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大槐树楹联：香挹行襟留快饮；荫清古道倚斜阳。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恩。　　举传嘉树；荫庇群生。洪武移民传说传说某年山东大水，千里汪洋，唯有一孕尼姑，以瓮作舟，方免为鱼鳖，随波漂零于安徽风阳。后生下一娃，此人便是明太祖朱元璋。不久，其母死，朱元璋乞讨来山东寻根。呼人拜问，人皆亡之。朱元璋寻觅无缘，屈念归舟。待其鸾旗龙廷，便嫉恨山东夷祖之仇，遂发兵血洗山东。山东人民被屠戮殆尽，所剩者百不之一，以至造成了荒无人烟。这才有了以后的山西洪洞县大迁民。以上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几乎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如我县几部姓氏族谱的序文中，居然也煞有介事地相迎合："朱洪武血洗山东"、"朱洪武洗人烟"等。而徐、鲍两姓族谱，则几乎一字不差地记有下列文字："自大明洪武即位，常遇春将军率花马军平山东道，平而复起者再三，于是赫然斯怒，所过州县无论盗贼良贱，概行诛戮，虽有存焉，然百不一二，是以地广人稀……。" "朱洪武血洗山东"之说，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山西洪洞迁民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明史》记载，元末明初"山东、北平数千里沃野之土，自兵燹以来尽化为榛莽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死者长已矣"，苟活者朝不保夕。此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啼"的凄怆景象，从我县的部分姓氏族谱中，也有一定反映。如《李氏族谱》栽："当是时，戎马在郊，干戈倥偬，遥遥数百里，敬载木主，尽室以行"，百姓"俄而城市，俄而乡曲"，漂泊不定，苦无宁居。《王氏族谱》："兵燹之余，流离失所者指不胜屈。"《徐氏族谱》："兴废不一，治乱多故，或因兵燹而飘零异域，或因水旱而流离四方，或染疾疫而辗转流徒。"《谭氏族谱》："逆匪交讧，戕及无辜……安适之日甚少。"《毕氏族谱》："南匪逆境，烽烟遍地。"《张氏族谱》："转徙倥偬，苦无宁宇……举目谁亲？"等等，不一而足。 上述正史与民间记载互相印证，足以道出了当时山东大地"荒无人烟"的悲惨景象，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然而，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事实证明，造成这种惨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元末至明建文年间的四次兵乱所致。元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为制止民族矛盾，分而治之，以达到项固其统治的目的，将各故人民按贵贱划分为四个等级。其中将汉人和南人划为最下等，从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残酷的民族歧视和压榨。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起义军四起，群雄割据，战争频繁。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刘福通等各树旗帜，进行反元战争。其中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起义，其势力"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高丽史》）。"从义之民众至十余万人。先后与元军奋战达十三年之久。其中由毛贵率领的起义军自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始，就转战于山东一带。东路北伐军二次经山东一直打到大都附近之通县，后因受挫而又败北山东，这是第一次兵乱。其次，元朝统治者内讧迭起，诸王争城夺地，相互残杀，亦末能使山东人民幸免于战祸之中。可以说，帝位的争夺是一直与元朝相始终的，如仅从1308年到l 333年二十余年时间，就换了八个皇帝。第三，朱元璋削平群雄，乘势而起，在最后推翻元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其进军计划是：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撤其羽翼；扼守潼关守之，使关陇之兵不能出关；然后以兵北上，直捣大都。此次兵乱，山东又首当其冲。 "靖难之变"(见《辞海》"靖难之役"条)，使山东又罹第四次兵乱。朱元璋死后，明惠帝（太祖孙）即位，其叔朱棣以靖难(靖，平的意思；难，指皇帝周围有奸臣当道，皇帝有难，以兵平之—)之名，起兵夺取了皇位，内战达四年之久。由于朱棣遭到曹国公李景隆、魏国公徐辉祖、兵部尚书铁玄等的抵抗，两方动兵几十万，鏖战于济南、济阳、济宁、兖州、汶上、东平、东阿、临清等地，又使这一地区的人民残遭战争涂炭。据《明史》和我县部分家族谱记载，除上述四次兵乱外，明初，中国沿海地区还时常遭受倭寇袭扰，致使山东沿海居民大量迁入本省内地和迁他省。这也是造成山东人烟稀少的原因之一。如上述，造成山东"荒无人烟"的原因是有载于史的。而所谓'"朱洪武洗山东"的说法，则是没有根据的。史实恰恰相反，朱元璋坐殿南京的第一年就"振恤中原贫民"(见《明史本纪》。下同)。并诏谕大臣们说： "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成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联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新克州郡毋妄杀"，"避乱民复业者，听垦荒地，复三年"，"鳏寡孤独废疾者，存恤之"。第二年又诏曰；"齐、鲁之民馈粮给军，不惮千里，朕轸厥劳，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苏，其更赐一年。"洪武三年，又"免南畿、河南、山东、北平、浙东、江西广信，饶州今年田租。"洪武四年，"赈山东饥。免被灾郡县田租"等等。朱洪武对山东实行如上优恤政策的同时，当然还有残酷的盘剥与压榨的一面，本文不打算论及。而要着重说的是，作为一代封建君主，朱洪武是很谙于治国之道的。如大明定鼎之初，就对其天下来朝之府州县官说： "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明史本纪》)。"而所采取的安邦定国之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实行了宽、狭乡之间移民的办法，即人口稠密地区迁民于人烟稀少地区。据《续文献通考》记联；"太祖至成祖间，屡徙山西、浙江民于河南、山左(即山东一编者注)。"据《明史》，朱洪武颁诏从山西迁民往山东，始于洪武四年："徙山后(指山西、河北及内外长城之间地区一编者注)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 需要说明的是，迁民之举并非属朱洪武所首创，如汉高祖刘邦就实行过徙富民实关中的办法，宋太祖也曾"命兵士迁河东民万户于山东"(《宋史本纪》)。但朱洪武的功绩在于承前启后，为后来的永乐间大规模迁民，提供了经验。朱棣篡位登基，改元永乐。全国趋于平定后，他励精图治，采取了诸多医治战争创伤，富因强兵的重大措施。其措施之一，就是继承和发扬了父王朱洪武的迁民政策。据《明史》记载，自永乐建元始连续三年，仅从山西大舰模迁民实北京就有达三次，迁山西民往山东者，也曾有过相当的规模："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泌、汾州，令其丁多田少和无田之家分其丁田，以实河北、山东。" 据记栽，当时的移民机构就设在洪洞县的广济寺内，所有移民，均在此领取护照凭证、川资。不过这些移民并非全都是洪洞县人，而是尤以洪洞及附近地区为居多，亦有集他地民于兹以分而迁之的。因寺有棵大槐树，树上有个喜鹊窝，移民临行前或者在此相互倾诉别恨离情，或者以志不忘本，采集槐种包藏，以供立村时栽种，故山东各具相当量的谱牒碑碣中多有某某始祖自山西安洪洞县"大槐树"、"大槐树底"、"老鹊窝"、"老鸹窝"、"老鸦窝"迁居的记载。这也是"问我始祖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民谚产生的历史背景。综上所述，元末明初山东各地兵连祸结，饱经战争的蹂躏和摧残，以致形成了地广人稀的格局。而山西作为当时元末名将察罕帖木儿和其子扩廓帖木儿的根据地，四次兵乱均未波及。他们凭借天险屏障，统治严厉，社令秩序相对稳定，生产得以发展，因而生齿日繁，加之难民流入，一时形成了人稠地狭的地区。明太祖与成祖为均衡人口分布，发展农业生产，恢复中原经济，富国强兵，而采取了移民的措施。这便是山西大迁民的主要原区。因此说："朱洪武血洗山东"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以上简要叙述了山西迁民的主要原因和大体经过。但这并不等于说明初迁至山东之民都是来自山西。从我县地名考证材料看，迁自直隶(今河北)枣强者，虽然不象《蒲氏放谱》听说；"乡中民则迁自枣强蓟者盖十室而八九"，但却也占有三分之一以上比例。其次就是迁自河南、四川的，也有迁自江苏、江西、陕西、浙江、云南等地的。其中有一次性迁未的，有几经辗转迁徒逐步而来的，也有迁至一地后，其子孙又分迁所至的。再有，迁民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就我县的情况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奉记所迁。如上述之山西洪洞迁民。 (二)、为避人祸战乱而迁。如《张氏族谱》： "元白莲教倡乱，避难迁于明洪武三年，入籍临朐。" 《窦氏族谱》："世居燕山，兄弟三人元末避地青莱间。"《赵氏墓志》："自洪武间因红巾军之乱，昆仲弟七人迁于山东青州府临朐县。"《刘氏族谱》："元明之乱来兹临朐。"(三)、因逃丁而徒居。如《李氏族谱》："元末诏简民丁分遣戊辽，兄弟遂各星散，易名改姓析居他所。"(四)、随军入籍。此类又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军裔于驻地入藉。如《孙氏族谱》："明太祖出世"，其祖"往南投于麾下，至洪武二年命子中祖随驾军给户，由任临朐县礼让乡德化坊军藉"。《刘氏祖塋》："营于临朐县东南之佛山，敕赠武节将军，此吾刘氏所自出也。"另一种是弃甲复归原籍。如《张氏族谱》："原籍山西平阳府大梅坡村"，"南宋避金之乱始迁临朐"，"大元至正时，辽东变，奉命守辽东，统兵亿万与常遇春战，兵败回居"。《冯氏族谱》："洪武初年诏简山东民各三户徒一人戍辽东"，其祖"踊跃而往，遂家于广宁"，后"复籍于临朐"。另—种是随着改朝换代，旧朝军队就地隐藏姓埋名，入籍随俗。如《张氏族谱》："始祖母遗像者，乃戎装乘马，貂皮暖额"，"来时胡服戌装，盖叔侄辈数人居然蒙古之俗也。"据辛寨镇谢家营村地名考证资料记载：元末，元朝大将"率残部落荒于此，卸甲为农，因村近半冢，遂名半中营，里人则格称卸甲营。后因不雅，遂取其谐音改为谢家营，并改姓为谢"。有碑文为证："临朐县半中营帖木儿不花立石 兀难镇抚 云父母之墓 母大伦 哈刺伦 孝子 此木儿不花拜 至正六年四月"。(五)、因官封异地而入籍。如《山东扈氏家乘》："世居祥符"，"诚汴京望族"，"宦临淄"，其后裔"徙居临朐"。《郭氏族谱》：其始祖原籍"嵩山为齐氏，后迁淮安"，"仕山西平阳府知府，晋升山东布政司左参议诰援中宪大夫"，其子"为礼部儒官，卜居淮邑"，"后迁于临朐"。《安氏先塋》："先世为中州旧族"，"宫济南督经历，因来朐卜居。" (六)、因逃虫、水、旱疾等天灾迁居而来。此不繁举。总之，本文从"朱洪武血洗山东"的民间传说谈起，对明初山西迁民的情况和迁民的原因、历史背景、规模以及迁民的方式，作了初步探讨。但由于资料和水平所限，错误乏处在所难免，敬请知者不吝赐教。

五大要点

01、祖居地的确切记载（包括文字记载和口耳相传）

若是口耳相传注意同音字。特别提醒的是，同一地方的古今地名不一定相同，管辖区域也不一样，但是，县级以上的不同时期地名变更，百度打字都可以查到。

02、始祖名讳、字、号、派名、始祖所处年代及相关事迹资料

以及始祖的其它他旁证资料和谁是同族……根据这些资料查到同族的迁徙情况，再追溯相同的先祖谱系。

03、郡望、堂号、祠堂名、祠联

一般根据这个，可以直接追溯到是哪位名人之后，或是迁出地是哪里，从而找到寻根问祖的方向。

04、字辈（字派、排行）

一般字派相同的是同宗，但出于古代历史条件的限制，大部分相同宗支的族人在不同地方的字辈用字不一样。

05、家族的迁徙史

中华姓氏，源远流长，不论大姓小姓，大多也都经过历史的洗涤。居住地在千百年的时间跨度中，变迁相对频繁。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刘氏家谱如下：

1 100 世刘备（玄德）；

2 101世刘 永（公寿）；

3 102世刘晨（耀辉）；

4 103世刘乾清（玉静）；

5 104世刘文琥（文虎）；

6 105世刘麟（ 麒 ）；

7 106世刘振河；

8 107世刘习文（ 雅 ）；

9 108世刘棣鉴（瑾升）；

10 109世刘淳震（继明）；

11 110世刘坤仁（若宰）；

12 111世刘丹（子圭）；

13 112世刘暔延明）；

14 113世刘珍偦（刘珍）；

15 114世刘於政（楚云）；

16 115世刘虬（友圭）；

17 116世刘之遴（时俊)；

18 117世刘桢（汉鼎）；

19 118世刘子翼（福庆）；

20 119世刘可寿（东山）；

21 120世刘尚文（世珍）；

22 121世刘学洢（贤）；

23 122世刘洪（处智）；

24 123世刘曙道（伯昂）；

25 124世刘宗翼（存者）；

26 125世刘岖衡（刘贿）。

需要注意的是，家谱的完善和更新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如果有需要，建议直接联系相关家族或宗亲会以获取最新的家谱信息。

山西大槐树侯姓家谱的排法：明、纪、开、文、运、家、升、旗、进、扬、国、恩、传、世、远、祖、德、延、年、昌。侯姓，主要来源有五支：出自姬姓；黄帝时史官仓颉的子孙有以侯为氏者；出自姒姓；春秋时郑国共叔段之子共仲被庄公赐姓侯；以及由改姓而来或其他。侯姓在宋版《百家姓》中排行第230位。

侯姓人口约占中国汉族人口的029%。尤以湖南、安徽、河北、辽宁等省多此姓，上述四省侯姓约占中国汉族侯姓人口的百分之48%。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