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

久远的历史，瑰丽的文化，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同

被誉为“塞外名城”的大同市位于山西省的最北端，处在内外长城之间，是山西第二大城市。

这里三面环山，桑干河的支流御河纵贯南北。

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同的认识止于煤都的富饶、云冈的瑰丽、华严寺的雄浑，其实，早在1982年，大同市就与北京、承德等24个城市一起首批入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山西唯一一座首批入列的城市。

那么，大同这座城市究竟承载了怎样的历史和文化，使它得以获此殊荣呢？

第一点，大同的历史确实悠久，准确的说两千多年，大同的历史是有了，而且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它建过一次都—首都，做过两次陪都。

第二项就是文化，一个句注山（雁门关）一隔，我们的太原、晋南属于黄河流域文化，句注山以北，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桑干河流域文化，那么这两个文化大不相同，这两个文化的差异点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这么来看，句注山以南是中原的农业经济文化，句注山以北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的文化，那么这地方的文化特点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正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给大同的文化带来了特色，高不能算高，但是它有特色，特色就可贵呀！

第三条就是都城， 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建过都的，比如西安、洛阳、北京、南京，这都是几朝的都城，而且时间也很古，特别西安、洛阳这是古都嘛，那么大同作为都城，仅仅是一朝，北魏，而且是南北朝分割的时期，它是北方的一个都城，但是准确的说，有九十七八年的历史，在这个地方建都，在这九十七八年中，这个都城有过一段辉煌，这个辉煌的状况，那还是文献记载不多，通过近年的研究，那还是可观的，都城加上遗址加上它的历史，加上它的文化，使大同成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当之无愧。

大同古称平城、云中，辽代改称大同。

历史上这里是中原的汉民族和塞外的游牧民族争夺天下的古战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大同绵延数千年的战争史和民族交融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是在这里摈弃汉人笨重的战车长袍，推广轻便的胡服骑射，从而成就了一代霸业。

汉朝时，刘邦率军抗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七夜，后来用陈平的计策，贿赂匈奴单于的妻子阏氏，才得以突围。

这一次战争失利使西汉政府改变了对匈奴的策略，与匈奴结下了和亲之约，也就有了后来传为佳话的昭君出塞。

一座历史名城，总是与一些傲视古今的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

公元398年，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鲜卑族首领拓拔圭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

北魏定都平城，就是今天大同市内的东北部。

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止，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近百年之久。

“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经过近百年的苦心经营，平城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书写了大同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

至今，在大同还有北魏风韵的遗存，那便是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五万多尊。

其中尤为珍贵的是第十六至二十窟，世称“昙曜五窟”，是北魏名僧昙曜奉文成帝旨意开凿的，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令人惊奇的是昙曜五窟中的五尊大佛，竟然是北魏几代帝王的真实写照，连脸上脚上的黑痣也相吻合。

《魏书》记载，“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

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

”这种天衣无缝的配合当然不会是巧合，而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北魏之所以尊崇佛教、大兴石窟，是基于佛教对于皇权有“济益之动”的考虑。

拓拔圭借高僧法果之口喊出了“皇帝即当今如来”的历史强音。

礼佛崇帝的要求，迎来了北魏在云冈浩大的开窟造像工程，昙曜五窟也就应运而生，从而实现了北魏王朝政教合一的局面。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的气度是空前绝后的。

举目望去：金楼玉宇，仙山琼阁，满堂丝竹，尽日笙箫……这是北魏文化中特有的华贵绚烂的造型、圆润流畅的线条、丰满柔和的构图、热闹欢乐的气氛。

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北魏王朝的大气磅礴，感受鲜卑族人理解的佛教文化。

通过今天的分析，它（云冈石窟）每一个造像，每开一个窟，兼顾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照顾了现实的帝王，一个方面把佛教的内涵，非常充分而巧妙的表达进去，我在这个方面，看到了《华严经》的佛教的空间观念，《秒法莲华经》的时间观念，以及弥陀的西方极乐世界人们向往的观念，以及将来弥勒佛在世的时候想象的那种太平盛世的观念，无一不在云冈石窟有所体现，而这个事情发生在北魏，距离今天一千六百年，那就是说，在北魏哪个时候，以鲜卑人的观念理解的佛教很深刻。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城外东南方发现了北魏明堂遗址，这个惊人的发现令人们兴奋不已。

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的地方，是礼治文化的载体。

北魏明堂规模宏大，是北京天坛的三倍。

是综合两汉与魏晋历代儒家的结晶，并有所创新而成的。

明堂文化是北魏文化成熟后的一大标志，它引领着今人去凭吊北魏王朝的文化建构。

而且明堂的发现成为一个坐标点，由此，可以准确地判断出，现存的大同城，就是北魏都城平城的所在地。

我们大同这个平城的内城呢从北魏哪个时候到今天，将近一千六百年都过了，没有动地方，整坨坨的在这个地方，这就不同于我们中国前头已经从都城学会划出的八大古都，你比如典型的象西安、洛阳，汉长安、唐长安不是在一个地方，秦长安不是在一个地方，洛阳、汉洛阳、唐洛阳，都不在一个地方，都是搬迁过地方，北京比较年轻，辽、金时候，把那地方定为上京或者是中京，元代才正式在哪个地方，定都叫大都，它是元、明、清三代（都城），也就是七、八百年的历史，变了三次，现在北京的考察已经很清楚，元大都的遗址是在什么地方，辽、金时候的都城在什么地方，明代才定了现在的地方，最起码有三次变迁地方，那么从都城的迁移和固定，这个点来说呢，大同又是唯一的没有挪动地方。

五代时，后晋石敬塘为了当上“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

大同由此划归辽地，从而一扫唐朝时的颓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此后的两百多年，大同先后成为辽、金两朝的陪都，契丹人和女真人钟爱的“西京”。

历代文人似乎只钟情于颓废腐败、偏安一隅的赵宋小王朝，而对强大鼎盛的辽金政权不屑一顾。

其实，先后与南宋并存于世的辽、金两代，不仅兵强马壮、地域辽阔，而且继承并创造了高昂奔放的北方文化。

这种特有的多民族文化，发源于当时的国都北京，但因为北京后来屡次建都，早已难觅其踪了，而在大同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位于大同市区的华严寺、善化寺以及观音堂等遗存，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辽金文化的特征。

尤其是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内的辽代塑像露齿菩萨，造型极为独特，菩萨口露香齿，尽展佛韵的神情，与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内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宋塑侍女相比，显然是两种不同风格的雕塑作品。

宋人受‘礼“制约束太深，内秀多于外露；而契丹人豪迈洒脱，齿露芬芳，是另一种美的表现。

明朝时的大同改变了都城文化的风貌，以一个军事要冲的姿态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年朱元璋率明军攻克元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元军残部退回蒙古高原，元气大伤，但仍对中原念念不忘，对明朝北部边境构成严重威胁。

明王朝因此格外重视北部边境的防御，在北方设立了九个防务重镇，称为九边。

其中大同镇的战略位置尤为重要，当时全国十二分之一的军队驻守在这里，明成祖和明英宗都曾到此御驾亲征，有“大同士马甲天下”的美誉。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主持了全国各地的古建筑调查研究。

以罗哲文先生为主的燕北古建筑勘察组在勘察报告中评价：“大同保存下来的古迹、文物非常多，可以说是国内有数的保存古迹文物最丰富的城市之一。

”正是这些文物古迹向我们讲述着大同两千多年来起起落落的历史。

一座历史名城，凝聚着历史上一个或数个朝代的精华和气韵。

因此，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是理所当然的事。

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大同市，自古有“凤凰城”的美誉。

是北魏拓拔氏入主中原的第一都，也是辽金两朝陪都。

它集魏晋风韵为一山、辽金风流为一城，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存，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大同古城整个布局好似一只舒展单翅的凤凰，南关为凤之头，主城为凤之身，北关象征凤凰的尾部，东关为左翅，惟独没有西关。

传说是一位勇士搭剑射掉了凤凰的右翅，所以这只彩凤至今无法远走他乡。

北魏近百年的建都史和辽金二百多年的陪都史，使大同这座塞外名城有着不凡的王城气度。

这气度不仅辉映在云冈石窟的大气磅礴和华严寺、善化寺的雄伟精巧，更渗透在古城的血脉里。

自北向南穿越大同的这一条河被称为“御河”，这名字透着都城的味道，应该北魏时就有了。

大同素有“龙壁之城”的美称，至今还保存有龙壁九座之多。

其中尤以大同九龙壁最负盛名。

龙壁是古代一种特殊的建筑物，一般用作建筑物的照壁，多建于皇宫、王府、庙宇门前。

既可作为院落建筑的屏障，又能烘托出建筑物的肃穆和华丽。

大同九龙壁为中国九龙壁之最，比北京故宫皇极门前和北海公园的两座九龙壁都要大。

这座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九龙壁，是明初代王朱桂府的照壁。

采用黄、绿、蓝、紫、黑、白等五光十色的琉璃构件拼砌而成，巍峨壮观、光彩夺目，为古城大同锦上添花。

今天的大同市已然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近百万市民在这里安居乐业，人们的生活似乎与其他城市并无二致。

很难说得清他们操守的是什么文化。

然而这里毕竟承载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叠加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

历史上，鲜卑人走了突厥人来，契丹人走了女真人来，蒙古人、鞑靼人、沙陀种、瓦剌部走马灯似的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征战，你来我往，一派多民族的聚散离合景象，大同独特的城市文化也便由此而来。

大同文化究竟是胡化了的汉文化，还是汉化了的胡文化，还是胡汉交融文化，对这个问题，我经过长久的思考，发现我们大同有个特点，我们大同的居民谈不上五代，就是说有五代人在大同世居，这就不象人家南方人，南方人家有祠堂，有家谱，人家一追溯，我们的祖先是明代的、宋代的、唐代的，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去，人家都能够排下家谱来，大同没有，什么原因呢，古代北方的民族，在这个地方出入来往、相当频繁，因此，每一个民族来了，他们要留下他们的文化，当然这个地方也有本土的汉人，但是汉人在这个地方，占的比重有多大，应该说在百分之五十以下，不是绝对多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方绝对是胡化了的一种文化，但是呢，汉文化的力量比较大，胡人来到大同以后要学汉文化，他们又把汉人的东西又学进了许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又汉化了胡，你比如典型的北魏，北魏王朝（在大同）建都九十多年当中，它的治国方针，它的中心内容，大部分采用的是汉人的，所以说，大同的这个文化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变迁，特别应该看到胡汉的交融，这是大同文化的特色，

这种多民族交融形成的独特文化和民俗风情不只体现在闻名遐迩的文物古迹上，而要从大同的传统民居中去寻找。

这些破破烂烂的四合院里传承着大同最鲜活的生机和韵味。

古民居、古街巷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

早在建国初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就曾说过：北京城的价值不在于王府、宫殿和寺庙，而在于所有建筑物的空间秩序，我们要保护的不只是文物。

大同当然也是如此。

漫步这些街巷，你可能会踢起北魏的沙尘，也可能会踩到辽金西京的瓦砾，从中感受那一千六百年的古都遗韵。

（大同）作为历史文化名称，它的街道的格局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它延续了隋唐的里坊制，这样一种格局，这个里坊制怎么说呢？就有点象我们现在讲的居住区一样，就是居住区和商业区是分开的，那么，每一个“里”里面，也是棋盘式的，又分成多少个居住的单位，那么，这个街道呢，就是把这几个单位联系起来，然后再组成一个大的居住区，那么，中国的里坊制是在北宋以后开始变化的，就是把商业发展到街道上，是从北宋开始的，就是打破了过去隋唐时期里坊制的这种结构，那么，它（大同）恰恰是很真实的保存了这种结构，现在它（大同）的街道格局，仍然是这样，只不过是有些建筑，以经变成现代的建筑了，但是大体的格局没有变，那个时候它的每一条街和街之间的路口，都有牌楼，大同最有名的是四牌楼，这个四牌楼在全国也是非常少见的，但很可惜，大同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后，不到两年时间把四牌楼给拆掉了，非常遗憾。

现在最惨的就是街道的里坊制格局，现在比较还能够看的出的就留下东南隅的一小块，这种东西是不可再生的，所以希望尽快的拿出方案来，如何抢救这一片（传统街区），北京现在不是定了五十几片重点保护吗，我们大同也不妨学学北京，我们就定一片行不行，东南隅这一片，把它保护好，这就是我的一个希望，这样的话，我们大同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这个脉络可以往下延续，

民风、民俗是最直观的文化现象，它折射着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气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造就了大同独特的民风。

如果讲到大同的民风，可以概括这么三点，第一就是这个地方比较尚武，大同人，尤其是县里边，到解放前夕都保存着一种练武的习惯，你象吴家窑呀好多地方，哪个地方好象习惯每个人都舞拳弄棒，这个与这个地方战争频仍、参军的人数多有关系，另外，大同人比较善歌，几乎每个县都有（小剧种），你象灵丘的罗罗腔，广灵的大秧歌，朔州的秧歌，右玉的道情，阳高的二人台，浑源的扇鼓，还有我们的北路梆子，还有朔州的喜罗，浑源的扇鼓，有十几种之多，我们研究发现，她为什么遗存这么多呢？这是由于当时好多少数民族在这儿交流、融合，每一个来这儿的民族都带着老祖宗的一种音乐的载体，发展到现在那就是那些小剧种，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同人比较爱美，过去大同的民居，老百姓的家里边收拾的特别干净，大同人特别讲究衣着，衣着比较爱美。

在大同，你会发现这里的人大多都长得眉清目秀，尤其是大同姑娘，几乎个个都是美女。

其实大同多美女是古已有之，《大同府志》记载民间有谚语：“宣府的教场，蔚州的城墙，大同的婆娘，为三绝”。

这与大同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融合是分不开的，包括匈奴人、鲜卑人，鲜卑这个民族，现在好象从地球蒸发了一样，这个民族到底哪儿去了？其实鲜卑从北魏哪个时候，改了汉姓了，这些人都融合到当地了，鲜卑人有个显著的特点，高鼻子，大眼睛，这些人和汉族人婚嫁、结合，那么生出的后代就要漂亮一点，恐怕这是大同人产生靓哥美女的根本原因。

大同工艺品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技艺精湛。

其中，铜器加工工艺可谓闻名中外。

至今在大同，手工制作铜器的作坊还在传承着古老的手艺。

大同的铜器加工始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

民国《大同志稿》记载：“大同虽非铜区，而铜制品向颇著称，物美价廉，多运往外蒙古地方。

手工业中，铜工最为独步。

”民间流传着“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里买铜”的说法，足见大同铜器的声名远播。

描龙绣凤的铜火锅与其说是炊具，不如说是一件工艺品。

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大同时，周恩来总理将雕有“九龙奋月”图案的铜火锅赠送给他，一时使大同铜火锅享誉四方。

大同素有“煤海”之称，煤炭开采历史悠久。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已有当地居民开采煤炭用以炊煮取暖的记载。

唐宋时大同煤炭开采已较为发达，成为商品、流通市场。

明代诗人于谦曾有一首咏《煤炭》的诗：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炬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由于煤炭采掘历史悠久，矿工众多，以往民间有每年冬至庆祝矿工节的习俗。

当天，大街小巷、商店住户门前都要用煤块垒成圆碉形“旺火”。

到了晚上，满城大大小小的旺火点燃， 一片欢腾热闹的气氛。

如今大同市已发展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大同矿务局是全国最大的煤炭企业，每天通过铁路、公路将优质煤炭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大同，展示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融汇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埋藏着丰富的资源，传承着古朴的民风，今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依然散发着恒久的光辉。

　　把栏杆拍遍

　　梁衡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地杀过几次人的。他天生孔武高大，从小苦修剑法。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的侵略蹂躏，22岁时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后又与耿京为首的义军合并，并兼任书记长，掌管印信。一次义军中出了叛徒，将印信偷走，准备投金。辛弃疾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贼两日，第三天提回一颗人头。为了光复大业，他又说服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不想就这几天之内又变生肘腋，当他完成任务返回时，部将叛变，耿京被杀。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说来，他干这场壮举时还只是一个英雄少年，正血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但世上的事并不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应该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像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 兵。 马做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象、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水龙吟》

　　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这是他登临建康城赏心亭时所作。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悲怆的呼喊。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我曾专门到南京寻找过这个辛公拍栏杆处，但人去楼毁，早已了无痕迹，唯有江水悠悠，似词人的长叹，东流不息。

　　辛词比其它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我们今天读其词，总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一遍地哭诉，一次一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像。

　　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这样不为朝廷喜欢呢？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这首小品正好刻画出他的政治苦闷。他因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但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0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但是，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地去工作。本来有碗饭吃便不该再多事，可是那颗炽热的爱国心烧得他浑身发热。40年间无论在何地何时任何职，甚至赋闲期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一有机会还要真抓实干，练兵、筹款，整饬政务，时刻摆出一副要冲上前线的样子。你想这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他任湖南安抚使，这本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却在任上创办了一支2500人的“飞虎军”，铁甲烈马，威风凛凛，雄镇江南。建军之初，造营房，恰逢连日阴雨，无法烧制屋瓦。他就令长沙市民，每户送瓦20片，立付现银，两日内便全部筹足。其施政的干练作风可见一斑。后来他到福建任地方官，又在那里招兵买马。闽南与漠北相隔何远，但还是隔不断他的忧民情、复国志。他这个书生，这个工作狂，实在太过了，“过则成灾”，终于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别看他饱读诗书，在词中到处用典，甚至被后人讥为“掉书袋”。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懂南宋小朝廷为什么只图苟安而不愿去收复失地。

　　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这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就读过的那首著名的《菩萨蛮》。他得的是心郁之病啊。他甚至自嘲自己的姓氏：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

　　（《永遇乐》）

　　你看“艰辛”、“酸辛”、“悲辛”、“辛辣”，真是五内俱焚。世上许多甜美之事，顺达之志，怎么总轮不到他呢？他要不就是被闲置，要不就是走马灯似地被调动。1179年，他从湖北调湖南，同僚为他送行时他心情难平，终于以极委婉的口气叹出了自己政治的失意。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依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据说宋孝宗看到这首词后很不高兴。梁启超评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长门事”，是指汉武帝的陈皇后遭忌被打入长门宫里。辛以此典相比，一片忠心、痴情和着那许多辛酸、辛苦、辛辣，真是打翻了五味坛子。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确实，古来文人的惜春之作，多得可以堆成一座纸山。但有哪一首，能这样委婉而又悲愤地将春色化入政治，诠释政治呢？美人相思也是旧文人写滥了的题材，有哪一首能这样深刻贴切地寓意国事，评论正邪，抒发忧愤呢？

　　但是南宋朝廷毕竟是将他闲置了20年。20年的时间让他脱离政界，只许旁观，不得插手，也不得插嘴。辛在他的词中自我解嘲道：“君恩重，且教种芙蓉！”这有点像宋仁宗说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倒是真的去浅斟低唱了，结果唱出一个纯粹的词人艺术家。辛与柳不同，你想，他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拍栏杆，大声议政的人。报国无门，他便到赣南修了一座带湖别墅，咀嚼自己的寂寞。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谐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

　　（《水调歌头》）

　　这回可真的应了他的号：“稼轩”，要回乡种地了。一个正当壮年又阅历丰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每天在山坡和水边踱步，与百姓聊一聊农桑收成之类的闲话，再对着飞鸟游鱼自言自语一番，真是“闲愁最苦”，“脉脉此情谁诉”？

　　说到辛弃疾的笔力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作一个词人。郭沫若说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而被弃；国有危难，便又被招而任用。他亲自组练过军队，上书过《美芹十论》这样著名的治国方略。他是贾谊、诸葛亮、范仲淹一类的时刻忧心如焚的政治家。他像一块铁，时而被烧红锤打，时而又被扔到冷水中淬火。有人说他是豪放派，继承了苏东坡，但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锤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学诗功夫在诗外，诗歌之效在诗外。我们承认艺术本身的魅力，更承认艺术加上思想的爆发力。有人说辛词其实也是婉约派，多情细腻处不亚柳永、李清照。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

　　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

　　（《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

　　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真正的诗人，最善以常人之心言大情大理，能于无声处炸响惊雷。

　　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说到底，才能和思想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像石缝里的一棵小树，虽然被扭曲、挤压，成不了旗杆，却也可成一条遒劲的龙头拐杖，别是一种价值。但这前提，你必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棵草。从“沙场秋点兵”到“天凉好个秋”；从决心为国弃疾去病，到最后掰开嚼碎，识得辛字含义，再到自号“稼轩”，同盟鸥鹭，辛弃疾走过了一个爱国志士、爱国诗人的成熟过程。诗，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写的吗？诗人，能在历史上留下名的诗人，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吗？“一将成名万骨枯”，一员武将的故事，还要多少持刀舞剑者的鲜血才能写成。那么，有思想光芒而又有艺术魅力的诗人呢？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梁衡：山西霍州人。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是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

他的主要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在散文创作方面，过去二十年他主攻山水散文，深得古典山水文章的传统，行文草本有灵，水石有韵。近年来又致力于人物散文，特别是历史伟人名人的写作，《觅渡，觅渡，渡何处？》、《红毛线、蓝毛线》等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有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只求新去处》、《名山大川感思录》、《人杰鬼雄》、《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梁衡卷》等。

作品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1996年在《佛山文艺》发表的散文《忽又重听“走西口”》获《美文》、《文学自由谈》、《佛山文艺》三家联合举办的“心系中华”散文征文优秀奖。有散文三篇《晋词》、《觅渡，觅渡，渡何处》和《夏感》入选中学教材。

《把栏杆拍遍》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惟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地杀过几次人的。他天生孔武高大，从小苦修剑法。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的侵略蹂掠，22岁时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后又与耿京为首的义军合并，并兼任书记长，掌管印信。一次义军中出了叛徒，将印信偷走，准备投金。辛弃疾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贼两日，第三天提回一颗人头。为了光复大业，他又说服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不想就这几天之内又变生肘腋，当他完成任务返回时，部将叛变，耿京被杀。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说来，他干这场壮举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英雄少年，正血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但世上的事并不都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快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老实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永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像、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山，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

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

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水龙吟》）

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这是他登临建康城赏心亭时所作。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声悲怆的呼喊。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我曾专门到南京寻找过这个辛公拍栏杆处，但人去楼毁，早已了无痕迹，惟有江水悠悠，似词人的长叹，东流不息。

辛词比其他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我们今天读其词，总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遍地哭诉，一次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象。

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这样不为朝廷喜欢呢？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这句生活小品正好刻画出他的政治苦闷。他因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但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0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但是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地去工作。本来他有碗饭吃便不该再多事，可是那颗炽热的爱国心烧得他浑身发热。40年间无论在何地何时任何职，甚至赋闲期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一有机会还要真抓实干，练兵、筹款，整饬政务，时刻摆出一副要冲上前线的样子。你想这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他任湖南安抚使，这本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却在任上创办了一支2500人的“飞虎军”，铁甲烈马，威风凛凛，雄镇江南。建军之初，造营房，恰逢连日阴雨，无法烧制屋瓦。他就令长沙市民，每户送瓦20片，立付现银，两日内便全部筹足。其施政的干练作风可见一斑。后来他到福建任地方官，又在那里招兵买马。闽南与漠北相隔何远，但还是隔不断他的忧民情、复国志。他这个书生，这个工作狂，实在太过了，“过则成灾”，终于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别看他饱读诗书，在词中到处用典，甚至被后人讥为“掉书袋”。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懂南宋小朝廷为什么只图苟安而不愿去收复失地。

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

山深闻鹧鸪。

这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就读过的那首著名的《菩萨蛮》。他得的是心郁之病啊。他甚至自嘲自己的姓氏：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

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

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

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

（《永遇乐》）

你看“艰辛”、“辛酸”、“悲辛”、“辛辣”，真是五内惧焚。世上许多甜美之事，顺达之志，怎么总轮不到他呢？他要不就是被闲置，要不就是走马灯似的被调动。1179年，他从湖北调湖南，同僚为他送行时他心情难平，终于以极委婉的口气叹出了自己政治的失意。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

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

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

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

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据说宋孝宗看到这首词后很不高兴。梁启超评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长门事”，是指汉武帝的陈皇后遭忌被打入长门宫里。辛以此典相比，一片忠心、痴情和着那许多辛酸、辛苦、辛辣，真是打翻了五味坛子。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确实，古来文人的惜春之作，多得可以堆成一座纸山。但有哪一首，能这样委婉而又悲愤地将春色化入政治，诠释政治呢？美人相思也是旧文人写烂了的题材，有哪一首能这样深刻贴切地寓意国事，评论正邪，抒发忧愤呢？

但是南宋朝廷毕竟是将他闲置了20年。20年的时间让他脱离政界，只许旁观，不得插手，也不得插嘴。辛在他的词中自我解嘲道：“君恩重，且教种芙蓉！”这有点像宋仁宗说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倒是真的去浅斟低唱了，结果唱出一个纯粹的词人艺术家。辛与柳不同，你想，他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拍栏杆，大声议政的人。报国无门，他便到赣东北修了一座带湖别墅，咀嚼自己的寂寞。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

（《水调歌头》）

这回可真的应了他的号“稼轩”，要回乡种地了。一个正当壮年又阅历丰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每天在山坡和水边踱步，与百姓聊一聊农桑收成之类的闲话，再对着飞鸟游鱼自言自语一番，真是“闲愁最苦”，“脉脉此情谁诉”

说到辛弃疾的笔力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做一个词人。郭沫若说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练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而被弃；国有危难，便又被招而任用。他亲自组练过军队，上书过《美芹十论》这样著名的治国方略。他是贾谊、诸葛亮、范仲淹一类的时刻忧心如焚的政治家。他像一块铁，时而被烧红锤打，时而又被扔到冷水中淬火。有人说他是豪放派，继承了苏东坡，但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锤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可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学诗功夫在诗外，诗歌之效在诗外。我们承认艺术本身的魅力，更承认艺术加上思想的爆发力。有人说辛词其实也是婉约派，多情细腻处不亚柳永、李清照。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

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真正的诗人，最善以常人之心言大情大理，能于无声处炸响惊雷。

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涨，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说到底，才能和思想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像石缝里的一棵小树，虽然被扭曲、挤压，成不了旗杆，却也可成一条遒劲的龙头拐杖，别是一种价值。但这前提，你必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苗草。从“沙场秋点兵”到“天凉好个秋”；从决心为国弃疾去病，到最后掰开嚼碎，识得辛字含义，再到自号“稼轩”，同盟鸥鹭，辛弃疾走过了一个爱国志士、爱国诗人的成熟过程。诗，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写的吗？诗人，能在历史上留下名的诗人，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吗？“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员武将的故事，还要多少持刀舞剑者的鲜血才能写成。那么，有思想光芒又有艺术魅力的诗人呢？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2000年8月）

刷阴谋论其实对于解决问题没什么作用，就像之前那位花蝴蝶女士碰瓷岳云鹏一样，只需要岳云鹏证明自己跟她压根没关系就行了，不需要去嚷嚷“谁指使你来迫害德云社”，那样只会从一件事情里面扯出一万件事情来。

不过饭圈似乎都很喜欢这么玩，毕竟在粉丝的世界里，除了她们在保护着哥哥们，其他人都嫉妒哥哥的流量，想要找机会来迫害外加蹭热度呢~

近日，在南京德云社门口，一个女子指着牌匾大喊“老祖宗留下来的字都写错了，缺了德啊！”

据悉，该女子是随团旅游，在看到德云社这块招牌后，向工作人员提出过意见，不过工作人员没有搭理她，所以就用吵吵的方式发泄不满。

当然这事情也不了了之，毕竟旅游团在同一个地点滞留时间有限，不可能让这位女士得到满意处理后再离开，她一心维护传统文化可以等，但大巴车和飞机可不能等。

其实德云社这块牌匾，在很多年前就讨论过，包括当时德云社粉丝在内的人基本都有一个相同观点：

这就是个错别字。

只不过粉丝们给这个错别字找了很多丰富的内涵解释，比如侯耀文先生故意把一横写在上面，是希望老郭不要横，而是要当一个“士”，有古代名士的风骨节操，那样才能真正弘扬传统文化。

当然这些曲了拐弯的说辞谁都能白话一大堆，具体弄么回事呢，只有侯耀文先生自己知道。

而3月3日南京德云社这事情闹出来以后，粉丝们又赶紧出来一通洗，还通过万能的互联网查到了，以前古人也有这么写“德”字的，所以这算是一个异体字。

北魏《仇臣生造像》（三宝造像记）里，就是这么写的“德”字。

BUT但是可是并且要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所谓的“异体字”是包括古人写的错别字（讹字）在内，所有正确和不正确的写法，毕竟古人也不是全对，老祖宗犯混蛋的时候也不少。

目前根据新华词典对德字六大正确异体字的写法里，并不包括南京德云社那种写法：

惪、徳、恴、悳、㥁、㥀

全聚德的德是清代通用的写法，有官方背书的，而侯耀文写的德字，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错别字，而且是跟北魏的先人错得一模一样，这份跨越千年的缘分，实在是让人感到好浪漫~

当然了，虽然是错别字，但我们国家法律也没规定老百姓不准写错别字，而且德云社这块招牌本来也不是广泛引发的宣传品，撑死了算个显眼的装饰品罢了，并没有识文断字的教学功能，所以即使郭德纲一直不搭理外界的质疑，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像他那本一百多错别字的家谱一样，让老百姓找找乐子就完了。

如今家谱应放在家的书房和客房，有阁楼和祠堂更好；古代一般放在房梁上。

古代普通家庭能拥有一套族谱，应该是家中最值钱的书籍，也是最神圣的。因为没有书房存放，但又怕老鼠咬以及防潮。一般家庭都会把族谱吊在家中的房梁上。

一是显示神圣，二是老鼠以及水火不易接触，而导致族谱损坏。所以以前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把族谱用油纸包好，悬吊在家里的房梁上。平时也是不会轻易打开。

族谱的地位：

在以前，族谱是一件非常神圣的物品，一般不会与若伊书籍一同摆放。这是因为族谱在很多人眼里，平时一般是不拿出来示人的，古代，女人平时是不能触碰族谱的。

如果有家庭里的女人包括媳妇想看族谱，是绝对不能自己触碰到族谱的，一般会让家庭里的男人净手焚香之后才能打开族谱，女人只能在旁边观看，不能用手接触。所以有钱家庭即使有书房，也会特别把族谱疏勒好，一般人不能随便拿到。

过年的时候，有族谱的家庭，会在大年三十把族谱拿下来，净手后把族谱放在神龛上面，进行供拜。顺便检查族谱的状态。正月初十五过后，再次次族谱悬吊在房梁上。

被誉为“塞外名城”的大同市位于山西省的最北端，处在内外长城之间，是山西第二大城市。这里三面环山，桑干河的支流御河纵贯南北。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同的认识止于煤都的富饶、云冈的瑰丽、华严寺的雄浑，其实，早在1982年，大同市就与北京、承德等24个城市一起首批入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山西唯一一座首批入列的城市。那么，大同这座城市究竟承载了怎样的历史和文化，使它得以获此殊荣呢？

第一点，大同的历史确实悠久，准确的说两千多年，大同的历史是有了，而且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它建过一次都—首都，做过两次陪都。

第二项就是文化，一个句注山（雁门关）一隔，我们的太原、晋南属于黄河流域文化，句注山以北，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桑干河流域文化，那么这两个文化大不相同，这两个文化的差异点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这么来看，句注山以南是中原的农业经济文化，句注山以北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的文化，那么这地方的文化特点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正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给大同的文化带来了特色，高不能算高，但是它有特色，特色就可贵呀！

第三条就是都城， 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建过都的，比如西安、洛阳、北京、南京，这都是几朝的都城，而且时间也很古，特别西安、洛阳这是古都嘛，那么大同作为都城，仅仅是一朝，北魏，而且是南北朝分割的时期，它是北方的一个都城，但是准确的说，有九十七八年的历史，在这个地方建都，在这九十七八年中，这个都城有过一段辉煌，这个辉煌的状况，那还是文献记载不多，通过近年的研究，那还是可观的，都城加上遗址加上它的历史，加上它的文化，使大同成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当之无愧。

大同古称平城、云中，辽代改称大同。历史上这里是中原的汉民族和塞外的游牧民族争夺天下的古战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大同绵延数千年的战争史和民族交融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是在这里摈弃汉人笨重的战车长袍，推广轻便的胡服骑射，从而成就了一代霸业。汉朝时，刘邦率军抗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七夜，后来用陈平的计策，贿赂匈奴单于的妻子阏氏，才得以突围。这一次战争失利使西汉政府改变了对匈奴的策略，与匈奴结下了和亲之约，也就有了后来传为佳话的昭君出塞。

一座历史名城，总是与一些傲视古今的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公元398年，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鲜卑族首领拓拔圭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北魏定都平城，就是今天大同市内的东北部。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止，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近百年之久。“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经过近百年的苦心经营，平城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书写了大同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

至今，在大同还有北魏风韵的遗存，那便是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五万多尊。其中尤为珍贵的是第十六至二十窟，世称“昙曜五窟”，是北魏名僧昙曜奉文成帝旨意开凿的，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令人惊奇的是昙曜五窟中的五尊大佛，竟然是北魏几代帝王的真实写照，连脸上脚上的黑痣也相吻合。《魏书》记载，“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这种天衣无缝的配合当然不会是巧合，而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北魏之所以尊崇佛教、大兴石窟，是基于佛教对于皇权有“济益之动”的考虑。拓拔圭借高僧法果之口喊出了“皇帝即当今如来”的历史强音。礼佛崇帝的要求，迎来了北魏在云冈浩大的开窟造像工程，昙曜五窟也就应运而生，从而实现了北魏王朝政教合一的局面。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的气度是空前绝后的。举目望去：金楼玉宇，仙山琼阁，满堂丝竹，尽日笙箫……这是北魏文化中特有的华贵绚烂的造型、圆润流畅的线条、丰满柔和的构图、热闹欢乐的气氛。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北魏王朝的大气磅礴，感受鲜卑族人理解的佛教文化。

通过今天的分析，它（云冈石窟）每一个造像，每开一个窟，兼顾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照顾了现实的帝王，一个方面把佛教的内涵，非常充分而巧妙的表达进去，我在这个方面，看到了《华严经》的佛教的空间观念，《秒法莲华经》的时间观念，以及弥陀的西方极乐世界人们向往的观念，以及将来弥勒佛在世的时候想象的那种太平盛世的观念，无一不在云冈石窟有所体现，而这个事情发生在北魏，距离今天一千六百年，那就是说，在北魏哪个时候，以鲜卑人的观念理解的佛教很深刻。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城外东南方发现了北魏明堂遗址，这个惊人的发现令人们兴奋不已。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的地方，是礼治文化的载体。北魏明堂规模宏大，是北京天坛的三倍。是综合两汉与魏晋历代儒家的结晶，并有所创新而成的。明堂文化是北魏文化成熟后的一大标志，它引领着今人去凭吊北魏王朝的文化建构。而且明堂的发现成为一个坐标点，由此，可以准确地判断出，现存的大同城，就是北魏都城平城的所在地。

我们大同这个平城的内城呢从北魏哪个时候到今天，将近一千六百年都过了，没有动地方，整坨坨的在这个地方，这就不同于我们中国前头已经从都城学会划出的八大古都，你比如典型的象西安、洛阳，汉长安、唐长安不是在一个地方，秦长安不是在一个地方，洛阳、汉洛阳、唐洛阳，都不在一个地方，都是搬迁过地方，北京比较年轻，辽、金时候，把那地方定为上京或者是中京，元代才正式在哪个地方，定都叫大都，它是元、明、清三代（都城），也就是七、八百年的历史，变了三次，现在北京的考察已经很清楚，元大都的遗址是在什么地方，辽、金时候的都城在什么地方，明代才定了现在的地方，最起码有三次变迁地方，那么从都城的迁移和固定，这个点来说呢，大同又是唯一的没有挪动地方。

五代时，后晋石敬塘为了当上“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大同由此划归辽地，从而一扫唐朝时的颓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此后的两百多年，大同先后成为辽、金两朝的陪都，契丹人和女真人钟爱的“西京”。历代文人似乎只钟情于颓废腐败、偏安一隅的赵宋小王朝，而对强大鼎盛的辽金政权不屑一顾。其实，先后与南宋并存于世的辽、金两代，不仅兵强马壮、地域辽阔，而且继承并创造了高昂奔放的北方文化。这种特有的多民族文化，发源于当时的国都北京，但因为北京后来屡次建都，早已难觅其踪了，而在大同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位于大同市区的华严寺、善化寺以及观音堂等遗存，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辽金文化的特征。尤其是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内的辽代塑像露齿菩萨，造型极为独特，菩萨口露香齿，尽展佛韵的神情，与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内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宋塑侍女相比，显然是两种不同风格的雕塑作品。宋人受‘礼“制约束太深，内秀多于外露；而契丹人豪迈洒脱，齿露芬芳，是另一种美的表现。

明朝时的大同改变了都城文化的风貌，以一个军事要冲的姿态掀开了新的一页。当年朱元璋率明军攻克元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元军残部退回蒙古高原，元气大伤，但仍对中原念念不忘，对明朝北部边境构成严重威胁。明王朝因此格外重视北部边境的防御，在北方设立了九个防务重镇，称为九边。其中大同镇的战略位置尤为重要，当时全国十二分之一的军队驻守在这里，明成祖和明英宗都曾到此御驾亲征，有“大同士马甲天下”的美誉。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主持了全国各地的古建筑调查研究。以罗哲文先生为主的燕北古建筑勘察组在勘察报告中评价：“大同保存下来的古迹、文物非常多，可以说是国内有数的保存古迹文物最丰富的城市之一。”正是这些文物古迹向我们讲述着大同两千多年来起起落落的历史。一座历史名城，凝聚着历史上一个或数个朝代的精华和气韵。因此，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是理所当然的事。

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大同市，自古有“凤凰城”的美誉。是北魏拓拔氏入主中原的第一都，也是辽金两朝陪都。它集魏晋风韵为一山、辽金风流为一城，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存，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大同古城整个布局好似一只舒展单翅的凤凰，南关为凤之头，主城为凤之身，北关象征凤凰的尾部，东关为左翅，惟独没有西关。传说是一位勇士搭剑射掉了凤凰的右翅，所以这只彩凤至今无法远走他乡。

北魏近百年的建都史和辽金二百多年的陪都史，使大同这座塞外名城有着不凡的王城气度。这气度不仅辉映在云冈石窟的大气磅礴和华严寺、善化寺的雄伟精巧，更渗透在古城的血脉里。自北向南穿越大同的这一条河被称为“御河”，这名字透着都城的味道，应该北魏时就有了。

大同素有“龙壁之城”的美称，至今还保存有龙壁九座之多。其中尤以大同九龙壁最负盛名。龙壁是古代一种特殊的建筑物，一般用作建筑物的照壁，多建于皇宫、王府、庙宇门前。既可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