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

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师从钱锺书、闻一多、冯友兰、柳无忌、吴宓等学术大家。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

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1

记者从许渊冲家人处获悉，今天早晨7点40分，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教授许渊冲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0岁。

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师从钱锺书、闻一多、冯友兰、柳无忌、吴宓等学术大家。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

他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专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已出版译著120余本。2010年，继季羡林、杨宪益之后，许渊冲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骑车是许渊冲平生一大乐趣

2017年3月，记者曾到许渊冲家中专访，他可爱、执着的一面尽显——

许渊冲：用一生捍卫译文里的美

96岁的翻译家许渊冲身着西服，仰靠在家里最时髦的家具——一把米色仿皮摇椅上睡着了。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半小时，他语音高亢地连续“喊”话，实在是太累了。

央视《朗读者》第一期播出后，许渊冲迅速走红。他在海外的朋友纷纷发来祝贺邮件，出版社纷至沓来要给他出书，这两天他脚步匆匆赶回故里南昌，修家谱、做演讲，忙得不得了。此前，许渊冲和夫人照君婉拒所有媒体的采访要求，直到最近，才终于答应接受了专访。

狂

“他是‘外科派’，我是‘内科派’”

北大教授许渊冲住在一套只有70平方米，还是水泥地面的老房子里，老书架、老饭桌看上去年头也都不短了。家居陈设整体有些寒酸，但这位气宇轩昂的老人一坐定，整个房间瞬间明亮了，也立刻欢腾起来。听闻自己成了网红，他咧开嘴笑了，“我没有时间关心这些，不过，别人都告诉我了。”

许渊冲一生的成就围绕在他四周，他的中译英、中译法译著以及他的英译中、法译中著作，共有120余本，整整齐齐地立在倚墙的两排简陋书架上，这其中有他翻译的《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约翰·克里斯托夫》等，还有他用英文、法文翻译的《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而在书桌的上方，悬挂着一幅老友的书法：“译古今诗词，翻世界名著，创三美理论，饮彤霞晓露。”

许渊冲家中的书架

和那些沉静、内敛的老学者不同，许渊冲个性张扬、狂放，上大学时得来的绰号“许大炮”从未褪色，“我是诗译英法唯一人，上世纪60年代我就是唯一人，到现在还是唯一人。”最后，他又来个强大注解，“像我这样的，两千年来也没有第二个。”

关于翻译，许渊冲强调“三美”原则：内容美、声音美、形式美，如果谁撼动了他的原则，他就像一个战士一样，会与人决战到底。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到了“三美”，一位学生反对他，说有“五美”，他很生气地说，“他就想胜过我，学习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为了出风头，北大学生自以为了不起了。”

即使面对权威，他坚持翻译美之原则也从未退让过。他回忆说，翻译家王佐良是第一个反对他的人，说他的翻译是“鸳鸯蝴蝶派”。两个人最早的分歧因瓦雷里的诗《风灵》是直译还是意译而起。其中有一句诗，大意是“灵感来无影，去无踪，就像美人换内衣露出胸脯的那一刹那”。王佐良译成“无影也无踪，换内衣露胸，两件一刹那”。许版译文为“无影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许渊冲认为王佐良用的“胸部”一词没有美感，因为它既可指男也可指女。他用的“酥胸”才有朦胧美。许渊冲多年后又辩论说，王佐良的翻译是“外科派”，就好比一个伤兵中了箭，外科医生只是把箭掰断了，取出来，但毒还在里面；而他是“内科派”，不仅把箭拔出来，还把内部的毒也取出来了。

他与作家、翻译家冯亦代同样有过“战争”。《红与黑》的最后一句，说到市长夫人死了，按原文是“她死了”，但许版译文为“魂归离恨天”。当年冯亦代就批评许渊冲为什么要加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还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直指“魂归离恨天”是从《红楼梦》中偷来的。时至今日，许渊冲依然坚持己见，他认为翻成“她死了”表示的是正常死亡，但市长夫人并非正常死亡，而是含恨而死，没有比他的翻译更贴切的了。再说了，这“离恨天”也不是《红楼梦》才有的，是从《西厢记》里来的，难道《西厢记》偷了《红楼梦》吗？“翻译家罗新璋当年说，他要是想到了，也会像我那么翻译的。”许渊冲就像孩子一样，最后找到了一个温暖靠山。

“自豪使人进步，自卑使人退步”——许渊冲家里高挂着这样的条幅，“我的经验是，光谦虚不能使人进步，没有自豪感，人这辈子就完了。”正如多年前他与朋友所言，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自信，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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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译莎翁，每天必译千字

许渊冲刚刚完成莎士比亚剧作《凯撒大将》的翻译，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当天的凌晨三点，已开始动笔写译者后记，其手稿笔力充沛、元气十足。

总结自己刚刚结束的翻译，许渊冲等于给听者上了一堂翻译美学课。

凯撒说过最著名的三句话：“Veni，Vidi，Vici。”这是拉丁语，翻成中文就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胜利了”，而翻成法文为“Vines，Vois，Vinc”，英文是“I came，I saw，I won”。许渊冲说，只有法文能翻出美感来，他用中文很难翻出来，英文也翻不出来。“这就说明翻译不但要真，还要美，翻真不足为奇，但做到美很难。”许渊冲的手高高挥舞着，说他一生都在做这件事，但是不能每次都做到，“做不到比做得到的多，所以需要别人的鼓励。”

许渊冲前年接受了海豚出版社邀请，向莎翁剧作翻译发起猛攻。迄今他已翻译完成11部，出版了《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等10部。“辛苦？我高兴还来不及！”许渊冲急切地分享着他的秘密：白天来人了，他就要花时间应付，但晚上没人打搅，他劲头儿一上来就谁也拦不住，那是他独享的快乐时光。他给自己规定每天一千字的翻译量，如果这个数量没完成，不论时间多晚都会补上，“有规定就好，没有规定反而累。”

去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国内几家出版社分别推出《莎士比亚全集》中文版。面对市面上不同版本的新译作，许渊冲自信满满地说：“还是我翻得好一点，莎士比亚是把现实变成文字，我不光是把文字翻译成文字，我要把文字里的现实翻译出来，所以我翻得更好。”

针对市面上出现的诗体莎士比亚译本，许渊冲不赞成元曲风格译文的滥用，“《罗密欧与朱丽叶》，翻成‘郎啊，罗郎啊’。那念着别扭嘛。这种风格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就不行。罗密欧与朱丽叶见面，不可能这么叫。”

“莎士比亚写得满意，我翻得也满意。”许渊冲一再说，一个人的一生要尽量享受幸福，还能使别人幸福，而他做到了这一点。这个热爱翻译的老头儿更发出响亮誓言，“我要活到100岁，把莎士比亚剧作全部都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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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是望远镜，看远又看近

“回忆是望远镜，既可以看见远方，又可以看到近来，近来的喜就可以减少过去的苦了。回忆还是放大镜，把当年的小事放大，可以发现意想不到的乐趣。”许渊冲喜爱回忆，但回忆在他汹涌的激情中，又暗藏着诗意和美。

在《朗读者》中，许渊冲忆起将林徽因的诗歌《别丢掉》翻译成英文诗歌送给当年喜欢的姑娘时，念着动人的诗句，竟流泪了，观众也被感动落泪。那个当年心仪的姑娘就是西南联大的女同学周颜玉。他感叹道，“1939年那年，钱锺书、杨振宁、周颜玉和我，我们几个人遇见，这很好玩。”

许渊冲在《朗读者》节目里

许渊冲的语调变得温和起来。周颜玉当年是学校的皇后，班里十个男生，只有她一个女生。许渊冲和她坐邻桌，他有才，她有貌，宛若天造地设的一对。许渊冲至今记得他是在1939年7月12日，将林徽因的《别丢掉》、徐志摩的《偶然》两首译诗及一封英文信投进了女生宿舍信箱。他还补充说，周颜玉的美不光是他的独家感受，还有老师吴宓的日记为证。吴教授一日遇到了周同学，“盛施粉黛，如樱桃正熟”，而另一日遇到，则“另有一种清艳飘洒之致”。但无奈周颜玉已订婚，面对现实，许渊冲化伤心为力量，在女生扎堆儿的外语系寻觅到了新天地。

许渊冲不光给大学女生写过信写过诗，他的夫人照君说，“你看我们的结婚照片多漂亮，许老也给我写过诗，但抄家时都给抄走了。”当年他们的儿子刚出生时，许渊冲的诗歌创作尤其旺盛，但照君想不起来写的是什么了，只依稀记得有“杨柳寄真情”这样的句子。

至于他的同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同样被老人家不断提及。许渊冲回忆起，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同上大学一年级的英文课，叶公超教授讲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课文中有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并不表示被动的意思，全班同学都没有发现，只有杨振宁一个人提出问题。等杨振宁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后，许渊冲这才想到这是他善于发现异常现象的结果。他还记得1998年和杨振宁分别60年后在清华大学的会面，一上来杨振宁背起了晏几道的《鹧鸪天》，“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这首诗许渊冲翻译过，他的英译文意思是“歌尽桃花扇影风”，杨振宁当即指出许渊冲翻得不对，书上不是这么写的。可许渊冲大声争论说：“‘桃花扇影风’美多了，‘扇底风’那是画的桃花，我翻成‘扇影风’那是真的桃花，是桃花的影子落在了扇子上。”多年过去，许渊冲还在与老同学隔空对话，“在我看来‘扇底风’是实写，扇影风是想象。这就是真与美的矛盾，也可以看出科学与艺术的不同。”

1938年刚考上西南联大时，有同学曾问许渊冲的梦想是什么，当时他表叔熊适逸翻译的《王宝钏》《西厢记》在美国演出，引起轰动。他就回答说：“想做像表叔那样的著译家。”如今，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做到了。

采访临近结束，96岁的许渊冲端起手中的茶杯。茶水清醇，杯中一朵雪菊倔强地怒放，充满活力，如同他的人生一样。

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2

许渊冲在书房电脑前工作。受访者家属供图澎湃新闻记者从许渊冲先生友人处获悉，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先生6月17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2014年，国际译联将2014“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授予了93岁的中国翻译家许渊冲。这个每三年评选一次的国际奖项，旨在表彰那些推动文学翻译发展、为世界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们。自1999年设立以来，这是第一次授予亚洲学者。

已经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作120多部，许渊冲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但直到2017年，许渊冲登上央视节目《朗读者》《开学第一课》的舞台，才被普通人熟知。他在现场朗诵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诗《别丢掉》，他的动情，他的率直，他的赤诚，打动了屏幕前的观众。

新华网去年6月曾刊文《百岁翻译泰斗许渊冲：跨越时代，不改一腔赤诚》。文章写道：生于1921年，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许渊冲历经了中国的沧桑百年，中国的现代史，也是他的一生。回忆起群星璀璨的西南联大时期，他的老师有闻一多、钱锺书、傅雷……他自言，在学术上，尤以钱锺书对他的影响最多。

钱锺书称赞他英译的《毛泽东诗词》：“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古典文学大家叶嘉莹也称赞他的中译英诗词“音韵皆美，情味悠长”。

许渊冲毕生钟情翻译中国古典诗文，将一生的心血都奉献于此。

新华网文章介绍：1994年，他的中译英《中国不朽诗三百首》在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这是该社出版的第一本中国人的译作，并得到“绝妙好译”的评价。1999年，他的中译法《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在法国出版，被称作“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他将《西厢记》译成英文，被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誉为“在艺术性和吸引力方面，可以和莎翁《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

他说，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世界的美，这是世界的乐趣，也是他翻译诗歌的初衷。

80余年的翻译生涯，许渊冲坚持“形美、意美、音美”的翻译理念，即翻译出的诗词，要像原诗的格式韵律一样工整押韵，更要有原诗思想上的意境之美。在翻译时“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才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他对传播中国文化的热情与赤诚令人动容。

因此他翻译的诗词注重格律，诵读时朗朗上口、十分押韵，富有音韵美和节奏感。古典诗词有比喻、借代、拟人、对仗，他译的英文版也有比喻、借代、拟人、对仗。且诗词中境界全出，是不折不扣的“意译派”。

《诗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他翻译成When I left there ，Willows shed tear；“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他译作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译作I look for what I miss，I know not what it is，I feel so sad，so drear，so lonely，without cheer。

虽已高龄，许渊冲仍关心时事，谈及当今世界文明之间存在的分歧，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或可提供解决思路。他不断提及《道德经》里的智慧，“Truth can be known，but it may not be the well-known truth（真理可知，但未必是你所认识到的真理）”，这是他对“道可道，非常道”的精妙理解与翻译。他还曾撰文谈孔子的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什么事都只想到自己一个人，而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如果双方都能易地而处，为对方着想，双方就可以和平共处。对照当下，他认为这些也是西方文明应该学习的道理。

2021年4月18日，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先生迎来了他的百岁寿辰，北京大学举办“许渊冲先生翻译思想与成就研讨会”，庆祝先生100周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校长助理、秘书长、党办校办主任孙庆伟出席研讨会。会议由副校长王博主持。

出席“许渊冲先生翻译思想与成就研讨会”的嘉宾还有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副主任阎绥龙，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贾文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黄友义，北京大学1980级校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上海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冯庆华，以及许渊冲先生的亲友、学生，国内翻译界的学者嘉宾、国内数十所综合类院校外语学科负责人。嘉宾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代表共200余人一道，共贺先生百岁寿辰，共同探讨先生的翻译思想与成就。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邱水平代表北京大学祝贺许渊冲先生百岁眉寿，他介绍了许渊冲先生与***同龄的百岁人生，高度评价许渊冲先生的翻译成就“摆渡着中外文明，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向许渊冲先生祝寿，献上鲜花并赠送礼物——由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祝帅书写的贺寿对联“愿持山作寿，常与鹤同侪”，以此祝福许先生并感谢他多年来为北京大学作出的杰出贡献。

北大方面介绍：许渊冲先生1983年调入北大工作，在2001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建立之初便与学院结缘。今年5月28日是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20周年的纪念日，也是许先生和学院结缘20年的日子。学校和学院非常关心和照顾许先生，学校领导多次到许先生家中看望，新闻与传播学院陈刚书记、陆绍阳院长等老师每年春节、教师节以及先生生日都要去看望先生，并安排学院行政专人负责，定期到家探访许先生，随时关注他的生活情况，帮他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力求给许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又不打扰到沉浸在文学翻译中的他。

　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研究一直受到关注,在推动文艺创作、更新观念和拓展思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实际上,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眼界的增高、视野的开阔与思考的深入,人们对于如今文艺理论研究状态有颇多诉求和微词,其中大多数是实事求是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艺理论研究陷入了“精神空洞”与“话语城堡”之中,原创性越来越少,在文艺批评、学科建设和文学教育方面皆显示出了颓势,所以也不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反思因此,针对当前文艺理论与批评状态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拎出缺失,与同仁一起探讨突破的路径,或许不失为一种必要的工作　　一、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元点”问题　　在这里,所谓“点”就是“元点”,也可以称“原点”这个“元”就是老子用来定位“道”的终极意味的概念,所谓“同谓之元,元之又元,众妙之门”,含有原初、最终、终极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老子心目中文化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文化之根、学术之根所以老子特别重视这个概念,所以还提出了“元德”、“元同”、“元通”等重要概念所谓“元德”,就是最高的、原初的、合乎自然之道的德；所谓“元通”,则是指一种对于自然之道能够融会贯通的境界；所谓“元同”,就是与自然之道浑然一体的状态； 此三者皆离不开一个“元”字老子之所以在第一章就讲这个问题,因为他所关注的正是有关自然宇宙与人文的根本问题,由此他提出了一个解答社会文化所有问题的终极价值观念——“道”,提出要“道法自然”　这个元点代表一种文化的终极价值观念；有了这个“元点”,老子的学说、甚至中国文化才有了根,有了绵绵长存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后来中国的文化发展、艺术之道的进展才能有自己的幽深根基例如,后来刘勰写的《文心雕龙》,第一章就是“原道”,承继的就是这个传统,就是从这个“元点”生发出来的过去我们对于“原道”篇重视不够,是由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元点”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历史性颠覆；同时,人们似乎找到了另一个“元点”,例如西方文化中的“理性”、“逻辑”等等,开始转向了如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等新的价值理念而现在人们之所以不重视“元点”,回避甚至消解它,是因为人们已经不再或者有意回避对于学术终极价值的认定,这就意味着学术研究失去了文化之根、历史之根、心灵之根与灵魂之根　这也正是我对当下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状态的担忧洋洋大观、鸿篇巨著、思潮纷繁、角度多样,但是,缺乏的正是没有自我精神及其价值终极的支撑,没有“元点”,有的几近沦落为一种单纯的“工具理性”的演绎、甚至为谋求名利、权位、金钱的方式方法这是很可怕的显然,这些文章,花俏聪明程度不同,但是共同特点就是,只有挪移过来的理论观念,却没有学术的根,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有表面浮夸的文化激情,却没有终极的精神价值追求；只有时尚的话语与阐释策略,却没有充实的信仰和信念、没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守望和灵魂家园　当然,所谓“元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独创的,尤其是在整个人类文化思想历史中,往往只有传统的经典具有开创性的探索与发现,由此才确定了一种文化传统、或者文化纪元的“元话语”但是,这不意味着后人可以回避这个问题就每个人来说,作为自己内在灵魂的追求和坚持,都有自己的既定的个性标志和依托,也就是有自己的精神信念的“元点”所以,对这个“元”的确定与追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几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从历史传统与文化格局来理解其第一层面是创造了整个民族文化之根的“元”在中国,老子、孔子就是这样的人第二个层面,是由这种文化之根生发出来,对于人类生命根本问题持续进行关注与探索,并获得了自己的独特发现的人,比如荀子、墨子等就是这样的大师第三个层面,是对于人文精神与学科的具体领域与特殊理念有深远的追寻与探讨,由此获得自己独特的认识和感悟的,比如司马迁、苏轼等等这三个层面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针对的文化问题有别,但是都持续着对于一些人类文化根本问题的探求,比如,自然的问题、人的问题等等,并为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做出了贡献,从最初的“文化之根”生发出了叶茂枝繁的大树事实上,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几乎所有大学问家的文化贡献,都与人类文化的一些终极问题直接相关,都可以追溯到历史的最深处,贴近历史的“元点”,比如康德、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都是如此　但是,我这里强调的是第二方面,即从个人精神与学术追求方面来确定的比如搞文学的,首先应该对于一些文学的基本问题有所领悟,有所探求,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信念与价值认同——这是一种终极的精神追求,也就是一种“元点”的确立例如,王国维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的“纯粹哲学与纯粹美学”理念,就是他经过心灵磨练而结晶出来的一种信仰与信念,体现了一种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终极的价值认同和精神支柱而王国维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他就深深感受到,当时中国文化及其文化状态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缺乏这种对于精神性的终极价值的追求和坚持；由此,中国文人才容易依附于官本位体制,缺乏甚至失去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的精神这既是王国维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特别是明清之后文化状况的一种总结,表明了对于中国文化及状态的切肤之痛；同时也是他对于20世纪初中国文化与文人文化心理的一种透视与深刻感悟我们不能不看到,20世纪以来,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背景之下,中国文化在遭受一种历史巨变,而信念的缺乏与丧失,正是中国文人学者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危机,所以王国维当时所提出的问题及重要性与现实性至今有效　由此,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当下文艺理论与批评状态的话,就不难发现“信念缺失”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惊心的普遍现象也许专著与论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这么厚实,但是,我们在其中虽然可以读到各种新奇的理论观点、流派、思潮与话语,读到一些新的资料、史实；甚至不乏才华与才情的表达,然而却感受不到信念、灵魂与人格其中没有精神的穿透力与心灵的感动力这种情景不仅影响了文艺理论与批评在社会上的声誉与效益,甚至影响了大学的文学教育文学理论与研究课程正在成为最缺乏精神感染力的课程,因为其所浸透的对于世俗权力、金钱与名利的追求意识而被学生所不耻人们在堂皇言辞与话语下面发现的是权力、名位与金钱之争,这是令人感到遗憾与悲凉的现象所以,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回头找到自己的“元 点”,建立属于自己的学术的“根”——也就是自己内在的独立精神和理论之本,使自己的学术话语有文化之根、灵魂之根,使自己的学术与学问有了一个可以托付的精神家园　　二、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线索”问题　　从历史而言,任何独特的文化、学术与学问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线索和文化依托,由此构成自己跨越时空的逻辑结构而所谓“线”就是一种理论“从哪里来”与“到哪里去”的历史标志,不仅显示它的价值导向,而且体现它的文化属性显然,文化与学问“元点”的这个根是靠历史这条线连接起来的,不同的元点可以生发出不同的历史的线,而不同的线勾画、勾勒不同的文化图景,而不同的历史线索又在追溯、联系着不同的理论“元点”,这两者往往是互相依存的　但在20世纪之前,这个“线”基本上是以民族文化来划分的,无论是文化史、文学史、还是学问、理论的创建,基本上是从不同民族文化经典中的“元点”或“元问题”中生发、进展出来的,体现某种源远的承继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是非常稳固的一种线的结构,支撑着不同民族文化精神信仰与文化历史如中国的儒家学说就是从孔子学说中生发出来,所谓“解经”、“注经”,其实就是对于一些终极的“元问题”的持续探讨西方的学问同样如此,如有关“自由”、“存在”等问题,早在希腊哲学中就存在了由此,这也是当今中西文化分野的一种重要标志它们从不同的文化元点出发,延展与发展成了不同的历史线索,构成了不同的文化景观　不过,这种情景在20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现代性”及其强势文化的挤压,一些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且不论这种“断层”是人为的还是客观的),因此在一些人文学科领域也出现了历史线索“中断”的危机,也就是说,选择不同的“线”成为了一个问题例如,如今研究“文艺心理学”,就面临着“从哪里来”的问题,有人就认为这是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物,应该从现代心理学的产生算起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古代文论中就没有“文艺心理学”呢如果有,那么如何讲起呢例如,在一次关于文艺心理与学科建设的研讨会上,就出现了以西方文化为线还是以中国文化为线的争论从主办者所提供的“原点阅读”书目来看,基本上是一些西方典籍,而重要的是近代以来的,所以有的学者就指出,中国古代文化中就有很多精彩的文艺心理学资源我们不应该忽略它们,其实古代文论有许多对于人类心理状态的描述,比如中国最早就出现的“性情论”,在庄子、荀子、司马迁、嵇康等人那里,都有很多有关文艺心理学的精彩论述记得上世纪80年代,广东学者刘伟林就出版了《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一书,洋洋60多万字,对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初步的评述,构成了一条源于中国文化的历史之线　其实,不仅“文艺心理学”存在这个问题,一些基本的文艺理论学科、甚至概念,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唯美主义与纯艺术问题,等等,如果仅仅按西方文化的“线”来梳理,不仅难以让人接受,也无法构成具有人类性的充实的历史基础而就中国情景来说,这还牵扯到了更深层的文化信念问题可以说,近而言之,它关系到了一种文化、学术和学问的历史建构,远而言之,它还涉及到一种稳定的民族文化之根、文化元点的存在与有效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失去了这条民族文化历史的“线”,文化元点及其一些终极观念就像断线的风筝,就会堕落于无际的深渊之中这当然构成目前中国人精神危机与心灵失落的重要因素,而在构成这种文化心灵危机的前台,都是目前在学术与学问历史建构方面的困扰与失落　于是,“线”的选择就成了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造成了历史合法性的搁置其实,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出现了在这之前,西方自鸣钟的传人,一种新的时间和历史的线索就开始出现了直到民国成立,中国采取了西历,意味着中国传统的时间和历史之线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人文精神在历史逻辑方面逐渐失去了自己原来的自主性,开始呈现出依附西方的趋势这种情景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变更源于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又是以新文学的产生为极致的历史表达如是看来,新文学运动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变革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但是,它过于偏激、偏颇的文化倾向、及其所造成的中国人历史感的消解,也是不可否认的,其造成的消极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对于中国历史传统与文化遗产的过度否定性批判,以及对西方文化理念的过度推崇,用人类近现代科学理念代替了人类文化原初的“元点”,截断了源远流长的历史线索,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学术、学问的历史建构　显然,只有少数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可能造成的历史感的迷失其中王国维就是最敏感的一位他很早就意识到了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隔绝对于学术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并提出了学无中西、学无新旧、学无有用无用之分的新的理念,试图造就一种新的、博大的文化胸怀,为学术学问的历史建构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其实,王国维所做的并不止于此,他通过自己具体的学术实践打破了中西、新旧、有用无用界限的理念,开创了一种新的学术境界例如,王国维是最早关注并接受西方文艺心理学资源的人,但是他的文章却非常频繁地引用了庄子、淮南子中的例子,并与西方的文艺心理学观念进行比照,把文艺心理学的探讨推到了一个中西文化相互映照、道通为一的境界,也使文艺心理学的历史源流有了新的线索再比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被公认为是用叔本华的理论观点来对《红楼梦》进行分析评价的论文,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他在文章开头就引用的一大段中国古人的学说,就辜负了这位学人的良苦用心而到了后来的《人间词话》,更是达到了中西文艺理论相融合的极境　但是,这种不露痕迹的著作太少了；相反,文艺理论与批评成了“文化断层”最显著的领域这首先表现在文学概念与术语方面,如今几乎所有插叙、概括和评价文学的观念和观念体系皆来自于西方理论,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而中国固有的文化概念皆成了“古董”,与古代汉语一样成了考古、训诂的对象,丧失了在现当代语境中存在的合法性这种情景不仅从逻辑和阐释起点上消解了中国传统的历史线索,使中国文学存在着“断线”的危机,而且自始至终影响着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自主性、主体性与独立性其实,这种“断线”的危机在新文学初期就显现出来,也曾引起过当时一些学者的警惕和注意,例如“学衡派”诸人对于新文学的置疑就非常引人注目梅光迪当时就认为大量西方新潮名词的涌入,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激进的批判态度有可能断送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感,中断国人对历史文化之根本的体认；而在吴宓看来,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元话语在中国文化中同样存在,而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精粹之论在西方文化中同样能找到印证与共鸣,我们完全不必用扬彼抑此的方法来进行文化变革这两位与胡适同时在美国留学的学者,其看法是很有远见的,可惜,他们“接线”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即使胡适,这位新文学运动的旗手后来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且不论他一开始就采用了改良的、比较温和的文学态度,就从写《白话文学史》的初衷来说,就充分反映了他期望把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连接起来的愿望,企图完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学的历史建构　　应该说,这种愿望部分地实现了,但是随着激进的社会与文化思潮更占上风,也随着胡适个人命运在社会流变中失势和下坠,并没有出现更坚实、更深远、更博大的历史创造,现实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历史感越来越薄弱了,成了漂浮在生活表面的文化浮标这也许是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美的历程》的重要意义之一这部著作引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不仅是对“美”的阐释,而且在于“历程”——一种对于中国文艺美学历史的架构当然,这种架构已经不是遵循中国传统路径了,而是融入了西方逻辑思维的范式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阐释美的文化原点这就是“人性”,由此生长出了中国美的历程的回顾与描叙这也说明对于文艺理论中“线”的理解与勾勒已经不再是一种单一文化的家谱系的建构,也不可能局限于某一种文化的框架之内文化的历史感正发生一种变异和飘移；所谓变异,是指在文化理念和概念上变化,隐含着对于过去历史文化遗产的再阐释和再发现；所谓漂移,指的是历史线索正在被学者悄悄地挪移,从过去既定的、地域的、民族的传统谱系中飘移出来,被纳入到一种人类性、知识化的学术谱系之中　这也许是一种新的历史感,是如今迷失在历史迷乱中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一种出路,就目前的状态而言,依然存在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两条线的并行、交错、碰撞与交汇,是否需要把两条线并成一条线,或者从中生发出“第三条线”,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讨论与磨合的问题　可见,“点”与“线”的问题,原本就是连在一起的,失去了历史的“线”,就可能失去文化的“根”——这在当前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很多人还未自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经常模糊“线”与“点”的关系,并用“线”来取代和消解“点”的历史终极意味例如,“现代”、“现代性”就是如今常用的概念,原本是用来描述近代社会发展的一条历史线索,却经常作为一种文化的“元话语”来使用,成为了一种强势文化“统驾”历史的话语权实际上,从深层的意识形态角度来说,用“现代性”来统驾和解读历史进程,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历史,就是一种以“美国价值”截断中国、甚至人类历史文化线索的企图,所谋求的无非是所谓“先进”的、时尚的、消费主义至上的文化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现、当代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以俞平伯先生《<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杨贵妃后来辗转沦落到了女道士院。二是台湾学者魏聚贤《中国人发现了美洲》一书考证，杨贵妃由人陪伴去了遥远的美洲！三是吴宓先生和一些日本学者及其民间坚信：马嵬兵变时，禁军统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秘谋，以侍女代死。”（《文化译丛》1984年第5期《中国传来的故事》）并立即派亲信护送贵妃从今上海（一说扬州）附近出海，漂流到了日本久谷町久津。安史之乱后，玄宗“因思念杨贵妃，命方士出海搜寻，至久津向贵妃面呈玄宗佛像两尊；贵妃则回赠玉簪以为答礼，命方士带回给玄宗。”（同上）最后，杨贵妃在日本终老天年。至今，日本“贵妃墓”尚存，甚至还不断有人自称是杨贵妃的后代！四是冯汉镛先生于1995年四川省《文史杂志》第五期《杨贵妃马嵬还魂之谜》一文提出杨贵妃马嵬还魂后栖身四川营山县大蓬山。

文人的地位一直很尴尬，有人说文人只是给地王将相写家谱的人，是历史的记录者但不是历史的创造者。文人有皓首穷经埋没乡里，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总之同是文人但结局却是千差万别。历史中有个规律：文人总是被政客玩弄，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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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

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

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锺书主要著作年表

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人兽鬼》（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钱先生其人

钱锺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等。钱锺书先生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赴牛津大学攻读，获BLitt．（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

归国后，曾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编纂等。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新时期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还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98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钱先生其书

《管锥编》是钱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三联书店版4册（中华书局版5册）近130万字，是作者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本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前人之覆者，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本书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杜少陵诗集》、《玉溪生诗注》、《昌黎集》、《简斋集》等十种书的札记。显而易见，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钱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出版者中华书局起初并没有为该书申报“国家图书奖”，然而，博学的评委们还是公正地将其列入了首届获奖名单。

《谈艺录》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45万字，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骘，唐以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本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敝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入微，多所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短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论着500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本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读书。

《七缀集》是文艺论集。本书基本上是《旧文四篇》和《也是集》的合编。收入本书的是七篇被钱先生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此书当与《管锥编》参互而读。集中每篇文章就是《管锥编》中某一节之铺张扬厉、充类至尽；《管锥编》中每节札记则如本书各篇之缩略提纲。

《宋诗选注》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卷首之序为钱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而且对诗文选政颇有创见。钱先生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

《围城》是钱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钱钟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粹美。

《人．兽．鬼》是钱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四篇。其中，《上帝的梦》描写了人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疏离；《猫》讽刺了一群无聊的知识分子，可以看作《围城》的雏型；《灵感》所表现的是自作自受和精神产品的异化；《纪念》则是写家人、夫妇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先生的散文集。收入《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等十篇。作者带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发表看法，博闻善说，睿智幽默，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个独特的品种。

《槐聚诗存》是钱钟书先生自己选定、并由杨绛先生抄录保存下来的旧体诗集。钱先生自幼读书学诗，几十年间所作至少也有上千首。但钱先生自觉比较满意而收入本集的，却尚不足三百首，足见其标格之高。书中言志、抒情、感时、论诗之作，应有尽有，殊耐吟咏。其中古意、无题诸章，最具李义山风致。作者在序中自叙少年学诗门径以及编定本书之原则与经过，皆是首度披露，必能引起读者极大兴趣。

详细生平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写《围城》时的钱钟书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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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情于书 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钟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吊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钱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童心苍老，不幸成为神话或靶子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钟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钟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钟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一位博士生曾发表《我看钱钟书》一文，声称：“在钱钟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钟书“上课”；1997年1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评钱钟书不行，钱学有病。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它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痴气率真，未将直气折王侯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但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又站出来说杨绛之说不实。一时间，学界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也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许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驱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的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钟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又一次黄永玉要写一个有关“凤凰涅盘”的文字根据，但一点材料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北京城的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忽然想起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结果马上找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目光睿智的钱钟书

力行不倦��打造中西文化园林

钱钟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对于《管锥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从柯灵、舒展到李洪岩，见仁见智，不胜枚举。

我第一次读到《管锥编》，却已是1994年了，在此之前也只是读过《围城》和他的部分散文及短篇小说，虽然喜欢得不得了，但真正在书店里翻动他的《管锥编》时却大有窒息之感，也许是出差在外的心情所致。当时在济南的一个古籍书店，我终于将一套五卷本的《管锥编》捧回了旅馆，连夜拜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册。其中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前四册从先秦至隋代以来的经史子集1158页内容的增订，而第二部分是对前四册及增订内容进行的再增订。钱氏六十五岁做《管锥编》，七十二岁出版《管锥编增订》，而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已经功业垂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繁琐的订补，且旁征博引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德、法、拉丁等数种语言。其治学精神着实让人感动且叹服，似在学界未有第二人。

将自己一生饱学之识汇于一册，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有人称钱钟书为文学宝库、昆仑或是大海，但在我看来，《管锥编》更像是匠心别具的文化园林，将世间文化精华移天缩地，巧妙陈置，相映成趣，打造成立体的风景，让人流连其中，惊异忘返。我曾顺着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片“文化风景”，而钱钟书正是这座“文化园林”的向导和打理者。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钟书。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此言极是。

《围城》妙语

1、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了，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

2、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毕竟是清晨，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烘懒，说话做事都很起劲。

3、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