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并没有潘仁美，其原型是潘美。

潘美葬在哪里从现记载看有五种说法：

1、山西省盂县潘家令村。据网上《山西历史地名（三）》介绍：潘美墓在盂县潘家令村西半坡上，碑刻“宋潘太师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天津市宁河县潘庄镇 。 据网上《宁河潘庄优越地理位置带来发展生机》等介绍，宁河县潘庄镇有潘美墓。该文载：“北宋年间（960年），潘美为帅平定海内，宋太祖便将监官庄赏赐给潘美为封地，故改名为“潘美庄”，后称为潘庄。清载：‘村有古冢，士人呼为潘美墓。’”

3、葬江南。这是有的潘氏家谱载。

4、葬洛阳。湖南中方潘氏家谱载,天圣三年秋七月，宋·范仲淹为美公题的碑记中称美葬洛阳。

5、河南府（洛阳）西。这是清嘉庆《洛阳县志》记载。杜大珪(宋)编《名臣碑传琬琰集潘武惠公美传实録》中说潘美卒，“废朝二日，赠中书令、谥武惠。中使护其丧归葬洛阳。”《河南洛阳县志》也记载，葬于洛阳一带的有石守信、曹彬、寇准、范仲淹等宋代达官显贵人物，可见潘美作为一品官，其葬洛阳当可信。

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812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市)、500个县(市)。

其中：河南106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29县(市)，山东92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62县(市)，映西、甘肃、宇夏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古8长(市)，辽宁11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扩展资料：

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中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

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前 言

蔺氏是一个古老的姓氏,自韩康得姓至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真实反映蔺氏二千多年的沧桑历史，全面再现蔺氏人的创业成就，是五十万蔺氏儿女的良久夙愿。

为了写一本蔺氏的小册子，6年来，我北上南下东征西进，遗憾的是因为资料的严重缺憾，几次动笔几次搁浅。是姓氏文化热不停的 了我，是全国各地蔺姓宗亲的热情鼓励了我，一次又一次的把笔拿起来。欣慰的是，经过半年的整理，《蔺姓源流》终于同大家见面了。她像一枝迟开的花朵，姗姗来到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百家姓”花园，也许她并不美丽，但我希望能受到大家欢迎。

由于自己学识浅陋，水平有限，兼之资料欠缺，也因为第四届蔺氏网站会议在即，时间仓促，所以来不及补充更多的史料，也来不及对已形成的草稿做进一步的加工，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取舍失当，或亦有之，祈请族人不另指正。

从历史的角度看，蔺氏是一座富矿，一本厚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当然也不可能穷尽蔺氏的方方面面。倘能引发更多的有关蔺氏的文章或书籍，那将是我最大的心愿。

小册子在筹备、编写、出版过程中，吸收了众多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各界朋友的积极支持，特别是内蒙古蔺氏族人的热心赞助，终使我梦想成真。在此，我谨向你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愿这本小册子问世后，能激励族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智尽力，浇和谐社会之花，建功立业，结经济腾飞之果，为蔺姓家族续写出新的更加辉煌的篇章。

蔺朝国

2005年4月于和平寓所

蔺姓源流

第一章 姬姓后裔，食邑得姓

第一节 “根”在何处，蔺姓远祖

第二节 韩氏显贵、忠义之臣

第三节 韩康有功，食采于蔺

第二章 股肱之臣，蔺姓骄傲

第一节 历代名人咏相如

第二节 蔺相如的辉煌史迹

第三节 蔺相如的传说

第三章 蔺氏名人，光耀史册

第一节 蔺氏古代名人简介

第二节 蔺氏近现代名人简介

第四章 星光灿烂，蔺姓英杰

第一节 蔺氏古代名人录

第二节 蔺氏烈士录

第三节 蔺氏当代名人录

第五章 蔺氏文化，万世流芳

第一节 郡望堂号

第二节 文化遗址

第三节 成语典故

第六章 久怀慕蔺，百家争鸣

第一节 我与蔺相如研究

第二节 蔺相如祖先考

第三节 蔺相如墓冢何处觅

第四节 千古蔺墓草青青——蔺相如墓地游踪

第五节 依托蔺相如墓地，把蔺相如名人效应做大做强的思考

第六节 北贾璧蔺氏溯源

第七节 赵都寻“蔺”记

第八节 蔺相如出生地考

第九节 长凝蔺相祠

第十节 蔺相如故里寻踪 上篇

第十一节 蔺相如故里寻踪 下篇

第十二节 从蔺相如看《史记》

第十三节 浅论蔺相如与周瑜—-谈肚量

第十四节 浅论廉颇与蔺相如—-谈团结

第十五节 司马相如与蔺相如

第七章 其它

第一节 蔺氏宗族分布情况

第二节 蔺姓地名

第三节 蔺氏改姓

第四节 他姓改蔺

第五节 有关蔺的植物、酒类、公司

附录：

1、北贾壁蔺氏宗族与民俗

2、北贾壁蔺氏宗谱、字辈

第一章 姬姓后裔，食邑得姓

第一节“根”在何处，蔺姓远祖

据笔者考，蔺姓出自韩姓，而韩姓又出自姬姓。蔺姓乃是黄帝的后裔。

相传，我们的始祖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得姓的有十二人，分别为姬、酉、祁、己、任、滕、箴、荀、僖、姞、儇、依十二姓。黄帝居住在轩辕丘，娶西陵氏女嫘祖为妻。嫘祖是黄帝的正妻，曾经生下两个儿子：玄器、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为妻生下高阳，高阳就是后来人们习称的颛顼帝。颛顼逝世后，由玄嚣的孙子高辛登位，高辛就是后来人们习称的帝喾。他是黄帝的曾孙。他的父亲是蟜极，蟜极的父亲是玄嚣，玄嚣的父亲便是黄帝。蔺姓便是由帝喾这一支演变而来的。

谈起蔺姓的演变，不得不提起后稷。后稷是黄帝的曾孙。他的母亲是帝喾的元妃姜嫄。关于后稷的身世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有一天，姜嫄来到野外，看见地上有巨人的脚印，很是好奇，想踏进去试试，刚一踏进去，就感到腹内剧烈震动，像怀了孕一样。过了一年，生下一个儿子。姜嫄认为这个儿子来历不明，很不吉利，就把他抛弃在一个小巷里，但牛马经过小巷时，却避而不跺。又把他放到树林里，恰好有好多人。因此姜嫄又把他扔到水沟的冰面上。一群飞鸟又用翅膀覆盖和衬垫着他。姜嫄觉得他很神奇，才将他收养起来抚育成人。因为姜嫄屡次将其抛弃。所以给他起名叫弃。弃在儿童时代就很出类拔萃。做游戏时喜欢种麻和豆子，而且经他所种的植物长得非常好。弃长大以后，很喜欢耕田种地。并且能够因地制宜，经他所种的植物连年丰收。帝舜发现了他的农业才能，任命他为农师，在弃的精心管理下，农业连年丰收，帝舜很高兴，封他为有邰氏的国君，号曰后稷，居住在豳地(今陕西省栒邑县西部地区)，并让他另姓姬。

后稷的第十二世孙古公亶父继承祖先的遗业，并且能够积德行义，深受国人爱戴。古公 亶父在位期间，戎狄族入侵，全国百姓要求群起应战。古公亶父不忍使百姓深受战乱之苦，主动离开豳地，迁到岐下(今陕西岐山县东北)，豳人感其仁德，举国扶老携幼追随古公亶父于岐下。旁国的百姓。感念古公亶父的仁德，也都来归顺他。古公亶父在岐山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戎狄风俗，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设立官吏，使其国逐渐强盛起来。古公亶父的孙子昌，也就是我们习称的西伯侯姬昌（后来被武王追封为周文王）敬老慈少，礼贤下士。在西伯侯的治理下，他的诸侯国更加强盛。这个时候，商纣王宠爱妲己，整日沉迷女色，昏庸无道。他的臣子崇侯虎上奏纣王:“西伯积善累德，诸侯向之，将不利于帝。”于是纣王下令将西伯侯囚于羑里。西伯侯的臣子闳夭等人以美女、奇物、良马将其赎回。西伯侯的儿子姬发即后来的周武王，经过牧野之战，打败商纣王，灭商建周，定都于镐(今陕西西安沣水东岸)。周武王逝世后，他的儿子诵继位，也就是周成王（周成王年幼）。一天，他和三弟叔虞做游戏，把一片桐叶递给叔虞。接着随便开了一句玩笑，说：“这个给你，封你为侯。”这一游戏之语被一旁的史官史俟听到，并记录了下来，因为“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成王无奈，只得册封叔虞，将其封于“唐”，后称其“唐叔虞”。叔虞的儿子燮又被封于晋，成为晋侯。晋侯的七世孙费王即晋穆侯。晋穆侯四年，娶齐女姜氏为夫人，生太子仇、少子成师。仇后来做了晋文侯，他的儿子伯做了昭侯。晋昭侯元年，封晋文侯的弟弟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曲沃桓叔之孙称后来做了曲沃武公。曲沃武公灭晋文侯的六世孙缗而自立，即晋武公。晋武公灭掉周成王的弟弟(名失传)所建立的韩国(也为周分封的诸侯国)封其小叔叔姬万(又名毕万)于韩，称为韩武子。韩武子的曾孙韩厥以封邑为氏，称韩氏，当时的韩地在今陕西省韩城市附近的地方。韩氏一直在晋国被列为公卿。至春秋末战国初，韩厥的玄孙韩康食采于蔺(今山西离石县)，以封邑为氏，称蔺氏。

由上所考，蔺姓出自韩姓，而韩姓则出自姬姓。

黄帝

│娶嫘祖生

玄嚣

│

娇极

│

帝喾

│娶姜 生

后稷（始得姬姓）

│下传三世

公刘（周道之兴自公刘始）

│下传九世

古公亶父（武王追封其为太王）

太伯 虞仲 季历（武王追封其为王季）

│娶妻太任

昌（西伯侯姬昌追封其为文王）

│

发（武王灭纣建周）

（周成王）诵 唐叔虞（周成王桐叶封弟叔虞于唐）

│

唐叔子燮（晋国的开国之君）

│下传七世

费王（晋穆侯）

娶齐女姜氏

（晋文侯）仇 成师（昭候元年封成师于曲沃号桓叔）

（晋昭侯） 伯

历三世 历二世

（晋哀候）光

小子候 缗

称（曲沃武公）

晋武公

第二节 韩氏显贵 忠义之臣

由上一节的分析，我们可知韩氏的祖先本来与周同姓，姓姬氏。后来韩的后裔姬万由于帮助曲沃武公夺得晋君的地位有功，被封在韩原，世称韩武子。武子后三代而有韩厥，自此该支姬姓子民因封为姓，这就是韩氏的起源。而韩厥就是韩氏的第一人，韩氏的显贵也是从韩厥开始的。

韩氏的显贵与赵氏息息相关。晋灵公在位期间，赵盾为国政，韩厥的父亲是赵家的门客，韩厥自幼在赵家长大。他少而聪慧，长而忠义，赵盾对其甚是赏识，推荐他作军中司马，负责军法之事。有一次，晋军赴河曲与秦国交战。赵盾亲任中军主将，韩厥任军中司马。三军行列整齐，正在进发，突然有一辆车子冲进了队伍，打乱了行军的行列。韩厥赶来，大声责问驾车的人：“你这是干什么？”那人理直气壮地说：“赵国政忘了带餐具，命令我回城去取， 过行列，我无法过去！”韩厥气愤地说：“打仗的行列，岂能乱闯，执行军法，立即斩首。”那赶车人立即下车求饶：“这确实是国政的命令。”韩厥果断地说：“既然打仗，我就只知道有军法，不知道有国政。”几位将军过来劝说韩厥，韩厥坚决执法。事后，赵盾召见韩厥，大家都为韩厥捏着一把汗。到了将帅的营帐，赵盾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盛情款待韩厥。席中，赵盾亲切地对韩厥说：“举贤任能是我的责任，军中之职，事关江山社稷，国家安危，我推荐你任职又怕你担当不起，所以考验你一下，你能严格执法我就放心了。”从此韩厥在军中威望大增，他对赵盾的知遇之恩也深埋心底。

晋景公继位不久，晋国与楚国为争夺郑国而在邲地（今河南荥阳北）展开了一场战争。当时荀林父为中军主将，赵朔为下军主将，赵同、赵括、赵婴齐为军中大夫。韩厥为军中司马。当晋军走到黄河边上时，才得知郑楚已达成和议，中军主将荀林父主张撤军，军中大夫赵同、赵括、赵婴齐认为“不与楚国交战，晋国就会失掉霸主地位。”赵旃贸然出战，擅自率领部分兵马渡河。韩厥见此情形，甚为着急，便对荀林父说：“赵旃等人孤军深入，势必会失败，你身为元帅，对此要承担责任。不如全军过河接应。”晋军虽然过河，面临来势汹汹的楚军。终因准备不足而大败，晋军在中原的豪气也开始衰弱。晋景公十一年，韩厥与郄克率兵八百乘攻打齐国，大败齐国，重新恢复了晋国的威望。晋景公十四年，晋景公把三军扩充为六军，增加新三军，提升近年在战争中的有功人员。韩厥被提升为新中军主将，位居十二卿之列。赵括为副将，赵旃为新下军的副将，赵朔仍为下军的主将。赵氏人才济济，在十二卿中，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

对赵氏的蒸蒸日上，他的仇家屠岸贾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晋灵公在位期间。赵盾（赵朔的父亲）与屠岸贾同为国之大夫，屠岸贾阿谀奉承，深得晋灵公的宠爱。而赵盾对灵公的暴虐十分不满，屡次进谏。晋灵公十分讨厌赵盾，派人暗杀赵盾。刺客感赵盾之忠义，不忍杀害，自杀身亡。赵盾得以逃离，还未逃离国境，赵盾的弟弟赵穿就在桃园杀死了灵公 (乙丑年)。赵盾被迎回国都。屠岸贾怀恨在心，但是慑于赵盾的威望，不敢贸然行事。晋灵公被杀后，他一直言行唯诺，委屈作人。赵盾、赵穿去世后，屠岸贾又施展他那套阿谀奉承的手腕，获得了晋景公的重用，担任了晋国司寇的要职，掌管国家的刑狱和纠察，他大权在握后，便开始收揽自己的党羽，羽毛渐丰，便开始向赵氏发难。

一天， 晋国境内的梁山（今山西吕梁山）忽然崩塌，山石堵塞了河流，大水泛 滥

成灾。晋景公想请太史占卜一下是什么原因。屠岸贾用金钱贿赂了太史。太史占卜完后，沉思了一下说：“是因为刑罚不公，所以使山河发怒。”晋景公说：“我就位以来，没有用过刑罚，怎么会用刑不公呢？”站在一旁的屠岸贾见时机已到，便走向前提醒说：“刑罚过宽或过严都叫做不公，当年赵盾在桃园杀了晋灵公，晋成公继为后不仅不加以追究，还让他执掌国政。一直到现在，赵氏子孙布满朝中，个个身居高位，象这样怎么能惩戒后人呢？梁山的崩陷，是为晋灵公鸣冤呀！”此事非同小可，晋景公不敢断然下决心，便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大臣屈从屠岸贾的威势，不敢仗义执言，推托其辞，不置可否，只有新中军主将韩厥听了，反驳说：“赵氏世世代代事奉晋国，忠心耿耿，为晋国屡建功勋。晋灵公被杀时，赵盾已逃之在外，晋成公都认为他是没罪的，现在赵盾已死，却要诛杀他的子孙，这不是扰乱朝廷吗！”

晋景公没有采纳韩厥的意见，命人将赵盾弑军的罪状写在版上，交由屠岸贾全权处理。韩厥见大事不好，忙暗中给赵家报信。赵朔说：“我如果逃跑了，必然要嫁祸后人，不如以我的身死来换赵家的清白，我的妻子快要临产了，如果有幸生下男孩，望将军能替我保住这一骨肉，以延续赵氏的血脉，我在九泉之下也感激不尽。”韩厥忙扶起赵朔，伤悲地掉下眼泪：“我韩厥能有今天都是赵家的恩德，你我情同父子，我就是舍命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一早，屠岸贾亲自带兵，将赵氏居住的下宫团团围住，以讨伐叛逆的名义，将赵朔、赵同、赵括及家人杀了个寸草不留。赵朔的妻子是晋成公的姐姐，当时躲避在宫中幸免于难，没过多久，生下一男婴。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又派人到宫中搜查。庄姬将婴儿藏在宽大的裤腿里，未被屠岸贾发现，但屠岸贾并未死心，他一方面严守宫门，一面又发布告示：“有举报赵氏孤儿下落的，赏黄金千两，凡藏匿者全家处斩。”

宫中脱险之后，程婴与公孙杵臼商量说：“今天屠岸贾虽然没有搜出婴儿，但从目前他所造的声势看，绝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再去搜宫，这样下去，赵氏难免绝后之灾。必须想方设法把婴儿偷出宫来，藏到外地，才能保住婴儿的性命。”面对屠岸贾的严防死守，他们最终决定实施调虎离山计，以程婴子代赵氏孤儿由公孙杵臼藏匿于宫外，并由程婴向屠岸贾举报，一切都按计划实施。屠岸贾在程婴的带领下杀死了假孤儿，放松了对宫中的戒备。一日，居住在宫中的庄姬由于整天提心吊胆，身体虚弱，便患了疾病。韩厥看时机已到，趁机找到一个心腹医生装作为庄姬看病，把孩子藏在药箱里送出了宫。程婴与公孙杵臼的计策早已告知韩厥。韩厥救出婴儿后按约定的地点，找到了程婴，把孩子交给了他，程婴夫妇避开都城，远走他乡来到盂山（今山西盂县北）安家落户，精心抚养赵氏孤儿。而韩厥在宫中则无时无刻不在为赵氏复兴寻找机会。时光荏苒，一过就是十五年，赵氏孤儿在程婴的培养下已长成一个文武兼备的人才。有一天，晋景公接待完大臣，回卧室休息，忽然肚子疼起来，而且一阵疼似一阵，景公不禁痛苦地大叫起来，宫人急忙把太医找来，号脉察色，检查多时，也没有诊断出病因，所以也不敢随便下药，晋景公又派人请来卜者占吉凶。韩厥一看到赵家复兴的时机已到，派人串通占卜者。那位卜者早就倾慕赵氏的大名，愿为赵氏复出效力，当即不谋而合。卜者来到后，拿出龟甲用火烧烤，不多时，龟甲便裂出许多缝纹。他眯着眼睛，拿着龟纹，沉吟半响，缓缓说道：“大业的后代承受了冤屈，所以他的冤魂在作怪。”说完便行礼告退了。

晋景公不明白卜者的话意，便询问已升为中军主将的韩厥，韩厥解释说：“相传五帝之中的颛顼帝，有一个名叫女修的后代孙女，女修在织布时，有一只燕子落下一颗蛋，女修吞食了这颗蛋，生下了儿子大业，大业的后代大费曾跟大禹一起治理水患，为民造福。如今大业的后代有两宗，一宗在秦国为嬴姓，一宗在晋国为赵姓，他们对周朝都有过赫赫功绩。”晋景公疑惑地问：“难道大业的后代说的就是赵氏。”韩厥说：“周厉王、周幽王残暴无道，所以赵氏的后代才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从侍奉先君武侯到成公，代代有功，可以这么说，没有赵氏，晋国就不会象今天这样强盛，请君主为自己的国家认真考虑。”晋景公叹息一声，有些绝望地说：“赵氏已被满门抄斩，还有什么方法能挽回吗？”

韩厥内心一阵激动，压低声音，把赵氏孤儿尚存人间的真情告诉了晋景公。晋景公一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病情也似乎好了许多。为了不打草惊蛇，晋景公与韩厥秘密商议了复立赵氏的步骤和措施。韩厥先从盂山把程婴和赵氏孤儿接回都城，藏在宫中。

一天早朝，韩厥约请文武百官到宫中问候晋景公的病情。同时在宫廷内外布置了许多武士，以防意外。问候完毕，晋景公说：“我的病情已经好转，病根也找到了。”大臣们想听缘由。晋景公整衣肃神，从坐椅上站起来说：“是因为对晋国有功的赵氏蒙受冤屈引起的。”这时韩厥把程婴和赵氏孤儿领到大家面前，晋景公恢复了赵家的爵位和封地，并任命救孤有功的程婴为大将军。随后，韩厥带领武士查封了屠府，消灭了屠氏家族，并将屠岸贾的首级祭于赵朔的墓前，为赵氏报了深仇大恨。

在今日邯郸市丛台公园仍保存着为韩厥、程婴、公孙杵臼所建的三忠祠的遗址。三忠祠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邯郸县令卢龙云在丛台时所建的。祀公孙杵臼、程婴、韩厥。后清雍正年间知县郑方坤曾予重修，重修三忠祠时，曾迁址于城西东名观右，郑以为公孙乃赵之门客，程为赵友，韩则同为列卿，“忠”字似未稳妥，遂改名为三义祠。但未沿袭下来，后仍以“三忠”名。清雍正年间，邯郸知县郑方坤在南门外为蔺相如、廉颇、李牧、赵奢建四祠，后俱废。在今日邯郸丛台公园尚保存有为纪念韩厥、程婴、公孙杵臼所建的三忠祠的遗址。1980年10月邯郸市 在“三忠祠”和“四贤祠”的基础上，重建了“七贤祠”，至今祠内尚存有公孙杵臼、程婴、韩厥、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邯郸七贤的塑像七尊。

第三节 韩康有功，食采于蔺

在第一节中，笔者已对蔺姓源流做了考证，经考证我们得知蔺姓出自韩姓，而韩姓又出自姬姓。事实上，这涉及的是一个姓氏的来源问题。根据姓氏学界通常的说法，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万多个姓氏，由于各姓的具体情况不同，姓氏的来源也极为复杂。

大致说来，有以图腾为姓的，如龙姓、熊姓、姒姓、姬姓等；有以官职为姓的，如卜姓、钱姓、司马姓、尹姓等；有以职业为姓的，如张姓、屠姓、顾姓、甄姓、陶姓等；有以山河名称为姓的，如姬姓、姜姓、妫姓等；有以先辈名字为姓的，如兰姓、盖余姓，庆忌姓，烛庸姓等（后三个复姓今天已不常用）；有以排行、辈分为姓的，如伯姓、孟姓、仲姓、叔姓、季姓等；有以父祖名号为姓的，如文姓、武姓，哀姓、康姓、成姓、孔姓等；有以皇帝所赐为姓的，如李姓、朱姓、刘姓、金姓、厉姓等；有以外来姓为姓的，如独孤姓、完颜姓、商姓、王姓等；有以国为姓的，如齐姓、燕姓、赵姓、韩姓、魏姓等；有以居住地和封国所在地为姓的，如郭姓、西门姓、尹姓、常姓、丘姓等；有以某种事物为姓的，如车姓、林姓、李姓、苻姓等；有以数字为姓的，如伍姓、万姓、陆姓、戚姓等；有以季节和时间为姓的，如秋姓、夏姓、月姓、分姓，秒姓等；有以天体气象为姓的，如虹姓、霜姓、昆姓等；有以地形地貌为姓的，如岛姓、岸姓、岭姓、江姓、山姓、田姓等；有以方位为姓的，如东姓、北姓、上姓、左姓、右姓等；有以人体部位为姓的，如耳姓、口姓、皮姓、眼姓等；有以动物名称为姓的，如狗姓、蛇姓、牛姓、羊姓等；有以树木花卉和民间称谓为姓的，如梅姓、兰姓、竹姓、菊姓、花姓、杨姓、柳姓等；有以金属为姓的，如金姓、银姓、铜姓、铁姓、锡姓等；有以朝代为姓的，如宋姓、康姓、元姓、清姓等；有以行政区划为姓的，如省姓、市姓、县姓、乡姓等；有以天干地支为姓的，如甲姓、乙姓、丁姓、丑姓、癸姓等；有以军队编制为姓的，如师姓、班姓、帅姓、兵姓、营姓等；有以文化用品为姓的，如墨姓、砚姓、琴姓等；有以食物为姓的，如米姓、豆姓、糕姓、饭姓等；有以日常用品为姓的，如镜姓、枕姓、盆姓、伞姓、席姓等；有以地名为姓的，如邯郸姓、长沙姓、长兴姓、唐山姓等；有以民族为姓的，如汉姓、满姓等。总之，姓氏的来源是极为复杂的，既有一姓多源的，如尹姓既有来自官职的，也有来自方位的。李姓既有来自事物的，也有来自皇帝所赐的。诸如此类的一姓多源的例子还有很多。当然也有多姓一源的情况，这个较容易理解，笔者不再举例。

那么，蔺姓的来源又出自哪种呢？《中国人名大辞典·姓氏考略》中有如下记载：“蔺，姬姓。晋韩厥玄孙曰康、仕赵，食采于蔺，因以为氏。”这段话告诉我们，蔺姓是姬姓的后裔，确切地说是后稷的后裔。（这在第一节中，笔者已作了论证，这里不再展开）晋国的大臣韩厥的玄孙韩康，在赵国任大夫之职。（一说是由于战国时，韩氏在晋国失势，韩康逃到赵国）被封在蔺邑（地址在今山西离石县，或今陕西省渭南县附近）。于是韩康以地为姓，改韩为蔺，人称蔺康，成为蔺姓始祖。可见，蔺姓是以封地蔺邑为来源的。而蔺邑的得名则源自当地广泛生长的一种植被，它具有狭长中空的长枝，叶生于茎的根部，花侧生于茎之上部。它对环境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不仅节水抗旱，还耐贫 、抗杂草、抗病虫、鼠害。它不仅易管理，还有极强的经济价值，即茎可编席，茎髓可作灯心。它的名字就是蔺草，又称灯心草，马蔺。因此蔺姓的来源也与这种植物息息相关。

附：韩康与韩康子非一人考。

笔者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是因为学界有蔺姓的始祖乃韩康子之说，但在笔者对蔺姓源流的材料进行梳理过程中，发现蔺姓的始祖，乃是韩康而非韩康子。而且韩康与韩康子并非同一人。据《史记·韩世家》可知，韩康子乃是韩庄子的儿子，韩庄子乃是韩简子的儿子，韩简子乃是韩贞子的儿子，韩贞子乃是韩宣子的儿子，而韩宣子乃是韩献子的儿子，韩献子乃是韩厥。由此可知，韩康子乃是韩厥的五世孙。而据《中国人名大辞典·姓名姓略》附录80页考：“蔺、姬姓。晋韩厥玄孙曰康、仕赵。食采于蔺，因以为氏。”与蔺姓得名有关的韩康乃是韩厥的玄孙（即三世孙）。可见韩康与韩康子并非一个人。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我们介绍家乡时喜欢袭用“历史悠久”这样的套话，如果再追问一句：苇泊村的历史究竟“悠”得有多久？这当然是一笔任谁也不容易说清楚的糊涂账，因为苇泊先民没有为后人留下任何详细的历史资料。

唯一可靠的证据是苇泊村的天齐庙现存的石碑等器物。天齐庙始建于何时，已经不可考了，但庙内留有一长方形石盆，其铭刻“大元泰定二年（1325）岁次乙丑年巳月戊戌午时祭。”元泰定帝出生于山西晋邸，后继承父亲晋王之位，是元朝第六位皇帝，他在位时间是从1323年至1328年。1324年泰定帝改元泰定，他在位4年，活了52岁。从泰定元年即1324年至2016年，有692年。据此，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元泰定二年苇泊村东就有了天齐庙。古人移民定居一处，总要修个庙，以祭祖宗敬鬼神，估摸苇泊村的历史大致有700余年。距今700余年是什么朝代？即元朝时期。从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元，至1324泰定元年，有50余年。苇泊村大约是从元朝建立后，才逐渐有人定居于此，几十年间，至泰定年间渐成村落，始于村东天仙台修建天齐庙。

除了苇泊天齐庙的石盆为证之外，另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据就是家谱。家谱或族谱是以血缘亲情为脉络，以姓氏作标记而编就的特殊历史资料，是姓氏的生命史。“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要寻找姓氏的起源、发展和传承的轨迹，从寻找家谱入手；而寻找一个村落的起源、发展、繁衍、变迁，家谱或族谱也是比较客观的依据。苇泊村东头的靳家、韩家、史家等可能是苇泊村较早的原住民。理由有二：一是我曾写了《苇泊村的大街》，说苇泊街“只贯通村子东半边”，且像北斗七星，曲曲弯弯，意即村子整体骨架不太好，显然村西的窑洞是后来迁徙的村民陆续修建的，与村东大街未能融为一体；二是村内几个大姓家族皆有家谱传续。以靳氏家谱为例，据其家谱记载，从迁居苇泊村至今已经25世，古人说的“一世”是30年，那就有700余年历史，正与天齐庙元代石盆记载相吻。

其三是在对父亲的称呼隐藏着历史符号。平定方言称父亲为“大大”(dà da)。称父亲为“大大”是从元代始见于文字，主要是元朝时汉族平民对父亲的称呼。元代张国宝杂剧《罗李郎》：“还不够一两日，他将唾盂儿不见了，必然递盗与他大的拿去。”元朝之前的宋朝，称呼父亲为“父翁”或“爹爹”。陆游有诗句“家祭无忘告乃翁”。不但“大大”，就连“哥哥”这个词也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语言；汉族人称为“家兄”或“兄长”。元代对同辈男子常以“哥哥”相称，中学课本有元杂剧《窦娥冤》，“哥哥”之称随处可见。平定地区同辈男子也习惯于以“哥”相称。元代年长的男性称为“老汉”，也用以自称； 年青的男性则称为“后生”；而“老汉”、“后生”也正是平定一代村民最一般的称呼；已婚女子对丈夫称谓也是“汉”。而宋代，“汉”与“老汉”是对男人与老年男人的蔑称。

其四是从给孩子起名也可看出元朝浓重的痕迹。元代的汉族人起名字比较复杂。首先有小名与大名之分。小名是幼年使用的名字，元朝汉人取小名方法有三：一是取吉利的字样，如福童、安童、喜童等；二是喜欢以动物名为小名，希望孩子容易养活。这样的起名习惯也一直延续下来，我上辈的人中，叫驴小、牛小、狗小、狗孩、牛孩、虎孩、猫妮、狗妮的太多了；三是以数字为小名，经常以父母年齿合计为小名，或以爷爷年齿为小名，如七十、六八、五小、六小等。有专家讲，用数字作人名元代独盛，这应该是元朝老百姓缺乏文化所致。这种取名习惯在苇泊村司空见惯，譬如我父亲弟兄四个，小名依次为福宝、福成、驴小、六七。大名又称官名，是正式的名字，在社会交往中使用。元代人们的大名，有二字，有一字，而以二字居多。元朝起官名中排辈的现象很普遍，即同一辈的人使用同一个字作为标帜。譬如我父亲一辈，“鸿”即兄弟们官名中同用的字。

苇泊村虽然形成于元初，但现在的天齐庙，应当与最初的庙宇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天齐庙存有明正德、崇祯，清顺治等朝的碑记。明正德十一年（1516）重修，清乾隆、嘉庆年间曾修缮，光绪十八年（1892）再次重修并建戏台乐楼。尤其乐楼戏台雕剔精湛，造型优美，没有相应的财力物力，不可能建成；也间接证明此时苇泊村富人渐渐多了。天齐庙在明清两代都进行了“重修”，为何重修呢？是原先的庙宇规模太小，造型不美？还是原先的庙宇毁于战火或自然灾害？我们不得而知。现在的天齐庙是清代光绪十八年的建筑，光绪十八年距今已经120多年了，估摸此时的苇泊村基本形成如今的规模了。因为村西西沟居住的郭氏家族，至今也13世了，也就是将近400年的历史。

为什么我们的先民会举家迁居苇泊村呢？古代百姓的迁徙流动，一是战乱，二是灾害。古代，一有战乱，繁华一点的城镇首当其冲，饱受蹂躏，居民就会离开较为繁华的郡县，向更偏僻的地方移居。唐诗人杜荀鹤所咏“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就是当时的现实。苇泊村古代属于平定州管辖，那时的平定县管辖范围很大，基本囊括如今的昔阳、平定、阳泉、盂县等地。县治所“石艾”在今张庄镇新城村，归属太原郡。后来县治所迁至广阳村（今属昔阳县）。从元至明清，苇泊村距离周边的县府都有百里之遥：距石艾100余里，距昔阳120余里，距寿阳100余里，距井陉150余里。在古代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苇泊村应当属于比较偏僻荒凉之处。幼时听传说，苇泊村天齐庙正殿有根殿梁是砍伐清漾沟中的荆条做的，这当然是夸张，荆条即使生长千年，也长不成殿梁那么粗大；但这恰恰说明修建天齐庙时，此地荒无人烟，荆条都能长成殿梁那么粗大了。

另外，就是北方的旱灾。山西位于华北东部有太行山阻挡，湿润气候难以到达，降水少。地形位于黄土高原上，谷地地形，河流流经此地少。春季气温回升快，蒸发旺盛；多大风，加速水分蒸发。故而，苇泊这片区域十年九旱。譬如，130多年前的光绪三年(1877年)、光绪四年(1878年)，史称“丁戊奇荒”，因为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连续两年毁灭性的旱灾，让有1600多万人的山西，剩下不到900万，饿死和渴死的有500万人。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旱奇灾，古所未见。”(《曾忠襄公奏议》卷8) 。幼时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水窖，每逢下雨，天上下来的雨会从窑洞顶流下来，汇聚在院坝里，再汇入水窖，经沉淀，留作不下雨时候用。文革时我在村里劳动了五年，1971年至1975年，没有一年不抗旱。

苇泊村地势较低，苇泊，顾名思义，芦苇丛生，水泊荡漾；古有“小盆地”之称。在十年九旱的北方，苇泊这块地方起码是不缺水，显然比较适合人们生存。所以，迁居至此的人们越来越多，村民依苇泊河谷由东而西修房建窑，聚族而居，休养生息，繁衍传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