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范式是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范型和模式，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也是史学观点、史学范畴和史学方法等有机集合体。高中新课标程式下的史学范式已从单一走向多元，由传统单一的阶级斗争范式（或称革命史范式），发展为阶级斗争范式、文明史范式、整体史范式（亦称全球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等四种史学范式。这些新的史学范式，提高了历史研究的框架性认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的核心是历史观。它与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大差异即在于此。不可否认，二者在历史观上是冲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批评旧史学为神学的、退化的历史观所支配。翦伯赞将传统的历史观归结为神学史观和玄学史观，认为这种神学史观构成了观念论者历史理论的根源，从这一根源上又形成了玄学史观。玄学史观与神学史观本质相同，根本出发点都是“以观念构成的历史来代替具体的现实历史”。在旧史观主导下撰著的史书以阐扬儒家伦理观念为指归。中国旧史学被称为“伦理学的史学”。一则传统历史学成为对儒家伦理观念的注解，而非对实际历史的呈现；二则这种儒家式家族伦理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伦理格格不入。

传统历史观中还贯穿着帝王本位思想。郭沫若提到，中国历史学家“过去一向把社会制度、人民生活、文化及科学的进步等等问题放在附属的地位，好像沙漠中的金砂一样，过去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难得遇到这些问题的资料”。曾参与范文澜主持的《中国通史简编》撰写的金灿然也指出，“注重个人，尤其是帝王的丰功伟业、言论行为，忽视广大群众的活动”是“封建的历史学”的缺点之一。这种批判承袭了晚清“新史学”斥君史、倡民史的主张而有进一步的发挥。再者，大汉族主义也是中国旧史观的一大偏弊。吴玉章批评旧史普遍“以汉族的历史为中国的历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表示“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不过，传统华夷之辨并未从马克思主义史家笔下消失，而是转化为民族主义，主要是对民族气节的伸扬。范文澜在《大丈夫》中表彰民族英雄、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痛斥秦桧、范文程、洪承畴等的投降主义，即是一个典型。中国古代史家中也有少数人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而接近于科学的历史观。司马迁、刘知几和王夫之被视为其中的代表。不过，这种不囿于旧观念的传统史家毕竟是凤毛麟角。

总体说来，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以辩证的眼光审视和评判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的标准之下，传统史观基本上是落后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是中国传统史学体系中合理成分最少、最乏善可陈的部分，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少交集、最不兼容的。中国传统史学之所以被称为封建史学遭受猛烈批判，要害也在于其陈旧的历史观。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中，对传统历史观只能采取除旧布新、取而代之的态度。

02

重估传统史学方法

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作为基本方法外，也认识到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价值，力图加以吸收利用。1942年延安中央马列研究院制定计划时，即将“刘知机（几），郑樵，章学诚等中国古典方法之研究”作为工作内容之一。

在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中，历史编纂方法是一项主要内容。作为旧史主干的正史编纂普遍采用纪传体。翦伯赞认为，纪传体是以人为主体的历史方法，从许多个别历史人物的事迹中，显出某一历史时代的社会内容。翦伯赞还对近人将纪传体史书等同于家谱或墓志铭汇编的观点予以驳正，断定纪传体的生命力至今犹存，即使历史学已经进入科学阶段，纪传体的历史仍不失为一种保存史料的最好的方法。

吴玉章则批评一些新派史家的中国历史作品注重社会发展形式的叙述与辩论，将旧日编年纪事的传统完全抛弃，只成为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历史课程“应当在年代的联系性中，叙述最重要的事变和事实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因为历史的必须有年代，犹如地理的必须有经纬线一样”。吴玉章主张“必须根据中国旧史编年纪事的材料来叙述中国历史”。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编年纪事不是机械地按年月编排，而是与一定的历史分期方式相结合的。



考证方法是中国传统史学处理史料、辨别史实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家并不忽视考证学在传统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如，周谷城认为，清代王鸣盛、钱大昕等考证学者“皆以考证经典之方法考证史书，从而整理史料者也，整理史料，为史学独立发展时期之特征，乃前此各期所无者”。翦伯赞赞扬乾嘉学派治史的方法在乾嘉时代是崭新的方法，这表现于它一反宋明理学踏空的作风，而以无信不征的精神，开辟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乾嘉学派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成绩，直至现在还被视为中国学术中之最珍贵的遗产。对于当前的历史研究工作，侯外庐主张“谨守”传统考据学的“一套法宝”，“遵守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并进一步订正其假说”。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至少要“守其家法”。侯外庐对考据学的尊重，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仍然要以考据学为基本工具。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批评清代考据学未竟全功。翦伯赞认为清代学者的考据学完全拘束在文献材料之中，以文献考证文献。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批评考证学自称为实学，“实际乃是一种支离破碎之学”。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只是史学方法进化中的一个阶段。“假如把史学方法比作镜子，则乾嘉学派的方法是铜镜，逻辑学的方法是玻璃镜，而科学史观则是X光线。”因此，华岗主张对旧考证学加以充实和改造，“注入科学历史观的新生命”，使之成为建设信史的一支生力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家将全副精力投注于以新观念重新解释历史，不免轻视了考证工作。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则表现出对史料学的关注，对改造提升传统的史料考证之法作了有价值的探索。搜集、整理、考订史料的方法本是实证派的长技，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却努力借助新理论后来居上。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史料学和考证方法的探究，既接续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又吸收了实证派的新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统天下的抱负和雄心，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力图集以往各种范式之所长的理想。

03

传统文献史料的再发现

抖落传统史学的社会政治意义而仅以史料视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种通行做法。传统史学被转化为史料，进而成为建立新史学的一种有用的资源。翦伯赞区分了各类文献的史料价值高低等差。在翦伯赞看来，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因为正史都是官修史书，几乎都是在历代政府监督之下撰写，或通过政府审查的。翦伯赞将政治干预视为影响史料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范文澜也说：“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书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诗文考证，歌谣戏曲，凡此种种，无不属于历史的研究范围之内。……要了解中国历史比较近真的情况，却又必需向这广泛纷乱的大堆史料中去寻找。”范文澜在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中时贯彻了这一认识，因而有学者评价范著“对于史料，除了正史之外，以至文集笔记，都尝博观约取”。尤其是，范文澜对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多有承袭和借用。



早年在经学方面具有深厚功力的范文澜将经学作为研究历史的有价值的材料。其基本做法是批判经学的思想内涵、将经学材料化。通过这种化经为史的方式，经学遗产得到了继承，历史材料的范围得到了扩充。在疑古思潮影响下，上古材料特别是传说材料的可信性受到新派学者的强烈质疑，以致形成了“东周以上无史论”。但趋于释古路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未完全否认上古材料的价值，而是将对传世文献的释读与地下实物和人类学理论相结合，开辟出古史研究的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史料的认识基本接受了胡适、梁启超等的新观念而有进一步的扩充和引申。史料观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实证派学者对传统史学的认识上最接近的一个方面，可谓大同小异。但马克思主义学者史料观自有其高明之处。其高见不仅在于对史料的范围、种类和价值的认识，而且在于从完整意义上的史学观点出发来看待史料，对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功用和地位有更允当的理解。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文献的发掘利用与实证派学者呈现出明显差异，记载、反映社会经济和下层民众的史料文献被置于中心地位，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取向高度吻合。

04

传统史学精神的提炼升华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除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史学方法和史料的批判总结之外，对传统史学精神的提炼和升华也是一项重要工作。这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对传统史家的批判精神的发掘解读，二是对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精神的接续和转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一种阶级批判，是站在被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批判统治阶级，这是传统史学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富于批判精神的传统史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认同感。首先是司马迁的《史记》体现的批判性受到高度赞扬。在史学方法上最具批判性的首推刘知几。翦伯赞对其大加表彰：“他不迷信圣经贤传，不迷信灾祥符瑞。即因他不迷信圣经贤传，所以他就富有怀疑的精神；即因他不迷信灾祥符瑞，所以他就具有唯物的思想”。翦伯赞称刘知几为“一个客观主义的历史家”。在翦伯赞眼中，刘知几的怀疑精神和客观精神即是批判精神，与唯物思想是联为一体的。这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认可的科学的历史学是属于或接近于唯物主义谱系的。



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经世致用的传统，注重发挥史学的训诫和资治功能。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史学与现实的关联，从而接续了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侯外庐指出司马迁“并非仅为史学而史学，其‘成一家之言’的，多针对现实的黑暗无理，发抒他的怨诽批判，主张他对社会制度有所变革的积极愿望与理想，这实在是史学的主观价值”。陈家康认为章学诚以来的“通史致用的思想是中国近代学术上的一个优秀传统”。不过，古代史家的致用多与维护既存的道德伦理和政治秩序相关联，由其历史观所决定，从而导致了史学的保守性，这一点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不取。

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致用具有新的历史意识和时代内涵。吴玉章认识到，“历史是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在这个很需要发扬爱国热忱，继承革命传统的时候，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成为史学致用的现代典范。此文被中共中央作为整风文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政治效应。可见，较之传统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致用的宗旨、立场和内容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服务于上层统治集团转向服务于整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特别是积极融入当前的革命实践之中，追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致用论是对古代史学精神的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接续和回归。

05

余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初期，以革命姿态致力于批判终结以往一切旧思想、旧学术，建立一种全新的历史学，对于在被打倒之列的传统史学、“封建史学”尚无暇认真理会。成长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与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有着独一无二的亲缘关系，几乎成为欧洲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版。此时的中国学者以引进、传播和套用形形色色、外来的模式和概念为能事。直到30年代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不能再以简单的批判否定了事，而是必须正视并加以清理改造。随着30年代末“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学者将传统史学作为实现“中国化”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史料工作的重视，除与实证派的互动之外，更有汲取传统史学之长的意味。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史学的选择性认同，流露出的几许“温情与敬意”，使得他们与其他民国学术流派产生了更大的交集，从而扩张了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也正是这种对待包括传统史学在内的以往学术的理性包容态度，推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日益走向成熟，为日后占居主流打下了基础。

但同时，传统史学资源在此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中毕竟处于从属、被动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重视传统史学，旨在将其整合熔铸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部分，以服务于当时的革命实践，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学术革命化色彩和非历史主义倾向。到40年代中后期，作为一种范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初步构建起来，但全面系统地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进行清理和总结尚俟诸来日。

　　我们先来看看关羽的出身。西晋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关羽传》的记载为：“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过了一千多年以后，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一回关羽出场时又演变成了这样的说法：“吾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也。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今闻此处招军破贼，特来应募。”虽然历史和小说都一致说关羽是在家乡出了事情而亡命逃到涿郡，不过在这两种说法当中还是有一些令人不解之处：在《三国志•关羽传》中为什么关羽要改长生为云长呢？又是什么具体原因使关羽要背井离乡亡命涿郡？史书上没有交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虽然是照搬《三国志•关羽传》中的说法，还特意加上了所“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的句子，但又说的很含糊，明明是有所指，但又是语焉不详，又到底是指什么事情呢？罗贯中的这种说法又是从何而来？这一段故事在一千多年来又是如何演变过来的呢？

　　这一段情节在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中都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面对着这么一个为后世美化成“千古圣人”的关羽，怎么可能会留下一段如此巨大的空白呢？虽说是“英雄莫问出处”，但作为“千古圣人”，后世崇拜者怎么也不能容忍一个来路不明的杀人犯成为了自己的偶像。于是，一些民间艺人纷纷根据自己的想象开始填补这一段空白。

　　元代出自民间艺人之手的《三国志平话》就把这一段空白进行了填补：

　　话说一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平阳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传，便生怒恶。因本县官员贪财好贿，酷害黎民，将县令杀了，亡命逃遁，前往涿郡。

　　这个故事虽然比较简单，但它把关羽亡命逃遁的原因进行了补充，使读者一开始就对关羽的正义形象有了一个认识。后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基本上采用了《三国志平话》的说法。

　　不过，也许因为这个故事太简单了，不能令广大的关羽迷们满意，民间艺人们又创作出了很多的民间传说进行了充实。其中有一个就被清代学者梁章巨收录在《归田琐记》中，故事的大意是这样：

　　关羽小的时候力气很大，经常惹祸，父母把他关在后花园之中。一天晚上关羽开窗而出，听到有老者哭泣。仔细询问才得知：本县舅爷强抢老者以和被人有婚约的女儿。关羽闻之大怒，拔剑冲入县署，把县令和其舅爷都杀了，然后亡命涿郡。途中在河边洗脸的时候，发现脸又变成了枣红色，所谓的重枣脸也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很广，其它的一些传说大致都基本如此。虽然也有几个传说把关羽的出生和成份神化，但从大多数传说来看，民间艺人们显然愿意关羽是和他们一样属于劳苦大众出身，关羽基本上被说成是农民、小商贩的子弟，出身并不高贵，但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这也符合我国民间创作的特点。

　　尽管创作这些民间传说的艺人们水平不高，但有时的突发奇想，竟然也会把一些剧作家也搞糊涂了，以致于闹出了一些笑话。这也就是关羽的姓氏问题。前面提到的《归田琐记》的那个传说，就说关羽本不姓关，只是在逃跑来到潼关的时候，指关为姓，才开始姓关的。这明显是杜撰出来的，但一些剧作家或有心或无意也来凑了一回热闹。在清代的戏曲选本《清音小集》中的“夜读春秋”中，也不知道是怎么考证的，居然说“关羽姓冯名贤字寿长”；此外以前的京戏《斩熊虎》中又说关羽姓胡（至于关羽更名改字的原因又和《归田琐记》差不多）。据说连毛主席还就关羽的姓氏问题问过周谷城。由此也可以看出民间传说的影响力之大、流传面之广了。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关羽被民间艺人们一折腾，这回可真的是“面目全非”了。不过，这也许就是一些名人身上所必然会产生的千奇百怪的附会吧，就算是“圣人”也不能幸免。

　　洪 姓�

　　溯 源�

　　一、溯源�

　　洪姓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姓氏。传说源自共工氏。共工是尧帝时的水官。《书·尧典》载： "共工方鸠亻孱功。"东汉郑玄《注》曰："共工，水 官名。其人名氏未闻，先祖居此官， 故以官氏也"。认为洪氏源自共工的最早文献是唐元和年间林宝著的《元和姓纂》："共工 氏之后，本姓共氏，因避仇改为洪氏。"共工之后所建的共国，在今甘肃泾川县北，后为周 文王所灭。但宋代学者洪迈在他所著的《容斋随笔》说："姓 氏之书，大抵多谬误"。又说："《元和姓纂》，诞妄最多"。极力否定《元和姓纂》中关 于"共工之后避仇改洪姓"之说。他认为，洪氏源出于共工，"本曰'共'，《左传》所书 晋左行共华，鲁共刘，皆其裔也。后又推本水德之绪加水于左而为'洪'云"。另，今河南 辉县西周时曾是功臣的封国，也称"共国"，后来为卫国兼并。共姓后代在姓氏 旁加水，改为洪姓后，不断西迁，秦汉以后，定居于汉中一带，尔后又迁徙蕃衍于甘肃敦煌 ，故以敦煌为堂号。至唐代，洪氏后裔分二派南迁。一派居安徽歙县(后南迁江西乐平)， 一派居河南光州固始。宋以后，又不断向东南一带迁徙，足迹遍及江南各省。�另有一派是避讳改姓洪的。历史上曾有弘氏、宏氏，因避北魏文帝拓拔弘，孝文帝元宏，唐明皇李隆基字宏犹的名讳而改姓洪的。�

　　洪姓在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敦煌（今属甘肃）、豫章（今属江西南昌）、宣城 （今属安微）、武荣翁山（简称"翁山"，今属福建泉州）等郡望。�此外，另有一支据说是由翁氏改姓的洪氏，堂号为"六桂堂"。称翁氏世代官宦，有翁乾度 者，生有六子，均中进士，分迁各处，分姓翁、方、江、洪、龚、汪六姓，称"六桂联芳" 。然从目前有关"六桂堂"渊源的资料看，诸说纷芸，分歧甚多，自相矛盾。厦门大学教授 陈支平在其所著《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版)一书列举了六桂渊源三种说法的资 料：一、晚唐说。 云霄《云阳方氏谱牒》载六桂联芳始于晚唐昭宗年间。二、北宋说。《六桂堂族志辑要》、《六桂渊源总述》则称翁乾度居莆田竹啸庄，生六子皆为宋朝进士。三、避乱说。台北六桂 宗亲会记载，宋太祖建隆年间，翁乾度生六子。家住河南洛阳，时因世乱，胡夷侵袭，迫而 化姓逃匿，六桂遂此分支。因此，他认为"六桂联芳"虚构的成分很大，传说的成分很多， 不一定真有"六子分六姓"的血缘关系。也有的研究文章指出，翁乾度系五代十国时的闽国 人，确生有六子。后闽被南唐所灭，为避祸，六子分六姓。入宋后六子全部恢复翁姓参加考 试，都中进士，故称"六桂联芳"。因此，现在的"六桂堂"是一种联谊，不是宗亲。但从南安洪姓各派系的族谱看，南安的洪姓并无任何一派的先祖从"翁"改姓"洪"，与六桂堂 毫无血缘关系。�二、 入闽

　　关于洪姓入闽的记载，主要见于各地族谱。其主要途径及时间如下：�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河南光州固始县58姓军校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相传其中有洪有道，后裔居闽中、闽南一带。又据传唐末五代，有河南光州固始人洪十四郎（朝奉）偕二子随王审知入闽，驻武荣泉山，后迁居晋江英林。�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江西乐平人洪皓之弟洪皎丞福州府。后其长子迁居建宁府。 次子洪道于南宋年间遵父训移居同安小嶝岛。�

　　南宋乾道五年（1169），江西乐平人洪迈(洪皓之子)知泉州府，其子十九郎暨诸从兄弟十六郎、十七郎、十八郎随洪迈到泉州，后裔分居武荣石竹（今南安丰州）、同安柏埔、金门烈屿等地。�宋乾兴元年（1022），江苏吴县人洪仁王遂任长泰知县，其后 裔定居长泰县。洪仁璲被尊为洪氏开漳始祖。�

　　三、 蕃衍�

　　在漫长的岁月中，洪姓通过多渠道迁徙南安，不断蕃衍生息，形成的主要派系有：�

　　石井古山洪氏 始祖菊轩，宋太平兴国年间由仙游迁入。裔衍水头后房等 。�

　　石井岑兜洪氏 明洪武丁卯年(1387)自同安小嶝岛迁入。�

　　华美洪氏 始祖洪天凤。宋末咸淳间从武荣迁入。裔居霞美、大演。并分支码头洪山。�

　　杏埔洪氏 宋末从武荣迁入。裔居霞美镇杏埔。�

　　英都洪氏 宋末元初，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之后裔陈顺斋，携子温斋为避 元兵追剿而入英都，温斋入赘洪家，生子良斋，始承母姓为洪。考洪家先世，系十六郎洪权之孙洪天锡后裔。洪天锡子洪俊卿，因避难从武荣石竹迁英山，埋名隐讳别号九使。九使身后仅存一女 ，温斋入赘后，生子改姓洪，自立堂号"翁山"。 裔居英都10个村。�丰州西华洪氏 由石狮蚶江洪窟迁入。�

　　丰州仙河洪厝崛洪氏 由晋江屿头迁入。�

　　石井仙景、崛斗、营前，丰州沃柄，水头油园，东田官田 等洪氏，从晋江英林分支。�

　　四、迁移

　　历史以来南安洪姓迁居外地极多，不及细载。摘其要者：�

　　古山洪氏有十三世洪源迁同安 岗头。华美洪氏有十二世洪日放迁福清县镜洋。码头洪山洪氏后裔，曾于明代分居仙游黄沙 、金田及浙江的平阳桥墩。英都洪氏东三房、东四房后裔在明万历间各有分支迁居浙江平阳 塘坡，还有一支分居福清县江口。丰州洪厝堀洪氏曾有分支福清龙田。至于历代以来各派系 均有外迁南洋诸国谋生而定居的，后裔遍及印尼、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等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香港、澳门自治区。近年来又分衍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各国。改革开放以来，洪氏族人驰聘商海，遍居八闽各地，同时还分布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云南、江西、湖南、湖北、东北三省及西部地区。�谱 牒

　　各派系洪姓均有族谱，但历经各种动乱，散佚损毁严重，旧本族谱所剩无几，近年来普遍重修。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一、《武荣翁山洪氏族谱》（英都洪姓）

　　翁山洪氏共4次修谱，其版本为：一、明弘治版（1488）。洪阳道首编，载1-7世世系。二 、明万历版（1595）。洪庭时、洪有相父子主持续修，历时二十年，载1-12世世系。三、清乾隆版。乾隆十七年（1752）年退休在家的老翰林洪科捷倡议续修洪氏族谱。该族谱收录 明弘治版首编族谱及明万历版续编的族谱全部内容，并续修第13至17世世系。东四房洪佑生 和西长房洪世谦分别撰写重修谱序。博学鸿词进士洪世泽撰写了部分行状录。该族谱工程浩繁，文风严谨，记载详实，公允直书，且极具文采，堪称谱牒中之精品。现存乾隆版手写本 一套5册（共6册，佚1册）。为海内外仅存孤本。藏西二房裔孙洪榕光处。又有民国年间手 抄本一套，藏东四房裔孙洪春忠处。四、民国版（1944）。泉州商会会长洪恭树主编。铅印本。泉州正平印刷所出版。主要收录翁山洪氏渊源历史文献，科第缙绅名录等。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纵队兴泉指挥部指挥官陈重题写书名，县长李天赐题词。该书现在所剩无几。五、19 92版《翁山谱志》。翁山学校教育基金会1992年出版。分上下二册。上册分为洪氏宗谱志、 古今人物志、文化风土志、山川经济志四卷。下册为翁山洪氏自一世祖起至1992年已传至二 十五世"礼"字辈的宗支世系图。洪瑞生主编。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题写 封面、题签，著名历史学家、党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副总编苏双碧和泉州地方史专家 陈泗东分别写序。该谱志特点是"谱""志"兼容，体例创新，反映时代精神，备受称赞。 其中，上册又于2003年由翁山洪氏家庙管理委员会校正后再版重印。�二、《南安蓬岛洪氏族谱》（华美洪氏）

　　清光绪年版，现存台湾省华美洪姓宗亲。1997年台湾宗亲携谱回乡探 亲，存有复印件在洪迪辉家中。谱序为清光绪十六年（1890）华美裔孙洪浩然写的，记载了华美洪姓始祖天凤公及从兄洪天锡之子洪俊卿为避祸害分道扬镳，天凤公于咸淳四年（1268 ）迁居蓬岛，洪俊卿埋名隐讳别号九使在咸淳三年（1267）由武荣石竹远避英山（英都）的史实。 �三、《岑兜洪氏族谱》（石井岑兜洪姓）

　　民国年版。传有手抄本。该族谱记述了岑兜洪 姓始祖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因小嶝岛遭倭寇侵扰而迁居岑兜定居，以及清初辛丑年海禁 迁界族人搬迁流离失所，直到庚申年（1680）康熙帝撤消迁海令族人才回归故里等历史事件 。一部蕃衍史，多少血与泪。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周氏早期主要在河南发展繁衍。居住在河南临汝的周氏，部分人于秦代迁往沛郡，成为当地著姓，西汉大臣周昌、周勃、名将周亚夫即属此支。东汉末年，京师遭董卓之乱，汝南安城周氏有一支迁居今安徽庐江。西晋永嘉年间，中原士族随晋室同渡，有一支周氏迁往姑熟[又称姑孰、南洲，今安徽当涂]。唐高宗总章年间，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随行人员中有周姓将校，这是周姓入福建最早者。唐僖宗时，河南周氏族人又有随王潮、王审知入闽的。南宋大臣周必大，自称其先祖为郑州管城人。汝南周氏有一支直接迁往福建宁化石壁乡，还有一支徙居永定。清朝康熙、乾隆年间，闽、粤周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后又有不少人到海外谋生。唐代元和年间，除沛国周氏、长安周氏为周赧王的后代，河南周氏为鲜卑族改姓外，大都是西汉汝坟侯周仁的后裔。周仁5世孙周燕，子孙繁盛，分衍出许多支脉，如周燕之子周忠因任太山太守而在当地定居，形成太山周氏。 三、郡望、堂号: 1、郡望: 汝南郡：汉时置郡。此支周氏为周平王少子烈的后代，其开基始祖为周平王少子姬烈裔孙周跋扈邕。有汝南周氏遍天下之说。 沛国郡：汉时置郡。此支周氏，其开基始祖为汉代汾阴侯周昌。 陈留郡：西汉时置郡。此支周氏为汉代周仁之后，其开基始祖为晋代的周震。 2、堂号: 细柳堂：汉文帝六年冬，匈奴6万兵马犯汉。文帝令周亚夫驻兵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几日后，文帝御驾亲往劳军。走近军营，只见甲兵森严，个个持刀执戟，张弓挟箭，如临大敌。当令门岗传报，营兵却直挺挺地站着，一丝不动，并喝令车驾停住，说：“军中闻将令，不闻天子令！"文帝亲自来到营门，又被哨兵拦住，文帝只好交出天子的符节，让哨兵进帐回报。亚夫验了证件，才下令开门放入车驾。一面嘱咐："营内不准跑马。"车驾和随从骑兵只好按辔徐行。进入营门，亚夫才不慌不忙地出帐迎接，文帝慰问后，一出营门，兵士仍关上营门，严整如故。文帝回头看了看，高兴地说："这才是真将军呀！象亚夫这样的将军，和他练的兵，才使敌人无缝可钻呀！" 爱莲堂：北宋哲学家周敦颐，一生清正廉洁，一生最爱莲花。曾作《爱莲说》，通篇百余字：“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他把莲花比成君子，推崇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 家乘谱牒: 湖南：濂溪周氏七修族谱共八十九卷。 江苏：周氏族谱六卷、周氏家谱十八卷、润州周氏重修宗谱十卷、江都周氏家谱六卷、润东周氏族谱三十二卷、蒋湾桥周氏宗谱十四卷 浙江：周氏家谱不分卷、周氏宗谱不分卷、武林周氏家乘不分卷、余邑周氏宗谱三卷、汝南周氏宗谱四卷、姚江孝义周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 周氏宗谱、谷阳周氏族谱十六卷首一卷、周氏族谱一卷、周氏续修家谱十一卷首一卷、周氏四修族谱十二卷、小云南周氏宗谱一卷

谷姓的字辈排行如下：

1 江苏宿迁谷氏字辈：增订清时期字辈为：“兴元成字辈”。

2 山东莱阳谷氏字辈：“有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复古、兴道、法桥三兄弟因闯关东，分别落户在莱阳村、桥里村、法山村，自此三村有了谷氏”。

3 山东聊城（古称东昌府）谷氏字辈：“有避讳改字，中间差了几世，后人于民国期间续修家谱，又补了十几个字”。

4 山东阳谷县谷氏字辈：“十六世至三十六世（缺二十一世）泽、昭、光、繁、博、旭、融、德、圣、俊、英、聪、能、尊、伦、尚、礼、文、献、书、绵、世、基、业”。

不同谷姓家族的字辈可能有所不同，建议咨询家族长辈或查阅家族史料以获取准确的字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