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

[编辑本段]个人资料

罗贯中（约1330—约1400），汉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太原) ，一说是东原(今山东东平）, 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但是，近年来由于在山西省祁县河湾村发现了罗贯中之家谱，以及个人使用的印章，故基本可以确定其籍贯为太原府祁县。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一生著作颇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代表作《三国演义》等。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正史不可能为他写经作传。惟一可看到的是一位明代无名氏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上写：“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但从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动情地写道：

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

为什么说罗贯中是清徐人

时过10年，一些人把“十三代罗本”这个有用的内核抽出，而隐去其他。这些好事者这样做是否为了使这个十三代罗本挣脱86考察谱序言中第10代正处康熙年间这个时间座标点的制约与羁绊，可以在时间长河中任意上溯下滑从而获得充当《三国演义》作者资格的可能性呢？这岂不和卖商品丢掉包装，不让人知道商品的产地和出厂日期的用意一样吗？

第二问：万历古谱莫非夏姬得道？

96披露谱最重要的一件是所谓“万历罗应宿书”的那份家谱，这件万历罗谱，可称是此次河湾村争当罗贯中故里的一张王牌，它使河湾一役全胜，一锤定音而成为罗贯中出生地、埋葬地、著书发言地，它是新闻界产生轰动效应的一颗核炸弹。但我却认为它是学术界的一个怪胎。你说怪不怪？其他家谱，如86发现谱以及报上披露的罗瑞禄家藏谱均风蚀潮解鼠啮虫蛀，残破不堪，而这部注明时代为最古的家谱却“保存完好，封皮甚至有“现代感”，这就不仅是个半老徐娘简直就是鸡皮三少、得道的夏姬了。你说怪也不怪？

第三问：为何养在深闺人未识？

而且，这部所谓万历谱自从会善村的新科举人罗应宿独自编排又书写一手泡制后，随即藏之名山非其人不传，以至河湾村清代历次修谱的那些族长、经理、耆宿、庠生们都全然不知，一直称康熙为创修。直至三百九十年后的1996年5月才在族外人杨立仁手中一展风采，令新闻记者职业通讯员们为之倾倒，而除去记者等三五人外，其他人想求见，包括省社科院的领导和专家，均遭杨先生拒绝。杨先生独占花魁。如此诡秘，岂不耐人寻味？

第四问：为何我花开后百花杀？

而且，自1996年此谱出世，其他谱———除十三世罗本这个“有用内核”尚被抽出利用外，其他与证实罗贯中是河湾人唱反调的谱便全被打入冷宫，或自惭形秽称“‘文革’前后散落失踪”而退隐了。现在你去河湾，再也见不到86发现的那一系列古谱了，一花独放百花杀，怪不怪？

第五问：为何旧肚里头换新胎？

夏姬的器官果然不老，她的肚子里还孕育了个大大的胎儿呢。

我的意思是说，96披露的万历罗谱的那篇序言是一则应当疑义相与析，好好共欣赏的奇文。

这篇序言开头60字与结尾140字与86考察谱的康熙创修序言完全相同。而中间部分大异其趣。86考察谱仅59字，要义说乃祖“生于清源，迁于祁土”简述迁祁后前三代的情况；96披露谱则没有这59字，而另有一个360字的大肚子，其中心是围绕罗贯中。先叙述他产生的历史铺垫，人文环境；再状写孕育他的地理条件，“水贯中而畅流，地毓秀而灵气”；用“灵气”？文字功似带点稚气）再排除使他难以立脚的障碍：颠倒清源罗姓与河湾罗姓的源流关系，上下游关系；第四步，急急风奏完，跑龙套的站好，主角罗贯中出场，一出场与众不同：交待他的名，他的字，他的生平与著作；最后回头说到修家谱事宜时，还不忘引用罗贯中的话，表明此次修家谱也是遵照二百年前罗贯中的遗言而进行的。

从会善村请来的这位新科举人为何对罗贯中如此多情，如此尊崇呢？万历时期罗贯中有可能受到如此出格的隆重礼遇吗？元明尚无录音器材，罗贯中修家谱的指示语，不知凭何载体流传二百年之久？是形诸文字的语录本，还是代代相传的口碑？

第六问：是否割补露痕迹？

万历谱序言开头60字、结尾140字与中间360字连接不自然，人工割补粘合的痕迹十分明显。上接点“据……所载”这个长状语，与上下文不连贯，下面的两个无主句也显得突兀。

下接点“先祖贯中曾云”下二句尤其别扭，“族谱年久”，下接“恐延久图坏”连用二“久”字，重复累赘，是否粘接处发生了重叠？

头尾200字措词构句风格与中间猪肚子迥异，如头尾多四言句，无三言；中间360字则有10处三言断句，似非出一人之手？

第七问：为何古今人暗合？

序言360字大肚子是旧瓶装新酒。他体现了当代人评价罗贯中的观点，他直接抄用了近年出版的《姓氏辞典》，《姓氏起源》中不少原文。古人怎能与今人如此默契？

《三国演义》第60回有个故事，曹操在知道张松揭了他文抄公的底细后，说了句：“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的遮羞语，便令“扯碎其书烧之”。我们是否也应学习曹公这种发现做错，自我否定的精神呢？

第二方面 关于“扶梁功德签”

第一问：经考察，河湾村罗氏祠堂系清代建筑，祠堂门及正堂门匾均为新制。那么，清朝的祠堂，新制的匾，怎么配上了元末明初的扶梁功德签？

第二问：罗贯中仅施银五钱，祠堂里就独用一签，记上他一家四代男女人众七八名。设建祠堂共集资银100两，照此办理，就得随梁上功德签200，录人名千余。功德主比神簿上的祖先牌位还多，这如何写得上。

祠堂不知还有没有其他人的功德签？若仅有此一签，则无论解释成六百年前大殿将成却仅独签支撑，或解释为其他签损坏而此签硕果仅存，都难以服人。

第三问：签上其他人直记姓名，独贯中是写了社交场尊重对方才称的“字”。而且不是捐银，而是“施银”。这是否有点傲慢了乃父乃母，亵渎了列宗列祖？

第四问：窃以为，此功德签的功不在600年前施舍五钱银子支持了建造罗氏祠堂，而在1996年以“故迹”实物支持了“争夺罗贯中故里”这个系统工程。且看那篇专为罗贯中而写的所谓《万历家谱序言》，序言生怕别人不知“此地有银三百两”，提示说罗氏名人（当然意在贯中），是“墓志载之，故迹存之，古谱录之”；功德签，这不是“故迹存之”吗？设使没人打扰，那块失落的墓志不久也会找到，是不是？

第三方面 墓穴门匾及其他

第一问：罗金生小时候认不得字，可是偏知他家门头板上的三个字是罗贯中写的，这木牌历经600年，解放初还在，却又被鲁莽灭裂、亵渎斯文的他婶婶做了柜子。

有胡涂的“婶婶”还有精细的“有人”：“有人”清楚地记得墓碑“罗本之墓”是四个小碗口大的字，两边还刻有“天历”“永乐”等小字。这个“有人”不但记性良好，恐怕还是半个元明史的专家呢！不然，一般农民脑子里怎么会把“天历”“永乐”这些陌生的词儿储存近六十年（1937—1996）至今言之凿凿？

第二问：据调查，日本人在河湾村并没打什么战役，那刻有“罗本之墓”的石碑，怎么会独遭不幸而“被日本人炸弹所毁”？

第三问：墓志是埋在墓坑中不见天日的，能见到的只有明朝下葬的人与以后挖开墓子的人，“据说曾有墓志”（《山西日报》）是据哪种人说？

第四问：“流他乡”，还是“归居河湾”葬入“罗本之墓”？

新出现的明万历《罗氏族谱原序》说罗贯中“流他乡”。在本人死后二百年做出“流他乡”的结论，应当是指一种其人流落在外，客死他乡，故乡已无棺可盖的情况。这一点与学术界的结论是一致的。可是河湾村又提供了不少与此抵牾的资料：如记载他有老婆，还效法登徙子，和老婆生了五个儿子（或许还有二个女儿——笔者胡猜），还率儿子为建祠堂捐了五钱银子，还留下了16岁时手刻“湖海”二字的砚台，还给罗金生的婶婶家大门的门头板上写了匾额木牌，等等，尔后才抛妻别子，于1364年匆匆忙忙赶到杭州与《续录鬼簿》的作者复会。晚年又“归居老家河湾”。归居老家后，住在“河湾北街”“他的故居”，又排出“供人游艺的迷宫”“九曲黄河阵”；又制了“八仙转桌”的“玄术”“绝技”；又留下了“族谱年久，恐延久图坏，或沦于罔”的续修家谱的原则性指示；最后躺进八卦形的“罗本之墓”中。这能说是“流他乡”吗？编的故事越多，漏洞会越多，是不是？

第四方面 关于那台刻有“湖海”的石砚

第一问：那方石砚历经六百多年，流传二十多代不知多少人之手，“至今还被用着”放在乱人杂手的小铺子里。但考查者看到它并无磨损宛如新置，这岂不怪哉？

第二问：二十多代人视砚台为无价之宝，“可以卖房子，讨吃要饭也不能卖掉这个砚台！”珍爱祖上遗物一至于此，却仅知是“罗家一个大文豪用过的”，而不知大文豪之名之字之号，贯中后代竟愚孝盲从到这个地步，岂不可叹？

第三问：若是在封建时代，有所顾忌，内外有别，秘而不宣，那试问：明万历家谱都堂而皇之，记下了名、记下了字、记下了言论和巨著，生恐突出不够，不昭不彰，你怕什么？想隐瞒，瞒得了吗？

而到现代、当代，人们尊罗翁为文学史上明星。你嫡系子孙，却不早早公布于众，过过大文豪子孙受人青睐的瘾，而近50年中一直抱的琵琶遮着脸，这又何苦呢？

第四问：直到1996年夏天，正值祁县河湾村抢夺罗贯中的工作还有点歉然不足之时——即当清朝的家谱仅有罗本其名，而突然出现的明万历家谱序言中也只亮出了贯中其字的时候，这方石砚忽然戏剧般地亮了像：开启了木盒子，露出“湖海”来。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名、字、号于是应有尽有，完美无缺。试问，有这样凑巧的事吗？

第五问：16岁起了号，刻在石砚上，外面包上木盒子。这一切似乎专为1996年祁县的好事者预留埋伏。民间流传有诸葛亮碑中套碑，故意让千年后的刘伯温折服的故事；《太原府志》、《徐沟县志》与《祁县志》记载有唐朝的李淳风墓中埋碣，指令后人将其墓从清徐县的同戈站移葬到祁县白圭村的故事。那是神话。罗贯中是否也成了神仙，故意留下砚台，指令后人将他的籍贯从清徐县城关移到祁县的河湾呢？

（王保玉在1997年1月19日罗贯中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原题：《祁县河湾村罗贯中资料20问》。）

2001年5月22日重印时作者附言：学术论争应有绅士风度，而辟谣打假则是另一回事。

2002年8月再印后附诗作结：

夺贯（中）祁清未肯降，志人动笔费评章。

清言有故缺物证，祁证虽全实假诳。

本文附录三：

祁县河湾村罗氏家谱摘要

一、1987年山西省社科院考察所见谱

（一）祁县河湾村《罗氏家谱》

创修原序

粤稽家谱之设，祖宗之来历，后嗣之蕃衍，皆于乎是载之矣。故王者以瓜瓞志；缙绅以布衣志；士庶以农家志，皆不没其所自始，令后人知其所由以生之初也。我祖罗翁讳世者，生于清源，迁于祁土。所生四子，其名失传。是以神图之上有像无名。至三世祖罗翁讳节者，次祖讳元者，三祖失名，所生子息，各各显盛。但恐延久图坏，或沦于罔，不几一失于前，再失于后乎！幸蒙嫡支慈孙等不忍复辙，相寻聚户众，纂修家谱，循其长幼，序其昭穆，令世远人湮，无虞失坠；位置一定，神遐者永无怨恫，后生者以次不紊。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螽斯之祥，愈衍愈繁；斯庆男之庆，弥久弥昌。抚兹子姓，不胜幸甚之至。故不惜一隙之明，聊竭俚才，纂修此录，永垂于无穷矣。

康熙（二十九年）岁次庚午） 庠生 宾；

弟 贤 同纂修，

子 世卿 书

秦

艮 禄 脾

经理人：轩 世芸

尚 论 衣

获

雍正四年正月朔日 重修 经理人： 麻 迁 五福

翥 念 国论

灏 名海 国安

颉 五玉

五英

（二）重修家谱序

自古宗庙明其长幼，序其昭穆，绘像祭享，所以令百世之支脉、后人可一览而知矣。我祖生于清源，迁于祁土，由来久矣。於康熙年间，九世祖生员讳宾，创修家谱。自始祖以至玄、曾，尊卑长幼，循循有序，使后人展簿自明，可谓尽善而尽美矣。不料树大分枝，流长派别，於乾隆三十三年分尽神图，各立家簿，伯、叔祖竟有不录名者！幸赖九世祖创修之功，按家簿犹可阅历稽考。倘世远年湮，不无紊乱，因会阖族，按序重修。叔、伯祖之名有未录者，今已录之。在异乡者，注明其所；以防于考证也。无嗣者以既婚、未婚；改氏者，分别之祥于母氏也。序其昭穆，明其长幼，亡者必有所安也。洁其粢姓，以享以祀，生者所以尽其职也。自今而后，赖祖宗之垂佑，更瓜瓞之绵绵，族姓光大，门庭昌盛，继述者因此而扩充之，虽传之万世而不紊乱云尔。

时道光壬辰（十二）年 孟春月 阖股拜序

忠斌 玉昌 佩旺

经理人： 忠凰 俊广 秉义 语

俊彩

忠瑞 俊儒 书

以上两谱是1987年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孟繁仁在祁县河湾村考察时发现，并拍照片，现抄录于此，以供研究者参考。

二、 1996年河湾村披露的“新发现”谱

1996年报月5日，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正明副院长、研究员孟繁仁根据《太原晚报》报道，通过祁县县委统战部袁钟晋同志的帮助安排，到祁县对新发现的河湾村罗贯中家谱问题进行了调查。在祁县县委统战部部长办公室，观看了祁县通讯组老陈同志拍摄的家谱照片，询问了解了有关发现情况。下午到河湾村进行了实地考察访问，观看了由罗悦琴先生保存的“湖海”置石砚，以及由村民罗悦贤先生提供的《罗氏家谱》残页。以下是考察抄录到的“新发现”的祁县河湾村《罗氏族谱原序》：

粤稽家谱之设，祖宗之来历，后嗣之蕃衍，皆于乎是载之矣。故王者以瓜瓞志；缙绅以布衣志；士庶以农家志，皆不没其所自始，令后人知其所由以生之初也。

据前朝先祖罗翁讳孝祖古谱所载，明源流，寻根本，追原罗氏先祖，夏祝融氏之后也，初封宣城罗国，以国为姓，始有罗族一脉；后迁枝江，为楚所灭。我罗氏先祖周，居长沙，徒房州。汉时晋中山司马选罗女为妃，罗氏一枝，后迁祁土，居河湾，为食邑也。河湾傍昌源河，依麓台山，水贯中而流畅，地毓秀而灵气，祁地罗氏自此始。传凡三代而十二世，分二十二门，有隆、耀、贵、宝、溢、淡、运、亿、祥、云、周、明、福、德、常、训、诲、论、信、满、予、优也。满门寄居会善村也。予孙繁衍，各各显盛。

汉时吾祖罗翁讳襄，徒居四川成都县，奇贷巨贾，其后即后唐时仲祥，青州为仆射，延传一枝，为梗阳祥门也。吾祖罗翁讳宪，讳汉者，镇巴东，后为武陵太守；隋末名将罗艺即此后也；后魏祖罗翁讳节，任太武初侍中，从结弟也，逃代州而不归。本朝初，吾祖讳本，字贯中，徒他乡，有钜著；罗翁讳义精远卫戍居他乡。我朝以来，罗族人才济济，遍布各地，墓志载之，故迹存之。古谱录之。始祖讳熊，名也；二世祖四位，名皆失也，神厨绘有像而无名；三世祖罗翁讳节，次讳元，所生予息，兴哉旺哉。

先祖贯中曾云：族谱年久，恐延久图坏，或沦于罔，不几一失于前，再失于后乎？幸蒙嫡支慈孙等不忍复辙，相寻聚户，纂修家谱，循其长幼，序其昭穆。令其世远人湮，无虑失坠，位置一定。神遐者永无怨恫；后生者以次不紊。神之德之，终故不异惜一隙之明，聊竭俚才，纂修此谱，永垂于无穷矣！

万历三十一年岁次癸卯新科举人罗应宿书

（原序文不分段。为便于对照分析，抄录者予以分段、分笔体打印处理）

家谱保存人：河湾村村民罗巨才；

发现人：祁县磷肥厂杨立仁；拍照人：祁县县委通讯组组长陈××

抄录人：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孟繁仁根据陈组长照片抄录。

抄录时在场人：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正明副院长；清徐县赵玉英部长、郭维忠、焦树志；祁县袁钟晋部长、通讯组陈组长、杨立仁。

抄录地点：祁县县委统战部袁钟晋部长办公室。

抄录时间：1996年9月5日上午11时。

[编辑本段]后人看法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一书作者罗贯中籍贯问题存有多种说法，如山西太原说，山东东原说，浙江钱塘说，浙江慈溪说等。人民网太原6月18日电 记者罗盘报道：日前，由山西省祁县政协组织编写，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祁县政协文史资料《解读罗贯中》正式发行。该书用许多翔实的史料和，介绍了祁县发现罗贯中家谱并证明罗贯中是祁县西支乡河湾村人的全过程。罗贯中作为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鼻祖，是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奇才，他为世人留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许多不朽之作。但他的祖籍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祁县考古爱好者杨立仁等，历时十年，发现了罗贯中的家谱、神轴、砚台、罗氏祠堂等一批珍贵文物，为解开罗贯中祖籍之谜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通过考古专家罗哲文、郑孝燮等一批专家鉴定证明，罗贯中是祁县河湾村人。

罗贯中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过乐府隐语和戏曲，但以小说成就为主。关于他的小说，《西湖游览志馀》称他“编撰小说数十种”，又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作品，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这些作品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就最高。全书以宏大的结构描绘了三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作品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反映了动乱时代人民的痛苦和对清明政治、对仁君的向往，体现了鲜明的“拥刘反曹”倾向。《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语言简洁明快而又生动。它把历史和文学自然结合，有现实的描绘，又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为嘉靖本，最为流行的本子是清朝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修改本。除小说创作外，贾仲名《录鬼簿续编》说他“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他现存戏曲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杂剧的基本思想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类似，描写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希望通过“正三纲、谨五常”来结束奸雄争霸造成的悲惨局面。

不能按上述族谱解释为“小云南”在山东。一是云南省有“小云南”（今祥云县）、“马家庄”、“大树下村”、“叶榆“等地名。如马庄，在祥云县下庄区水盆铺乡驻地东北22公里，《祥云县地名志》载：“旧时为马姓田庄，故名”；马家村，在原下庄区大仓乡驻地姚家村北25公里，《祥云县地名志》载：“马姓在此建村，故名”。可知马庄即“马家庄”。类似“大榆树”的地名，《祥云县地名志》载有“大树下”村，“习称‘大易康’，是易康乡政府驻地。在普淜街北33公里。因村中有几棵大树而得名。”（注27）。大榆树，云南大理有此树种，《云南省志植物志》归为“榆科”（注28）。祥云县今属大理州，大理，古称叶榆，西汉元封二年置叶榆县，“从西汉元封二年至梁末，叶榆一名沿用700余年。叶榆一名，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传》云：‘西至同师以东，北至叶榆’。……故大理至今仍简称‘榆’”（注29）。有可能是居此地的人迁居山东后，记忆祖籍地村庄“大树下”、 “习称‘大易康’”，且大理古称“叶榆”，以音近，《王氏谱书》误为“大榆树’”。二是辽宁省普兰店市劳动局局长谭绩斌主编的《关东谭氏家谱》中《谭姓先祖发祥地及迁移史略》说： “据家书残页记载，到了明成化年间(牟平县地名志说是明隆庆年间)，即14世纪中叶，出于发展生产的需要，移居在小云南下柳河村(十八株柳树下)的谭氏先祖谭兴，也随移民大军，又返回到山东省，居登州府宁海州谭家泊，垦荒种田，发展生产，遂成为第三发祥地。”据《万姓统谱》的考证，巴南（今云南、贵州一带）六姓有谭氏，谭姓云南自古有之，今云南省大理州谭姓人家不少。祥云县（小云南）种柳树的地方也不少，以树木命名的村庄亦不少，如柳树海，在刘厂乡大波那街北22公里，坝区，因水塘（当地称海子）“ 四周长满柳树而得名”。由上可知：上述东北吉林省《马氏家谱》、辽宁省《王氏谱书》所称“山东小云南某地”，是对其先辈祖籍地的叠加、简化记忆，是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山东迁来的，在山东之前，是从（云南省）“小云南” （云南县）迁来的。如《王氏谱书》……原居‘山东小云南大榆树’”，其意为：现居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王姓，是从山东迁来的，在山东之前是从云南省“小云南”（云南县）大榆树等地迁来的；吉林《马氏家谱》所记“山东小云南马家庄”，即吉林马氏先祖来自山东，之前来自云南省“小云南”（云南县）马家庄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翟鹏(1481一1545年)，字扶九(又字志南)，号联峰，生于抚宁县城内。其父翟昊，性温厚，不善理财，家 道贫寒。翟鹏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捷，其母王氏下决心供他读书，自己昼夜纺织，以筹笔砚之资，霍鹏府试，其母割发易银为其拼凑盘缠。明正德三年(公元 1508年)，翟鹏饱学成才，一举考中进士，出任户部主事，转任员外郎，后又出任卫辉府知府，升陕西副使，进按察使。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再升右 金都御史，巡抚宁夏。

　　翟鹏生性耿介刚直，为官清廉，对官场陋习深恶痛绝。他初至卫辉，严禁贿赂，致力于举贤荐能。 翟鹏巡抚宁夏时，边塞防守松弛，朝中无人过问，边官边将任意私占精壮兵卒供自己役使，边塞重地只剩下一些老弱残兵把守。野鸡台一带20余座烟敦孤悬塞 外，翟鹏下令尽数清理被私役的兵丁，恢复了野鸡台一带的守备。此举伤害了一些边官边将的利益，他们对霍鹏怀恨在心。 同年，俺答大举入侵，边塞粮草不足，边民啼饥号寒，翟鹏据实陈请求朝廷赈济，朝廷不但不允，反将翟鹏停俸。在俺答大举入侵时，总兵官赵瑛不能竭力抵敌，致 使百姓涂炭。翟鹏秉公劾奏，反被赵瑛所讦。皇帝大怒，翟鹏被撤职。翟鹏卸任后，回家省亲，在故乡住月余，游览了故乡的名胜古迹，写下了《绿湾蛙静》、《过 芦峰将军墓》、《望联峰山》、《联峰海市》等诗篇，其中《望联峰山》、《联峰海市》两诗，通过赞美联峰山的壮丽景色，抒发了他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大好河山 的真挚感情。 嘉靖二十年八月，俺答又兴师入侵，铁骑直捣山西内地。兵部荐翟鹏复故官，整饬畿辅、山西、河南军务，兼督粮饷。嘉靖二十一年三月，宣大总督黄继祖被罢 职，升翟鹏为兵部右待郎，此间，翟鹏对旧的对敌政策和奖罚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杀降邀功者宜罪”。可是他这次复官仅百日，又因向朝 廷连乞兵饷而被革职。

　　同年七月，俺答又大举入侵山西，杀掠太原、璐安。翟鹏又复宫，兼督山东、河南军务，巡抚以下均受其节制。这次复官后，翟鹏在建设边塞方面建 树颇多，浚壕筑垣，修边墙390余里，增筑新墩292 座，墩堡14座，建营舍1500间，垦回14900余顷，招募新军1500余人，每人给田50亩,节省仓储无数；对边塞守备重新进行了部署，并制定了“战 中有守、守中有战”的战术原则，剔除了以往单纯防御的弊病。其间尚著有《筹边录》畅行于时。嘉靖二十三年三月，因翟鹏退敌有功，擢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 当时严嵩在朝专权，但看到翟鹏是个难得的人才，一心想拢络为私党。他亲手题了一块匾--“尚书府”遣心腹送到翟鹏的故乡。不料翟鹏并不感恩戴德，理事仍秉 公无私，即使是严氏的羽翼也毫不徇私。他这种对上不能逢迎，对下不能迁就的性格，便注定了他宦途坎坷，不能终其位的命运。

　　据县志记载：翟鹏曾有诗云：“唯有寸心悬帝阙，更无尺素达权门”。由此可窥其情怀之一斑。另据翟鹏家谱记载：严嵩的儿子、吏部尚书严世蕃到 山海卫“阅边”时，途经抚宁鼓楼东的“尚书府”顺便到翟府拜访。饮茶间，偶见正堂中悬着一对条幅即翟鹏诗句。当时严氏并未多心，连连夸赞翟鹏的书法功底纯 厚，笔力苍劲，大有气吞长虹之势，待严世蕃事毕回朝又到翟府“道忧”时，突然发现条幅不见了，这时才产生了疑心。从此严翟隔阂日深。嘉靖二十三年正月，皇 帝命翟鹏根除边患(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责效甚急。翟鹏虽竭尽全力往来驱驰，终因八方掣肘，呼唤不灵未能如愿。此时，忌者乘机中 伤，奸党借题诽谤，翟鹏请求罢官，皇帝不允。同年九月，因蓟州巡抚朱方清撒诸路防秋兵，兵部尚书毛伯温并撒宣大三关客兵，俺答遂乘机于十月犯膳房堡，又于 万全破墙而人，由顺圣川至蔚州，犯屠浮峪，直抵完县，京师戒严。皇帝大怒。此时，御史杨本深、兵科戴梦桂又乘机动奏翟鹏逗留，致使敌震畿辅，皇帝遂遣官将 翟鹏逮捕入狱。

　　三个月后，翟鹏被判充军罪。当押解官押翟鹏途经河西务时，被当地百姓所阻，众呼翟尚书冤枉。又将其解回京师，重下诏狱。嘉靖二十四年六月七日辰时卒于狱中。

　　翟鹏死后，民间艺人很快编出影卷，皆有严氏奸党害忠良的情节，后被霍鹏的次子、卫辉通判翟重光得知，花重金收买了影卷。隆庆二年(公元 1568年)，朝廷为翟鹏昭雪，追论前功，复官赐祭，遣永平府知府刘祥谕祭。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四月，翟鹏的曾孙翟凌云等建墓碑于抚宁南关路东， 上镌祭文，言翟鹏督师于重镇，志欲有为，才能应变，屡著忠勋。

　　许碧山(1850一1912年)，本县台营人，后居峪门口，清代有名的民间画家。他工国画善习山水人 物，以渔樵耕读、五子登科见佳，尤以画镜面为长。代表作品为渔樵耕读四扇屏。他的面笔姿健秀，静闲而不俗媚，飘逸而不轻浮，潇洒而不放荡，生态活脱， 堪为妙称，赢得了世人的赞誉。从现在的《教五子》反《乱桎忘世》中可见一斑。 少年时代，他特别喜爱丹青佳作，把收集到的画裱贴四壁，悉心揣摩。白日自不必言，到晚上，也要躺在炕上贪恋地望上一阵，从此他开始学习画面。一天早晨，他 端着饭碗在门前石板上吃饭时，看到一行仙鹤振翅冲向旭日，几棵红染的劲松摇枝舞干，不禁神思于怀，用手中的筷子在地上作起画来直到他的耳朵被母亲揪得生痛时，他才看到饭碗碎裂在地上。有一次他随父赶台营庙会，庙会上人山人海，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而他却独独对一白发画匠发起楞来。老者见他如此痴 迷，便和他交谈起来。老人发现他聪明伶俐，临别郑重地送给他一管祖传狼毫，把镌在上面的“腹吞百毫，手生万象”指给他看。碧山点头会意，拱手拜谢。笔耕生 涯的艰辛，磨炼了他的意志。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广收博取，排劣存优，别出一格，独树一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然而世事昏暗。任凭千里马铁蹄生风，也只 能声匿沼池，更何况他不愿为人所识，讨得更多的麻烦呢。为此，他常常过着流浪生活，靠穷苦父老的微细酬劳勉强度日。几管纤毫，一方墨砚，伴着他走遍祖国的 名山大川，遍访丹青高手。一次，他到北京游玩览胜，正值抚宁县小李庄的王庚阳赴京赶考。王庚阳听说他在京，便设法找到他，说自己画艺不佳，求他代画一张 (当时，考试须入场作策论三篇、律诗二首、画卷一幅)蒙混过关。许碧山念及乡里之惰，便允诺了。可是没有想到，那幅画被献媚的宦官呈给了慈禧太后。太后 看罢赞不绝口，命王庚阳再画两幅。王庚阳忙去店中找许碧山，却扑了空，原来许碧山二日前巳返回抚宁老家去了。因太监催促太急，王庚阳只得竭尽吃奶功力作 画，怎奈画技迥异，马牛好识，王庚阳被传进宫去质问时，只得实说原委。不料慈禧太后转怒为喜，命王庚阳把许碧山寻来为她画像。许碧山听王庚阳说明经过， 苦苦叹息，还是随王进宫了。几日后，许碧山的另两幅作品被送进宫去，慈禧见画欣喜非常，宣他进宫，命他为自己画像。从此，他的画的署名便由碧山改成了 “昨非”。 王庚阳在科考中名中进士，官至上海道。他在榆关镇开设了一个镜子铺，请许碧山画镜面。许碧山画的山水人物栩栩如生，跃然活脱，官吏乡民竞相购买，凡有幸购得者则视为奇珍，悉心保存，引以为荣。

　　杨德生(1866-1941)，抚宁县前石河村人，幼年随父去沈阳从商。此时正值冀东皮影班在沈阳活 动，杨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皮影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时常出入影棚与影界人士交往，天长日久，耳濡目染，渐渐对影人雕刻技艺有所领悟。后来他毅然弃 商从艺，开始练习画草图。剪图案，几千幅头插、戳子、坐骑道具等图案，在他的心血和酷爱滋润下诞生了。而后，他开始操刀练功，晨昏寒暑，潜心艺事，百折不 能夺其志，复经过名人指点，其作品在整体布局的完美和人物性格的表现上，逐步达到了神采飞扬、气韵感人的地步，被行家里手誉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品。 然而，他从不固步自封，无休止的追求和探索，使他的刀法日趋娴熟，构图更加清新而又不失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唐山皮影流派遗韵。 杨德生到中年时期，在影人雕刻艺术上已造诣颇深，人称北派高手，且自成面目。其作品风靡京东及东北名家影棚。著名影界艺人李秀影棚的全部片子，皆委托杨德 生刻制。由于他的作品刀法游润，装饰富丽，工艺精美，造型生动，富于典型化、性格化，深为影界欢迎。 为全面继承和发展唐山皮影流派的独特风格，杨德生善于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去劣扬优。他晚年绘制了几千幅影人图案，并装订成册。可惜今已大部散失，只留 下少量烤图，被市群艺馆购得收藏。

　　王增（1873一1958年)，原籍河北省高阳县人，9岁时随祖父王聚贤来抚宁落 户。全家典房居住，以煮猪头为业。起初日煮一两个，通过刻苦钻研技术，精心制作，味道越来越好，销量大增，后发展到日煮十余个。 王聚贤是保定府口音，说话呔，他每天将煮好的熟肉背到鼓楼根下叫卖：“烧肠、烧肉喔!”当地人听不清字音，误听为“髦肉喔”。天长日久，人们便唤他“老 髦”，他煮的肉得名“老髦肉”。 1917年后，王增继承祖父遗业，继续开设“老髦肉铺”。因“老髦肉”味美适口，肥肉不腻，颇受顾客赞誉，连奉军大帅张作霖也经常派人来关内购买“老髦 肉”用以馈赠亲友。因此，“老髦肉”驰名东北三省及京津一带。“老髦肉”的加工制作非常讲究，选肉严格，不鲜的不要，过肥的不要，清洗认真，不得留下残存 毛根，猪肉和猪头、下水配比适量，确保老汤纯净。

　　张墨林(1880一1958年)，字砚樵，本县留守营乡张各庄桥西人，家有良田百亩，其父经商，为教子成才，聘一老秀 才为师，在家教墨林兄弟读写诗文。墨林酷爱绘画，12岁习画，到20岁已很有名气，尤其善画花鸟人物山水，无论工笔写意均颇有功底。在技法上，他潜心继 承明清以来山水画的优良传统。他绘制的“百蝶图”活脱超俗，独具风格，被世人誉为杰作。墨林善言强记，视钱财如粪土，青年时期即开始周游东北各地，以绘画 为生。1920年他进京游览，在邮电局长家作画。彼时邮电局长的弟弟正在北京艺术学校学习美术，看到张氏的山水画作品后赞叹不止，并将墨林介绍给正在北京 艺术学校执教的齐白石先生，张氏很受齐先生赏识。事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齐白石谈到中国绘画流派时说：“现在能继承清代四王风韵者，唯有冀东张某(指 张墨林)一人。”

　　翟秉均(1893一1973年)，又名静修，字启亭，本县城关人。翟秉均幼年入抚宁城内“南学”读书，后考入直隶省 第三师范学堂，毕业后受聘于抚宁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在教学实践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取了学生的尊敬及校方的重视，升任县立完全小学校长之职。翟秉 均任职期间任人为贤，善于调动同仁智慧，以能者为师，从不独断专行。在教学方面，他坚信“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他强调教师背课、授课、批改作业、课 堂提问、审阅试卷一丝不苟，倡导教师诲人不倦。翟霍秉均家住城里却常在学校住宿，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教育事业。他经济拮据，但竭尽全力资助贫困学生， 给学生买书买本。在严寒的冬季，他常把离校远的学生带回家去，给他们热饭、烧汤。翟秉均接受先进思想，勇于走向社会，宣传男女都应识字，公开同“女子 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挑战。在本校，他毅然决定同年级男女合班，顶住了某些所谓“有伤大雅”的议论，这在全县首开第一例。翟秉均领导下的抚宁县完全 小学在文化、体育、美术诸方面在全县均名列前茅，学校成绩展室里的银杯、银盾、锦旗、奖镜、奖状琳琅满目。省长、县长曾颁发给翟秉均个人以“教师楷 模”、“治校有方”的奖状。1941年翟秉均升任为抚宁初级中学校长。就任后，他精心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择优聘请教师，充实教学设备，扩充班级数量， 使教学工作井然有序，成绩显著。国民党军队侵占抚宁后，国民党县党部企图利用他在广大人民中的威望动员他入党并兼任第一区党支部书记，他坚决拒绝 了。1946年他毅然辞去县立初级中学校长的职务,携眷属离开抚宁到蒋营小学教书。1954年，翟秉均被选为抚宁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抚宁 并入秦皇岛市，他又被吸收为市政协委员。翟秉均从事教育工作多年，为祖国培养了大量人才。

　　李辑伍(1893一1962年)又名尚文、铁山，本县曹东庄乡后石河村人。青年时期从事教育事业，1921年参与 创办抚宁县第一所私立女子小学(城内西街)。1942年任乡中心小学校长期间，参加抗日地下活动。1947年调专署皮影社做编辑工作，著有《李自成》、 《水泊梁山队》、《大八义》、《红娘子》、《五峰会》、《家仇国害》、《打锦州》、《打四平》、《震冤塔》、《打输关》、《抓特务》、《平狗坟》、 《清算复仇》、《黄河蒋灾记》等影本，《高树勋起义》为其代表作。还有配合宣传工作编写的小型影本和快板，有的剧本现在仍在演唱。1954年调抚宁县 后，被选为抚宁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抚宁县第一文化馆馆长，后又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县人民政府委员。1962年2月病逝。

　　杜万林(1896一1969年)，河北省丰润县赵子庄人，后迁居本县牛头崖村，杜氏自幼家道贫寒，少时打草拾柴，稍长 以理发为业，因其酷爱祖国传统医学，发奋钻研正骨、按摩、治疗眼疾，后经名师指点，加之本人力图进取，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终于达到了医术精湛的地步。 起初，他只在本地行医，为乡民解除痛苦，先后治愈多人，次后名声远扬，不远千里前来就医者日多，往往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杜万林看病不为发财，有钱无钱 先治病。杜万林看病从不分亲疏远近、显贵贫贱，凡前来就医者，均能受到热情接待，精心治疗。 杜万林从医30多年，接待了来自17个省市的患者，治愈者无数，直到他去世以后，慕名而来投医的外地患者还为数不少。 建国后杜万林被人民政府聘为医师，曾任牛头崖医院副院长。1959年当选为县人民代表。杜万林担任副院长后，时常有外地人前来就医。杜万林由于工作积 极，在医术上有较深的造诣，深受患者爱戴，1960年被推选出席了全国群英会。杜万林在“四清”运动中受到打击，给其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回 家。打倒“四人帮”后始得昭雪。

　　赵会(1899--1945年)，本县城关西街人，冀东著名琐呐演奏家。因排行第二，人称“赵二”。 赵会自幼从父学习唢呐。其父赵永发系清代在本县衙供职的最后一任官琐呐。1942年赵会到吉林省蛟河“万清鼓乐屋”搭班活动，不久又投奔其义子崔占春 转入吉林市“北窑屋鼓乐房”。 赵会是三四十年代冀东鼓吹乐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他与冀东一代琐呐名家金财(迁安县人，号“金铁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