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雪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唏嘘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像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ruì)，像春天酿蜜时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静默无声。但在它飞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大海汹涌的波涛声，森林的狂吼声，有时又似乎听见了儿女的窃窃私语声，礼拜堂的平静的晚祷声，花园里的欢乐的鸟歌声……它所带来的是阴沉与严寒。但在它的飞舞的姿态中，我们看见了慈善的母亲，活泼的孩子，微笑的花儿，和暖的太阳，静默的晚霞……它没有气息。但当它扑到我们面上的时候，我们似乎闻到了旷野间鲜洁的空气的气息，山谷中幽雅的兰花的气息，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的气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气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种婀娜的姿态；夜间，它发出银色的光辉，照耀着我们行路的人，又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扎扎地绘就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斜的，直的，弯的，倒的。还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山居笔记> 酣睡在寒风中

　　“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记忆里晃动。

　　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执掌，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大家都作鸟兽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唯一机会。

　　老师们都是惊弓之鸟，不能不去；像我们这批曾经对抗过造反派、现在已成瓮中鳖而家里又有很多麻烦事的学生也不能不去；只有几个自称“逍遥派”的同学坚持不出操，任凭高间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这很损造反派的脸面，于是在一次会上决定，明天早晨，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

　　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严冬清晨的操场上，呼呼拉拉的人群吃力地抬着几张耸着被窝的床出来了。造反派们一阵喧笑，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难道强迫这些“逍遥派”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简直就像老爷一样。于是造反派头头下令，“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但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我们边上操边看着这些床，这边是凛冽的寒风，那边是温暖的被窝，真是让人羡慕死了。造反派头头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只得再下一个命令：“示众结束，抬回去！”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后来据抬的同学抱怨，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从头至尾没有醒过。

　　由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众，只是发难者单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众者没有这种感觉，那很可能是一个享受。世间的惩罚可分直接伤害和名誉羞辱两种，对前者无可奈何，而对后者，地实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个人要实现对另一个人的名誉羞辱，需要依赖许多复杂条件，当这些条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难真正达到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常受围攻的人名誉未倒，而那些批判专家劳苦半辈子都未能为自己争来任何好名誉的原因了。

　　让他们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乐得酣睡。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了。

　　闲读梧桐 余秋雨

　　梧桐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前面，在花圃和草地的中央，在曲径通幽的那个拐弯口，整日整夜地与我们对视。

　　它要比别处的其他树大出许多，足有合抱之粗，如一位“伟丈夫”，向空中伸展；又像一位矜持的少女，繁茂的叶子如长发，披肩掩面，甚至遮住了整个身躯。我猜想，当初它的身边定然有许多的树苗和它并肩成长，后来，或许因为环境规划需要，被砍伐了；或许就是它本身的素质好，顽强地坚持下来。它从从容容地走过岁月的风雨，高大起来了。闲来临窗读树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某日，母亲从北方来信：寒潮来了，注意保暖御寒。入夜，便加了一床被子。果然，夜半有呼风啸雨紧叩窗棂。我从酣梦里惊醒，听到那冷雨滴落空阶如原始的打击乐。于是无眠，想起家信。想起母亲说起的家谱，想起外祖父风雨如晦的际遇。外祖父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家，一生两袖清风献给桑梓教育事业，放弃了几次外聘高就的机会。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他不愿屈从于非人的折磨，在一个冷雨的冬夜，饮恨自尽。我无缘见到他老人家，只是从小舅家读到一张黑色镜框里肃然的面容。我不敢说画师的技艺有多高，只是坚信那双眼睛是传了神的。每次站到它跟前，总有一种情思嬗传于我，冥冥之中，与我的心灵默默碰撞。

　　浮想联翩，伴以风雨大作，了无睡意，就独自披衣临窗。夜如墨染，顷刻间我也融入这浓稠的夜色中了。惊奇地发现，天边竟有几颗寒星眨巴着瞌睡的眼!先前原是错觉，根本就没有下雨，只有风，粗暴狂虐的北风。这时，最让我“心有戚戚”的便是不远处的那株梧桐了。只能依稀看到它黛青色的轮廓，承受着一份天边的苍凉。阵风过处，是叶叶枝枝互相簇拥颤起的呼号，时而像俄罗斯民谣，时而像若有若无的诗歌。不知怎的，外祖父的遗像又蓦然浮上眼帘，似与这株沉默的梧桐有种无法言喻的契合。不求巨臂擎天的闻达，但也有荫庇一方的坦荡。

　　次日醒来，红日满窗，竟是大晴。

　　惦念的是那一树黄叶。推开窗棂，读到的树，竟是一个显山露水的甲骨文字；没有昨日那遮天蔽日的叶子，剩下的是虬树挺干。我的心像是被谁搁上了一块沉重的冰，无法再幻作一只鸟，向那棵树飞去了。这一夜的风呵，就凋零了满树的生命!而风又奈你何，坠落的终要坠落，无须挽留，你还有一身傲骨与春天之前的整个冬季抗争!

　　于是，我读懂了梧桐的寂寞，不是慨叹韶华流逝的漠然，不是哀怨人潮人海中的孤寂，而是一种禅意，一种宁静和虚空的玄奥，服从自然又抗衡自然，洞悉自然又糊涂自然，任风雕雨蚀，四季轮回，日月如晦，花开花落，好一种从容淡泊的大度!不禁又感慨起外祖父的英年早逝，悲哀起他屈从天命的无奈、悲哀起那个年代里的人们。

　　又是一阵熟悉的树叶婆娑的沙沙声响，亲切地叩击着耳鼓。俯目望去，一个红衣女孩雀跃在那黄叶覆盖的小径，那模样似乎每一片叶子都在为她青春的步履伴奏。此刻，我的窗台上，扑进一阙蓬松的阳光，洒在案前昨夜未曾合上的一卷旧书上 。

　　余秋雨经典散文：道士塔、阳关雪、信客、白发苏州、江南小镇、三峡、风雨天一阁、寂寞天柱山、苏东坡突围、一个王朝的背影、天涯故事、乡关何处

中国人谈自己，不可能避免谈到自己的家族。我的家族一直居住在云南怒江的双柏地方，祖宅位于半山腰上，山下是怒江，对门是碧落雪山。双柏是个艰于生计的地方，山腰以下属于白族人，山腰到雪线是僳僳人的地盘，而怒族人生活在雪线以上，据说裹着羊皮毡就能在雪地里赤足睡上一整夜。

和是我的族姓，在双柏只有我一家姓和，是白族而非纳西人。白族分为三支，其中最著名也最发达的是大理的民家，另外两支都在怒江地区。一支叫勒墨，一支叫那马。我们家属于白族的勒墨家支。有人根据我们家的姓氏，推断我们家是纳西木氏的逃奴。白族没有文字，也就没有家谱，不知道过去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家族的记忆最远能追溯到我高祖，他生平只有三大爱好：喝酒、抽叶子烟、吃大肥肉。此公经常暴跳如雷，老年之时儿子稍拂其意，必然绑在家门口的大树上，亲自动手用马鞭抽打。但是他活到了九十多岁，因此我们家的人对于医生的建议从来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而且，暴躁的脾气一脉相承到了我祖父、我父亲和我身上。

我祖父是我高祖的三子，以赶马为生，来往于中国和缅甸之间。由于马帮收入不稳定，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由我祖母种地抚养成人。我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二，是家中生性最顽劣的人。在他考取了高中以后，祖母一度因为家中贫穷不想让他继续念书，觉得念到高中已经足够。我祖父劝她说：“你不要只看见脚板底下的霜，却看不见对面碧落雪山上的雪。”于是我父亲一路读了下去，最终考上了云南大学物理系，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

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家里请了巫师。那人说父亲“要远离开祖先的宅居地”。祖母听了非常忧虑，巫师解释说可能是要出门经商或者当兵一类的事情。父亲修完核物理专业以后报名参了军，送到北京集训半年，然后就被派遣到了新疆的核实验基地。那基地早已于80年代废弃，所以现在说说也无妨。从乌鲁木齐西去100多公里，有一个很小的地方叫乌什塔拉，四面环山，中间穿过一条孔雀河的支流，永红基地就在那里。

基地男多女少，父亲已经34岁，但是坚持要回云南找老婆。他在昆明的大学同学介绍了我母亲给他，那时候军人很吃香，两人很快完婚。然后我父亲就返回了基地，从此开始了两人近20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生活。结婚后很多年里，我父母因为没有生育而烦恼，一直到我父亲39岁上终于有了我，一时大快人心。因为是医学奇迹，关键是要成果，所以我造型很是丑陋，不能与3年后精雕细刻的妹妹相比。很多朋友见了我以后再看我妹妹，惊为天人。

母亲在怀着我的时候，曾经带着我和父亲回过一次老家，那是我到现在唯一一次回乡。我出生在母亲的老家，由于父亲远在新疆，所以母亲只能回到娘家寻求照顾。那地方也在云南，以生产铜矿而著名，叫做东川。出世是在早晨7点的样子，下了一阵雨，顺产。由于母亲是家里第七个孩子，没有什么带孩子的经验，所以母亲带我并不得法，因为疼爱我经常重重包裹。而且，那时候一周工作六天，周日还要半天政治学习，我得到的照顾并不周全，开始生病。

父亲中年得子，自然宝贝得不得了。一岁时回家省亲，见我诸病缠身，“咳嗽得跟个小老头一样”，就决定他亲自带我。走的那夜，据说我拍着火车车窗玻璃大喊“妈妈！妈妈！”，竟然将我母亲的心脏生生拍碎，多年后她得了心脏病，说是就是在那时落下的病根。成年以后，母亲说到那一夜都会落泪。

于是，我在一岁多一点的时候去了新疆。从上火车开始，我就被扒了个精光，开始了我近十年的放养生涯。到了永红基地，我和父亲住在一起，楼道就是我的天堂。我们那一层就两个身上有香味的阿姨，我经常一头撞进她们怀里，就可以骗到大白兔奶糖吃。为了补充营养，父亲每晚要给我用电炉开小灶吃。大家都用电炉，宿舍楼也就经常断电。一次，在漆黑一团里大家修保险丝，有叔叔气愤地问道：“谁家用电炉了？“我奶声奶气地立即回答：“我们家！”当即就挨了我父亲一耳光，想来那是我人生的第一课。

新疆是个很美丽的地方，四季分明。我记得基地澡堂在河对岸，夏天里每次洗澡需要从大石头上跳跃而过。等到开春的时候，河里有巨大的冰块飘下，我们就站在冰上，用竹竿划到对岸去，然后再把竹竿扔回去。当时从来没有觉得危险，至少我父亲是那么觉得的，而我只觉得有趣。有一次回家，我父亲得意地谈及打狼和黄羊的故事。说是怕我被狼给吃了，他们就把我放在一块巨大的圆石顶端，狼绝对爬不上去。我就乖乖地坐在那里，看他们在下面提了枪四处杀戮—我父亲小时候是猎手，追踪术和枪法一流，当时广受群众欢迎。我母亲反问：那么孩子爬了掉下来呢？我父亲当时瞠目结舌。

我们当时每隔一年回一次昆明，由于路费很高，需要借钱回去。第二年全年还钱，第三年借钱再上路。我被托付给了无数士兵，在车站，在售票处，在汽车站。父亲是军官，四个兜，背着个孩子相当显眼。士兵一见四个兜，都会敬礼，然后就把我接过去。从乌鲁木齐出发到永红就没有车了，每次我都被托付给兵站运煤的士兵，请他们把我带到永红去，居然没有一次弄丢。记得我三岁那年，汽车兵带着我到了永红，问我住在哪里？我记得两点：一、家门口有个大烟囱。二、烟囱前面的地上有个坑，养了几只小白兔。士兵带我找到了烟囱，我下车检查，发觉地上没有兔子，于是就摇头说不是我家。兜了几个圈子，才终于找见父亲。由此可见，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一个理科生的严谨治学精神。

父亲的工作经常需要出差，而我没有脚踏车坚决不出门。所以，在北京、在武汉、在上海，经常能够看见我父亲背着我，脖子上一边挂一辆童车，一边挂一个煤油炉。武汉是我童年去过最多的地方，而渡口是我最爱。每次到了那里，我都要求自己把那个塑料币投进巨大的木箱里，且乐此不疲。喜欢武汉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到武汉的时候往往很夜了，投宿时敲门，只要喊一声“我们从新疆来”，旅馆服务员会立即起身，非常之热情地接待我们。据说，那时候有很多武汉知青在新疆，武汉人对新疆来的人都有一种特别的关切之情，更何况看见我和我父亲的造型。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全国呆过不下三十家托儿所和幼儿园。最惯见的场景就是挥别刚认识一周的小朋友，在父亲怀里扭过头去，看着我的那些小朋友们在铁门背后朝我挥手，喊着：“菜头，再见！”再见！菜头！在北京。再见！菜头！在大武汉，再见！菜头！在上海。再见！菜头！在西安。再见！菜头！在昆明。

到了1980年，父亲在部队服役已经超过十年。在回昆明省亲的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听说驻云南寻甸大石洞的24基地需要人，于是就找上门去，要求调动。事情出奇地顺利，按照我妈的话来说，“连一分钱的礼都没送”，父亲就顺顺利利地调回了云南。记得离开永红基地是在夜里，我坐在高高的行李包上，等待军车来接我们。从很远处有两道雪白的灯柱转过来，人群挤挤挨挨地把我们往车门送。很多叔叔阿姨都落泪了，因为父亲能够回家的缘故。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永红结婚生子，不知道哪一天能够离开。看见战友离开，想着自己将在戈壁深处继续留下去，想来滋味一定不那么好受。

我很想再看一眼基地的红山，那是永红基地的标志。永红基地的人永远不自称是永红人，而是会说我们是红山的。我很想再去爬一次基地的小白楼，俄式的四方建筑，父亲就在那里工作。曾经在小白楼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核弹爆炸。那天父亲如风一般冲进了幼儿园，一把抄起我就走，说是“看原子弹去”。小白楼上站满了人，都冲一个方向翘首以待。一会在山峰之间看见巨大的黑云升起，四周掌声如雷。再过一会，冲击波到了，窗玻璃剧烈颤抖，我在一边看了觉得非常有趣。我还想去看看我的小学，就在小河对岸，在澡堂旁边。父亲每次洗澡的时候都指着那里告诉我说，等我六岁时就送我去哪里读书。

在车上，我问父亲，那我现在去哪里上小学呢？父亲摸着我的头，什么话都不说。我又问父亲，我们还会回来吗？他还是不发一言。军车在夜里向前进发，窗外只有荒凉的戈壁，长满了枯黄的骆驼刺。这一幕荒凉的景象我一直难以忘怀，我不知道是因为景色的缘故，还是那一晚军车上异样的沉默。

大石洞距离昆明83公里，隐藏在一个山谷里。从公路上转进去，边上是一条河。走过约2公里就豁然开朗，整个基地在公路下徐徐展开。后来看《桃花源记》，觉得那就是大石洞。父亲分到了一间教研室下的宿舍，开了门，地上落了很多灰。我如同一条小狗一样跟在他后面跑出跑进，看他拖地，看他在床上铺报纸，安顿一切。我们这就算是到家了。

第二天，我被送进了幼儿园。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所有小朋友都坐成一个圈子。就在那时，我突然发觉全班就我的鞋最破最脏。于是，我用力把脚往小板凳下塞，塞，塞，想把它们藏起来，不让他们看到。那天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满心就想着我的那双鞋。周日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双新军用胶鞋，我的心情才终于好起来。

很快的，我适应了在那里的生活。而且由于过于活跃，令老师屡次找我父亲投诉，这样一来就使我更加不愿意呆在幼儿园。基地很小，但是父亲把我办了全托。有一天晚上出来散步，我看见父亲和另外一个军人走在路上，就挣脱老师，疯了一样叫着“爸爸”奔过去，求他带我回家一晚。如今想起来觉得那是件很神的事情—父子都在巴掌的大小小基地里，但是我居然要和父亲路上邂逅才能回自己家一次。

五岁半的时候，幼儿园已经太小，父亲决定送我上小学。报名那天，老师请我写自己的名字，又叫我写了几个字，居然就获得通过，编在大石洞子弟小学一年级二班。能上学了，我自然兴奋得不得了。一晚上拿出新书包和新铅笔盒看了又看，闻了又闻。新军用书包有种特别的味道，用牙咬背带会让牙齿感觉很酥。

第一天上课，学的是韵母啊哦呃依乌虞。上午教，中午放学前默出来就可以走。我怎么都记不住那六个字母，只觉得它们曲里拐弯，记得前一个立即就忘了下一个。我考了三次，都没默全。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背起书包离开教师，基地的喇嘛声声吹着午餐号，我觉得心里乱做一碗水。想来想去，我做了一张小纸条，抄上了六个字母，放在听写本下，准备作弊。可惜的是，班主任董老师法眼如炬，当场发觉，给了我脑门上一竹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作弊，就在小学第一天的第一课上，因此要说我本质不错，那是假话。此后，我生平作弊无数次，仅被再抓过一次而已。

从幼儿园搬回家里住，实在是件很痛苦的事。中国人所谓“阴天打孩子”，我从那时候开始经常遭到体罚。我六岁多一点的时候，我父亲心血来潮，说是要教我背99表。方法是带着我从基地的山路上往下跑，跑到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他就问我“六七多少”之类？如果回答错误，立即赏一耳光。一趟山路跑完，九九表背完，而我的脸已经被打得麻木了。父亲美其名曰物理刺激教育，说人类是灵长类动物，肉体上的疼痛能够加深记忆。

我至今对体罚深恶痛绝，也对夫妻两地分居深恶痛绝，更对知识分子深恶痛绝。打就打了，还要他妈寻找理论根据，还不如根本不说话，揍了再说，我心里还好受一点。当时号称“三天一小打，七天一大打”，我怀疑我父亲根本是打人上瘾。尤其是打我之前还要叽叽歪歪说一番道理，更是让人觉得烦恼已极。

根据我和同学交流，基地里打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几乎家家都打，似乎那是当时的流行娱乐。想一想，距离文明城市只有83公里，但是根本回不去，挤在那么个山谷里，不打打孩子，这日子简直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值得安慰的是，我们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打到一定程度，就会习惯，怎么打都不疼了。我一直盼着那天早日到来，在此之前我尝试过往裤子里放铅笔盒，塞木板，但是总是被发现，而且被打得更加厉害。

如果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我很小就不爱回家。每天放学，同学们都住家属区，就我一个人住在很远的教研楼。很多年后，当我看**《洗澡》，看见痴呆儿子用小棍划拉着墙往家走，一下子就会想起自己来。告别了最后一个同学，我自己有很长的一段山路要走。我就那么拿着根棍子，一路上东游西荡，慢慢晃回家。或者追逐一只蝴蝶，或者跟踪一只草蜢，可以在一路上玩很久，然后回家领一顿打。

因为惧怕挨打，我甚至因此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成绩。有一回，我玩高兴了，回到家才发现自己的书包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里面的书全掉了。这事根本不能和我父亲讲，不能的意思就是小孩子心里理解的那种“不可能”，那是泼天的大祸，不知道要被打成什么样子呢。没有了书，要上课，要做作业，那怎么办呢？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解决方法：我用下课的时间，强背下一整本语文课本—在还没上那些课之前，我把一本书全背了下来。

过了几个星期，我父亲叫我问话。他手里拿着几本被红泥水染成红色的书，问我是不是我的。当然是我的，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班级。我当时一看见自己的书，觉得头嗡地一声就大了N倍。心里想着，今天完了，全完了。书丢了，我准备就这么混到下学期的，没想到竟然有人那么多事，还把书送了回来。不过想想也没办法，整个基地就我们一家姓和。我父亲接着问我，你丢了书，那么这两个星期你怎么做的功课呢？我告诉他，我把书给背下来了。父亲大惊，叫我默写，我随手就默完了一本书的内容。这一下他大为惊叹，不但没有打我，反而大加赞扬。我因为能默一本书，所以那学期成绩很好，父亲也就放了我的羊。大概他觉得我身上有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吧？

从此我父亲改变了一些对我的态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带我进山。父亲本身是个山民，现在回到了山里，整天晚饭后就带上一帮单身汉进山散步。周日的时候，吃过早饭还要带我进行专门的拉练，在山里窜上一整天，挖些野杜鹃和野山茶回家种着。在山里，他教我辨认植物，教我挖掘可食的块根，教我查看草叶折断的痕迹判断有什么动物经过。一路走，我一路吃各种他找到的野浆果和树叶，有一种生漆树的嫩尖，我很是喜欢。半年以后，我就出师了。根据他的教导，我的痘里随时放了一把小刀，为的是被蛇咬了以后在伤口上开一十字口，吸出血来，再划破衣服做成布条扎上。

当时在大石洞的山林里，经常流窜着一只叫和菜头的小兽。那牲口瘦若豺狗，行动如风。基地的人经常可以看到山上绿军装一闪，那就是我在窜行。我父亲走在路上，很骄傲地指着山上的绿影，对边上的同事说：“看！我儿子！”进山这种事我父亲从来不加阻止，而且从来大加鼓励，并且承诺我等我再大些就带我回老家狩猎。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偶尔会问一声：“今天在XX岩石上的，就是你吧？”我点点头，继续狠吃。他也只说一句：“爬太高了，危险。”

很小的时候，我就习惯了这种独来独往的生活，而且觉得山林就是我的家。能一个人在山里转一天，累了就采集一堆松针铺床，睡上一会儿。一身泥汗地回到家，被我父亲提着耳朵拉到对面基地饲养场，脱光了用冲猪圈的水龙头一气猛冲，然后就神清气爽地回家吃晚饭。后来看《西游记》，我老觉得孙猴子就是我，而且还不如我呢。

一个人闷在家里的时候，我逐渐发现读书是件很有乐子的事。在读幼儿园的时候，最先翻完了一本《365夜》，找我父亲换书。父亲不相信，说你字都没认全呢，怎么可能看得完？我说我可以根据前后文猜啊！他找了几段叫我念，我还都能结结巴巴念完。父亲大乐，从此每周带我去服务社的书店买新书。那地方距离我们的宿舍有3公里，每次去之前都要问我：要书还是要冰棍？我总是选择要书。一个小孩子，在大日头下来回走5公里，但是为了书坚决不要冰棍，这是我父亲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事。他不知道我的算计，冰棍吃完了就完了，最多咂咂棍子的滋味，但是书可以随时再翻出来看啊！

1983年的时候，记得先下了一场50年不遇的大雪，然后我们就要返回昆明了—父亲调到了昆明陆军学院。在大石洞我一直过着不知寒暑的日子，甚至忘记了以前在新疆的种种。但是等大雪下起来的时候，我起初有些困惑，而后又觉得亲切。隐隐约约之间想起了以前在西北的种种，好像是在做梦一样。我想起了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大雪，有个地方，有座红色的山。事情想起来就再不能忘记，我一次次走出家门，让雪落下来，落满一身。然后再走进门，拍去肩膀上的雪花。不是为了别的，只因为我想起我在很久以前有这么一个动作，已经多年不做了。我怀念起了北方，心里第一次感觉到悲伤。（节选）

全文见：http://wwwhecaitoucom/blogs/hecaitou/archives/119054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