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的历史记载和调查材料，使我有理由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约当公元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其中，从万历到明末和从清初到乾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阶段，后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

　　从万历到乾隆的这个时期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找到当时遗留下来的许多典型厂矿的契约、文书等等，以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我曾采取了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北京附近门头沟的煤矿业和其他地区的几种手工业进行了调查，得到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它们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足以填补我们已有的历史知识的缺陷。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进行这种调查研究，从各方面收集系统的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分析和综合，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历史问题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答。

　　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时候，我遇到一些人提出疑问。这些疑问就是：究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有那些特点这一萌芽时期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当时的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发达的程度怎样这个历史的变化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我愿意通过一些典型材料的具体分析，试作一个初步的解答。

　　近来有不少文章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作了各种不同的划分。有的说中国资本主义最初的萌芽远在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可以看到，有的认为明朝初年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关系，有的又说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在明朝的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出现的，也有的认为明朝的嘉靖、万历年间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最明显的转折阶段。依我看来，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并不太早，说得太早的人提出的证据并不充分。比如有的文章似乎想令人相信元朝至正年间，约当公元十四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这些文章所举的唯一证据，乃是徐一夔著的《始丰稿》卷一中的《织工对》。我认为这一类说法有很大缺点。《织工对》所描写的钱塘相安里一个富家有杼机四五具、佣工十数人的情形，只是个别的例子，此外还没有其他有力的例证。如果把这样的个别例子突出地抓取出来，当成大量的现象，那末，我们在元朝以前更早的时候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个别例子。唐朝定州有一个名叫何明远的，“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这是《朝野佥载》上写得很清楚的。可是，谁能够根据这一个个别的例子来判断唐朝已经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呢显然，离开了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材料的研究，孤立地观察某一个别的现象，一定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根据近来研究所得，我以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因素有它的萌芽期和成长期。它的萌芽期就在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这个时期，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说来，中国无疑地还是一个封建社会。由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非常缓慢，表现了中国封建历史所特有的“停滞性”。但是，不能否认，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同以前任何时期相比较，却有重要的新的特点。

　　人们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以地主阶级剥削农奴劳动为其经济基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只是在自给自足和简单的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进行。官府手工业尽管有很大的规模和很高的技术，它们却只供应封建宫廷的需要，并且它们是用了“工奴”的劳动来生产的；民间手工业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束缚，不能出头。同时，在封建土地买卖制度之下，资本不断地被吸引和冻结在土地上面，更加巩固了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形成了地主、高利贷者、商业资本家的三位一体，加深了他们对广大农民的封建剥削。

　　在明朝万历以后，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不能否认，这个时候由于社会经济的不平衡的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之间，情况却有不同。这个时候，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找到了它的萌芽生长的比较适宜的土壤。在这里，它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在这里，封建社会内部严重地妨碍资太主义萌芽发生的某些历史条件，就开始有了变化。到清朝的乾隆年间，这种变化更加明显。这个时候，一方面生产资料逐渐地和直接生产者分离，特别是有一部分生产资料逐渐被掌握到少数人手里变成了资本；另一方面失掉了大部生产资料的半无产者的劳动队伍逐渐形成，他们日益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这个时期除了官府手工业工场以外，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有了相当数量的由私人资本经营的民间手工业工场，从这里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出现了代表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同时还出现了最初的雇佣劳动者的队伍。这就是说，在当时中国的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孕育着新的阶级雏型，酝酿着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思想意识的斗争。这也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的一些基本特征。

　　当然，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所以会在明朝万历到清朝乾隆的这个期间逐渐发生，从根本上说，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此外还有其他的历史条件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万历年间有一些经济措施曾经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的经济措施之一是在全国各地普遍开矿，它的规模是以前的历史上所没有的。本来明朝的采矿业在万历初年还不很发达，万历二十四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这才使采矿业能够普遍地合法地进行。结果在两方面发生了影响。一方面因为那些太监到处勒索，就引起了各地人民普遍的反抗；另一方面由于许多矿厂从此大开，民间的工矿业就活跃起来，给了资本的活动以许多便利。其次，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把丁役、土贡等项通通归并于田赋之內，计亩征银。这在一方面表现了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加重；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封建赋税制度的进步性的改革，它给货币经济的新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除了经济的措施以外，万历年问还举行了正义的“抗日援朝”战争，这是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派兵援助朝鲜抗日。经过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第一次战役和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的第二次战役，明朝耗费了二千六百万两银子的军费，在战争结束以后，明朝政府还规定把边防费用每年由四十三万两增加到三百八十多万两。这个战争对于明朝政府的经济措施和国家财政都有不小的影响。中国的银币也是在这个战争中才开始铸造的，并且后来由于对外贸易日益增多，外国银币才不断地大量输入中国。

　　万历年间还有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西欧资产阶级的文化科学开始输入中国。例如，意大利人利玛窦就在这个时候到达中国。他在中国传教约二十年，设立了三百多所教堂。除了关于天文、地理、算学、音乐等的译述以外，他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二十五言》、《交友论》、《辩学遗牍》等，可以说，这些是最早在中国流行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献，它们对于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不小的影响。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利玛窦到中国以后的情形是：“中土士人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盖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种释氏所云旁门外道，亦自奇快动人。若以为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失之远矣。”沈德符的这一段文字表明，当时西方思想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的一种舆论反响，就是认为它有“窥伺中华”的危险；而沈德符在这里所做的解释只能更加证明利玛窦等人的活动对于中国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是明朝万历以后的各种历史条件，仍然继续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是，不可否认，在公元十七世纪开始以后，约有四十多个年头，明清两个王朝的军事斗争日渐剧烈，接着爆发了农民的大起义，明朝的统治垮台，清兵乘机入关，中国本部社会经济生活的秩序一时又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它使得清朝初年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某种程度的停顿。但是，毕竟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的破坏，所以恢复和发展也比较快，而在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社会经济显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隆以后，在中国经济发达的主要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就从萌芽时期进入成长的时期了。

　　为了说明上述论点，我准备把实地调查和收集的材料，同史籍的记载相印证，陆续加以整理发表。现在我先通过北京门头沟煤矿业的一部分材料，来论证中国北方地区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发生的具体过程和它的特征，对于其他材料的研究，留待以后另写文章。

　　二 一百座民窑的遗迹

　　我在北京西山门头沟矿区发现了明清两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百座民窑的遗迹。我收集了它们的大批契约文书，其中截至乾隆末年为止的共有一百三十七张，另有民窑文约登记本和账单各一，民窑业主的家谱一册，民窑争执的诉状两纸和一个抄本，还有窑图两张。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不仅仅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而且在北方地区，例如在北京附近也同时出现。

　　北京西山门头沟地区，在元朝已经有封建官府征工开采的煤窑，到了明朝中叶以后，这一带开始出现了民间的采煤业，它同斋堂、周口店等地一样成为供应京畿地区煤炭的主要釆源地之一。《明一统志》记载“顺天府宛平县出石炭”，它所指的主要就是门头沟和斋堂两地的煤田:《清一统志》记载“宛平、房山二县出煤”，它所指的则是门头沟斋堂和周口店这几个相连的采煤地区。其中门头沟出产的煤炭,一开始就直接供应北京城市的需要，居于最重要的地区。这一带的煤窑，从明朝万历年间起，逐渐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民窑；相形之下，官窑却日益衰落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据《明神宗实录》第三八0卷的记载，当万历三十一年的时候，这里只有一座官窑；第三八一卷又引顺天府尹许弘纲的奏疏说：“查勘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尽属民窑。”到清朝乾隆二十九年的时候，据《畿辅通志》《榷税篇》的记载，这里也仅仅“有煤窑一座”。这一座当然是官窑。除了这座官窑以外，事实上却有许多民窑没有被记载进去。只有朱彝尊编的《日下旧闻》第二十四卷引宋启明《长安可游记》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由门头村登山，数里至潘阑庙，三里上天桥，从石门进，二里至孟家胡同，民皆市石炭为生。”

　　现在人们在门头沟还可以找到潘阑庙、天桥、孟家胡同等古老的地名，并且在大峪村附近还可以找到一座废窑，据说它就是明朝的官窑。从这里往北，在九龙山的半山腰，我看到一所颓废不堪的“净明禅寺”，里面有明英宗天顺二年的石碑，碑文中有一句是：“敕赐净明寺在顺天府宛平县玉河乡西山大峪窑之地。”这样看来，大峪村旁边在明朝确有官窑。当时的官窑是规模很大的官府手工业工场。它是以“工奴”劳动为基础的，由封建宫廷直接派太监担任“总管”。我在九龙山净明寺旁边还看见有一个“明故御用监南监韩公之墓”的石碑，据查这位韩公就是万历、天启之间派到这里的官窑当总管的。这座官窑一方面对后来许多民窑的兴起有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对民窑的发展却又有阻碍作用，而且阻碍的作用比刺激的作用还要大得多。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手工业发展过程的一个显明的特点。

　　然而，我在这里要着重论述的却不是这个官窑以及它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的阻滞作用，而是在它的附近连续出现的许多民窑，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官窑。这许多民窑的情形，从来没有人加以详细的记载，但是，当地有些老窑主的家里却保存了祖上遗留下来的一些契约和文书。当地也还有好几辈子开煤窑的老先生能够帮助访问者了解许多历史情况。

　　由于京西矿区党委书记景振洋同志、区长龙文耀同志、门头沟镇委书记傅长有同志和区政府矿务科科长李成敏同志、工程师陈毓龄同志、技术员王善祥同志等的帮助，我从门头沟收集到许多民窑的材料，访问了许多老窑主。根据这些材料和史籍记载对照来看，门头沟民窑兴起于明朝的万历年间，到清朝的乾隆年间大盛起来。七十几岁的老窑主阎锡珍曾向我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并且对我说：“别处我不敢说，这道沟里，早年老百姓开的窑，是明朝就有的。”问他是明朝的什么年间，他说不上，他只能告诉我：“由清朝往上数，还不止三辈，早就开了煤窑。”我认为他的话是可靠的，因为这同历史的记载是一致的。

　　一个人的记忆深处，总会想着探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绵柔而坚毅，古朴而厚重。

　早在十几年前，我就有过想去“五里三状元”故里探寻的念头。

　三年前，我有幸去吉安博物馆参观，读到明建文二年（1400），一甲前三名都是庐陵人，并且前十名有七名是庐陵人，自豪感倍增。

　两年前，一位老师说想撰写一本《庐陵状元》的书籍，问我想不想参与其中，我满口答应。“庐陵自古多俊杰，文章风物照江天”，这一方水土，了不得。

　去年七月，酷暑难耐，我和几位文友从罗滩水电站坐小木舟，寻访彭教状元故里吉水县水南镇泷头村，回来途中，我在微信上敲打了几句话：竹雨松风荷韵，茶烟樟月书声。舟车劳顿寻古，庐陵状元隐名。

　坐船去泷头村，船行碧波之上，想到马上双脚就能触及到状元故里，心头很是兴奋。同来的曾师正校长说，民间有些人说“五里三状元”是刘俨，彭教和罗伦，其实不然，而应该是刘俨，彭教和王艮。他们三位的出生地吉水县文昌乡，就是今天的水南镇。

　水南镇位于吉水县东南部，距县城38公里，离吉安市60余公里，清澈的泷江横穿圩镇，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故里”、公略县旧址、腐竹之乡、边贸重镇。前段时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传保护联盟专家顾问胡介报等北京专家调研团来水南镇进行考察调研，对镇里的山水、人文和历史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

　彭教的表弟罗伦是永丰人，明宣德六年（1431年）出生，于成化二年（1466年）高中状元。相传，他和彭教都在泷江文昌书院读书，表兄弟二人，一前一后连续高中状元，这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罗伦在泷江文昌书院就读，依照今天的说法，算是“借读生”。我觉得，一种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泷江文昌书院的名气非常之大，要不然，罗伦也不会舍近求远。

　文昌书院何时建造，何人建造，不得而知。据清道光年版的《吉水县志》记载，宋代，文昌书院就闻名遐迩。大学士刘俨和礼部右侍郎钱习礼进士，都在此饱读经书。

　满眼青山隐隐，我努力寻找着文昌书院的遗址，也在努力寻找昔日状元那不同凡响的气息。曾校长指着泷江北岸的一片葱郁的大山说，那是萧山，状元彭教读书的文昌书院就建在半山腰。

　背靠厚厚的大山，面临柔柔的碧水，这书院选址的确高明。一朝一暮一秋长，一卷一书一墨香，一寂一寞一思量，一隅一谧一时光。以想象得出，自状元在此读书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学子，携带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使命而来。只可惜书院早已不复存在了。

　文友喻彬就是吉水县水南人，他在《泷江文昌书院行吟》一文中提到，这间中国最底层的乡间书院，曾创造过“五里三状元”、“兄弟两进士”“十八翰林学士共赏荷”的科举盛况。

　这里，一个籍籍无名的乡野书院，应该是缔造了中国1300年科举史的奇迹！

　文中，喻彬写到，刚参加工作时，在水南中学教书，曾去找寻过书院的旧址，那些深埋在泥土里的残砖碎瓦，依稀还在讲述曾经风流过的沧桑往事。

　我把座落在萧山半山腰的书院，郑重地放在心间，它的传奇和辉煌，它的人文和情怀，值得有心人去研究。如若在重视文化建设的今天，让“文昌书院”再一次“文昌”，该是书院的一大幸事，这，如若能成为水南镇打造“状元文化”的一个重要抓手和点睛之笔，应该是不错的想法。

　树影、木船、山色、流云、野花、竹林……黄蜂引路，蝴蝶伴行，弃舟步行约五六里，终见一小村。同行的罗君说，状元彭教的村子，应该就是这里。

　果然，我们猜测的没错，寻问一戴草帽的老者，他说这儿就是彭教故里泷头村。

　旁边一位抱着孩子的大姐连忙迎上我们，她叫夏侯水招，1962年出生。听说我们的来意，她抱歉地说，她爱人彭信林就是彭教状元的后人，从开基祖算起，彭教是18世，她爱人是34世，在泷头村，彭姓只有她家一户了。她有一女二子，长子大学毕业在吉安县华忆教育集团从事教学工作。目前，她在家带孙子孙女，她两岁多的孙子是第36世，小家伙穿着棉布小肚兜，拿着自家地里产的西瓜，笑嘻嘻递到我们手中，为这次空灵而静寂的寻访状元之旅，留下了满满的温情。

　“泷头村彭姓的只有我家一户了”，她漫不经心地轻声一说，我心头一紧，仅存的这一户，那彭氏延续下去的责任就大了。

　彭教，字敷五，号东泷，生于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状元，卒于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授翰林院修撰、侍读等职，参修《英宗实录》。著有《东泷遗稿》、《泷江集》等，存目于《四库全书》。同来的曾校长一再惋惜，说彭状元走得太早了，算一算，状元四十二岁就英年早逝，确实令人惋惜。

　据说，彭教出生时，他的父亲彭汝弼正在安徽祁门任职，县令颜大人与彭父因年龄相仿，性情相投，成了推心置腹的好友。彭教出生的夜晚，县大人颜公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轮红日跃出东方，光芒四射，瞬间，这轮红日坠落于县学之内。第二天一早，颜县令告诉其妻，他妻子与彭教的母亲也是亲如姐妹，昨晚还陪着彭教的母亲一起期待新生命的出生。听了丈夫那奇怪的梦，心想，一定是彭夫人家添丁了。果不其然，当日上午，彭妻就产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颜县令夫妻料定，这小子日后必成大器。

　虽说大多数状元的出生，都有点神话传说，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诠释了人们对知识的敬仰和人品的推崇。那些通过层层考试造就出来的“鼎甲”人物，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纵观千年文化史，状元所起的作用虽说十分有限的，但状元毕竟是状元，非等闲之辈，其文采夺目，妙笔生花，在民众的心里，有着极高的声望，认为他们是天下做大学问的第一人。

　一直以来，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也一直敬仰那些笔扫千军的超凡人物。

　好不容易找到状元故里，我舍不得放过眼睛触及的任何一个细节。问及彭氏宗祠，大姐答曰，早多少年前就倒了，她家势单力薄，也没有修复的能力。还好族谱还在，因彭信林去田地里劳作，我们只好耐心等待。

　我再次打量这幢凸显庐陵建筑风格的明代老屋。红石门框、雕花的木格高窗、砌砖形式是“两眠一斗”、漆黑的木格栅上有隐隐的雕花、“退廊让柱”的厅堂格局……感觉它们和彭教状元有气息上的关联。

　随后，我围绕着这座老房子的四周寻找，找到了六块刻有“泷江彭氏贞斋记”的青砖，从青砖的制式看，是明代的砖，现在镶嵌在老屋的外墙和厨房。我寻思着，这些满是青苔的老砖块，如一个个联通明朝的密码，也许是老房子或祠堂倒塌下来，后人捡拾砌于墙体，它们是延续彭氏气息的一个物态载体呢！

　那一刻，我特别相信文字的'力量。

　彭教后人彭和平，家谱上的名字叫彭信林，他背着喷雾器从地里回来，我连忙跟着他，再一次走进老屋。这一次，我有机会瞧见老屋的门槛石侧面，雕有花纹，门槛石上面，是凹凸不平的豁口，让人看到了匆匆的岁月，无情的时光。

　彭信林抱出了一本《泷江富溪彭氏重修族谱》，我们聚拢来，梳理着彭氏繁衍生息的枝枝蔓蔓。找彭教的父母妻儿在族谱上的位置。彭教的父亲彭汝弼为人刚正不阿，仕途寂寥，一生热衷于学教，先后在广东和安徽任训导和教谕。“教谕”，是明代县级行政单位主管当地教育的官员，主要职责是每月对本地区的秀才进行考核和奖惩，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按照明朝官制，教谕虽然是官员，但其品级为未入流，属于最低级的官员。虽说彭汝弼一生仕途不得志，但是培养了一个响当当的状元儿子，也是人生的大赢家。

　族谱上，彭教五兄弟的名字很是有特点:老大为主一，老二叫用二，老三唤贵三，老四喊崇四，彭教是最小的，属老五，叫做敷五。族谱上，我有这样的分析，彭教唯一的儿子十四岁就夭折了，来不及成亲添丁，他这一支没有正宗嫡传的后人。彭信林是彭教的二哥用二这一支传下来的。也感谢上天之德，风雨五百多年，这微弱的香火一直还在延续着，延续着。

　虽说彭教的父亲官职不高，但也相当于今天拿着固定薪水的公务员，带着家眷走南闯北，彭教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应该说，衣食无忧的生活，让彭教有足够的时间读书，有足够的花销一路考取功名。

　比风更容易打弯的，是一个人的命运。彭教结发妻子姓刘，有一子十四岁就离世了。唯一的儿子夭折，对彭教状元的打击一定很大。

　书上介绍说，彭教自小就聪颖出众，还不会开口说话时，他父亲和兄长指着斋堂的匾额让他辨认，今日教，明日考，他正确作答。四五岁时，父亲叫他写字，笔画丝毫不错，口占韵语辙成章，是出名的小神童。

　一方水土一方人，在状元故里，我一再打听关于彭教的轶事，彭信林眼神灼灼，给我讲“彭教还金钗”的故事。明天顺七年二月，彭教带着书童去京城会考，宿在一个小镇的旅店里，早晨准备启程，遇见楼上一女子泼水下来，随水流下来的还有一个明晃晃的金钗。书童顺势把金钗藏在怀中，路上，盘缠不够，书童说起了这个意外之财。彭教一听就着急了，一定要赶回去送还金钗，他跟书童说：金钗一定是楼上泼水女子的，如若是未婚夫赠与的，现在寻不见了，父母一定会误会她送给了别的男子，弄不好会出人命的。“人命事大，试事是小”哪怕耽误进京考试也要把金钗送还。

　事情的玄机有时是解释不了的，那一年，考场居然起了大火，彭教因为迟考幸免受伤。当年八月朝廷补试，彭教成绩优秀，第二年廷试，彭教以文夺魁，被点为状元，这件事，也是好心有好报的有力证据。

　光阴荏苒，远去的日子，一天天被推到身后，离我们越来越远。我试图想更多地找寻彭教状元的遗存，譬如说，他的画像，应该是玉树临风，沉着内敛的，应该是内心温润，丰神秀彻的。再譬如，他留下的诗词《别友》、《枯竹复生》、《怀友》、《题扇寄友》、《题诸葛武侯像》等，想看看笔墨留下的心魄。只可惜，我们除了看到一栋老屋和几块带字的青砖外，没有看到更多有价值的物什。

　还好，这座老屋，这本族谱，彭信林一家默默地坚守着，已经非常幸运。

　我在想，如果状元公们能像一棵苍劲的古樟、一条清冽的小河、一捧黝黑的泥土、一丘起伏的小山一样，等着我们，该有多好。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见利而不苟得，以人之杰也。

　合上厚厚的彭氏族谱，彭信林准备把族谱放回老屋的隐秘一角，他走到老屋前，我连忙拍了一张他和老屋的合影，我想在镜头里多留下一点点彭氏家族的记忆。

　我询问对吉水文化多有研究的杨巴金老师，想向他打听状元彭教的墓地。杨老师说，据光绪《吉水县志—墓茔》卷64载介绍：“侍讲彭教墓，在文昌乡泷冈”，文昌乡，即是今天的水南镇，泷，指的是泷江，流经泷头村，冈，指的是山岭，由此可推断，其墓地应在他家乡附近的某一座小山岭上。

　走出老屋，撑着遮阳伞，骄阳下，我一个人静静地环视着四周。此刻，泷头不语，远处隐隐的小山包，近处葱郁的大铁树，掺着稻花香的暖风，旁若无人地穿行而过。今夕何夕，彭教状元，你在哪里安眠呢？

　那真实的草木，那湿润的泥土，还有那个孤寂了五百多年的墓地，都在哪座山里呢？你们还在典藏和守护一个状元的性情和荣光吗？

　淙淙而流的泷江水，沧桑了容颜，过滤着记忆。我那寻访的目光，再一次凝视这个山青水碧的小村，只想让状元的气韵在故乡的山中隐秘，不想让其走远。

　　在门头沟，准确位置应在今天的门头沟区永定镇。

　　现存十余座形制不同、风格各异的过街楼，过街楼是由城门、城关的建筑形式演变而成，均横跨在街巷、山涧、隘口处。其结构呈城台状，下辟劵洞，平台上置殿堂，一般为双层，故谓之楼。过街楼大多建在交通要道、行人必经之路上，位置重要，目标明显，引人注目。它的基本功能为：一、标志性建筑。表明过此楼即进入某某村寨或某某地点，且距离很远就能看到它，识别它。二、保障安全。有些过街楼设置大门，夜间和紧要时刻可关闭，起到城关的作用。三、参拜神灵。有的过街楼上的殿堂供奉神像，人们从下走过，就等于参拜了神灵，犹如从居庸关过街塔下走过。四、装点景致。风格各异的过街楼散落在深山各处，规模形制均不相同，起到美化作用。据考证，现存京西山区的十余座过街楼中，历史最悠久的是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的万佛堂过街楼，保存最好、装饰最华丽的当属琉璃渠过街楼，现状最残破、已摇摇欲坠的是仰山娘娘顶过街楼，距市中心最近的要数圈门过街楼。兹分别介绍如下：

　　1、万佛堂过街楼

　　万佛堂村位于永定镇冯村的西南，因古有万佛堂寺而得名，现今寺已成遗址，仅存虎皮石墙、残碑和柱石。

　　万佛堂过街楼过去位于万佛堂村的东口，而现今则在村西口外，原因很简单：该村原在山上，十分不便，后整村迁出深山，以致过街楼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

　　过街楼坐西朝东，巨石砌就，高大宏伟，其北依山势建石墙，其南临涧，构成封闭式关城。其高6米余，进深5米，劵洞由大青石砌就，高3米，宽2米余。劵洞正上方石匾题字：“誓永不分爨，万历四年（1576年）建造”，共11个字，楷体。这段题字反映了明代纯朴山民的心愿，“爨”即是“灶”，发誓永远不分家。过街楼原来安有大木门，夜间关闭，以保障村庄安全。

　　万佛堂过街楼现保存尚好，略有残破，可惜大门及城关上的房屋已不存。

　　2、阳坡园过街楼

　　阳坡园过街楼建于清代，地址潭柘寺镇阳坡园村东。据介绍，该村村外有巨石，状似元宝，故原名元宝园。后因村址位于阳坡之上，改名阳坡园。

　　过街楼坐北朝南，就地取材，山石砌就。城台通高5．45米，宽4．64米，劵洞高3．5米，宽2．5米，下铺板石，为进村的重要通道。由于建在山道上，故此过街楼南低北高，略呈倾斜状。城台上建女儿墙，墙下砌凸出的腰线，再下为方形泄水孔。出过街楼，有土路通往古刹潭柘寺。

　　阳坡园过街楼城台上无建筑，为单层式。此过街楼保存完好。

　　3、军庄过街楼

　　军庄过街楼位于军庄镇军庄村的南口，建于清代。军庄，顾名思义，因古代在此设军营、派兵驻守而得名，足见此处的地理位置颇为重要。军庄至迟在明代已成村，村中有古迹隆恩寺、秀峰寺等，村北曾发现战国墓葬。

　　过街楼坐北朝南，城台由青石、砖和卵石砌筑。通高6米，宽6．3米，进深5米余，劵洞高4米，宽3米余，劵洞上方砌有“军庄村”3个大字。楼上为3开间砖石房一座，现为村办公用房，保护较好。

　　军庄过街楼是京西山区保存较好的过街楼，现为区级文保单位。

　　4、石厂村过街楼

　　石厂村过街楼位于永定镇石厂村东口，建于明代。该村附近盛产石板和石料，据记载，北京城内皇史宬、昌平的十三陵等建筑，均使用此山石料。当年采石人员吃住在现场，而钦差督理则在村中设衙署，指挥管理，石厂村名由此而来。

　　过街楼建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由巨大青石板料搭建，高6．4米，宽10米，进深6米，门洞由3块规整的青石建成方框式，门额题刻：“万历庚辰岁石厂东栅栏孟秋盖造”。整个建筑坚固朴实，形式独特。

　　据介绍，石厂早年在东西村口处都安设有过街楼，白天开门，夜间关闭，由士兵值宿，故又称东栅栏、西栅栏。西栅栏早年被毁，东栅栏（过街楼）成为明代采石业的历史见证。

　　5、圈门过街楼

　　过街楼位于龙泉镇门头口村东，横跨在一条宽阔的泄水沟上，该沟又称门头沟，这也是门头沟区名的由来。圈门之名即来源于此过街楼，其始建年代不详，仅从碑文获知，清代有晋商出资重修。

　　过街楼坐西朝东，上建殿堂3间，硬山大脊黄琉璃瓦顶，大殿面阔11．6米，进深9米余，殿前有抱厦1间，裙墙皆为黄绿琉璃。下部为城台状劵洞，据了解，过去共4个劵洞，均为砖石混砌，建筑精良，解放后由于年久失修和妨碍交通等原因被拆除2个，另1个被压在房基下，目前仅存1个，劵洞完好，其高4．5米，宽4．7米，进深11．24米。据沟旁现存残碑记载，圈门为往来之要道，旧有关圣帝君、文昌大帝、药王神祠。说明平台上之大殿为文昌阁和关帝庙，北殿为药王祠堂，为过经商贾祈求身体安康、财源兴旺之所在。

　　过街楼东侧有大戏楼、窑神庙，构成一组与煤业习俗密切相关的文物古建。

　　圈门地处京西要冲，周边煤炭资源十分丰富，自元代以来所产煤炭均供给京城。这里既是产煤中心，又是西进深山、东下平原的必经之地，是门头沟最繁华的地区。昔日的过街楼下运煤的驼队络绎不绝，悠悠驼铃声回荡在山谷间，而如今只有这座过街楼成为历史的见证。

　　圈门过街楼现为区级文保单位，损坏严重，可喜的是，据门头沟区文委主任刘义全介绍，这座独具特色的古建筑将于年内开工修缮。

　　6．桑峪过街楼

　　桑峪过街楼位于军响镇桑峪村口，为清代建筑，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修。据记载，该村元代已成村，因周边多桑树而得名，明代曾称桑峪社村。

　　过街楼坐北朝南，砖石结构，高6．5米，宽11．6米，券洞高5米余，宽4．6米。券洞上方嵌石额，前额题“紫芝”、后额题“凝瑞”，城台四周建有女儿墙。城台上建有殿堂，共3间，门窗皆无，其顶部已改建成灰瓦顶。

　　桑峪过街楼是门头沟区较大的一座过街楼，现保存完好。

　　7．平原村过街楼

　　平原村过街楼位于潭柘寺镇平原村，建于清代。该村明代成村，因地处一块较大的平原上而得名。清代曾一度改称太平庄，据传康熙帝去潭柘寺过此村曾赞叹“这里真是太平呵。”

　　过街楼坐北朝南，主要由山石砌筑，现为单层建筑。城台高6米余，宽4．6米，券洞高3米余，宽2米，台面为平顶，原建筑无存。过街楼现状尚好。

　　8．琉璃渠过街楼

　　琉璃渠过街楼位于龙泉镇琉璃渠村东口，俗称灯阁，亦称三官阁，创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元代时这里即设琉璃窑，明代置琉璃局，清代又迁北京城内的琉璃窑于此。后由于修水渠至此，解放后改村名为琉璃渠。

　　过街楼下部为城台状，砖石砌筑，高5米余，宽7米，台面为虎皮石墙。门洞青砖发券，高3．5米，宽3米，进深约10米。城台券洞上方东额匾题：“带河”，西额匾题：“砺山”，皆琉璃烧制而成，是众多过街楼中唯一的琉璃额匾。东面城台两侧青石镌刻“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楷体字。城台上设殿堂3间，东向，为硬山琉璃瓦顶建筑。正脊两端为卷龙吻，造像生动，正脊间有兽8只。中间是一象驮宝瓶，寓意“太平有象”。脊内外侧均是琉璃五彩花卉，檐下悬琉璃匾额，西为“三官阁”，东为“文星高照”。前后栏墙由六角形几何图纹“龟背锦”琉璃面砖装修，其琉璃制品皆为本地烧造。

　　前些年过街楼旁曾出土石碑，碑文记述：“神京西五十里许，有琉璃局者，以烧琉璃著名也。由王朝景、赵邦庆等首倡集局民共议，众人踊跃称善，捐资鸠工。庇材垒石为台，构木为门，下辟洞门便行人也，不数月厥工。阁之上，东向供奉文昌、三官，足以消除灾祸也。”此碑撰文者为山西太原府榆次县儒学生员郝信。

　　旧时附近村民每至岁时节令都要来此致祭三官大帝，而每到元宵佳节，过街楼上则遍悬各式花灯，光彩照人。

　　琉璃渠过街楼是北京地区古老琉璃烧造业的实物展示，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研价值。1990年北京市政府将其列为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9．天桥浮过街楼

　　天桥浮过街楼位于龙泉镇天桥浮村东头，横跨在著名的西山大道（亦称玉河古道）上，从圈门西行4公里可到达。

　　过街楼为砖石砌就，城台上建筑已损坏无存，券洞仍完好。券洞由12块青石拱砌组成，其东面的石梁上刻有“天桥浮”3个大字，券洞外耸立白灰墙影壁。门洞高2米，宽3米，进深5米。

　　据记载，过街楼城台殿堂原供奉药王和关帝。由于这里地处京西古道，经西可达峰口庵、王平口，明清以来，一直是繁忙的运输线，过往商旅，为祈求身体安康、财源茂盛，常常上楼朝拜。

　　过街楼北侧为三义庙遗址。该庙建于明代，供奉刘备、关羽、张飞，当年正殿、配殿、禅房齐备，可惜现在已成残垣断壁、荒草凄凄。

　　1947年底，这里曾发生著名的“天桥浮战斗”。为配合解放军攻打南口，牵制驻守门头沟的国民党军队，我北岳军分区独立团在此激战一夜，歼敌130余人，胜利完成任务。至今，这里仍残存多座碉堡、暗堡，村东立有在此战牺牲的烈士纪念碑。

　　10．梁庄台上村过街楼

　　过街楼位于清水镇梁庄台上村口。该村明代成村，以姓氏得名梁家庄，解放后分为台上、台下两村。

　　过街楼建于清代，坐西朝东，由山石、砖灰砌筑。高5米余，宽4米余，券洞高3．2米，宽2．3米，砖石发券。城台砌女墙，台上建有敞轩式建筑，东面额书“梁庄台上村”5个大字。

　　过街楼总体保存完好。

　　11．仰岭娘娘顶过街楼

　　过街楼地处妙峰山镇陈家庄村北的山上，这里地势险要，是南道去妙峰山进香的古道，穿过门洞即进入山里。

　　据《妙峰山琐记》载：仰岭“山巅有瓮门，东向，镌‘孟常岭云聚寺’6字，短碣一，字多磨灭。”过街楼横跨在仰岭山口处，高5米，宽3米余，券洞高2米余，宽1米余，从两侧沿石磴可至城台。城台上建有阁楼，供奉三官大帝。现在阁楼已十分残破，供像早已荡然无存，门额上镌刻的字也已脱落。阁楼为木结构，高1．6米，宽2米，摇摇欲坠，随时有倒坍的危险。券洞由砖石砌就，尚完好。站在这里西望，妙峰山娘娘庙殿宇如寸，隐约于烟树之间。

　　据记载，明清以来每年四月初一至十五日，为妙峰山娘娘庙开庙期间。届时，香客如云、甲于天下。其中走南道的香客都要经过此过街楼，这样在朝拜老娘娘之前，先参拜三官大帝。同时过街楼还题写有文字，告诫香客“诸恶莫作”，劝人行善，积德才有好报，神灵可保佑。

　　仰岭娘娘顶过街楼是京西地区现存最残破的过街楼，随时都有倒坍的危险，建议能尽早予以修整。

　　12．火村过街楼

　　过街楼位于斋堂镇火村的村口，现存完好。据记载，该村明代已成村，附近灵岳寺香火兴盛时，该村为过往香客歇脚用斋饭之地，称“火爨村”，后简称火村至今。这里是革命老区，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先后烧毁该村7次。

　　过街楼为二层，建筑灵巧朴实，是规模较小的一座。券洞高2米余，宽2米，石板甬道从下通过。城台为砖石结构，其上建有房屋，进深1间。整个过街楼掩映在绿荫之间，成为火村的门面，体现了乡村文化的底蕴。

　　13．十字道过街楼

　　过街楼位于永定镇十字道村西口，主体建筑仍存，多有损坏。据记载，该村明已成村，由于地处通往京城的要道，是东西南北往来的交叉道，故名。

　　过街楼为土石垒砌，为单层，通高4米余，宽6米，券洞高3米、宽2．3米，券洞墙上装有安装大门的石轴孔。早年券洞安有大木门，解放前这里设卡查验过往行人，鱼肉百姓。抗战时期，日冠亦曾在此盘据，解放战争期间，这里曾发生过著名的“十字道阻击战”，重创国民党军。亦足见十字道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据记载，十字道过街楼建于清代，城关额题：“十字道关”4字尚存完好。

　　由于这里地处煤矿采空区，现该村已迁至山下冯村。

　　14．西板桥过街楼

　　过街楼位于大台办事处原西板桥村。该村辽代时已成村，后分为东、西板桥两村，由于地处煤矿采空区，全村已搬迁。

　　过街楼建于清代，坐西朝东，山石砌就，城关现为单层，高4米，宽6．4米，券洞高2．9米，宽2．9米，原城台上建筑无存，北侧有石阶可通往城台。城台旁有古槐一棵，枝叶繁茂。其西面尚存石砌影壁，东墙题“紫气东来”，西墙题：“西园翰墨”，已残缺。

　　15．小龙门过街楼

　　过街楼位于清水镇小龙门村。该村明代已成村，因地形似龙门而得名。由于地处要道，原有正城一道，过门一座，水门一座，现残存墩台。

　　过街楼建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坐东朝西，山石砌筑。城关为单层，高4．5米，宽4．8米，进深2米，券洞高3米、宽2．4米。该过街楼与众不同的是券洞内壁绘有壁画。左侧绘有菊花、寺庙、山水，为水墨画；右侧画一碑，四框环绕蔓草，框内楷书：“……当修官门以铺村口……大众捐己之私也，所有合村花费开列于左……大清光绪九年三月。”

　　过街楼现存完好。出过街楼西行即是河北涿鹿县。

　　16．燕家台过街楼

　　过街楼位于清水镇燕家台村口。该村元代已成村，原名二龙台，明初村民听说被选为皇陵，不愿搬迁，而改村名为“晏驾台”，后依谐音改今名。

　　过街楼建筑敦厚朴实，城台上建敞亭，较为简单。城台高4米余，宽8米，券洞高3米，宽2米余。券洞上方镌“燕家台”楷书3字。

　　燕家台过街楼现存完好。其附近近年曾出土商代贝币，说明3000年前这里即有人类活动。

　　此外，在清水镇黄塔村、斋堂镇马栏村等地也有过街楼。黄塔村过街楼建于清代，砖石结构，券洞高3米，侧壁上存一青石匾，题：“宣统元年”4字。另在雁翅镇淤白村东北山坳处，原有建于清代的过街楼，山石砌筑，城台上殿堂供奉观音菩萨。近年因修路而被拆毁。

　　过街楼这种风格独特的建筑，除历尽风雨自然损坏外，大多数被人为拆毁无存，因此现存过街楼越发凸现其历史价值。京西门头沟区现存十余座过街楼时代跨越明、清、民国，其遗存数量之多、品位之高，为北京市之首。希望它们能得到妥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