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

施耐庵（1296—1370），原名彦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泰州兴化人。祖籍山东菏泽。舟人之子，生于兴化白驹镇（今盐城大丰），13岁入私塾，19岁中秀才，29岁中举，35岁中进士。35岁至40岁之间官钱塘二载，后与当道不合，复归苏州。至正十六年（1356）六十岁，张士诚据苏，征聘不应；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后流寓江阴，在祝塘镇教书。71岁或72岁迁兴化，旋迁白驹场、施家桥。朱元璋屡征不应；最后居淮安卒，终年74岁。著作是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人物生平

《施氏家簿谱》等有关资料记载

施耐庵

施耐庵祖籍山东菏泽人，据《施氏家谱》等有关资料记载，施耐庵，名彦端，系孔子门生七十二贤之一施之常后裔，父操舟为业，他13岁入浒墅关私塾就读，19岁中秀才，娶季氏为妻，29岁中举人，35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授任钱塘县事，因受不了达鲁花赤（官名）骄横专断，一年后愤而辞官归里，以授徒、著书自遣。

施耐庵避战乱在兴化隐居写《水浒传》

施耐庵因避战乱迁此隐居写《水浒传》。据民间口碑，张士诚起兵反元，在平江（苏州）称吴王，聘施耐庵为军师，后张士诚降元，施耐庵屡谏不从，因而弃官去江阴祝塘东林庵坐馆。朱元璋发兵围攻平江，战乱波及江阴，施耐庵想起先后曾任松江同知和嘉兴路同知的好友顾逖是兴化人。那里地方偏僻，四周环水，交通不便，一向有“自古昭阳（兴化别名）好避兵”之说，于是特意差人给顾逖送去一封信，并附诗一首：

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指昭阳，即兴化）好住家。

愿辟草莱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当时民谣：“李生黄瓜，民皆无家”）

顾逖见信后，马上给施耐庵回信，欢迎他来兴化避难。信中也答诗一首：

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送一笑旧同寅。

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把梁山108将刻画得淋漓尽致

施耐庵接信后，将大弟彦明留在苏州原籍，带了续娶妻子申氏、二弟彦才和门人罗贯中，冒着烽烟，渡江北上，先在兴化顾逖家中暂住，而后由顾逖相助，在兴化以东人烟稀少的海滨白驹场购置了田地房产，在这里隐居著《水浒》，施耐庵结识了许多农夫和盐民，他们生活中的许多故事，成了他创作的素材，经过再创造，以惊人的艺术才能，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108将豪侠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留世资料：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

据这些材料分析：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

武松打虎原型

明初洪武年间，梧塍徐氏九世徐麒(徐霞客高祖)以布衣承诏出使四川，功成辞官回到故里，名扬一时。徐麒请苏州(一说为钱塘即杭州)隐士施耐庵到家里当私塾先生。施耐庵就住在祝塘镇环境幽美的大宅里，边教书边写作《水浒传》，当地人都尊称他为“耐庵公”。

还有很多关于施耐庵的故事。据说，施耐庵《水浒传》中的许多地名，都取之于祝塘附近。如“三打祝家庄”是全书中的重头戏，其实祝家庄就是祝塘镇。小说中武松景阳岗打虎，写得栩栩如生。据说当时施耐庵不过是到大宅里村后的后阳岗散步，见有条黄狗睡在松树下，一名庄丁武阿二把黄狗打跑了。施耐庵回家便以此为原型进行创作，把后阳岗改作景阳岗，黄狗变成吊睛白额大虫（老虎），武阿二成了武松。

相传施耐庵在大宅里坐馆教学时，还经常教学生画画。他要求严格，每次只教一幅人物画，直到学生画好后再教另外一幅。他前后教学生画了108幅。这些画，张张面孔不一样，个个动作不同，神态各异，个性有别。他刻画的108个人物形象，据说就是《水浒传》里的108将。刘伯温先生曾经上了两本，在洪武皇帝前保奏道“施耐庵本领胜臣十倍，若教他做官，一定有好的政绩。”洪武帝准奏，下诏书到江阴召他进京，召了几次，他只推脱有病，把圣旨谢绝了。他有通天的本领，除了做文章，他又会医病、卜易、命相、看风水、打拳等等……。

胶东半岛的海阳地区，素以民间大秧歌而闻名天下。海阳大秧歌自成体系，是北方四大派秧歌之一，它之所以有如此显赫的位置，一是它的历史悠久，二是它的阵容强大，花样繁多。 海阳大秧歌早在明清时期就已兴起，后经当地民间艺人结合民间神话传说与武术、舞蹈动作结合在一起，逐渐演变形成今天的"秧歌"阵势，每年的正月初一至十五，秧歌队走村窜巷，拜乡新，"拉大场"，"摆阵势"，扭得个风风火火，同时，村子里有名望的人，还可以"点秧歌"（即点节目）。海阳秧歌除了扭摆出各种舞蹈姿势外，还可以边唱边舞，有带队的唱，有扮相的唱，好不热闹。因此，"点秧歌"的人除了可以点舞蹈阵势外，还可以点唱。 往年，进村时鸣三眼枪三响，示礼报信，村会率领村民击乐相迎。秧歌队的"乐大夫"则指挥乐队，演员由慢到快，热烈起舞，行"三出三进"礼，每番趋步向前，双手抱拳托伞，躬身行礼，然后进村"拉场"走阵，经"点歌""点阵"后，"乐大夫"致答谢词后，率队行"二龙吐须"、"三出三进"礼告别该村，再到别处演出。 海阳身歌队阵容强大，组合多样，由"执事、乐队、舞队"三部分组成。其中有"三眼枪"、"彩旗"、"乐大夫"、"花鼓"、"村叟"、"家妇"、"渔翁"、"樵夫"、"相公"、"闺秀"、"货郎"、"翠花"、"箍漏匠"、"王大娘"、"丑婆"、"俊小儿"、"霸王鞭"等等。并且，各有各的演法，各有各的唱词，令人叫绝称快。老百姓总结了它的六大特点：一是舞队庞大，歌舞单逗。二是结构严谨，礼仪深重。三是舞则纯舞，唱则逗情。四是即兴扭舞，多样统一。五是走阵多变，布阵巧妙。六是鼓乐清纯，快慢适度。根据这些特点，海阳秧歌形成了形式、内容极其丰富的民间舞蹈艺术。它是我国民间艺术的精粹，也是百姓过大年时一道丰盛的"大菜"。海阳秧歌在胶东这片热土上，红红火火，蓬勃发展起来。(图·文/刘志刚) 相关知识： 海阳大秧歌 海阳秧歌的历史，据现有资料可追溯到明初。凤城镇建设村赵炳书家藏《赵氏谱书》记载：“二世祖赵（通）世袭（大嵩卫）指挥镇 舞诰封武略将军。明洪熙一年，欣逢五世同堂，上赐‘七叶 行祥’金额，悬匾谷旦，诸位指挥偕缙绅光临赐贺，乐舞生闻韶率其创练之秧歌，舞唱于庭，其乐融融”。洪熙一年为公元1425年，可见当时已有秧歌活动于今海阳凤城。据上所述，海阳秧歌是源于汉，创于明，兴于大嵩卫城（今凤城）。 海阳秧歌的兴盛时期大致在清朝中期，即雍正十三年裁大嵩卫设海阳县以后。海阳旧县城凤城，依山傍水，海运方便，是当时海阳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势必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当地有这样一首民谣：“乡下秧歌进了城，先拜娘娘后耍景；正月十五不进城，过日来了撵出城。”说明秧歌当时已成为庆贺节日不可少的活动内容，而凤城已是四乡秧歌的活动中心。 海阳秧歌得以逐步发展、日趋成熟，重要因素之一是它能不断地吸收各种外来艺术的精华，如乾隆三十五年海阳柳树庄人陈英弼编写的秧歌剧《陈老喜劝子跑四川》序中所述：“余随胡公廷章供职邛州，甚爱蜀歌之美，仿做‘跑四川’。教秧歌班演唱”。由此可见，早在二百多年前，海阳秧歌的音乐唱腔就已经借鉴蜀歌了。另外，海阳秧歌中“乐大夫”俗有“螳螂门”、“八卦门”之分，即是指他的舞蹈基本动作汲取了不同拳术套路而形成各自的风格。 海阳秧歌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流派风格。即“大架子秧歌”与“小架子秧歌”。“大架子秧歌”代表了海阳秧歌的基本风格特点，主要流传在海阳东部和南部地区，以颜明玉、王发为优秀代表。“小架子秧歌”流传为海阳西北部地区，除打击乐伴奏外，还配有唢呐、笙、笛等乐器。舞蹈动作不多，以跑阵式为主，俗有“跑秧歌”之说。舞蹈步法主要是“三步一隔”，即走三步、踏一步，当秧歌队串街走阵时，主要是以两竖排队相互交叉走“三步一隔”贯串始终。 海阳秧歌的结构很严谨，队伍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出行时排在最前列的是执事部分，由三眼铳、彩旗、香盘（由会首或副会首端捧）、大锣组成。其次是乐队，有大鼓、大锣、大钹、小钹、堂锣等。随后是舞队，一般扮有各类角色几十人，其中又分为指挥者——乐大夫；集体表演者——花鼓、小女曼；双人表演者——货郎与翠花，箍漏匠与王大娘，丑婆与傻小子，老头与老婆，相公与媳妇等；秧歌剧及戏出杂扮者。 乐大夫是舞队的指挥，左手抱伞，右手执甩子，关于其身份，民间传说不一，有说是一看场佬，反穿皮袄是为御寒，手抱雨伞有祈求风调雨顺之意；也有说是一过路大夫，手执马甩是为了消病去邪。 花鼓一般由十六至二十四名男青年组成，武生扮相，排在队伍前列，为秧歌队开路和打场，单手击鼓，左手虽持鼓槌但不击鼓，只随节奏相应地做动作。 小女曼作乡间姑娘扮相，原与花鼓结对表演，后逐渐脱离花鼓而独立表演。 货郎与翠花。表现乡间小商人串乡走村，村姑挑挑买小百货的生活情节。 箍漏匠与王大娘。民间传说；王大娘是玉皇大帝的女儿旱魃所变，她私自下凡，变成村妇王大娘。箍漏匠是南天门土地神变化，受玉皇大帝之命，到凡间捉拿王大娘归天。艺人选取二人相遇后戏逗打闹、相互周旋的情节，编排成一段双人舞蹈，既可以串街走阵，又可以在演场时单独表演。 丑婆与傻小子。丑婆是乡间老妇扮相，傻小子则是顽皮孩童扮相。二人在秧歌队中不受局限，可随意跑动，逗闹嬉笑，取悦观众。 海阳秧歌的音乐由锣鼓和歌曲两部分组成，以锣鼓伴奏为主。打击乐由大鼓、大锣、大钹、小钹、堂锣等组成。两种主要的锣鼓曲谱慢走阵与快走阵，只是速度不则，而节奏型基本相同，都是三鼓一锣（一板三眼）。歌曲多为民间小调，演唱时，中间进有打击乐插入，其代表曲目为《大夫调》、《跑四川》等，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笛子、笙、二胡等乐器伴奏。 随着社会发展，海阳秧歌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变化，然而，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却始终没有变，人们素以看秧歌、演秧歌为生活中一大乐事。正月间，每当秧歌锣鼓一响，男女老少便蜂拥而至，争相观看，墙头、屋顶、树上……处处挤满人群，“没有秧歌不叫年”，已成为群众的一句口头禅。人们的喜爱为海阳秧歌的延续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海阳秧歌也因而经久不衰，得以继承和发展。几十年来，海阳大秧歌得到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重视和支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赋予了新的活力。1983年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系，把海阳大秧歌正式列为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必修教材，登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坛。 近年来，海阳大秧歌在艺术专家、学者、文化工作者及民间老艺术人的共同努力下，进一步地得到了继承、发展、改革和繁荣，在一系列的大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1994年应邀参加了第四届“中国沈阳国际民间（秧歌）舞蹈节”，以其浓郁的地方特色，质朴豪放的风格和精湛的技艺，在数十个国内外强队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了大赛最高奖——金玫瑰奖。同年12月又荣获了全国“群星奖”银奖。12月份又奉调加了山东省第五届文化艺术节幕式的演出，受到赵志浩、李春亭等省五大班子领导的新切接见和赞扬。1996年12月在山东省首届农民艺术节舞蹈比赛中荣获金奖，96、97年连续二年参加了山东省春节联欢晚会的拍摄演出，1997年海阳市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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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朝时期的苗族人是怎样的状态

唐朝前期，苗族分布的区域向西退缩至今川、黔、湘、鄂连接地带，集中居住区域则是今湘西、黔东连接地带。

唐朝至五代十国时期，苗族中与汉族直接接触较多的部分是分布在今川、黔、湘、鄂连接地带的部分。唐朝和五代的统治者们通过任命当地苗族中的上层分子为羁縻州刺史的方式，来对苗族人民进行统治。

唐朝时期设置的锦州、溪州、巫州、叙州等，都是苗族的聚居区。这一带的苗族中的上层分子便充当了羁縻州刺史。

五代十国时期，楚国马希范有溪、锦等州，仍以溪州彭士愁等为刺史，“立铜柱为界”此时，湘西、黔东一带的苗族已经进人阶级社会，所以唐朝和五代十国的统治者们能够通过苗族内部的统治者们来对苗族人民进行统治。 然而，溪、锦等州苗族内部的氏族或村社组织，依旧明显地存在，所以各羁縻州刺史统辖的是许多氏族或村社。

深人西南腹地的那部分苗族，也是随地组成氏族或村社，既受同区域内大民族统治阶级的支配，又保持自己本民族村的相对独立性。如定居在南诏东南部边境的那部分苗族，就是既受南诏统治阶级的支配，又保有自己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所以他们向南诏统治者们提出要求“立边城自为一国 。

宗教与教育 苗族的主要信仰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苗族传统社会迷信鬼神、盛行巫术。也有一些苗族信仰基督教、天主教。

苗族信仰佛教、道教的极少。 传统地讲，苗族对一些巨形或奇形的自然物，往往认为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因而对其顶礼膜拜，酒肉祭供。

其中比较典型的自然崇拜物有巨石（怪石）、岩洞、大树、山林等。此外，苗族认为一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具有神性或鬼性，苗族语言往往鬼神不分，或者两词并用。

多数情况下，鬼被认为是被遗弃或受委屈的灵魂和工具所变成的，常给人类带来灾难、病痛、瘟疫或其他不幸，比如所谓东方鬼、西方鬼、母猪鬼、吊死鬼、老虎鬼等，被称为恶鬼。 而有灵性的自然现象常被认为是善鬼，具有一定的神性，如山神、谷魂、棉神、风神、雷神、雨神、太阳神、月亮神等。

对于善鬼、恶鬼，苗族人的祭祀之法亦不同。对善鬼有送有迎，祭祀较真诚，对恶鬼则须贿赂哄骗直至驱赶使之远离。

在许多地区，苗族还认为自然界存在许多精怪。 比如牛在厩内以粪便盖身或在厩内打转、将粪踩成圆圈，猪吃猪仔或躺在食槽里，鸭吃鸭蛋，老虎进田，遇到两蛇交尾，母鸡发出公鸡的鸣叫等均属出现了相应的精怪。

在一些苗族地区，人造物崇拜有土地菩萨、土地奶、家神、祭桥、水井等。 土地菩萨苗语叫土地鬼，一般由几块石头垒成，土地屋多为木制或用三块石板搭成，极为简陋，设于寨旁路口处或大路边行人休息处。

家神信仰存在于川黔滇方言的部分苗族中，即在家中设立“家神”偶像。祭桥流行于黔东南大部分地区。

龙也是各地苗族的崇拜和祭祀对象。 图腾崇拜方面。

东部地区许多苗族与瑶族共同崇拜盘瓠（一种神犬）。他们世代传说着“神母犬父”的故事，把盘瓠视为自己的始祖。

中部地区一些苗族认为他们的始祖姜央起源于枫木树心，因而把枫树视为图腾。另有一些地区的苗族以水牛、竹子等为自己的图腾崇拜对象。

普遍地，祖先崇拜在苗族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认为祖先虽然死去，其灵魂却永远与子孙同在，逢年过节必以酒肉供奉，甚至日常饮食也要随时敬奉祖先。

许多地区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祭祖盛典，在湘西有“敲棒棒猪”、“椎牛祭祖”，黔东南有“吃牯脏”，黔中地区叫“敲巴郎”，黔西北、滇东北有打老牛习俗。 其中，黔东南的吃牯脏至今盛行不衰，最为典型。

吃牯脏亦称祭鼓节、鼓社节、鼓藏（牯脏）节，以宗族（鼓社）为单位，每七年或十三年举行一次。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寄居中在木鼓里，祭鼓就是敲击木鼓召唤祖先的灵魂来享用儿孙的供品。

主祭者称为牯脏头，祭品牯脏牛是专门为此而饲养的。 每届祭祀活动前后延续三年之久。

大多数苗族人虔信巫术。主要的巫术活动有过阴、占卜、神明裁判、祭鬼等，此外还有蛊术等。

巫术活动由巫师主持。巫师大多是非职业化的。

他们在前述各种原生性崇拜和巫术活动中起着主持者的角色，有的地方巫师还兼任寨老。 巫师除了熟悉祭祀方法外，大多还能讲述本宗支的谱系、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和迁徙来源的路线，熟悉各种神话传说、古歌古词和民间故事，有的巫师还兼有歌师和舞师的职能。

所以说，巫师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传承人，在苗族社会中充任知识分子的角色。此外，巫师还掌握一定的医术，懂得一些草药，在为人驱鬼的同时，辅以科学的医药手段。

除了这些传统信仰之外，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深入我国内地传教，在滇黔川交界地区、贵州凯里、湖南沅陵等地区有一些苗族群众皈依了基督教，在滇东南有少数苗族信仰天主教。尤其是滇东北、黔西北一带的基督教信仰曾经势头强盛，影响极大。

外国传教使团或者传教士们在苗族地区开设了许多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甚至实施了一些经济发展项目，对于苗族社会的进步、政治地位的改善起到了不可抹灭的作用。著名的牧师有安顺的党居仁、柏格理、张道慧、王树德等，前二者均殉职苗区。

苗。

2描写凯里民族风情园的句子

凯里市位于贵州省东南部苗岭山麓、清水江畔，是国家民委、国家体改委批准的民族自治地方改革开发实验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

全市总面积1306平方公里，总人口42万人，是一个以苗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城市，也是全国41个"绿都"之一凯里设治已有500年历史，早在明清时期曾有"小京州"美称。几百年来，生活在凯里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

凯里山清水秀，景色迷人，是一个多民族大花园，被誉为"苗岭明珠"。凯里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被确立为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旅游中心凯里气候温和，四季宜人，境内有瑶林仙境般的渔洞溶洞，有充满神话传奇色彩的香炉山，有如诗如画的清水江，还有数不清的苗族村寨。

凯里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境内生物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仅医药植物和野生动物种类就达400多种，拥有煤、铁、铅、锌、重晶石、铝钒土、石英石、硅石岩等矿藏，其中硅石中二氧化硅含量高达98%，名列西南之罐。

另外，黔东南州里还有雷山、榕江、黎平和从江几个少数民族风情颇为原始古朴的县。其中雷山县以苗族居多，其余三县都以侗族为主，以侗寨为其特色，花桥和鼓楼则是侗寨的标志性建筑，当您看到了鼓楼，您便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侗寨。

参考文献：中国鼠标旅游网（。

3苗族的故事

编辑本段[民族简介] 史料载，为蚩尤部族后，蚩尤者，炎帝属也，于炎黄一统后背而南下，入百越进入今天的湖南、广西、云南一带居住。

苗族（Miao nationality ），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苗族总人口为：894,0116人，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湖北、海南、广西等省（区）。 苗族聚居的苗岭山脉和武陵山脉气候温和，山环水绕，大小田坝点缀其间。

出产水稻、玉米、谷子、小麦、棉花、烤烟、油菜、油桐等。除此，还蕴藏着丰富的木材资源和矿产资源。

苗族的先祖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代活跃于中原地区的蚩尤部落。商周时期，苗族先民便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三苗国”，从事农业稻作。

苗族在历史上多次迁徙，大致路线是由黄河流域至湘（湖南）、至黔（贵州）、至滇（云南）。 苗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

原先无民族文字，2 0 世纪5 0 年代后期创制了拉丁化拼音文字。现今大部分人通用汉文。

苗族的音乐舞蹈历史悠久，群众喜爱的芦笙舞，技艺很高。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首饰制作等工艺美术，瑰丽多彩，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苗族节日较多，较隆重的节日有过“苗年”、“四月八”、“龙船”节等。 苗族曾经自称“牡”、“蒙”、“摸”、“毛”，有的地区自称“嘎脑”、“果雄”、“带叟”、“答几”等。

他称“长裙苗”、“短裙苗”、“红苗”、“白苗”、“青苗”、“花苗”等。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为苗族。

苗族的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关于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的记载，这就是从黄河流域直到长江中游以南被称为"南蛮"的氏族和部落。苗族没有文字，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

苗族居住在高山地带，以农业为主，农作物有旱稻。包谷，荞子，薯类和豆类，经济作物是麻，一般是自己种麻，自己纺织苗族人民有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如古歌，诗歌、情歌等等。

苗族也善舞蹈，芦笙舞最为流行。 苗族有自己的语言，苗语分三大方言：湘西、黔东和川黔滇。

1956年后，设计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由于苗族与汉族长期交往，有很大一部分苗族兼通汉语并用汉文。

苗族地区以农业为主，以狩猎为辅。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首饰制作等工艺美术瑰丽多彩，驰名中外。

其中，苗族的蜡染工艺已有千年历史。苗族服饰多达一百三十多种，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相媲美。

苗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尤以情歌、酒歌享有盛名。芦笙是苗族最有代表性的乐器。

编辑本段[宗教习俗] 苗族过去信仰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祀奉祖先。“祭鼓节”是苗族民间最大的祭祀活动。

一般是七年一小祭，十三年一大祭。于农历十月至十一月的乙亥日进行，届时要杀一头牯子牛，跳芦笙舞，祭视先人。

食时邀亲朋共聚一堂，以求增进感情，家庭和睦。 苗族的主要信仰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苗族传统社会迷信鬼神、盛行巫术。

也有一些苗族信仰基督教、天主教。苗族信仰佛教、道教的极少。

传统地讲，苗族对一些巨形或奇形的自然物，往往认为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因而对其顶礼膜拜，酒肉祭供。其中比较典型的自然崇拜物有巨石（怪石）、岩洞、大树、山林等。

此外，苗族认为一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具有神性或鬼性，苗族语言往往鬼神不分，或者两词并用。多数情况下，鬼被认为是被遗弃或受委屈的灵魂和工具所变成的，常给人类带来灾难、病痛、瘟疫或其他不幸，比如所谓东方鬼、西方鬼、母猪鬼、吊死鬼、老虎鬼等，被称为恶鬼。

而有灵性的自然现象常被认为是善鬼，具有一定的神性，如山神、谷魂、棉神、风神、雷神、雨神、太阳神、月亮神等。对于善鬼、恶鬼，苗族人的祭祀之法亦不同。

对善鬼有送有迎，祭祀较真诚，对恶鬼则须贿赂哄骗直至驱赶使之远离。 在许多地区，苗族还认为自然界存在许多精怪。

比如牛在厩内以粪便盖身或在厩内打转、将粪踩成圆圈，猪吃猪仔或躺在食槽里，鸭吃鸭蛋，老虎进田，遇到两蛇交尾，母鸡发出公鸡的鸣叫等均属出现了相应的精怪。 在一些苗族地区，人造物崇拜有土地菩萨、土地奶、家神、祭桥、水井等。

土地菩萨苗语叫土地鬼，一般由几块石头垒成，土地屋多为木制或用三块石板搭成，极为简陋，设于寨旁路口处或大路边行人休息处。家神信仰存在于川黔滇方言的部分苗族中，即在家中设立“家神”偶像。

祭桥流行于黔东南大部分地区。龙也是各地苗族的崇拜和祭祀对象。

图腾崇拜方面。东部地区许多苗族与瑶族共同崇拜盘瓠（一种神犬）。

他们世代传说着“神母犬父”的故事，把盘瓠视为自己的始祖。中部地区一些苗族认为他们的始祖姜央起源于枫木树心，因而把枫树视为图腾。

另有一些地区的苗族以水牛、竹子等为自己的图腾崇拜对象。 普遍地，祖先崇拜在苗族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他们认为祖先虽然死去，其灵魂却永远与子孙同在，逢年过节必以酒肉供奉，甚至日常饮食也要随时敬奉祖先。许多地区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祭祖盛典，在湘西有“敲棒棒猪”、“椎牛祭祖”，黔东南有“吃牯脏”，黔中地区叫“敲巴郎”，黔西北、滇东北有打老牛习俗。

其中，黔东南的吃牯。

4苗族有什么歌曲

苗族诗歌讲求音韵，有五言体、七言体、长短句。

语言简练和谐、匀称，通谷易懂，能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是苗族民间文学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使用范围极广。如至亲好友迎来送往，男女间谈情说爱，甚至做媒说亲，调解纠纷，制订乡规民约，教育子女，叙述家谱、家规，有时也用诗歌表达。

劳动时也用诗歌来助兴，劳动之余又借诗歌来消除疲劳。 创世歌：是一种很古老的神话故事歌，主要是叙述天地日月的起源，万物的产生。

这类歌有《开天辟地歌》、《万物起源歌》等。 祖先歌：主要叙述人类的产生，民族的来源和迁徙，如《人类起源歌》、《洪水滔天》等。

这类歌主题思想积极进取，在相当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有史料研究价值。 婚姻歌：反映了苗族由氏族内婚到氏族外婚，由母系制到父系制的演变过程，是研究婚姻史不可多得的材料。

其中较著名的有各地普遍流传的《兄妹结婚》，黔东南的《开亲歌》、《男妇出嫁》、《换嫁歌》（女子换男子出嫁），黔北遵义地区的《接女婿》、《送亲歌》等。 迁徙歌：在苗族中大量存在。

各地苗族都有自己的迁徙史，因而都有自己的迁徙歌。其中著名的有黔东南的《跋山涉水》，松桃、铜仁地区的《修相修玛》，黔西北的《杨鲁话》，贵阳地区的《格罗格桑》等。

松桃和黔东南的迁徙歌，反映场面宏大，表述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斗争的激烈情况。 是一部英雄的史诗，对研究苗族历史很有价值。

理歌、议榔词：反映了苗族古代社会组织情况，主要是叙述各种社会伦理、行为规范，规劝人们去恶从善。 生产劳动歌：各地都有。

其中以黔东南的最为完整，如《刺绣歌》、《种棉歌》、《纺纱织布歌》、《蜡染歌》、《造酒歌》、《造船歌》等。 主题思想积极，多是鼓励人们努力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作品。

苦歌：是叙述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诗歌。有控诉土司压迫的，有控诉地主恶霸的，也有许多是怒斥官府的。

起义斗争歌：又称反歌，多是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和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 如黔东南的，张秀眉之歌》、黔南的《柳天成》、黔西北的《陶新春》，都很有代表性。

这类歌情调激昂，富于战斗精神。 情歌：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时所唱的歌。

用词含蓄优美，富于抒情。有表白式、问答式等，多是托物言情。

由于没有文字，苗族的书面文学，在历史上多用汉文来创作，数量微乎其微。 在建国前仅湖南、川东一带发现较多。

近年来，贵州也陆续发现了一些苗族文人诗文。清康熙年间，今道真县小里梅江贡生张应迁、张应松、张懿德、张满德，一族四人皆有文誉，共著有《荫语山房诗稿》。

锦屏县亮江乡也发现了清代苗族文人龙绍讷的诗文，其中1878年刊印的《亮川集》四卷，收集了作者主要诗词和杂文。 内容多是描写苗乡侗寨的风土人情，有浓烈的乡土风味。

民国年间雷山县著名的苗族学者梁聚五也写了一些诗文。他的政论文充满了被压迫民族的感情，披露了少数民族政治上的无权和经济上的盆困状况。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培养下，苗族开始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创作队伍，涌现了一批苗族作家，他们的著作有许多在国内获奖，有的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受到好评。 在民间文学的研究、搜集、整理、翻译、出版方面，也有一批自己的人才，并取得了许多成就。

音乐 苗族音乐，有民歌曲调、芦笙曲调、唢呐曲调和箫琴曲调等，其中最普遍的是民歌曲调和芦笙曲调。 史歌：多为中老年人演唱，带有朗诵形式，往往是唱一段，道白一段。

歌词也很长，少的有几十行几百行，多的千行万行以上。如《开天辟地歌》、《祖先迁徙歌》、《婚姻根源歌》、《理歌》等等。

史歌以黔东南的最完整，也最有代表性，其曲调浑厚，拍节分明，矫健刚劲。 情歌：是民歌的一种，为青年男女所唱。

曲调很多，旋律柔和优美，调意富于抒情，一般是低声对唱。有些地方如六枝、晴隆的苗族情歌，还具有高吭豪放的特点。

飞歌：以其唱腔高吭、声调宏亮而得名。一般是青年男女交际时对唱。

也有的是劳动之余，为表达心情愉快，即兴独唱，也有多人合唱。 听者虽相隔数百米，也能把歌词听得分明。

这类歌以黔东南地区最为著名。 丧歌：是对老年人正常死亡的一种悼曲。

曲调悲戚，词意凄楚。歌者唱到悲恸时，常常声泪俱下，听者往往泪如泉涌。

黔东南、黔中南、黔西北、黔北等地苗族均有。六盘水苗族的悼歌曲调更为著名。

苗族音乐曲调大多是承袭传统唱法，著名歌手的主要成就不在于曲调的更新，而在于歌词的创作修饰与提高，所以曲调的变化很少。各地都有著名的歌师。

已故的黔东南雷山县苗族歌手唐德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熟练地掌握了苗族传统的古歌和民歌的唱法，能唱好几种民歌曲调。

他创作的歌词有数千首，其中仅苗汉对照新歌就有1300多首。

5民族医药为什么是药物宝库的奇葩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中积累并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体系，是中国乃至世界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 于我国少数民族大多聚居于西南、西北、边疆和贫困地区，使当地的民族医 药和民间医药得到宽容宁静的藏身之地。以云南省为例，云南地处祖国西 南边陲，居住着26个民族，海拔从1 000米到2 000米，蕴藏着6 559种中药 和民族药资源。

特别是具有热带气候特点而又不受台风影响的西双版纳， 有丰富的南药资源，如稀有的龙血树（血竭）、儿茶、诃子、苏木等。近些年来 又引种成功了砂仁、丁香、肉桂、白豆蔻、胖大海等，砂仁产量已占全国产量 80%以上。

云南的道地药材三七，属五加科植物，除有类似人参的作用外， 还有降血脂、降胆固醇、降血压、软化血管、预防癌症、延缓衰老等作用，产量 占全国的80%以上。 优质的天麻、云茯苓、云当归、云木香、云黄连都是传统 的出口品种，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云南的猪苓、山慈菇、石斛、重楼、灵芝等 都是著名的野生优质药材。其中很多是傣药、_药、藏药等民族药，正在成 为许多学者研究开发新药的目标。

在我国西部其他民族地区，特别是藏、蒙、新、桂、宁5个民族自治区和贵、川、青等多民族省，都有和云南相似的特 点，民族医药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西藏、青海都把民族医药的开发列为本 地区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贵州省近几年民族药（主要是苗药）的 生产已占全省医药生产的40%以上。

苗族，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及中西部广 大地区，属温带向亚热带过渡气候。所用药物达数千种之多，常用者约400 种。

代表药物主要有大血藤、小血藤、腊梅根、见血飞、海桐皮、接骨木、白龙 须、骨碎补、马鞭草、杠板归、抱石莲、三角枫等。 青藏高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藏药资源，储量大，而且大都为青藏高原所 独有。

据初步掌握，在青藏高原地区有藏药植物科682属2 200多种； 其中，菌类14科35属50种；蕨类30科55属118种；苔藓类5科5属5种， 还有藏药动物57科111属159种；藏药矿物80多种。 为了发挥藏区的藏药 优势，先后在西藏、青海、甘肃成立了藏药制药厂30多家，年产值达5亿多 元。

有些藏药产品已经远销日本、印度等10多个国家。其中青海金诃藏药 集团开发的“七十味珍珠丸”等4种藏药成为我国唯一获得美国食品与药品 管理局（FDA）认可的产品。

这就让世界走近藏医药，让藏医药走向世界，并 对其进行有益的探索开启了充满希望的大门。 蒙药是在蒙古民族传统医药学基础上，汲取了藏、汉等民族以及古印度 医药学理论的精华而形成的具有民族风格的、独立的医药体系，在我国民族 药中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上，蒙古族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蒙医药学家和著名 的蒙药典籍，其中较有影响的有18世纪的《识药晶鉴》是蒙药的奠基篇，收载 蒙药390种。 同时代的《药物识别》，全书分为四部，共收集药物678种。

19 世纪初，古布拉通尔吉用藏文编著《本草图鉴》，收载蒙药879种，成为今天学 习和研究蒙药的主要经典。现代蒙药发展较快。

据统计，•我国现有蒙 药2 230种。 中国民族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随着我国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必将 促进我国医学科学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促进我国医药文化的繁荣和医 药产业的兴旺，同时为各国替代医学提供更广泛的选择，为世界传统医学的 发展提供经验，为人类的医疗保健作出更大的贡献。

6苗族有哪些文化

苗族的文化 苗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采、风格独特的民间文学和艺术。

民间文学主要有诗歌和传说故事，多以口头传说流传至今。诗歌一般是五言体，间有七言体或自由体，大多只讲调而不押韵，一般曲调简单，变化不大，节奏也不太严格，篇幅长短不拘，分别为古歌、理词、巫歌、苦歌、反歌、情歌和儿歌等。

如《老人开天地》、《九十九个太阳和九十九个月亮》等就是讲述苗族历史的古歌，反映了古代苗族人民与自然界的斗争情景。苗族的诗歌和古老的传说故事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也是研究苗族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苗族是个喜爱歌舞的民族，音乐舞蹈和苗戏等具有悠久历史。史籍上早有男吹芦笙女振铃的记载。

苗族“飞歌”享有盛名，现已作舞台演唱或谱曲演奏。器乐分打击乐和管弦乐两类，以木鼓、皮鼓、铜鼓和芦笙最为驰名；此外还有芒筒、飘琴、口弦琴、木叶和各种箫笛。

舞蹈有芦笙舞、板凳舞、猴儿鼓舞等，以芦笙舞最为普遍，技巧很高，深受国内外赞赏。 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首饰制作等工艺美术，丽多彩。

苗族的蜡染工艺，已有千年历史，解放后已发展到能染彩色图案，并向国外出口。苗族的传统银饰多种多样，包括手钏、项圈、头饰、胸饰、银衣等，花纹雕凿精工，也享有盛名。

苗族人民创立自己的医学，把人体的疾病分为内科36症，外科72疾，治疗方法20余种。石启贵先生著有《苗医验方》、《畜医指南》。

陆科闵著有《苗族药物集》。19世纪末，松桃厅地甲司苗医师龙老二能为孕妇剖腹取出死胎。

治骨折、蛇伤、毒箭射伤、刀枪伤，苗药医有神速之效。苗药多用生药，现采现用。

恩施土家族女儿会，简称恩施女儿会，发端于恩施市的石灰窑和大山顶。两地分别为恩施市东、西两个1800米的高寒山区，两地因分别出产名贵中药材(当归、党参)而成为享誉中外的药王之乡，同时两地也分别孕育了奇特婚俗“女儿会”，而成为女儿会的故乡。此俗一直承传不嬗，迄今已近300年。石灰窑和大山顶均属恩施市辖地，且全市多为土家族，故将人们习惯称呼的女儿会称为“恩施土家族女儿会”。 一、石灰窑女儿会 在离恩施自治州首府恩施市以东140公里的红土乡境内，在海拔1800米的高山上，座落着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石灰窑镇。集镇由两条老街和一条公路形成的新街组成，占地450亩，居住着1500余人。集镇建在万山之中的一个平坝中央，四周拱卫着八座锥形山峰，人们叫它“八仙峰”，“八仙”相向而坐成合围势；中间一条小清河从集镇的吊脚楼下轻轻流过，好似中国象棋中的“楚河汉界”，把似棋盘的小镇东、西分开，因而这个小集镇又叫“棋盘镇”。“八仙”围着“棋盘”，有的对奕，有的观棋，对奕者凝神，观棋者不语，这盘棋千年也下不完。 石灰窑原名不叫石灰窑，也不是现在这个地方。据传，明末以来，曾三迁集镇，前二次均因火灾毁弃，最后一次请阴阳先生测地后建于此地才保留至今。如今的石灰窑，公路通达，镇容改观，集镇经济文化得以繁荣。整齐、宽敞的街道取代了“茅草街”，钢混结构的平房取代了的竹楼茅舍。石灰窑原名“十个棚”。明末清初，这片土地还处于地远山荒，相传本无人耕种。时逢长江、洞庭湖滨、沅水、澧水一带发大水，人们苦于水灾，携家纷纷逃往高山。又值清政府对土司辖地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止“汉不入峒，蛮不出境”，鼓励人们进山开荒，对开垦的土地可“永准为业”。因此，水灾地区的人们纷纷迁入石灰窑开拓田地、挽草为记，先后有张、薛、李、滕、杨、田、覃、曹、黄、王十姓人家在这里搭棚、落户、创业，故称十个棚”。据《施南府志》、《恩施县志》载：“邑民有本户客户之分，本户皆前代土著，客户则乾隆设府后，迁贸而来者”。另据当地石(应为“十”——编者)家坪立于1841年（辛丑年）的朱世太墓碑记载：当地为“湖北施南府恩施县东乡崇宁里十甲十个棚十家坪”。《恩施县志》又载：“编户三里：东曰崇宁里、南曰市郭里、西北曰都亭里。”十个棚即属崇宁里。县志又说：“石灰窑（关隘）地名，同治7年（1868年）既存，是东由鹤峰、长阳、长乐入施藩篱隘口之一（三隘口即眠羊口、锦阳关、石灰窑）。”可见同治年前，石灰窑就是重要集镇。县志又载：“石灰窑，一名十个棚，在红土溪之南60里，距县240里。”足见十个棚即石灰窑无疑。 关于十个棚的称谓，当地还有一说：清中期，反清的白莲教农民军路过这里，在恩施、宣恩边界砍树搭棚，以避风寒，共有十个棚，如大棚、二棚、么棚、曹家棚……现存的老棚在鹤峰县中营乡，头棚、么棚在宣恩县椿木营乡，曹家棚、石家棚、写纸棚在恩施市石灰窑境内。以上各棚都在方圆三、四十公里之间。 据《恩施县地名志》载：石灰窑原名“施鹤要”。据传石灰窑街上的小清河桥头于民国15年（1926年）立一石碑，上书“施鹤要”，一说“施鹤道”。施，即施南府，改土归流后，恩施撤县设府；鹤，即鹤峰州，改土归流后，在鹤峰废土司设州。但无论是施鹤要还是施鹤道，这里过去曾是一条府州（施南府——鹤峰州）“官道”无疑。石灰窑往西240里是施南府，往东120里是鹤峰州。施南至鹤峰的“官道”就从这个小镇中央的石板街穿过。古往今来，坐轿戴顶的、骑马拉兵的、出山赶考的、挑盐背力的无不在这条官道上奔来走去。因有“官道”沟通，石灰窑就成了恩施、建始、鹤峰、宣恩四县边区的物资集散地，也就为以经商为途径，进行寻情觅爱的女儿会创造了条件，于是，在石灰窑这块神奇的地方，土家族女儿会也就应运而生了。 “女儿会”作为一种婚恋节俗，它到底起源于何年，众说纷纭。但有一种起源说为研究人员所共识。即1952年，时任济安区（设在离石灰窑30公里外的双河集镇）人民政府统计助理员的齐书清先生(现市林业局退休干部)，到石灰窑乡开展查田定产、土改复查、填发土地证件等工作。同年12月6日，在石灰窑乡政府（设黄家坪）发现农民协会收缴的地主、富农、乡保人员的旧抄本、家谱、契约以及各种杂志堆积一角。当晚齐书清便一本一本地翻阅。在看到一本民国元年（1912年）黄氏《日用杂志》手抄本时，发现记述有《十个棚女儿会》。大意是说：石灰窑地带在明末清初还处于地远山荒时期，当地本无人居住耕种。时逢江河湖滨水灾频发，清政府鼓励开荒种地，于是灾区难民纷纷逃往高处，挽草为记，开荒种地，建家置产。当时来到石灰窑地方的主要有张、薛、李、滕、杨等十户人家，均在此搭棚建屋，故称“十个棚”。十个棚人家在这里繁衍生息。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开始选举头领，名曰“乡士”，来管理十棚事务，各棚经常聚集一起开会议事，因此这里有人又称“十会窑”。 十个棚姓氏与当地居民世代相处，繁衍生息。当时薛家棚出任一乡士，称“薛乡士”。他经常外出做生意，下扬州，游洞庭，逛九洲。有一年薛乡士远游，于敬“亡人”之前一天即7月11日归家，妻女设酒宴相待。乡士忽唤九女（第9个女儿，名珍珠）道：“明晨（7月12日）你姐妹可理头善装，上街赶场，游玩一日，平时不可。”其妻当即表示不同意，说：女儿家赶场到商埠游玩，成何体统。乡士开导说：“江湖一带女子，当老板，当掌柜，做店员，经商是里手，水上会划船，饭店会厨师，服装会缝纫，能歌善舞，杰女之多，令我钦佩。我要女儿们上街赶场，商埠游玩，增添友谊，见多识广，大有益也。”妻子再无言。于是珍珠等姐妹第二天一早便梳妆打扮一新，上街游玩，顿令街上行人个个惊奇艳羡。自此，每年7月12，趁过月半节之机，“十个棚”的女儿们都学着薛氏女儿的做法，梳理打扮，穿着一新，相邀上街，游玩一日。久而久之，相沿成习。女儿家不可抛头露面，有伤风化的禁锢，便由此打破了。从此，当地青年男女，趁7月12这天，相约上街，无拘无束，眉目传情，互吐爱意，以结良缘。自此，7月12这天，青年男女趋之若鹜，上街赶场络绎不绝，经商贸易也从此兴旺起来，众口皆碑，一时风传开来，7月12的石灰窑集市，便成了“十个棚女儿会”。 二、大山顶女儿会 大山顶位于恩施市板桥镇的西北边陲，离恩施市城区约60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响板溪是大山顶的中心地带，是鄂渝两省市的必经之道。 响板溪，街不过50米，老屋、新屋加起来不过10栋。一条古道从街心穿过，路面全是青石板铺成的甬道，凡挑担的、背力的、过骡马的、赶女儿会的走在上面，就发出“啪啪”的响声，因此名“响板溪”。响板溪街虽然不大，却有一些传奇的故事。数百年前，这里居住着肖家和赵家。肖家有个肖达宽是大山顶的龙头老大，他纠集一班人马，自称三省（边界）总兵。时遇神兵兰天尉，打富济贫，一把火把响板溪街烧了。肖家只有3人在混乱中逃生。以后，肖、赵两家重建响板溪，恢复集市。而这条街道，1976年以前的数百年间，曾是大山顶“女儿会”的发源地。 响板溪女儿会产生于何年，也无确凿考证，通过田野调查和资料显示，大山顶女儿会可以归结为三种说法。一说大山顶盛产党参、天麻等名贵中药材，过去为王、贺两大富豪垄断。因山大人稀，信息闭塞，商品往往积压，为改善经营条件，两家商定举行商品交易会。贺家定在5月初3，王家定在7月初9，这两天放宽男欢女爱的界限，以吸引各地客商前来交易。因赶场的人多为女人，故称女儿会。王家有个“王百万”，家大财大，他的药材销往上海等地，一路免检。田产也很多，他到恩施城不走别人田里过路。王、贺两家经营药材，商定场期，各路男女云集赶场，是为形成女儿会之一说。 一说大山顶肖、王、贺、李、赵五姓人家，为推销药材，商量建集，决定在响板溪兴修街坊，定于5月初3奠基，7月初9竣工。这两天大请宾客商贩前来祝贺，男女欢爱不禁，久之，则形成了这两个场期。为什么把集市建在响板溪？传说与这里的水和庙有关。街西头的石板路边有一股溪水，长年从长满百草药的山中流出，汇集于池，可治百病，尤其可治妇科病。因此，夏天的夜晚有不**女在池中裸浴。久之，响板溪女人裸浴治病就传开了。街的东头，有一座庙，人称“娘娘庙”，或“傩娘庙”(已毁)，是供奉女神的地方。丰富的女性文化，浸透着昔日繁华的响板溪女儿会，生意不好才怪呢？ 一说响板溪街上肖、赵两家开有栈房，给恩施、宣恩、石灰窑等地入川背盐的行人提供食宿，方便附近过端午和月半节的人们购物，两家规定端午节前二天（5月初3）和月半节前三天（7月初9）为场期。场集的形成，为“女儿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赵家娶了一房媳妇，一直没有大名，小名叫夏大妹，现年己84岁。她说，16岁时，她从四川安坪逃荒到大山顶，做了赵家的媳妇，帮着赵家开栈房，接待背力的、赶骡马的过往客人，特别是遇到两个节日，生意更好。退休教师蔡元亨说，50年代，他下放到大山顶劳动，就在夏大妹栈房吃过饭。她是女儿会上的忙人。 5月初3和7月初9这两天，远至江西、陕西、山西、安徽、湖南、四川，近至建始、利川、宣恩、恩施的商人纷纷前往响板溪进行物资交换。山外的日用百货源源不断的运来，山上的中药材又源源不断的运走，长此以往，年复一年。凡女儿会场期这两天，本来就不大的街道往往挤得水泄不通，当地卖小吃的、卖土特产的满街都是。街上挤不下了，就把“街”沿石板溪无限延伸，一直接到山边、路边……当地风俗因商而开放不禁，山妹子可以在交易中寻找意中人，并“以歌为媒”，互定终身；过了门的妇女还可以与自己的情人幽会，约好这天带上粮食和锅碗，在街边三个石头搭口锅，一起卖小吃，做生意，然后在山里搭个棚子过夜，第二天各自回家。也有在街上现认识而中意的，也可进山幽会。据当地老人讲，这里过去还有男女幽会的“公房”。所以人们叫赶“风流场”，赶“野老公场”或“邀妹场”。这一习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被逐渐“打灭”，直到七十年代初，进山驻队的干部还看到街边树林的茅棚里有男女出入。1976年，大山顶由当时的乡转为公社，与县国营药材场实行社场合一，乡场从此搬到离响板溪3公里的公社所在地——堤场去了，场期确定为每旬3、6、9，但传统的5月初3和7月初9仍然比其它场期热闹。足见大山顶女儿会植根于人们心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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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族是我国岭南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海南省中南部的琼中县、白沙县、昌江县、东方市、乐东县、陵水县、保亭县、五指山市、三亚市等七县二市之内，其余散居在海南省的万宁、屯昌、琼海、澄迈、儋州、定安等市县。由于分布地区不同和方言、服饰等的差异，其自称有“伴”、“岐”、“杞”、“美孚”、“本地”等。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黎族人口数为1247814。以农业为主，妇女精于纺织，“黎锦”、“黎单”闻名于世。使用黎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不同地区方言不同。也有不少群众兼通汉语。1957年曾创制拉丁字母形式的黎文方案。 黎族

　　黎族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西汉曾以“骆越”、东汉以“里”、“蛮”，隋唐以“俚”、“僚”等名称泛称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海南岛的黎族先民也包括在这些泛称之内。“黎”这一专有族称始于唐末，到宋代才固定下来，沿用至今。 据考古发现，海南岛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遗址有130处，大约距今五千年左右。史学界和民族学界研究认为，这些新石器遗物的主人是黎族的先民。是黎族先民开发了海南岛。秦汉时期，海南岛同汉王朝关系密切，汉武帝先后数次派兵打开琼岛，设置珠崖、儋耳两郡，部分大陆汉人迁居海南岛，与黎族土著居民杂居。以后，汉族大量移民海南岛。“村人”、苗族和回族也先后迁徙入岛。大量移民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铁器）和生产技术（农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公元l世纪中叶，封建统治渐趋稳固。 南北朝和隋朝初期，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统治更加巩固，俚僚领袖冼夫人起了重要作用。她率领俚僚1000余峒（包括黎族祖先）以及岭南其它越人，先请命于梁朝，后又归属于隋朝。冼夫人深明大义，致力团结，密切了中原与海南岛的关系，促进了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唐宋时期，海南岛与中央王朝关系更加密切，海南岛作为唐朝与南海诸国贸易往来的交通要冲。唐朝十分重视海南岛的统治和开发。黎族地区生产的金、银、珍珠、玳瑁、香料等既作为“贡品”又作为对外贸易产品。与此同时，黎族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成熟。黎族劳动人民也受到日益沉重的奴役和剥削。 宋末元初，杰出的女纺织家黄道婆年轻时因不堪封建家庭虐待逃至崖州，曾在崖州居留40多年（一说30多年），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术，回故乡乌泥泾（今上海县华泾镇）后，在黎族传统纺织工艺基础上加以改进，创造出一套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和技术，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元初，封建统 黎族少女

　　治者采取羁縻政策，任用“峒首”为世袭“万户”、“千户”，加速了黎族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激起黎族人民不断起义。 明、清两代，封建地主经济在黎族社会中已占统治地位，大部分黎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与当地汉族相近，出现了定期的市场和墟场，槟榔、椰子和牛只等成为大宗输往大陆的货物。在五指山腹地则仍保留原始公社残余的共耕制生产方式。

　　编辑本段社会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黎族以农业为主，种植稻、薯、玉米等作物；手工业、渔猎、饲养家畜家禽、采集野生植物是重要的家庭副业，商品生产和贸易不发达。这时黎族地区的社会形态虽是封建社会，但发展不平衡，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占黎族人口和总面积94%以上的一般地区，与当地汉族一样，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地主经济发展比较快。地主阶级通过租佃、高利贷、雇工剥削农民，出现了拥有千亩耕地、千头牛的大地主。另一类是在五指山腹心地带13000多人口的地区，到建国前夕仍保留“合亩制”的生产方式。合亩内部实行家族制领导，生产资料统一使用，成员按严格的分工集体劳动，收获后平均分配。这类地区生产力水平较低下，虽然早已使用从汉区购入的铁制农具，但耕作技术落后，牛踩田、手捻稻、不施肥、刀耕火种仍较普遍，粮食亩产一百多斤。“合亩”（黎语称“纹茂”，意为“大伙做工”）是农业生产的单位，以“亩头为首”，由若干户有血缘关系的“亩众”组合而成。主要生产资料耕地和牛只，基本上是合亩公有和几户伙有，但一律交由合亩统一使用，在亩头主持下进行集体劳动，基本上按户平均分配产品。在一些合亩内，已加入前来投靠的非血缘关系的亩众，亩内的生产资料已大部分归亩头一户占有，对亩众进行各种剥削，原始共耕组织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 建国前，黎族地区还保留“峒”（或称“弓”）的社会组织。有固定的疆界，若有侵犯，往往会引起峒与峒之间的纠纷和械斗。每峒都有一个由长辈充当的峒头，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和调解纷争，较重大的事件则召开全峒会议解决。早期，血缘纽带是峒的组织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统治的加强，峒已成为县以下的行政单位，峒头成了基层统治人物。 1948年初，海南岛大部分黎族地区已获解放，在解放区内进行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黎族地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文教卫生事业得到了很快发展。农村除实行科学种田，提高复种指数，增加产量外，还充分发挥黎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如橡胶、油料、甘蔗、胡椒、咖啡、腰果、水果等。多种经营为黎族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工业生产已形成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1988年，海南岛被批准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以后，其对外开放步伐加快，黎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黎族鼻箫

　　编辑本段文化艺术

　　黎族虽然没有本民族文字，但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其形式活泼，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世代相传。主要包括故事、传说、神话、童话、宗教家谱等。比较著名的有《人龚的起源》、《五指山大仙》、《洪水的传说》、《甘工鸟》、《鹿回头》等。既反映了社会历史，总结生活经验，传播各方面的知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寄托了黎族人民的美好希望和追求。 黎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音乐和舞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间音乐有自己的传统乐器：鼻箫、口弓、叮咚板、独木皮鼓、蛙锣等。民间歌谣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海南汉语作唱词，以黎族民歌韵律为唱腔，称作“汉词黎调”；一种是用黎语作唱词，称为“黎谣正调”。内容多样，有劳动歌、生活歌、情歌、颂歌、仪礼歌、叙事歌、杂歌等。歌者即兴作词、吟唱心曲，引人入胜。并有独唱、对唱、说唱、联唱、领唱等不同形式。曲调旋律，各地区略有不同。 有歌就有舞。黎族人民不仅善唱歌，也爱跳舞，他们的舞蹈来源于生产和生活，来源于对祖先的崇拜。内容主要有生产舞、生活舞和宗教仪礼舞。较著名的舞有《招福舞》、《打柴舞》（竹竿舞/打竹舞）、《舂米舞》等。舞时，往往歌声、打击乐和喊声相融，场面欢快。 黎族的造型艺术，以织锦工艺最为著名。在唐宋时期，黎族的纺织技术就比中原先进。织出的黎锦、黎单闻名于世。他们利用各种不同的纺织工具，从轧棉、弹棉、纺线、染色、理经、织布、刺绣，直到生产出色彩斑斓的锦、被、单、筒裙、花带等，已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生产工艺。而且至今，著名的“崖州被”和“双面绣”，以其技术精巧细密，花色艳丽又富于特色而驰名。此外，黎族的独木器制作和竹藤编织工艺，也十分著名。 现只是一些群众保存有黎族传统服饰及生产、生活工具，棉麻制品有男女上衣、女筒裙、头巾、木棉布料、麻布料、麻被、麻袋等。黎族妇女服饰主要有上衣、下裙和头巾，黎族女上衣长61厘米，腰围55厘米。麻布料长308米，宽25厘米，木棉布料长4米，宽17厘米，麻布料首公上衣，衣为灰色，仿铜纹，黑色浅绿，衣长76厘米，腰围57厘米，衣袖通长115厘米。首饰品有铜耳坠、银耳环、银项圈、铜铃、银手镯、银质袍钮扣、银戒指等。生产、生活工具有木竹藤制品、织锦工具、独木舂血，编压斗笠工具、纺纱工具、园木平耙、藤箩、藤罐、独木凳、捕鱼工具、狞猎工具、箩筐、斗笠、独木牛铃、男女刀篓、陶瓷、陶罐等生产、生活用品。藤罐有一圆形盖子，通体呈褐**，高16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12厘米；捕渔工具用麻的纠维织的，直径58厘米，陶瓷是黎族自己制烧的，褐色，素面完整，肩部有7个乳针钿，口径23厘米，高38厘米，底径22厘米。 女上衣、筒裙、棉质布料、麻质布料、头巾、腰带、彩带等，其中头巾的两侧绣有汉文字，巾长155厘米，宽235厘米。黎族女上衣衣的款式前下摆长，后下摆短，衣胸两侧绣花纹，长55厘米，腰围40厘米，衣袖通长106厘米，筒裙长50厘米，腰围38厘米，棉质布料彩带长4米，宽20厘米，这个彩带是黎族结婚时习惯绕在床顶边。服饰式样都显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首饰品有铜耳坠、铅手镯、银质钮扣、珠子、耳铃、脚镯、项饰、发饰等，铜耳坠顶部有一弯扣，下端一弯勾，橙**，铅质手镯：镯身锻成一簿铅片圈，内平滑，外原两凸起的铅片弯勾而成，表面有绳纹，弦纹。生产、生活工具有藤箱、藤萝、竹笠、鱼笼、露儿叶席、狩猎工具、捕渔工具、多种独木器物等。

　　编辑本段重要节日

　　黎族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儿女成年后即住在屋外的“寮房”里。婚后妻子一经在夫家定居，夫妻便与父母分居别炊。建国前多早婚，由父母作主，但婚前司以自由谈恋爱。盛行婚后不落夫家(婚后新娘返回娘家居住一、二年乃至七、八年后，才定居夫家)的风俗。非婚生子女不受歧视。离婚和寡妇再嫁比较自由。 黎族妇女束髻于脑后，插以箭猪毛或金属、牛骨制成的发簪，披绣花头巾，上衣对襟开襟无扣，尚青色，下穿无褶织绣花纹的统裙，盛装时戴项圈、手镯、脚环、耳环等，有些地方的妇女的耳环多且重，耳根下垂至肩，史称“儋耳”。部分地区居民仍保留古代称为“雕题”的文面、文身风俗，特别是妇女有文身风俗，一般从十二三岁开始至婚前陆续完成，个别有婚后完成的。文身工具是植物刺针、小竹木棒和植物染料。文身的部位主要是脸、颈、胸和四肢等处。不同地区，文身图案差别很大。这种习俗目前已基本消失，仅在偏僻地区能够见到。男子结鬃缠头，上衣无领对襟，下穿前后两幅布的吊檐。这些衣服都以棉、麻为料，自纺自织自染自缝而成。饮食比较简朴，以大米、番薯、玉米为主食，多以狩猎、采集所得为副食，只种少量蔬菜，且多从汉区引种。妇女爱嚼槟榔。住屋多为金字形茅屋，泥糊竹笪为墙。在白沙县偏僻山区和合亩地区还保留屋顶似船篷，地板架空离地的船形屋。

　　三月三爱情节

　　农历三月初三是黎族人民一年一度的盛会日子。会场一般设在开阔的橡胶林里，头上绿叶蔽天，脚下“叶毯”铺地，幽邃、凉爽、安谧。难怪“三月三”就成了当地人自由选择配偶而被称为“爱情节”。传说远古时代，聚居于昌化江畔的黎族百姓遭受了一次大洪灾。只有一对恋人坐在大葫芦瓢里幸免于难，被漂流到燕窝岭边。三月初三，洪水退去，俩人结为夫妻。男耕女织，生儿育女，相濡以沫，辛勤劳作，又渐渐使黎族繁衍发展起来。后人奉他们为祖先，每逢三月三便隆重纪念。节日里男女老少身着盛装，带着糕点、粽子，小伙子们捕鱼，姑娘们做饭烤鱼，然后把祭品供于有天妃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