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郎矮小、憨厚而可笑，潘金莲美艳、*荡而可恨，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有人经过实地考证，认为武潘二人之事都是受《水浒》影响而成的冤案，他们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

据考证，北宋末年确有武大郎、潘金莲其人。他俩分别是河北省清河县相邻的孔宋庄和黄金庄人，武大郎实名武植，世人尊称“武大郎”，乃人品才貌俱佳的寒门秀士，曾中进士，被宋徽宗钦定为阳谷县令，在任期间为官清正，平反冤狱，治理河患，做了不少好事。相传当地人曾给他立过功德碑。

潘金莲则是当时贝州(清河县属其治)州官潘知州的千金**，非“潘裁缝”之女，她择嫁于武大郎，成了贤内助，使武植越发勤奋而终于进士及第。夫妻俩恩爱得很，生有四子，白头偕老。阳谷清河一带，至今流传潘金莲这位贤妻良母的懿行佳话。据武大郎的后代讲，他们家祖祖辈辈相传说，武松还是潘金莲拉扯大的。潘的身世，有潘家传世家谱为证。

武大郎的身世，有县志和武氏家谱为证。今健在的武家人，可以证实武植并不矮。有三位老人回忆，1946年孔宋庄的人穷得揭不开锅，有人为救燃眉之急，挖揭田、武两大姓的祖坟，想弄点金银财宝。武大郎的坟头高大，用铁锤钢钎才凿开青砖壁垒，但里面只有一只楠木悬棺和两具骨殖。从武大郎的遗骨看，至少1米。7以上。他是清官，所以无值钱随葬物；他不是穷卖烧饼的，否则棺木不会这么好。一切的一切，全由《水浒》作者生花之笔成了历史冤案。

现已离休的哈尔滨某研究所保卫科长任某曾处理过一起案子：抗日战争期间，孔宋庄近百名武大郎的后代在油坊镇参加筑河堤，说书卖唱艺人董协先路过，冀南边区抗日政府的河工委员招呼他为民工演唱。董刚唱几句，武家后代就蜂拥而上，将董打得鼻青脸肿，原来唱的是《风流冤孽记》，内容有污武大郎。当晚，河工委们组成临时“法庭”，审理此案。武家后代拿出县志和家谱为证。董则称说书是抗日政府指派，内容是师傅所传，他无责任。河工委员裁决说，武家人打人不对，但事出有因，为老祖宗打抱不平是人之常情。最后由武家拿出两斗小米作为董养伤糊口之用完事。

武、潘两家历经800余年，已繁衍到300多户，上千人口。武植后代集居地孔宋庄，已成了制作绿豆淀粉的专业村，但一想到老祖宗老祖奶奶名誉被损，仍感到屈辱愤慨。而黄金庄的潘姓人家在心灵上承受的压力更大。他们不单忌讳“潘金莲”三字，就连听到别人提起武大郎，也赶紧躲避。自明清以来，黄金庄潘姓闺女，再无一人嫁到邻过孔宋庄武家去。

家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

所谓家训，是指家族或家庭对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等方面所立的规矩或告诫的话，比较笼统和概括，比如“诚信、孝顺、进取、自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所谓家教，是指家长对子女立身做人等方面进行的教育，比较直接和零碎，比如“人不能懒惰”、“待人要有礼貌”等。所谓家风，是指在家训的规范下，在家教的保障下，在全体族人或家人的共同践行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风尚，比较外在和独特，比如“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等。

家训在中国古代体现得比较明显，那时社会教育不发达，教育手段也较为缺乏，加之人口流动受限，一姓以家族形式在一个地域居住的往往较多，一个家庭出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并不鲜见。为加强对族人或者家人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或道德规范，族人（家庭）中年长者就要为本族（家）人制定家训，写于家谱中，悬挂于族祠或自家的中堂上，人人皆知，人人践行，否则要受到家法的惩罚。家教具有直接性，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是直接接触、面对面进行。家训则可以间接传承，即创立家训的人没有必要和被传承的子孙面对面教授，可以中间接力传承。

中国古代出现不少有名的家训，如《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家庭（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教在中国古代也相当出彩，因为那时候社会教育不甚发达，基础教育都停留在私塾阶段，高层教育不多，受教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蒙昧阶段，人们思想的开化大多靠家庭教育来进行。这时的家庭教育局限性很大，即兴而起、即事而起，零打碎敲，基本上限于封建礼教的说辞。教育者不一定有文化，讲出的道理也不一定多深刻，但它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所以子女们都要听取并遵照去做。

古代中国出现了不少好的家教典型，比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这些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家庭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封建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方面的辅助地位，促进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进步。

家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名片”。对于一个家族或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张真正的“名片”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比如，一个家庭如果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片”，那么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获得一顶“大善人”的桂冠，家里其他人也都会得到别人的尊崇，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家风不是自然形成的，好的家风都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不管是家训、家教还是家风，都需要家里的长辈带头身体力行，所以古时多提倡上行下效、身教大于言教。

家训、家教、家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社会政治清明、教育发达、风气端正，家训、家教、家风就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偏逆。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家训、家教、家风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中央电视台一提起这个话题立刻就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热议。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方面在新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家训等家庭文化一度被作为糟粕文化而剔除，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加之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原来那种以家族或以大家庭形式居住的家庭迅速解体，家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者，社会教育空前发达，不仅有各种学校教育，还有电视、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的大众教育，使家庭教育相形见绌。

要真正培育好家训、家教、家风文化，首先要搞好社会政治、社会教育与社会风气，因为他们对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如果社会政治、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不好，家庭教育和风气就很难遂人愿，古今同理，现代尤甚。

真实的武大郎

历史上武大郎确有其人，而且也是清河县人，并且还是皇帝钦点的清河县令，但是真实的武大郎与小说中的形象相去甚远，完全是两个类型的人。

真实的武大郎不仅不是不满五尺的侏儒，而且他还是身高一米七的大个子，并且相貌堂堂，聪明好学，是个清白的读书人，并且还一举中了状元，一时成为家族的荣耀，成为家乡士子纷纷崇拜的对象。而且这个武大郎也是家乡人爱戴他，才送给他的亲昵的称谓。武大郎自从被皇帝封为县令后，勤勤恳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爱戴，而且他虽然公务繁忙，却仍然手不释卷，刻苦读书，因而学识渊博，在清河县名声很高，武家的后人至今仍然保留有武大郎的家谱，并且时代传诵武大郎的故事。

而且潘金莲也是有原型的，武大郎的确娶妻潘氏，但是这个潘氏不仅不像潘金莲那样风流，给老公戴绿帽子，相反，潘氏是当地的大家闺秀，端庄贤惠，温柔和善，她与武大郎是一对恩爱的伉俪夫妻，生活幸福美满。据说这位潘氏很有个性，她在武大郎还没有高中状元，还只是一个穷秀才的时候就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嫁给了武大郎，果然武大郎也不负所望，当上县令。

有研究金代科举学者说：武氏三状元在金代科举志中，除武明甫外，其他两位缺乏史料依据，因为词赋或经义第一未必就是状元。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下面的三个理由足以作为历史凭证：

首先，元好问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他的文集里就有这样一段话：“金源氏有中国，以科名选士。时瑰奇俊伟者，不惟荟萃一国，且钟聚于一家。如河东李献甫、献诚、献卿、献能兄弟一状元三进士，时人号为‘四桂’；陵川武明甫、俊臣、天佑、天和叔侄三状元一进士，时人号为‘四凤’。故当时称科目盛者，不曰河东李，则曰陵川武云。”

其次，历修《陵川县志》记载明确，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一个县里，又特别是在一家，出现一门三状元一进士都不是件小事，所以县志记载的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武氏的家谱更是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

再次，章宗帝御题的“三状元第”匾额，在1948年土改时才被拆除，陵川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迄今记忆犹新。

　　武家嘴村位于江苏省高淳县东北角的石臼湖畔，过去村民世代以捕鱼为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渔化子”村。现在的武家嘴村是著名的“金陵首富村”、“全国文明村”、“中国民间造船水运第一村”。

说到小渔村神奇般的巨变，就要说到这个村的当家人――先后荣获全国农村优秀人才一等功、江苏省优秀***员、建设南京有功***员等多项荣誉，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的村党委书记武继军。

1983年，年方22岁的武继军，和本村70多名青壮年一起驾着72条小木船外出跑水运，一个航次就赚了1200多元。1984年，武继军担任了武家嘴村主任。两年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借上海浦东开发机遇，鼓励村民造船跑水运。后来，他又组建了集装箱运输公司，向多品种、多产业物资运输格局转变。目前，全村拥有集装箱、沿海散货等运输船舶140多艘50万载重吨位，最大船舶吨位达16万吨，建有两个现代化国外订单船制造基地，具备了年造船65万吨的能力。

在造船水运业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后，武继军适时制定了“一业为主、多元拓展”的发展战略。2006年启动建设面积3100亩的“武家嘴生态农业园”、2008年建设面积1000余亩的“武家嘴农业科技园”，将现代农业与旅游、餐饮、休闲等有机结合，大力发展生态养殖、农业观光，渔家美食、休闲度假于一体的高效农业。两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村级经济的“绿色银行”，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完美统一。按照五星级旅游涉外酒店标准，建设了总投资3亿元，占地面积2 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集客房，餐饮、会议、康体、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务酒店――“武家嘴国际大酒店”，现已成为高淳县城地标性建筑和对外的形象窗口。武家嘴国际大酒店与村民集中居住区只有一街之隔，酒店内专门开辟了村民培训、开会、看书、健身、娱乐的场所，村民可免费享用。

2009年，全村总收入达206亿元，村级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2800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89万元，连续15届位居“南京市综合实力百强县”之首。从1996年到2006年连续五届被评为省级“文明村”，其中：从2003年到2006年连续连两届被评为“全国文明村”；2007年被评为“江苏省文明村标兵”；2009年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江苏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武家嘴能成为“金陵第一村”，能成为中国农村的模范与典范，这与他们在大力提倡，推进创建活动有序展开；努力提升村级经济综合实力；着力加强思想文化道德建设，竭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全力维护农村和谐安定；致力法制科教文卫各项事业；全力加强村级组织自身建设，这七方面的做法是分不开的。

2002年，武家嘴村为改善人居环境，投资亿元在县城规划区内征地241亩，高标准规划建设“武家嘴新村”，并把城市小区管理模式引入新村。当年，投资4200万元，在县城兴建了南京市第一所九年一贯制民办实验学校――南京武家嘴实验学校，让村里孩子接受优质基础教育。2007年，投资1200万元，建成4300平方米的农民文化中心，让村民有了和城里一样的先进文化设施。同时，积极开展“五星文明户”创评、“文明新风进家园”和“文化船”、“文明船”评选等活动，以此推动村民素质提高、村风民风好转。今天的武家嘴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造海船、远洋运输、造船基地、农业开发、服务业等正向着更高更强的方向快速发展。在领军人武继军的引领下，武家嘴人的事业已经涵盖一二三产业，事业越做越大的武家嘴人，还将紧抓机遇，加快脚步大发展将武家嘴发展的更好更富更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