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家成为一个高门望族还是得从冯国璋开始算。冯国璋出生于1859年排行老四，家道中落之后他为了寻求出路加入淮军。因为他有文化就被推荐到武备学堂学习军事，他先是跟随聂士成开始崭露头角，后又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

冯国璋和段祺瑞王士珍一起被称为北洋三杰。他在拥护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事件上立下大功，他亲自出马搞定了精锐的清廷禁卫军。随后他又率军扑灭了二次革命。

1986年，冯巩首次登上春晚的舞台，他搭档刘伟说对口相声《虎年说虎》，那一年，这个下巴尖尖、眼睛小小的年轻人进入了全国观众的视线中，幽默诙谐的语言，精彩绝伦的表演，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捧腹大笑，此后他更是连续几年登上春晚的舞台。

1989年，也算是冯巩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有了新搭档牛群，自那以后，他和牛群固定搭配了近十年，每一场表演都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都知道春节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更知道春晚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作为一档现场直播，承载众多意义的固定节目，上春晚是许多文艺表演者一生的追求，春晚舞台要求之严格让人难以想象，可对于冯巩来说，上春晚仿佛是家常便饭，他已经连登三十几次春晚，对于许多人来说，没有冯巩的春晚是不完整的春晚。

爷爷冯家遇是冯国璋的第三子，毕业于德国柏林工学院化学冶金专业，回国后创办了天津大陆银行、大城银行以及天津六大纱厂之首的“恒源纱厂”。

冯巩的父亲冯海岗毕业于辅仁大学，母亲刘益！是有着“汀流河刘家”、“京东第一家”之称的大家千金，与冯海岗先生是辅仁大学的同学。甭管教育还是家境都是一流，也算得上是中国当时的贵族了。

姐姐冯幸耘也是个风云人物。1985年加入民革，1988年当选陕西省政协委员，1992年当选天津市政协委员，2003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吝[吝、恡、悋、、、、、、，读音作lìn(ㄌㄧㄣˋ)]←古吝字“”、“”、“”、“”、“”诸字可能显示不出来，需要方正超大汉字集库的支持。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商、周时期祭司氏族，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吝”，即古之卜相中的坤卦，是祭祀中的主承卦，即所谓“乾发坤收，武出吝承，主为社稷”。坤卦涵盖有八卜，“吝”为其中卜相之一，主收地利，后演化为道、儒两家教派的主卦。

吝字在《易经》爻辞中使用得较为频繁，在《蒙》卦初六爻之贞兆辞中亦为常出，卦爻辞多以“吉、吝、凶、悔”作为卦爻的结论，揭示人生际遇承转的社会规律。后人多从单一方面片面解释其为“小气”、“吝啬”，实际上是偏解了该字的本意。

就“啬”字而言，在典籍《老子·道德经》中指出：“治人事天莫如啬。”注释为：“啬者，有余不尽用。”

在商朝、周朝、乃至春秋时期，祭司中的收卜释相之人，即称吝祭，是主祭官之一。祭司多为世袭，有监国之责，时刻提醒主国之君勤俭以持，凡“弃吝以霍者，国祚不永！”

祭司中有子孙后裔以其职位为姓氏者，称吝氏，是华夏民族中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晋献公的后裔韩康的封邑，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春秋时期，晋献公姬佹诸的小儿子姬成师被封于韩(今陕西韩城)，他建立了韩国，因为他的爵位是子爵，所以又称韩子。他的后代子孙遂以韩为姓，称韩姓。传到韩厥(韩献子)时，其玄孙叫韩康，在赵国为官，被封于蔺邑(今山西柳林，一说今陕西渭南)，其后代子孙遂以封邑名为姓，称蔺氏，其家族中十分著名的历史人物就是后来赵国的宰相蔺相如。

蔺氏家族，在赵国为秦国所灭之后，有因避难而改同韵字“吝”为姓氏者，称吝氏。

二迁徙分布：

今在陕西省的西安市、府谷县、渭南市临渭区吝店镇，河北省的石家庄市、安平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湖南省的长沙市等地，均有吝氏族人分布。

三郡望堂号：

1郡望：

中山郡：中国古代称“中山”者有四：一时战国时期原为顾国的都城(今河北定县)，一度为魏所灭，复国后迁灵寿(今河北平山)，周郝王十九年乙丑(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秦朝时期归属于巨鹿郡。二是西汉汉高祖刘邦初年(公元前206年)设置中山郡(今河南登封)，汉景帝执政时期改回为中山国，治所在卢奴(今河北定县)，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登封市西南部与河北省正定县之间一带，包括今河北定州、安国、唐县、新乐、无极、满城、完县、望都和保定一带；南北朝时期后燕以为都城；隋朝开皇初年(公元581年)废国置郡。三是宋朝时期以定州为中山府，治所为安喜(今河北定县)。四是宋朝时期的香山县；民国十四年乙丑(公元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民国 将其改为中山县，今为广东中山市，孙中山故里在中山市南部的翠亨村。

华阴郡：古代原称华阴县，为春秋时为晋国之地。汉朝高祖刘邦八年壬寅(公元前199年)置华阴县(因在华山之北故名华阴)，治所在今陕西省华阴县东部，南朝宋时移治今陕西省勉县西北。唐朝天宝元年壬午(公元742年)改华州置华阴郡，治所在郑县(今陕西华县)，唐朝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复为华州，故城在现在陕西省华阴县东南。

2堂号：

完璧堂：战国时，赵国得到了“和氏璧”。当时秦国很强大，骗赵国说，愿意拿十五个城市来换这块“和氏璧”。赵国觉得很为难——给璧怕秦国不给城；不给璧，又怕秦国兴兵来夺。于是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秦国去。秦王接过和氏璧后，只交给大臣们传看，丝毫不提交城的事。蔺相如知道秦王根本没有意思交城，于是对秦王说：“你们只知道夸璧好，却不知道璧上还有个瑕疵呢！”秦王就把璧交给相如，要他指出瑕疵在哪里。蔺相如接到璧后，马上抱起依着柱子说：“赵王派我来送璧前，斋戒沐浴了三天，表示对秦的尊重。大王接璧在手后，却只知道叫人传看，实在是欠郑重。现在璧在我的手中，你们如果想要，大王也需斋戒沐浴三天，然后行交接之礼。否则，我就把璧在柱上碰碎，然后撞头而死。”秦王没办法，只好让蔺相如把璧带回驿馆。蔺相如回驿馆后，马上暗地派随从从小道把璧送回赵国。三天后，他到秦王廷办交接礼。蔺相如对秦王说：“我见大王无意将城交给我们，因此已派人将璧送回赵国了，您要杀就请杀吧！”秦王认为杀了蔺相如只会徒伤两国和气，同时敬佩蔺相如的忠国之心，就以礼送他回赵国去了。

四楹联典故：

“吝啬”一词来源：“吝啬”这个词，含义是指小气，该用的钱物也舍不得用。关于它的来历，有个传说：古代时有个姓吝的人，进城办事，路上遇到一个姓啬的人，二人说话投机，就结为朋友。分手时二人约定，中秋节时到十里长亭饮酒赏月，并说好吝带酒，啬备菜。约定的日子到了，俩人按时来到亭下，可双方都空着手，都以为对方会携带酒菜来。吝首先打破尴尬局面，用手握成酒杯状，指着圆月吟道：“月光如水水作酒，何用杜康来酿造。请啬兄放量痛饮！”啬也不示弱，随即伸出两指作筷子状，指着亭边的池塘诵道：“池中游鱼当佳肴，无须厨师来烹调。请吝弟尽管品尝！”二人举“杯”抡“筷”，又“喝”又“吃”，连夸酒美菜香。周围赏月诸人见到这滑稽的一幕，无不捧腹大笑。其中有个认识他俩的人挖苦道：“你们喝的是吝啬酒，吃的是吝酱菜，活着是吝啬人，死了是吝啬鬼。”后来，人们就把他俩人的姓合起来，变成了一个词“吝啬”。

五历史名人：

吝东证：(公元1928～今)，河北安平人。著名现代教育家。

现任辽宁省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吝东平：(公元1968～今)，陕西西安人。著名高新企业家。

陕西省西安市华宏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吝东锋：(公元1971～今)，陕西府谷老高川乡人。著名煤炭工人。

陕西省南梁矿业有限公司媒矿放炮工。

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

久远的历史，瑰丽的文化，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同

被誉为“塞外名城”的大同市位于山西省的最北端，处在内外长城之间，是山西第二大城市。这里三面环山，桑干河的支流御河纵贯南北。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同的认识止于煤都的富饶、云冈的瑰丽、华严寺的雄浑，其实，早在1982年，大同市就与北京、承德等24个城市一起首批入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山西唯一一座首批入列的城市。那么，大同这座城市究竟承载了怎样的历史和文化，使它得以获此殊荣呢？

第一点，大同的历史确实悠久，准确的说两千多年，大同的历史是有了，而且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它建过一次都—首都，做过两次陪都。

第二项就是文化，一个句注山（雁门关）一隔，我们的太原、晋南属于黄河流域文化，句注山以北，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桑干河流域文化，那么这两个文化大不相同，这两个文化的差异点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这么来看，句注山以南是中原的农业经济文化，句注山以北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的文化，那么这地方的文化特点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正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给大同的文化带来了特色，高不能算高，但是它有特色，特色就可贵呀！

第三条就是都城， 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建过都的，比如西安、洛阳、北京、南京，这都是几朝的都城，而且时间也很古，特别西安、洛阳这是古都嘛，那么大同作为都城，仅仅是一朝，北魏，而且是南北朝分割的时期，它是北方的一个都城，但是准确的说，有九十七八年的历史，在这个地方建都，在这九十七八年中，这个都城有过一段辉煌，这个辉煌的状况，那还是文献记载不多，通过近年的研究，那还是可观的，都城加上遗址加上它的历史，加上它的文化，使大同成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当之无愧。

大同古称平城、云中，辽代改称大同。历史上这里是中原的汉民族和塞外的游牧民族争夺天下的古战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大同绵延数千年的战争史和民族交融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是在这里摈弃汉人笨重的战车长袍，推广轻便的胡服骑射，从而成就了一代霸业。汉朝时，刘邦率军抗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七夜，后来用陈平的计策，贿赂匈奴单于的妻子阏氏，才得以突围。这一次战争失利使西汉政府改变了对匈奴的策略，与匈奴结下了和亲之约，也就有了后来传为佳话的昭君出塞。

一座历史名城，总是与一些傲视古今的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公元398年，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鲜卑族首领拓拔圭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北魏定都平城，就是今天大同市内的东北部。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止，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近百年之久。“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经过近百年的苦心经营，平城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书写了大同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

至今，在大同还有北魏风韵的遗存，那便是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五万多尊。其中尤为珍贵的是第十六至二十窟，世称“昙曜五窟”，是北魏名僧昙曜奉文成帝旨意开凿的，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令人惊奇的是昙曜五窟中的五尊大佛，竟然是北魏几代帝王的真实写照，连脸上脚上的黑痣也相吻合。《魏书》记载，“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这种天衣无缝的配合当然不会是巧合，而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北魏之所以尊崇佛教、大兴石窟，是基于佛教对于皇权有“济益之动”的考虑。拓拔圭借高僧法果之口喊出了“皇帝即当今如来”的历史强音。礼佛崇帝的要求，迎来了北魏在云冈浩大的开窟造像工程，昙曜五窟也就应运而生，从而实现了北魏王朝政教合一的局面。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的气度是空前绝后的。举目望去：金楼玉宇，仙山琼阁，满堂丝竹，尽日笙箫……这是北魏文化中特有的华贵绚烂的造型、圆润流畅的线条、丰满柔和的构图、热闹欢乐的气氛。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北魏王朝的大气磅礴，感受鲜卑族人理解的佛教文化。

通过今天的分析，它（云冈石窟）每一个造像，每开一个窟，兼顾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照顾了现实的帝王，一个方面把佛教的内涵，非常充分而巧妙的表达进去，我在这个方面，看到了《华严经》的佛教的空间观念，《秒法莲华经》的时间观念，以及弥陀的西方极乐世界人们向往的观念，以及将来弥勒佛在世的时候想象的那种太平盛世的观念，无一不在云冈石窟有所体现，而这个事情发生在北魏，距离今天一千六百年，那就是说，在北魏哪个时候，以鲜卑人的观念理解的佛教很深刻。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城外东南方发现了北魏明堂遗址，这个惊人的发现令人们兴奋不已。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的地方，是礼治文化的载体。北魏明堂规模宏大，是北京天坛的三倍。是综合两汉与魏晋历代儒家的结晶，并有所创新而成的。明堂文化是北魏文化成熟后的一大标志，它引领着今人去凭吊北魏王朝的文化建构。而且明堂的发现成为一个坐标点，由此，可以准确地判断出，现存的大同城，就是北魏都城平城的所在地。

我们大同这个平城的内城呢从北魏哪个时候到今天，将近一千六百年都过了，没有动地方，整坨坨的在这个地方，这就不同于我们中国前头已经从都城学会划出的八大古都，你比如典型的象西安、洛阳，汉长安、唐长安不是在一个地方，秦长安不是在一个地方，洛阳、汉洛阳、唐洛阳，都不在一个地方，都是搬迁过地方，北京比较年轻，辽、金时候，把那地方定为上京或者是中京，元代才正式在哪个地方，定都叫大都，它是元、明、清三代（都城），也就是七、八百年的历史，变了三次，现在北京的考察已经很清楚，元大都的遗址是在什么地方，辽、金时候的都城在什么地方，明代才定了现在的地方，最起码有三次变迁地方，那么从都城的迁移和固定，这个点来说呢，大同又是唯一的没有挪动地方。

五代时，后晋石敬塘为了当上“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大同由此划归辽地，从而一扫唐朝时的颓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此后的两百多年，大同先后成为辽、金两朝的陪都，契丹人和女真人钟爱的“西京”。历代文人似乎只钟情于颓废腐败、偏安一隅的赵宋小王朝，而对强大鼎盛的辽金政权不屑一顾。其实，先后与南宋并存于世的辽、金两代，不仅兵强马壮、地域辽阔，而且继承并创造了高昂奔放的北方文化。这种特有的多民族文化，发源于当时的国都北京，但因为北京后来屡次建都，早已难觅其踪了，而在大同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位于大同市区的华严寺、善化寺以及观音堂等遗存，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辽金文化的特征。尤其是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内的辽代塑像露齿菩萨，造型极为独特，菩萨口露香齿，尽展佛韵的神情，与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内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宋塑侍女相比，显然是两种不同风格的雕塑作品。宋人受‘礼“制约束太深，内秀多于外露；而契丹人豪迈洒脱，齿露芬芳，是另一种美的表现。

明朝时的大同改变了都城文化的风貌，以一个军事要冲的姿态掀开了新的一页。当年朱元璋率明军攻克元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元军残部退回蒙古高原，元气大伤，但仍对中原念念不忘，对明朝北部边境构成严重威胁。明王朝因此格外重视北部边境的防御，在北方设立了九个防务重镇，称为九边。其中大同镇的战略位置尤为重要，当时全国十二分之一的军队驻守在这里，明成祖和明英宗都曾到此御驾亲征，有“大同士马甲天下”的美誉。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主持了全国各地的古建筑调查研究。以罗哲文先生为主的燕北古建筑勘察组在勘察报告中评价：“大同保存下来的古迹、文物非常多，可以说是国内有数的保存古迹文物最丰富的城市之一。”正是这些文物古迹向我们讲述着大同两千多年来起起落落的历史。一座历史名城，凝聚着历史上一个或数个朝代的精华和气韵。因此，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是理所当然的事。

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大同市，自古有“凤凰城”的美誉。是北魏拓拔氏入主中原的第一都，也是辽金两朝陪都。它集魏晋风韵为一山、辽金风流为一城，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存，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大同古城整个布局好似一只舒展单翅的凤凰，南关为凤之头，主城为凤之身，北关象征凤凰的尾部，东关为左翅，惟独没有西关。传说是一位勇士搭剑射掉了凤凰的右翅，所以这只彩凤至今无法远走他乡。

北魏近百年的建都史和辽金二百多年的陪都史，使大同这座塞外名城有着不凡的王城气度。这气度不仅辉映在云冈石窟的大气磅礴和华严寺、善化寺的雄伟精巧，更渗透在古城的血脉里。自北向南穿越大同的这一条河被称为“御河”，这名字透着都城的味道，应该北魏时就有了。

大同素有“龙壁之城”的美称，至今还保存有龙壁九座之多。其中尤以大同九龙壁最负盛名。龙壁是古代一种特殊的建筑物，一般用作建筑物的照壁，多建于皇宫、王府、庙宇门前。既可作为院落建筑的屏障，又能烘托出建筑物的肃穆和华丽。大同九龙壁为中国九龙壁之最，比北京故宫皇极门前和北海公园的两座九龙壁都要大。这座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九龙壁，是明初代王朱桂府的照壁。采用黄、绿、蓝、紫、黑、白等五光十色的琉璃构件拼砌而成，巍峨壮观、光彩夺目，为古城大同锦上添花。

今天的大同市已然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近百万市民在这里安居乐业，人们的生活似乎与其他城市并无二致。很难说得清他们操守的是什么文化。然而这里毕竟承载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叠加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历史上，鲜卑人走了突厥人来，契丹人走了女真人来，蒙古人、鞑靼人、沙陀种、瓦剌部走马灯似的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征战，你来我往，一派多民族的聚散离合景象，大同独特的城市文化也便由此而来。

大同文化究竟是胡化了的汉文化，还是汉化了的胡文化，还是胡汉交融文化，对这个问题，我经过长久的思考，发现我们大同有个特点，我们大同的居民谈不上五代，就是说有五代人在大同世居，这就不象人家南方人，南方人家有祠堂，有家谱，人家一追溯，我们的祖先是明代的、宋代的、唐代的，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去，人家都能够排下家谱来，大同没有，什么原因呢，古代北方的民族，在这个地方出入来往、相当频繁，因此，每一个民族来了，他们要留下他们的文化，当然这个地方也有本土的汉人，但是汉人在这个地方，占的比重有多大，应该说在百分之五十以下，不是绝对多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方绝对是胡化了的一种文化，但是呢，汉文化的力量比较大，胡人来到大同以后要学汉文化，他们又把汉人的东西又学进了许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又汉化了胡，你比如典型的北魏，北魏王朝（在大同）建都九十多年当中，它的治国方针，它的中心内容，大部分采用的是汉人的，所以说，大同的这个文化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变迁，特别应该看到胡汉的交融，这是大同文化的特色，

这种多民族交融形成的独特文化和民俗风情不只体现在闻名遐迩的文物古迹上，而要从大同的传统民居中去寻找。这些破破烂烂的四合院里传承着大同最鲜活的生机和韵味。古民居、古街巷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建国初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就曾说过：北京城的价值不在于王府、宫殿和寺庙，而在于所有建筑物的空间秩序，我们要保护的不只是文物。大同当然也是如此。漫步这些街巷，你可能会踢起北魏的沙尘，也可能会踩到辽金西京的瓦砾，从中感受那一千六百年的古都遗韵。

（大同）作为历史文化名称，它的街道的格局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它延续了隋唐的里坊制，这样一种格局，这个里坊制怎么说呢？就有点象我们现在讲的居住区一样，就是居住区和商业区是分开的，那么，每一个“里”里面，也是棋盘式的，又分成多少个居住的单位，那么，这个街道呢，就是把这几个单位联系起来，然后再组成一个大的居住区，那么，中国的里坊制是在北宋以后开始变化的，就是把商业发展到街道上，是从北宋开始的，就是打破了过去隋唐时期里坊制的这种结构，那么，它（大同）恰恰是很真实的保存了这种结构，现在它（大同）的街道格局，仍然是这样，只不过是有些建筑，以经变成现代的建筑了，但是大体的格局没有变，那个时候它的每一条街和街之间的路口，都有牌楼，大同最有名的是四牌楼，这个四牌楼在全国也是非常少见的，但很可惜，大同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后，不到两年时间把四牌楼给拆掉了，非常遗憾。

现在最惨的就是街道的里坊制格局，现在比较还能够看的出的就留下东南隅的一小块，这种东西是不可再生的，所以希望尽快的拿出方案来，如何抢救这一片（传统街区），北京现在不是定了五十几片重点保护吗，我们大同也不妨学学北京，我们就定一片行不行，东南隅这一片，把它保护好，这就是我的一个希望，这样的话，我们大同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这个脉络可以往下延续，

民风、民俗是最直观的文化现象，它折射着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气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造就了大同独特的民风。

如果讲到大同的民风，可以概括这么三点，第一就是这个地方比较尚武，大同人，尤其是县里边，到解放前夕都保存着一种练武的习惯，你象吴家窑呀好多地方，哪个地方好象习惯每个人都舞拳弄棒，这个与这个地方战争频仍、参军的人数多有关系，另外，大同人比较善歌，几乎每个县都有（小剧种），你象灵丘的罗罗腔，广灵的大秧歌，朔州的秧歌，右玉的道情，阳高的二人台，浑源的扇鼓，还有我们的北路梆子，还有朔州的喜罗，浑源的扇鼓，有十几种之多，我们研究发现，她为什么遗存这么多呢？这是由于当时好多少数民族在这儿交流、融合，每一个来这儿的民族都带着老祖宗的一种音乐的载体，发展到现在那就是那些小剧种，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同人比较爱美，过去大同的民居，老百姓的家里边收拾的特别干净，大同人特别讲究衣着，衣着比较爱美。

在大同，你会发现这里的人大多都长得眉清目秀，尤其是大同姑娘，几乎个个都是美女。其实大同多美女是古已有之，《大同府志》记载民间有谚语：“宣府的教场，蔚州的城墙，大同的婆娘，为三绝”。

这与大同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融合是分不开的，包括匈奴人、鲜卑人，鲜卑这个民族，现在好象从地球蒸发了一样，这个民族到底哪儿去了？其实鲜卑从北魏哪个时候，改了汉姓了，这些人都融合到当地了，鲜卑人有个显著的特点，高鼻子，大眼睛，这些人和汉族人婚嫁、结合，那么生出的后代就要漂亮一点，恐怕这是大同人产生靓哥美女的根本原因。

大同工艺品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技艺精湛。其中，铜器加工工艺可谓闻名中外。至今在大同，手工制作铜器的作坊还在传承着古老的手艺。大同的铜器加工始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民国《大同志稿》记载：“大同虽非铜区，而铜制品向颇著称，物美价廉，多运往外蒙古地方。手工业中，铜工最为独步。”民间流传着“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里买铜”的说法，足见大同铜器的声名远播。描龙绣凤的铜火锅与其说是炊具，不如说是一件工艺品。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大同时，周恩来总理将雕有“九龙奋月”图案的铜火锅赠送给他，一时使大同铜火锅享誉四方。

大同素有“煤海”之称，煤炭开采历史悠久。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已有当地居民开采煤炭用以炊煮取暖的记载。唐宋时大同煤炭开采已较为发达，成为商品、流通市场。明代诗人于谦曾有一首咏《煤炭》的诗：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炬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由于煤炭采掘历史悠久，矿工众多，以往民间有每年冬至庆祝矿工节的习俗。当天，大街小巷、商店住户门前都要用煤块垒成圆碉形“旺火”。到了晚上，满城大大小小的旺火点燃， 一片欢腾热闹的气氛。如今大同市已发展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大同矿务局是全国最大的煤炭企业，每天通过铁路、公路将优质煤炭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大同，展示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融汇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埋藏着丰富的资源，传承着古朴的民风，今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依然散发着恒久的光辉。

外篇 论文:“境界说”我见

“境界”说我见

在中国近代文艺批评史上，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无疑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他以中国传统诗论方法为刀，以西方新颖哲学理论为刃，以五代以降数十词人词作为解剖对象，品定高下，独创“境界”说，成为王国维词学理论的核心。“境界”说不仅提出了一种文艺学的概念范畴或风格、特征，而且深入地探讨了文学本源的问题，揭示了艺术表层与深层的内涵，其重要思想不但在当时居于划时代之历史地位，而且在今天的文学批评中仍然得到广泛的运用。

本文将以《人间词话》全本(1)为研究对象，尝试对“境界”说这一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兼对“境界”说产生的历史、作者性格背景及其存在的局限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境界”说之名词缘来及王氏“境界”说之概念。

研究“境界”说，首先要研究“境界”说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究竟什么是“境界”？《人间词话》通篇全是围绕“境界”而展开，围绕着“境界”写作成篇，可是，王国维却有意无意间，并没有对“境界”一词下个完整的定义。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境界”一词并非王国维所独创。 据钱仲联先生考据，“在王氏以前或同时，用‘境界’一词以说诗或词的，就已有司空图、王世贞、王士祯、叶缨、梁启超、况周颐诸家。尽管他们所阐说的并没有王氏的全面，说法也不完全相同，但总不失为王氏‘境界’说的先河。”（2）“境界”一词在中国古籍中的最早出现可能是《诗·大雅·江汉》“于疆于理”句，汉郑玄笺云：“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谓地域的范围。《说文》训“竟”（亦作“境”)本义曰：“竟，乐曲尽为竟。”为终极之意。又云：“界，竟也。”到唐代，己开始用“境”或”境界”论诗，如现已失传的王昌龄的《诗格》中：“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到明清两代，“境界”、“意境”已普遍使用了。然而仔细推敲前人的用法，不难看出他们的“境界”含义互有参差，不尽相同。唯有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境界”始有了崭新、特定的内容。（3）叶嘉莹先生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认为“境界”一词的出现与佛家经典中的术语有关。梵语为Visaya,并引佛经《俱舍论颂疏》中“六根”、“六识”、“六境’之说，可见唯有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具备的六识之功能而感知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种感受才能被称为境界。以我的思考，“境界”一词到王国维的手中，其内涵与佛典中重感受的特点，还是有相通之处的。

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我把这句话倒过来说：所谓“境界”，就是真景物、真情感的身受。这个论述就是我对境界说所作的定义。

二、从《人间词话》中几对辨证的关系来进一步描述、理解“境界”说。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事实上，对于“境界”这一复杂、丰富的概念来说，对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以概括其全部的内涵是困难的。不少王国维的研究者，试图对此下个略为完整的定义，或划个基本的范围，但往往不是过于死板，就是走向泛化（包括我的定义也一样）。与其刻板机械的界定，有丧其丰富、生动的理趣，倒不如把它一一描述出来，才来的更为确切。我通过研究，并结合前人的成果，从境界说中归纳出六组相互辨证的关系。

1、境界的有无，即“真”与“不真”的问题。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以无大误矣。

境界的有无在于真，诗词的优劣亦在于真。何谓真景物？何谓真情感？以我的理解，若写景，取诸自然，经与诗人心灵相生发，能给读者以“顿悟”的感受，达到与心而徘徊的功效则是真景物。若写情，取诸己心，放于外物“著手成春”，能让人有“与心戚戚焉”的感受则是真情感。真景物是人的理念与外景物形式的完美结合，是诗境生动直观与寄兴深微的统一。“真情感”是个性化了的“人类之感情”，是诗人对宇宙、人生本质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体悟。什么样的人能写真景物、真情感？只有真正意义上纯粹的诗人！只有经历过“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之境界的诗人！这种人，眼里见过萧瑟，心头还泛有温热，笔头所以能流出深情，登高凭秋，看得见远方，回身自照，为理想、为人类而有担当。他们或明澈、或豪壮，能不羁、能思想。“绣幡开”，“我去也”！（4）合于传统抑或反动，乘风破浪抑或特立独行，总是一番真诚意思。看得透，所以写得出，有担当，所以放得开。除此种人外，碌碌诸人如何能写得真性情、真景界？只怕穷极工巧，“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擎鲸鱼碧海中”（5）啊。

王国维有关文体进化论的思想，也是根基于“真”。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强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摒去王国维对宋诗、南宋词的个人观点不谈，王国维认为诗词彼此升降，是因为“真”的问题。讲究“真”就兴盛，失去“真”就被替代，具有十分沉痛的意义，诗词沦失为羔雁是文学的悲哀，是丧失生命力的象征。返观当今诗坛、文坛，为什么描述社会现实的小说、杂文和抒发人生感悟的散文与随笔仍然得到人们的重视，具有不绝的生命力？而囿于个人狭隘体验，形式上又拼命逐奢求异的现代诗越来越失去人们的兴趣，甚至于为人不耻的地步？相对而言旧诗由于褪去了很多功利色彩，一些写作者无为而为，从而能真正观照心灵，所作真情流露，反而使旧诗有复活的迹象。有“真”才有境界，失去“真”便失去境界。王国维的文体进化论从这个方面来讲具有值得肯定的意义。

2、工与拙的问题。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两句为何高妙，从修辞学上讲是因为诗人给景物以人性的动态，贴切自然，诗人炼字铸句的本领高，所以好。若教常人写此情景，将“闹”字换为“满”，“弄”字换为“伴”字，意思虽未变，而境界却全失。所以只要看作品的细微处，就能分辨出作者的功力。功力深的词“工”，功力浅的词“拙”，作为同种情、景的表达，语言运用的工拙，决定了作品的层次。

作为诗人，有眼界、有性情自然难得，但“境界”若只讲悟，古今悟道者也多。随园老人当年讲性灵写作，“我手写我口”，诗论一出，天下的诗人多了起来，而一代的诗词却未见繁盛。“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既乎篇成，半折心始。”（6）写作哪 里是容易的事？所以词作有“*”、“鄙”、“游”三病。

金朗甫作《词选后序》，分词为“*词”、“鄙词”、“游词”三种，词之弊尽是矣。五代北宋之词，其失也*。辛、刘之词，其失也鄙。姜张之词，其失也游。

*词，放纵、*逸之词；鄙词，粗疏、简陋之词；游词，浮而不实之词。三种词病均因笔力不足，不能约束所致。而王国维，对前二种犹有原谅，对于第三种则认为最无可恕。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长苦辛”，可谓*鄙之尤。然无视为*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词，读之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词与鄙词之病，非*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岂不而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真”的作品由于创作上的不“工”，也不能避免“*”、“鄙”之讥，更何况大量与“真”无缘的“游词”呢？改正词的“三病”需要创作上的锤炼，使创作由“拙”而“工”，这个锤炼的过程用王国维的意思说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粹。”

就是要沉吟文章，把作文来当成一种终生的事业来用心，反复醅酵之、浸渍之、淘汰之，终于至于纯粹。人们都认为屈原、韩愈的文章好，却不知一个得力于半生缮撰的积聚，一个因缘于数十年处若遗、行若忘的思索。又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的故事，得的不是诗意，而是词句。郊寒岛瘦，为何寒？为何瘦？“只因从来作诗苦”，衣带渐宽而已。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出乎其外，所以能真，入乎其内，所以能切。我认为只有“真”与“切”完美结合起来才是境界的完美构成。以上两节合起来是讨论创作者的态度和修养的问题，即境界的标准问题。千古用心人，只有经过夜雨江湖的十年灯火，才有资格坐于桃李春风之下喝那一杯醇和的美酒。（7）

3、“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境界的优美与宏壮。

论毕标准，再说种类。王国维认为，有“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能自树立耳。

关于这段话，前人有朱光潜先生的论述。

他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就是近代美学所谓“移情作用”。“移情作用”的发生是由于我在凝神观照事物时，瞬时间由物我两忘而至物我同一，于是以在我的情趣移注于物。换句话说，“移情作用”就是“死物的生命化”，或是“无情事物的有情化”，这种现象在注意力专注到物我两忘时才发生。从此可知王先生所说的“有我之境”，实在是“无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都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其实都是“有我之境” （8）。

我的看法与朱先生有所不同。“有我”、“无我”的境界说一般都以为是受启发于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但王国维借用“无我”、“有我”这对在中国佛道典籍中多有论述的范畴，必然赋于其较新的内涵。无我，实是“物我”，以万物为我，物我无间，物我一体，所以忘我，失掉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一见虽然是诗人的一见，有主体的存在，但在一见的瞬时，菊、篱、南山、诗人己泯然合一，在淡远静穆的景物中，诗人获得了一种坐忘的状态，与万物化合，所以虽然境中有我，但心确为无我，因此王国维将此句判为无我之境是精当的。至于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这决非是“移情作用”，因为有我之境的结果决不是物我同一，而是万物被我所奴役！有我之境实是作者个体强大的一种表现，强大得足以改变万物。“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孤馆何怨？春寒何情？杜鹃何知？斜阳何思？一切景物全被作者变化，涂抹上自己的色彩，打上心灵的烙印。真是适于我者我有之，不合我者我变之，何里没有我？哪里不是我？有我之境也是非具大气魄的作者不能做到的，与无我之境一刚一柔，一优美，一宏壮，都是创作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胜于有我之境，此论断我认为有失公允。

无我之境，人唯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静之动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

“优美”与“宏壮”这对概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发表以前就在思考了。他在1904年的 《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就试图论述这两个概念：

美之中有优美与壮美之别。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不厌者，谓之曰优美之感情；若其物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有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之感情。

优美与宏壮是王国维从西方美学中引进的一个重要概念，很明显，“宏壮”即“崇高”。王国维将其译为“宏壮”，不难看出加入了中国古典诗论的很多意思进来。

宏壮与优美实为中国古典诗境中刚与柔的二元，无我之境中，我与外物不存在利害冲突，在一片宁静之中静观，诗人与万物化合，与万物共生共存，这就是优美的境界。有我之境中，我的意志力与外物决裂，所以情绪为之波动，遂与之决斗，并战胜之，征服之，其过程摇曳动荡，而形成有我之境必待征服的结束，此时万物己被作者驯服所以又必归于平静。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这就是壮美的境界。

4、“造境”与“写境”。

论毕种类，再说方法，王国维认为，有造境，有写境。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造境”与“写境”同样也属于“境界”种类的划分，但它们的区别更主要是因为来源于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造境”来源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成就“理想”一派，“写境”基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成就“写实”一派。王国维的这种分法无疑来自于西方当时流行的美学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两派划分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他不但注意到了两派的区别，而且深入分析了两派的联系和渗透。“颇难分别”是因为“自然”与“理想”有密切联系，只有大诗人才能真正注意和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随后他更发挥了此种思想：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从自然之法，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理想与写实二派，虽然创作出发点不同，但创作素材均来自于自然。自然是什么？不仅是指大自然，更是文学赖以存在的人类社会。写实派作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处”的过程，就是“典型化”的过程，这就离不开理想。理想派作家惯于“造境”，实际是将自然事物肢离而后重组，“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否则就是无根之水、空中楼阁，所以也离不开现实。所以王国维有感而发：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轻视外物，理想诗人也；重视外物，写实诗人也。王国维心目中理想的诗人形象，正是理想与写实达到高度统一、完美结合的诗人形象。

5、境界的“大”与“小”、“高”与“低”。

论毕方法，再谈规格。王国维认为境界有“大”有“小”，有“高”有“低”。

境界有大小，而不以是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闭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皇帝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两则词话均论及“大”、“小”，我以为还是有所不同的。第一则说境界“大”、“小”，认为不分优劣，不含评价作用。第二则词话具有很明显的评价作用，认为后主境界之“大”胜道君。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其实不然，经过细致考查，会发现第二则词话所论其实是境界的“高”与“低”。

什么是境界之“大”？我认为在于意象的空间之阔、数量之多、力量之巨。“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诗境在广阔的场景上铺展，“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诗人占有控制的意向众多，所以有激荡人心的效果。这与美学上“崇高”范畴有所联系。什么是境界之小？在于意象的空间之精微，数量之简单，力度之柔和。“俯拾皆是，不取诸邻”，诗人从身边的寻常物着手，“俱道适往，著手成春”（9），化腐朽为神奇，天籁无声，因此有平和人心的功效。这与美学上“优美”范畴有所联系。境界“大”、“小”这一区分，我认为是从意象的平面展开而划分的，无论写“大”写“小”，决定于诗人的写作意图，所以是不能分优劣的。而境界的“高”、“低”的意义则更多在于体验的纵深。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境界的“高”、“低”取决于作品的深度，宋徽宗所作“自道身世之戚”，自哀自怜，不过溺于一己之悲欢，并没有上升到一种共性的高度，因此感人也浅。李后主以心血创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10）、“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11），触动了一种人类共同的哀伤，“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因其体验深沉，所以词作感人也深。境界的高低实源于诗人心灵体验深浅的层次，自然存在优劣的分别。境界的“大”、“小”与“高”、“低”的划分一侧重于平面，一侧重于立体，虽有联系，但实是两对有较大区别的范畴。

6、隔与不隔，文艺形象性的问题。

论毕规格，再谈优劣。上节己从境界的“高”、“低”涉及到作品的优劣问题，在最后再着重谈一谈王国维议论最多，也最受人争议的“隔”与“不隔”的问题。王国维认为诗词有“隔”、与“不隔”之分。

词忌用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眼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

统计一下，前后共有七则词话或显或隐地论及“隔”与“不隔”的问题。但总归只是举例说明“隔”与“不隔”的分别，而没有详细说明他的理由。怎么办呢？王国维在其著作《红楼梦评论》中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正是解开这个迷团的锁匙。

唯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

结合上下词话，我们不难发现，“隔”与“不隔”的讨论实际较深地触及了艺术的形象性问题。通过理解，大略可归纳出两个要点，即“语语都在眼前”，不论写情还是写景，凡是直接能给人一种鲜明、生动、真切感受的则为“不隔”，“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就是不隔。相对应，若在创作时感情虚浮矫饰，遣词过于做作，如多用“代字”和虚情假意的“游词”，以致于一定程度地破坏了作品意象的真切性，使读者产生如雾里看花般的感受，便是“隔”或是“稍隔”。

对王国维这样的区分，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于具体而“不隔”的写作，难道都是优秀的诗品吗？“油盐柴米酱，豕犬马牛羊。”难道是写景“不隔”？“处处无家，处处家；年年难过，年年过。”难道是写情“不隔”吗？难道这也叫好诗品吗？（12）

我认为这是曲解了王国维的本意。“隔”与“不隔”的理论只是强调了直觉在审美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出艺术直觉的瞬间性及诗人的捕捉能力。而若是在强调“不隔”时，却把形象性与含蓄性对立起来，那就大可不必了。所谓形象性，正是音节、语意等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而综合给人的一种直接完整的意象，如果抛却这些复杂的因素单独强调直观的作用，我想这也未必是王国维先生的本意。

最后再简略讲一下“代字”的问题，所谓“代字”、“隶事”、“用典”可以归入一个范畴，与直白的写作相对。据我的了解，关于对“代字”的态度，古今的文学批评家，只有钟嵘与之相似。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典。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13）

我最初读书到此，精神曾为之振奋，虽说有当时少年气胜的因素，但也确实不能否认其思想具有独到的闪光之处。文学创作贵于尽抒怀抱，曲尽其意，以求得读者的共鸣，又何必再以文饰情，于情境以外再设置一层迷障？作为接受者来说，也确是直白的作品最易理解。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把“用典”归入八种文病之一，但他在讨论中也认为一些恰当的用典是必要的。我随着对文学本质理解的加深，也逐渐发现，一些委曲婉转、层层叠叠的意境是不宜直白的语言描述的。简单举例如“落红不是无情物”一句，落红“代”了残花的“字”，却因此增添一种哀伤的意韵；“落花犹似坠楼人”一句，落花“隶”了“绿珠”的事，又因此多了一层叹挽的情怀。咏物诗是这个样子，咏史诗的情况就更为复杂，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多作讨论。总而言之，作品的优劣还有赖于综合全面的评判，钟嵘的说法后多被学者讥讽，是因为他对文学创作的复杂性考查不足。王国维的思想融中西方思辩精华，将这一思考推向了更为深广和科学的层面，但强调作品的形象性是对的，若仍然仅仅从作品是否用“代字”就判断作品的隔与不隔，未免太片面，也太把“境界说”简单化了。真正进行文学分析实践就必须就事论事，谨慎综合考查，在接受与运用“境界”说理论时进行辨证的分析与体验。

三、从王国维的末世士子情怀来看其臧否词人的标准。

文学批评虽然以客观理论为手段，但必竟因参与者是人，又是一件主观性非常强的工作。特别当涉及到艺术个体的问题，因牵连及批评人的喜好、经历及学问构成，所以结论无不打上批评 者个人思想的烙印。王国维作为一开创性的人物，他臧否词人的标准与前人及同时代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即便到了现在，他的某些观点与标准也不能得到学术界全面的认同。虽然词话中的一些品评部分只能当作“境界说”个别性的例证，但必竟是“境界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有必要利用一定的篇幅进行分析与讨论。

在王国维之前的大多论词者，如朱彝尊、厉鹗等，其论词观点莫不以南宋为宗，而到了王国维处，态度为之一变。他说：

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

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我认为和王国维的末世士子情怀有较大的关联。

王国维一生以忠臣自许。“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13）而王国维所身处的时代，又是一个不可救的乱世。一个不可救的乱世，造就了一个无法自我解脱的人物。作为一介文人，他身受傅仪的礼遇，对于一个没落的王朝虽知不可救，但充满了同情与怜悯。追慕先人，自己却私毫没有为国报效的能力，心情是苦闷的。所以转身投身于学术以求解脱，然而求索中西，却只得到“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爱而不能信”（14）的彷徨，虽然有一身“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可望”（15）的学问，却充满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6）的绝望。这种复杂的心态，我将其定义为末世士子的情怀。我们基于这种对王国维的理解，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人间词话》，不但以此观察他对词人、词句的好恶，作个别性的说明，且对他整体的词学史观有所体察。由于篇幅所限，只是初步的研究。

1、见证清亡之历史，对无辜之君的哀怜。

对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理解与推崇正是他这种心态不经意间的流露。李煜是一个亡国之君，但南唐的亡是亡于历史的趋势，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李煜本身并没有历史记载的恶行，所以是一个无辜之君。结合清末的现实，在王国维看来，当时也有一个无辜之君。在历史洪流涌动之处，宣统皇帝傅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清朝亡于它的极度的腐败，但最后的宣统帝却无法为帝国的灭亡承担责任，因为当时他太小了。1906年王国维被罗振玉推荐赴京任清廷“学部行走”，直至1922年又任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的“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王国维能接受并引以为荣，可见他内心还是以清国遗臣自命，并且对傅仪存有感激之情的。王国维真正在朝廷的时日虽然不多，但却目睹了溥仪的登基与被迫退位，身心所亲历，更增添了许多无奈与叹挽的情绪。在清王朝垂死挣扎的几年间，正是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的时候，在他对词家的研究中，自然而然有意无意间将李煜与傅仪有所比较。作为同样见证了一个王朝末路的人，王国维对冯延巳也有代入的感觉，所以对李、冯两人的词境体会尤深。李煜最后被毒死的事实，更增加了王国维心中的悲剧感和对傅仪皇帝命运的忧虑。“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傅仪自己的心里倒底怎么想不知道，但王国维眼瞧见这个末代皇帝自己心里却已是血泪相

被誉为“塞外名城”的大同市位于山西省的最北端，处在内外长城之间，是山西第二大城市。这里三面环山，桑干河的支流御河纵贯南北。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同的认识止于煤都的富饶、云冈的瑰丽、华严寺的雄浑，其实，早在1982年，大同市就与北京、承德等24个城市一起首批入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山西唯一一座首批入列的城市。那么，大同这座城市究竟承载了怎样的历史和文化，使它得以获此殊荣呢？

第一点，大同的历史确实悠久，准确的说两千多年，大同的历史是有了，而且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它建过一次都—首都，做过两次陪都。

第二项就是文化，一个句注山（雁门关）一隔，我们的太原、晋南属于黄河流域文化，句注山以北，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桑干河流域文化，那么这两个文化大不相同，这两个文化的差异点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这么来看，句注山以南是中原的农业经济文化，句注山以北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的文化，那么这地方的文化特点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正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给大同的文化带来了特色，高不能算高，但是它有特色，特色就可贵呀！

第三条就是都城， 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建过都的，比如西安、洛阳、北京、南京，这都是几朝的都城，而且时间也很古，特别西安、洛阳这是古都嘛，那么大同作为都城，仅仅是一朝，北魏，而且是南北朝分割的时期，它是北方的一个都城，但是准确的说，有九十七八年的历史，在这个地方建都，在这九十七八年中，这个都城有过一段辉煌，这个辉煌的状况，那还是文献记载不多，通过近年的研究，那还是可观的，都城加上遗址加上它的历史，加上它的文化，使大同成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当之无愧。

大同古称平城、云中，辽代改称大同。历史上这里是中原的汉民族和塞外的游牧民族争夺天下的古战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大同绵延数千年的战争史和民族交融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是在这里摈弃汉人笨重的战车长袍，推广轻便的胡服骑射，从而成就了一代霸业。汉朝时，刘邦率军抗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七夜，后来用陈平的计策，贿赂匈奴单于的妻子阏氏，才得以突围。这一次战争失利使西汉政府改变了对匈奴的策略，与匈奴结下了和亲之约，也就有了后来传为佳话的昭君出塞。

一座历史名城，总是与一些傲视古今的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公元398年，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鲜卑族首领拓拔圭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北魏定都平城，就是今天大同市内的东北部。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止，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近百年之久。“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经过近百年的苦心经营，平城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书写了大同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

至今，在大同还有北魏风韵的遗存，那便是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五万多尊。其中尤为珍贵的是第十六至二十窟，世称“昙曜五窟”，是北魏名僧昙曜奉文成帝旨意开凿的，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令人惊奇的是昙曜五窟中的五尊大佛，竟然是北魏几代帝王的真实写照，连脸上脚上的黑痣也相吻合。《魏书》记载，“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这种天衣无缝的配合当然不会是巧合，而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北魏之所以尊崇佛教、大兴石窟，是基于佛教对于皇权有“济益之动”的考虑。拓拔圭借高僧法果之口喊出了“皇帝即当今如来”的历史强音。礼佛崇帝的要求，迎来了北魏在云冈浩大的开窟造像工程，昙曜五窟也就应运而生，从而实现了北魏王朝政教合一的局面。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的气度是空前绝后的。举目望去：金楼玉宇，仙山琼阁，满堂丝竹，尽日笙箫……这是北魏文化中特有的华贵绚烂的造型、圆润流畅的线条、丰满柔和的构图、热闹欢乐的气氛。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北魏王朝的大气磅礴，感受鲜卑族人理解的佛教文化。

通过今天的分析，它（云冈石窟）每一个造像，每开一个窟，兼顾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照顾了现实的帝王，一个方面把佛教的内涵，非常充分而巧妙的表达进去，我在这个方面，看到了《华严经》的佛教的空间观念，《秒法莲华经》的时间观念，以及弥陀的西方极乐世界人们向往的观念，以及将来弥勒佛在世的时候想象的那种太平盛世的观念，无一不在云冈石窟有所体现，而这个事情发生在北魏，距离今天一千六百年，那就是说，在北魏哪个时候，以鲜卑人的观念理解的佛教很深刻。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城外东南方发现了北魏明堂遗址，这个惊人的发现令人们兴奋不已。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的地方，是礼治文化的载体。北魏明堂规模宏大，是北京天坛的三倍。是综合两汉与魏晋历代儒家的结晶，并有所创新而成的。明堂文化是北魏文化成熟后的一大标志，它引领着今人去凭吊北魏王朝的文化建构。而且明堂的发现成为一个坐标点，由此，可以准确地判断出，现存的大同城，就是北魏都城平城的所在地。

我们大同这个平城的内城呢从北魏哪个时候到今天，将近一千六百年都过了，没有动地方，整坨坨的在这个地方，这就不同于我们中国前头已经从都城学会划出的八大古都，你比如典型的象西安、洛阳，汉长安、唐长安不是在一个地方，秦长安不是在一个地方，洛阳、汉洛阳、唐洛阳，都不在一个地方，都是搬迁过地方，北京比较年轻，辽、金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