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序言：汤王旧寨，河东故地。后稷树谷，汉武闻喜。念我孙氏始祖，乃黄  孙姓图腾，家族网，家谱，孙氏

家谱正文：帝苗裔，先秦王室。曾扬威中原，多公卿吏师。晋魏唐宋，名人纷起。泰山遗泽，岭东定居。明清以降，枝繁叶密。既有功于家国，复流惠于桑梓。出乎其类，拔乎其者，何知其迹。 

孙氏族人，千年生息。历久弥新，馨香远溢。扶危助困，合族相聚。耕读传家，忠孝仁义。其忠也，以国为本，其孝也，以家为纪。其仁也，善良爱人。其义也，朴实坚毅。胸有道德文章，身怀智能技艺。可以临东海，越南岭，仰北辰，驰西极：可以定纷争，悟廉耻，辩毁益：可以教子孙，惊鬼神，感天地。　

析家族之源流，诵之如沐清渠。构先人之庐墓，奉之胜读书。植柿成林，聚族为社，岂独利姓氏之私，更共修大同之公。泊古贤哲，唯此为要，唯此为大。于是华夏男儿，源河朔，出关山，融北狄，附匈奴，化鲜婢，容党项，汇契丹，归女真，集百族，统万姓，天下兄弟，血脉一体。乃知齐家治国。原为共理。今逢盛世，愿沧海桑田之宙，日月星空之宇，共筑我神圣中华民族，同佑我亿兆炎黄，唯和平于海峡两岸，播功业于普天之滨，传福祉于万千世纪。　

数千年家乘谱牒，乡党诸公，求索寻根，披沙沥金。六十载前南下，家父入蜀，常梦养育深情。二十岁后北上，孤身离黔，我无涓滴功绩。刻版之际，家兄来电，命我于春日。岂敢作文，何能为序。惟举手加额，感恩泣涕。更望后人，不负春秋，仰追前贤，珍惜勉励。呜呼，莽莽中条，苍苍凁水。万里幽思，一瓣心绪，曷其有止，曷其有移。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宗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

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家谱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嬴姓 远古时代，有姓有氏，姓氏一分为二。姓是大的氏族部落集团的徽示，氏是一个姓所分出的小氏族支系的标志。姓氏合二为一，是秦汉时才开始的。《汉书地理志注》和《说文解字》记少皞氏为嬴姓。嬴即燕的异字，且又同音，故嬴即燕。少皞氏初以燕(玄鸟)为图腾，故成为嬴姓的始祖。少昊是中国野蛮时代中期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神话人物。他的名字，在中国典籍中五花八门，除少昊外，又写作少皓、少皞、少皋，此外又称朱宣、白帝、西皇、金天氏、穷桑氏。《左传》、《帝王世纪》都说少昊名叫挚。但《帝王世纪》又说：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

少昊之母，《帝王世纪》说是女节，《拾遗记》又称为皇娥。《春秋元命苞》-上记载：黄帝之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有的书又作稚华之渚，即今河北盐山东南)，女节梦中幻觉到这颗巨大流星落在身上，意感而生下了少昊。而《拾遗记》上却更有一段富于神奇色彩的记载：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当她来到穷桑的沧茫之浦时，遇到一位容貌俊美绝俗的神童，自称为白帝之子，即太白星之精。这位太白星化身的美少年，下凡来到沧茫水边，与皇娥相遇，竟一见钟情，从此与她嬉戏宴游，乐而忘归。经过一段浪漫时间，皇娥便怀有身孕，后来生了一位圣子，取名叫挚，为了纪念皇娥与帝子穷桑相爱，便又给他取名穷桑氏，亦叫桑丘氏，这就是嬴姓的原始远祖少昊。

少昊长大后，成为氏族首领。他的氏族先居住在穷桑(今山东曲阜一带)。后来氏族壮大，少昊当上东夷部落联盟首领，便迁都曲阜。当少昊即位之日，有五只凤从五方(东、西、南、北、中)飞集于帝庭。少昊氏认为这是吉祥瑞兆，因此以凤鸟为族神，崇拜凤鸟图腾，以鸟来给各个氏族命名，称自己氏族为凤鸟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昊即位后，利器用，正度量，即发展生产，订立制度标准。少昊最大的功绩是测量天象，制定历法。他的部落设置有专门负责观测天象节气变化的官，有历正、司分、司至、司启、司门五种之多。少昊氏是中国古代最早确定星宿的部族，曾“法度量，调气律，行二十有八宿”(《路史·后记》)，又把北辰列为最尊贵的星位。后世以星宿定部族区域，以星定人，都是源于此。少昊又是一个会创作乐曲的氏族，史称少昊“作乐曰《九渊》。”《帝王世纪》说，少昊一直当了一百年东夷部落联盟领袖后才去世。

少昊去世后，戎夏黄帝集团的颛顼取代了少昊的部落联盟首领权。原少昊部落的许多鸟夷氏族纷纷向中原内地迁徙。有的加入到中原华夏颛顼集团，有的氏族沿着黄河继续西迁到黄土高原，少昊凤鸟氏族则迁到更远的陕西云阳一带。正因为如此，少昊虽为东夷，但《帝王世纪》和《遁甲开山图》等典籍都说帝少昊死葬云阳。《山海经·西次三经》说：又西二百里曰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由于少昊氏族西迁，少昊逝后，被尊为西方天神，叫西皇。

确切地说嬴姓始祖是伯益，司马迁《史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伯益之父是禹以最贤之皋陶，打算将自己的帝位让给他，不巧他病逝。皋陶死后，葬之于六，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皋陶的次子名仲甄，又叫仲偃，继承了燕鸟图腾，仍以偃为姓。皋陶的长子名伯益，伯益为秦赵之祖，继承了少皞氏的嬴。《帝王世纪》说：伯翳为舜王畜多，故赐姓嬴氏。伯翳即伯益，舜帝赐他为嬴姓，只是命他继承了少皞氏担任嬴姓部落的首领。并非嬴姓自伯益时才开始有。这样，从皋陶父子时始，嬴与偃两姓分开，而变成了凤凰家族的两大系统。偃姓奉皋陶为祖，他的后裔主要向南发展；嬴姓则奉伯益为祖，他的后裔主要留在山东，或南行淮水，或向西迁。

伯益因对社会的发展立了大功，禹准备举伯益为戎夏--东夷部落联盟的领袖，让伯益当禹的继承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禹之子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于是，禅让制被世袭制所代替，中国的历史由此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

司马迁在《秦本纪》中叙述了“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孔子(前551年10月9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汉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论语》，即语录体散文集及《五经》中。

　　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代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编辑本段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孔子墓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编辑本段孔子品格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编辑本段孔子思想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

　　“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孔子思想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又一成果。

　　四书

　　附：

　　“知”——孔子思想的精华

　　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获得知识的方法。在春秋末期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是无法应付现实生活的变化，从奴隶主贵族本身来说也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但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却需要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才，要他们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种种复杂的问题。孔子适应着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给人们以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对这句话虽有种种不同解释，但它包含要扩大教育面，使受教育的人不仅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应该是无疑问的。孔子自己实践了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所以他说：“只要给我十条干肉作学费，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论语·述而》）他的这一作法，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人才问题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为了所有的阶级，更不是为了什么培养为全民服务的人才，而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有才干的人。虽然如此，但孔子的教育活动，却是结束了过去贵族垄断的“官府之学”，开始了学问的私家传授。所谓“学术下庶人”，正是从孔子开始的。从这一点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

　　不仅如此，孔子通过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从中总结了不少合于人们认识规律的经验，但孔子的这方面的思想，还不是认识论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对教育方法、求知方法的概括和总结。

　　首先，孔子比较强调人们的知识来源于学习。虽然他也讲到“生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它表明孔子还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但是我们从他的具体教育活动上看，他并不十分重视这点。他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才是他自己的主张，显然这和“生知”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孔子从来就没有认为他自己是“上智”的，而且也没有说过哪一个人是“上智”的，他甚至认为尧舜也会有错误。关于他自己，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非常好学，他自己给自己的评论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赞美好学的学生颜回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子贡问：“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非常注重学习，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学习，人的道德品德也是通过学习才能得到，所以他所说的“生知”差不多成了一句空话了，在实际上并没有重视它。

　　孔子主张学习的知识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学习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方面得来的知识，这可以说是历史知识，《论语》中记载孔子从过去的历史文献、典章制度中学得知识的地方很多，他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乡党》一篇中，除极少数几节外，大都是讲古代的制度，孔子就是学习这些东西。从孔子教学的内容看，大部分是古代文献、典章制度等，“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生活行为的准则，对上要讲忠义，对朋友要讲信实。”（《论语·述而》）这里所说的“历代文献”就是《诗》《书》《礼》《乐》等等。二是从现实生活方面得到的知识，这可以说是现实的知识。但孔子主要是注重观察而不大注重实践，特别是他非常轻视生产实践。在《论语》中许多地方记载了孔子主张在生活中要注意学习的话，例如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不耻下问”等等。但是孔子轻视生产实践则是非常错误的，有一次他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和种菜，他不仅说他不如老农民和老菜民，而且骂樊迟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呀!做一个统治者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隐瞒真情。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小孩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论语·子路》）孔子说这样的话表明他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而剥削阶级从来都是自己不劳动而且轻视劳动。

　　其次，孔子对某些学习的规律作了概括，得出一些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作为他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

　　他提出反复的学习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获得新的知识，他说：“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等，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谈到通过对过去的经验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他已经知道可以由学习过去的知识中吸取经验，这对认识当前的事物是有帮助的。孔子常常向别人请教，从别人那里学得知识，然后用来教别人，他说：“我有很多知识吗？没有呢。有一个普通人问我，我对他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从他的问题正反两面去盘问之后，却得到很多启发，然后尽量地告诉他。”（《论语·子罕》）

　　孔子还从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学”和“思”的关系。他所说的“学”和“思”的关系虽然不等于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但也是别人的经验如何通过思考变成自己的知识的关系。“学”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习，“思”是把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得的东西通过思考加以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所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习前人的知识而自己不思考，只能停留在迷罔之中而不知正确与错误；只是凭空思想而不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知识经验，那就会一无所成。看来，孔子虽然也重视“思”，但他却更重视“学”，他认为“学”是“思”的基础，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大凡人类认识史总是首先重视“学”（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而逐渐才注意到“思”（对经验加以总结找出规律），孔子通过他亲身的教育实践，开始认识到这两者的关系，并由注意“学”开始，到注意“思”的认识阶段。

　　孔子像

　　孔子认为，知识应该尽量丰富，他自己就是一个博学多能的人。但是，孔子认为渊博的学问，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这就是他所说的“一以贯之”。发现了“一”，就是中心思想，或者说是本质，才可以把许多表面上看起来不联贯的知识贯穿起来。当然根据孔子的整个思想看，这个贯穿一切的“一”，其思想本质就是他说的“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又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当仁，不让于师”。照孔子看，一方面是一切要以“仁”去看待，但另一方面的意思又是说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有个要求，要把自己看成是个“人”，站在自己应站立的地位来尽力而为，因此他所说的“仁”从阶级和个人的关系方面来说，包含着重视人的作用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是贯穿他的教育思想，而且也贯穿他的整个学说。

　　编辑本段教育贡献

　　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编辑本段孔子名言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三千人弟子，七十二贤人。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是可忍，孰不可忍？

　　编辑本段家世家谱

　　当年微子在商末到长治市潞城定居，形成微子镇 。(《潞安府志》载：“纣都朝歌，亦在畿内，微子曾是食采焉。（潞城有微子岭、微子村）”微子岭“在县北二十里，上有三仁庙，下有微子村，其食邑也。”) 周朝封微子镇人于宋， 孔子祖上就在这个南迁的队伍中 。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候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侯，“五世亲尽，别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8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据《史记》记载，孔子并非婚生子。他母亲生他时只有18岁，而父亲已经70岁了。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牧牛羊、记账的以及图书管理员。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他服了三年丧。

　　孔子十九岁时娶宋国人丌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丌官氏生子，鲁昭公曾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故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夫人丌官氏去世。宋朝十七追封为郓国夫人，被儒家后世尊为圣母。如今孔庙中的寝殿，是供奉孔子夫人丌官氏的专祠。孔子夫人在史书上称为“丌官氏”。

　　据《论语》记载，鲁国当时在孔子的管理下非常繁荣。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孔子没有在鲁国或别的国家担任过重大职务。传说鲁国的邻国齐国担心鲁国太过强大会威胁到齐国，于是为了破坏鲁国的改革，送了上百匹好马和八十位美丽的舞女给鲁国诸侯。鲁国诸侯遂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中，对政务不闻不问，甚至有一次连续三天没有上朝。孔子极为不满，踏上了长途之旅（周游列国），拜访中国中北部的一些小国，包括卫、宋、陈、蔡。他宣扬了自己的那些政治信仰，但并没有哪国去实施。 孔子53岁时晋升为大司寇，在鲁国服侍两年后孔子辞去职务，因为他对诸侯的政治极为不满。孔子68岁回到家乡教书，收了不少弟子。晚年的他和弟子一起编纂了传承先哲智慧的结晶——《五经》。由于不能承受失去儿子和自己的心血的双重悲痛，孔子于72岁(或73岁）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