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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源流－四川郑氏

先秦时期郑国灭亡一支郑姓进入四川

战国时，郑国被韩国灭掉，郑国遗民以国为姓，散迁到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有的开始进入四川。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失，最早迁到四川的郑姓人究竟居住在什么地方，如今已无法考证。但根据德阳一支郑姓的家谱记载，他们是孔子学生七十二贤中的郑国（郑邦，字子徒）后裔。

当时影响较大的一支郑姓，是迁居在陈、宋之间的南里君郑鲁家族。郑鲁的儿子郑琚，在魏国当上了大夫。郑琚的儿子郑无悔，是魏国的新筑大夫。郑无悔的儿子郑安平，最初为魏国效力，后来带着范雎投奔秦国，被封为关内侯、大将军。郑安平带着秦军与赵国交战，被困降赵，被封为武阳君。

郑安平的儿子郑徽，没有跟着父亲降赵，回到魏国继续做官。郑徽的大儿子郑昌，最开始是秦国吴县县令，后来跟随项羽起兵讨秦，被封为韩王，驻守荥阳。刘邦建立汉朝后，派韩信攻打荥阳，郑昌降汉。

还有一支是留在荥阳的郑宙家族。韩国灭掉郑国后，为安定郑国遗民的民心，封郑宙的儿子郑据为践土君（嚣阳君）。因郑武公的陵墓在嚣山（今河南广武山一带），就把嚣山之阳（南边）的荒僻土地封给郑据，叫他去守祭郑武公的陵墓。

秦汉时期西汉末年广汉郑躬发动起义

这一时期，中国迎来大一统，社会较为稳定，郑姓家族经过多年蓄势后，文功武治大爆发，达到鼎盛阶段，进入名门望族时期，以中原为中心，向四周播迁。

郑昌归顺刘邦后，为刘邦统一江山立下大功。郑昌的孙子郑当时，汉景帝时官任太子舍人，汉武帝时历任济南太守、江都相、右内史、大司农，位列九卿，被人尊称为郑庄。

晚年的郑当时遭受了一次大灾难。在推举贤士时，因听信他人谗言而出现失误，被人弹劾治罪。家人通过关系把他赎买出来，但丢了官职，成为平民。不久后，他又被重新起用，出任汝南太守。在任期间，郑当时病故，家里没钱，办丧事都是靠亲朋好友接济。

进入东汉后，郑当时的后裔郑兴，官任靖南将军，是著名的经学家。郑兴的儿子郑众，官任大司农，出使匈奴，因有效地维护了汉朝尊严，官拜中郎将。不仅如此，郑众还承传父业，工作之余潜心研究经学，成为著名的经学家。

在经学方面，郑兴、郑众算是了不起的人物，但郑姓家族在东汉末年又出了一个在经学研究方面更牛的人，叫郑玄。那个时候的读书人，如果能一辈子钻研一部经书，就算是很了不起了。郑玄钻研并注释过的经书有《易》《诗》《书》《礼记》《论语》《孝经》《尚书》等，学术贡献令人瞠目结舌，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郑姓有个堂号叫博经堂，就出自郑玄。因郑玄在经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后人把经学称为郑学。

西汉汉成帝鸿嘉3年（公元前18年），四川广汉（今金堂东南）人郑躬，带领60多人发动起义。他们攻打官府，释放囚犯，抢夺武器。郑躬自称山君，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到到上万人，接连攻占了4个县，广汉太守对此毫无办法。

义军以山为营，据险而守，与官兵对峙了一年时间。汉成帝大为恼怒，罢免了丞相薜宣，任命孙宝为益州刺史，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征调广汉郡、蜀郡官兵3万人前往镇压。官军采用又打又拉、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由孙宝到义军大营，游说郑躬投降；另一面由赵护带兵猛攻。一个月后，义军被镇压，郑躬被杀。

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名门富贵满门无比显赫

这一时期，郑姓继续显赫。在秦汉时期郑姓家族文功武治的基础上，郑姓人以郑当时的后裔为主干，继续向前大力发展，使郑姓成为天下著名的族姓之一。

三国时期，跟随孙策起兵的沛郡（今安徽宿州）郑姓大家族中的郑札、郑胄、郑丰祖，成为孙吴政权的名臣。这支郑姓中的郑庠，曾任吴国车骑长史、平难将军。西晋时，出任东安太守，镇守丹阳（今江苏江宁）。

郑庠的后代，因为做官，开始南迁。郑庠的二儿子郑昭当上了龙骧将军，被封为开国侯，率兵进入福建，被福建郑姓人奉为入闽始祖。如今，福建闽东、莆田、仙游的南湖系、夹漈系郑姓，都是郑昭的后裔。清朝著名的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郑板桥），是南湖郑氏的后裔。

在郑当时一脉的郑姓人中，每一代几乎都有人在朝廷为官。后燕时，郑豁任太子少傅，郑豁有4个孙子：郑涛、郑晔、郑简、郑恬。郑涛跟随北魏武帝西征到甘肃定居，成为西祖；郑晔是北魏的建武将军，被封南洋公，住在古荥阳（今河南郑州古荥镇），成为北祖；郑简定居京县（今河南荥阳京襄城），成为南祖；郑恬定居大索（今河南荥阳），成为中祖。他们是郑姓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氏四祖”。

经过10多代人的生息繁衍，北祖郑姓发展最大，子孙官位显赫，人丁兴旺。其次是南祖郑姓，中祖郑姓发展到第6代时家道中落，后来又复兴。

495年，北魏孝文帝勘定族姓，确立门阀制度。鲜卑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姓，为一等士族，汉族一等士族，是四大“最高门”。由于北祖郑晔的孙子郑羲历任翰林侍讲学士、秘书监，在北魏很是显贵，所以，由郑羲代表的荥阳郑氏光荣入选，其他三大名门望族是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和太原王氏。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西昌县令郑回后裔当上国王

这个时期的郑姓，是荥阳郑姓的天下，可谓出尽了风头，羡煞他人。

北周时期，郑羲的后裔郑译，任内史上大夫。他有个关系非常亲密的同事哥们，叫杨坚。北周宣帝病死后，郑译极力推荐杨坚辅政。杨坚建立隋朝，没有忘记郑译这个好伙伴。郑译成了隋朝开国元勋，官至上柱国、岐州刺史，被封为沛国公。

唐太宗时期，门阀观念还比较浓厚。贞观12年（638年），唐太宗叫吏部尚书高士廉撰写《氏族志》，分定姓氏高下尊卑，在原有的崔、卢、郑、王四大名门望族的基础上，把李姓加进去，形成了李、崔、卢、郑、王五大姓。五大姓坚持族望观念，耻于与他姓为婚。

武则天时，开始推行打压大族政策，五大姓的政治地位受到抑制。此路不通，自然还有别的路可走。郑姓一向以文功武治著称，郑姓人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在当时的科举制度下，优势尽显。

从唐高宗上元2年（675年）郑益考中状元开始，到唐朝灭亡的200年间，郑姓家族一共出了9个宰相、6个状元、8个驸马、22个进士，获得了“郑半朝”的美誉。另有资料显示，唐朝不止9个郑姓宰相，还有4个：郑肃、郑涯、郑綮和郑昌图。

唐玄宗天宝年间，西泸（今四川西昌）县令叫郑回。安史之乱时，南诏王国攻陷巂州（治所在今西昌），郑回被俘虏。南诏国王阁逻凤发现他很有学识，委任他为王室教师。

异牟寻即位后，任命郑回为南诏清平官（相当于宰相）。郑回积极推进南诏汉化，主张仿效唐朝，促使南诏与唐朝恢复双边友好关系。794年，异牟寻对唐朝派来的使臣发誓，南诏全部部落从此“归附汉朝（唐朝）”。

郑回死后，他的儿子及后裔世代成为南诏的清平官。郑回的第七世孙郑买嗣，在897年指使杨登杀死南诏王隆舜。902年，郑买嗣干脆灭掉南诏，自立为王，建立大长和国，统治着今云南及四川、贵州的大部分地区，郑姓人首次当上了国王。好景不长，大长和国只传了3代人，就因内乱亡国，仅存26年。

唐高宗年间，河南固始人陈政奉命进入福建镇守被困，陈敏、陈敷率领中州58姓军校入闽相救。其幕僚中有个叫郑时中的人，后来留在福建，后世子孙众多。

唐中和年间，王潮、王审知入闽，当时的宰相郑畋的三儿子郑可远，被挟裹其中，举族相随，担任别将。一路上，家族中的老弱病残被遗散，只得就地定居，现在福建长汀、龙岩、武平、上杭等地的郑姓，大多是遗散郑姓人的后裔。

后来，郑可远带着族人在武荣州（今福建晋江）屯垦。再后来，郑可远辞官先是隐居在福建吴田，后移到姜莲，改名为凤山。郑可远的曾孙郑懋告老还乡后住在大鹏山之阳，所以这支郑姓又叫鹏翔（阳）郑氏。明朝末年，台湾的郑家军曾两次到福建招兵，不少郑姓人随军去了台湾，后来定居在台湾淡水、漳化、竹堑、罗汉门等地。

在郑姓的宰相中，最为有名的当属郑畋。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郑畋任凤翔节度使。黄巢义军攻入长安后，唐僖宗逃往四川，郑畋招集散兵，抵抗义军。后来，部将李昌言发动兵变，把郑畋赶走，唐僖宗让郑畋到成都去主持军务。唐僖宗回到长安后，郑畋因被排挤，没有跟着回去，而是到时任彭州刺史的大儿子郑凝绩那里养老，结束仕途生涯。

宋元时期成都人郑少微有文采名气大

宋元时期，郑姓仍在以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如今大家非常熟悉的《百家姓》，是北宋时编撰而成的，姓氏的排列，不像现在以人口多少为标准，而是按当时姓氏的政治地位高低而成的。从第一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中，我们可以发现，郑姓在当时的历史地位非常高。

宋朝时，郑姓大约有75万人，人口总数位居第20位，福建是郑姓第一大省，占郑姓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大约有1875万人。郑姓人口较多的其他省份有河南、浙江、江苏、广东、江西、湖北，四川人口较少。

在两宋期间，郑姓名人和家族不断冒出来。特别是浙江永嘉（今温州）的郑姓人，相继出了郑伯熊、郑伯英、郑伯莫、郑伯海、郑伯谦等而名扬天下。南宋初年，他们的学问曾被称为正统学派，也就是郑氏景望学派，又叫永嘉学派。

在学术贡献上，南宋的郑樵是一个猛人。郑樵是福建莆田人，因长期住在夹漈山，世称夹漈先生。他出身书香门第，最爱的事是看书，想尽各种办法看书，立志要读尽古今书籍、精通《六经》和诸子百家学术。金兵攻进北宋都城后，把图书馆里的书都抢走了。郑樵决定以布衣学者的身份，为南宋朝廷写一部集天下图书为一书的鸿篇巨制《通史》。

他从30岁左右开始写《通史》，冒着危险、克服重重困难，到54岁那年，写出了长达200卷、6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通志》初稿。郑樵一生的著述多达84种，大部分都不见了，现在只有《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和一些零散文章留下来。

北宋时，成都人郑少微在元佑3年（1088年）考中进士。郑少微富有文采，由此很有名气。政和年间，曾任德阳知府。他的作品大都遗失，《全宋词》里收录有《鹧鸪天》《朝天子》两首词。

一、姓氏源流

和（Hé）姓源出有三：

1、以官职为姓。源自祝融氏重黎的后代。唐尧时，重黎原后人羲和为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其后人以祖上职官为荣，即以首任此官的祖先羲和的名字命姓，遂成和氏。《通志·氏族略》载：“羲和，尧时掌时天地之字，和仲、和叔因以为氏。”

2、起源于卞氏，源自春秋时期的楚国。当时有人名卞和，是一个有名的玉工，他曾以在荆山得璞玉闻名，后来，卞的支庶子孙有的以祖先的名字命姓，成为和姓的一支。

3、由他姓改为和姓。起源于后魏。《通志·氏族略》载：“后魏有素和氏，改为和氏。”素和氏，本为代北复姓，鲜卑族檀石槐的支裔，以其本为白部，故号素和氏。据《魏书·官氏记》载，在南北朝时期，北魏鲜卑族的贵族素和氏随北魏孝文帝南下，定居洛阳。也改姓“和”，和姓后来在代郡发展成望族，世称代郡望。

二、迁徙分布

和姓在大陆与台湾均未进入前一百大姓。和姓起源古老。传说远古时期，帝尧时有掌管天文立法的官吏和仲，和叔。在农业社会里，四季气候是很重要的，因此“和”是一种很重要的官职，地位很高，家族也很昌盛，他们的后代遂以其官职中的“和”为姓。因此“和姓”是以官名为姓。又有一支和姓的来源是这样的，春秋楚国人卞和发现了和氏璧，于是卞和的后人都以此为荣，于是都以“和” 为姓。另据魏书官氏志记载，在南北朝时期，北魏鲜卑族的贵族素和氏随北魏孝文帝南下，定居洛阳，也改姓汉姓“和”。和姓后来在代郡发展成望族，世称代郡望。通志氏族略：羲和，尧时掌天地之官；和仲和叔，因以为氏；晋有和徂父，汉有和武；又后魏有和素氏，改为和氏，五代有和凝。

三、历史名人

和 仲、和叔：上古人物。传说尧有四大诸侯，分别主管东南西北四方，史书称为四岳。东岳名叫羲仲；南岳名叫羲叔；西岳名叫和仲；北岳名叫和叔。四岳各自分管四方，又是尧的最重要的臣僚。凡是有重大决策，尧都要与四岳一起商量。

和 峤：字长舆，晋朝西平人。少年时就有盛名。晋武帝时为黄门侍郎，迁中书令。

和 岘：字晦仁，北宋浚义（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后唐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出生于官宦世家。他自幼博览群书，喜音乐，好依声填词，是宋初著名词人，16岁登朝为著作郎。曾任太常博士、东京转运史、主客郎中、大常丞。他的词作被收录在《全宋词》中的有《开宝元年南郊鼓吹歌曲》三首。其主题是歌颂开国皇帝宋太祖“道高尧舜垂衣治，日月并文明”的功德和“九士乐生平”的盛世。

和 洽：字阳士。三国时魏官吏，为官清贫廉洁有操守，最后以售田宅自给，封西陵乡侯。

和 凝：字成绩，郓州须昌（今山东省东平）人。少好学，年19，登进士第。初仕后唐，继为后晋宰相。凝生平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有“曲子相公”之称。有集百卷。其长短名句《红叶稿》，又名《香奁集》。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汝南郡：汉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置。相当于今天河南省上蔡县至安徽省淮河以北地区。

代 郡：战国赵武灵王始置。秦汉代郡治代县，在今蔚县西南。北魏置代郡，治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

西陵郡：三国时，吴皇武元年（公元222年），改夷陵为西陵郡，也称宜都郡。治所宜昌（今湖北省宜昌市）

2、堂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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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姓宗祠通用联

〖和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源自唐尧；

望出汝南。

——佚名撰和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出和姓的源流和郡望。

栋梁攸寄；

律吕克谐。

——佚名撰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西晋西平人和峤，少有盛名，太傅庾顗见了他曾感叹：“和峤森森（高耸的样子）和千丈松，把他用在大厦上，必为栋梁之才。”武帝时，历官黄门侍郎、中书令。惠帝时，官至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下联典指北宋浚仪人和岘，字晦仁，精通音乐。太祖时任太常博士，曾用王朴律校准洛阳司天台影表（测日影的仪器）的石尺，制作律吕（乐律）。太宗时官主客郎中、兖州知州、太常丞。著有《奉常集》、《秘阁集》。

系承仲叔；

璧重连城。

——佚名撰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尧时和仲，为和叔之后。下联典指“和氏璧”价值连城。

磥砢多节；

衣钵相传。

——佚名撰和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晋·和峤。宋范质登进士，居十三名，与五代后梁·和凝同，时人有诗云：“登庸衣钵亦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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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岭南无珍货；

汝西有栋梁。

——佚名撰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指挥使和斌，字胜之，鄄城人。为德顺军指挥使，从狄青南征。斌老于为将，以忠信得边心。岭南珍货，一无所蓄。边吏欲邀功，谋报启衅，斌破其奸谋，故所至无事，吏民称之。下联典指晋代中书令和峤，字长舆，汝南西人。少有盛名。人称其“森森如千丈松，施之大厦，必有栋梁之用。”武帝时为黄门侍郎，迁中书令。惠帝时拜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

明号真孝廉；

清封果勇侯。

——佚名撰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代举人和承芳，平定人。历唐山知县，有惠政。以父丧还籍，斩衰竹杖，徙行千里，居丧哀毁。世称为真孝廉。下联典指清代名将和隆武，满洲镶蓝旗人。因功封三等果勇侯，授吉林将军。卒谥壮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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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姓宗祠六言通用联〗

广记三州大事；

巧描二帝真容。

——佚名撰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乾隆进士和映，蒙古镶黄旗人。原名和宁。奉使卫藏及西域，前后凡十二年。著有《读易汇参》、《三州纪略）等书。下联典指元代画家和礼霍孙，蒙古人。至元时，仕为承旨，善 ，尝奉召写太祖御容及太宗御容。见《元史祭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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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存斋琴谱十八卷；

香奁华章百余集。

——佚名撰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内阁侍读学士和素，字存斋，满洲人。《有琴谱合璧》十八卷，取明代扬抡《太古遗音》，译以清书。明人旧笈，转赖此帙以传。下联典指后周太子太傅和凝，字成绩，须昌人。梁时举进士，历仕晋汉，官至左仆射，太子太傅，封鲁国公。尝知贡举，所举皆一时之秀。为文章以多为富，有百余卷，尝作香奁集。

定八音，雅乐律吕；

职二帝，时官秋冬。

——佚名撰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太常博士和岘，字晦仁，凌仪人。善音乐，他以补律准较洛阳司天台影表石尺制律吕，于是八音始和畅。下联典指尧时治西、朔方之官和仲、和叔二人。和仲掌秋天之政，和叔掌冬天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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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挺秀干霄，隐具栋梁大用；

开门撤棘，毫无关节潜通。

——佚名撰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晋代中书令和峤，字长舆，汝南西人。下联典指后周太子太傅和凝，字成绩，须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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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 和姓当代将军生平简介

和志光少将

和志光（1946-——），藏族，云南省维西僳僳族自治县人。1964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 。1966年1月加入中国 。中专文化。

1964年8月至1969年11月，在昆明军区步兵第13团一连当战士。

1969年11月至1970年6月，任陆军第11军32师95团一连副排长。

1970年6月至1970年12月，任云南省军区独立第9团一连排长。

1970年12月至1974年4月，任云南省军区独立第9团一连副政治指导员。

1974年4月至1979年1月，任云南省军区独立第9团一连连长。

1979年1月至1982年2月，任云南省军区边防第7团一营营长。

1982年2月至1983年2月。任云南省军区边防第15团副团长。

1983年2月至1986年8月，任云南省军区边防第15团团长。

1986年8月至1993年3月，任云南省军区迪庆军分区参谋长。

1993年3月至1995年3月，任云南省军区迪庆军分区司令员。

1995年3月至1998年5月，任 军区副司令员（少将军衔）（其间：1995年3月至1996年1月在合成指挥专业学习）。现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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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

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王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论宝若此其难也。今人主之于法术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然则有道者之不戮也，特帝王之璞未献耳。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陈。则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陈奇猷曰“绝灭”即“裁减”之形讹）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此世所乱无霸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