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姓的五大来源

孙姓的历史悠久，姓源的头绪很多，中华孙姓之根系，吸收这各时期、各地方、各民族之血脉，其发展有如川溪之汇聚，纷繁宏观。先秦时期的卫、齐、楚、吴、晋、郑、秦，中原许多诸侯国都已出现孙氏。秦汉以降，时有家族通过改姓、赐姓诸途径，成为孙氏族人。唐宋以后，许多少数民族在汉化过程中，又有相当部族加入孙姓行列。明初，政府要求将复姓更为单姓，这样又有一批带孙字的复姓氏族变为孙姓族的一员。概括起来，主要有五大来源：

一、先秦时期孙氏的三支主干

根据唐宋时期有关谱牒和史籍的概括，孙氏在先秦时期主要有三支主干。

1、姬姓卫国孙氏

卫国姬姓乃周文王之后。唐代林宝《元和姓篡》卷4“孙”姓载：“周文王第八子卫康叔之后，至武公和生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以王父字为氏。”武仲以其祖父名字“惠孙”中的“孙”为姓氏，称孙武仲，于是卫国孙氏产生。

卫康叔，姓姬名封，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八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灭商后，原封于康（今河南禹州市西北），史称康叔封。周公姬旦平定武庚叛乱后，把商原来统治的部分地区及殷民七族又分封给康叔，以商的旧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为都城，以监管商的余民而建立为国。卫国位于今河南北部，还拥有河北南段和山东西端的部分地区。卫康叔遵循哥哥周公的谆谆劝导，以文王“明德慎罚”的政策治理国家，卫国颇有起色而成为当时的大国。

卫康叔的八世孙卫武公，名和，是西周末、春秋初年的卫国国君，约公元前812年—758年在位。武公四十二年（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周都镐京（今山西长安），杀了周幽王。卫武公与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合兵帮助周王室平定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并护卫周平王东迁雒邑（今河南洛阳），被周平王赐为公爵。卫武公姬和勤修政事，国泰民安，颇受百姓拥戴，是当时最有名的诸侯。武公有子名惠孙，惠孙有子名耳，为卫上卿，食采邑于戚（今河南濮阳县北），姬耳有子名乙，字武仲。依据周的宗法制度，诸侯国国君的儿子称公子，孙子称公孙，公孙之子离其嫡长大宗之血缘已略疏远，而可以其祖父（父王）的字为氏，另外繁衍出一支宗族的支脉。这样，武仲便以其祖父惠孙的“孙”字为姓氏，是谓孙乙、孙武仲、卫国孙氏便如此从姬姓分离出来。

姬姓可谓中华民族中最为古老的姓氏之一，古史传说中的华夏部族，以两大部落首领皇帝和炎帝而著称。皇帝便是姬姓，号轩辕氏，因居住于姬水旁，而后得了姬姓，是为皇帝氏族。炎帝为姜姓，号神农氏，因居住于姜水旁，而得了姜姓，是为炎帝氏族。姬和姜都从女为姓，其作为氏族的标志，反映出原始部落以女性所繁衍子女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结构。一些学者推断出皇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而炎帝始祖约在山西省西部偏南的地方，两部落相距并不很远，乃至婚姻相通。

周氏兴起在渭水中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部落。而周王的姬姓，据有关传说，似乎又可推导出是嫡系的“炎黄子孙”。周代先祖称弃，号后稷，相传是帝喾的儿子；帝喾相传又是黄帝的儿子玄嚣的后裔，号高辛氏，娶有邰氏之女姜螈而生弃。姜螈姓姜，应属炎帝氏族系统，这样，弃便是黄帝氏族和炎帝氏族通婚所结之果。自后稷十几代传至公刘，迁居于豳（今陕西旬邑县），再九传至古公亶父，迁居于戚山脚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自文王姬昌即位，周日益强大，武王姬发终于灭商而一统天下。而周文王的十二世孙中的一支，以祖父之字为氏，改姓孙，主要生活于其采邑地：戚（位于今河南濮阳县北面）。

2、芈姓楚国孙氏

宋代欧阳修、宋祁撰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孙氏“出自芈姓。”楚蚡冒生王子章，字无钩，生蒍叔伯吕臣，孙蒍贾伯羸生艾猎，即令尹叔敖，亦为孙氏。”及出国的最高级别官员：另尹孙叔敖，为楚国孙氏的源头。

芈姓为先周时期的楚国国姓。楚人的族源有中华华夏说、东夷蛮族说、土著三苗说等，其实楚民族是中原华夏族的一支与周围土著居民不断杂交蕃衍而形成的，楚文化便是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融通汇合而结出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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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离骚》开头就说：“帝高阳之苗裔”，自称是中原高阳氏的后裔。高阳氏即我国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炎黄联盟中的重要首领：颛顼。据司马迁《史记》所载，颛顼是皇帝之孙，是当时的一位华夏族部落首领。其后裔的一支称祝融，氏族繁衍分为八姓，临江水与蛮族杂居。祝融后代陆终娶鬼方之女，该女怀胎十一年而不分娩，于是剖腹产，开左肋生出三人，开右肋又生出三人，第六子叫季连，其分支为芈姓，乃楚人的先祖。

在商朝时期，由于中原斗争的激烈，季连部族逐步南迁到达汉水流域。而当地苗族部落的归附，楚人先祖又与三苗土著居民不断融合，力量不断强大，季连后裔中最著名的人物为酋长鬻熊。此时商纣王的统治极为残暴，为求得楚族的生存与发展，鬻熊决定投靠周族，并在营救周文王与协助周武王讨伐纣王的过程中立下许多功劳。周成王时封功臣后裔，便将鬻熊的曾孙熊绎封为子爵，建立楚国，疆域位于今豫西南和鄂北地区。因为鬻熊的历史功绩，及其对楚族社会的影响，从此开始，楚国国君改为熊为姓氏。

蚡毛是春秋初期的楚国国君，姓熊名眴，号蚡冒，其子蒍章，在当时楚国的外交事务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通志·氏族略》云：“蒍章食邑于蒍，故以命氏。”这样，蒍氏也逐步发展为楚国的一个望族，见于《左传》的有关人物也不少。蒍章之子蒍吕成，字叔伯，楚成王时曾被任命为令尹。其孙蒍贾，字伯羸，幼年即出入楚王宫廷，评议政事，楚庄王时任工正。蒍贾之子蒍敖，字艾猎，即楚国著名的贤臣：孙叔敖。其后代便以孙为氏，楚国的孙氏一族由是产生和繁衍。

3、妫姓齐国孙氏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孙氏还有一致，“出自妫姓。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桓、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这是说齐大夫陈书有战功被赐孙姓，乃为齐国孙姓的由来。

妫姓与姚姓同为虞氏部落之姓，相传舜生于姚墟而得姚姓，居于妫而得妫姓，为河流弯曲处，妫即妫水，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南，源出历山，注入黄河。舜的族源，存在两种说法：《史记·三代世表》中说，舜是皇帝族的后代；而《孟子》说：“大舜，东夷之人也。”从各类古史记载分析，舜的出声地、居住地、生产作工之处，既有山西、河南诸中原地区，也有山东、浙江诸东夷之地。是否可以如此推测：舜族及其子孙，应是中原华夏族之一支与东夷部族融合杂交而产生的后代。

田完是舜的后裔虞阏父之子妫满的后代。周武王伐商时，虞阏父为周族陶正之官，执掌陶器的生产，管理从事制作、烧窑的陶工。由于管理有方，器用齐备，颇有劳绩，又因他是圣贤虞舜的后代，周武王就把女儿嫁给虞阏父之子妫满，并把他封到今河南淮阳县一带，建立陈国。妫满死后谥号陈胡公，又称胡公慢，本家族便以陈为氏。

从陈胡公开始，陈国经十代十二个国君的传承，到桓公时发生了内乱。桓公患重病至死，其弟佗杀了太子免而自立，是为陈历公。太子免的三个弟弟跃、林、杵臼为兄报仇，联合蔡国又设计杀死了历公，三个弟弟相继即位为利公、庄公、宣公。利公立五个月即去世，庄共七年后去世。宣公继位后，原本已立太子御冠，后又要改立宠姬之子款，便狠心杀了太子御冠。利公之子陈完，字敬仲，与太子御冠交往甚好，怕祸及自己，便于公元前672年逃往齐国。陈完到齐国后，谦让推辞了卿的职位，只担任管理百工的“工正”之职。

陈完的四世孙陈无宇为官“上大夫”，其五世孙陈书伐莒有功，齐景公赐以孙姓，并封以采邑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一带），于是齐国孙氏出现。

二、先秦各国其他孙氏支脉

1、晋国姬姓王族子孙中的孙氏

《左传·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92年）二次出现“孙周”之姓名，杨伯峻注：“孙周即晋悼公。”《史记·晋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晋襄公少子也，不得立，号为桓叔，桓叔最爱。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孙周也是因为其祖父为少子小宗，不得立为主后，作为王室旁支便改为孙氏。后来由于偶然的机会，晋国贵族袭杀历公，才迎王室旁支孙周即位，是为晋悼公。《吕氏春秋·似顺篇》载，晋卿赵简子有家臣孙明。家臣一般为平民阶层，说明晋国平民之中也已产生孙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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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国姬姓王族中的孙氏

《左传·襄公八年》（公元前565年）记载：“郑群公子以僖公自之死也，谋子驷。子驷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杀之孤、子熙、子侯、子丁。孙击、孙恶出奔卫。”p孙击、孙恶便是郑国姬姓王族中的公子王孙。

3、秦国孙氏

《庄子集释·马蹄篇》疏：“列兹云：姓孙，名阳，字伯乐，秦穆公时善治马人。”伯乐孙阳之识千里马，其故事被广泛传播。就是说春秋秦国也出现孙氏，尽管其人祖籍不明。

4、商代孙氏

宋赵明城《金石录》卷17《汉安平相孙根碑》载：“考厥先出，自有殷立商之系，子汤之苗；又云胜武定周，封比干之墓，后裔分析，避地匿轨，姓曰孙焉。”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官至少师，纣王尹虐无度，国势危殆，比干犯颜直谏，遭纣王剖心杀害。传说比干被害后，其妻室逃进森林避难，产子便以林为姓，名坚，林坚为比干之子，此后林氏后裔都已比干为先祖。这里却冒出来一支孙姓的比干后裔，所谓“后裔分析”，应是比干家族中的另一支。

三、改姓赐姓为孙氏

1、荀姓与孙氏之关系

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荀子，其“荀”姓与孙氏也存在不解之缘。根据唐司马贞作《史记索引》和唐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因为要避宣帝名询之讳，巡行都改为孙姓，甚至说曾下诏令改姓，就连战国时代的荀卿都改为孙卿；当然后来有相当部分人将姓又改了回来，但终究有一部分认为改过来，由是它也成为汉代孙姓支脉的一个不小的源头。

2、汉代有子女随母亲姓氏的情况

《汉书·夏侯婴传》记载：“初婴为滕令奉车，故号藤公。及曾孙颇尚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故滕令公子孙更为孙氏。”

三国东吴时，官拜威寇中郎将，领庐江太守，镇守皖城（今安徽潜山县）的孙河，字伯海，本姓俞，和东吴孙氏同乡，也是吴郡人。《三国志·吴书·宗室传》裴注引《吴书》曰：“河，坚族子也，出后姑俞氏。”所谓孙坚的“族子”，而“出后姑俞氏”，应是孙氏族中女子出嫁所生之子，自然随外家姓俞。他年少时随孙坚征讨沙场，典领亲兵，常为前驱，孙坚视为心腹。后又随孙策平定江东，多立战功，《三国志·吴书·宗室传》谓：“孙策爱子，赐姓为孙，列之属籍。后为将军，屯京城（今江苏镇江市）。”孙策不但重新赐他姓孙，还列之属籍，即回登上富春孙氏族谱。

3、被孙氏族人收为继子而改为孙姓

如明代江苏娄县（今上海松江）的孙士美家族，孙士美累官深州知州，其父孙讷官仕天策卫经历，祖父本姓朱，乃太常寺卿朱奎之后，因出继孙氏，遂以孙姓家族显名。《江都孙氏重修族谱》谓：始祖孙谨行，生于明万历年间，“公本姓徐，继姓孙，因有明孙暗徐，祖遗风焉，立谱从孙氏，盖不忘本也。”此人由徐氏而为孙氏继子，改为孙姓，且成为江都孙氏一族之始祖。

四、复姓省字成孙姓

叔孙氏。一是源于姬姓，《姓谱》载，春秋鲁桓公的儿子公子牙，字叔，又称为叔牙，叔牙的两个孙子：彭生、德臣，彭生便已“叔仲”为氏，德臣以“叔孙”为氏。春秋鲁大夫有叔孙豹、叔孙德臣，西汉有叔孙通。二是源于北魏拓跋族，《魏书·官氏志》载：“拓跋邻命叔父之胤曰乙旎氏，后改为叔孙氏。”北魏有叔孙健，本姓乙旃氏。

长孙氏。长孙氏源头也有二：一是汉代已有此姓，《汉书·艺文志·孝经》著录有《长孙氏说》二篇；而《汉书·儒林传》载，有淄川（今山东昌乐西）人长孙顺，曾师从王吉，受《韩诗》之学，治学有显名，官博士。二是源于北魏拓跋族，《魏书》说：“孝文帝以拓跋为皇枝之长，改为长孙氏。”唐代太宗的长孙皇后及名相长孙无忌，即为其后。另《周书》记有河南洛阳人长孙俭，为鲜卑族人。

士孙氏。“士”为先秦时期最低级的爵位，《通志·氏族略》将其归入“以爵系为氏”之列。《姓氏考略》载，春秋时齐大夫有士孙氏，《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谓：崔杼杀气庄公，“葬诸士孙之里。”杜注：“士孙，人姓，因名里。”里是国民聚居点，以人姓名里，说明当时士孙氏族具有一定的规模，至汉有士孙张，士孙睦、士孙瑞，北魏有士孙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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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孙氏。出自姬姓，据《通志·氏族略》，周定王大夫满为顷王之孙，所以被称为王孙满，其后人即以此为氏。其实类似大夫满后代的王孙氏的情况很多，凡各姬姓诸侯国及周王之子孙仕诸侯者即可用，所以王孙氏源头纷繁，如卫有王孙贾、吴有王孙pp、齐有王孙挥、楚有王孙由等。还有贾孙氏，它也直接源于王孙氏，据《世本》，为春秋卫国大夫王孙贾之后；而《姓苑》认为，其孙自以去周王室远，改为贾孙氏，之后讹为古孙氏，音已随变。便又出现古孙氏，《元和姓篡》这样说：“本姬姓，王孙贾之后，随音改为古孙氏。”所以，王孙氏、贾孙氏和古孙氏同出一源。

孟孙氏，据《元和姓篡》，源于姬姓，乃鲁桓公之子庆父号孟孙，其后人以祖辈名号为姓。仲孙氏，亦源于鲁公子庆父之后，庆父字共仲，其后子孙以仲孙为氏。而《姓氏考略》说：“齐亦有仲孙氏。”如齐桓公大夫有仲孙湫。季孙氏，据《世本》，源于姬姓，春秋鲁公子季友之后，为季孙氏，鲁大夫有季孙肥、季孙行父、季孙意如等。又说孟孙、仲孙、季孙，乃春秋鲁公子庆父生有三子，以王孙之故，而以次序排列，分别称孟孙、仲孙、季孙。

室孙氏，一般认为即王室之孙，与共孙氏的起源相同；而《姓氏考略》说：“室孙氏即宫孙氏。”《汉书·艺文志》有宫孙氏。

大孙氏，系春秋楚国大孙伯之后人。

唐孙氏，据《世本》，一说出祁姓，帝尧之后裔唐侯，其子孙仕晋，号唐孙氏。一说出姬姓，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叔虞死后，其子孙仕晋，便称唐孙氏。

县孙氏，据《路史》，源于芈姓，楚公族有县孙氏。

颛孙氏，据《风俗通义》，源于妫姓，春秋时陈公子颛孙仕鲁，其子p孙以祖辈名字为姓氏，如春秋时孔子弟子有颛孙氏。

臧孙氏与杨孙氏，据《通志·氏族略》，都是以邑为氏，臧孙氏源于姬姓，鲁公子pp食邑于臧，其后代为臧孙氏，春秋鲁大夫有臧孙纥、臧孙达；杨邑，秦、晋皆有之，秦有杨孙皓。

五、少数民族中的孙姓

1、北方有关民族

鲜卑族，魏晋南北朝时，驰骋于中国北方大地，先后建立前燕、西秦、南凉等政权。《晋书·冯跋传》载，北燕国尚书令孙护，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叱支，一个叫乙拔，三人“俱有才力，以骁勇闻。”该国以鲜卑族人为主，从名字上看，就可知兄弟三人决非汉族，或为鲜卑族人。当时在辽东鲜卑族的慕容氏前、后燕国中，孙姓大将不少，据《晋书·载记》中有：前燕国有大将孙丁，安西将军、并州刺史孙希；后燕国有大将孙盖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估计高爵显的孙护不喜原鲜卑名，而改孙氏。鲜卑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后逐渐与汉族等融合，所以，其中有人改姓汉姓孙氏，是很自然的现象。

契丹族，为鲜卑的一支，隋唐时建立的大贺氏部落联盟，后又建立大辽政权。《旧唐书·北狄传》载，“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初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与营州城旁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至孙万荣，垂拱初累授右玉钤卫将军、归城州刺史，封永乐县公。”孙敖曹、孙万荣为隋、唐时契丹部落酋长，该部或即《辽史》契丹审密部先世。孙万荣虽授得官职，但不堪地方官员的侵侮，乃举兵反唐，屡大败唐兵，武则天很称“孙万斩”，终战败被杀。《旧唐书·孙孝哲传》谓，孙为契丹人，其母有姿色，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私通，因得亲近，天宝末（公元755年）官至大将军。安禄山反叛时，受一殿中监的官职，且封以王位。为人残忍，果于杀戮。可以断言，唐代契丹族中孙姓已不少。辽被金灭后，契丹族人渐与汉族、女真族、蒙古族融合。

朝鲜族，源于朝鲜半岛，聚居于吉林延边，分布在东北等地。今《福山孙氏谱书》称，晋灭东吴之际，东吴孙氏族人中有一支渡海迁居三韩（马韩、辰韩、弁韩，今朝鲜半岛）。《宋书夷蛮传》载，高句丽国王高琏，有大将叫孙漱，估计应是汉族孙氏移民之后裔。高丽学者金富轼所撰《三国史记》中说，新罗初期，朝鲜移民分居山谷之间，分别为阏川杨山部、茂山大树部等六部，均为朴姓。到新罗第三代王朴儒理尼师今九年春，改六部名称，还分别赐姓，茂山大树部改名渐梁部，并赐姓孙。元代，蒙古军队屡次攻入高丽，将大批高丽人掳略到中国；同时还有一些高丽人，因其他原因迁入中国。如当时有高丽人孙袭卿，官至礼部员外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3“附载满州旗分内高丽姓氏”中有“孙氏”，《清朝通志》卷8《氏族略》，满洲其人中同样既有高丽姓：孙氏，世居望京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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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朝鲜族人都是在近代时期迁入中国东北地区，其中也同样有孙姓人氏。

女真与满族，主要聚居于东北，入关后散居各地，建立过金、清政权。女真建金国后，许多女真人迁入中原与汉族杂居，受汉文化影响，且渐改为汉姓。金朝廷几次下令，禁止女真人改称汉姓，但实际上阻挡不住这股汉化潮流，金朝灭亡后，未曾改为汉姓的女真人纷纷改为汉姓。陆文贵《墙东类稿·孙公墓志铭》载，有女真人乌克逊氏为金明威将军，居京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金为元兵灭后，徙居河北大名，“始从汉俗，以孙为氏。”有子三人：孙信、孙义、孙仲，孙仲之长子孙泽为墓主。这部分女真孙氏，在元、明时期，完全融入汉族。

清雍正、乾隆年间弘昼等编《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其卷76、79“附载满州旗分内之尼堪姓氏”，记载了十余个有勋业孙姓者的简传，及其家族后裔有官位者的资料，主要居住在辽宁沈阳、抚顺、铁岭、大凌河一带。《清朝通志·氏族略》也同样在有“满州旗分内尼堪姓”的一些孙氏人物，居住在辽宁抚顺、盖县等地区。“尼堪”是满语“汉人”之意，但这里是指满洲八旗内之汉姓，并非汉军八旗。尽管其中所载孙姓人物大部分有汉人血统，原可能为满人之奴隶，属有大量汉人投充的包衣佐领，但此时毕竟已与满族融合二类属满洲旗人。满族人在汉人入旗的影响下，加上逐步向关内迁徙，满族仿汉姓渐成普遍现象。清朝初年，护军统领孙达哩，一些满族文献中写成“荪达理”或“逊达哩”，原姓鲁布哩氏，正黄旗人。满清政府覆亡后，大部分满族融合于汉族，其中改用汉姓孙氏者也不少。如《满族姓氏录》记，原满族姓氏“孙佳”，后以单字“孙”为姓。

蒙古族，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草原，亦散居于北方各地。古代蒙古族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家姓”，但有氏族的族姓，为防名字的混淆，蒙古族人保留了附带父姓的习惯。但从元代开始，在汉人的影响下，不少蒙古族人改用汉字单姓，到明代渐趋增多，特别是临近汉族的地区，其中就有采用孙姓者。今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志》载，本县蒙古族人户有孙姓。

锡伯族，在清代，曾被编入蒙古八旗，后又分归满洲八旗。此后，东北锡伯族人与蒙、满、汉族人长期杂居，文化也颇受影响，而产生孙姓。

2、南方有关民族

客家人，为部分北方汉族南徙后，在江西赣州与福建丁州地区与当地土著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汉族民系。主要为晚唐及南宋时期迁入赣南闽西地区的北方移民之后裔，渐与当地的土著及畲族密切接触而融合，到元、明时期，形成了具有自己方言和社会风俗的客家人。明朝初期开始至清代，客家人向广东梅县及周围地区迁移。由于客家人中有中原汉族之后裔，自然有汉族孙姓之血脉。其孙氏名人有：孙权谋为福建玎汀州长汀的客家人，清康熙年间以武艺拔为武备，善于海战，缉海盗，抗倭寇，以功迁广东提督。广东孙中山家族也是客家人，孙中山说过自己是东江客家人，老家原住广东紫金县。再如福建《上杭县志》卷八《氏族志》中所载客家姓氏表，就有“孙”氏，其郡号为“太原”，“乐安”。

傣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德宏、耿马、孟连的河谷坪坝地区。清嘉庆《临安府志》为当时知府江浚源所编，卷18《土司志》载，明初，朝廷对这一带少数民族的土司和寨长，大都赐以汉姓。如p“亏容甸”，“明洪武十五年，土司阿普纳款，赐孙姓，授正长官司世袭。”朝廷赐云南临安府亏容甸土司以孙姓，且授以正长官的职衔。该土司以赐姓为荣，子孙以孙姓相袭，直至近代。阿普之子名略，其后所传世系为：孙略—孙蕃—孙武孙启荣—孙应寿—孙承祖—孙景元—孙大昌—孙永祚—孙世基—孙世业（弟）—孙荣—孙廷对—孙汉—孙安国—孙荫宗。其正长官职位从明传至清，改为副长官，直到1923年，孙荫宗袭位。该部土司是傣族人，而部民则以哈尼族为多，彝族、傣族次之，当时部民往往有遵从首领姓氏的习俗，所以这一赐姓对哈尼族等民众都会有影响。《新篡云南通志·土司考四·临安府》载有“商河亏容司孙斌元”之土官姓名。而亏容甸即今红河县东南的下亏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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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居海南岛。吴永章《黎族史》第七章“明代黎族”中有黎人姓氏表，所列明代黎族有姓名可考者183人，其中有明代万历二十七（公元1599年），王宏海《水会所平黎善后碑记》中出现的定安黎首“孙恩弟”，然在183人中仅此一例，出现频率很低。海南黎族有生黎、熟黎之分，熟黎汉化程度较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来自汉族移民。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说：“熟黎多福建、湖、广之奸民也。”估计明代的定安黎首孙恩弟即汉族移民之熟黎。

苗族，分布于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四川、广东等地。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通过对湘西苗族生活的实地考察，指出苗民大姓有五个：武、龙、廖、石、麻，而小姓有数十个之多，其中就包括孙姓。凌纯生等《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也指出，纯苗族有五姓，其他如杨、施、彭、张、洪诸姓，乃外姓入赘于苗而习其俗者。孙姓自然应属后者。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乾州（今湖南吉首，属湘西）苗民起义首领之一孙文明，与石官保、杨正富等揭竿而起，后被官兵围剿而诱杀。

土家族，分布于湘西、豫东诸地，与汉苗杂居。湖南土家族在宋代就已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兔家族中土官的汉文著述还不少。在此前提下，土家族人使用汉姓便很自然，并渐有采用孙姓者。

景颇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周围地区。在该族的26个大姓中，格亮姓起源最早，其他许多姓都由他演化而出。至近代，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格亮姓的汉姓变码，就为孙姓。另有堵引氏、木如氏、喇松氏等小姓，其汉姓也为孙。如《景颇族社会调查（一）》载，云南梁河县帮角乡的盆都景颇村寨，是个有42户二百余人的大寨子，由于受周围含文化的影响，其每一个景颇族除去本族固有的氏族名称以外，都有汉姓，其“堵引”氏族，便汉姓为孙。

白族，主要聚居于云南大理，周围地区亦有分布。在古代，白族往往依照赘上门的方式，将当地汉人招做女婿，并实行长子随母亲白族姓，此子随父亲汉族姓，这样就把许多汉姓带到白族中来。加上白族没有统一的民族文字，自古以来就以汉字作为通行的语言文字，一些白族人为了读书、工作的方便，遂主动改取汉族姓名。由是，“孙”姓也逐渐在白族人中出现。

彝族，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广西。近代以来，滇黔广大地区的彝族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除所修家谱其祖先号继续沿用彝族外，都已逐渐采用汉姓，其中就有部分人改姓孙。《云南巍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就出现了孙兴。今云南《通海县志》载，孙氏乃当地彝族人数较多之大姓。《嵩明县志》载，孙兴彝族有15户。

台湾土著（含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台湾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氏族编第四章“姓氏”中说，台湾土族居民近代受汉族影响，又改用孙姓者。台湾土族或山胞该汉姓，大都在1945年光复后。据1956年的统计，台湾“先住民”（即土族）中的孙氏人数占台湾总人口数的33%。

佤族，分布在云南沧源、西盟、永德、镇康、双江、耿马、澜沧、孟连等地。云南所编《瓦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其中《西盟大马散瓦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记载，该族不同部落极少有相同的姓，而在一个部落中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姓。如马散寨部落有19个姓，其中就有孙姓，该姓为分支小姓，分属“木依库”大姓。所谓分支小姓主要是在大姓人口增殖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木依库”大姓包括鲁、扫、孙三姓，以及该大姓祖先“瓜”的三个儿子的后裔在人口增殖的情况下，分别以其三个儿子之名为姓而产生的。

阿昌族，分布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保山地区的一些县份中。云南民族出版社《阿昌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提到，阿昌族有孙姓人户，但其来源不详。参考阿昌族的赵、王、杨、曹诸姓原都为汉人，因迁徙和婚姻等原因而成为阿昌族，估计孙姓也有此可能。《中国人的姓名阿昌族》载，孙氏为今云南潞西县高埂田乡阿昌族的10姓之一。

7 孙姓的五大来源（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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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上，在宋代以后，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的想得到一个谥号－－文正。而作为统治者的皇帝，是不轻易的把这个谥号给人的。在历史上，能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人，大多都是当时文人敬仰的对象。

历史上谥号“文正公”的大臣:

宋

　　李昉（925-996），字明远，北宋文学家，深州饶阳县五公村人。至道二年（996年），李昉陪皇帝去南郊祭祀，跪拜时摔倒，几天后去世。赠司徒，谥文正（家谱为文正，宋史为文贞）。　王旦（957—1017），北宋大名莘县（山东）人，字子明。太平兴国进士。真宗时入相，进太保，当国最久。事至不胶，有谤不校，引荐朝士，不令其人自知。以天禧元年（1017年）卒，寿六十一，追封魏国公，谥文正。　王曾（978-1038），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人，字孝先。　黄中庸（1030—1110）字长行，号军城居士。福建兴化军城府西巷（今莆田雷山巷110-111号其故居黄文正公祠尚存）北宋会元传胪进士，累官至太常寺卿、侍中兼枢密副使。卒赠侍中，谥文正。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苏州）人。皇佑四年(1052)卒,谥文正，赠魏国公。　司马光（1019~1086）， 山西闻喜县涑水乡人， 字君实，陕州夏县（山西）涑（s ù）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官至宰相，当政八月即逝，追封温国公，谥文正。　咸平中（998—1003）取解试、省试、殿试皆第一，成为科举史上连中“三元”的状元。死于任上享年六十一岁。赠侍中，谥文正。　蔡卞（1048-1117）字元度，兴化仙游人，蔡京弟。徽宗政和七年(1117),蔡卞告假返乡祭祖,逝于途中,享年70岁,赠太傅,谥文正。　郑居中（1051-1123），字达夫，北宋河南开封人，进士及第，由中书舍人连升至翰林学士。因与蔡京不合，罢改资政学士，后再出任枢密院，官累特进，寻拜居中为少保、太宰，仍事事与蔡京立异。入朝暴遇疾回舍，数日卒，年六十五。赠太师华原郡王，拜太宰，加少师，封燕国公。卒谥文正。　蔡沈(1167--1230) ，字仲默，宋建阳人，世称九峰先生。绍定三年,蔡沈逝世,谥“文正”。 （此人得谥文正不知是本谥，还是元明两代追谥或加谥的，尚待考，也请知之者指点）　金虞仲（1143-1198）字质夫，武州宁远人也，仕为辽相。归金，授枢密使平章政事，封秦国公。年五十五卒，谥文正。天会七年，赠兼中书令。正隆二年，改赠特进、濮国公。（生卒年待考）　张行简(1145——1215),莒州日照（今山东日照县）人，字敬甫。卒于金宣宗现佑三年（1215）。金世宗大正十九年（1179） 己亥科状元。贞佑三年（1215），病逝于任上。朝廷追赠银青光禄大夫， 谥文正。

元

　　耶律楚材(1190-1244)，金与蒙古国官员。契丹族，字晋卿，号湛然居士，蒙古名吾图撒合里(意为长髯人)。契丹皇室后裔。卒后追封广宁王，谥号文正。 耶律有尚 字伯强，辽东丹王十世孙。卒年八十六，赐谥文正。（待考）　窦默（1195-1280） 元初名医、名臣、名儒，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字汉卿，广平府肥乡县城西村人。卒后追赠太师，封魏国公，谥文正，故后人多称其“窦太师”和“窦文贞(正)公”。　许衡(1209-1281) 元怀孟河内人,字仲平,号鲁斋。及死后，世祖加赠司徒，封魏国公，谥文正。　刘秉忠（1216-1274）字仲晦，初名侃，因从释氏，又名子聪，拜官后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也，世仕辽，为官族。卒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　廉希宪（1231—1280），元代政治家，维吾尔族。其祖上均为高昌世臣。大德八年(1304),追封魏国公,谥文正。加赠恒阳王。　何玮（1240-1310），易州易县人。至大元年，迁太子詹事，兼卫率使。三年，改河南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卒。赠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文正。　吴澄(1249-1333),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字幼清,学者称草庐先生。元统元年(1333),卒于家,年八十五。赠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　王寿（1250-1310），字仁卿，涿郡新城人。卒年六十，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蓟国公，谥文正。

明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明建文帝之忠臣，宁海人。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工文章，名书室曰正学，官侍讲学士，因拒燕王草即帝位诏之命而被杀，福王时追谥文正。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明湖广茶陵(今属湖南)人， 长期生活在北京。天顺八年（1464）进士，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为朝廷重臣。1516年(正德十一年),李东阳病逝,享年70岁,赠太师,谥文正。　谢迁（1449-1531）,字子乔,浙江余姚人。明成化11年（1475），谢迁应试，得中状元，授修撰职。明孝宗时，以少詹事入内阁，参预机务，随即加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辅政时天下皆称之为贤相。武宗嗣位，加少傅，后以年老而辞归。卒谥文正，着有《归田稿》。　刘理顺（1581-1644），字复礼，杞县人。万历中举于乡。十赴会试，至崇祯七年始中式。及廷对，帝亲擢第一，还宫喜曰：“朕今日得一耆硕矣。”拜修撰。益勤学，非其人不与交。卒后赠詹事，年六十三，谥文正。清朝赐谥文烈。　倪元璐(1593～1644) 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李自成攻陷京城时,自缢而亡,谥文正,清代时追谥文贞。

清

　　汤斌(1627～1687) ，别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人。雍正中，入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谥文正。道光三年，从祀孔子庙。　刘统勋(1698-1773)字延清，另字尔钝，清内阁学士，刑部尚书，高密县逄戈庄(原属诸城)人。卒于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年75岁,谥文正,乾隆帝临其丧，见其“室无长物，寒气袭人”，为之大恸。回至乾清门，对诸臣流涕道：“朕失一股肱！”不久又道：“统勋乃不愧为真宰相！”可见对其倚重与尊宠。　朱珪(1731-1806)字石君，号南厓，直隶大兴人。乾隆年进士，授仁宗学，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逝世,嘉庆帝亲往府上吊唁,由于朱家大门低矮,御车不能入,嘉庆帝便步入,并哭之深哀,给帑银二千五百两治丧，晋赠太傅，入祀贤良祠，予谥“文正”。上亲临奠三爵。　曹振镛(1755—1835)，字俪生，号怿嘉，尚书文埴子。道光十五年卒，道光帝亲临吊丧，下诏褒恤，赐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杜受田(1788～1852),字芝农(杜愕子),清山东滨州人(今滨城镇南街杜家)，道光进士。1852年(清咸丰二年)七月九日，在实施赈务途中触染暑疫，卒于淮安清江浦，时年64岁。咸丰帝甚痛，赠太师、大学士，谥“文正”。　曾国藩（ 1811 ～ 1872 ）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72年3月在南京病卒。赠太傅,谥文正。　李鸿藻(1820—1897),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以病乞假，旋卒，年七十八岁。予谥文正,赠太子太傅。　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号容卿、蛰生，别号澹静老人，谥文正，寿州（今寿县）人，1827年4月7日（清道光七年三月十二日）生。咸丰九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卒年八十有二，赠太傅，谥文正。

台湾郑氏朝廷

　　陈永华（1620—1680）字复甫，福建同安人。明亡时刚中秀才，后参加郑成功军，为成功谋士。收复台湾后，任总制，留守厦门。郑经嗣位，官至东宁总制使，尽力辅佐。在台湾建立屯田制度，提倡种蔗制糖，设置学校。后为冯锡范、刘国轩所忌。1680年3月，陈永华自请解除兵权，因忧悒成疾，当年在台湾病逝。郑经亲临吊丧，谥文正。

　　醉翁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汉族，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唐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本文选其《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选其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家庭院深深几许）》六首；先其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二首。

　　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词集名。北宋欧阳修作。三卷。南宋罗泌编次。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单行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改题《六一词》，仅一卷，据前本而有所删节。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欧公一带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欧阳修（自称嗣孙修与状元黄仁颖家谱相吻合）总世系：

　　一世 开闽欧阳氏总始祖欧阳韶员子直孙配王氏无子

　　二世 欧阳幼咸(立宰相欧阳通季子询季孙欧阳幼咸为嗣)

　　三世 吉州剌史 欧阳琮

　　四世 温州长史 欧阳衍

　　五世 博罗县丞 欧阳昌

　　六世 唐进士国子监四门助教 欧阳詹

　　七世 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 欧阳秬

　　八世 唐末会昌六年进士官韦中令学士 欧阳澥

　　九世 潘湖欧厝吉州推官 欧阳郴(欧阳澥季子)

　　迁闽县宝历进士 欧阳衮(欧阳澥四子)

　　子 进士宰相诗人 欧阳炯

　　孙 咸通进士欧阳琳、欧阳毗(王比)兄弟

　　十世 嗣子 泉州乡贡进士历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 欧阳偃(后唐状元黄仁颖字仁达号潘湖翁嫡子)

　　十一世 梁国公道州判官 欧阳观

　　十二世 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 欧阳修。

　　与2001年1月13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发现的欧阳修自述世系文“先祖为夏禹、勾践，姓氏源浙江湖州”的落款嗣孙修的史实记载相符合，尤其这位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自述世系源流，道出了欧阳修自身家世详情（即嗣孙修），为中国文史界专家学者研究大文学家欧阳修的祖父欧阳偃，年幼姓黄，因家贫无力攻书，遂赘居潘湖欧厝舅父欧阳郴家为养子的真实身世，大白于天下，提供了有力可靠的史实依据。这篇欧阳修自述世系文，由后人冠题“文忠公谱图序”，收录在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民保存的清乾隆十五年（公元一七五O年）编撰的《续修安福令欧阳公通谱》中。全文共七六一字，落款为“嘉佑四年（公元一O五九年）己亥四月庚午嗣孙修谨序”。

　　“文忠公谱图序”以叙述为主，激发议论，笔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着笔伊始，欧阳修就道出了先祖世系及姓氏源流：“欧阳氏出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庶子于会稽，使守禹祀，传二十余世至允常子曰勾践，是为越王。勾践卒，子王�与立。传五世至王无疆，为楚威王所灭。其诸族子孙分立于江南海上，受封于楚为欧阳亭侯。亭在今湖州乌程欧余山之阳，子孙遂以为氏……”在陈述欧阳氏族繁衍生息的岁月沧桑之后，欧阳修还在文中介绍了其时家族成员登科仕宦的情况：“自宋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进士登科者四人。后又三十年，修与丽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将三十年矣，以进士仕者，又才二人”。

　　由此可见，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东田欧阳氏世谱》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三谱与在江西吉安发现《欧阳修自述世系文》全面解开欧阳修(自称“嗣孙修”谨序的真实身世)即曾祖身世之谜。据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载：后唐状元端明殿内阁掌院学士黄仁颖配唐进士四门助教欧阳詹曾孙女、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孙女、欧阳澥长女、欧阳郴妹；生子偃，系福建泉州南唐恭帝庚申年乡贡进士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曾与泉州开元寺高僧沙门文中共书经幢序文。由此，揭开了欧阳修曾祖身世之谜：大名鼎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是状元黄仁颖嫡系曾孙！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两谱所提供的谱牒史料，从而为人们解开了欧阳修曾祖身世之谜即：欧阳修父观祖父偃嫡系曾祖状元黄仁颖嫡子、欧阳郴嗣子之谜。需说明的是，江西吉州推官欧阳郴，原籍福建晋江潘湖欧厝，后因官于吉州推官，遂居焉；为唐进士国子监四门肋教欧阳詹之曾孙、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之孙、唐末会昌六年进士官韦中令学士欧阳澥之季子；配工部尚书李稠长女因多年生女不得子，后唐状元黄仁颖，字福佑，一字仁达，号潘湖翁，配欧阳澥长女欧阳郴之妹，其子欧阳偃本姓黄，泉州乡贡进士。历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因年幼年家贫无力攻书，遂外甥承母舅欧阳郴家，实赘于舅父欧阳郴家，随母姓。至于二弟恩贡靖江军团练欧阳俊，与恩贡屯中郎中欧阳仪则为唐工部尚书李稠之女——潘湖欧厝吉州推官欧阳郴妻所生。

　　生平

　　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其母以荻画地，教他写字。他四岁而孤，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以识字。欧阳修自幼酷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疏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嘉佑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属安徽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思想追求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与张秀才第二书》）。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 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与应用文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欧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应用文2619篇，可见他的文章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还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书》75卷。他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

　　创立应用文概念。目前论者都认为应用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张侃的《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拙轩集·卷五)张只涉及应用文取“四六”的语言形式，严格说来还不能说明确了应用文概念。北宋的欧阳修在《辞副枢密与两府书》中云，嘉佑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枢密副使，“学为应用之文”。这里的应用文是指公文文体。他在同一年的《免进五代史状》中自述为得功各事无用之时文，得功名后，“不忍忘其素习，时有妄作，皆应用文字”。“文字”即文章。这里的应用文指实用文章。可见，欧阳修是从文体形式、实用性质两方面来明确应用文概念的，他已把应用文当作独立的文章体裁。

　　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如上所述，他认为应用文的性质是实用的。他赞扬苏洵的应用文章“实有用之言”(《荐布衣苏洵状》)，黄校书策论“中於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欧阳修关于应用文的实用性质是很明确的。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欧阳修认为写史要“立传纪实”(《进新修唐书表》)。所谓“纪实”，就是应像《春秋》一样褒贬善恶，“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春秋论中》)，“书事能不没其实”(《唐于鲁神道碑》)。他还认为诏令“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论慎出诏令札子》)，用当今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要与实际相符。欧阳修主张应用文真实，一是为了应用，二是为了传於后世。二是简洁质朴。“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正史类》)，赞扬孔宙碑文简质(《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诏书应“复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华”(《论李淑奸邪札子》)，铭应“言简而著”(《内殿崇班薛君基表》)，“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论<尹师鲁墓志>》)，“文书甚简”(《乞洪州第七状》)，简洁质朴是欧阳修文章批评的标准之一。三是得体。他赞扬刘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体”(《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体”指内容而言，欧阳修谓之“大体”。“公於制诰，尤得其体”(《谢公绛墓志铭》)，他赞扬谢希深的制诰尤得西汉制诰之体，“体”指文体。“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崇文总目叙释·正史类》)，“体”指语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

　　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张内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为三类：“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与陈员外书》)他认为符、檄是下行文，状为上行文，移、牒为平行文；并明确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欧阳修虽未明确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为刘熙载按行文方向分类打下了基础。（摘自《应用写作》月刊1997年第2期《欧阳修应用文论》）

　　文学成就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有的古体诗因此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 《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更多的是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多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 《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后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是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今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宋诗话考》）。欧阳修的诗话，改变了以前的论诗这作或重在吕评、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离情别绪、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并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朝中措》）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而他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感情亦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此外，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的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与苏轼的《赤壁赋》先后媲美，千载传诵。

　　其他成就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亿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历史地位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