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东北的人，多数是闯关东过来的。想当年太爷爷一辈或是更上一辈，领着妻儿，挑着挑子奔向东北求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不肯丢下背在身上的家谱。虽然家谱上只是记载家族已逝先人的名字，但那就代表着祖宗，家在祖宗在，祖宗在，家也就在。无论在哪里落脚，每逢春节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代表祖宗的家谱请出，背北朝南，也就是朝着先人家乡的方向供奉起来，以此来寄托对先人的怀念。

时至今日，不但供祖宗的记忆一直还在，祭祖先的传统也一直没丢。

每年腊月二十九或三十，也就是除夕当天一大早，爸爸妈妈就开始张罗供老祖宗。

爸爸准备祭祀用具：拿出家谱掸去灰尘，悬挂在北墙上，粘好祭祀用的对联，上联是“金炉不断千年火”，下联是“玉盏长明万岁灯”，横批是“祖豆千秋永”；家谱下面一般是一口大木柜，在上面摆一对烛台、一个插香碗、四双、六双或者八双红筷子。

妈妈准备上供的食品：用白菜切花刀在水缸里泡成花，再用红纸染上色；把粉条油用油炸成团状，也用红纸点上色；烀好的大块肥肉螺旋着切，做成宝塔的形状；猪肚里面塞上东西，肚头插一根白绿相间的小葱当鼻子做成大象的形状；大小适中的小鲤鱼用油煎到发黄；满满的四小碗米饭，两两对扣到一起，形成圆圆的小山形状；专门蒸一锅上供的馒头，上面要用筷子头沾红印泥点缀上梅花的团图案。

在妈妈准备供品和午饭的这段时间里，爸爸带领我们贴对联和福字。大约中午十点左右，对联贴完了，供品也基本做好了，爸爸妈妈开始摆供品，一切就绪后，点上一炷香。

老祖宗虽然供好了，但实际祖宗还没有回来，需要天黑以后由家人接回来过年。

一点到两点是吃午饭的时间。吃过午饭，为了保证晚上能通宵守岁，大人们一般让孩子们先睡一觉。有的孩子也会先去找小伙伴玩，总之天黑之前尽量都找时间休息。

夜幕降临了，到了家家接神的时间。接神就是接神仙的意思，也就是接自己家的祖先回家过年。民间认为，过年的时候天上地下都放假，只有这个时候自己的祖先才能回来和家人团聚。

接神的地点在村里的十字路口。去接神的时候需要拎一盏灯笼，拿一撮香和一些纸钱。到达十字路口后，把香点燃插在雪地上，再把烧纸点燃烧掉。然后冲着西南方向跪地磕头，嘴里念叨：“老祖宗回家过年了，老祖宗回家过年了”。然后起身，大人拎着灯笼带孩子们往回走。回去的路上不许说话，大概是因为老祖宗跟在身后，怕惊扰了祖先。

回到家中，把蜡烛点上，香点燃，再用铁盘子倒点白酒用火柴点燃，蓝色的火焰燃烧完毕后，爸爸带着我们给祖宗磕头，老祖宗算是正式接回来了。这时候，妈妈煮好了上供的饺子，用盘子盛两盘摆在供桌上，老祖宗吃过年回家后的第一顿饭。因为下午刚吃过饭，一会儿还要吃年夜饭，所以这一顿全家人都象征性地吃几个饺子，算是陪祖先共进晚餐。

这顿饭吃过后，爸爸会和我们打扑克，或者我们去找小伙伴玩，大人们可以乘机休息一会儿，然后又接着准备年夜饭。

夜半子时左右，到了吃年夜饭的时间。年夜饭前，有个“发纸”的环节，这时，万家鞭炮齐鸣，芝麻秆点燃的篝火映彻整个村庄。孩子们会从火中跳过，试图烧去身上的晦气，也会手把门框的上坎，一边抻一边念叨“某某长大高个啦！”。

发完纸，全家人洗手洗脸，洗去过去一年的晦气，然后给祖宗上香、磕头，之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吃年夜饭。

年夜饭结束后，就到了去亲戚家拜祖宗和长辈的环节。在爸爸哥哥带领下来到亲戚家，先到供祖宗的房间给亲戚家的祖宗磕头，嘴里念叨着：“给老祖宗磕头”，就好像不念叨亲戚家的老祖宗就收不到似的。给先人磕头后，紧接着就要给亲戚家的长辈磕头。依然是一边磕头一边念叨：“给舅姥爷磕头”、“给舅姥姥磕头”、“给大叔磕头”、“给大婶磕头”。磕完这家，再去另一家，照例是“给老祖宗磕头”、“给舅爷磕头”、“给舅奶磕头”……

如果除夕夜没有去亲戚家磕头，那么初一也要一大早就去磕头，拜先人拜长辈的仪式绝对不能省略。

那时候磕头拜年，有时长辈会给一元两元的压岁钱。对于孩子来说是那是一笔极大的收入，很可能会让孩子们兴奋一整个正月。

　　唐代时称呼皇帝多用“圣人”，至于和其亲近之人或其近侍则称其为“大家”，有趣的是在唐代，女子称呼其婆婆亦呼为“大家”。至于像唐明皇这样的风流天子，则亲近者俱呼其为“三郎”，而呼太真妃为“娘子”；皇太后自称为“朕”，这个可见《旧唐书·武则天传》中则天登基之前的谈话记录；至于皇太子，则常被左右之人称为“郎君”；而太子、诸王有时自称为“寡人”，这个一可见于顺宗为太子时同王叔文的对话，一可见于《旧唐书·永王璘传》中永王说：“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国公会自称为“孤”，此可见《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时为唐国公的李渊的讲话。

　　而对于太真妃和太子的“娘子”、“郎君”之呼非凭空无据，在唐代，没有“老爷”之称，奴仆称呼男主人为“阿郎”；而称呼少主人为“郎君”；称呼主母和**俱为“娘子”。但是，“娘子”、“郎君”并非只用于奴仆称呼主人，旁人见了女子亦呼其为“娘子”，见了少年女子也有呼为“小娘子”者；年长者也会叫少年人为“郎”或“郎君”，像李白的一句诗中就描写有：一个老人问李白“郎今欲渡缘何事”？然后告诫他“如此风波不可行”。

　　在唐代，称呼相熟悉的男子多以其姓加上行第或最后再加以“郎”呼之，例如，白居易呼元缜为“元九”，唐德宗曾呼陆贽为“陆九”；而称呼女子则多以其姓加行第再加“娘”呼之，例如：“公孙大娘”、“李十二娘”等等叫法。而“萧郎”和“萧娘”作为普遍的代称，早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另外，既讲到了“郎”，另两个称呼也不可不提：当时，女子称呼丈夫的弟弟为“小郎”；而女婿又被称为“郎子”，就如《无双传》中，无双家人从小就戏呼王仙客为“王郎子”。

　　说了这么多，才发现还没有讲到当时的自称。当时的男子多自称为“某”，也有谦称“仆”的，称呼就比较多了。而女子除了像后来的女子那样谦称为“奴”外，更多的是自称为“儿”，同时，也有女子自称为“某”的。

　　在唐代，只有宰相才被称为“相公”，而不像后来那样用的普遍；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相互之间称为“阁老”；刺使被尊称为“使君”；县令的尊称为“明府”；至于县丞等则被称为“少府”。而他们都常被尊称为“明公”。

　　另外，看看唐代官场中的相互称呼和百姓见了皇帝或官员的称呼，就感到那时人们间的关系远较明、清时代更加平等：

　　在唐代，“大人”只是作为父亲的尊称，并不用于称呼地位高于自己的官员，而且下级官员见了上级官员或者百姓见了官员，也并不像后世那样奴颜婢膝。当时，对于官员的称呼普遍是呼其官职的，除非是相熟之人可称其“行第”。宰相见了一个刺使会自称为“某”，而称呼此刺使为“某刺使”或者是“某使君”，而这个刺使对宰相的自称亦是“某”，同样，这个刺使治下之民称呼这个刺使，也是“某刺使”或者是“某使君”，而刺使对百姓的自称亦同百姓对刺使的自称————“某”。同样，对于一个侍郎，无论是其长官或是其下级以至于百姓，俱呼其为“某侍郎”，而对于大理寺卿即使是在狱中待审的囚犯，也是称呼其为“某卿”。即使在公堂之上，百姓若是男子也是自称为“某”，而女子亦自称“儿”同常时一样。

　　例如，像郭子仪这样地位的人，对给他家修墙的工人讲话时，自称为“某”，而工人回话是也自称为“某”。

　　另外，百姓见了皇帝，也同百官一样自称为“臣”，这可见于明皇逃难时和一蓍老的对话，以及德宗出巡时与一农民之谈话。

　　此外，还有我不能十分确定的一点，就是唐代诸王的世子，如果没有另外封号的如何称呼，我疑心是也称为“某太子”的。在《全唐文》中，有“汲太子妃”的文章；而在《旧唐书·肃宗本纪》中，述说肃宗改名字的原因时，讲到肃宗名字从“绍”改为“亨”是因为：“绍”字与宋太子同名。

《增广贤文》里有这么一句话，说得还蛮有意思：“是亲不是亲，非亲却是亲。”血缘层面的亲是与生俱来的，但这种亲未必能延续到日常生活中，就像家里有个难处，亲戚未必愿意出手帮忙，且平时为一些利益相关之事，或许亲戚还会变仇人，所谓是亲不是亲，大抵如此。



但每逢新春时，拜年走亲戚多半还是免不了，总有些亲戚是过年的时候才会见上一面，不聊则已，一聊便让人难以接话，用年轻一代的话说，此为“尬聊”。

“走亲戚”在中国民间的历史究竟多久远，没个准确的说法，但这种习俗随着时间推移往往要增添许多讲究。

在笔者老家，每年初一开始走亲戚的流程都是确定的，初一初二自然是去姥姥舅爷家，之后才是姑舅姨等，见面要说吉祥话，不能提“死”一类字眼，必不可少的还有红包和礼物，每年光红包推来推去便能演出一台戏，红包的数额更要仔细着，一不留心是要被吐槽小气的。



也难怪年轻人对“走亲戚”感到厌烦，现在年轻人讲究舒适社交，与其广而不精，不如精而高效，而走亲戚实在是个大工程。80后应当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如何被父母拎着出门挨个亲戚家走，那时候的年味还是比较浓，毕竟还没有人手一只手机；但80后长大了也未必愿意延续老一辈的讲究，偶尔走已经是对传统最大的尊重了。

至于标签为“个性”的90后，对走亲戚的态度可用厌烦形容，上网随便搜一堆帖子都是吐槽过年期间奇葩亲戚如何神操作，自己不愿回家面对亲戚关于工作对象结婚生子的“夺命连环十八问”等等。而00后比之90后更有自己的一套新社交法则，姑且称之为云社交。

00后是从小便在信息包围下长大的一代，连网上交流都有一套90后看不懂的“密语”，90后尚且被他们嫌弃古板，何况是与不那么熟悉的亲戚来往？对于“走亲戚”，00后最不以为意。为何“走亲戚”会从以前的热闹，沦落到如今的你也嫌我也嫌呢？



其实这更像一个社交层面的话题。

一来，走亲戚对年轻一代来说更像被动社交，而不是主动社交，本就是带着不情愿的心思上场，要还发生点什么不愉快，简直是将这种不情愿上面点了一把火，烧成彻底的厌烦。

蒙田曾说“沉默较之言不由衷的话更有益于社交”，而这走亲戚，大概免不了要说些言不由衷的话，促进整体和谐。年节下没什么矛盾是不能用四大名言之一“大过年的”解决的，但这种解决方式总流于面子上——

所谓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年节下，要是发生譬如亲戚家熊孩子大搞破坏造成财产损失类事件，再配以“他还是个孩子”经典名言，人的怒火值是要蹭蹭蹭往上涨的；亲戚到底是亲戚，不是天天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亲密，谁还没有个被亲戚惹恼的时候了？



民国才女林徽因，也为这种“亲戚社交”烦恼过，她嫁梁思成前便和梁思成的大姐有些不愉快，婚后更是和闺蜜费慰梅吐槽道：

“遇到梁家的亲戚，这对我的身体不太好。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被肢解成一块一块的，再也不能合为一体了。”

林徽因的烦恼与常人的烦恼是一样的，80后、90后、00后不愿走亲戚，至少有一点原因相同：他们开始领悟到社交的精髓，厌倦了传统文化里处处讲人情、累了钱包也累了自己的那种模式，年节下本是要和最亲近的家人欢聚一堂，出门走亲戚开展人情社交意味着要面对或可预料或突如其来的不愉快，选择舍弃这样的社交也是顺应内心真实需求罢了。



二来，时代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似乎“人”的地位盖过了“人情”，年轻一代接受教育的程度远高老一辈，他们更愿意去思考传统习俗之外，自己真正值得付出精力与热忱的东西是什么。当年老子曾描述了一幅小国寡民的理想生活画卷，用来形容习惯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的邻里来往倒是绝妙：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陆游在这个基础上补充了一句：“虽弊精神，劳思虑，而不足以理小国寡民，况任天下之重乎？”这话要是放到年轻人的思想上，大概可以修改成：我平时维系同事、朋友的来往已经很费精神，还要让我维护好一大群亲戚的关系，我哪来那样大的本事，那样好的精神？于80后90后而言，有了独立经济能力后，更重要的是追求使自己舒适、轻松的人群中相处之道，以己所欲为先；



而于00后这成长在网络信息化氛围的一代而言，走亲戚讲人情在他们心中多少带上了“落后”的色彩，传统的规矩讲究已经约束不了他们向往自由的心，于人而言，自我实现才是需求理论的终极一层，“与其在热闹中虚无狂欢，不如在独处时慰藉心灵”，现代社会的人情联盟早已跳出了传统的大家族结构式，身处其中的人需求自然也随之出现了改变。

对80后、90后乃至00后而言走亲戚已经不是维系生活的必要需求了，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以至于走亲戚更多成为了一种“敷衍”。



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处世是一门哲学，世界在变，人情世故自然不会固守如旧，其实走亲戚未必就一无是处，就像以往过年的传统习俗总引来大面积吐槽，而今年真无法回家团圆了，却叫人倍加思念那股热闹劲儿一样，比之这些习俗本身，团圆才是年节第一要义，亲戚也分亲疏，高质量的走亲戚，比之查家谱似的全面走亲戚要来得使人愉悦许多。

与其说走亲戚断送在年轻一代，不如说年轻一代发现了传统有优有劣，且强烈的个性使他们不愿意向这劣屈服，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抗议。如鲁迅，当年也有过“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的感叹，然而有了孩子之后，这个看似高冷的男子过年竟然也会兴致勃勃地抱儿放鞭炮，可见以走亲戚为代表的年味，其味还是在人，不在特定的某项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