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记载，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清世祖，清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于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戌时生于盛京，为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九子，母为孝庄文皇后，在位18年（1643—1661年）。顺治七年，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去世，很快十四岁的顺治帝开始亲政，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逝于禁宫内，时年二十四岁，遗诏传位于第三子玄烨，即康熙帝，葬于河北遵化清东陵的孝陵。然而在民间及野史中记载却是顺治帝出家为僧，那么顺治帝如若出家为何会舍近求远选择五台山呢？

北京作为全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在清朝已经极其发达，佛法昌盛，寺庙众多；比如皇家律宗寺院法源寺、 京郊最大的皇家寺院潭柘寺、北京皇家寺院碧云寺，这其中不乏得道高僧。

顺治最早是受到天主教的影响。顺治八年（1651年），大学士范文程引见居住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这位传教士因学识高深很快获得了幼龄君主顺治的好感和敬仰，又因孝庄文太后曾认汤若望为“义父”，所以顺治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之意。

顺治十四年（1657年），可能是由于身边人的鼓动，20岁的顺治召见佛教高僧憨璞聪，从此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渐渐疏远了天主教。自此以后，南方高僧玉林琇、茚溪森、玄水杲等先后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大谈佛理。顺治还请玉林琇为他起了法名“行痴”，号“行痴道人”。顺治与僧徒往来甚密、尊礼备至，又广购佛像，可以说他崇信佛教，极为虔笃。而后，顺治因爱妃董鄂病死而消沉出家。

顺治帝之所以选择五台山必然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传言董鄂妃去世，顺治帝伤心过度精神恍惚，因董鄂妃托梦而选择五台山。这一说法明显缺乏依据，很难站得住脚。另一方面就要从五台山的历史说开了，远在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传入我国时，有两位从印度来的和尚，云游中国后，看中了这座山，便上书皇帝，说释迦牟尼在经书上说，文殊菩萨的道场原来就在中国的五台山。于是皇帝便恩准在此修庙，从此历代香火相传，极盛时庙宇竟达三百多处，地方志上有此记载。五台山佛史悠久，且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更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在佛家的地位无比尊崇；顺治出家本为避世离开北京实属常情，而出家之前贵为九五之尊，选择五台山这一佛教圣地也便符合自己的身份了。

1楼

目前《红楼梦》研究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由于研究方法不当，使研究工作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关于《红楼梦》研究方法，目前流行的说法有三种： 评点派、索隐派和考证派。但三种方法都有优点和缺点。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一、评点派

评点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的小说评论方法，即在阅读小说时，偶有所感，便在书中相应的地方作批，或在页眉上作批，或在行间作批，或在回前回后作批。

比起现在的评论文章，评点显得零碎，不成系统，但评点也有个好处，文笔自由、生动、趣味性强，和小说本文联系紧密。故这种批评方式至今还有人在沿用。为《红楼梦》作评点者，统被称为“评点派”。

最早为《红楼梦》作评点的，是脂砚斋、畸笏叟和杏斋等人，研究者将他们的评语统称为“脂评”。（我认为统称“脂评”是不科学的，因为其中还有畸笏叟、杏斋等人的评语，“脂评”一词易造成概念上的误导和混乱。较为科学的说法应叫“原评”或“始评”。为了与大家的说法一致起来，本文仍称“脂评”。）脂评是与《红楼梦》的创作同时进行的。脂评有以下作用：

1、披露了此书的创作情况。

2、披露了作者的情况。

3、对此书的思想、艺术特点作了总结。有些评注相当精彩。

4、披露了此书的素材来源情况。

由于有上述作用，所以脂评历来为红学界人士所重视，甚至有“脂学”之称。

《红楼梦》早期的的评家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等人因与作者熟识，甚至是书中的当事人，因而他们的评点揭示了一些故事背景，对书中隐晦的描写进行提示，以便读者理解。尤其是畸笏叟，读过完整的《红楼梦》，对佚稿中有关内容作了很多提示，对后来的红学研究者研究佚稿问题具有极大的帮助。

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的许多评语都没有署名，后来的研究者只好将它们统称为“脂评”，但由于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等人的生活经历、立场观点和认知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因而他们的评点难免出现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因而给读者带来混乱的感觉。同时，有些评语语焉不详，含混不清，使读者如坠雾中。

脂砚斋、畸笏叟、杏斋之后，尚有“护花主人”王希廉评，“太平闲人”张新之评，“大某山民”姚燮评，还有其他人的评点，如“桐花凤阁”评等等。

后来的评点派的评点，或胡乱猜测，或乱发感慨，而发幽探微的评点并不多见。

评点派最大的弱点是支离破碎，前后矛盾的地方多，给读者带来不少新的疑惑。

二、索隐派

索隐派是本世纪初红学研究中形成的一个派别。该派力求“索隐”出《红楼梦》所写的“真内容”、“真故事”。该派根据一些历史资料、野史杂记，来探究《红楼梦》素材的来源。代表人物及著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引》，蔡孑民(元培)《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红楼梦释真》。

王梦阮、沈瓶庵说：

“然则书中果记何人何事乎请试言之。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卒以成佛。当时讳言其事，故为发丧。世传世祖临终罪己沼，实即驾临五台诸臣劝归不返时所作。语语罪己，其仟悔之意深矣。……父老相传，言之凿凿，虽不见于诸家载记，而传者孔多，决非虚妄。情僧之说，有由来矣。”

《红楼梦索隐》还说黛玉就是董小宛，其论证方法如下：

“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书名每去玉旁专书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专名玉，平分各半之意也……小宛爱梅，故黛玉爱竹。小宛善曲，故黛玉善琴。小宛善病，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故黛玉亦癖月。……小宛姓千里草，黛玉姓双木林。……且黛玉之父名海，母名敏。海去水旁，敏去文旁，加以林之单木，均为梅字。小宛生平爱梅，庭中左右植梅殆遍，故有影梅庵之号，书中凡言梅者，皆指宛也。”

2楼

这就是“索隐”，介乎似与不似之间，有理无理之间。初看似无理，细思则有些道理，再想则又无理。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是关乎政治的：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即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并赞同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的看法。因为贾宝玉说过，女人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而“汉”是水旁，满人亦称“达达”，而“达”字起笔为“土”。

蔡元培由自己的基本观点出发，进一步推论，认为“贾府即伪朝”(指清朝——引者)：“贾政者，伪朝之吏部也。贾敷、贾敬，伪朝之教育也(《书曰》敬敷五教)。贾赦，伪朝之刑部也，故其妻氏邢 (音同刑)，子妇氏尤(罪尤)。贾琏为户部，户部在六部位居次，故称琏二爷，其所掌则财政也。李纨为礼部(李礼同音)。康熙朝礼制已仍汉旧，故李纨虽曾嫁贾珠，已为寡妇。其所居稻香村，稻与道同音。其初名以杏花村，又有杏帘在望之名，影孔子之杏坛也。”

在蔡元培看来，书中少女都是影射当时的“名士”。如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宝钗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健庵等等。又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又说：“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烟脂，言拾汉人唾余也!”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则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明清兴亡史”。他说，此书“原本为国变沧桑之感，在曹雪芹亦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悲。隐然言之，绝非假托。书中以甄指明，以贾指清，正统也，伪朝也。”曹雪芹增删五次，是指清代“祟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书中之宝玉、黛玉，皇帝与后妃也。”“林黛玉非他，乾隆之原配嫡后，由正福晋进位，后谱孝贤皇后之富察氏也。”

近半个世纪，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海内外出现不少索隐派红学著述， 较突出的有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杜世杰的《红楼梦考释》，李知其的《红楼梦谜》，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的《红楼解梦》等。这些书或者继续钩沉索隐，寻觅《红楼梦》“反清复明”的寓意；或者说《红楼梦》原作者另有其人，曹雪芹三字是“抄写勤”的谐音，世上并无此人；或者说《红楼梦》是一部“梦谜”，既 然如此，对它的研究就必须用“详梦”的方法；或竟耸人听闻，说《红楼梦》隐写 的是这样一段“史实”：曹雪芹及其恋人“竺香玉”（林黛玉原型）合谋“弑帝”， 林黛玉“竟是谋害雍正皇帝的元凶”，如此等等。这种情况，从索隐派观点看来，可说是索隐派红学的复兴；从批评者观点说来，则是索隐派红学的复辟；而从《红楼梦》研究史的角度来说，则是当年胡适和蔡元培新旧红学争论的继续。

胡适是一直对索隐派红学持批评态度的。1951年，胡适读了潘重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曾发表《对潘夏先生论〈红楼梦〉的一封信》，表示 “不能赞同潘君的论点”，认为“潘君的论点还是‘索隐’式的看法，他的‘方法’， 还是我三十年前称为‘猜笨谜’的方法。”批评潘的论点和方法的非仅胡适，还有他人，如1974年发表的陈炳良《近年的红学述评》。

索隐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索隐家的论题的提出则往往是来自某种先入之见、某种既定的主观悬念，其论题的提出具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在索隐派红学著述里，许多论题即所谓“谜”，并非《红楼梦》作者的寓意，而是这些猜谜家自己制造出来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一个入宫为女尼后来又为妃子、为皇后，并且毒杀皇上的“竺香玉”其人其事，曹雪芹又何尝有什么“弑帝”的念头和行动？他有什么必要通过写作两首《西江月》词来“为自己与香玉合谋害死雍正打掩护” 呢？可见两首《西江月》词这个所谓“谜”以及这个“谜”中隐藏的所谓曹雪芹的“用心”，都是索隐家主观设定、编造出来的。

3楼

第二，索隐家在论证过程中，其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从结论到材料。索隐派著述中，其论证过程和方法往往是支离破碎、东拉西凑、想象、虚构真是无所拘束，自由得很，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有时是把事实和材料裁剪、组合得符合自己的主观需要，有时甚至随意设想、制造出一些“事实”和“材料”，例如根据自己的需要，想当然、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或联系。黛玉取笑湘云说话有点“咬舌子”，把“二哥哥”叫成 “爱哥哥”，那““一二三”又该叫“么爱三”了。李知其就索隐说：“只见有一二三而无四，无四谐读胡死”，可知湘云口里叫宝玉“爱哥哥”，心里是在诅咒 “胡人的死亡”。（《红楼梦谜》上篇第八节）这类情况不胜枚举。

第三，索隐家得出的结论既然是主观猜想的产物，自难做到切实可靠。同时，索隐派主观猜测所得的结论是否正确，往往是死无对证、无从检验的。且问，人们有什么办法验证曹雪芹确实参与谋杀雍正皇帝？又如何验证他笔下人物史湘云口里叫“爱哥哥”而心里却是在诅咒胡人死亡？

第四，索隐派有时从书中的只言片语中，能看出些情节之外的某些“微言大义”，但有时求之过深，反而不易为人理解。书中的素材来源，是多渠道的，但索隐派不会表述，只好一会儿说一个人物是现实中的某某，在另一个地方又说这个人物是现实中的另一人，常常破绽百出，不能自圆其说，使读者如坠雾中。

索隐派研究方法最突出的性质和特点就是它的主观随意性，这是整个索隐派红学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严重缺陷。

三、考证派

红学中的考证派是与红学中的评点派、索隐派相对而言的。所谓考证，其实就是根据一些历史资料，经过综合、分析、推论，得出符合实际的、新的结论。但此处的考证派指的是一种方法，即偏重于史料的发掘、整理、推论的一种方法，并不是说“考证派”的所有结论都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考证派的研究重点有以下几处：

1、关于《红楼梦》作者及其家世的研究。如《红楼梦》作者是谁后四十回作者是谁曹雪芹祖籍何处曹雪芹生卒年等等，此等研究，又被称为“曹学”。

2、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各版本间的源流、异同，以及何种版本最接近原著风貌

3、对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等人评语的研究，又叫“脂学”。

4、根据脂批或其它一些材料，对后四十回“佚稿”情节的探求，又称探佚学。

5、对《红楼梦》研究史的研究，对有关《红楼梦》资料的评价、整理、探考，对《红楼梦》中的典章制度、饮食服饰的研究等等。

《红楼梦》考证派以胡适、俞平伯开其端，尔后周汝昌、冯其庸、吴思裕、吴世昌、刘世德、邓绍基、胡文彬、邓遂夫等人，也在考证方面作出了突出成绩。

考证派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二是搜集了大量的史料，为红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考证派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考证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大多数考证派学者坚信《红楼梦》中的贾家就是指江宁织造曹寅的家，书中的贾政就是指曹頫，因而将大量的精力放到曹寅世系及曹寅、曹頫有关史料的考证上，这与索隐派一样，同样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

应当先从书中故事及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的评语中找出作者是谁家之后的线索，然后再对有关家族进行考证，从而找出故事的真实背景和人物原型。但考证派因有先入为主的思想，认为书中的贾家就是曹寅家，试图从考证曹寅家世入手对曹雪芹的有关情况进行研究，因而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从理论上讲，作者曹雪芹与曹寅、曹頫并没有必然联系，曹寅家谱中并没有曹雪芹其人，没有可靠证据证明曹雪芹就是曹寅、曹頫之后。

事实上，曹頫的实际经历和景况与贾政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年龄相差也很大。对此我在《曹颙曹頫都不是曹雪芹的父亲》一文中有过详细阐述。《红楼梦》中的贾家并非指曹頫家，书中的贾政也非指曹頫。如果按照曹雪芹是曹寅之后的思维定势来研究曹雪芹的身世及其相关情况，势必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2考证的“史实”与《红楼梦》书中的故事联系不甚紧密，易出现历史考证与书中考证结论相矛盾的现象。

作者在楔子中写道：“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但书中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实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风尘怀闺秀’。乃是第一回题纲正义也。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这段文字无异于说：书中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第一回中写道：“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脂砚斋在旁边批道：“据余说，却大有考证。”脂砚斋批语的意思也是说：书中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是可以考证的。《红楼梦》正文及脂砚斋等人的评语都说是写的真人真事，“大有考证”。第一回中还写道：“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脂砚斋批道：“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这就是说，书中故事皆取材于真事，并按现实事件的脉络展开故事情节。对历史的考证与对书中描写及脂砚斋等人评语的考证所得出的结论应当是一致的。

然而遗憾的是，两者的考证往往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如关于葫芦庙失火，绝大多数考证派认为是写江南曹頫被抄家一事。据故宫档案，抄没曹頫南京家产的谕旨是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达，经内务府登记留档再传达下去，不论从水路还是陆路送达南京，到最后执行抄家，没有一二十天下不来。仔细算来，范时绎负责抄家的人马进入曹家，已是雍正六年元宵节的光景。第一回癞僧对甄士隐说：“……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旁有两条脂批：“前后一样。不直云前而云后，是讳知者”、“伏后文”。这就是说，葫芦庙失火的时间是雍正六年正月十五日。葫芦庙失火，就在香菱被拐的那天。然而我按书中给出的时间坐标计算，香菱被拐时间并非是雍正六年正月十五日，而是雍正三年正月十五日。我在《“饯花会”的真相是什么？》一文中已经论证过发生在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大观园“饯花会”实际上是宝玉的十二周岁生日。以此计算，宝玉应生于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饯花会”的同年正月二十一日是薛宝钗十五岁生日，因此宝钗应生于康熙六十年（农历庚子年）正月二十一日。第六十三回中说香菱、晴雯、宝钗、袭人四人同庚，因此香菱也生于康熙六十年。英莲走失的这个元宵节，时为四岁，算来此时为雍正三年，这与考证派所说的曹頫被抄家的雍正六年大相径庭。因考证派往往拘泥于“史实”，而缺乏对书中故事本身的研究，不能将历史事实与书中故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分析，从而造成考证的结论与书中故事脱节甚至相矛盾的现象。

3、考证的证据来源于各种不同的版本，由于各种版本在抄录过程中的讹误，书中正文文字以及最早评家的评语出现诸多不一致的情况，有时使考证陷于自相矛盾。

如叙述元春宝玉出生的矛盾（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页二六0），第二回：

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甲戌）（庚辰）（全抄）；

不想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有正）；

不想隔了十几年又生了一位公子（程乙）。

以上究竟哪种说法正确？考证派无法考证。即使考证了，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4、考证的问题同样是支离破碎的，或以脂砚斋、畸笏叟、杏斋某一两个评语为依据，或以清宫史料或前人某些记述为依据，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因而造成前后说法矛盾的现象。结果是，有人好不容易找出两个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而另外一个人则可以很快找出相反的证据证明此人的观点不正确，从而造成谁也说服不了谁局面。

四、原旨派

针对评点派、索隐派和考证派存在的不足，我采取另外一种研究方法。为了区别评点派、索隐派和考证派，姑且称之为“原旨派”。

我的这种研究方法坚持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论证、推理，避免主观猜测和臆断。

二是坚持以原抄本和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等人的评语为直接证据的原则。我认为，庚辰秋月定本是经作者修改、整理后的版本，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思想的版本，也是相对而言最为完善的版本，因此研究《红楼梦》应当以庚辰秋月定本为依据。研究应当坚持 “以内在证据为主，以外在证据为辅”的原则。内在证据则是书中的描写和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等知情人士的评语。外在证据则是历史资料、有关人士的记述等。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内证与外证的联系。

三是坚持系统研究方法。对全书各章回进行系统研究，避免见首不见尾和管中窥豹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应当是前后一致、左右协调、上下贯通。

按照以上原则，我的研究工作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1、基于书中描写和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等人评语中给出的线索，理清故事发展脉络；

2、根据书中描写的节令和脂砚斋、畸笏叟评语中指出的时间，结合某些史实研究，厘清故事发生的准确年代及时间；

3、根据书中的描写和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评语，弄清作者与书中人物的关系；

4、通过分析论证和逻辑推论，对原书抄录讹误和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评语讹误进行校正，消除原书在整理、抄录、评点过程中造成的错误。

在此基础上，推论原书迷失部分的内容，进而推论书中是写谁家的故事以及作者是谁等问题。

湖北襄樊张广文

顺治的祖父，是统一满族女真各部、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其疆土东到东海，北到蒙古、嫩江，南到鸭绿江，都城建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自己的出生地。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本来是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任指挥，也就是说，都是明朝政府管辖下满族聚集区域的满族官员，但他们在随明朝军队平息建州右卫的反叛过程中却被误杀。努尔哈赤就是因为这个缘由起兵反抗明朝统治的。努尔哈赤去世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即位，此时的后金已迁都盛京（今辽宁沈阳）。皇太极在清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四月，将国号改为“清”，称了皇帝。同时他征服朝鲜，统一漠南蒙古，并通过清崇德五年六年（明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年）的松山锦州之战，彻底削弱了明军的精锐力量，使进取中原成为指日可待的事情。

皇太极在将自己的势力推进到山海关的时候突然病逝了，帝位传给了第九个儿子福临。

福临在清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二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生在盛京，母亲是孝庄文皇后（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的女儿，姓博尔济吉特氏）。他于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在盛京继帝位时，年龄尚不足六岁，由叔父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辅政，年号则在第二年改称“顺治”。如此，就有了以后的“顺治皇帝”这一称谓。

当顺治在襁褓中长成，还不知自己未来帝座之上的命运的时候，明朝的崇祯皇帝，正在为烽火连天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寝食难安。而顺治登上大清国帝座不足一年，大明国的崇祯皇帝就在手刃了一家数口后，自己也在煤山（北京景山）自缢了。那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原因是李自成的大顺军攻进了明朝都城北京。

明朝的皇帝死了，但军队还在。驻守在山海关、以防备清军为责任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在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挟持以迫自己归降后，选择了放清军进关，协同明军剿灭农民军的道路。但大清军的铁骑一经踏入中原的土地，在剿灭农民军的同时，也就收服了本属于明朝的政权和军队。顺治元年（1644）九月，辅政的叔父多尔衮在前面拼杀，顺治帝就在另一辅政的叔父济尔哈朗的护送下，从沈阳抵达北京，诏告天下，开始努力实现对这片土地的统治。中国历史，进入了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统治的清王朝。顺治帝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个皇帝。

因为摄政王多尔衮的突然病逝，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1651年2月1日），顺治帝实现了提前亲政，这一年，他才十四岁。鉴于多尔衮的擅权给自己造成的多年压制和伤害，顺治帝毅然决定从此亲自处理一切政务。为了克服阅读汉文奏章的困难，广泛吸收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经验，他在政务之余，开始孜孜不倦地苦苦学习，涉猎十分广泛。在领悟了文教治天下的道理后，开始学习用汉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不断完善自己对国家的统治。同时，他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须以国计民生为首务，所以推行招降弥乱、以抚助剿的军事政策，推行屯田开荒、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并且注重整顿吏治，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机构。到顺治十六年（1659）春天，除地处东南沿海一隅的郑成功外，讨平了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从而实现了祖父和父亲关于迈过山海关统治这片美丽富饶的国土的梦想。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承袭着满族勇猛顽强又容纳了汉族文治民生思想、刻意求治又实现了权力统治的年轻皇帝，为什么会有弃位出家的说法呢？

一是说顺治并非在二十四岁亡于天花，而是在这一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于五台山修身向佛，并于康熙五十年（1711）左右圆寂。期间，康熙皇帝曾经数次前往五台觐见父亲，但都没有得到顺治的相认，所以康熙才会写出“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篇。至于其出家的原因，则是因为爱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掳献进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选择五台山修行，则是因为梦见董小宛在那里。这种说法的有关记录，主要存在于《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当时著名才子吴伟业（梅村）写的一组《清凉山赞佛诗》，诗文影射顺治在五台修行，并用“双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而他苦恋着的，是与董小宛齐名、才高气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而这一切，又可以在五台山找到相关的附会。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旅庵和尚奏录》、《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这些书用语录及偈语的形式，记载顺治曾经在十七年（1660）十月中旬于宫中，由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和尚茆溪森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但剃了光头本已出家的顺治，又在茆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主持玉林L的谆谆诱导和要烧死茆溪森的胁迫下，回心转意，蓄发留俗了。

如此，我们首先需要搞清的，是顺治帝在二十四岁那年，是不是真的去世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朝、清朝遗留的原始档案一千余万件。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最受其时皇家尊崇保护的，是《实录》、《圣训》和《玉牒》。它们在漫长的清朝统治时期，被单独专门保护在皇史k（位于北京南池子）的金匮里，由专职守尉看护。其中的《实录》，是由继位的皇帝组织人员，依据各种文书档案，按照年月日的顺序，为去世的皇帝编写的事实记录。由于精心的保护，《清世祖实录》金**的绫面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在该《实录》卷一百四十四，这样记录着：“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派官员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初六日，顺治帝传谕，应该由自己参加的大享殿礼仪，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并且因为病情迅速加剧，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当于现在零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内，顺治帝就去世了。

从以上《清世祖实录》的详细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皇帝被明确记载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则“大渐”了。“大渐”这个词在皇帝身上应用，应该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个词表示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至于去世的具体时间，记载是“丁巳，夜，子刻”。这里，“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记日。“子刻”，虽然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三点到一点，但在旧历的记时方法中，表示的是“开始”——记时是从“子时”开始往后按子丑寅卯的顺序推算。所以“丁巳子刻”，应该是初七这一天的凌晨零点或一点的时候。中间的“夜”字，只是表示深夜而已。但在大部分的史学研究专著中，都解释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将顺治的去世时间，拖延了十二小时。这样，从原始的《清世祖实录》这一史料中证明，顺治皇帝病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但病因未述。

档案馆藏有的《玉牒》，则是清朝皇帝的家谱。它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开始记录。塔克世子孙后代这一支，称“宗室”，使用**；塔克世兄弟的子孙各支，称“觉罗”，使用红色，而且在家谱格式上，分“横格”和“竖格”两种版式。横格玉牒只简单记录世系，竖格玉牒则不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还详细记录该人的生卒和婚姻。记录顺治皇帝情况的《玉牒》，其去世的时间，与《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相同，但同样没有说明病因。

另外，档案馆还存有顺治皇帝的《遗诏》。该《遗诏》长五百四十八厘米，宽九十三厘米，黄纸墨迹，卷轴状保存。遗诏中，顺治皇帝对自己渐习汉俗、早逝无法尽孝、与亲友隔阂等事做了自责，同时宣布由八岁的儿子玄烨即皇帝位。这份遗诏，由于充满了自责，使不少人猜度它并非出自顺治帝，而是出自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因为自责的内容，多是皇太后对顺治帝的不满之处。但仅以自责内容就判定《遗诏》并非出自顺治帝，也有些牵强。如果沿着顺治帝的成长轨迹去摸索他的思想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这种白责也并非解释不通。首先，顺治是一个初主中原的满族皇帝，对这片土地与人民、生活与文化充满陌生，要实施统治，就不得不尽力熟悉与适应它，并且迅速地背离自身的传统，这是一种深深的矛盾困扰，其自责，在情理之中。另外，顺治早年曾深受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思想影响，一度笃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位期间，他经常把各种灾害或者动乱归于自己的“政教不修，经纶无术”，屡次下诏白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在十六年1659正月讨平李定国实现一统大业后，面对各种举行祝贺的请求，他冷淡地说能有今天的这种事业，并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实现的，拒绝贺礼。十七年1660，在祭告天地、宗庙时，他对自己在位的十七年做过简单的总结，通篇是自谴自责之词，并且下令暂时终止官员上给自己的庆贺表章。这些史实都可以在《清世祖实录》中翻看到。所以说，这份《遗诏》充满自责，也并不完全违背顺治皇帝的思维方式。

这份《遗诏》的撰拟，在《清圣祖实录》康熙帝实录卷一中记录，是在初六日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到养心殿，奉完旨意后在乾清门撰拟的。这段记载，又有奉写遗诏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熙的《自撰年谱》为佐证。年谱中，王熙记述了被传旨召入养心殿、聆听完顺治帝旨意后起草诏书、三次进呈三蒙钦定的全过程。王熙在《自撰年谱》还写到，在进入养心殿之后，顺治帝对王熙说，我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另外，在兵部督捕主事张宸的《平圃杂记》中记录，初六日，也就是《实录》中记录皇帝“大渐”的那一天，在传谕大赦的同时，还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倒垃圾。因为这种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人们佐证顺治帝是因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但是，又有学者提出，“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是高烧昏迷，病人在死前是不太可能神志清醒的，所以顺治帝不可能像王熙写的那样，亲自口授《遗诏》。

《遗诏》是否出自顺治帝本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档案馆保存的《清圣祖实录》和其他文献保存单位的一些僧侣文献中可以看到，顺治帝是病逝了。

在《清圣祖实录》卷一中我们可以看到，安放顺治帝遗体的梓宫棺材，在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二日1661年3月2日）被移放到景山寿皇殿。其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在所有应该致祭的日期都前往致祭。卷二中又记载，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康熙皇帝来到安放着顺治帝梓宫的景山寿皇殿，在举行了百日致祭礼以后，将顺治帝的神位奉入了乾清宫，以等待选择吉日奉入太庙。二十一日，则举行了“奉安宝宫礼”。这说明，到二十一日时，顺治帝已经被火化了，因为“宝宫”二字的意思，是骨灰罐。

关于顺治皇帝被火化的详细记录，在官方记载的档案里尚无记录，但《旅庵和尚奏录》中则写明，临终前，顺治帝对近身的僧侣特别嘱托，因为祖制是火葬，而且自己又信奉佛禅，所以希望如果茆溪森和尚能赶到，就由茆和尚主持火化，如果赶不到，则由位于北京的善果寺和隆安寺来主持。旅庵和尚即本月旅庵，是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氲牡茏印D境朐谟φ偃刖┦卑阉带到了顺治帝的身边，同另外一些入宫的和尚一起，为顺治帝宣讲佛法。本月旅庵的奏录，记录的是自己及他人与顺治帝的奏对，真实性极强。而顺治帝提到的茆溪森和尚，是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主持玉林L的弟子。茆溪森对佛法的阐释，曾深深打动了顺治帝并由此得到深度信任。据《五灯全书》记载，茆溪森和尚在接到旨意后兼程赶抵北京，于四月十七日的一百祭日，为顺治帝举行了火化仪式。这就与《清世祖实录》记录的百日祭奠、逢迎神位和安放宝宫相吻合。

所以说，顺治帝是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的子刻，逝世于养心殿。病因可能是天花。他的遗体在四月十七日被火化，骨灰存于“宝宫”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清圣祖实录》卷九记载，该“宝宫”在康熙二年四月二十四日1663年5月30日）黎明，被起程移奉孝陵，在六月初六日的戌时十九点至二十一点，同孝康皇后和端敬皇后的宝宫一起，被安放在地宫的石床上，并掩上了石门。

由此，关于顺治帝在二十四岁这年离宫出家、朝廷以其病逝为托词的猜度，不过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传奇故事而已。但顺治帝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于西苑（中南海）万善殿，由茆溪森和尚为其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则是史实。只不过剃光头发意欲出家的顺治帝，最终在茆溪森的师傅玉林L谆谆规劝和要烧死茆溪森的压力下，又决定留俗了。这一史实的记载虽然不见于官方档案，但广泛见于本文上述的僧侣著作中。这些著书立说的僧侣，都是被顺治帝邀请入宫阐释佛法的著名人士。由于他们在记述净发的时期内，生活在顺治帝的周围，而且是各自著作中的分别记录，所以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因此普遍为史学研究者所认可。在关于规劝顺治还俗的语录记录中，最被人称道而且看起来最见效的一段劝导是，面对顺治帝的提问——佛祖释迦牟尼和禅祖达摩，不都舍弃王位出家了吗？玉林L回答，他们是悟立佛禅，而现在从出世法来看，最需要您在世间护持佛法正义，护持一切菩萨的寄身处所，所以，您应该继续做皇帝。正是这段规劝，最终令顺治帝回心转意，蓄发还俗了。

我们现在需要寻找的，是顺治帝出家行为的思想感情基础。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首要原因，是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入关前，顺治对佛教一无所知。作为与明政权相抗衡的、统治着广大东北地区的清政权的承继者，其满族文化传统中，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可供信仰的宗教理论。他们在祭祀活动中崇拜的，是自然的万物多神。由于主持祭祀的人，按满语称为“萨满”、“萨玛”、“萨麻”、“珊蛮”等，这种宗教就被称为“萨满教”。它产生于远古，没有统一的教理教义，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宗教。而顺治入关后，由于其朝政被做摄政王的叔父多尔衮所把持，多尔衮对顺治的教育，又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所以顺治的幼年和少年时期，像所有满族孩子一样，热心于骑马、射箭和围猎，对汉文化一片茫然。据《清世祖实录》卷三、卷九、卷十五等处的记载，就顺治接受汉文化教育的问题，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给事中郝杰、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人，都曾经先后向多尔衮上疏，请求选择有学识的人辅导顺治的学习，但都被多尔衮以顺治年幼的理由拒绝了。后来，多尔衮对这种建议索性置之不理。只是因为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突然逝世，才使顺治的汉化教育一下成为必然。面对如此丰富而悠久的汉文化和历史，出于实施统治的需求，顺治在几乎不识汉字的基础上孜孜求学。但最先植入他头脑中的宗教，却并非是已被汉文化深深吸纳和包容的佛教，而是没能融入汉文化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唐朝、元朝都曾断续传入中国，在明朝万历十年（1582），因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则再度传入。顺治亲政的第一年，为了学习一些日食、月食、彗星、流星、历法等天文、物理知识，就接受了大学士范文程的引见，召见了在钦天监任职的北京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渊博高深的学识，得到了顺治帝的尊敬。而汤若望在得到这种教习机会后，在解释科学知识的同时，开始向顺治帝传输基督教教义。其教义中关于人类起源、人类苦难、人类救赎的阐释，使对这些问题存有深深疑惑的顺治折服了。教义中关于一切罪过都可以通过忏悔而获得天主宽恕、并免遭审判的思想，也随之植入了顺治的心灵。但汤若望在顺治头脑中苦心营造的这一信仰，终因缺少这片广阔土地的文化滋养而坍塌了——在这片土地上被深深滋养着的佛教，其关于相同问题及出路的阐释，最终征服了顺治帝，并成为了他的人生信仰。

史学界人士曾普遍认为，顺治帝接触佛教，开始于同京师海会寺主持憨璞聪的会晤。那一年，是顺治十四年（1657）。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的佐证，晏子友先生论证了顺治帝应该是在八年的秋冬，通过认识在河北遵化景忠山石洞内静修的别山法师而开始了解佛教的。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的印度，创始人为迦吡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释迦牟尼）。其基本教义认为人生是无常的、无我的、痛苦的。造成痛苦的根源，在于人自身的欲望和行为。而这种欲望和行为，又导致生命轮回的善恶报应的结果。每个人就生活在这种无常无我的轮回报应中，要想摆脱这种痛苦，只有通过修悟，彻底转变自己世俗的欲望和认识，才能超出生死轮回的报应获得解脱。这种基本教义在漫长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因为传播者对其思想戒律在理解上产生了众多的分歧，而分化为许多教派。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其中的大乘教派。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主要宗派。其中的禅宗，又是影响力最大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派。“禅”是梵文的音译，其意是心绪宁静专注地思虑。“禅宗”主张，用这种静心思虑的方法，来悟出佛法和得到彻底解脱。而禅宗在发展中，又分化为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五宗。其中，临济、曹洞又是流传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两个宗派。在景忠山上修行的，正是曹洞宗的僧人。他们同顺治之间的往来，被记载在景忠山上众多的碑文石刻上。上面记载着在顺治八年（1651），顺治因为出猎来到景忠山，在碧霞元君殿会见了主持海寿法师，得知“知止洞”内，有一位别山禅师已经在洞内静修了九年，就非常敬佩。在探望之后，回宫即在西苑（中南海）的椒园（又名蕉园）辟出万善殿，召别山法师入宫，供其修身。但法师在礼节性地入宫后，就拒绝了顺治的好意，回到景忠山继续住在石洞内修行了。这件事，使顺治帝知道了佛教，知道了佛教中有一些高世独立的人，他们的信仰与追求，是自己所不了解的。于是，顺治陆续延请了一些佛门中人入住万善殿，开始了同佛教的接触。而那位回了山洞的别山法师，由于给顺治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顺治十年（1653）又被诏入西苑椒园，赐号“慧善普应禅师”，并在椒园住了下来。

但是仅凭碑文石刻的记载，多少有些孤证，而《清世祖实录》等汉文的官方档案中，又没有顺治曾经在八年驾临景忠山的记载。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在获得翻译后，为其提供了宝贵的佐证史料：上面记载，顺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1651年12月19日），顺治帝与皇太后、皇后一起行猎，驻于河北遵化。初八日住在高家庄，并在这一天，去了娘娘庙，赏和尚海寿千两银子。等到从滦州回銮的途中，在十二月初三（1652年1月13日），再次去了娘娘庙，“赐京宗山……南洞之和尚伯三银一百两”。这里，娘娘庙是碧霞元君殿的原称，海寿即该殿的主持法师，而“京宗山”就是“景忠山”，“伯三”就是“别山”，只是因为在将满文翻译成汉文时，地名、人名的翻译使用的是音译方法，因之所选的音译汉字不同而已。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是清朝初期内国史院这个政府机构为纂修国史而辑录的满文档案材料，它按年月日的顺序编辑。由于修史角度的不同，档册所辑录的事件内容就详略不同。尽管是简单的记载，但将其与碑文石刻相对照，其登山原因、时间、别山法师修行处所都是吻合的，正佐证了碑文石刻所述事实的真实性。

但可能是因为曹洞宗的参佛方法着重于从个体去体悟佛性，不是很适合顺治当时正值少年的文化基础，而且这种教派的修身方法，也决定了海寿、别山等僧人的不善言辞，所以当顺治在十四年（1657）结识了禅宗中的另一主要教派临济宗的一些僧人后，曾说，一开始我虽然尊崇佛教，却并不知道有教法派别的区分，也不知道各个教派中的高僧，知道这些，是从憨璞聪开始。

憨璞聪，福建延平人，是临济宗的高僧。他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五月，被位于京师城南的海会寺请来做主持，从而使临济宗的宗风在京师大振。临济宗的教法，重在通过师生问答的方法衡量双方悟境的深浅，并针对不同的悟境程度，对参学者进行说教，提倡通过交流使人省悟。这种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适合顺治了解佛教。所以在几次长谈后，顺治就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请憨璞聪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刹的高僧姓名和情况，开始延请临济宗的高僧入宫阐释佛法。其中对顺治影响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报恩寺主持玉林L，浙江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耄以及玉林L引荐的弟子茆溪森，木陈胍荐的弟子旅庵、山晓等人。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从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并转变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认玉林L为师，请其为自己起了法名“行痴”，西苑万善殿就成了他参禅拜佛和与这些僧人讨论佛法的处所。玉林L的大弟子茆溪森，不仅成了他的师兄，更因为自身学识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顺治的深深信赖。有关顺治帝与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动和交谈，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帝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佛教关于生命轮回、个人承担着自身一世的善恶报应、如想脱离轮回只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义。由此他相信，自己的皇帝之位，不过是过眼烟云，来生并不知会在何处立命。所以他在受重创后意欲出家，是其思想信仰的必然结果。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另一个原因，是感情上受到了重创——他的爱妃董鄂氏去世了。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夏天，年已十八岁的时候，入宫侍奉顺治帝。再据《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记载，夏天入宫的她，在七月份就准备立妃。卷一百三记载，在八月二十二日，则被正式册立为贤妃。册文中顺治帝称赞她“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在九月二十八日，又越过“贵妃”这一级别，准备立她为“皇贵妃”了。卷一百五，则对十二月初六日举行的正式册礼，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册文中，顺治帝再次称赞董鄂妃“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并且为了这次册立，颁发诏书，大赦天下，将自己喜悦的心情推及到了全国。该诏书长一百九十厘米，宽九十三厘米，目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董鄂氏从入宫到晋升为等级最高的嫔妃——皇贵妃，不过用了半年的时间，况且因其册立之事还颁发了大赦诏书。颁诏这种礼遇，通常只发生在册立皇后的时候。但她确也做了皇后——是在死后被追封的，时间是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660年9月25日）她病逝后的第三天，谥号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这个时候，顺治的皇后尚在位上，那是孝惠皇后，是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女儿，名叫博尔济吉特氏这位经历了董鄂妃的被宠幸而险些被废的孝惠皇后，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才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这样，如果取谥号的前两字，董鄂妃又是“孝献皇后”；取后两字，也就称“端敬皇后”了。

董鄂妃的去世，令顺治帝非常难过。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去世的当天，顺治帝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人，全部聚集到景运门哭临，这就是全部的皇亲国戚了。而移送梓宫的时候，这些人又必须随同护送。卷一百四十记载，顺治帝为董鄂妃的去世辍朝五天，穿了十二天的丧服，朝廷官员和命妇们为此穿的丧服，直到二十七天才被允许脱下。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到了百日祭奠这天，又是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妇以上，全部齐集举哀。另外从他亲撰的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笔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优良品行，并倾注了自己的绵绵爱意。如此不同寻常的晋升速度和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只说明，顺治深深爱着这位董鄂妃。但这位极度受宠的董鄂妃，因为记载她来到顺治身边的年龄是十八岁，就引起了后人对她入宫前的身份的猜测。因为基本概念是：她是不可能通过报选秀女这个正常渠道直接走近顺治的。清朝相关的法规限定，报选秀女的年龄是十三到十六岁。如果隐瞒不报，身为满族军官的她父亲，是要依照相关法规受到处罚的。所以，她这样的年龄，是从什么渠道入宫的呢？最广泛的猜测演义，就是说，她是被掳献入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

多年来，东陵多次遭到以孙殿英为首的军阀和土匪的洗劫。五位陪葬皇帝中，康熙、乾隆、咸丰、同治的地宫和皇后嫔妃的墓地都被盗毁，顺治皇帝的孝陵成为唯一未被盗的陵墓。因为所有的挖掘者都知道，顺治皇帝地宫里的扇子和一双鞋是不值得挖掘的。

*妇的牺牲震惊了鸳鸯梦。

顺治二年，江南名妓董小宛被洪承畴抢走。石弘本想接班安享晚年，但由于董小宛不肯随她而死，她被送进了皇宫，成了顺治皇帝的爱妻。

洪承畴担心董小宛对自己不利，就对王太后说：“以前王睿失陷，国民政府覆灭。他依靠天地之神让他早死太后不管老臣之心，也不管创业之难？”

太后勃然大怒，要求顺治将董小宛送出宫外。顺治皇帝总是服从母亲的命令，不敢顶撞。他不得不含泪服从。于是，孝庄皇太后强迫东施住在玉泉寺。董小宛失踪后不久，顺治皇帝伤心欲绝，于是偷偷溜出紫禁城，去五台山理发，在庙里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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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出宫的时候，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事情。写了一道圣旨，放在御案上。在圣旨中，叶璇被任命为皇太子。在位27天后，他成为了一位仁慈的君主。圣旨一传，大臣们都很惊讶：皇上昨天身体很好。为什么他一夜之间就死了？遗嘱没有说明原因！虽然大臣们有千百个疑问和猜测，葬礼还是要举行的。不久，8岁的新主人叶璇登基，并于次年改称康熙皇帝。

当时顺治皇帝攻破空门后，在五台山山顶建了三间茅舍，终日打坐。

黄的儿子游览五台山。

几十年后，康熙率军镇压了格尔丹的叛乱。想到我在五台山的父亲，我打算去看望他。

一行人到了五台山，康熙把随行人员留在山上，独自进了梁清寺。在一位老方丈的指引下，他来到了山顶的小屋，独自一人进屋看望父亲。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和尚坐着沉思，就像一个死人。康熙忍不住跪在老人面前，哭着说：“爹，我儿子来了！”只见老和尚的眼睛微微睁开，然后又闭上了。他的状态不变，所以忽略了。过了半响，没见老和尚说什么，康熙只好悄悄退出茅屋。临走前，他叮嘱老方丈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将来你要见老和尚，就有赏。

康熙离开五台山后，顺治在五台山出家的谣言在社会上越传越广。康熙帝一生五次游五台山，却只偷偷派人带回了父亲生前用过的一把扇子和一双鞋子，葬在清东陵的地宫里，而顺治皇帝本人根本没有葬在陵墓里。

顺治为什么会猝死？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子夜时分，从深宫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驾崩于灵堂。

顺治死后第三天，不满八岁的康熙登上了故宫金殿的宝座。皇宫很快恢复了平静，但人们不解的是，这位24岁的顺治皇帝一直很强壮，从未听说过任何疾病。他为什么会突然死亡？

至于顺治皇帝的死因，《清史稿》年的记载极其简略。“丁思，夜刻，死于灵堂。

为什么重大生死事件都用几个数字敷衍，连死因都不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专家李国荣

作为顺治皇帝生平最权威的记录，《清史稿》有顺治去世的最后记录。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病倒。第六天，顺治病得很重。记录了顺治去世前的活动，共200多字，但只有11个字描述了顺治去世的时间和地点。另外，我找不到任何线索。为什么？不仅如此，清朝《清史注》年的皇室家谱只记载了顺治去世的时间，但仍然避而不谈顺治皇帝的死因。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顺治死前留下的遗诏。因为在整份遗诏中，顺治列出的利己主义多达十四个。为什么顺治对自己一生所做的事如此愧疚自责？这种遗憾，似乎与一代帝王去世时的最后一种情绪不符。

传说顺治皇帝爱上了江南名妓董小宛。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对此极为不满，设计杀害董小宛。然而，就在东阿公主死后一百多天，宫里传来顺治去世的消息。短短一百天，贵妃死了，天子也死了。为什么这么巧？

当时，著名诗人吴梅村写了一首诗《玉帝》。诗中说：“陛下百岁，妾命如尘。我愿共南山，献西工杯。”当时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的故事传遍天下，人们不禁要问诗里写的皇帝是不是顺治皇帝。此外，诗中还写道：“可怜的千里光，枯萎无色”。千里草重叠，分明是董的一句话。因此，人们更确信诗中的虞姬指的是董小宛。陛下无疑是深爱董小宛的顺治皇帝。人们反复研究吴梅村的诗，对其中一句感到不解：“八极山和青山有什么区别？”根据吴梅村的注释，诗中的梁青是指佛教圣地五台山。顺治生前从未去过五台山。这首诗为什么说顺治“天天去清凉山”？

据清代国立历史研究所满文档案记载，顺治皇帝14岁时，在遵化打猎时，在一个山洞里遇到了一位隐居法师。从此，顺治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顺治十四年，在宦官们的精心安排下，20岁的顺治在北京海会寺结识了和尚韩璞。韩溥琮对佛教的诠释深深打动了顺治。从此，顺治对佛教产生了兴趣。

顺治拜佛已久，打算出家。东阿公主死后，他一度伤心欲绝，不想上法庭。他死在灵修堂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借口。顺治没死，逃进空门出家了。

据《清凉山颂佛》年的记载，康熙登基后不久，孝庄皇太后多次带他去五台山拜佛。

这种活动本来可以在北京举行，但是他们来到了不远处的五台山。从这个角度来看，顺治在五台山出家修行，可能就是这个礼佛背后的真相。

义和团之变后，慈禧太后逃往西方，当地政府想接收她，于是向五台山借了一些器皿。有人说这些器皿类似于宫廷器皿，可能是顺治年间用过的。

如果把这些细节综合起来，顺治之死的谜团似乎就归结于这样一个过程：小壮杀了董小宛，顺治以死的名义在五台山出家。小壮担心这件事会被全世界知道，以顺治的名义伪造了自己的遗诏。遗诏中的种种遗憾，无疑是肖壮对顺治的指责。

李国荣对此说法有不同看法。因为从顺治的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来看，遗诏中的告白并非没有道理。顺治入主中原后，对一切都不熟悉。所以他必须尽可能的熟悉和适应这一切，甚至背离他原有的一些传统习俗。这让他陷入了一种迷茫和矛盾之中，心里总觉得有些自责。同时，在o的影响下

在顺治翰林学士王茜，李国荣发现了写遗诏的记录，但没想到，他还意外地发现了顺治死因的线索。根据书中记载，王茜被召入灵堂后，顺治皇帝在弥留之际对他说，如果我长了痤疮，恐怕就不会好了。所谓天花，顺治皇帝从患病到死亡，只有五天时间。他的病很像天花。顺治皇帝后来死于天花。

经过重新审视，顺治的出家思想存在一些疑点。董小宛的丈夫毛必强回忆了他和董小宛相识的详细经过：他和董小宛第一次见面是在初夏。即墨——明朝崇祯十二年，董小宛十六岁，顺治两岁。

董鄂妃不是董小宛，杀死小庄也不是她设计的。实际上，东阿公主是因为孩子早逝，悲痛欲绝而死的。据和尚传《府志》，艾菲死后，顺治绝望，决心逃进空门。顺治十七年十月，高锡森在万善堂举行皈依佛门仪式。然而，随后的记录将故事引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顺治皇帝剃了头发出家了。这个消息激怒了小庄，她赶紧查了喜森的主人玉林惠，把她叫回了北京。玉林到了北京，听说弟子肖锡森给顺治剃头，马上让人立起柴堆烧肖锡森。顺治得知此事后，无奈决定不出家。

从各种史料和迹象来看，顺治死于天花，似乎是最接近真相的答案。但令人费解的是，顺治死于疾病，这应该是正常的死亡。但是，清宫档案为什么不提顺治的死因，并且保密？顺治的死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

顺治真的死于郑成功的轰炸吗？

顺治死后，朝廷按照他的遗愿，把他葬在了清东陵。这块风水宝地是顺治十四岁那年冬天躲避天花，在遵化发现并确认的。一代皇帝被天花逼得不得不离开皇宫，被流放到北方的冷山。当时的人们几乎改变了对天花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朝野的恐慌，在清朝正史中故意忽略顺治死于天花的事实是合理的。

顺年，一位名叫张晨的官员在他的私人笔记中写道，正月初七，法院警告人们不要炒豆，点灯和倒垃圾。

这些禁忌只有皇帝得了天花才会出现。因此，历史学家更确信顺治皇帝死于天花。

十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明清史专家王荣生发表了一篇关于顺治上谕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史学界对顺治死因的关注。《张》中对天花的症状描述如下：丘疹呈糊状，精神疲惫，神志不清，神志不清，不宜大声喊叫，不宜低声自言自语，如中邪。从天花的症状来看，顺治死前不可能有意识，也不可能自己口述遗诏。然后，正如王茜《月亮的延续》所记载的那样，顺治临死前口述了一份遗诏，列举了他的14条罪状，甚至在短时间内解决了两个主要问题：谁来继承皇位和侍郎？这些事情应该怎么解释？

据《王茜年谱》记载，顺治死于第七天早晨。据《医传》的记载，张臣是在顺治八日上朝时得知他的死讯的。顺治之死的记载不仅相差一整天，而且史书中也有一些矛盾之处。据《自撰年谱》说，顺治第二天身体不适。说顺治去本杰明观察太监吴的剃度。据《平普杂记》说，王茜从初一到初三连续三天入宫，但他没有说顺治生病了。第三天，顺治还和王茜讨论了事情。

天花初期，体温急剧上升，然后变得昏昏欲睡。如果顺治真的感染了天花，那他也不可能第二天一大早就冒着高烧去本雅明寺给太监吴剃度。即使回来后的第二天，恐怕也很难和王茜谈重要的事情。让人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王茜只把——作为讨论的内容，而不敢简单地用——这个词来代替呢？如果王茜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他为什么如此神秘和回避？

为什么史料记载的这么多关键点有这么多明显的差异，似乎很难用叙述者的错误做出简单的地下结论？会不会是顺治皇帝死了或者别的什么？

1992年一个普通的下午，家住厦门的郑万玲在家里整理父亲的遗物。贾政是郑成功的后裔。郑万龄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了许多与祖先有关的书籍。然而，在整理的过程中，有一本书引起了郑万玲的注意。

郑万龄发现的手稿名为《清志》，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郑成功的军旅生涯。

2004年4月20日，厦门晚报头条新闻——顺治在厦门被郑成功杀害，引来无数目光。这个惊人的消息来自《平普杂记》年的一份记录：有人暗中举报郑成功。高崎之战，顺治皇帝在厦门四明港遭到炮击，清军大将大苏不敢公布消息。

此外，还有一段太史公杀郑之龙的内幕，手稿中也提到了顺治皇帝的死因：太史公郑之龙被贬后，曾多次上书劝其子郑成功投降，但顺治并未惩罚他。顺治在厦被枪毙后，侍郎苏莎莎对郑之龙怀恨在心，向康熙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