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败亡，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政治黑暗，衽民族岐视和政治压迫政策。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政局不稳，皇帝大多不理国政，贪图享受，腐化至极，经臣勾心斗角，欺上瞒下，朝廷横征暴敛，经济越来越衰，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各地农民起义，指向元朝。元朝在历史潮流面前衰亡。 元朝中期频繁更换皇帝，仅在1307年（大德十一年）至1333年（元统元年）就更换36个皇帝，在位都很短。全由权臣摆弄下诏或颁布诏令。皇帝成为傀儡，不能决策大事。宫廷分争连续不断，尔虞我诈时时出现。再加上经济落后，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原地区农民尤其悲惨，饥寒交迫，其严重程度已达到再也不能忍受的地步。这样，人民群众被迫起来反抗，农民举行起义，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将矛头指向殛朝。元朝末期的妥欢帖睦尔在位较长。他从1333年（元统元年）六月至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七月，共35年的时间，是处在农民起义军的进攻与元朝军的抗击时期。可是，在这样长时间内元军之败，其原因不在将帅列能，士兵不勇，而是元朝政权不修政治，不兴经济，无休止的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结果。尤其顺帝是个昏君，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不得从臣之心。所以，宋王及地方势力首领，在危急时刻拒绝帝诏，不遣兵参战，造成四分五裂。列论哪个朝代，其被灭亡之帮，皆不外乎朝廷之腐败，群臣之相互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和君主之昏庸。这也可说是一种国家灭亡的基本规律。 元朝在战略上麻木不仁，未进行有组织的反攻。当中原地区各地的农民组织起来，举行起义，大反元朝时，朝廷仍在内部纷争，尔虞我诈，沉醉于酒色，耳不闻外界之动乱，更没有料到起义军会进而埋没元朝。甚至在名地农民起义军称帝、称王时，朝廷也无计议对策，不能采取战略措施，只是零星下诏，以地方军相抗击或镇压罢了。 在战役上，各地元军没有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联合作战，而是各自为战，如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各据一方，互不联合。后来竟为互相争地盘而开战；秃坚帖木儿军，不但不联合扩廓帖木儿作战，反而进入京城两次；漠北之阳翟王阿鲁浑帖木儿不受君命，还有夺顺帝之位的野心，这证明元军势力之衰弱，国败朝亡，已为时不远了。 元朝未能及时抓住农民起义军低潮之际，组织反攻；在战略上推动了时机。1354年（至正十四年月日）九月，脱脱度领号称百万军，十一月围困高邮城，张士诚十夫妇危急，将要投降，顺帝突然下诏，免其百万大军之统帅权，使张士诚得以转危为安。这是元廷的大错误，其后果是使得百万大军溃散了，元军受到严重的挫伤，而各地农民军从低潮转入高潮。 元军推动战略反攻的又一个时机是，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春，大宋朝林儿，间福通的失败和起义军互相攻击，如至正二十三春，张士诚杀刘福通，大宋红巾军亡；秋季，朱元璋杀陈友谅，天完及汉国一系列的红巾军败亡。恰在此时，元军未能组织对朱元璋部反击，元朝反而出现军阀混战、宗王之争。结果，元朝给了朱元璋北上灭亡的好机会和有利条件。

华夏江南有一个饮誉中外的郑氏大家族，她历经宋、元、明三朝，同居共食达三百六十余年，鼎盛时三千多人同吃一“锅”饭，她就是多次受朝廷旌表，明太祖朱元璋亲赐的“江南第一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以“孝义”名冠天下的家族却发生了先祖两起“弃孝从亡”客居他乡的事件，直到2002年3月和2010年3月，失踪了六七百年后，流失到韩国瑞山和福建宁德的郑氏后裔相继来到“江南第一家”认祖归宗续接延脉。

　　

为什么这个“一门尚义，九世同居”的家族会发生先祖两起逃亡外地客居他乡以致造成血脉中断骨肉离散的事件呢？他们与当时的朝廷和皇帝的命运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他们的最终结局是悲抑或是喜？今天我们将如何来看待当年所发生的“弃孝从亡”事件呢？

　　

“江南第一家”已经融入了爱民忠国，崇义重德，清廉自律，为贤是举，遵规守法，谦和民主，敬祖尊老等诸多文化元素，蓄积了厚重的历史遗存与丰富的文化底蕴。“义门郑氏”忠孝仁义传家，以“孝义”名冠天下，明太祖亲书“孝义家”又称“郑义门”。郑义门“九世同居”的基点就是一个“孝”字，先孝后有义，无孝谈何义。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中国传统文化就提倡“以孝治天下”，称“孝为德之本”，并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说。

　　郑氏义门有许多感人的行孝事迹相传，其中“孝感泉”就是他们孝感天地的历史见证，位于白麟溪南岸一口方井上的“孝感泉”是当年首创合族同居始祖郑绮的遗迹。据宋史孝友传记载，郑绮在当地是位有名的孝子，母亲患“风挛”，瘫痪在床30余年，他“抱持以就便溲30余载”未有半句烦言。一年大旱，溪水干涸，病母却想喝溪水，郑绮在溪边“挖数仞不得泉”，急得他号啕大哭了三天三夜，感动上苍，从地下突然涌出甘泉，人皆以为孝感所至，故名

“孝感泉”。后人在泉上立碑建亭，以资纪念。

　　然而郑氏义门的孝义家风更体现在“义”字上，这种“义”不仅仅表现为对亲情、对家族之“义”，而是体现了对民族、对国家之“义”，这就是“正义”之“义”。特别是当国家命运和民族矛盾到了危难的关键时刻，这种家族之“义”就升华为民族之“义”。所以郑氏义门之“义”更是表现了一种不离不弃、忠贞不渝和匡扶正义、大义凛然的气节和品质。

　“江南第一家”的两起认祖归宗事件正是集中体现了这样一个“义”字，自古义孝不能两全，而以孝为儒家文化核心的“江南第一家”在义孝不能两全的难题面前，毅然选择了“义”字。因为“江南第一家”两起认祖归宗事件始终与一个朝代的更迭和一位皇帝的命运紧密相连，而孝子之门出忠臣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第一起事件是在南宋末年，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文武官员纷纷出逃或投降。南宋亡臣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成立小朝廷，逃亡至南海一带。元军对小皇帝穷追不舍。后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张世杰战船沉没，1279年3月19日随着崖山海战失败及陆秀夫背着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身亡，宣告南宋彻底灭亡。

　　从特定的历史眼光来看，南宋虽然势弱偏安，但是南宋小朝廷毕竟传承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正统王朝，而元朝属于外族侵略者。据记载，当年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野蛮的侵略战争。在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主战派代表文天祥忠于南宋朝廷，受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但他宁死不屈，从容赴义，堪称民族英雄。他的《过零丁洋》作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已成为千古绝唱，是中华民族精神象征。

　　作为外族侵略者的元朝统治者，虽为蒙古贵族，不通汉族文化。但它们在长期的征战中，认识到汉文化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家乃固国之本，于是“江南第一家”的治家经验，以其家庭政治、家庭伦理建设和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一开始就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视，并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郑氏家族到了第五世祖郑冲应时，正是宋元交替之际，社会动乱使统治者千方百计寻找治理国家的良方。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元朝丞相脱脱逼迫曾在南宋朝廷任刑部员外郎一职的义门郑氏第六世祖郑臣保归降元朝任官，遭郑臣保断然拒绝。他大义凛然地说：“古人云：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侍二君，我怎么能当你们元朝的官员呢？”宁可弃孝从义，忠于南宋朝廷，为避免他们再来纠缠报复，郑臣保当即携带家眷从杭州湾划小船远走他乡。在海上经过长时间的漂泊后，郑臣保来到了高丽瑞山的看月岛，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看月岛上，郑臣保夫妇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们先后生了3个小孩，其中一个名叫郑仁卿的儿子后来当上了高丽国的丞相。据统计，由浦江迁徙去的郑氏后代在韩国世代繁衍生息，至今已有5万余人。直到2002年，韩国瑞山郑氏和浦江郑氏在河南荥阳参加一次寻根问祖的宗亲活动中，发现双方的郑氏族谱中竟然有一位太公同叫郑冲应，经史料查证才确定韩国瑞山郑氏与浦江“江南第一家”属同宗同系，双方在郑氏宗祠隆重签订了《归源金禧书》。正因为当初郑臣保的忠臣之“义”，于是就有了760多年后韩国郑氏来浦江郑宅认祖归宗的事件发生。

第二起事件是在洪武帝朱元璋驾崩后，大明建文帝朱允炆登基仅四年，其叔父北方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燕王兵力强大，建文帝御敌屡败，朝廷文武百官多见风使舵，开城门纷纷投降燕王。当时南京朝廷武将紧缺，建文皇帝赐封文官郑义门八世祖郑洽为留守卫都尉指挥史。郑洽、廖平等率领南京军民抵抗篡权夺位叛逆朱棣多次进攻，但因寡不敌众而失守。1402年6月13日，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燕王朱棣终于攻破南京，建文帝只好下令纵火焚宫。

　　建文帝当政期间，一改朱元璋严酷的统治风格，采取宽柔的统治方式，予民以休整，深得民心。建文帝是一个爱民如子，以仁德治天下的明君。时人谈论，均言“四载宽政解严霜”。建文朝四年的新政成功，获得了民众和臣子的支持。

　　对于太祖朱元璋的生性“雄猜好杀”，建文帝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继位伊始，就着手改革，改变了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弊政，史称“建文新政”。建文帝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提高文官的地位，将权力适当下放，不再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所以得到了朝臣的支持。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乃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还立即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如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都是洪武年间金榜题名的状元。翰林侍讲方孝孺是建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幼时就以聪敏机警著称，后师从当代名儒宋濂，诗文为时人所推崇。而以郑洽为代表的江南第一家众多学子也自然受到了建文帝的重用。正是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们又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建文帝殉难的原因。

　　朱棣在登基的过程中受到了众多建文朝臣子的殊死抵抗。历史上有名的“士中硬汉”大学士方孝儒宁死不愿为篡位得逞的永乐帝朱棣写诏书的典故就发生在那个年代。方孝儒是郑义门的良师益友，他誓死不愿写永乐帝登基的诏书，朱棣就割了他的舌头，血喷如注。他用自己喷出的血写了一个篡位的“篡”字。朱棣一怒之下，就灭了他的十族，包括师生、好友这一族共873人，这是历史上一起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株连冤杀事件。还有众多建文朝臣子同样都因为不愿臣服于朱棣而被残忍地杀害。所以在建文帝被夺位以后，仍有众多忠义之士至死不愈，为建文帝殉死。

　　郑洽就是众多忠义之士中的杰出代表之一。有史实记载，“靖难之变”时跟随建文帝的共有22人，其中有一个翰林待诏叫郑洽的就是浦江郑义门人。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众臣提议：“忠臣出于孝义之家，浦江郑氏义门孝义家可居。”郑洽就对皇帝说：“臣蒙高皇隆恩无以为报，今正其时也。”建文帝说好，大家就约定左右紧随3个人，以师徒相称，其余的都化装改名逃出京城，乘船一路南下，往浦江而来，曾隐匿于郑宅一口相通的枯井内幸免于难。

　　为什么在危难之际众臣会提议“浦江郑氏义门孝义家可居”？而郑洽又为何对建文帝如此感恩戴德呢？原来“江南第一家”后裔与大明皇家正统嫡系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早在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郑氏义门的孝义就闻名天下。为了表彰义门代代相传的孝义家风，朱元璋亲赐“江南第一家”予以旌表，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朱元璋万万没想到，自己百年后，后代竟会在他亲赐的“江南第一家”里躲过一劫。

　　据史料记载，浦江郑氏家族是一个有着300来年历史的江南望族。郑氏曾15世同居共食，故有“郑义门”之称。明洪武初年，郑氏家族的家长郑濂在大明帝国的京师南京供职。不久，灾难降临了。“胡惟庸谋反案”牵涉到郑濂，此罪在好杀成性的朱元璋面前，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郑氏兄弟与众不同，当官差上门捕人时，郑濂6兄弟争先恐后承当“罪名”。消息传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感慨“像郑氏这样的家族里怎会出乱臣贼子”于是下令，宽宥了郑氏兄弟，并将这次“争罪”中最舍身忘义的郑氏小弟郑湜请来担任左参议。据说，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为了表彰郑氏家族的“忠孝仁义”，还特地赠予“江南第一家”之匾，该匾后来就一直被挂在郑氏宗祠里。

　　对于郑氏家族的忠义，朱元璋在培养自己皇储的时候，他就从“郑义门”中挑选东宫属官。这期间，郑濂的弟弟郑济、郑沂纷纷被提拨重用。既然郑济出任过朱允炆的东宫属官，那么由此可以说建文帝朱允炆跟浙江浦江的郑氏家族之间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其实，本来已是明皇朝接班人的太子朱标也与郑家有一定的关系。原因是朱标的老师宋濂早先居住在金华潜溪，因仰慕郑氏家族“九世同居”的“孝义家风”而迁徙到距“郑氏宗祠”约一公里的青萝山麓，直到1360年被朱元璋请到南京出仕为止。正因如此，朱标儿子朱允炆上台后没多久，就表现出对郑氏的亲近，他曾大力旌表郑氏家族，当时的郑氏家长郑渶还专门到南京去朝谢建文帝。建文帝亲笔御书“孝义家”并赐予郑氏，后被郑氏家族收藏。

　　建文帝是明朝的第二个皇帝，“靖难之变”后，他被迫退位出逃。他的下落600多年来一直是个谜，至今仍是历史上十大谜案之一。而江南第一家的不少史迹表明，建文帝就是在这里避难的。

　　郑义门的家长就把建文帝藏在万松岭和古树蔽天的东明山西麓这个地方。江南第一家至今留有反映建文帝在这里避难史实的古迹，分别有：帮助建文帝羁难脱身的枯井“建文井”，以及供建文帝藏身的小阁楼“老佛社”等。郑氏子孙们结婚用的礼堂昌三公祠的18块门板上，中间花板雕刻的就是建文帝从继承皇位到退位出逃江南第一家的完整故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独具一格一步一颠的郑氏龙灯，相传建文帝避难来郑宅街上观灯解闷，被迎龙灯的村民认出，马上半跪行礼，龙头也随人下颠，行路时不断行磕头礼。此后，这种其意在向建文帝行礼的跷脚灯头即行礼灯头，至今尚在延续。

　　在义孝不能两全的难题面前，郑洽忠君而不顾家族安危，随帝出奔，毅然选择了“义”字，继续护卫建文帝逃亡到南方，浪迹天涯，后其母亲妻儿都四处讨饭逃难，连爱子郑安治也在战场阵亡。郑洽终身追随建文帝，矢志不移，最终在福建宁德郑岐村隐姓埋名，直到现在被大量史料证实发现这段隐情。

　　郑洽冒着杀头灭族的危险，收容一位被逼下野的皇帝，“江南第一家”整个郑氏家族需要多大的勇气与赤诚，而这正是“舍身取义”这一中华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忠臣郑洽表现如此可歌可泣的铁胆忠义之举，才引出了一段600多年后的今天，福建宁德郑岐村郑洽后裔前来浦江“江南第一家”认祖归宗重续延脉的一段传奇佳话。

　　以往“江南第一家”祭祖时都是鸣钟二十五下半，为何还要鸣钟半下？原来郑洽忠君而不顾家族安危，隐姓埋名，随帝出奔，郑氏家庭以恐干系，在家谱中暂时削去郑洽之名。后裔在祭祖时本应先鸣钟二十六下，然因讳郑洽之名，只得鸣二十五下，但子孙不甘隐其名，在二十五之后，复鸣半下，以示郑洽随帝出奔之意，这一习俗至今已越六百多个春秋。

　　2010年3月22日，“江南第一家”在隆重的认祖归宗仪式上第一次敲响了二十六下完整的钟声，郑义门第八世祖26位兄弟子孙第一次齐聚，“失踪”六百多年的郑义门第八世孙——建文帝从亡大臣郑洽终于归宗了，郑氏义门裔孙在宗祠内欢聚一堂，以告慰郑洽忠魂。

　　虽说“江南第一家”两起认祖归宗事件的当初都是在义孝不能以两全的难题下，郑氏祖先只能暂时忍痛割爱弃孝从义、移孝致忠造成血脉中断这样一种带有一定时代悲剧色彩的结局。然而，时隔六七百年后，韩国与福建的两支郑氏后裔队伍相继认祖归宗，重续宗脉，不正是说明“江南第一家”在经历弃孝从义百年磨难后，最终还是实现了孝义相传、义孝两全皆大欢喜这样一种富有喜剧色彩结局的目标，圆满解答了一道千古以来令人费解的难题，从而演绎了一场义薄云天和孝感天地的传奇历史剧。

　　“江南第一家”的认祖归宗事件诠释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的大“义”字。今天我们将赋予“义”字为新的内涵，“义”就是要我们具有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面对责任不言代价回报的奉献精神，在民族危难之际表现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崇高精神境界。“多难兴邦，玉汝于成”。面对外敌入侵的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是如此，面对自然灾难的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也是如此。近年来在中华民族遭受百年不遇、南北为患的滔滔洪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肆虐，天崩地裂的汶川、玉树大地震等大灾大难的危难之际，全国军民义无反顾，充分表现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谱写了一曲奉献大“义”之歌。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元朝至正二年，元世祖还没有统一中国。也根本没有举行科举。古代家谱错误百出，你这疑似是笔误，元代至正二到是举行了科举。

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三月，廷试进士，七十八人及第。 拜住、陈祖仁分别为左右榜状元。

至正二年，依去年诏举行科举。脱脱听人方，自金口起，引浑河（今永定河）水，东至通州，成为运道。至是工毕放水，湍急沙壅，无法通航。庆远路（治今广西宜山）莫八起义，破南丹等地，旋败。是年，归德府睢阳县河患。冀宁路平晋县（今太原南）地震，地裂。济南及广东惠州罗浮山山崩。京师地震。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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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 永瑢，纪昀，陆锡熊，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 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二十四史总述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

　　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编辑本段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

　　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编辑本段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

　　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编辑本段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编辑本段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