　　3满族、汉族、藏族有雍姓。

才[才，读音作cái(ㄘㄞ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高阳氏，出自远古帝王颛顼的后代，属于以先祖名号为氏。

据史籍《万姓统谱》记载：“才氏为黄帝之孙高阳氏颛顼之后”。

重黎是颛顼之子，为司掌天地之官，唐尧曾抚育重黎之后。周宣王姬静时期，有重黎之后程伯休父，官至司马，执掌国家军队，佐政辅国，权势重大，程伯休父克平许方，立下大功，周王室允许他以官职为姓，其后遂成司马氏。

司马氏由于犯了错误(今已不可考是何错)，被皇帝下令满门抄斩。为了保住家族的血脉，忠心的管家就偷偷的把主人的七个儿子用箩筐挑着逃至河北昌黎安家落户，为躲避朝廷的追杀改姓为才氏，所以才氏共分为七门。而那个管家就被认定为这一族的祖先了。

该支才氏人口不众，因此该族有个铁族规：同姓不婚。

第二个渊源：源于方氏，出自明朝大宁太守方宽，属于帝王赐字改姓为氏。

与著名明朝大儒方孝儒处在同一时期的明朝大宁太守方宽，是明成祖朱棣的爱将，他曾随朱棣南征，多次在战斗中救驾。朱棣因方孝儒忠贞于建文帝，大怒而诛戮方孝儒十族，气头上还下旨要杀尽天下方氏人。在当年明朝行文中，方字被写成“房”字缺一点(上尸下方，笔者的计算机字库里没有该字，读音为shī)，意为方氏的尸体，这是出于明成祖对方孝儒等人不屈从自己的仇恨，因而对方氏族人大加贬嫌。

但朱棣又十分珍爱自己的爱将方宽，为免方宽被误杀，特改赐方宽姓“才”，方宽后来官至兵部尚书。

在方宽的后代中，到明朝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2年)又出了个骁勇的武将才宽，官至西安总兵，后在与鞑靼作战时，在花马池(今甘肃张掖)被大太监刘谨的爪牙曹雄出卖，陷入重围战死。

由于有刘谨的庇护，曹雄不仅没被处分，反升了官。为了推卸罪责，刘谨还要反诬论治已经牺牲了的才宽之罪，于是才宽的族人分散逃避，一支逃至辽东半岛，还有一支流落到江南，后改姓为“施”。

据《澎湖县志》记载，才宽的施氏后裔中，在清朝初期出了个 的施琅。施琅后去北京为官，留在台湾澎湖的一支施氏族人怕郑氏族人报复，又改回姓氏为才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三个渊源：源于柴氏，出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后裔，属于以避难改姓为氏。

据《才氏家谱》记载，才氏与岳氏有不共戴天之仇。本支才氏的族源是五代时期的后周皇帝世宗柴荣，谥睿武孝文皇帝。其后代世袭的梁王柴桂，当年被岳飞枪挑而亡，即是《才氏家谱》中记载的始祖。直到北宋后期，柴荣的后代柴进，因家有丹书铁券而订招天下客，后柴进造反入梁山，为梁山泊英雄中排行第十的首领，其家族因此被北宋朝廷满门抄斩，柴进家族人仅逃出三人，其中俩人跑逃到东北，一人逃至山东，为了避祸，其后裔子孙皆改柴氏为谐音的才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今满族、保安族、傈僳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才氏。

二迁徙分布：

才氏族人分布较广，人口约五十九万余，占全国人口000037％，主要分布在黑龙江、江苏、辽宁、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湖北、安徽等省，尤以黑龙江、辽宁、内蒙古、河北四省区多此姓，约占全国才氏人口的77％。

三郡望：

辽东郡：在中国历史上，“辽东”这个称谓有四重意思：①郡、国名，战国时期燕国置郡，洽所在襄平(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大凌河以东一带地区；西晋时期改为国；十六国时期的后燕末地入东海郡；北燕时期又复置辽东郡于今辽宁省西部一带地区；北齐时期废黜；到东汉安帝时分辽东、辽西两郡地置辽东属国都尉，治所在昌黎(今义县)，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一带；三国时期的曹魏改为昌黎郡。②都司名，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置定辽都卫，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改为辽东都司，治所在定辽中卫(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为今辽宁省大部地区；自明正统后期因兀良哈诸族南移，渐失辽河套(今辽河中游两岸地)；从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至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期间，全境为后金(清)所并。③军镇名，明朝“九边”之一，相当于辽东都司的辖境，主要是镇守总兵官驻广宁(今辽宁北镇)，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后冬季则移驻辽阳(今辽宁辽阳)；明朝末期废黜。④地区名，泛指辽河以东地区。

昌黎郡：昌黎郡是在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逐渐形成的。自三国曹魏于正始五年（公元244年）设置辽东属国，后改为昌黎郡，辖境相当于今辽宁辽河以西大凌河中下游及小凌河流域地区。至隋朝初期，以昌黎(今辽宁义县)为中心，在辽河以西设有昌黎郡，其时辖地在今河北省昌黎县一带。隋、唐两朝在卢龙县境内。大辽国时期置广宁县，为营州治所。大金国时期为昌黎县。

四历史名人：

才　宽：(公元？～1509年)，字汝栗；北直迁安人(今河北迁安)。著名明朝兵部尚书。

才宽，明成化中期进士。

明弘治中期任知西安府，时惠民礼下，其治坦阔。遇事裁决如响，不较小过，民思慕之。

明正德初年为河南左布政使，任上器度闳阔，遇事裁答无滞。后以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后改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后升工部尚书，总制陕西三边军务。

才宽好野战，不拘阵略。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鞑靼亦思马之子小王子犯延绥，值火筛在套，才宽率师由兴武营击之，斩首数十级，乘胜深入时忽中流失，遂战死于花马池。

明武宗朱厚照闻知后，赐其子为百户，锦衣卫世袭。

才　俊：(生卒年待考)，昌黎人。著名明宣德中期高邮判官。

才树德：(公元1934～今)，辽宁义县人。著名地方财会工作者。

1953年于锦州会计学校毕业，以后通过自学已达到大学本科水平。

从事财会工作近四十年，曾任出纳员、会计员、核算员、副科长、科长，现任金城造纸总厂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第一处长。1988年被评为高级会计师。

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财经方针、政策，肯于勤奋学习，努力钻研财务会计、成本理论，不断探索专业知识，积极参与财务改革，并注意总结经验。曾多次拟定财务收支、成本计算和资金管理等规章制度，组建账目，设计凭证报表。推行全面经济核算效果明显。

紧紧围绕本厂实际推广应用“目标成本”、“ABC管理法”和“网络计划技术”等现代化管理方法，先后获省市二、三等成果奖，并撰写论文曾在《中国城市金融》、《财会信息》等刊物上刊登。

才　军：(公元1946～今)，藏族；青海囊谦人。著名地方公务员。

青海省囊谦县文教局局长。

他于1965年8月走上教育工作岗位，关心、爱护学生，长年为学生理发、晒被子、洗衣服，带领学生挖蕨麻补助伙食，学生断了口粮，他就拿出自己的粮食给学生吃。

1984年担任文教局局长以来，为办好囊谦县的教育事业，使更多的学龄儿童入学，十四年如一日，跑遍全国各地，从国家教委、山东平度、省各有关部门以及外籍藏胞处，利用各种机会、多种渠道争取资金建设学校。经过多年努力，学校的设点布局日趋合理，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全县中小学在校生由1982年的一千零九十二人发展到1997年的三千八百七十二名，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2％提高到393％，为县教育的长足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他先后四次被省 、省教委、州 授予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1998年5月被青海省 授予扫盲工作先进个人称号。3

才尚周：(公元1937～今)，河北乐亭人。著名地质水文工作者。

高级工程师，现任副处长。

1959～1962年和1962～1964年，分别参加编写了《黑龙江省松嫩平原1:20万综合水文地质普查最终报告》与《大庆炼油厂供水水文地质勘探最终报告》。

1965～1968年，在出国援越中主持编写了《越南XX号公路大型桥梁基础工程地质勘探报告〉。

1977～1981年，参加编写了流津市地面沉降水文工程地质勘查中间性报告》。

1982～1985年和1986～1990年，分别主持编写了“天津市地质调查研究队各年度的工作总结”、“大津市地矿局各年度的地矿”、“会议报告”。

曾撰写十一篇论文，分别刊登在《华北地质经济管理通讯》和地矿部政法司主办的《地矿政策调研》。

才淑英：(公元1937～今)，山东泰安人。著名职业教育工作者。高级工程师。

才居正：(公元1938～今)，艺名昌乐山人；祖籍河北乐亭，后改为永乐山人。高级书法师。任职于河北省乐亭县中医医院主治医师。

才起男：(公元1939～今)，辽宁锦西人。著名 党务工作者。

才鸿年：(公元1940～今)，满族、锡伯族混血；北京人。著名金属材料专家。

才汝成：(公元1941～今)，河北昌黎人。著名石油工业工作者。胜利石油管理局总地质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才晓予：(公元1930～1997)，吉林长春人。著名 党务工作者、经济学专家。

才仁那：(公元1954～今)，藏族； 比如人。著名地方医务工作者。

才立刚：(公元1954～今)，吉林长春人。著名地方医务工作者。

才利民：(公元1955～今)，满族；河北宽城人。著名 党务工作者。

才可夫：(公元1956～今)，河南安阳人。著名石油工业专家。

才化冰：(公元1961～今)，黑龙江宾县人。著名职业教育家。大庆职工大学基础部副教授。

才　华：(公元1969～今)，北京市人。著名律师工作者。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主任。

才 卓：（公元1978~今），吉林省吉林市人。1997年吉林市高考文科第一名，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上海社科院法学硕士，上海著名律师

才 卓 1956-今 吉林省吉林市人 国家一级研究员 玉米专家顾问组成员 国家玉米工程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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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藏族传统体育文化。藏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产生并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它依附于藏民族文化的广阔背景，形成了藏族传统体育产生的多渠道性。概括起来藏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形成与起源有以下几方面。

　一、生产劳动

　人类早期的体育是与人类的生产劳动尤其是狩猎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西藏史前人类的体育活动，也是和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西藏原始人类的体育活动本身就是生产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直接、间接地为生产劳动服务。藏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其内容和形式多与游牧有关。对于他们来说，掌握骑马和放牧的必要本领，是人们生存生活的必备条件。游牧中使用的抛石头工具，也是驱赶虎豹豺狼的武器，后来抛石头这一活动成为一项十分有趣的藏族民间体育活动。

　藏族传统体育在起源与形成中具有明显的文化生产属性，这种文化生产属性是由于人类在创造体育文化的过程中遵循文化发展的结构性和规律，从生产实践中不断提炼体育成分，并逐渐从生产中剥离体育活动，派生出具有独立、完整的体育文化之表现。各种肢体活动，如走、跑、跳、掷、攀登和游水等，都可以作为身体运动而归入能产生体育的根基之中。象征文明的体育是人类在摆脱愚昧和野蛮，跨向文明社会的一种精神文化生活样式。当时的体育活动是贯穿在原始人日常的生产劳动和娱乐生活中，为了生存的需要而进行的训练。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体育文化原始成分保留最丰富的一种形式，它最能反映体育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里程。

　比如藏族传统体育中的射箭、掷石、摔跤等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生产要素的印痕。而且马上及赛牦牛项目是藏族人民生产的必备工具，离开马匹和牦牛，生产无法进行，由此演化出的马上运动和赛牦牛成了藏民族开展最普遍的体育活动内容和形式。在藏族民间，生产因素是藏族传统体育的灵魂，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使他们能轻易地参与体育活动，产生亲切感。

　二、文化艺术

　原始的农耕文化促成了村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村落文化环境中也享受了某种精神文化生活。如原始的音乐、舞蹈等娱乐性活动，它不仅是一种审美意识，作为娱乐性的审美愉快，从中体现娱乐和快乐的心理体验，还隐含着健身、嬉戏和竞技等功能。为此，载歌载舞不仅具有健身效果，而且对心理健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弓箭射出后发出的不同弦音，启发了人们制造有弦的乐器。早期音乐的出现，也促进了藏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原始的民间舞蹈，也是从劳动中产生的，它对人们锻炼身体是很好的方法。

原始氏族公社重集体生活，平时和战时都注意群体一致的活动。舞蹈时重步伐的一致，对群众是很好的训练方法，有增进健康，锻炼身体的作用。原始舞蹈的第二个作用是表示狩猎成功后的欢乐，娱乐意义大于生产意义。在舞蹈中的动作协调一致，表现了藏族先民们在劳动之余跳舞唱歌的欢快场面，使我们仿佛看到原始社会集体舞与文娱生活的一个缩影。从这幅岩画中也可判明，藏族以原始舞蹈形式出现的身体行动，不仅能使人们的心情愉快，而且也有助于身体健康和满足人们的生理、心理的需要。这些活动的发展也是舞蹈艺术的最初表现形式。

　三、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生命的产生和终止，引起了古人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思考。在吐蕃社会早期，藏医就开始了对生命和身体运动的研究。在古代藏医的思想里，充满了对自身健康的祈望，表达了对病痛的焦虑和不安。为了追求长寿，避免早夭，先哲们对生命本质进行了探索。藏医认为促使体内气血流通的有效方法是进行体育运动。西藏历代养生学家都非常重视形体运动、养生健身和防治疾病的作用。

　例如，吐蕃名医就极力提倡动以养生，宇妥·云丹贡布在其《 四部医典》中提出“ 勤竞行走搓身祛培根”，方可“ 使皮肤光泽四肢硬”。”对养生健身的作用，主要在于运动能使精气流通，不致血脉壅滞。

　因此，宇妥极力通过竞行走、按摩、吐纳等运动锻炼来达到健身祛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四部医典》中提出的“ 勤竞行走搓身祛培根”的方法，可以“ 流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平和”，增强身体活动。显现出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生命观。可以看出，由于活跃“ 生命价值”理论的发展，必须繁衍了对体育价值的理解，并形成藏族特有的卫生保健和民族体育活动。

　四、原始宗教

　藏族传统体育活动最初是作为一种求神拜祖的祭祀仪式和活动而创作的，祭祀天地的过程中形成了有宗教文化内容的体育活动。

　藏族居住地区的传统体育和民间舞蹈形式，与宗教祭典有着直接的关系。如藏族先民的原始宗教活动方式，最主要的应是举行祭祀仪式。而这种祭祀仪式，又是由煨桑、血祭和祈神舞蹈等三种内容所组成。在藏族民间的不少宗教节日，举行的“ 跳神”大会上表演的法舞、宗教舞蹈，不但寺院喇嘛参加表演，还由喇嘛伴以长号、鼓钹等宗教音乐。

　再次，在表演法舞、宗教舞时，人们还要围绕“ 祭坛”作宗教祭祀活动。这些形式是为了娱神、谢神，与自然或超自然力量进行沟通，或者是为了除病去邪、祈求种族的繁衍和劳动丰收等目的。所以说，藏族传统体育和民间舞蹈与巫术和宗教关系密切。其情形不仅在吐蕃时期的传统体育活动中色彩浓烈，在现当代藏族传统体育和民间舞蹈中也不难寻觅踪迹。

原始宗教需要有一些身体活动特色鲜明的仪式来实现其信仰。这些企盼生存的祈神方式虽含有为了生存的悲怆阴影，但也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获得了衍生，形成了今天的藏族传统体育。

　从另一方面来说，藏族先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作斗争时，饱含着失败的苦痛，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无能为力，沉重的历史负载，造成他们寻觅起超自然力的心理机制。宗教总要选择一种宜于它弄神作鬼、祈福逐邪的具有审美力的表现手段，作为“ 超自然力的”具象形式。在原始的体育活动中，总要戴上鬼面具东窜西跳，张牙舞爪，乱舞乱蹦，与鬼拼搏力战，特别是巫师那出神入化、浑洒自如的身体动作和狂热的情感、可怖的神态，使观者目瞪口呆，玄虚莫测。引人入神的神与鬼的搏斗场面，刺激着观众的视觉和心理，企图占领人们的精神世界，使人们终于相信他的身体舞动具有无穷的力量。

　人们就在这种赏心悦目的观赏中，潜移默化地接收着宗教宣传，在审美欣赏中不知不觉地为宗教所征服，从而感受着宗教的威力，激发着人们的情感，增强人们的敬仰与恐惧心理，实质上这种原始的宗教体育形式既“ 娱神”又“ 娱人”。人们把对自然物、神灵的崇拜用一种宗教的祭祀仪式来表达，并把体育也包容在宗教仪式之中，如人们在神灵的祭坛前奉献上技艺、力量、速度、耐力、勇气和胆略等，以博取神灵的欢心，祈求神灵施福降恩于人类。正是通过祭祀仪式，把体育与宗教这两种在本质上根本对立的精神需要混融在一起了。宗教的发展无形中也促进了体育活动内容的丰富。

　在西藏发现的岩画为我们研究原始宗教与藏族史前体育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蔡显敏在《西藏岩画》中论述认为：西藏岩画中其内容是史前的日、月、动物、狩猎和生殖崇拜，到渐渐刻有战争、宗教、通商等生活的发展图卷，直到苯教的初步形成时，岩画表现的原始体育形式就有数个战士持盾，执矛准备战斗的情景，具有很大的原始宗教色彩。

　早期的藏族传统体育活动受宗教观念的影响，有些项目甚至直接渊于宗教仪式。当时，自然界的力量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这时的祭祀活动往往带有强烈的“ 巫术”性质，而且具有“ 攻击性”和“ 集体性”。而在祭祀活动中，巫术是妄图利用“ 超自然力量”来实现某种愿望的法术，是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而巫师是原始巫术的执行者。在大庭广众之下，还要用身体活动来表现种种巫术。可以认为，原始社会的巫师是最早的音乐家、戏剧家、舞蹈家，也是最早的体育家和运动员。渐渐，一些巫术变为游戏、竞技和传统的体育活动。如今在青藏高原各地还可看到带有宗教色彩的体育活动形式，如在江孜的“ 达玛节”上进行的传统体育项目，不管是拔河，还是武士习武、跑马射箭，均伴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不少运动员是寺院僧人，且头戴各种宗教面具参加比赛。藏族民间的祭山插箭、斗剑和珞巴族的刀舞等均带有原始巫术性质的体育活动。

在西藏的不少地方，举行宗教仪式和辩经的场所，同时又是运动的场所。“如望果节”不但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还伴有大量的体育活动内容，如赛马、射箭等。具有远古遗风的那曲草原赛马会上，虔诚的赛马者先要敬神，接受身穿袈裟老者的祝福，也说明宗教对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藏族传统体育受宗教的制约，充当宗教的工具而控制与驾驭信徒，让信徒相信宗教的“ 万能”，神“的至高无上”。在宗教活动中出现了具有一定普及性和广泛性的文体活动。特别是各种宗教节日，大多伴有一定的体育活动。而且宗教内容又赋予了藏族传统体育特殊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属性。

　藏族传统体育原本出自民间，正因为它具备激发人类力量的特征，宗教借助它作为人与神鬼交往的手段，履行宗教的使命，扩充宗教的影响，导致信仰者对崇拜客体想入非非。他们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把对人生的理想，改造现实与自然的希望和对健与美的追求，贯穿于他们所塑造的运动形式上。在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中，也表现了藏族人民为发展人类自身，增进人的健康，使之适应恶劣自然环境和艰苦劳作的要求。所以史前及古代的体育和现代藏族体育具有相似的意义，都是表达一种心理的认同，祈祷心中的主，企盼神灵赐予果实、幸福，免除灾难。

　五、军事

　竞技项目的形成，大多与军事训练有关。由于狩猎和战争的需要，史前时从部落首领到民间百姓都崇尚习武，使民间体育具有军事活动的内涵。原始群居时代，人类的主要社会活动是求食与攻防，出现了原始的战争。战争的出现，推动武器的发展和战斗技能的演进，对于战斗人员事先进行的身体和军事技能训练，无疑促进了他们身体素质和技能技巧的发展。因此，军事战争与体育有密切关系。

　诞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至阶级社会早期 (约公元1 至 7 世纪)的英雄史诗《格萨尔》中，主要反映了游牧民族部落社会藏族人民恢宏的战争场面。而与战争、军事相适应的体育活动形式也随之产生，与头领产生方式相适应，古代藏族部落普遍通过寓练于乐的竞技活动或狩猎实践提高士卒战斗力，进行骑马、摔跤、射箭、举重物等具有军事性质的专门军事训练。尤其在向敌人发动进攻前或取得征服胜利后，对勇敢善战的人，要论功行赏。各部落要举行盛大的体育比赛，进行骑马、射箭、角力、捕杀野牛、掷骰子、挤奶等各种各样的技能与力量的竞赛，出类拔萃的，除受到全部落人的赞美、祝贺外，有的还有一定的物质奖励。

　弓箭最初仅使用于原始狩猎生产，逐渐演变，后用于战争，遂成兵器。随着人类发明了火器，弓箭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实用意义。来源于远古藏族先民的狩猎或军事活动的射箭，逐渐演变为体育项目。

　六、民族认同是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成的基础

　藏族传统体育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能经久不衰，其原因就在于藏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得到藏族人民普遍的认同。藏族传统体育活动，从其表现形式看不仅具备了藏民族文化形象的意义，而且让我们感受到藏民族远古的生活气息。如青藏高原赛马大多有马上拾哈达项目，马上拾哈达是藏族同胞以一种特有的形式将藏民族文化中的哈达文化与体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形式是以藏族传统为核心，基于现实的社会文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之上，真实、全面地反映藏民族的时代精神风貌，符合民族成员的审美情趣和娱乐需求，使藏族同胞由衷地产生民族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能把族内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构成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氛围，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层次上进化、延伸，在文化内容上拓展、充实；在文化形式上具有时代性和多样性。

　综上所述，藏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产生是人类从动物野性变为人性的过程，也是上述因素相互综合演化的结果。藏族体育活动的发展过程如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经历了古代体育文化、近代体育文化和现代体育文化。也就是说，人类为了生存和延续，产生了跑、跳、投、攀爬等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了今天如此灿烂夺目的藏族传统体育文化。由此可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体育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根基，而体育文化又推动着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