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漳浦县湖西镇的宋代王族聚居地赵家堡和闽南银塘村是一重要部分， “湖西一座厝，银塘一部书”，一座厝指的是位于福建漳浦县湖西镇的宋代王族聚居地赵家堡，如今它已闻名遐迩。“银塘一部书”却鲜为人知。其实，早在明代，就有诗歌吟咏《银塘赵氏族谱》：“一派流香南宋后，千年聚族北溪涯；守旨分散虽三脉，谱牒修来是一家。”

披着三月暖暖的阳光，沿着绿意盎然、风光如画的九龙江北溪，我们来到距离福建漳州市区二十多公里处的华安丰山镇银塘村，探访居住在这里的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

“我们是宋太祖的重孙赵希庠这一脉传承下来的，赵希庠的儿子赵与仿被我们尊为银塘开基主。而漳浦赵家堡是宋太祖的弟弟赵光美那一脉传承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皇派’，他们是‘王派’。”望着悬挂 在崇本堂内十八位宋朝国君的“御像”，赵辛超，银塘赵氏的第三十二代传人乐呵呵地说。银塘村就是这样来的，北宋末年，元人入侵，山河摇坠，宋太祖赵匡胤的八世孙赵师诰于宋宁宗年间（一一九五至一二二四）奉命携入闽迁漳，诰长子希庠又于宋理宗宝庆年间（一二二六年），带其子赵与仿择北银塘屯居，因赵希庠的生死年份不详，后人便立赵与仿为银塘开基始祖。当时为什么要居这里呢？原来，至南宋，赵氏统治者已认识到元人入侵势不可阻 家国势贫弱，维以抗击。为了保护赵氏生息力量，就选择了银塘这块依山傍水，土地肥沃，村背后又是崇山峻岭的险要地带聚族而居。

从那以后，银塘赵和漳清湖西赵一样，开始了隐姓埋名的草民生涯， 直到明代，长史大夫赵德懋告老还乡后才修建了崇本堂，又经过明、清时期四百多年的修葺和经营，村中逐渐遗留下许多颇具宋、明风格的古建筑和史迹。漫步银塘村，看着那古城门、古城堡，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在闽南山区，恍惚间已置自繁华的宋代都城，令人不由顿生思古之情。

放眼银塘村，只见碧清澈的九龙江绕村而去，渡口的几株古榕苍劲挺拔，一片片香蕉林叶如茵，好一个山青水秀的桃源世界！据史载，银塘全村分四个角落，筑有条石砌成的上方形古 楼堡，名为“千秋楼”、“追远楼”、“日新楼”、“安庆楼”面积各有八、九千平方米。古堡居中一条石街道，街道两侧各筑有前、中、后三落的古老民居，鳞次栉比，俨然象个压缩了的街市。虽经数百年的风雨浸漫，这些房子依然庇护着赵氏皇族的后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或荷锄担犁，或朗朗诵读，或出外打工做生意，生命就这样坚韧地代代相传了。

宽敞气派的崇本堂如今已成了村老年人协会的活动场所。这是赵德懋的得意之作。学者认为，崇本堂的构筑，在闽地少有，大有泉州开元寺的风貌。崇本堂面积达七百五十平方米，两头小，中间大，其形如鼓。宗庙为二进式，分上厅下厅，不开耳门，中设天井，天井的散水坡凸高三十五厘米，面积约五平方米，由七条石板铺设而成。令人不解的是中间一条石板，两头架空，踩上发出“吭空”之声。原来，“崇本堂”的承水沟有四个小洞通向散水坡，如遇暴雨，积水漫过散水坡，水就从“吭空石”的缝隙渠时暗沟，由后口流出，确是别出心裁。而“吭空石”还具有“耳朵”的作用，因崇本堂不设耳门，就以“吭空石”取代耳朵，这样子孙后代才不致耳聋。“崇本堂”之所以的如此独特的设计，源于赵德懋的“鼋”理念，整座建筑就“万寿之王”大海龟的造型。

赵辛超恭恭敬敬地从一个樟木箱子里拿出厚厚的七本族谱，这便是学者们所说的“银塘一部书”了。这部书又称“皇家玉牒”，据银塘赵潮初先生称：“族内存有沿宋以来世袭编纂的七部《赵氏族谱》，内容蕴含深厚，图文并茂”。“既有宋太祖御制玉牒叙，又有十八帝御容和传略，还有君臣一气图记、并留有许多名宦学者的亲笔史迹……”我们打开一看，画像遗容果然惟妙惟肖。族谱中还有银塘始祖坟图，“据谱载……现已找到墓址，均为宋朝墓葬遗迹……”难怪许多学者阅读了《赵氏族谱》后，引起极大兴趣，认为可补正史的不足，具有考古历史价值。赵潮初先生又说，银塘开基祖赵与仿曾择僻静山林专注整理族谱，当时他手中应有宋室许多珍贵资料，所修族谱可靠性大，价值高。赵氏后人一向对族谱十分重视和尊敬，才屡屡避过风雨水灾，得以保留至今。 与赵家堡的封闭落后相比，银塘村的人们显得开朗、自信。赵家堡自建国后只出过两中专生，银塘村却是人才荟萃，全族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就有一百多人，他们当中有教授、工程师、高级讲师和党政领导。他们没有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无力自拔，而是把高贵的皇家血统珍藏在心，以坦然积极的态度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 谢谢观看，

百科里的李夔（1047—1121）字斯和，其先无锡人，唐末避乱迁福建邵武。南宋名臣李纲父。神宗元 丰三年（1080）进士，调秀州华亭尉，移松溪尉，池州军事推官。历知钱塘县，鄜延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签书平江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任鄜延帅幕僚时，至延安不到一个月，夏人倾国数十万兵来进攻，李夔陈守御方略，使一路得安。米脂之役时，有言夏军十余万将来进攻，诸将将弃城而逃，李夔在彼众我寡的情势下，坚决主张按兵不动，又张声势，使夏人认为有备，终使夏人不敢来犯。徽宗即位，迁大宗正丞。久之，擢宗正少卿，兼学制局参详官，移太常少卿。大观四年（1110），知邓州，兼京西南路安抚使。改知颍州。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五。事见《龟山集》卷三二《李修撰墓志铭》。李夔，字斯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乱，徙邵武。元丰三年进士，释褐华亭尉，转奏议郎，授佥书平江军节度推官。尝摄郡事，适当累政因循之后，狱系甚众。夔命数吏分条其所犯，不日皆决遣之，遂以无事。子纲，相高宗。

人物生平

余复，字子叔。南宋乾道四年（1168）生于古田县一都三阳（今杉洋镇杉洋村）教育世家。余复祖父余丕，应宁德县城何姓人家之聘为塾师时，携年少儿子余孔惠前往。在塾馆里，孔惠与何家女仁娟同桌共读。仁娟见余家贫寒，常赠银接济，并爱上孔惠。后来，何家认为孔惠虽贫而有大志，将仁娟嫁予余孔惠。

何氏身怀六甲时，其兄至杉洋探望，见胞妹家中拮据，便携返宁德。何氏在娘家生下男婴，这就是余复。因此余复祖籍虽是杉洋，却生长于宁德。

余复七岁就学，十四岁师事宁德名士张翰（乾道二年进士），得其指授，闭门苦读，常至“笔枯手成胝，眼稀目生晕”。逐渐淹贯古今之学，尤精于《周礼》。余复舅舅以甥儿才华出众，怜爱有加，极力资助。

淳熙十六年（1189），舅父为余复筹资赴京应试。余复启程往临安（今杭州）时，余孔惠到宁德码头送行，为儿子吟七律一首：“父子相随只学儒，常将笔砚代犁锄。汝今捧剑趋丹阙，我且安贫守旧庐。酒酌十分休酩酊，路行千里莫踌躇。来年二月花期候（一作‘朝后’），早寄平安及第书。”

绍熙元年（1190），余复中庚戌科进士。策试大廷时，光宗赵览其所对，议论国事见解精辟，称其“直而不讦”，擢为第一。传胪唱名时，进士及第、出身者共587人（从《宋史》载，《文献通考》作557人）。余复进士及第，光宗皇帝召见，对策大廷，见其言谈直率，且不攻击别人之短，甚为满意，擢为第—，并当场赐诗一首：“临轩策士岂徒然，嗣守不基务得贤。尔吐忠言摅素蕴，我縻好爵副详延。爱民忧国毋终怠，厚泽深仁赖广宣。赐宴琼林修故事，朕心期待见诗篇。”余复感激之余，即就《和御赐登第诗》：“风虎云龙岂偶然，信知盛世士多贤。虞庠教育蒙深泽，汉殿咨询愧首延。释褐遽沾琼宴宠，赐诗齐听玉音宣。爱君忧国平生志，敢负周王宴乐篇。”

余复上殿时，将赴试前父亲的殷殷寄语，赠诗勖勉向皇帝一一禀奏，光宗命其回古田谒祖后赴任，授予洪州（治今南昌）军节度佥判官职。余复带着御赐“状元及第”匾及一道圣旨还乡。圣旨中载述余复所授官及对父母的诰封。杉洋宗亲为其撰贺辞：“乔木世家，厚德自百年之积；飞龙上第，高名宣四海之传。”“鹏翼风高，壮万里扶摇之便；鳌头浪暖，居五百人变化之前。”

北宋时期，进士一般都只授九品以下的官职，到宋仁宗时，才有所重用，但前三名者也只不过授予监丞、通判（知州副职）之类的小官。而余复先是被授为洪州（今江西南昌）佥判，不久改官，授为宣义郎佥书镇南军节度判。八年后，宁宗召余复入国史馆任实录兼检讨，官至秘书省著作郎。余复在朝为官十五年，在任时体恤民情，兴修农田水利，修复名胜古迹，政绩优异，但官位不高，到庆元二年（1196）十一月，才特授秘书省著作佐郎（正八品）兼实录院检讨官。终于厌倦官场，于开禧元年（1205）退隐还乡。

途经宁德十八都仙霞岭时，余复题诗（后人镌于石壁）云：“二十年前过此间，旅囊羞涩笔头悭。时来山色与人好，我亦诗肠似海宽。旧事消除身后梦，新声惭愧路旁官。乘车衣锦浑闲事，留取功名竹帛看。”余复在杉洋余氏宗祠左侧建“科名阁”，将书写列祖列宗名讳、科第与仕宦之木主摆置阁中。后又在宁德县城南辟园构轩，觞咏其间。约七八年后，他病逝于宁德县城南门小轩楼，旋葬于宁德九都贵村金嶂山（明坑余家山），入祀于乡贤祠。县城原有状元里，今已废。

先后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及《祭礼》十四卷;《风集渚》、《余状元集》等诗集。

余复在初任洪州佥判时在蓝田诸族人为其饯行席上说的一通话犹掷地有声：“虽云鹤岭之奇，实种蓝田之玉，银河派别，岂非无源？”余复曾祖父邦宪的坟墓即在杉洋村东头的庵墩，杉洋人俗称“状元墓”。余复授官后曾回古田祭祖，辟楼三间名为“时思楼”，撰写《西庵时思楼记》。

余复从小跟随游学授馆为生的父亲，沿着朱熹曾经留下过墨香的道路，来到长溪即今宁德一带。南宋朝廷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学校之设遍天下”，贫民学子也有就学的机会，在校的学童“日给官食”，可安心钻研学业。余复成年后，师从闽中名儒、理学家、宁德濂坑的张翰，学业有成。当时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政治中心南移杭州，福建学子赴杭州参加科举考试比较方便。故福建“有宋一代人才辈出”得中进士人数达到7144人（录《科举史话》），而杉洋的余复正是沾了天时地利这个光。

过去还有一种古田宁德两县的胰令为了这个状元而争执不休的说法，其实也经不起推敲,古田县志找不出有关状元的记载。

古田杉洋古称“蓝田”，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村落。蓝田溪从村边缓缓流过，为敖江之源。据史料记载，欧阳修、王安石等唐宋大家与蓝田名士有过深交，朱熹曾流寓这里并设书院讲学。距杉洋镇西北3公里的狮岩山麓有座气势恢宏，巍峨壮观的余氏蝉林祠，始建于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该祠坐北向南，木构建筑，占地13218平方米。中轴线上依次为大门，华表门亭、下游廊、前天井、中在厅、后天井、祖祠厅。正殿面阔5间，进深3间，穿斗抬梁混合式木构架，双坡顶，风火墙。祠门两旁对联为：“狮嶂钟灵持厚，蝉林流泽孔长”。大门内有华表门亭，门上有如意斗拱，层层出挑以承托屋檐，中间挂一竖匾“状元及第”，坊亭匾额为“蝉林祠文物馆”，文物馆共有馆藏文物300多件。祠堂的主祠厅正殿内有楷书：“檀樾主尚书堂”六字大匾牌。宗祠内的横梁上悬挂有状元及第、文魁、武魁、进士等古牌匾20多块。厅内柱上分别保留有古代楹联趣对24副，整体建筑保存完好。祠前百余平方米的旗杆左右竖立着数十副历代科名旗杆石碣，是蝉林祠世代簪缨，人才蔚起的见证。走进朱红色大门，二进的科名阁上高悬“状元及第”的华带牌，是宋淳熙元年的闽东第一位，也是当朝全国第一状元及第的蝉林祠第九世孙余复的荣誉匾。祠内收藏的余氏家谱，记载着这位状元郎的事迹。余复在《西庵时思楼记》中就说道“吾家自尚书而上，凡累代之祖，下而逮令凡十二世之孙，族属各有封识，其百世之泽也欤”。除了状元余复外,余氏蝉林祠后裔子孙中曾经荣耀地诞生过工部尚书宰相余靖、丞相余深、礼部尚书余象等一批决策朝廷大事的人物，还诞生过五十多名进士。

为什么一个家族仅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里，历史上会如此人才辈出呢。这就必需从杉洋余氏族人对于子孙后代的培养以及历史对杉洋眷顾上进行一番探究了

公元968年,杉洋余氏的第六代余仁椿，从永贞(现罗源)县令的位子上告老还乡后，虽然口吟“喜遂还乡志，家贫身自安，有田三五亩，种竹作渔竿”，但行动上却是倾尽一生积蓄，殚精竭虑，在村北“相地宜，创学馆……萃山川之秀，额以蓝田”。余仁椿创建的蓝田书院开头为家族学塾，后经多次重建，成为杉洋最高学府，罗集全村子弟入泮读书。余仁椿建成蓝田书院后，意犹未尽，觉得有了学校，还要为学生提供上得起学的物质条件。 “仁椿公留田七十余亩，岁入谷八十石”专供子孙读书及岁时A尝之用。这些田产都是平畴沃野里最好的水田，家族中为其起名曰“油灯田”，意思是为读书的子孙添灯加油，只准轮流耕种，绝不变卖，只许增加，不许减少。每年收成后，除了耕种者必需的抽成外，余下的除了每年祭祀祖先的部分用度外，全部作为家族中子孙读书的奖励。这种奖励，有时数量是很可观的：如果当年家族中只有一人读书，那么此收入就全部归这一人所有，如果第二年有两人读书，就二人平分。如此类推。因此到了后来，读书子孙多了，所分就渐渐减少，于是各分支房又合资购买田产作为本房系的“油灯田”。这样，家族中不管贫富，能发奋读书的子弟都一视同仁地得到全家族的扶植，有不少的学子还能幸运地拿到祖房与支房的双重”油灯奖”。此举为余氏家族子孙后代的读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习俗沿袭几百年，直到民国后期方才式微。

蓝田书院不但占尽风水地利，且两次天赐“先贤过化”。南宋淳熙十一年，名噪闽省的理学大师朱熹到此讲学，周边各地学子慕名云集，蓝田书院成为闽东的理学根据地，杉洋的读书人也因此寄志青云，文风鼎盛。十三年后，因“党祸”之灾，朱熹又再次来到这个偏僻的避风港。他的高弟古田的林用中、杉洋的余隅、余亮，以及跟随他左右的女婿黄干悉心保护与照顾，使他能安心养病讲学，潜心授徒著述。朱熹在此期间为蓝田书院写下《东斋志》，其中有言：“时庆元间避学禁，云集高弟十有八者于蓝田书院曰‘东斋’为础，分赴诸院施教，门人遍闽，邑东有余、李，邑西有黄、魏。诗礼传家，义方有素”（录《福建杉洋村落碑铭·记叙碑》）。

“地经过化便是名山”，蓝田杉洋“自宋至今，守朱 遗训”， “人文崇孝弟，家贫亦业儒”（录民国《古田县志》）。在朱熹莅临的前后十年间，除了余复高中状元外，杉洋就有余隅余亮叔侄，余仁椿六世孙余飞，仕瑜公六世孙余日严，以及余及、余昭攀、余宋兴等高中进士。

自信“胸中造化饱星斗，笔下文字盘蛟螭”的余复当看到自己真的名列榜首之时，难抑心中喜悦，据说曾信口吟哦出：

“银瓶供砚照袍新,笔下千军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从来头上不容人”这首诗。

有人说余复因了这首诗受人告发而得罪了天子，最后官职受到贬抑。仔细分析也不尽然，南宋科举是二月发榜，三月殿试，方才选中状元榜眼探花。余复名列榜首，诗也是当时吟的，如果受到告发，就不会在一个月后被点为状元了。实际的情况可以从《余氏总谱志》中找到答案：“余复，少从张翰，学精《周官》，绍熙元年对策大廷，光宗称其直而不讦，拔置第一”。是光宗皇帝看中他的刚正无私的品格才选拔为魁首的。至于说官职受到贬抑更是不了解宋朝的擢官之道,北宋时期，高中进士的一般都只授九品以下的官职，到了宋仁宗时，才有所优渥，但前三名者也只不过授予监丞、通判之类的小官（引自《中国历代选官制度》）。而余复即被授为宣议郎镇南节度佥判，六品官职，算是待遇不错了。八年后，宁宗召余复入国史馆任实录兼检讨，官至秘书省著作郎,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等。至老“官归觅佳胜辟园构轩，以觞门生，咏终天年”（录民国《古田县志·人物传》）。从诗句来看，文句浅俗，不像出自状元手笔，因此余复因诗惹祸实乃空穴来风，属于“民间故事”范畴，不大可信。

纵观中国历史上，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产生状元880多名，但真正能够名垂青史的屈指可数。唐有王维的诗，柳公权的字，宋有张孝祥的词，清有翁同的胆，既有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有秦桧的卖国求荣遗臭万年。真正让人耳熟能详的就没有多少了，可见状元也不是神，只不过是读书人的一种奋斗榜样，精神淬励罢了。杉洋三姓三大祠堂的正厅，有设置独特的“功名石”。当族人中有高中状元回到祠堂祭拜祖先时，这“功名石”方才打开，而蝉林祠能够享此殊荣的仅余复一人。当年老祖宗预设此石饱含对自己家族子孙期盼与鞭策，用心良苦。

翻开杉洋《余氏总谱志》，我们还可以查阅到余复其他情况，他的墓在宁德九都贵村金璋山下奥坪，但至今尚无法找到，而宁德旧街当年也曾建树的状元街牌坊也早已了无痕迹了。只有余复在初任洪州佥判时他在蓝田诸族人为其饯行席上说的一通话犹掷地有声：“虽云鹤岭之奇，实种蓝田之玉，银河派别，岂非无源？”

关于余复生平的记载为数不多，然而在有限的史料中，清晰地证实了这位状元郎书法造诣颇高，尤其在隶书方面，堪称独领一席之地。在蝉林祠现存的还有余复的一幅隶书《题燕文贵秋山萧寺图》。宋代书法以行草书的成就最高，楷书次之，篆、隶几成绝响。在南宋、北宋的320年间，几乎找不到可举之人、可举之碑。至于墨迹就更为罕见，故此，余复隶书墨迹就更显珍贵。宋代隶书在整个书法史与隶书的发展变迁史中，地位不高，然则不可或缺。因而余复的隶书尚能为宋代隶书争得一席之地。

余复的父亲余孔惠，娶妻何氏，一家人寄籍宁德．余孔惠在余复赴考前曾作诗一首勉励余复："父子相传力学儒，常将笔砚代犁锄．汝今捧剑趋丹阙，我且安贫守旧庐．酒酌十分休酩酊，路行千里莫踌躇．来年二月花朝后，早寄平安及第书"（《杉洋余氏总谱志》）。

从中可以看出余家当时的确是以笔代锄安贫乐道。所以过去有人故意诋毁余复，说他的父亲早殁，余复是母亲改嫁何家后生的遗腹子等等。甚而把“余家状元何家甥”故意歪曲成“余家状元何家生”，也的确曾骗过了一些不明底细的人．

余复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及《祭礼》十四卷，《风集渚》、《余状元集》等诗集(失传)，多不传世。

现存清乾隆李拔纂修的《福宁府志》载有余复中状元之时的两篇谢表。

清乾隆版《宁德县志》刊载的一些诗，大多颂咏宁德风光秀色及本邑寺观等。

1995出版的《宁德市志》记载，当余复名列榜首，听传胪唱名时，当众口占一绝：“银瓶笔砚照袍新，笔下千军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从来头上不容人。”并将此诗作为家书送回家中，答其父勉励养育之恩。不幸此诗惹出是非，当朝枢密院权臣韩腚谐鲇诩晌废蚧实劢谗言：“余复一跃龙门，野心勃勃，君前奉承，背后目无皇上，敢吟反诗‘从来头上不容人’。”光宗问明原委后，并不办其罪。此说虽见诸县志，但我以为这是民间传说，宋代读书人受理学影响很深，从余复与皇帝的唱酬诗及现存的《谢状元及第表》中“臣学未闻道，才非过非过人，进山林狂瞽之言，无海岳涓尘之补”的表述可看出，余复是个十分谦恭、内敛的人，不像是“口占绝句”所表现的那种口出狂言的张狂之徒，而那绝句也写得过于直白、粗显，不见文采与功力，不像出于状元之手笔，属于“民间文艺”的档次。

　核心提示：袁义达说，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家谱只能“官修”，也就是说，只有帝王将相、名臣才有资格修家谱。普通人如果要修家谱，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属于“犯上”。

　众多家谱上，都有个“亮闪闪”的名人是自己的先祖，或为帝王，或为名臣。

　比如，有的李氏称李唐皇帝为本族始祖，萧姓则号称自己这一支先祖为萧何，张氏则拉张良、张飞等为自己的祖宗……

　其实，“攀附”名人并非简单如阿Q般“我祖上比你阔多了”。这样做，除敬重祖先的思想外，老百姓也有自己迫不得已的原因。

　宋代以前家谱只能“官修”

　近日，河南商报记者采访了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主任袁义达。袁义达长期从事姓氏群体遗传学研究，曾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室主任，出版过《中华姓氏大辞典》等著作。

　袁义达说，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家谱只能“官修”，也就是说，只有帝王将相、名臣才有资格修家谱。普通人如果要修家谱，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属于“犯上”。

　宋代以后，民间言论开放，普通人才开始修家谱。因为中间多年文献断档，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祖上到底是谁，只能根据自己大概来自哪里，和哪个同姓官员的某一支重合，就直接跳过去了连接上了。

　当然，老百姓们这么做，也是受了刘邦的启发。众所周知，刘邦做皇帝前仅仅是个小小的亭长，出身低微。他当了皇帝后，竟然拐弯抹角把自己的家谱续成了炎帝之后。老百姓一看，皇帝都这么干，大家当然可以效法。于是，几乎所有的家谱，往上数祖先必定是名人，因为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家谱传下来。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曾有人要为他续家谱，想把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认成他祖先，但最终放弃。有人说，是因为年代太近，朱熹子孙尚在，朱元璋实在不好蒙混；也有人说，是朱元璋后来自己没同意，而是把自己讨饭的经历给写上了。

　家谱文化是一种信仰

　如果家谱是这么来的，那它还可信吗？袁义达说，家谱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保留几千年的家族文化。这种信仰，也是对祖宗的敬畏，让人有根有源，知道自己从哪儿来。

　实际上，对于家谱，前面是真实的，后面也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家谱前面多少代，因为有文献记载，是有据可依的；最近数代，牵涉自己的叔伯、爷爷、曾祖等，也是真实的。唯一的断层就是在文献缺失的那些年代。

　“曾经有人发现，一个县如果有5个进士，那么全县同姓的人都认这几个人为祖先，难道这几个进士就没有兄弟吗？其他人都去哪儿了？”袁义达说，这就像是一棵大树有众多分支，你本来属于第三支第五根，但是你认了第一根，中间的差别其实并不大。

　说到底，中国的家谱文化，就是整个民族的血脉信仰。

　袁义达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黑人开始寻根，由此带动了华人寻根。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有家谱，追根溯源，就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不管中国的社会结构如何变化，只要姓氏文化不丢，我们的文化就能传承。

　姓氏轶事

　朱熹的“序”被多个姓冒用

　除了认名人当祖先，以前还有人喜欢假托名人作序。史料显示，朱熹作谱序的家谱多达十几个，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伪作。

　他的一篇谱序，竟为周、黄、刘、戴、吴、洪等姓氏的家谱同采用，其中只姓氏一字之别，其余文字均雷同。

　明清时期，甚至有了职业“谱师”、“谱匠”，专为一些家族制作假冒伪劣家谱。

　如今，随着寻根和民间修谱的兴起，“谱师”这个职业又重出江湖，甚至有了专门的修谱公司。

　有学者说，这应了“盛世修谱”这句话，也跟“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修谱传统有关。

　在南方一些城市，如今的“谱师”月入上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但有些“谱师”修出来的家谱并不靠谱。修家谱需要仔细考证，要把每个人诞生、工作、嫁娶的轨迹都找到，何时迁徙、埋葬在哪里等都要弄清楚。掌握好这全部的要素，并不是一件易事。

　刨根问底

　五百年前是一家？这事真不一定

　常常有两个同姓的人初次遇见，会笑称“五百年前是一家”。也有人会主动和名人搭关系，比如姓孔的就认为自己是孔子后代，姓关的认为自己是关羽后代。

　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有学者解释称，一方面，同一姓氏最终追溯到老祖宗，不可能是一个人，而应该是一个家族。比如姓孔的，老祖宗可能是孔子，也可能是孔子的兄弟。再比如，中华民族所有姓氏追溯到头就是炎帝和黄帝，但不可能只有这两人，而是两个家族。

　更重要的是，在姓氏流传和演变过程中，会影响一个姓氏“血统”的纯正。大量的赐姓、改姓，还有姓氏避讳等，都使得“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难以成立。

　“岳”姓是怎么来的？

　近日，有岳姓读者打来电话咨询岳姓的来历。

　据袁义达、邱家儒主编的《中国四百大姓》，岳姓在姓氏排行榜中列第124位，总人口大约149万。

　“岳”和“山”有关，来源于先民对大山的崇拜。岳姓源出风姓，伏羲氏后代。相传在尧舜时期，有大臣羲和，掌天地四时之官，擅长观察天象，发明了日历，因此为尧执掌历法。他的后裔建立了羲、和两国，在今天河南登封、荥阳、巩义一带。

　岳姓血脉一直纯正，几乎没有混入过外族的血脉。南宋民族英雄岳飞遇害后，他的后代和族人有北上东北的，在辽宁定居，到明清时，和当地满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