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啸：嘬口发出长而清脆的声音, 类似于打口哨。 

其实，不论“弹琴”还是“长啸”，都体现出诗人高雅闲淡、超拔脱俗的气质，而这却是不容易引起别人共鸣的。

下面是关于阮籍和孙登的“啸”

阮籍啸台

啸台遁世伤时喧，孤傲一声修竹乱。

孙登同志效长呼，纵酒谈玄琴相伴。

吟诗抨世云台挫，绝响铮铮广陵散。

志存高远鉴明湖，清士悲声千古牵。

下面是“阮籍啸台”的典故：

  尉氏县城小东门南城墙内侧，有一座数丈高的高台。据旧志载此台原高15丈，夯土所筑，台上有很美的厅堂、苍翠的松柏。这便是著名的啸台，也是尉氏八景之一“啸台清风”。可惜的是，如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啸台已没有了往日的美丽壮观景色，看上去，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土山。

    1700多年前，尉氏出了个旷达不羁的人物，名叫阮籍，做过步兵校尉。因阮籍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魏晋交替的动乱岁月，他看到动乱的政治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就毅然弃官还乡，放浪于山水林木之中。阮籍既好饮酒，又善音律，人们常常看到他喝得酩酊大醉，衣冠零乱地走上城墙，时而弹琴，时而啸歌。每当他弹琴啸歌的时候，附近的乡亲父老便聚集城下倾听。他唱的歌词，一经人们写下来，便是绝好的诗章，有人说《阮步兵集》就是这样汇集而成的。

    当时，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司马昭深知阮籍才学过人，想聘其女为子妻。阮籍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又怕司马氏加害自己，就借酒大醉60多天，酒醒后，忽然变得疯疯癫癫，不像常人。司马昭疑其有诈，就派人探听真伪。这人来到尉氏，接连见到阮籍所做的许多怪事。

    一次，阮籍一人驾车出游，信马由缰，顺着大路走去，直到无路可走，就丢了车辆，号啕大哭。哭罢，回到东城墙上，钻进茅庵，倒头便睡。正睡得香甜，适逢好友来访，两人一边下棋，一边喝酒，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棋逢对手意趣浓。正在此时，家人来报，说是阮籍的母亲病故。他却非要赢下这局棋才回家，友人再三劝他，终不肯回。待下完棋回家时，阮籍既不啼哭，也不理丧，蹲在地上，如醉如痴。朋友来吊丧，他既不作陪，又不谢答，却以白眼视之，一会儿披头散发、仰天狂笑，一会儿饮酒赋诗、抚琴吟唱。晋文帝听到阮籍的这些作为，相信他是真疯了。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阮籍对抗当朝统治者的手段。

    阮籍活到54岁便死了。相传，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当时的人们在他弹琴啸歌的东城墙下，筑起一座高台，取名啸台。并且在台旁挖一小湖，让湖光水色映照着古柏厅堂。多少年来，无数学士名流来到尉氏，无不仰慕先贤，登上啸台，吟诗作赋，以寄感慨。

最后，我为你找了一篇文章，是专门分析“阮籍之啸”的

阮籍之啸

——故乡人的解读

                                     朱文濡

《晋书》载：“阮籍，陈留尉氏人。”所以，除去历史维度久远的因素，阮籍是我的故乡人。我关注阮籍，是从大学时一次阅读开始的，得知这位魏晋时代的名士原是故乡人，更惊讶他的卓绝和奇伟。于是，我阅读有关他的历史文献，走访他的后人，参拜他的墓碣，缘于对他人生轨迹的迷惑。最使我迷惑的莫过于阮籍之啸了。或者具体的说，莫过于对阮籍之啸的情状的迷惑了。而对阮籍之啸的理解和阐释，恐怕要以阮籍整个的生命历程为注脚。

阮氏家谱记载，阮姓起源于西周时代，阮氏家族在西周的西部建立阮国，后为西周所灭，但丧失家园的阮氏家族没有向胜利者臣服，而是踏上了流亡之旅。经过一个上千年的沧桑变化，于是，阮姓人的现代分布是从甘肃起向东，经河南转而东南，在这一方向的我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台湾和香港，据说还包括外国如越南，阮姓人繁衍生息、如水流注一般散播开来。

家乡一位阮姓人告诉我说，他们阮姓人性格倔强、高洁。果真如此的话，我想，阮姓人的这一性格特征最突出的体现者,应该是生活于魏晋时期的阮籍和他的父亲阮钰。阮钰文采横溢，精通音律，谙于世事，明哲保身。三国时曹操军马打到阮钰家乡的时候，慕阮钰之名，有意将他纳于麾下。派人打探，得知他为躲避兵祸，背着年迈的母亲逃进山了。在群雄争霸中求贤若渴的曹操不惜放火烧山，将那阮钰掳为己有。并以音乐做媒，最终打动了阮钰的心。自此，阮钰投身曹操帐下，以其文才服侍一代枭雄，据说，其才思敏捷，赋诗拟檄，马上立就。以其文学成就和地位，被后人誉为“建安七子”之一的史实，是足以作证的。

可惜阮钰英年早逝，撇下孀妻孤子，阮籍时年四岁。阮钰的生前好友、曹操的侄子曹爽感伤世事和友谊，为此写下《寡妇赋》一篇，读来使人凄然泪下。曹家人厚道，拟或说是念及阮钰生前的功业，保留了阮钰遗孀和孤子的待遇，使之生活无虞。

将相有种，阮籍禀承了父亲的才思。不仅从小就聪明过人，而且庚至少年，便练得一手好剑法，技艺之精，他自认为可以和当时的成年高手曲城侯一比。由此也可见阮籍年少志远。青年时代的阮籍长得貌丰体伟，不仅文思敏捷，而且曾经以其高超的武艺出阵入敌，立志建立一番功业。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命运的变数在曹氏政权向司马氏家族转换的过程中展开了。那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王权篡夺的典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之间旷日持久的王权争夺过程中，觊觎、暗算、尤其是高平陵杀戮所暴露出来的人性诡诈和残忍让阮籍惊心动魄。作为曹氏王朝的忠臣，看到曹氏政权衰败之不可挽回，个性倔傲的阮籍却不愿向司马氏集团低头。他面临的选择是：如果不向司马集团屈膝，如何全身守节地躲过灾祸甚至性命的劫难。于是，他言谈谨慎，“口不臧否人物”；为应对司马氏的拉拢，他或酣酒称醉，或偶任小吏。然而，这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他选择了离开，离开是非之地远远的。有一个故乡的传说描述了这个情节：阮籍请辞还乡，对这个在士大夫中甚有影响的人物不放心的司马氏集团假借皇帝的名义，只允许他离开一箭之地。为难中的阮籍利用“皇帝金口玉言”的规则耍了一个心计，他接受了条件，但是暗中派人远远地等着那枝射出去的箭，未等箭落地便抢在手中，骑马朝着家乡的方向狂奔而去，一直跑到家乡一个叫做“竹林”的地方把箭插下，此地后来叫做“射竹峰”——这也算是皇上所说的“一箭之地”吧，“金口玉言”，皇上的话是不能更改的。传说中阮籍就这样回到了故乡。

回到故乡的阮籍，相对解脱了外界的监视和自我束缚，一些和他投合的朋友来和他聚会，他们七个人当时都是不拘礼节的风流名士，在一起吟赋为醒，栖息为醉，面对自然，酣畅淋漓，后人称“竹林七贤”。七贤中阮籍和性格豪爽的嵇康最为投合。后来，七贤之一的山涛投靠了权贵，陷害朋友，性倔口直的嵇康成了他巴结权贵的垫脚石和牺牲品，一帮朋友也因山涛的背叛悲剧性地散了。这个事件对于阮籍无疑又是一个打击，使他更加感到人生的乖舛，从此他形只影单，更加孤独郁闷了。正是在这种孤独郁闷中，阮籍演绎了他的人生故事。一方面，他写下了婉约凄美的诗章，是他志情高雅的内心独白；另一方面，他行为怪诞，体现着他对于世事人生的独特理解与率真应对。

说到他的行为怪诞，历史上记载的有这么几个典型事件：

哭少女坟。有一美少女，16岁夭折，家人葬之。第二天，阮籍赴坟吊唁，长跪而哭，尽兴而返。非亲非故，阮籍甚至不认识她的家人，且以长跪小，他这种行为确实让当时的街坊视为古怪离谱。

睡美妇门。街上有一酒坊，一美妇人操持，阮籍慕妇人之美色，每持酒而往，醉而卧其门，只是双目流盼，并无不轨之举，久之，妇人与其夫也不以为怪，任之。

穷途之哭。阮籍郁闷时，常让家仆套车，自驭之。对牛猛抽一鞭，便持酒卧车，仰天而饮，待车停时，或临河绝路，或卡树难行，阮籍以穷途之悲，大哭而返。

在所有的关于阮籍的怪诞离奇行为之中，很少人提到他的啸，我以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疏漏。

阮籍之啸也可以归为这么几个事件。即古战场之啸、丧母之啸、啸台之啸和苏门山之啸。

古战场之啸。阮籍到一个 叫做“鸿沟”的古战场去参观，在那里，当年刘邦和项羽打了关键一仗。打仗期间，刘邦宁可牺牲被项羽扣作人质的父亲的生命而最终赢得了胜利。虽然刘邦后来作了皇帝，但他那奸诈无信，不仁不义的做派为后人不齿。阮籍也是这般见识他的，所以他参观之后，在广武城头长啸一声，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竖子者，小人也。

丧母之啸。母亲病重期间，阮籍和人对弈，家仆来告诉他母亲去世了。阮籍无言，劝对方继续下棋，一直到该局终了，才仰天长啸，“吐血数升”。由这一事件，世人颇有非议，但理解他的人认为这恰恰体现了他“性至孝”。

啸台之啸。啸台当时是一个风景幽雅，居高临水的土丘，估计离阮籍居住的地方没有几步路，从阮籍的一些诗句中知道，他常常晚上到那里抚琴、吟诗，如此还不足以发泄郁闷时，就临水啸叫。

苏门山之啸。阮籍喜欢孤独云游，一次到苏门山，在山顶的一块巨石上，他见到一个世外高人正坐在一块巨石上面眯着眼睛调息养生。估计阮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好朋友嵇康的忘年交——道家长者孙登。这是一次邂逅，阮籍没有心理准备，阮籍同他打招呼，估计先是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就没话找话地向他讨教养生的工夫。而孙登看出了阮籍的言不由衷，就继续眯上眼睛没理他。阮籍很郁闷，就长啸一声，怏怏寡欢地下山了。然而，这一声长啸，却暴露了阮籍的真实心情——一种长久压抑，难以排遣的心理郁结。然而，这一声长啸所暴露的东西，才是孙登所知道的阮籍的思想和为人，也才是一个融生命于自然的出世长辈愿意和晚辈阮籍沟通的意义层面。于是，当阮籍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这也是一个啸声，但却如鸾凤和鸣，山回林应，酣畅淋漓，直抒胸臆。阮籍听来，如醍醐灌顶，矛塞顿开，匆匆忙忙地回到家里，写下《大人先生传》一文，表达了他对一个出世高人的仰慕和自己从他那洒脱飘逸的啸声中得到的感悟。这是一次用啸声所达成的深刻的哲学对话，这是一个没有第三者见证的文化掌故。在历史的烟尘和浪漫的想象中，给后人留下品味不尽、各抒己见的解读空间。据说，从此阮籍不再啸。

然而，阮籍之啸，究竟是怎样一种行为和情状呢？

在我看来，在解读阮籍之啸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已经把啸这样一个行为说得够详尽的同时，也把啸说滥了。滥得你从那么多解释中不知道阮籍到底是怎么啸的，即使在一个作者的文章中，也不能自圆其说，甚至你觉得他不是要自圆其说，而是在摆弄学识而已。甚至还有一位现已声明狼籍文化名人，在一篇散文中把阮籍的广武城之啸解释为一声吐痰似的闷哼，想象力之轻薄佞狂，真乃匪夷所思。

其实，单单就对啸这一独特行为的解读能力来说，可能恰恰是现代文人的缺陷，因为有些啸的行为，是非常俚俗的。例如，把手指含进口中吹出激越嘹亮的声音和变调，在当今，连樵夫农夫也很少人会了，现代文人更不会，因为这种行为往往被视为“不雅”。不雅，会的人就少，会的人少了，解读啸就没有了生活经验的基础。

我曾经很熟悉这种啸法，那是在少年时代，在故乡的河滩丛林中，在和伙伴们玩耍时不经意学会的。不知道是谁先从哪里学来的，后来我们就都会了。的确，当我们在河滩的树林里劳动（割草）的间歇、或在空旷的原野中玩耍时，把拇指和食指（或中指）并作一条缝、或者弯曲单指做缝，含进口中用力鼓吹，激越嘹亮的声音破空而起，方圆数里之内，似乎林梢、草尖、水面连同绵延起伏的原野都在回应着，让你觉得，在一种非常抒情的啸声中人与自然彼此和谐地呼应、感知和存在。你还可以用不同的变调表达你的呼唤意思，你的伙伴—人和狗，会识别你是否在唤他（它）。这种啸法，在我少年时，在家乡尉氏的农村，很多少年都会，在那时我们给它的名字自然很土，叫做“打唿哨”。这种少年行为被成年人看作是俚俗不雅的。一次，我在家里听到一声呼啸，知道是伙伴在邀大伙到村头集合，我也呼啸一声作为回答，表示：“知道了，马上就去”。然后，村庄里连续响起好几起啸声。这时，我母亲，当时的一个小学教师，从屋里出来，表情严肃地径直走到我的面前，问我：“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觉得好象有点不对头，就说“我们都会，怎么啦妈妈？”母亲说：“以后不许这样，像个土匪”。的确，在生活和阅读中渐渐长大后，我很能体会到用“啸聚山林”描写响马生活的生动和贴切。我也曾经很羡慕他们那种快意恩仇、无拘无束的生活。当然，这样一种情感发生在一个农村野孩子身上也是自然的。虽然如此，从被母亲教训之后，我和同伴约好在村庄里谁也不许用这种方法召集人和狗了。

当我在读书中慢慢长大，环境变化和文化濡养使我疏远了那种声音。当我在阅读中邂逅阮籍、渐渐熟悉了他，并对他的啸声感到诧异和迷惑时，从来不认为“指啸”是一种解读方式。但是，有一篇文章讲到，1960年在南京的一座古墓中出土的一幅砖刻壁画上，描摹了阮籍吹指作啸的情状，这使我错愕，但却总是不以为然。

其实，啸有多种方式。蹙口而呼，或撮唇吹曲儿，可以称做“徒口啸”；含一片树叶儿或指头吹出声响可以称做“借物啸”。“徒口啸”可以是叫喊、吟唱，也可以是倾诉式的哀哭。“借物啸”可以是吹曲儿，也可以是呼叫，抒情泻意或传递信息。但无论那种啸法，在表达形式与内涵上都有激越嘹亮与平缓低响、哀伤吟咏与欢快歌唱、愤懑难遣与酣畅淋漓、倾诉内心与感应外物等等的区别。正如某种乐器善于表达某种情感一样，啸的方式与意趣之间也有着类似的限制关系。所以解读阮籍之啸，决不可以离开他的内心世界和具体情景。

勿庸赘言，阮籍是一个的性情中人。他的一生命运多舛。青少年时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与成年后的怀才不遇；孤儿寡母、相濡以沫的生命历程与丧母之痛带给他心灵的永远创伤；无拘无束、率性而为的高孤性情与维护礼俗小节、背叛纲常大道的时代社会与政治风气；高雅的审美格调、对美的迷醉与美的易逝留给他的心灵感伤；这一切等等，都是形成阮籍心境、情感和人格的基本因素。阮籍著有八十二首咏怀诗，词句华丽，格调浪漫，但到处充满了哀伤的底蕴。在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的内心世界。他哀伤自己的少年壮志与怀才不遇：“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朝。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知。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咏怀诗》第十五首）。他对表面礼仪，内中伪善的时代风气表示讽刺和忧愁：“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设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真素谈，户外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咏怀诗》第六十七首）。在命运的险恶环境中，阮籍深深感觉到荣辱祸福之无常，但是，他又是多么仰慕松柏一样的生命：“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蒙氾受其荣。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在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君子在何许，叹息未合并。瞻仰景山松，可以慰我情”。（《咏怀诗》第十八首）。在孤独的人生思考中，阮籍曾经羡慕归隐的生活：“事物何纷繁，人道苦不遑。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天阶路殊远，云汉邈无梁。濯发阳古滨，远游昆岳傍。登彼列山岨，采此秋兰芳。时路鸟足争，太极可翱翔”（《咏怀诗》第十三首）。然而，表面上行为率性的阮籍，内心常常是孤独难谴：“中夜不能寐，起坐谈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诗》第一首）。

然而，究竟该怎样解读阮籍的啸呢？在人们关于啸的诸种解释中，我认为首先应该排除“借物啸”的可能。试想一下，在以上所举阮籍啸的几种情景中，或情感激烈、或心结难谴，任何假借外物的发声方法，都不足以高亢嘹亮以至抒情达意，反而极显轻浮、矫情和做作。同样的道理，“或情感激烈、或心结难谴”的情状，也应该适合我们对“徒口啸”的检视。如此，则有一种道教的啸法应引起我们注意——在高岗上，或在空旷处，提丹田气，仰天吼喊，以荡涤浊气，排遣心情，达到身心（气功）修炼的目的。我认为，阮籍之啸与这种啸法应该是相通的，只不过他不是在修炼气功。在苏门山上，他与孙登的啸声对话以及他们之间啸声清与浊的差别，应该是一个恰当的印证。当然，阮籍年少时也曾随浮华公子游玩，在那个以啸为时髦的时代，阮籍和风流倜傥的贵公子们吹指作曲儿，或啸唱诗赋，自然是很“派”很“帅”的风头。然而，在能够表达成年阮籍性情的典型的啸的事件中，均不应该如此理解。阮籍啸的独特在于他这个人的独特——他独特人生中的独特性情。

然而，如此一个独特的历史人物，人们快要把他忘记了——即使在他的故乡尉氏，越来越消失了关于他的踪迹和记忆。

据县志记载，我的家乡尉氏县，因曾经是秦朝大将尉缭子的封地而得名。在县城的东城墙的中段部位，有一座宋代官方修建的古塔—太平寺塔。在古塔北边不远，在一个叫做“东坑”的一泓湖水东岸，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叫做“啸台”的土丘，“啸台”便是因阮籍而得名。记得当时县城还有一家酒厂，生产过一种标牌为“啸台大曲”的白酒。就我所知，这是当时县城所有关于阮籍的文物与文化产品的全部了。然而，时隔20多年之后，有关阮籍这个故乡人，这个历史名人的物质记忆已经荡然无存了。

以县城为中心，方圆20公里之内，如今还有叫做“阮庄”、“阮家”的村落，有些是重名。这些村落里绝大多数居民是阮姓人，家谱记载他们和阮籍是同宗同祖，那个叫做“竹林”的地方，在县城以东15公里处的“阮家”村附近。值得一提的是，阮籍的墓碑，如今作为受政府保护的文物，就竖立在这个“阮家”村里，而墓地的真正所在，村里的阮姓人也不得而知。按照古时人“叶落归根”的观念做判断，这里想必是阮籍的出生地。

“啸台”既然是他登台而啸的地方，居住也应该就在附近，以阮籍当时的身份，应该是居住在附近比较繁华的城镇，大概也就是如今县城所在的地方吧。

让我们尽量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吧。1000多年的沧桑巨变之前，因战乱的原因，中原的人口并不稠密，如今县城的位置，应该是一个在那一带人口集中居住、兼有生产和生活物品贸易中心和地方行政机构所在的城镇；那个土丘应该是一个高高的山包；那个“东坑”，应该是一个大大的湖泊；那个城镇，也应该是古风古雅的样子；而那个如今叫做“竹林”却几乎没有一棵“竹子”的地方，晋时，应该是一个竹林葱郁、流水潺潺，自然风景美不胜收的所在。就在这个地域之内，阮籍孤独地游荡，偶尔地发出啸叫，啸叫他的人生、啸叫他对事与物的感怀。那该是怎样地叫声啊：激越而嘹亮，局促或悠长；以有声的吼喊，哭诉无名忧思和感伤。他的啸声虽是那么的自我，但在他的知者听来，却能够在灵魂深处的战栗中获得通约。

然而，阮籍的知者，在理解他又珍视他的意义上，无论过去和今天，能有几人呢？是的，在人们认识他的有限之中，也多集中在其文学成就方面，但是，从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历史层面，从哲学、政治学、人格心理学、民俗学和文化学等多个角度，我们又有多少能力来认识他呢？试想一下吧，一个才华横溢，性情高雅、立志建功立业而怀远大抱负的人，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扭曲了他施展人生抱负的理想舞台，却又被这个丑恶舞台的无形利爪紧紧攫住，不得脱身。在权力争夺的残酷倾轧中，既要保全自己的人格不受玷污，又要巧妙谨慎地躲避权势者们的拉拢，为的是要保全他珍爱的、他也无法不珍爱的、守寡的母亲千辛万苦所养育的生命。他战战兢兢地躲避灾祸，在无形的生命桎梏中佝偻身躯苟活着，却又无法完全按耐住那颗敏感而深邃的活跃灵魂，只是偶尔借助那压抑不住的啸叫，来获得暂时的身心舒卷。然而，当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篡权者就单单逼着这位内心高洁倔傲，和权势者在政治上虚与委蛇的人写下《劝进文》，为他们道貌岸然地走上最高权坛立下这块牌坊时，一生谨慎、善于应对的阮籍最终还是被逼迫到了死角难局，当他以被后人称为神笔的才思写下了《劝进文》不久，还是死在屈辱中。

就这么一个人，在如此一个生命历程中，在故乡的啸台上，在原野中，他那偶尔发出的啸叫，有着多么浓厚而令人惊悸的生命内涵。为着我们民族的精神的历史，也为着我们民族精神的明天，也为着我们生活着的每一个人的精神追求与自由，在我们的今天文化建设中，我们怎能不去永远地记录下这个声音！每当我们凭吊古迹或翻阅历史而面对着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全身心地去聆听一下这个远古的声音呢！

嵇康的夫人，虽然嵇康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提及，但可以说是改变了嵇康一生的人。虽然她的身世早有说法，可因为文献的说法不同却又存在分歧。

《文选》卷十六李善注引王隐《晋书》：嵇康妻，魏武帝孙穆王林女也。

《三国志·魏志卷二十》裴松之注引《嵇世谱》：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两种说法的统一点就是嵇康的夫人是曹魏宗亲，这是《晋书》（房玄龄）的说法。虽然从两种说法上曹璺都是曹操曾孙女辈的，但主要分歧出现在曹璺是曹林的孙女还是女儿以及曹林是曹操的儿子还是孙子上。

按《三国志·文武世王公传》：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陈思王植、萧怀王熊，刘夫人生丰愍王昂、相殇王铄，环夫人生邓哀王冲、彭城王据、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衮，秦夫人生济阳怀王玹、陈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阳闵王矩，王昭仪生赵王干，孙姬生临邑殇公子上、楚王彪、刚殇公子勤，李姬生谷城殇公子乘、郿戴公子整、灵殇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刘姬生广宗殇公子棘，宋姬生东平灵王徽，赵姬生乐陵王茂。

则曹林确是曹操之子无疑。然而这样一来问题就集中在曹璺究竟是曹林的女儿还是孙女上了。按曹林母杜氏也就是秦朗的母亲，是曹操在下邳城破吕布时收编的。曹操破吕布是在建安三年十月左右，则曹林最早生于建安四年，以他生于建安四年算，卒于甘露元年，享年五十七岁。甘露元年嵇康三十三岁左右，两人相差二十四岁左右，以现在的观点看正好是一辈人。但事实上古时候的人普遍早婚早育，在这之间有两辈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童强的《嵇康评传》中计算说：“若曹林生于建安四年，则年十八可生子，年三十五六可有孙女，到孙女十五六岁可出嫁之时，约在嘉平元年。这一推算在现代看来虽然勉强，但在中古时期并非不现实。而事实上曹林十八随时至少已有两个儿子。嵇康……正女正在嘉平元年前后。嵇康娶曹林的孙女实有可能。”

童强认为王隐《晋书》成书于两晋之间，裴在给三国志理应知道存在分歧，然裴舍晋书而存《嵇氏谱》，说明他倾向于林孙之说。而且《嵇氏谱》在文献学上讲比《晋书》更可靠。（所谓《嵇氏谱》就是嵇家的家谱，我坚信六朝人的家谱绝对不会像我家的家谱那么开玩笑……）因此因此余嘉锡才说“当以谱为正”，曹道衡，沈玉成认为王隐或作“魏武帝子穆王林孙女也”传抄之误，而童强则认为是“纬”字误为“林”字。

其实童强的说法有个明显漏洞，因为王隐说的是“穆王林”不是“沛王林”穆是曹林的谥号，而如果是曹纬的话则不再是穆王而是穆侯了（泰始元年封魏诛王为县侯）。然而我认为说曹璺是曹纬之女是有依据的。

庄万寿指出《三国志·文武世王公传》：济阳怀王玹，建安十六年封西乡侯。早薨，无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赞袭玹爵邑，早薨，无子。

建安二十年，曹林十六岁左右，此时他已经有可以出为人后的儿子了。一般来说是在已有嫡长子的前提下才会把孩子过继给别人，而曹纬是曹林的嗣王，他很可能就是那个出生在建安二十年之前的嫡长子，那么曹璺是其子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楼上的别乱说话啊，其实满族每一旗中的人多少都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应为近亲结婚嘛！但现在不能考证了啊，到真希望你是皇族后裔，交个朋友，我以前也迷恋过满族文化的啊！我QQ505913345,注明你姓尚

(一说为曹操孙女,曹林之女;一说为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孙女）

嵇康的夫人，虽然嵇康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提及，但可以说是改变了嵇康一生的人。虽然她的身世早有说法，可因为文献的说法不同却又存在分歧。

《文选》卷十六李善注引王隐《晋书》：嵇康妻，魏武帝孙穆王林女也。

《三国志·魏志卷二十》裴松之注引《嵇世谱》：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两种说法的统一点就是嵇康的夫人是曹魏宗亲，这是《晋书》（房玄龄）的说法。虽然从两种说法上曹璺都是曹操曾孙女辈的，但主要分歧出现在曹璺是曹林的孙女还是女儿以及曹林是曹操的儿子还是孙子上。

按《三国志·文武世王公传》：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陈思王植、萧怀王熊，刘夫人生丰愍王昂、相殇王铄，环夫人生邓哀王冲、彭城王据、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衮，秦夫人生济阳怀王玹、陈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阳闵王矩，王昭仪生赵王干，孙姬生临邑殇公子上、楚王彪、刚殇公子勤，李姬生谷城殇公子乘、郿戴公子整、灵殇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刘姬生广宗殇公子棘，宋姬生东平灵王徽，赵姬生乐陵王茂。

则曹林确是曹操之子无疑。然而这样一来问题就集中在曹璺究竟是曹林的女儿还是孙女上了。按曹林母杜氏也就是秦朗的母亲，是曹操在下邳城破吕布时收编的。曹操破吕布是在建安三年十月左右，则曹林最早生于建安四年，以他生于建安四年算，卒于甘露元年，享年五十七岁。甘露元年嵇康三十三岁左右，两人相差二十四岁左右，以现在的观点看正好是一辈人。但事实上古时候的人普遍早婚早育，在这之间有两辈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童强的《嵇康评传》中计算说：“若曹林生于建安四年，则年十八可生子，年三十五六可有孙女，到孙女十五六岁可出嫁之时，约在嘉平元年。这一推算在现代看来虽然勉强，但在中古时期并非不现实。而事实上曹林十八随时至少已有两个儿子。嵇康……正女正在嘉平元年前后。嵇康娶曹林的孙女实有可能。”

童强认为王隐《晋书》成书于两晋之间，裴在给三国志理应知道存在分歧，然裴舍晋书而存《嵇氏谱》，说明他倾向于林孙之说。而且《嵇氏谱》在文献学上讲比《晋书》更可靠。（所谓《嵇氏谱》就是嵇家的家谱，我坚信六朝人的家谱绝对不会像我家的家谱那么开玩笑……）因此因此余嘉锡才说“当以谱为正”，曹道衡，沈玉成认为王隐或作“魏武帝子穆王林孙女也”传抄之误，而童强则认为是“纬”字误为“林”字。

其实童强的说法有个明显漏洞，因为王隐说的是“穆王林”不是“沛王林”穆是曹林的谥号，而如果是曹纬的话则不再是穆王而是穆侯了（泰始元年封魏诛王为县侯）。然而我认为说曹璺是曹纬之女是有依据的。

庄万寿指出《三国志·文武世王公传》：济阳怀王玹，建安十六年封西乡侯。早薨，无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赞袭玹爵邑，早薨，无子。

建安二十年，曹林十六岁左右，此时他已经有可以出为人后的儿子了。一般来说是在已有嫡长子的前提下才会把孩子过继给别人，而曹纬是曹林的嗣王，他很可能就是那个出生在建安二十年之前的嫡长子，那么曹璺是其子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后汉书·皇后纪》载：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诸王女皆封乡、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肃宗唯特封东平宪王苍、琅邪孝王京女为县公主。其后安帝、桓帝妹亦封长公主，同之皇女。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袭母封为列侯，皆传国于后。乡、亭之封，则不传袭。其职僚品秩，事在《百官志》。不足别载，故附于后纪末。

汉魏的公主是按封邑大小来分级的。从上到下有郡公主，县公主，乡公主，亭公主。公主之制都是同于对应的爵位。则有长公主（相当于郡公主）方郡王，县公主方列侯，乡公主方乡侯，亭公主方亭侯。而由来公主之制都是与封爵挂勾的，依身份的不同而有等级区别。

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曹璺是一个亭主，《文章叙录》称是长乐亭主，《全三国文》称是＊＊亭主（忘记了……囧），总之都是亭主，则其必然是沛王之女。魏青龙元年，改封宗室女非诸王女皆为邑主，而汉制的非诸王女都是没封的。若曹璺是曹林的庶子所出，那么她就应该是个邑主而不是亭公主。魏承汉制，则也应当是皇女封县公主，诸王女为乡，亭公主。郡级公主我记得的有两个，一个是清河长公主，另一个是山阳公的女儿刘曼。尤其后者是特别强调郡公主亦说明与一般公主不同，一般单称公主则是指县公主。那么诸王之女封乡亭公主的标准是什么呢？既然郡公主和县公主是以贵贱来分的，那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乡公主与亭公主同样是以贵贱来分的。贵贱的标准无非三点：国之大小，王之封嗣，母之贵贱。

（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曹丕分封虽然吝啬，却还是有章法的，明帝吗……出手就阔气了……）

这样可以看出曹林是属于4000+大地主梯队里的，虽然晋书里沛国照户口算是个小国但其实那是因为它原来太大了外加五都工程需要所以被分裂了（就像四川一样，重庆不出去他人口就过亿了……）。故我们得知，乡亭之分不是在于国之大小。

母之贵贱一条，现在讨论这个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而王之封嗣一条却是有点根据的。

《晋书·地理志》：魏黄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

这里的庶子明显是相对于嗣王而言的，不是一般所说的嫡庶。也就是说爵位是与封王与嗣王挂勾的，而公主之位又是与爵位挂钩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封王的女儿为乡主，嗣王的女儿为亭主一说。

综上所述，即并没有铁证证明曹璺的身份，但是资料更偏向于孙女一说，并且从逻辑上推导出存在可能性，因此我倾向于《嵇氏谱》的说法。而且按这个说法是可以将嵇康与曹璺的年龄差压缩在十岁以内的。然而由于资料不足以推翻王隐的说法，所以如果看到有人持王隐的说法应当也不应判错。

意思就是生下来骨子里就有向往自由不受羁绊的天性 一生都不会向人低头不会屈服于别人”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天性自主随性，不受别人的约束。

不羁：

1一读音：bù jī

二释义：有不受限制、拘束：不羁之才、放浪不羁的意思。

三基本解释：

有点桀骜不驯的味道。

不受限制、拘束：不羁之才、放浪不羁。

四详细解释：

《文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 李善 注：“不羁，谓才行高远，不可羁系也。”

1晋 向秀 《思旧赋》：“余与 嵇康 、 吕安 ，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

2宋 何薳 《春渚纪闻·颜几圣索酒友诗》：“ 钱塘 颜几 字 几圣 ，俊伟不覊，无日不饮。”

3清 袁赋诚《睢阳尚书袁氏家谱》：“(袁可立)当为诸生时，倜傥不羁，睥睨一世。”

五例句：马不羁地在草原上跑着。

1 关于文人风骨的诗句

关于文人风骨的诗句 1描写建安风骨的诗句

建安诗歌的时代风格：三国两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它之前的两汉时期，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辞赋，诗歌大多是乐府民歌，文人创作不多。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

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曾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依次是三国前期的建安，三国后期的正始，西晋的太康及西晋和东晋之交；其中尤以建安为最盛，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产生了一些“诗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写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灾难的优秀诗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送应氏》、《悲愤诗》等。

这些诗作，“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写得很有深度。建安诗歌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的传统，又发展了“古诗”在抒情方面的优点，使诗歌的功能更趋全面。

建安诗歌还在汉诗质实朴素的基础上加之以采润，形成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风貌，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和谐的结合。建安诗歌还形成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程度不等地贯穿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中。

究其成因，同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有着直接关联。建安诗歌体裁多样化。

曹操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是《诗经》以来少见的佳作。五言诗在建安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技巧上比东汉有了长足的进步。

是当时诗人们采用得最多的体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为纯熟。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或叙事状物，或抒情述志，极为得心应手。

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 6首、《送应氏》等。文人七言诗也兴起于建安时期。

曹丕的《燕歌行》，通体七言，是诗歌史上较早的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在它出现之后，整个三国两晋长达 200年的时间里，继作者几乎寥寥，只有缪袭、韦昭、傅玄等曾写过少数几篇以七言为主的诗。

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一般文人对七言这种来自民间的诗体存有相当成见，认为它“体小而俗”（傅玄《拟四愁诗序》）的缘故。建安又是文人乐府诗的发达时期，“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

曹操今存20余首诗全部是乐府体，“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乐府诗。文人写作乐府诗，从此成为传统，沿袭不衰。

正始诗歌的主要作者是阮籍、嵇康。当时正是司马氏父子擅权的年代，政治情势十分险恶。

阮、嵇对司马氏都持批评态度，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他们继承了建安诗歌重现实的传统。不过由于客观政治处境的限制，他们往往使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

尤其是阮籍，他的《咏怀诗》“志在刺讥”（李善注引颜延之《庭诰》语），却写得相当隐晦，以至“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卷上）。这与他比较软弱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

随着玄学的兴起，正始诗歌中开始出现玄理，当时虽不居主流，但成为后世玄言诗的滥觞。在体裁上，正始诗歌以五言为主。

阮籍的《咏怀诗》今存五言82首，四言13首。它们在抒述情志的深度上，在描写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上，以及在运用比兴手法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

嵇康在四言诗方面造诣也颇高。 太康诗人主要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还有傅玄等。

他们生活在全国得到短暂统一、门阀势力臻于极盛的时期，不少人以攀附权贵为手段去获取政治上的地位，因此有些人的诗歌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内容浮浅者居多。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大多追求辞藻的华美，开了中国诗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风气，尤以陆机、潘岳为最。

太康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左思和张协。左思的《咏史诗》8首，借古人古事寄托自己的怀抱，对堵塞贤路的士族门阀社会表示愤慨，在当时诗坛上，表现了独具的“风力”。

张协的《杂诗》也抒发了自己的“高尚”“心曲”，批评“流俗”的“昏迷”。在诗风上，左思骨力苍劲，张协辞采华净，都与时尚有所不同。

西晋东晋之交的诗人，以刘琨、郭璞为代表。他们都生活于乱世，并直接卷入社会矛盾大旋涡中，因此诗篇的现实色彩颇为浓厚。

刘琨抒写自己在孤身救国逆境中的感受，“善为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钟嵘《诗品》）；郭璞以游仙方式含蓄地表现自己感时惧祸，向往“高蹈”、“遗世”的心情。这些都是上承建安、正始之余绪，而与太康诗风有所不同的。

但刘琨、郭璞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志趣毕竟具有独特性，他们的清刚俊逸之气，未能扭转诗坛流俗。永嘉之后，东晋时期盛行玄言诗，这是当时士族耽溺享乐、以玄学作自我迷醉的风气的反映。

玄言诗作者有孙绰、许询等。他们以诗歌阐述玄理，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成就不高。

东晋末陶渊明的出现。

2中国文人的风骨作文

翻开记录着帝王将相家谱的24史，纵使满本都写着吃人二字，但细细品味，仍掩藏不住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中国有骨气的文人的背影，之所以说是背影，是因为他们已经离我们这个浮躁的功利的社会渐行渐远，正如某位作家所言他们在彼岸，我们在此岸。

但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人文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大师级的文人在他生活的时代都是孤独的，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当时人类的局限，他们是未来世界的来者，他们的灵魂撞击着时间的不公，他们的笔犹如利剑一般刺痛着某些人的丑陋的内心，所以凡夫俗子只能望其项背，还会自作聪明的骂他们为书呆子，嘲笑他们的不顾现实，但现实又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人追名逐利的借口，披在狼身上的羊皮；在他们看来，现实却是百姓之疾苦，国家的贫弱。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正是他们在世人的不解与嘲笑中用自己独立的笔和人格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拒绝着荣华，笑对着死亡，名留青史；又看一看那些粉饰太平，鼓吹盛世的御用文人，他们死前可能声名显赫，荣华富贵，但死后却不过随着风沙的吹拂，战火的洗礼而消逝在滚滚的江水中。从屈原到韩非，从司马迁到班固，从嵇康到陶潜，从李杜到八大家，从辛弃疾到方孝孺，从王夫之到龚自珍，从鲁迅到柏杨，他们缔造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土壤，赋予了一代代中华文人不屈的品格，以天下为天下的普世价值观，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日渐衰微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优秀的文人站出来，踏着先人铁肩，谱写新篇章，撑起我们民族不屈的文化脊梁，为这个病态的社会开一剂文化药方。

轻移蜀桐，款抚吴丝，合上书，让历史的利剑划破黎明的黑暗，仿佛整个世界，春暖花开。

一、姓氏源流　　尚（Shàng）姓源出有四：

　　1、出自姜姓，是姜太公的后裔，以祖名为氏。据《元和姓纂》及《万姓统谱》等所载，姜太公名尚，字子牙，辅佐周武王推翻了商王朝，被封于齐，是为齐太公。太公在周朝为太师，故又称太师尚父，简称为师尚父或尚父。他的后代子孙便以他名字为姓，称为尚姓。

　　2、源于秦代，以官职为氏。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设有六个带“尚”字的官职，即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沐、尚书六个带尚之官职。有管理、负责和司掌之意，这六个官职就是管理服饰、膳食、冠冕、起居、沐浴、书籍的宫廷官吏。这“六尚”之官的后裔，有的以祖先职官为姓，也称为尚姓。

　　3、出自姒姓，以祖名为氏。夏部落成员尚黑，后世有以其名字中的尚为姓。

　　4、出自他族改姓及小数民族有尚姓：

　　① 据《姓氏考略》所载，唐时尚书右仆射、冯翊郡王尚可孤，为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

　　② 据《唐书》所载，唐时吐蕃有尚姓，即宣宗时降唐的酋长尚延心一族。

　　③ 清满洲人姓，世居沈阳。

　　④ 景颇族木染氏汉姓为尚。

　　⑤ 今满、蒙古、保安、东乡、土家、朝鲜等民族均有此姓。

　　⑥ 出自宇文氏。宇文氏本为东部鲜卑族复姓，其中一支世居松漠。唐朝时有人名宇文可孤，官至神策大将军，初赐姓李氏。后复本姓宇文。以功加检升校尚书右仆射。官居高位，遂以职官命姓为尚氏，称尚可孤，其后亦为尚姓，融入汉族尚氏。

　　★★★得姓始祖：尚父。即姜太公，名尚，字子牙（一说字望），因其祖上伯夷曾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吕侯，建立吕国，故又名吕尚，为炎帝后裔。是商末周初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曾垂钓于渭水之滨，被周文王礼聘为辅助大臣。武王伐商时，任统兵师氏（简称师），被尊为师尚父号太公望，又号太师尚父。在牧野会战中，歼敌立功，是周朝的第一开国功臣。成王时封于齐，建都营丘，授以征讨五侯九伯的特权，地位在各封国之上。春秋末年，田氏代齐后，原齐国王族有一支以其字名为氏，称尚姓。他们尊尚父为其得姓始祖。二、迁徙分布　　尚姓源起周代的齐国。公元前三八六年，周安王被迫承认田和为齐侯。至此，齐国姜姓的江山被田氏取代，史称田氏代齐。因田氏代齐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属于一种和平演变，故尚姓大多仍留居齐国。尽管尚姓得姓很早，但在以后的发展中一直云山雾罩，所以其早期历史一直很难让人知其详。先秦两汉是如此，魏晋南北朝也是如此，尚姓散见于史册，而且鲜少，很难让人窥探其庐山真面目。唐时，尚姓名人有官任礼部尚书兼侍御史的濮阳人尚衡，以及卫州汲（今河南汲县）人尚献甫，还有唐末的农民起义首领尚君长、尚让兄弟（从其二人经历来看，应为河南或山东两省间人）。此际，尚姓一方面表现优异，另一方面加入了由宇文氏改尚姓的生力军，使得整个尚姓家族自此庞大茁壮不少。《元和姓纂》和《姓氏考略》讲尚姓望出京兆、清河、上党、汲郡。望即郡望或地望，指魏晋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这说明在唐代及其以前，尚姓家族曾昌盛于今陕西西安、河北清河、山西长治、河南汲县一带。五代闽国王王曦有宠爱尚妃，说明此际已有尚姓入迁福建。南宋以后，南方各地渐有尚姓家族。元代，尚文由祁州深泽（今属湖南）徙居河北保定，尚野由保定迁居河北满城。元末明初，农民起义军四起，既为推翻元人统治，又为争夺皇权互相攻杀，导致中原、华东、中南各地人口锐减，朱元璋统一天下后，因山西表里山河的特殊位置，所受波及不大，于是从山西移民，尚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明清之际，尚姓开始在南方各地发展起来，并有渡海赴台，远播海外者。如今，尚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河北、河南、青海等省多此姓，上述三省之尚姓约占全国汉族尚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三。尚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三十五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三、历史名人　　尚 长：字子平，汉代名士。为子嫁娶毕，即不复理家事。见三国魏嵇康《高士传》：“尚长，自子平，河内人。隐居不仕。为子嫁娶毕，敕家事断之；勿复相关，当如我死矣。”后用为不以家事自累的典实。唐许浑《村舍》诗之一：“尚平多累自归难，一日身闲一日安。”明张邦伊《沈嘉则有三楚之游席上得分字》诗：“知尔尚平家累浅，逢人胜事好相闻。”

　　尚 让：唐末黄巢起义军将领。初从王仙芝起义，王仙芝死后，归黄巢。大齐政权建立后，任太尉中书令。随黄巢四处征战，为黄巢的重要将领。黄巢死后，降唐。

　　尚 野：保定（今属河北省）人，元代大臣、学者。累官至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为官廉介有为，决狱无留滞。文词典雅，博闻强记，从学者甚众。

　　尚 达：陕西省同州（今大荔）人，明代官吏。弘治初，以贡士任岳阳令，县有涧水为患，尚达命令开渠灌田，时逢天旱，可谓两得其便。

　　尚 衡：同州人，明代官吏。弘治年间进士，累官工科给事中，曾上疏谏议，停止建造佛塔，后卒于汉阳太守任上。

　　尚 雨：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清代画家。善山水、杂画，松石师郭熙，墨竹潇洒可爱。

　　尚 钺：河南省罗山人，著名历史学家。1927年入党，本着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原则，编写了《中国历史纲要》等多部著作。

　　尚可孤：唐代东部鲜卑族人，宇文之别种，世居松、漠间。初事安禄山，后附史思明。肃宗时降唐，封为神策大将。平叛有攻，累官至检校尚书右仆射，封冯翊君王。

　　尚结赞：唐代吐蕃大相。极有才略，伏兵御寇，屡立战功。

　　尚君长：唐末王仙芝起义军将领。公元874年与王仙芝同起于长垣，并随王仙芝转战于山东、河南一带。后被王仙芝派去同杨复光洽谈投降之事，中途被唐将擒获，不久被杀。

　　尚道长：名大伸，以字行。相州安阳（今属河南省）人，宋代官吏、学者。以父荫入官，因屡与上峰争辨曲直，故抑压不进。博古多闻，尤嗜《资治通鉴》，亦工诗。有《家集》、《和陶诗》。

　　 尚可喜 尚可喜：辽东（今辽宁省海城）人，清初藩王。原为明广鹿岛副将，降后金后，受封智顺王，隶汉军镶蓝旗。顺治六年改封平南王，率军征讨南明政权。后告老返乡，因其子尚之信响应吴三桂叛乱，他受惊吓而死。

　　尚之信：尚可喜之子。其父乞归后，因未能袭爵，遂起兵响应吴三桂叛乱，被任为招讨大将，后进号辅德亲王。不久反正，袭平南亲王之爵，从讨叛军。胜利后，被清廷所逮，赐死。

　　尚其亨：辽宁省海城人，清代大臣、学者。隶汉军旗，光绪十八年进士，官至福建布政使。经史词章以外，阴阳医相、绘画金石，均能窥其深奥。

　　尚小云：河北省南宫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他擅演艺高胆大、豪放豁达的古代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解放后，历任陕西省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等职，1976年病逝，终年76岁。尚派名剧有《梁红玉》、《汉明妃》、《双阳公主》、《墨黛》、《昭君出塞》等。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京兆郡：即首都长安直辖区。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至华县一带。

　　汲 郡：晋秦始皇二年置。治所在汲县（今河南省汲县一带）。

　　清河郡：汉高帝时置。相当今河北省清河至山东省临清一带。

　　上党郡：战国时韩国初置上党郡，秦灭韩后袭之。治所在壶关（今山西省长治市北）；西汉时移治长子（今山西省长子县）。相当今山西省沁水以东地区。

　　2、堂号

　　廉介堂：廉是清廉洁白，介是性格行为独特。元代尚野，志趣正大，文词典雅，事继母至孝。为国史馆编修，出为汝州判官，为人清廉洁白，性格行为不同于众。

　　此外，尚姓的主要堂号还有：“高师堂”、“仁寿堂”、“清河堂”等。五、宗族特点　　1、尚姓是典型的北方姓氏。其源于北，而盛于北。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所载，明清两代尚姓进士及第者共三十七名，除湖广、浙江（均两名）外，还有安徽、四川（各一名），南方人士不过六名。北方诸省中以河南为最多，共十名，其中六人为罗山人。其次为陕西（八名）和山东（五名）。需要提一下的还有奉天（今辽宁省），有三人入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