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 族

人口为8940116人。

民族概况

我国的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西、湖北、海南等省、区。在黔东南和湘鄂川黔的交界地带(以湘西为主)，有较大的聚居区。在广西大苗山、滇黔桂和川黔滇交界地带和海南也有小聚居区。其他地方的苗族则与其他各民族杂居。苗族村寨少则几户、十几户，多则百户、干户。居住环境各地差别较大，多为山坡地或较平坦的山脚，也有高寒山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苗族人口数为8940116。苗族使用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由于长达几千年的迁徙，住地分散，因而苗语逐步分成三大方言，即湘西(东部)方言、黔东(中部)方言和川黔滇(西部)方言。此外，川黔滇方言内部又分7个次方言。有些杂居地区的苗族，讲汉语、侗语、壮语等语言。新中国成立以前，苗族没有统一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人民政府于1956年组织汉、苗语言工作者创制或改革了4种方言的拉丁拼音文字，现正普及使用。

苗族历史文化悠久，早在4千多年前，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中游以南地区，居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史籍称为“南蛮”的氏族或部落里就包括有苗族先民在内。有人认为古史传说时代的蚩尤为今日苗族所尊奉的始祖，故与苗族可能有亲缘关系。有人认为古代三苗与苗族有渊源关系。也有人认为现在的苗族可以溯源于殷周时代“髳”人。此外，还有驩兜说、夜郎说、巴郡南郡蛮说、武陵蛮说等。有关苗族族源问题的各种争论在史学界中至今尚未定论，但是已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证明的是，早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代，苗族的祖先已经聚居在至今还是他们比较最集中的湘西、黔东这个当时称作“五溪”的地区。历史上称居住在这一地区包括苗族祖先在内的少数民族为'五溪蛮”成“武陵蛮”。后来他们陆续向西迁徙，才逐渐形成现在的分布局面。

社会经济

苗族经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到唐宋年间，逐步进入了阶级社会，在汉族封建经济的影响下，推动了苗族领主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这时，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商业也有一定发展，并出现了苗、汉人民定期交易的市场。元代，苗族地区已出现了很大的封建领主。到明代，苗族地区领主经济发展到最高阶段，并且开始解体，地主经济正在形成和发展。明朝开始在湖南城步苗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使地主经济得到顺利的发展。清康熙、雍正年间，在苗族地区先后实行改土归流，这一措施对瓦解领主制和促进地主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地主经济仍继续向前发展。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开始渗入到苗族地区，苗族地区社会经济就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了。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入、商品输入和掠夺原料的结果，一方面把苗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变成了半殖民地经济，另一方面又刺激了苗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萌芽，把苗族地区的经济变成了半封建的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苗族地区经过了民主改革、民主建政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苗族人民当家作了主人。苗族地区从1951年开始，先后建立了自治州和自治县，苗族干部也大批地成长起来，有力地促进了苗族地区社会济的发展。

苗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通过四十多年的开发和建设，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工业从无到有，许多工厂包括现代化企业已在苗族地区兴建起来，产生了第一代苗族工人，并出现了象凯里、吉首等工业城镇。农业生产逐步实现机械化。由于电力的发展，给开发山区经济带来便利。交通事业发展迅速，不仅公路修筑到边远的苗寨，而且铁路也修到了苗寨。贵昆、湘黔、枝柳、黔桂等铁路干线的建成通车，对沿线苗族地区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苗族地区除办了小学、中学，还办了大学，已培养出教师、医师及语言、历史、文学、艺术、科技等专业人员和专家。各州、县都设有医院，基本上消灭了天花、疟疾等疾病。农、林、牧、副、渔各业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走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人民生活逐年改善。

文化艺术

苗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采、风格独特的民间文学和艺术。民间文学主要有诗歌和传说故事，多以口头传说流传至今。诗歌一般是五言体，间有七言体或自由体，大多只讲调而不押韵，一般曲调简单，变化不大，节奏也不太严格，篇幅长短不拘，分别为古歌、理词、巫歌、苦歌、反歌、情歌和儿歌等。如《老人开天地》、《九十九个太阳和九十九个月亮》等就是讲述苗族历史的古歌，反映了古代苗族人民与自然界的斗争情景。苗族的诗歌和古老的传说故事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也是研究苗族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苗族是个喜爱歌舞的民族，音乐舞蹈和苗戏等具有悠久历史。史籍上早有男吹芦笙女振铃的记载。苗族“飞歌”享有盛名，现已作舞台演唱或谱曲演奏。器乐分打击乐和管弦乐两类，以木鼓、皮鼓、铜鼓和芦笙最为驰名；此外还有芒筒、飘琴、口弦琴、木叶和各种箫笛。舞蹈有芦笙舞、板凳舞、猴儿鼓舞等，以芦笙舞最为普遍，技巧很高，深受国内外赞赏。

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首饰制作等工艺美术，丽多彩。苗族的蜡染工艺，已有千年历史，解放后已发展到能染彩色图案，并向国外出口。苗族的传统银饰多种多样，包括手钏、项圈、头饰、胸饰、银衣等，花纹雕凿精工，也享有盛名。

苗族人民创立自己的医学，把人体的疾病分为内科36症，外科72疾，治疗方法20余种。石启贵先生著有《苗医验方》、《畜医指南》。陆科闵著有《苗族药物集》。19世纪末，松桃厅地甲司苗医师龙老二能为孕妇剖腹取出死胎。治骨折、蛇伤、毒箭射伤、刀枪伤，苗药医有神速之效。苗药多用生药，现采现用。

风俗习惯

苗族的服饰在各地各有其特点。黔西北、滇东北的苗族男子穿带有花纹的麻布衣服，肩披织有几何图案的羊毛毡；其他各地苗族男子一般都穿对襟或左大襟的短衣。下穿长裤，束大腰带，头缠青色长巾，冬天脚上多缠裹绑腿。古代苗族男子都蓄长发，挽椎髻于头顶，插木梳或发针，戴耳环、手镯、项圈等饰物。至清代末期，他们已不再蓄发挽椎髻，有的改梳长辫子。各地区苗族妇女服饰差异较大，式样约几十种之多，但大多数地区妇女穿大领对襟短衣和长短不同的百褶裙，有的长及脚面，有的短至腿根，仅七、八寸长。湘西，贵州松桃、凯里，广西大苗山，湖北宣恩等部分地区苗族穿大襟右衽上衣，下着宽脚裤。湘西苗族的上衣无领，衣袖和裤脚绣有宽大花边，头缠格子布或青布头巾，戴耳环、项圈、手镯等饰物。苗族妇女的头饰式样繁多，挽髻于头顶，配上各种式样的包头帕，有的包成尖顶、圆顶，有的把头发绕在支架上高竖于头顶上，别具风格。她们的盛装以黔东南独具特色，把银饰钉在衣服上成“银衣”，头上戴着形如牛角的银质头饰，高达尺余。

黔东南、湘西、海南岛和广西融水的苗族，主食大米，也有玉米、红薯、小米等杂粮；黔西北，川南，滇东北的苗族，则以玉米、土豆、荞子、燕麦等主食。黔东南地区的苗族把糯米饭和蔬菜一起封存坛内，一、二个月后再取食的醅菜，是一种特具风味的酸腌菜。饮酒的嗜好十分普遍，凡遇婚丧、节日或亲友来访，都用酒招待宾客。

苗族的建筑在各地也有很大差别。黔东南居民住木制平房和楼房。楼房一般为两层，建筑形式多为“吊脚楼”(即按山坡斜度竖桩，在桩上建筑)，屋顶为双斜面。顶棚上层贮藏粮食、杂物，吊脚楼下堆放杂物或圈养牲畜。湘西和贵州松桃等地，采用木质结构、双斜面瓦顶或草顶平房，每幢3～5间，“偏厦”作灶房或牲口圈。过去，地主或富裕人家还筑有庭院，并砌高墙或石碉围护。云南文山地区苗族居民住宅的墙壁多用竹条编织、外面糊上泥土的方法建造，屋顶为平形草顶。昭通地区的苗族居民多住“权权房”，即一种用几根树干交叉搭糊，盖上茅草，用树枝或竹子编织、糊泥作墙的房屋。一般隔为两间，人畜各一。海南岛苗族住的是长而窄的茅草房，三间一幢，屋檐较长，檐下走廊是休息的地方。川南和黔西北的苗族多住士墙草顶或瓦顶的房屋。

苗族一般是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财产由男子继承，主妇在家庭中享有较多的权力和地位。年老父母一般由幼子供养。有的地区，有父子连名的习惯，子名在前，父名在后，平时都只呼本名，不连父名。由于受汉族宗法封建的影响，有的制定字辈、建立宗祠、修纂家谱。苗族青年男女婚姻比较自由，男女青年通过“游方”(黔东南)、“坐寨”(广西融水)、“踩月亮”(云南文山、楚雄)、“跳花”(黔中、黔西)、“会姑娘”(湘西)等社交活动，自由对歌，恋爱成婚。云南楚雄等地有“姑娘房”制度，以便择配良偶。也有父母包办婚姻的，一般通过亲友撮合，讲门当户对。苗族妇女有婚后“不落夫家”的习俗，特别在黔东南至今仍有保留。有的地区苗族还有“还姑娘”、“转房”、“妻姊妹婚”等习俗。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苗族信仰万物有灵或多鬼神，祀奉祖先，崇拜自然，认为神灵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无论消灾除病或求子求财等都祈求神灵与祖先保佑。祈求消灾除邪时，由巫师驱鬼。祭神祭祖活动极为隆重，黔东南的“吃牯脏”(鼓社)、黔西北的“吃牛”、湘西的“还傩愿”、“椎牛”、“吃猪”以及“赶鬼”、“吃鬼”、“祭鬼”等活动，耗费很大。此外，对自然物(大树、怪石)或人造物(水井、板凳)的崇拜和祭献，以酒、肉、鱼、鸡、鸭、糯米等作祭品。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少数民族群众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等。

苗族的节日很多，各地的苗族过的节日不完全相同。黔东南部分地区和广西融水县盛行过“苗年”，在旧历九——十一月的卯(兔)日或丑(牛)日举行，有踩鼓、跳芦笙、赛马、斗牛、“游方”等活动。贵阳附近几县的苗族，每逢农历四月初八日，都穿上了盛装来到贵阳市喷水池附近，吹笙奏笛，对歌谈心，纪念传说中的古代英雄“亚努”。此外，苗族还有龙船节、花山节(五月初五)、吃新节(农历六、七月间稻谷成熟时)、清明节、赶秋节(立秋)等等。云南苗族几乎每年都有踩花山的活动，这种踩花山虽有迷信内容，但它又是苗族人民传统性的群众娱乐节日

　　主要聚居于贵州省东南部、广西大苗山、海南岛及贵州、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区的交界地带。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关于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的记载，这就是从黄河流域直到长江中游以南被称为"南蛮"的氏族和部落。

　　苗族有自己的语言，苗语分三大方言：湘西、黔东和川黔滇。1956年后，设计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由于苗族与汉族长期交往，有很大一部分苗族兼通汉语并用汉文。

　　苗族地区以农业为主，以狩猎为辅。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手饰制作等工艺美术瑰丽多彩，驰名中外。其中，苗族的蜡染工艺已有千年历史。

　　苗族服饰多达一百三十多种，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相媲美。苗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尤以情歌、酒歌享有盛名。芦笙是苗族最有代表性的乐器。

　　习俗

　　苗族十分注重礼仪。客人来访，必杀鸡宰鸭盛情款待，若是远道来的贵客，苗族人习惯先请客人饮牛角酒。吃鸡时，鸡头要敬给客人中的长者，鸡腿要赐给年纪最小的客人。有的地方还有分鸡心的习俗，即由家里年纪最大的主人用筷子把鸡心或鸭心拈给客人，但客人不能自己吃掉，必须把鸡心平分给在座的老人。如客人酒量小，不喜欢吃肥肉，可以说明情况，主人不勉强，但不吃饱喝足，则被视为看不起主人。

　　婚俗

　　在青年男女婚恋过程中也必不可少的食品是糯米饭。湖南城步的苗族把画有鸳鸯的糯米粑做为信物互相馈赠；举行婚礼时，新娘新郎要喝交杯酒，主婚人还要请新郎、新娘吃画有龙凤和奉娃娃图案的糯米粑。

　　食俗

　　大部分地区的苗族一日三餐，均以大米为主食。多先把稻谷晒干倒入碓中舂去米糠，现舂现吃，每次舂3—5斤。现在不少地方已用电力、水力碾米了。

　　油炸食品以油炸粑粑最为常见。油炸粑粑是先把粘米和少量的黄豆浸泡后，打成浆状，再把打好的稠浆舀入铁皮制成的模具内放入滚油中炸，呈金**即可。如再加一些鲜肉和酸菜做馅，味道更为鲜美。

　　肉食多来自家畜、家禽饲养，四川、云南等地的苗族喜吃狗肉，有“苗族的狗，彝族的酒”之说。狗肉性热，有暖腹健胃，强食滋补的作用。苗家的食用油除动物油外，多是茶油和菜油。以辣椒为主要调味品，有的地区甚至有“无辣不成菜”之说。

　　苗族的菜肴种类繁多，常见的蔬菜有豆类、瓜类和青菜、萝卜，大部分苗族都善作豆制品。住在高寒山区的苗族，喜欢用白水将蔬菜煮成淡菜吃。四川的苗族还把豆浆做成豆花，用以待客。

　　各地苗族普遍喜食酸味菜肴，酸汤家家必备。酸汤是用米汤或豆腐水，放入瓦罐中3-5天发酵后，即可用来煮肉，煮鱼，煮菜。夏天在黔东南，客人进门，主人总先送上酸汤，喝罢顿觉酸凉解渴。

　　苗族的食物保存，普遍采用腌制法，蔬菜、鸡、鸭、鱼、肉都喜欢腌成酸味的。苗族几乎家家都有腌制食品的坛子，统称酸坛。

　　苗族酿酒历史悠久，从制曲、发酵、蒸馏、勾兑、窖藏都有一套完整的工艺。咂酒别具一格，饮时用竹管插入瓮内，饮者沿酒瓮围成一圈，由长者先饮，然后再由左而右，依次轮转。酒汁吸完后可再冲入饮用水，直至淡而无味时止。咂酒一经开坛，剩酒无论浓淡，均不复再用。

　　日常饮料以油茶最为普遍。湘西苗族还特制有一种万花茶。除茶外，酸汤也是常见的饮料。

　　典型食品主要有：血灌汤、辣椒骨、苗乡龟凤汤、绵菜粑、虫茶、万花茶、捣鱼、酸汤鱼等。

　　节庆

　　苗族过去信仰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祀奉祖先。节日较多，除传统年节、祭祀节日外，还有专门与吃有关的节日。如：吃鸭节、吃新节、杀鱼节、采茶节等。过节除备酒肉外，还要必备节令食品。

　　苗年苗年一般先在正月第一个卯日，历时三、五天或十五天。年前，各家各户都要备丰盛的年食，除杀猪、宰羊（牛）外，还要备足糯米酒。年饭丰盛，讲究“七色皆备”、“五味俱全”，并用最好的糯米打“年粑”。互相宴请馈赠。

　　杀鱼节多在江边，由妇女带上饭、腊肉、香肠等酒菜，只要捉到鱼，即燃起篝火，架锅煮鱼直到尽兴方归。

　　“祭鼓节”苗族民间最大的祭祀活动。一般是七年一小祭，十三年一大祭。于农历十月至十一月的乙亥日进行，届时要杀一头牯子牛，跳芦笙舞，祭视先人。食时邀亲朋共聚一堂，以求增进感情，家庭和睦。

　　糯米饭是苗族节庆、社交活动中的必备食品，许多地区的苗族常用糯米面做成汤圆，也作为节日期间的一种食品。无论婚丧嫁娶必须备有酒、酸肉、酸鱼，否则视为失礼。

　　芦笙文化

　　金色的秋天，是苗家制作芦笙的大好时节。每到此时，苗族小伙子便从山上砍回金黄的笙竹，开始削竹、制簧、安箍。于是一把把大小不同的芦笙随着一代新的芦笙手制造出来，并奏出一首首悦耳动听的曲调，引来姑娘的笑声和青睐。

　　芦笙是苗族传统的簧管乐器，在苗族地区广为流传。据文献记载，芦笙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远在唐代，宫廷就有了芦笙的演奏。当时芦笙被称为“瓢笙”。清人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一书中，对芦笙的形制和苗族男女“跳月”时演奏芦笙的情景作了具体的描绘：“（男）执芦笙。笙六管，作二尺。……笙节参差，吹且歌，手则翔矣，足则扬矣，睐转肢回，旋神荡矣。初则欲接还离，少且酣飞扬舞，交驰迅速逐矣。”由此看出芦笙在古代苗族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现在芦笙的形制已发生了很大变革，分大、中、小等多种类型。均由笙管、笙斗和簧片三部分构成。常用的芦笙管6根，外侧开有接音孔，下端装置铜簧，插入一长形木头葫芦内，每簧一音。在每二三根笙管上端合套竹管作为共鸣管。小芦笙的管长十几公分，大芦笙长四、五米不等。低音芦笙类中，有在大竹筒内装一细竹管，发音者称为“芦笙筒”。现经改革，笙管数增至20余根，每管上端均套用薄铜皮制作的共鸣管，音域可达两个八度又五度。芦笙音色明亮浑厚，男女均可吹奏。每当过年，婚嫁喜事，起房盖屋，人们总要手捧芦笙，载歌载舞，以此抒发自己的欢乐和感情。

　　自古以来，芦笙吹奏，都要配合舞蹈，边吹边舞。不过根据各地区习俗的不同，芦笙的演奏也有所差异。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的“踩芦笙”，规模宏伟，芦笙高大，芦笙队伍演奏的芦笙，音乐丰富，乐声雄厚，气势磅礴，动人心魄。芦笙手们一边吹，一边熟练地做出倒立、滚翻、吊挂、倒背、爬竿、叠罗汉等高难动作。有的地区则以芦笙独舞和双人舞见常，旋律明快，节奏自由，技巧娴熟，引人入胜。有的地区芦笙较小，男吹女舞，节奏平稳舒缓，耐人寻味。这些不同风俗的芦笙技艺，汇聚成一束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奇葩，代代相传，永不衰退。

　　另外，芦笙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民族乐器，而且是苗族男女青年成婚的重要“媒介”。通过它能使豆蔻年华的青年，互相了解，产生爱慕，结为伉俪。每当风清月夜，有情的小伙子手捧心爱的芦笙吹一首婉转悠扬的爱情曲，姑娘们闻声，就心领神会，以清脆的歌声相对，这种恋爱方式，外行人是听不懂的，内行人，一听自明。因此，芦笙在苗族人民心目中是神圣的，珍贵的，家家离不开它。

　　花衣银装

　　假若盛装的苗族姑娘汇聚在一起，那一定会变成一个美丽的银色世界。喜戴银饰是苗族姑娘的天性，她们挽发髻于头顶，戴上高约20公分左右，制做精美的银花冠，花冠前方插有6根高低不齐的银翘翅，上面大都打制着二龙戏珠图案。有的地区，银冠上除插银片外，还插高约1公尺的银牛角，角尖系彩飘，更显的高贵富丽。银冠下沿，圈挂银花带，下垂一排小银花坠，脖子上戴的银项圈有好几层，多以银片打制花和小银环连套而成。前胸戴银锁和银压领，胸前、背后戴的是银披风，下垂许多小银铃。耳环、手镯都是银制品。只有两只衣袖才呈现出以火红色为主基调的刺绣，但袖口还镶嵌着一圈较宽的银饰。苗家姑娘盛装的服饰常常有数公斤重，有的是几代人积累继承下来的。素有“花衣银装赛天仙”的美称。苗家银饰的工艺，华丽考究、巧夺天工，充分显示了苗族人民的智慧和才能。

　　苗家姑娘的裙子叫百褶裙，但实际上一条裙子上的褶有500多个，而且层数很多，有的多达三、四十层。这些裙子从纺织布到漂染缝制，一直到最后绘图绣花，都是姑娘们自己独立完成，再加上亲手刺绣的花腰带，花胸兜，真是异彩纷呈，美不胜收。

　　牯脏节

　　苗族节日很多，一年之间各地共有数百次，比较普遍的有年节、吃新（谷）节、芦笙节、四月八节、赶秋节、吃姊妹饭节、龙船节等。然而最古老最神奇的是几年不遇的牯脏节。

　　牯脏节又称鼓社节、拉鼓节、祭鼓节，是苗族地区盛大的传统祭祀节日。各地节日的周期不尽相同，有3年、5年、7年、9年、11年、13年举行一次的，也有30年举行一次的。因耗资巨大，多数是11年或13年举行一次。节期一般在农历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

　　全国最大的苗寨贵州省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每13年过一次牯脏节，最近的一次是1986年（虎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开始举行的。在节前的前两年同一氏族的村寨联合选出鼓主，俗称牯脏头，由德高望重，儿孙满堂的老人担任。鼓主主持筹备祭鼓用品，首先是选祭牛，好好喂养，不得役用。农历八月选吉日将上届用的鼓从藏鼓岩洞中抬回村寨，置于鼓场，称为“醒鼓”。然后伐大楠木凿造新鼓，并将新鼓抬入藏鼓洞，宣布启用新鼓，旧鼓废弃。到了牯脏节，于鼓场杀牛祭鼓，牛犄角连同头额骨一起，是主祭品。13天后，欢聚在一起的三、四万各族群众，要踩芦笙7至9天。平时不许启用的祭祀重器铜鼓，也要抬出来为歌舞伴奏，谓之跳铜鼓。

　　节日里杀猪要说“亲吻大官”；拿刀来要说“拿叶子来”；用稻草烧猪，要说成“拿被子给官盖”；吃饱了，说是“满仓满库”；开猪脑说是“开仓门”。总之，说话要取富贵吉祥。

　　跳铜鼓和踩芦笙同时进行。铜鼓场上中老年人居多，芦笙场上，多为男女青年，吹芦笙的小伙子要轮流为姑娘们领舞，姑娘们花衣银装，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成大圈，踏步摆手起舞，小伙子在踩芦笙的最后两天，可向看中的姑娘讨花带。姑娘们甚至会把贵重的银项圈、手表等当信物挂到意中人的芦笙芒筒上，每有此情，全场欢呼，衷心祝贺。铜鼓场中央摆着两大缸米酒，两个小伙子捧着盛满酒的大牛角杯，以竹棍敲着牛角，在舞者中选择敬酒对象。被选中者要倾杯而饮，不能用手接杯，否则就得从新来过。这种饮酒法叫作“喂牛”，因为牛是极受尊重的。

　　“牯脏节”因隔年较长，一般不轻易举行。因此，每当节日来临，人们异常兴奋，为了观看这一神奇的传统节日，牯脏场上往往出现人山人海的盛况。

　　苗山斗马

　　广西融水大苗山连绵叠障，巍峨秀丽，在山脚下一块开阔的坝子里，人们欢呼雀跃正在观看独特的斗马比赛。

　　斗马是广西苗族的一项民间文娱活动，每年12月26日举行，历时3日。

　　头1日，人们忙着到田里放水捉鱼，煮鲜鱼粥尝新；还蒸糯米饭、酿甜酒、宰鸡杀鸭，招待来自远方的亲友。

　　第2日斗马，第3日赛马，斗马是一项引人入胜的比赛。上午10时许，在一排“过山冲”土枪响过之后，芦笙高奏，舞狮舞龙上下翻腾，后面跟着威武雄壮的马队，雄赳赳地进入斗马场。身着盛装的苗、瑶、侗族姑娘手持彩带在芦笙手外面形成圆圈，踏着芦笙的节奏翩翩起舞。斗马场上，骏马云集，几十匹精选出的好马个个膘肥体壮，在场边跃跃欲试，等待上场。当裁判一宣布斗马上场名单，两列马队各牵出一马，解开绳子，两马即向对方猛扑过来，双脚腾空相峙，互相撕咬，或突然转身翘起后脚，猛踢对方。紧张激烈和有趣的格斗场面不时引起四周观众的阵阵喝采和欢呼。经过几个回合的决斗，赛场上烟尘滚滚，泥沙飞溅，一匹马倒地或败走便分出胜负。接着又牵另两匹马进场。互相循环决斗，最后确定获胜的前三名。这时人们围拢前来，观赏着满身汗水的获胜马匹，啧啧称赞。胜马的主人也满面笑容地接受人们的祝贺。组织者在群众的簇拥下给胜马披红挂彩，给马的主人发奖。

　　赛马是对骑手们勇敢和技艺的严峻考验，苗族山区，岭高路陡，羊肠小道，崎岖不平。它要求竞赛者胆大心细，骑术娴熟。竞赛开始，骑手们在五六米远之外，急步前跑，腾空上马。马背无鞍，骑者双腿夹紧马身，马儿在盘山小路上向前飞奔，惊心动魄的场面，令人注目神怡。最先到达终点的骑手得到赞扬和奖励。

　　斗马的那几天，小伙子和姑娘们非常活跃。他们集中在山坡上，开展赛芦笙，“踩堂”等活动。从贵州以及附近村寨前来参加斗马盛会的各族群众，多达两万人以上，不少人还带来香菇，木耳、兽皮、药材、干笋等土特产交换，增添了热烈的气氛。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年谱

一八八一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

1993年发掘的明 “荒王 ”墓出土的随葬品中的衣服、鞋子与现在安顺雷屯、云山屯一带屯堡妇女的宽袖镶边大襟衣、绣花丹凤鞋在尺寸、花样等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屯堡妇女的服饰，是民风民俗考古考察和游览观光的活化石，是活着的历史。

（此处表述存在严重疑问，鲁荒王是男墓，出土服饰均为男装，其合葬的戈妃墓发掘前已被严重盗掘，并无服饰出土，此处自称与妇女服饰类同，存在严重疑问！）

屯堡人的服饰，主要表现在妇女身上，她们的装束通常是宽衣大袖，大衣袍长及膝下。领口、袖口、前襟边缘皆镶有流绣花纹，腰间以两端垂于膝弯部的织锦丝带系扎。长发挽成圆髻网罩挽于脑后，圆髻上插有玉簪、银链等首饰。妇女装束中往往还配有耳坠、手镯、戒指、手笼、长圆裙以及用绣、补、镂、镶、滚等方法制作的高帮单勾凤头布鞋。现在，其他地方只能在戏台上看到的这种穿着打扮，在屯堡却是日常生活便装，其盛装、婚丧嫁娶装和节日盛装更有独特的魁力。

初进屯堡，你就会发现，来来往往的屯堡妇女们皆穿着一身宽衣大袖的右开襟长袍，宝蓝色的，开襟上绣着杂色的滚边。长袍外面又穿着较短的码裙，腰间系着色彩斑斓的丝绸腰带，腰带在身后结着坠子，微风拂过，飘逸翻飞，极有韵味。妇女们的的头上全都包着或青或白的帕子，帕子上再覆着一张色彩迥然的头巾。悄悄的露出的发型显得很是独特，头的两鬓梳了两绺在在耳畔，成凤头状，向额前微展发绺，重心则向后倾斜，头顶分两道发路，中间又再梳成独立的一绺，有人称其为“三把头”或“凤阳头”，也因此被误称为“风头苗”。

屯堡妇女的头饰和服饰在婚前和婚后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婚前，姑娘梳着独独的一条辫子，头上不包帕子。而衣服的上衣则是小袖的素色长袍，并以布为腰带。婚后，妇女头上挽着发髻，并用银做的细练簪绕髻一圈。包青色或白色的头帕。并且必须穿大袖长袍，前襟点缀着花边，腰带改用丝绸腰带，后面打着结。江南的丝绸工艺在屯堡妇女的丝绸腰带上得到了较为突出的体现。这条丝绸腰带是屯堡妇女最庄重，最昂贵的装饰品，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地触摸。结婚的时候，新娘子还要剪眉，扯脸，也就是将脸部的汗毛和前额的毛发一齐剪掉，并把眉毛剃成细柳状。

屯堡妇女的服装颜色主要以蓝、绿、藏青、藕荷色为主，却绝少有红色的。只有在结婚的时候，新娘才穿一次鲜红的嫁衣，而这红嫁衣的风采也就成了屯堡妇女一生种记忆深处的经典风景，那是她们一生种的幸福极致。 宗教在屯堡几乎无所不在。屯堡人所信奉的神灵主要是以历史上有关军事方面的人物以及汉族所普遍崇拜的诸般信仰。如崇拜关羽、道士、巫婆、阴阳端公、山神等。

每逢农历五月十三日，屯堡人便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迎菩萨活动。彼时，各个村寨的屯堡人都举着用木头雕刻的关圣帝塑像，游场串坝，以供人瞻仰。在屯堡。几乎每个村寨的大姓家族都设有祠堂、祭庙。而每家的堂屋正壁上均设有神龛，神龛下面又设置有神坛。神龛中，屯堡人供奉的神位显得丰富而又复杂。既有佛教人物，又有坛神赵侯，还有祖先牌位以及有关诸神。

在屯堡，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庙宇。为了表达他们对佛祖的虔诚，有的屯堡妇女竟然跋涉了两百多里的路，从安顺徒步到贵阳黔灵山的弘福寺烧香叩拜。而且，她们还规定，朝山拜佛的妇女得从不再生孩子时候开始，倘若朝山拜佛后，又再生孩子的话，那么一切都得从头再来。因为，她们认为，只有身子干净了，才能表示对佛祖的虔诚，佛祖的惠泽才会垂青于你，颠沛的心灵才会得到神灵的慰藉。

屯堡人设立的神坛是一种小型的瓦罐，里面盛着香火和**的草子。而祭坛的方式则是采取跳神和跳花两种。据《安平县志》记载：正月元旦至十五，击鼓以唱神歌，装扮傩神，沿村逐疫，所至之寨，比款以酒食，九月祀五显神，远近咸集，戏舞终日，至暮乃歌。 而今，这样的祭祀活动除了按照上述日子和规矩举行外，还在其它节日里举行。 八字四合院

居民的建筑成四合院，既有江南四合院的特点，又有华东四合院的布局，但最突出的特点是全封闭的格局。居民建筑分朝门、正房、厢房，朝门成雄伟大“ 八 ”字形，两边巨石勾垒，支撑着精雕的门头，门头上雕有垂花柱或面具等装饰品。正房高大雄伟，在木制的窗棂，门簪上雕刻着许多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厢房紧依正房两边而建，前面为倒座，形成四合，中间为天井，天井是用一尺厚的石头拼成，四周有雕刻着 “ 古老钱 ” 的水漏。

石头之城

屯堡民居最大的特点是石头的广泛应用。一户民宅就是一座石头的城堡，一个村庄就是一座纯粹的石头城，屯堡是一个防御敌人的整体，而屯堡民居就是组成这个整体的每一个细胞，既可以各自为阵，又可以互相支援友邻，既保证一宅一户私密性和安全感，同时又维系各家之间必要的联系。

屯堡建筑把石头工艺发挥到极至，从高向下放眼望去，白白的一片，错落有致。走进屯堡村寨，所看到的是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道，石头的墙，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石头的碓窝，石头的缸，屯堡民居就是一个石头世界。

军事堡垒

石头建筑的屯堡居民，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村寨内部的巷子互相连接，纵横交错，巷子又直通寨中的街道，形成 “ 点、线、面 ”结合的防御体系。靠巷子的墙体，留着较小的窗户，既可以采光，又形成了遍布于巷子中的深遂枪眼。低矮的石门，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功能。这一切无不显示当时战争所需的建筑构式和屯军备武的思想。现在屯堡村寨中，至今残存着许多垛口、炮台。 地戏又称跳神,是盛行于屯堡区域的一种民间戏曲。以其粗犷、奔放的艺术个性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很受屯堡人的欢迎。一个地戏队跳一部书称为一堂，据粗略统计，全省约有370多堂。主要分布在以安顺西秀区为中心，包括临近的平坝、普定、镇宁、关岭、紫云、清镇、长顺、广顺、贵阳等地的村寨中。安顺市所属的各区、县有300堂，仅西秀区就有192堂。因为它活动在农村，又是以平地为戏台围场演出，属于农民称谓的吹地灰之属，故称之为地戏。

地戏见诸于史料记载，最早应是明嘉靖年间的《徽州府志》记歙州一带迎汪公时“设俳优、狄、胡舞、假面之戏”。这里的假面之戏与安顺一带农村抬汪公时地戏队参与活动应是一脉相承。屯堡地戏源于借“跳神戏之举，借以演习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农”之初衷，而屯堡人怀乡恋土的心理情愫，以及演武增威、神灵护佑的需要，将这一千年古礼传承至今。

地戏以村寨为演出单位。一般是一个村寨演一堂戏，跳一部书。少数较大的村寨如詹官屯、吉昌屯、狗场屯、西屯、九溪等有两堂乃至三堂戏。演员都是地道的农民。从他们的家谱上看，祖上都是征南时的马上将军。他们都曾经为明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如今他们只能用地戏表演的征战场面来缅怀祖先的战绩了。一堂戏的演员20余人，由戏头或称“神头”负责全部书的排演和指导。

地戏演出地点不在戏台。或村中空坝，或平整田土，就地围场而演。演出时间一般为两个节令。一是稻谷扬花时节。以农事为主的屯堡人为了祈求一年的辛劳能获得好收成，也为了缅怀祭祀祖先，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期间开箱跳“米花神”，，时间约三至七天。另一个演出时间是一年一度的春节。为了欢庆一年的辛劳所获得的丰收，为了祈祷求得来年风调雨顺村寨平安家家康乐，在新春到来之际，地戏班就鸣锣击鼓，以唱神歌。全村男女老少在寒风中看得如醉如痴喜笑颜开。春节期间演出，从农历正月初二开始，要跳半月乃至一月。为了增进村寨间的友谊或艺术上的交流，有的村寨会互请地戏队去演出。

地戏演出时，跳神者首蒙青巾，腰围战裙，戴假面具于额前，手执戈矛刀戟之属，随口歌唱，应声而舞。地戏的主要表演形式是唱和舞。唱，是无乐器伴奏的说唱，不分行当，只有男女角色之分，没有男女声腔之分，由剧中角色边说边唱边交待剧情。其舞，实则为打，是表现战斗场面的对打格斗。地戏演员从古代战争的骑马步战的厮打格杀中，经衍化而形成略具程式的套路。又加之是农民的艺术，与农村生活紧密相连，在套路的叫法上极富有农家生活情趣。有的村寨还使用铁质的真刀真枪搏杀，勇猛逼真，铿锵之声不绝于耳，看得令人心惊胆战。对打中，还吸收当地苗族舞蹈中的舞步和花灯中的“四方步”，在“转”和“旋”中战裙飘舞，使惨烈的场面透着刚劲的美。伴唱者手执彩帕纸扇，边伴唱边手舞足蹈，动作虽简单，却使格杀挂上了一条美的彩带。

由于地戏演出的场地有限，且农民的经济实力不足，而搬演的故事又是千军万马征战的“大书”，以至在演出的时空转换和表演手法上，多使用虚拟、写意、象征来表现实情实景。一个“二龙吐珠”送出两队人马就代表了两军对垒的千军万马；一个“龙出海”或“龙摆尾”绕场一周，就象征着人马行程了百里千里；一条板凳可以是雄兵据守的高关；一张桌子可以是巍峨的大山；一棵小树可以是繁茂的树林；一块白布可以是滔滔的大河。《薛丁山征西》中苏锦莲与陈金定交战后，苏把面具摘下放在地上退出场，观众明白苏锦莲已被陈金定杀死；《三国》长板坡赵云救阿斗一段戏中,演员将一双鞋脱下，放在用两对锏拼摆成的一个“井”字旁后退下，观众就明白糜夫人不愿拖累赵云已跳井自杀。地戏表演中的虚拟性写意性，让人不能不佩服农民艺术家的聪明才智。难怪在1992年安顺召开的国际军傩研讨会上，国内外专家看了地戏表演后，来自北京的一位研究京剧艺术的专家感慨说：“徽班进京两百年，而地戏存在已几百年，我从地戏身上看到了京剧的影子。”

一个地戏剧本就是一部书，就是讲唱一个完整的征战故事。不分场次，不分生旦净末丑的行当，由剧中人物边演边打讲唱完毕。由于它表现的内容是征南而来的屯兵熟悉的军旅生活，所表现的人物是屯堡村民所喜爱的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将、狄家将、三国英雄、瓦岗好汉、封神将军等，故而几百年来在屯堡村寨中传承至今。

地戏剧本的内容比较单一。可以说是一部部屯堡人景仰、倾慕、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赞诗篇。既没有谈情说爱的才子佳人戏，也没有抒臆心怀的清官公案戏；既没有悱恻悲切的《窦娥冤》之类，也没有妙趣横生的《风筝误》之属。它只有与屯堡人生活紧密相关的反映军旅生活的金戈铁马征战戏，只有赞美忠义、颂扬报国的忠臣良将戏。在30来部剧目中，所反映的内容都是明清时代脍炙人口的演义说部，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一举成名光宗耀祖的家将书。如《三国演义》、《说唐》、《杨家将》、《岳传》等，却没有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妖道怪的《西游记》和抗暴安良的《水浒传》。

头戴面具是地戏演出的重要特征。关于面具的发展，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是中国傩文化发展轨迹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光点。面具在古代先民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作用。它掩容增威的威慑功能，沟通了人神之间的距离，在崇尚图腾畏惧大自然风雨雷电不可知的摧毁力的古代先民心目中，是他们对生的希冀和对死的恐惧的膜拜物。

地戏面具俗称“脸子”。是用丁木和杨木刻制而成。用此两种木料，一是取材容易，二是木质细疤结少，便于用刀。随着人口激增山林减少，且独具特色饱熏民俗特征的面具随旅游发展而成为人们喜爱的工艺品，大量用材的需要，工匠们更青睐易生易长的白杨。

一堂地戏面具的多少视剧中人物而定。少则几十面，多则上百面。演出内容的单一化──只有金戈铁马的征战故事，使人物角色的分类主要以将为主。粗分可为“正将”和“反将”（或称“番将”）。由于地戏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在汉民族正统思想的支配下，总以汉人当政一方为正方，称“正将”以番邦为反方，称“反将”。

面具的用色比较讲究人物的性格特征。按雕刻艺人的话说“要跟书走”，书中对人物的描述是什么性格，就要用艺人们心目中性格化的颜色来表示。以单色论，一般红色代表忠勇（如薛仁贵），黑色代表刚烈（如张飞），蓝色代表果敢（如单雄信），绿色代表稳沉（如尉迟宝林），白色代表英武（如马超）。另外，书中对人物脸相的描述是什么颜色，或者内涵情节因素，用色上也必须“跟书走”。如脸若重枣的关羽用红色，性如烈火的黑炭头尉迟恭用黑色，脸似金妆的余化是金，，因与尉迟恭争当征东元帅举石狮累得吐血而病倒的秦叔宝，自然就要用**代表了。若单色加上对称的花纹，那就是反将了。

地戏，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戏剧，在其戏剧本体中就包含着诸多的祭祀因子。当剧中人物被罩上“神”的光晕后，崇尚多神信奉的屯堡人在把地戏看作娱人娱己的艺术样式时，更把剧中人物赋予神性而视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者。稼禾的丰歉、村寨的平安、人畜的兴旺等既靠科学技术，也依赖神灵的保佑。如此，祈福纳吉的祭祀仪式就自然构成地戏演出中的一部分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和文化运动的中心。“四一二”大屠杀加速了两极的分化，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在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阶级斗争正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各个方面，并且愈来愈趋于激烈。鲁迅和许多革命作家一起，在党领导下，向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他的坚贞、英勇、倔强和智慧，在这一“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

鲁迅这一时期写的主要是杂感。虽然杂感这一形式不止一次地受到反对者的攻击：自称“诗人”的绅士轻视它，“死抱住文学不放”的“第三种人”嘲笑它，“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奚落它，诬之为“投机取巧”，鄙之曰“鸡零狗碎”，但鲁迅还是积极提倡，坚持写作，“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一九三五年底，他为《且介亭杂文二集》作后记的时候，具有总结意义地回顾了自己写作这类文章的始末，他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杂感之所以在鲁迅笔下大量出现，愈写愈多，主要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前后绵延了二十年的杂感，忠实地记录了作家的思想和“时代的眉目”(注：《且介亭杂文·序言》)。

写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感，比较显著地反映了鲁迅在思想飞跃后继续进取和不断巩固的特点。这些杂感绝大多数收在《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而已集》里所收在广州写成的部分，其中有些是《华盖集续编》的承衍，继续对文化界资产阶级右翼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些接触到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直接写出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质。较多的篇什则是对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的强烈谴责。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中，“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却依然在《谈“激烈”》、《可恶罪》等篇中，怀着无法抑制的愤怒，揭露了这是个“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小杂感》尖锐讽刺和勾画了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的反动嘴脸：“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从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到短文《革命文学》，标志着作者对文学和革命关系的认识的进展，后者成为这一时期新的探索的起点。到上海后不久，鲁迅对梁实秋的主张人类应以智愚分等级、文学要写永久的人性等等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立刻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里作出逻辑严密的反击。从这些文章看来，阶级论开始成为他的理论的基础。收在《三床集》里关于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的文字，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清醒的分析，有对文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作家世界观问题已成为全部论点的中心，这不能不说抓住了重要的关键。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如他自己稍后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注：《三闲集·序言》)。他不仅翻译了这方面的书籍，而且把思考的成果写入一些杂感。鲁迅清楚地说明了阶级属性对于意识形态的关系，肯定地指出：“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注：《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他又以为思想改造是可能的和严肃的，因而说：“从这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注：《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些意见表达了作家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清醒认识。《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许多文章，是他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值得注意的成果。

从一九三�年前后开始，鲁迅是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现身于文坛的。这一时期，他自觉地站在党的旗帜下战斗。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思想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赋予鲁迅杂感以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息。个人奋斗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的问题解决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卫理想是他后期杂感的主要内容：他保卫无产阶级文学，保卫人民革命事业，保卫共产主义；从集体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战斗的风格。最初集中地体现这种风格的是《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及“左联”五作家被惨杀后写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鲁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立场，声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并且通过生动的事实预告了它的发展和壮大。当时恐怖与黑暗统治着中国，鲁迅本人又正受到通缉，任何一段类似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当他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送给国外刊物去发表时，关心他的人劝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鲁迅毫不退缩地表示：“那不要紧！有人应该说话，有人应该说出真理。”(注：据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回忆，这是鲁迅为《新群众》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时说的话，史沫特莱原文曾被译登于1939年12月1日金华出版的《刀与笔》创刊号上)他这样做了。“于无声处听惊雷”(注：这是鲁迅1934年《无题》诗七绝的最后一句)，这是从被禁锢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洪亮的声音。在这些文章里，鲁迅对于文学的解释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原则的，这个原则还得到了同是收在这两个集子里其它文章的引申和补充。他谈创作，谈批评，谈翻译；论金圣叹，论肖伯纳，论俄国和苏联的作家。从丰富的艺术现象中揭示客观的法则，证明了理论指导对于文学活动的意义。在对“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里，又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发资产阶级所谓人性论、“永恒主题”、“民族中心”、“创作自由”等等的虚伪性，雄辩地指出文学上一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命意之所在；同时又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的正确关系出发，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上海文艺之一瞥》和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里，对一些革命文学家尽了诤友的责任。把这几个方面分散的文章综观一下，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文学的见解是比较系统的，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标志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高大的形象。

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变化自然不限于艺术观点，他在艺术问题上那些根源于阶级论的思想特点，同样充分地体现在其它方面的杂感里。和前期杂感所包含的社会批评与政治斗争的内容相比，三十年代急遽的生活变化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二心集》以后各个集子里有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反映。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民族矛盾上升了。中国***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团结抗日，蒋介石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进攻革命根据地。大敌当前，爱国与不爱国，拥护民族利益与出卖民族利益，以及爱国与拥护民族利益的彻底与否，由于阶级的不同而呈现了清楚的分野，足以证明民族矛盾，归根结底，仍然深刻地联系着阶级矛盾。当时南京政权多次改组，上台下台，此去彼来，其中有再作冯妇的军阀，有新承恩宠的政客。社会上更是充斥着“做戏”式的宣传，一切营利、作伪、**歌舞、美国**《两亲家探非洲》，也都贴上了“爱国”的商标。鲁迅在自己编辑的通俗小报《十字街头》上，对这些牛鬼蛇神作了犀利的批评。他说：“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注：《二心集·沉滓的泛起》)在《知难行难》里，他把蒋介石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和后者当年“陛见”溥仪、口称“皇上”并论，暗示其不惜沿门托钵以求卖身投靠的丑态；在《“非所计也”》里，从舆论认为陈友仁和芳泽先后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