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鄂妃

身后遭冷遇的董鄂妃

在清初历史上，存在着很多疑案，长期以来不仅是史家研究的热点，也是文学界、艺术界关注、演绎的重要题材，顺治帝是否出家即为其中之一。而在这一问题中，受到顺治帝万般宠爱的董鄂妃自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很多的影视剧和小说中，都讲到顺治皇帝因为董鄂妃病死而心灰意冷，执意出家为僧，给当时的清朝政局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可以说，董鄂妃本无意于政治，但她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她的死却给清初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关于她的传说，更使她带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身世之迷

秦淮名妓董小宛说。《清宫演义》、《清宫十三朝》等小说，均将孝献皇后董鄂妃说成是秦淮名妓董小宛。简要情节是：清军统帅洪承畴本是好色之徒，早闻“秦淮八艳”（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顾眉生、寇白门、陈圆圆）之名，尤慕董小宛。洪在攻占江南时，果然生获董小宛，藏之府中，企图霸占，无奈小宛誓死不从。洪无计可施，最后不得已，于顺治二年（1645）将小宛献入皇宫，遂成为顺治帝宠妃。也有说小宛是豫亲王多铎俘获，送入宫中的。

董小宛，历史上确有其人，名白，字青莲，生于明朝天启四年（1624），秦淮名妓。崇祯十五年（1642），19岁的董小宛从良，嫁给了比她大14岁的著名的“四公子”（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之一的冒襄为妾。二人感情真挚，相敬如宾。战乱中，夫妻二人颠沛流离，相依为命达9年之久。董小宛终因劳瘁过度，于顺治八年（1651）正月初二日病死，时年28岁，葬于如皋昌氏的影梅庵。

为什么将风马牛不相及的董小宛与董鄂妃扯在一起了呢？可能是因为她们俩的姓中都有一个“董”字，二人又都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一些文人在编写野史时，为了使情节离奇，有吸引力，或出于对清朝皇帝的故意中伤，于是便采用了移花接木之术，将董小宛说成是董鄂妃了。其实，董鄂妃的“董”是满语译音，“董鄂”也有译为“栋鄂”、“东古”、“冬古”、“东果”的。

襄亲王福晋说。现在也有许多著述和影视剧，认为董鄂妃原是襄亲王的福晋，后被顺治帝纳入宫中，成为宠妃。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清太宗皇太极的十一子，生于崇德六年（1641）十二月二十日申时，其生母是皇太极并建五宫中的麟趾宫贵妃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二十一日册封为和硕襄亲王，翌年七月初三日己刻卒，年仅16岁。

顺治帝幼年即位，母亲孝庄文皇后对他管教极严，加之朝廷大权长期由叔叔多尔衮掌管，形成了暴躁、猜忌的性格。孝庄文皇后出于政治顺治皇帝册立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诏书上的考虑，将自己的侄女、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立为皇后。这位小皇后从小娇生惯养，尖酸刻薄，并不能体谅顺治帝的苦衷，常常与顺治帝发生口角，小两口的感情并不和谐。因此，顺治帝觉得事事皆不顺心，内心很是苦闷。清初有命妇轮番入侍后妃的制度，董鄂氏经常到后宫入侍，这便给顺治帝与董鄂氏的相识相恋提供了机会。董鄂氏的美貌和才情深深地吸引了这位多情的少年天子的心，而董鄂氏的丈夫常年出兵打仗，闺中寂寞，也对顺治帝产生了好感。两个情谊相投的人迅速坠入了情网。《汤若望传》中有一段汤若望的回忆：

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一千六百六十年产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薨逝。皇帝陡为哀痛孝康章皇后（康熙生母）像所致，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

这位皇子是皇几子，生母是谁？汤若望没有明说。福临共有8个皇子，除玄烨外，在7个皇子中，皇二子福全、皇五子常宁、皇六子奇授、皇七子隆禧、皇八子永干等5人皆卒于康熙朝，勿庸考虑。这样只剩下皇长子钮钮和皇四子。钮钮生于顺治八年（1651）十一月初一日，殇于顺治九年（1652）正月三十日，只活了89天，生母是庶妃巴氏。此子虽也是早殇，但不是殇于顺治晚年，而且他的生母是庶妃巴氏，未封过贵妃，因此，钮钮和巴氏不可能是汤若望所说的皇子和那位贵妃。现在只剩下皇四子。该子生于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初七日，殇于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二十四日，生母是皇贵妃董鄂氏，即后来的孝献皇后。董鄂氏死于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由此看来，汤若望所说的只能是皇四子和皇贵妃董鄂氏。但这里有两个出入，一是皇四子生年是公元1657年，而汤若望所说是1660年；二是皇四子生母是皇贵妃，而不是贵妃。

传说也罢，猜想也好，最后归于一致的认识就是，这位董鄂氏姿容绝代，才华出众，在佳丽三千的后宫中赢得了顺治帝专一的爱情，并至死不渝。那么，这个董鄂氏到底是何许人，她有着怎样的魅力，能赢得顺治帝的倾心相爱？

香消玉陨，多情天子空遗恨

福临的百般劝慰和关爱并没有减轻董鄂妃因失去爱子所产生的精神痛苦，本来就十分孱弱多病的身体，又雪上加霜。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一代名妃、绝代佳人董鄂妃玉殒香消，病逝于东六宫之一的承乾宫，年仅22岁。据福临说，董鄂氏死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死。崩后数日，颜貌安整，俨如平时”。

爱子爱妃的接连死去，使福临的精神几乎崩溃。他万念俱灰，看破红尘，弃江山社稷如敝履，执意要出家为僧，并让和尚溪森为他剃了发。后来由于溪森的师父玉林琇以要烧死溪森为要挟，才逼得福临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福临悲恸欲绝，他以超常的丧礼来表达对爱妃的哀悼。 董鄂氏死后第三天，即八月二十一日，福临谕礼部：“皇贵妃董鄂氏于八月十九日薨逝，奉圣母皇太后谕旨：‘皇贵妃佐理内政有年，淑德彰闻，宫闱式化。倏尔薨逝，予心深为痛悼，宜追封为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谕，特用追封，加之谥号，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其应行典礼，尔部详察，速议具奏。”

在礼臣们拟议谥号时，“先拟四字，不允。至六字、八字、十字而止，犹以无‘天’‘圣’二字为歉”。福临为什么以无“天”“圣”二字为歉呢？因为清代谥法，皇后谥号的最后四字为“×天×圣”，“天”代表先帝，“圣”代表嗣帝，表示该皇后与先帝和嗣帝的关系。如孝庄文皇后在太宗时“赞助内政，既越有年”，以后又辅佐顺、康二帝。所以她的谥号最后四字为“翊天启圣”。而董鄂氏谥号的最后四字为“温惠端敬”四字，明显比有“天”“圣”二字的皇后低了一等，所以福临感到内疚。

顺治帝命令上至亲王，下至四品官，公主、命妇齐集哭临，不哀者议处，幸亏皇太后“力解乃已”。

顺治欲将太监、宫女30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后被劝阻。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二十七日，董鄂妃的梓宫从皇宫奉移到景山观德殿暂安，抬梓宫的都是满洲八旗二、三品大臣。这在有清一代，不仅皇贵妃丧事中绝无仅有，就是皇帝、皇后丧事中也未见过。

董鄂氏的梓宫移到景山以后，福临为她举办了大规模的水陆道场，有108名僧人诵经。整天铙钹喧天，烧纸施食，香烟燎绕，纸灰飞扬，经声不断。在“三七”日（第二十一天），将董鄂妃的尸体连同梓宫一同火化，由溪森秉炬举火。火化后，将骨灰装入“宝宫”（骨灰罐）。

清制：平时皇帝批奏章用朱笔，遇有国丧改用蓝笔，过27天后，再用朱笔。而董鄂妃之丧，福临用蓝笔批奏章，从八月到十二月，竟长达4个月之久。

此情可待成追忆

宠冠后宫的红颜知己魂归西天，给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痴情天子福临留下了无穷的哀恋和回忆。为了彰显董鄂氏的贤德、美言、嘉行，福临命大学士金之俊撰写董鄂氏传，又令内阁学士胡兆龙、王熙编写董鄂氏语录。福临亲自动笔，饱含深情地撰写了《孝献皇后行状》，以大顺治追悼董鄂妃的《御制哀册》、《御制行状》

量的具体实例，展现了董鄂氏的美言、嘉行、贤德，洋洋达四千言，内容十分丰富。

孝敬母后。“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自非后（《行状》中的后即董鄂氏）在侧，不乐也”。“凡出入，必偕”。

关爱夫君。“其事朕如父”，“晨夕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后未尝不侍侧”。她婉言善劝福临要勤于政务，爱惜臣民，对刑狱尤要慎重。

友爱后妃。“事今后亦如母”，闻听福临欲废今后，则“长跪顿首固请”，说：“陛下若废皇后，妾必不敢生。”今后患重病时，“后则五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或长谭以解之”。永寿宫妃有疾，“后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悼妃薨时，后哭之曰：“韶年入宫，胡不于上久效力，遂遽夭丧耶？”“其御诸嫱嫔，宽仁下逮，曾乏纤芥忌嫉意。善则奏称之，有过隐之不以闻。宫闱眷属，大小无异视，长者媪呼之，少者姊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不稍有谇诟。故凡见者，蔑不欢悦，蔼然相亲”。

抑待家人。顺治十四年（1657）九月初四日，鄂硕病故，谥刚毅。福临安慰董鄂妃，董鄂妃擦着眼泪说：“妾岂敢过悲，厪陛下忧？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情性夙愚，不达大道，有女获侍至尊，荣宠已极，恐自谓复何惧，所行或不韪，每用忧念。今幸以时终，荷陛下恩，恤礼至备，妾复何恸哉？”因遂辍哀。

董鄂氏的兄长死了，因为当时董鄂氏正有病，福临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她。董鄂氏对福临说：“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嫂来问，今久不至，可知也。”福临不忍将实情相告，还安慰她。董鄂妃说：“妾兄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胁，容有之。审尔，讵止辱妾名，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忧惧，寝食未敢宁。今幸无他故，殁足矣，妾安用悲为？”

董鄂氏担心父兄依仗自己的地位作出什么有违法纪之事。现在父亲、兄长没闯下什么大乱子就“以时终”了，还蒙受皇家的大恩，这是父兄的造化，自己从此也就安心了，所以也不必过于伤心。

谦恭节俭。“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赐赉，必推施群下，无所惜；封皇贵妃有年，乃绝无储蓄。后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采，即簪珥之属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饰”。“初，后于朕偶有未称旨者，朕或加谯让，始犹申己意以明无过；及读史至周姜后脱簪待罪事，翻然悔曰：‘古贤后身本无愆，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辩，殊违恪顺之道。’嗣即有宜辩者，但引咎自责而已”。

《行状》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董鄂妃的爱和敬。而且用事实说话，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溢美之嫌，但基本上还是属实的。这样一个懂道理、识大体，处处为爱人着想的贤妃死了，顺治帝怎能不悲痛。

后人论及董鄂妃时，多强调她倾国倾城之貌。从《行状》看来，顺治帝更看重的是她善良、高洁的品行。皇家后宫美女如云，而性情相投、知情识趣的知己则可遇不可求。顺治帝与董鄂妃幸运地遇到了对方，然而天妒红颜，董鄂妃青春妙龄不幸逝去，徒留多情的顺治帝苦苦追忆，不胜唏嘘。

董鄂妃个人小档案

姓氏：董鄂氏 出生：崇德四年（1639）

属相：兔 父亲：鄂硕

丈夫：顺治帝福临 子女：1子

入宫：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18岁

封贤妃：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二十五日（诏封）

封皇贵妃：顺治十三年（1656）十二月

追封皇后：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二十九日（诏封）二十一日

最痛心：爱子夭亡 最得意：被夫君视为知己

卒年：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 享年：22岁

入葬：康熙二年（1663）六月六日 陵寝：孝陵

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注释：

①⑥ 转引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社第5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第3页。

③ 严复《论世变之亟》。

④ 吴虞《吃人与礼教》。

⑤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⑦ 李之河、傅杰《论陶渊明自然率真的人生态度》，《张家口师专学报》1996年3、4期合刊号。

⑧ 龚自珍《最录李白集》。

顺治皇帝不治而亡藏多少隐情？

　　顺治为什么会突然不治而亡？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夜里子时，深宫传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在养心殿驾崩。

　　就在顺治驾崩后的第三天，不满八岁的康熙登上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皇宫中很快恢复了平静，但是让人们迷惑的是，24岁的顺治皇帝，一向身体强健，从未听说有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会突然不治而亡？

　　对于顺治皇帝的死亡，《清世祖实录》中的记载异常简短，“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为什么关乎生死的大事，以寥寥数字敷衍了事，甚至对死因只字未提？ 面随顺治死因存在的种种疑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档案研究专家李国荣决定，从尘封多年的历史档案中，解开这个困扰史学界多年的谜题。

　　作为记录顺治皇帝生平最权威的档案——《清世祖实录》中有一段关于顺治死前的最后记录。顺治患病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到初六顺治已经是病入膏肓。《清世祖实录》中用了200多字记载了顺治死前的活动，而描述他的死亡却仅有11个字，时间，地点，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线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仅如此，清朝皇室家谱《玉牒》中也仅仅只是记录了顺治驾崩的时间，对于顺治皇帝的死因依然是避而不谈。

　　同样让人费解的，是顺治临死之前留下的遗诏。因为在整篇遗诏中，顺治开列了多达十四条的朕之最。为什么顺治会对自己平生所为如此内疚自责？这样的自责似乎很不符合一代天子离开人世时最后的心情。

　　相传，顺治皇帝迷恋上了一位江南名妓董小宛，而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对此极为不满，设计害死了董小宛。然而就在董鄂妃死后刚过百天，宫中传出顺治驾崩的消息。短短一百天里，贵妃去世，天子驾崩，为什么这一切如此巧合？

　　当时一位很有名气的诗人吴梅村，写下了一首《清凉山赞佛诗》。诗中写道：“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当时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人们不免猜想，吴梅村在诗中所写的陛下，会不会就是顺治皇帝。此外，诗中还写道： “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千里草——草下千里重叠，这分明是个董字。于是，人们更加确信诗中的妾，指的就是董小宛。而陛下，无疑就是深爱着董小宛的顺治皇帝。反复研读吴梅村的诗句，人们对其中的一句诗，百思不得其解：“八极何茫茫，日往清凉山。”据吴梅村笔记记载，诗中的清凉山，指的就是佛教圣地五台山，顺治生前从未到过五台山，为何诗中会说顺治“日往清凉山”？

　　根据清宫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顺治皇帝14岁那年，在遵化打猎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在山洞内静修的法师。从这以后，顺治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顺治十四年，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20岁的顺治在京师海会寺，同高僧憨璞(pú)聪见面。憨璞(pú)聪对佛法的阐释深深触动了顺治。从此，顺治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顺治崇佛已久，而且早有出家之意，董鄂妃死后，他曾经一度伤心欲绝，无心朝政，病逝于养心殿也许仅仅是个对外托词，顺治并没有死，而是遁入空门，削发为僧了。

　　据《起居注》记载，康熙即位后不久，孝庄皇太后曾多次带着他上五台山礼佛。此类活动本可以在北京举行，可他们偏偏不远千里来到五台山。如此看来，顺治在五台山出家修行，也许才是隐藏在礼佛背后的真相。

　　庚子之变的时候，慈禧太后西逃，当地要接待她，就从五台山借了一些用具。有人说那些用具跟宫廷用具相似，可能是顺治当年用过的。

　　如果将这些细节综合起来，关于顺治死亡之谜似乎可以还原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孝庄害死了董小宛，顺治心灰意冷之下，以病逝为托词，到五台山出家为僧。而孝庄唯恐此事为天下人所知，于是便假借顺治之名，伪造遗诏。遗诏中的种种自责，无疑也就是孝庄强加给顺治莫虚有的罪名。

　　对于这样的说法，李国荣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从顺治的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分析，遗诏中的自责并非不合情理。顺治入主中原以后，面对着一切都感到陌生。因此，他必须尽量的去熟悉与适应这一切，甚至背离他自身原有的一些传统习俗。这就使他陷入一种困惑与矛盾之中，在他内心深处常常有几分自责的成分。同时，顺治受到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影响，曾经一度笃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位期间，他屡次下诏白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

　　在顺治朝的翰林院学士王熙的《自撰年谱》，李国荣找到了关于遗诏撰拟的记载，没有想到，在书中还意外的发现了关于顺治死因的线索。书中写道，在王熙应召进入养心殿以后，病榻上的顺治帝对他说，朕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所谓的痘就是天花，顺治皇帝从患病到驾崩，只有五天的时间。他的病症与天花病极为相似。那么顺治皇帝会不会就是天花病死去的。

　　重新审视之后，顺治出家的说法又有疑点浮出水面。董小宛的丈夫——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详细追忆了自己和董小宛的相识：己卯初夏，他和董小宛第一次见面。己卯——也就是明崇祯十二年，这一年董小宛16岁，而顺治才两岁。

　　董鄂妃并非董小宛，她也并非使孝庄设计害死的。事实上，董鄂妃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夭折，悲痛不已，因伤成疾而去世的。据僧人传记《续指月录》记载，爱妃辞世，顺治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顺治十七年十月，高僧茆溪森为顺治在万善殿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然而之后的记载却将故事引向了出人意料的结局。顺治皇帝剃光了头发要出家了，这个消息激怒了孝庄，她火速叫人把茆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后，听说弟子茆溪森为顺治剃发，当即叫人架起柴堆，要烧死茆溪森。顺治得知这件事情后，无奈之下只好决定蓄发留俗，不再出家。

　　从种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患天花而去世，这似乎是最接近真相的答案。但是令人费解的是顺治患病去世，应该属于正常死亡。然而清宫档案为什么对顺治的死因只字未提，讳莫如深，难道顺治死亡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顺治皇帝不治而亡藏多少隐情？

　　顺治真的死于郑成功的炮轰？

　　顺治死后，朝廷依照他的遗嘱，将他葬在了清东陵。这块风水宝地，是顺治十四岁那年的冬天，顺治在遵化躲避天花时发现并确定下来的。一代天子，竟为天花所迫，不得不离开皇宫，将自己放逐于北方的寒山冻水之间。对于天花，当时的人们几乎是谈之色变。为了不引起朝野的恐慌，清朝正史中有意隐去了顺治死于天花的事实，也是在情理之中。

　　顺治年间，一个叫张宸的官员在个人笔记中记载，正月初七这一天，朝廷传谕民间不许炒豆，不许点灯，不许倒垃圾。这些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此，史学专家们更加确信顺治皇帝就是因为天花死去的。

　　王戎笙，中国社科院明清史研究专家，10年前，他曾经发表了一篇关于顺治遗诏的学术论文，从而引发了历史学界对顺治死因的再度关注。《张氏医通》中这样描述天花的症状：痘疮成浆之时精神倦怠，神思昏沉，不省人事，呼之不应，自语呢喃，如邪祟状。从天花的病症推断，顺治临死前根本不可能神志清醒，他也就根本不可能亲自口授遗诏。那么，王熙在《自撰年谱》中所记载的，顺治临死前口授遗诏，开列自己的十四条罪状，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谁来继位和辅政大臣两大难题，这些事情又究竟该如何解释呢？

　　《王熙自撰年谱》中记载，顺治是在初七清晨子刻驾崩的。而据《平圃杂记》所载，张宸是在初八上朝时，才得知顺治驾崩的消息。不仅顺治驾崩时间的记载相差了整整一天，顺治哪一天得病，史料上的记载也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清实录》中记载，二那天，顺治感到身体不适。《平圃杂记》中却说，初二顺治到悯忠寺看太监吴良辅剃度。而据《自撰年谱》记载，王熙初一到初三连续三天进宫请安，但是都没有说顺治生病。而且初三这天，顺治还和王熙讨论事情。

　　天花发病初期，体温急剧上升，之后便是神思昏沉，不省人事。如果顺治真的染上了天花，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初二发病初期，冒着高烧到悯忠寺看太监吴良辅剃度。就算是回来之后才发病，第二天，恐怕也很难在就关系重大的事情和王熙谈论。而且让人们感到费解的是，为什么王熙对于讨论的内容，仅仅用了——俱不敢载四个字简单代过。如果说王熙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苦衷，为什么他要如此遮遮掩掩，闪烁其词。

　　究竟是为什么，史料在这么多关键之处的记载，会有如此之多异常明显的出入，这似乎很难用记述者的失误来简单地下结论？会不会是顺治皇帝的死亡另有隐情呢？

　　1992年，一个普通的下午，居住在厦门的郑万龄，在家中整理父亲留下的遗物。郑家是郑成功的后代，郑万龄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不少和先族相关的书籍。然而，就在整理的过程中，一本书吸引了郑万龄的注意……

　　郑万龄发现的手抄本叫《延平王起义实录》，这本书就是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郑成功的戎马生涯。2004年4月20号，《厦门晚报》的头条新闻——顺治被郑成功毙于厦门，吸引了无数的目光。而这个惊人的消息就是来自《延平王起义实录》的一段记载：有人密报郑成功，高崎之战中，顺治皇帝在厦门思明港被炮击没，清军将领达素不敢对外公布这个消息。

　　此外，手抄本上还有一段关于太师郑芝龙被害内幕的文字，其中再次提到顺治帝死因：太师郑芝龙降清后，屡次写信劝儿子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并未将他治罪。顺治被炮毙于厦门后，辅臣苏克萨哈与郑芝龙有仇，向康熙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康熙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民间传说，明末清初，郑成功据岛抗清，顺治皇帝御驾亲征，来到厦门。郑成功的部队沿岸与清军激战。就在这一次的激战中，顺治皇帝被郑成功炮轰而死。港中江鱼因食皇帝肉而形变，成了无鳔江鱼。如今这个笼罩着浓郁神话色彩的传说，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顺治皇帝真的死在厦门海战当中了么？

　　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认为，顺治很有可能亲征的。而且清兵统帅达素之死,也存在着颇多疑点。《延平王起义实录》中称，顺治被炮毙后，达素畏罪自杀。在今人研究郑成功的另一部重要史料——《海上见闻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十月清调达素回京问罪，达素在省吞金而死。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逼迫达素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清史专家何龄修仔细研究了厦门文史专家提供的种种史料，提出了质疑。在记录郑成功事迹的《先王实录》里边没有这种说法。而且郑成功本人在出兵恢复台湾之前的讲话中，也只提到去年打败达素军队一阵，并没有说打死了顺治。不仅如此，南明大臣张煌言在给永历皇帝的所有奏报中，也从来就没有过关于顺治被郑成功炮毙的片纸只言。显然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说法。此外，清军与郑成功的部队激烈交战是在五月，那么顺治被炮毙的话，不能超过五月，因为五月以后没战事了。但是到了顺治十八年正月，新皇帝才即位，这也就意味着皇位虚悬半年，权力真空必将导致政治混乱，这种情况在极权统治的封建王朝根本不可能发生。

　　《延平王起义实录》带给专家们的，依然是一片茫然和疑惑。顺治是否御驾亲征来过厦门？又是不是真的死于郑成功的炮轰？除了一份家传的手抄本和一个遥远的传说，专家们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力的佐证。而也就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答案的迷失让顺治死于厦门的说法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究竟是什么夺走了一代天子年轻的生命，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确却的答案。人们只能依靠着史料中的零星记载，尽可能去还原那段历史本来的面目。从各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死于天花的可能性最大，但这依然不是最终的定论。顺治神秘的死亡也许就在紫禁城的静默中永远被尘封了。然而，历史正是因为有了诸多难以猜测的谜题，才会显得如此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