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克，读音作kè(ㄎㄜ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周夷王之臣克，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克氏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姓氏，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西周时期，克接受周夷王姬燮命令，圆满地完成了派他到各地巡察的任务，因而周夷王赐给克氏一套青铜器皿，有“镈”、“鼎”、“盉”、“罍”等，并命名其中的青铜乐器“镈”为“克镈”。

鼎，既是烹煮荤馐的用具，亦用以体现贵族身份，周礼所制：王九鼎，公七鼎，侯五鼎，伯三鼎，君一鼎；盉，用来温酒和调和酒的浓淡；罍，是盛酒的容器，也可用来做盥洗用具。

“克镈”于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扶风法门寺任村，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由收藏家张翼购于北京琉璃厂。以后，“克鼎”、“克盉”、“克罍”等陆续出现在世人面前。其中的“克镈”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物，是研究周王朝政治制度、经济特色和铸冶技术的重要史料，目前被收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克镈”是当今存世最古老的铜镈，其形呈椭圆形，是大型单个打击乐器。西周王朝的贵族在宴飨或祭祀时，常将它同编钟、编磬相配合使用。其特点是环钮、平口、器身为椭圆形或合瓦形。镈顶有钮，两旁的扉棱用镂空的夔纹装饰，下连镈侧。镈身饰头部向下夔形龙纹饰，绊带上间以方形乳钉，镈身下部铭有金文十六行七十九字，记述了克的功绩和这口镈的来源。

克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克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古女真族克氏部族，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满族克音氏、克尔德氏、克叶勒氏、喀尔沁氏、克伊克勒氏、康锡理氏、孔尼喇氏、喀尔库氏、喀克锡理氏、喀喇氏、喀尔拉哈氏、克勒氏、喀尔佳氏、扣恳氏、克尔德氏、克勒德氏、克理特氏、克穆齐特氏、喀尔努克氏、克穆楚特氏、克穆楚氏等氏族部落中，均有取原姓氏首音之谐音汉字“克”为姓氏者，称克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古蒙古族克什克腾氏部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克什克腾氏，以地为氏，世居巴岳特(今嫩江流域北部)等地，后满族中亦有引以为姓氏者。

蒙古族、满族克什克腾氏中，后有取原姓氏首音之谐音汉字“克”为姓氏者，称克氏。

二迁徙分布：

河北省阜城县王盘庄，全村有一半人都姓克，有春字辈、庆字辈、俊字辈、亚字辈、新字辈等。王盘庄大部分人都姓克，可在该村之外极少有人姓克，几乎遇不到。因此，王盘庄的克氏人感到很孤独和寂寞。历史不详，据传也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

甘肃省民乐县有一克家庄，全村王氏居多，但都是由克氏改的。民乐县洪水乡也有几百克氏人家集居。居考证是由克家庄搬迁至此的仅存的克氏人家，据传也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有大小两个家谱，但都是后来修订内容不全。现知的有国字辈(民国时期，克辅国、克国、克定国，这是小家谱里的最早的一辈)、成字辈、禄字辈、延字辈等，汉族。

河南省荥阳市刘河乡分水岭克家台全是克氏，有几十户人家，家谱记载明永乐年间，唐山知县克复礼因政见不和，隐居于此，现发展到十九世，多分布在河南荥阳、宝丰、项城。少数分布在郑州、乃至山东、黑龙江、上海等。其家谱是1993年在文革前老家谱基础上经后人努力修订成的。

三郡望：

荥阳郡：秦朝时期置郡，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原阳市。西汉时期辖地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部一带。三国时期曹魏国正始三年壬戌(公元242年)分河南郡置郡，改治所至河南省荥阳县，其时辖地今河南省黄河南部、荥阳县至朱仙镇一带，包括今开封市、郑州市在内的八县。北魏时期移治到今荥阳县。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改为成皋郡。隋、唐两朝均为郑州荥阳郡。

张掖郡：1954年，考古学家安志敏在张掖市山丹县城南六公里发现距今约四千多年的四坝滩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马家窑文化类型；1984年和1987年，在张掖“黑水国”遗址先后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彩陶；1987年7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张掖市民乐县六坝乡东北三公里的东灰山遗址，发掘出土大量磨制石器、陶器、炭化粮食籽粒及猪、牛、羊、鹿的齿骨等考古资料，由此证明，距今五千多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张掖先民已在这里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和畜牧业，能用石球、石纺轮纺织、做衣服，制造彩色陶器，并开始使用青铜器。从《尚书·禹贡》的记载看，中华大地划分为九州时，张掖属雍州。汉朝以前，月氏国称雄于敦煌祁连间，张掖为其属地；西周时期，戎、狄两族在这里居住；春秋战国时，乌孙与月氏共居河西。其后，月氏逐乌孙而独居。秦汉之际，北方的匈奴族强大起来，击败并赶走了月氏人，河西遂为匈奴右贤王的领地。黑河东、西分别由休屠王、浑邪王分领。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军河西，战败匈奴，浑邪、休屠二王率众归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置张掖郡。此后，开始大规模徙民垦殖，戍兵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通和繁荣。“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张掖遂为丝绸之路的重镇。西汉末年(公元前206～公元8年)，窦融任张掖属国督尉时，注重发展农牧业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后汉书》记载：“窦融据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饥荒者，归之不绝。”东晋时期(公元317～420年)，沮渠蒙逊在张掖建立北凉国，都建康(今高台县骆驼城)，他采取发展农业，大兴儒学，扩大同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继承发扬汉文化，推广佛教，翻译佛经，开凿石窟，并以当地音乐、歌舞与龟兹乐相结合，创造新的音乐《秦汉伎》等措施，使张掖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为北方中国佛教的中心，同时也使张掖成为中国内地与西域通使和商贸的中介。北魏时期(公元386～535年)，《秦汉伎》传入中原，称《西凉乐》，成为北朝宫廷的“国伎”；张掖的佛教音乐传入中原，称《西凉州呗》，成为北朝佛寺的法乐。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因境内之甘泉而改张掖为甘州。隋朝时期(公元581～618年)，张掖(甘州)商业发达，商贾云集，张掖郡治所在地的张掖城已成为国际商业大都市。炀帝派西域校尉裴矩掌交市。裴矩著《西域图记》献炀帝。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时经大斗拔谷(今扁都口)，农历6月至张掖，登焉支山会见二十七国国王及使者，盛况空前。唐朝时期(公元618～907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稻丰收稔，一缣数十斛，积军粮数十年”。河西的国际贸易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张掖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场所。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昌盛。著名高僧玄奘去印度(天竺)取经，途径张掖。诗人陈子昂奉旨视察张掖，写有《上谏武后》。王维、高适、岑参、马云奇等驻足甘州时均留下著名诗篇。甘州音乐《波罗门佛曲》传入宫廷后，唐玄宗改制为《霓裳羽衣舞曲》。甘州边塞曲流入中原后，成为教坊大曲，以《甘州破》、《甘州子》、《八声甘州》、《甘州曲》等命名的词牌、曲牌流传甚广。唐末，张掖与中原、西域关系密切，通互市，发展贸易；僧侣往返，佛教文化得到进一步交流。北宋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击败甘州回鹘，建立西夏。继承汉文化传统继续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兴办教育，推崇佛教、道教，建成了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大佛寺。元朝时期(公元1279～1368年)，置甘肃行省，张掖为省会。元世祖忽必烈亲诏郎中董文用垦甘州之土为水田，仿宁夏之法种水稻。城内建甘肃最大的粮仓－扎浑仓，供应各路军粮。甘州成为河西走廊的驿道中枢和茶叶外贸的转口城市，商路四通八达，商品交易频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前往上都途中，曾在甘州停留一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张掖的富庶、城市的规模以及宗教寺庙的宏伟。明朝时期(公元1368～1644年)，张掖为陕西行都司及甘肃镇的治所。明王朝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建设了一批学校、书院，使甘州自此进士、举人、秀才辈出。从内地大量移民屯垦，大兴水利，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在甘州大兴土木，修筑长城等一大批军事设施以巩固边防，形成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甘州仍然是西北军事补给基地，河西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商业持续繁荣，成为西北最大的畜产品集散市场，晋商及陕西、山东、京师商人集团云集甘州，建立会馆。明政府利用山西、陕西商人运粮、茶至甘州，充实边储和开展茶马交易。清朝时期(公元1644～1911年)，张掖为甘州府治所，甘肃提督统军驻地，节制凉州、肃州、西宁、宁夏四镇总兵。清王朝在西部的历次军事行动，均以甘州为军事提调中心和后勤补给基地。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商人云集张掖(甘州)，建立商帮会馆，如山西会馆、陕西会馆、直东(河北、山东)会馆、凉州会馆、镇蕃(民勤)会馆，两湖会馆、河南会馆。各大商团贸易活动辐射新疆、蒙古等西北广大地区，甘州成为河西商业中心和日用杂品的中转批发市场。清朝时期时，文化教育更加兴盛。城乡普设义学、社学、私塾；民间武学林立，百姓习武成风，在一百多年间出现了二十多名武进士和一百多名武举人。清朝末年，张掖人王之佐留学日本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乡后宣传革命主张，他的《致马安良书》，公开支持武昌起义、拥护共和、废除帝制，一时之间风靡甘肃全省。

四家乘谱牒：

荥阳克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末期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南省荥阳市刘河乡分水岭克家台村。

金郡克氏家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十三册。现被收藏在甘肃省民乐县克家庄。

五字辈排行：

河北阜城克氏字辈：“……春庆俊亚新……”。

甘肃民乐克氏字辈：“……国成禄延……”。

六历史人：

克　莹：(公元1930～今)，女，山东平度人。著名戏剧教育家。

1949年毕业于辽宁白山艺术学校。现为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老舍研究会会员，曾历任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北京市老舍研究会理事。

主要论文有《老舍的戏剧创作道路》、《人民艺术家老舍》、《老舍戏剧创作留给我们的启迪》、《老舍话剧的现实主义成就》、《在友朋与孩子们心目中老舍与胡青》等。

重要名人采访录有《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阳翰笙谈老舍》、《马彦祥谈老舍》、《防癌抗癌一线的灿烂星光徐光炜、宋琳琳教授》等。

主要著作有《老舍的话剧艺术》、《老舍话剧艺术世界》、《患难情缘老舍和胡青》；长篇《芳草斜阳》；影视文学创作四集电视连续剧《风雨白鸽》、十二集电视连续剧《一二九风云》，**文学剧本《八方风雨》，另有《老舍文学词典》等。

克　勤：(公元1935～今)，四川省邛崃市镇渔箭村人。著名根雕艺术家。

从事根雕艺术的研究、创作十余年。现为世界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根艺美术学会会员、根艺美术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四川省侨光东方文化科技研究院研究员；四川省根雕奇石协会会员；四川省农民诗书画艺协会创作研究员；成才市民间文艺这协会会员。

1995年5月在成都民间艺术“三绝”展演比赛会上，首次对外参展作品，获得“绝艺”奖，其中《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被淬为精品之作，《成者晚报》、《成都商报》、省、市电视台、《四川美术家通讯》、《苡苑求索》和《巴蜀风》等传媒相继报道。部分作品还被“四川音像出版社”选为专题录像，传播到国内外。

1997年7月应邀赴北京参加第六届中国根艺美术作品展，获“刘开渫”根艺铜奖。同年11月在成都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艺术节获银奖，文化部原副部长王济夫看了展品后，欣然命笔题词“巧夺天工”四个大字赠我，还受到省委副书记杨崇汇的新切接见。他赞扬说“真是个也不起的农民根艺家”。在展期中，成都电视台对其作了人物专访专题报道。

1998年7月，在成都举办的1998年西部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大展，再次获得银奖。

克令诰：(公元1944～今)，河南荥阳人。著名现代教育家。

1969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现在河南财经大学经贸职业学院任职。

克　成：（公元1995～今)，浙江杭州人。平凡小学生。

2000年进入杭州市文一街小学，现在正在上小学六年级 班级为六（1）班

家庭现任状况：

父亲于2008年5月13日赶赴四川灾区救灾，负责房屋检查工作

母亲因病去世

我感觉你说的就是“行述”或“行状”。

1谓生平概略、履历。《封氏闻见记·石志》：“素族无名策，故以纪行述耳，遂相祖习。” 2即行状。 清 刘大櫆 《渔溪巴君墓志铭》：“我死，慎勿丐名流作传及妄为行述，以贻有识之非笑。”《儿女英雄传》第三二回：“他的子孙，往往的求那班名公老先生们，把他平日的好处，怎长怎短的，给他写那么一大篇子，也有说行述的，行略的，行状的，我也不知他准叫作什么。” 巴金 《家》三七：“〔 觉慧 〕把附印在后面的三叔起稿、四叔手写的祖父的‘行述’，翻了两下。”

3行状，汉朝称“状”，元代以后称之“行状”或“行述”。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唐代李翱曾为韩愈写过行状，但他在〈百官行状奏〉写道：“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

著名的行状有〈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赴英州乞舟行状〉、〈袁中郎行状〉、〈司马温公行状〉等，另有“逸事状”只

　　《西游记》和《罗摩延书》 吴晓铃 文学研究 1958．l 期

　　悟空姓车不姓孙 布谷 新民晚报1958．6．2

　　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吴承恩年谱》、《交游考》、《论著杂事考》） 刘修业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8．5

　　玄奘法师二三事 上官红 天津日报 1968．11．16

　　中国小说史料（《西游记》部分） 孔另境 中华书局 1969．6

　　漫谈《西游记》的主题和孙悟空的形象 李希凡 人民文学 1959．7期

　　《西游记》中的金光寺 陈鸣钟 光明日报 1959．12．13

　　猪八戒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 李希凡 新港1959．12

　　孙悟空并非光棍汉 山鹰 新民晚报 1960．2．19

　　猪八戒的世界观 吴方 辽宁日报1960．3．17

　　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优秀神话剧——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东海 1960．16期

　　谈《西游记》浪漫精神的时代特色 李希凡 光明日报 1961．1．1

　　校订《西游记•胖姑》折书后 俞平伯 戏剧报1961．1－2期

　　孙悟空的神通 林放 新民晚报 1961•2•5

　　论《西游记》的浪漫主义 南开大学中文系《西游记》研究小组 光明日报 1961．2．5、12

　　漫谈孙悟空和《西游记》的时代特色 袁世硕 山东大学学报1961．1期

　　人参果的幻想和现实 劲草 北京晚报 1961•6•14

　　孙悟空的性格是怎样的？ （学术动态） 必胜等 羊城晚报1961．6．20

　　谈《西游记评话》残文 赵景深 文汇报 1961•7•8

　　伟大的学者、旅行家、翻译家玄奘 中国青年报 1961．7• 30

　　唐三藏取经 向达 北京日报 1961． 8•24

　　唐三藏在尼泊尔 兰雯 新民晚报 196l．10•3

　　吴承恩咏杨柳青诗 王树村 天津晚报 1961•11•5

　　《西游记》的地方色彩 苏兴 江海学刊 1961．11期

　　奇妙的神话世界——谈动画片《大闹天宫》 马克 人民日报1962．5．31

　　吴承恩 紫荆 雨花1962． 5期

　　关于《西游记》的几个问题 苏兴 文学遗产增刊10辑

　　玄奘取经 张习孔 工人日报 1962．7•13

　　取得“真经”首在一个“诚”字 戈弩 北京日报1962•8•9

　　改编《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体会 王顾明 光明日报 1962．10．16。

　　《西游记》的地方色彩 钟凤 天津晚报1963•3．17

　　吴承恩和《西游记》 兆明 中华书局 1963．3（ 1981．3第二版）

　　从“过火焰山”看吴承恩对情节的处理 陈毓罴 光明日报 1963．5．12、19

　　孙悟空为什么用金箍棒 毛瓜 天津晚报1963．6．16

　　关于《西游记》中难的性质的分析 李国生 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3．1期

　　吴承恩《禹鼎志》的下落 陈留 新民晚报1963．12．11

　　《西游记》《聊斋志异》中宗教迷信、神仙鬼怪思想的批判 刘大、张碧波 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4．2期

　　齐天大圣的“家谱” 杨柳岸 羊城晚报1964．7．5

　　省图书馆发现一部明刻李卓吾评本《西游记》 河南日报 1964．12．8

　　《西游记》小议 陈推之 光明日报1965．12．19

　　关于孙悟空反抗的性质和目的 殷光熹 光明日报 1966．4．17

　　读《西游记》随笔 何惠云 图书评论1972．8期

　　《西游记》评介 顾岱祖 北京大学学报（试刊）1973．1期。

　　《三打白骨精》分析 顾岱祖 北京大学学报1973．1期

　　论《西游记》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论<西游记>》写作小组《四部古典小说评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7

　　瓷枕与《西游记》 郁博文 光明日报1973．10．8

　　吴承恩和《西游记》 王俊年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1

　　白骨精“斋憎”小议 侯定乾 开封师院学报1975．2期

　　吴承恩撰书的《先府宾墓志铭》在准安出土 南波 文物 1975．10期

　　今日欢呼孙大圣——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周启成 语文战线1976．1期

　　关于“火眼金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教学笔记 章启迪 语文战线 1976．3期

　　花果山游记 来俊华 连云港文艺 1977．1期（江苏文艺 1978．1期）

　　论孙悟空 朱彤 安徽师大学报1978．1期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季羡林 世界文学1978．2期

　　孙悟空是“新兴市民”的典型形象吗？——与朱彤同志商榷 赵明政 安徽师大学报1978．3期

　　孙悟空形象剖析 邢治平 开封师院学报1978．3期

　　云台山、吴承恩与《西游记》 李洪甫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1978．3期（群众论丛1980．1期）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浅析 赵星景 语文教学参考初中版（开封师院）1978．3期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讲析 霍旭东 甘肃师大学报 1978．3期

　　孙悟空形象的阶级属性 简茂森 安徽师大学报1978． 4期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艺术性 埝任 四川师院学报 1978．4期

　　孙悟空形象谈略 郝世峰 南开大学学报1978． 4－5期

　　孙悟空与印度史诗 顾子欣 人民日报1978．11．13

　　试论《西游记》的思想政治倾向 朱式平 山东师院学报 1978．6期

　　论孙悟空 刘烈茂 中山大学学报1978．6期

　　浙江发现吴承恩书写的两块碑文 人民日报1979．2．6

　　十年沉碑重放光彩——长兴县展出吴承恩书写的两块碑文 黄福根、谢文柏 光明日报1979．3．21

　　吴承恩书写的扇面 章里 文物1979．3期。

　　从孙悟空看《西游记》的思想倾向 苗壮 辽宁师院学报 1979．1期

　　孙悟空形象与《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殷彤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文学） 1集 1979． 1

　　追踪《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南行考察报告 苏兴吉林师大学报1979．1期

　　采拓吴承恩书写的碑文散记 高子 书法 1979．4期

　　评《西游记》 徐应佩、周溶泉 书评 1979．4期

　　无支祈传说考 叶德均 戏曲小说丛考 中华书局 1979．5

　　西游记研究的资料 同上

　　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 罗东升 华南师院学报 197 9．2期

　　孙悟空形象分析中的几个问题 严云受 安徽师大学报 1979．2期

　　浅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孙悟空艺术形象的塑造 陈宏遂 教学与进修（南京师院镇江分院） 1979．2期

　　长兴县所藏赵孟、吴承恩书写的碑刻 黄福根、谢文柏 文物1979．5期

　　论吴承恩的思想 朱彤 学习与探索1979．2期

　　悟空可能不姓孙 蒋星煜 随笔1979．1集

　　试论猪八戒的形象塑造 刘毓忱、杨志杰 南开大学学报 1979．4期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浅析 王志武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陕西师大）1979．8期

　　中国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西游记》部分） 袁珂 文艺论丛 1979． 7辑

　　《罗摩衍那》浅论 季羡林 外国文学评论1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9

　　追访吴承恩的踪迹 苏兴 随笔 1979．3集

　　《西游记》里的花果山 李洪甫 新华日报1979．12．5

　　吴承恩及所写碑文 夏星南 新华日报1979．12．5

　　吴承恩《西游记》典型人物论 苏兴 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吉林师大社会科学丛书2辑） 吉林师大学报编辑部 1979．12

　　《西游记》主题思想的再认识 胡光舟 江汉论坛 1980．1期

　　也谈《西游记》的思想倾向——与罗东升同志商榷 朱继琢 华南师院学报 1980．1期

　　谈谈《西游记》注释中的问题 娄书武、于蕴生 淮阴师专学报1980．1期

　　“大闹天宫”新探 罗宪敏 郴州师专学报1980．1期

　　吴承恩对农民起义的态度 陈澉 求是学刊1980．2期

　　吴承恩在长兴县书写的两块碑文 夏星 南吉林师大学报 1980． 2期

　　从唐玄奘和孙悟空的籍贯问题看淮海民间传说对《西游记》的影响 张传藻、颜景常 淮阴师专学报 1980• 2期

　　孙悟空的故乡 夏振亚 文汇报1980•6．28

　　试论《西游记》前七回的思想倾向 陈澉 北方论丛 1980．3期

　　国内发现明刊李卓吾评《西游记》 蓼南 文学遗产 1980．2期

　　《西游记》琐谈 苏兴 文学遗产 1980•3期

　　《西游记》外文译本概述 王丽娜 文献19804辑

　　从儿童喜欢模仿孙悟空想起的 任大星 东海19806期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吴承恩《西游记》部分） 聂石樵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6

　　漫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艺术手法 蒋松源 语文教学通讯 1981． 1期

　　明刻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简介 古丁 今昔谈1981．2期

　　孙悟空是进口货吗？ 孙红芮 广州日报1981•2．22谈

　　《西游记》中的一种对偶句 张成材 青海师院学报 1981．1期

　　孙悟空的血统 蔡国梁 学林漫录2集 中华书局1981．3

　　美的历程（第十章第二节“浪漫洪流”） 李泽厚 文物出版社 1981．3

　　孙悟空与印度猴王的亲缘关系 朱采荻 文文化娱乐 1981．4期

　　吴承恩的一篇佚文——《准安路医学教授古逸先生潘公讳思诚传》 蒋文野、丁乃迟 群众论丛1981．2期

　　儿童文学园地开新花——介绍改写本《西游记》 徐宗才 人民日报 1981．5．26

　　陆西星、吴承恩事迹补考 [澳大利亚]柳存仁 中华文史论丛 1981．2辑

　　中国古典小说讲话（《西游记》部分）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写组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2

　　鲁迅与胡适关于《西游记》的通信及争论 顾农 晋阳学刊 1981． 3期

　　谈谈《西游记》的一些问题 严敦易 文献1981．8辑

　　孙悟空不是印度侨民——与朱采荻同志商榷 向明 文化娱乐1981．8期

　　《西游记》里的神魔问题 高明阁 文学遗产1981．2期

　　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问题 苏兴 北方论丛1981•4期

　　关于孙悟空“国籍”问题的争论和辨析 刘毓忱 作品与争鸣1981．8期

　　浅谈《西游记》的主题思想 佘德余 绍兴师专学报 1981．4期

　　吴承恩 江山 湖南日报1981．9．6

　　论《西游记》中神佛与妖魔的对立 陈澉 文史哲 1981．5期

　　《西游记》的历史背景 刘蕙孙 古典文学论丛2辑 齐鲁书社1981．9

　　《西游记》作者之谜的揭晓 柳和城 书林1981．5期

　　人物安排与故事情节——从“调芭蕉扇”谈故事情节的构成 罗宪敏 名作欣赏1981．5期

　　《西游记》与《罗摩衍那》——读书札记 季羡林 文学遗产 1981．3期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故事探源 谭家健 文学遗产 1981．3期

　　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主旨 储大泓 读《中国小说史略》札记（第五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0

　　关于《罗摩衍那》的中国文献及其价值 赵国华 社会科学战线 1981． 4期

　　中国文学古籍选介（《西游记》部分） 魏凯、阴通三、石林编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2

　　说苑珍闻（《西游记》部分） 陈汝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12

　　评《真假美猴王》 冯立三 光明日报1981．12．10

　　喜笑悲歌气傲然——访吴承恩“射阳簃”遗址 秦九凤 文学报1981．1

　　2．31

　　吴承恩和《西游记》的创作 刘泽球等 江苏教育（中学版） 1981．12期

　　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故事 姜威等 民间文学1982．2期

　　谈谈《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蓼南 今昔谈1982．2期

　　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 刘远达 思想战线1982．1期

　　新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几块墓志铭考略 刘怀玉 东北师大学报1982．1期

　　读《新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几块墓志铭考略》 苏兴 同上

　　为什么说《西游记》故事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曹础基、陈新璋、罗东升 中国古代文学史问答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1

　　人民群众为什么喜爱孙悟空 同上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举要（《西游记》部分） 黎宏基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

　　《罗摩衍那》在藏族地区的流行和发展 洛珠加措作 曲将才让译 青海日报1982．2．14

　　线索错综 对比鲜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艺术性 徐应佩、周溶泉、吴功正 国古典文学名著赏析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5

　　跋吴承恩书《甲午中秋宿金山寺》诗 徐沁君 扬州师院学报 1982．1期

　　吴承恩与淮安 陈民牛 新华日报1982．3．28

　　猪八戒与孙悟空——谈小说中“灵与肉”的对偶形象 扬江柱 芳草1982．4期

　　阶级分析与道德分析——关于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标准问题（《西游记》部分） 张春树 社会科学辑刊 1982．2期

　　论《西游记》的神奇性 裴树海 雷州师专学报1982．l期

　　《大唐西域记》的民间文学价值 刘守华 民间文艺集刊2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4

　　一个并不虔诚的佛教徒——谈孙悟空的形象并和刘远达同志商榷 何思玉 想战线1982．3期

　　历史上的玄奘和小说中的唐僧 李遵义、刘明 历史知识 1982．3期

　　鲁迅论《西游记》 王永生 天津社会科学1982．3期

　　《西游记》研究 袁珂神话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7

　　吴承恩与水帘洞 李洪甫 文汇报1982． 7．26

　　《西游记》不是“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云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会讨论综述 曾明 思想战线1982．4期

　　三段法——《西游记》的重要表现手法 潘寿全 学术论坛 1982．4期

　　略谈吴承恩的文艺思想 钟扬 安徽师大学报1982．3期

　　“酌奇而不失其真”——从《西游记》谈到《格列佛游记》 王季深 新民晚报1982．9．13

　　论《西游记》的宗教批判 朱彤 北方论丛1982．5期

　　无支祁哈努曼孙悟空通考 肖兵 文学评论 1982．5期

　　从神魔关系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 丁黎 学术月刊 1982．9期

　　也谈《西游记》中神佛与妖魔的关系——兼答陈澉同志 赵明政文史哲 1982．5期

　　我对《西游记》的一些看法 傅继俊 文史哲1982．5期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 李时人、蔡镜浩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3期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 刘坚 中国语文 1982．5期

　　也谈《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兼评研究《西游记》的方法刘士昀 思想战线1982．5期

　　关于《西游记》的思想倾向——与刘远达同志商榷 彭荣生 思想战线1982．5期

　　闲话猪八戒 旷源 山茶 1982． 5期

　　印度文学在中国 季羡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5

　　《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 同上

　　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城记》前言 同上

　　中国小说史（第三编第七章“《西游记》”） 北京大学中文系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1

　　中国小说史简编（第六章“《西游记》”） 南开大学中文系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

　　罗摩衍那初探 季羡林 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9

　　吴承恩和西游记 胡光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

　　梵语文学史（第二编第四章“‘最初的诗’《罗摩衍那》”） 金克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2

　　吴承恩年谱 苏兴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12

　　吴承恩小传 苏兴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1．8

　　（刘耿大编）

　　《西游记》人物分析 李辰冬 畅流 6卷10期 1953台北

　　《西游记》与明代社会 李辰冬 畅流6卷11期1953

　　评《西游记》 高小阳、顾阳 文学月刊3卷8期1955台北

　　评《西游记》 高小阳 文学月刊3卷9、10． 11期 1955

　　《西游记》图谱 广智书局1956香港

　　《西游记》本事考 罗锦堂 学粹2卷3期1960台北

　　谈《西游》寓意 谢云飞 文海 3期 1963台北

　　说《西游》 赵聪 文学世界43期1964香港

　　中国四大小说之研究 赵聪 友联书店 1964香港

　　《西游记》的明刻本——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之一 柳存仁 新亚学报5－2 1963香港

　　《西游记》祖本考的再商榷 杜德桥 新亚学报6－2 1964

　　陆西星之参同契测疏 清华学报 新7卷1期1968台北

　　中国的水神传说和《西游记》 陈炳良 国语日报 1971．12．25

　　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续编 香港 中国语文学社 1970

　　《西游记》研究 夏志清、夏志安 现代文学 4 5期 1971．12

　　我国俗文学与印度文学之关系 卢元骏 书目季刊7卷 2期1972 台北

　　英雄诗——《西游记》的另一个观察 余国藩 中国时报 1973．12． 13、14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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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 台静农 东方文化12卷1期 1976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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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西星传 和风堂读书记 香港龙门书店 1977

　　论沙僧 张静仁 中外文学 9卷 1期 1980 台北

　　《西游记》韵文部分的修辞手法 苏其康 新亚学术集刊 1期 1978 台北

　　笑谈《西游记》 姚永萼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80

参考

张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总格局下，各个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在经济全球化、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不断拓新，既守护和继承传统又背离传统、走向现代的双向逆反运动，正构成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演变的一大奇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实际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深刻规律。

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劳动创造的产物，也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产物。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文化，它涵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伦理、政法制度、文物典章、宗教信仰、哲学美学和风俗习惯等。在古代，由于交通的隔绝和交往的罕少，人群依氏族、部落分居各地，其后逐渐融合为较大的民族。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相应也创造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共同的心理状态和共同的风俗习惯，以及种种共同的规章制度，从他们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还升华出他们的宗教、哲学、美学和科学技术。精神文化又可分为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如政法制度、道德伦理、宗教哲学和大部分文学艺术等，它们因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而或迟或早地产生相应的变动；另一类是不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如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和相当部分的风俗习惯与部分文学艺术（像音乐、舞蹈、美术、雕塑、建筑、杂技、书法及文学中的山水诗、爱情诗中的很大部分），它们虽也因时代的前进而有所变化，却不随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文学艺术由于能够为后人继续提供审美的魅力，往往具有更恒久的生命力。在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时，注意到上述两类文化的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后者的传统比前者更为稳固。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更多表现为文化积累中的并存状态。而前者在文化发展中则更多表现为现代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一般来说，传统文化是在不断创造中形成的，又是在不断创造中被突破和创新而走向现代的。在这过程中，滞后的文化总要被先进的文化所取代，古老的传统总会在现代的竞争中被刷新。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化就是先进化。这种先进性是在历史纵向与全球横向的双重比较中被识别和确定的。普列哈诺夫当年谈到世界各国文学的相互影响时曾指出，后进的民族的文学总是向先进的民族的文学学习。例如俄罗斯文学曾向法国文学学习。而当时欧洲的文学却很少向非洲的文学学习。实际上整个文化的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后进的民族和国家也总是向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学习的。我国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祖先曾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在古代的东亚文化圈中，日本曾长期向中国的先进文化学习；而到了近代，我国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和闭关锁国的错误政策，使我们的文化落后了。从而产生了民族生存的深刻危机，被列强所宰割所欺凌。于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从魏源、林则徐介绍世界各国的风土地理，洪秀全、洪仁玕撰著《资政新编》，曾国藩、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以说，我们从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一步步向西方的先进国家学习。日本由于先向西方学习，它的文化曾比中国先进，所以中国也从对日本文化的学习中获得许多益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更表明我国文化大规模地向现代化迈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之接受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现代化选择的重要部分。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使国家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包括文化的深刻而广泛的变化。这都说明现代文化的建设或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向外国外民族先进文化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总有自己的优长，而且这种传统文化还是特定国家和民族存在的历史标志，也是发展现代文化的前进基础。忽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也是不对的。我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并非没有曲折。“五四”时代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包含彻底否定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意思。“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砸烂封资修黑货”，更把前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国创造的传统文化不问青红皂白都一概否定了。以致一次曾产生新文化建设中的“全盘西化”的倾向，后一次则产生了类似当年苏联存在过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那种幼稚倾向：妄图在空白平地上去创造新文化。实践表明，这些倾向都是错误的，导致文化传统在一两代人中出现断裂，使我们的文化建设走了很大的弯路，。其实，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文化“推陈出新”、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如毛泽东早就说过的，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实际上，传统文化有的不仅过时，而且腐朽有害，必须坚决淘汰；有的至今仍然有用，必须加以继承，吸纳进新的文化中来；还有的虽然旧了，虽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却可作为先人所创造的传统文化的历史标志，为体现文化积累的展现，仍然需要加以维护和保存。文学艺术中的情况也如此。如我国传统的戏曲，那些宣扬封建迷信和荒*色情的，就要淘汰；有些翻新的剧目，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有所创新的传统艺术形式，就可纳为社会主义戏剧的一部分；还有许多传统优秀剧目和技艺作为祖先的创造，就要作为“国粹”加以保存，即使将来没有多少观众。“五四”后有人对传统“京剧”一律骂倒；“文化大革命”中对旧的戏曲剧目一律禁演，都是对传统文化缺乏分析的错误做法。这个教训，今天一定要很好吸取。

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对于我国今天正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文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我们认为，这样的文化体现着当代文化的先进方向。因此，在今天，我们既要十分重视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去保存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要十分虚心地继续向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去创造能够引导未来的的、符合科学规律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又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求并提升他们整体素质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统一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反对全盘否定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和“全盘西化”的倾向，同时我们也要反对“一切都是老祖宗的好”这种盲目复古主义和盲目排外主义的倾向。我们认为，无论对传统文化还是外国外民族文化都需要加以分析，看看那些东西确实是优秀的、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纳的；而那些东西又是腐朽有害的，是我们今天必须加以扬弃的；还有那些东西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又必须加以保藏并传诸后代的，一定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一切先进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学来为我所用；一切落后的东西，我们理所当然也要坚决加以淘汰和屏弃。该学的不学、不坚决“拿来”，该丢的不丢，把痈疽继续当宝贝，都一定不利于我们建设新的先进的文化。而该保藏的历史文化遗存如果不善加保藏，甚至随意加以毁坏，那也就成为人类文化的罪人了。

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在文化发展水平上也有很大差异。因而要把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建设中统一起来，肯定需要有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文化的发展还必须有个前提条件，即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都必须有经济的发展才能有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的发展也非常之快。但各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非常不平衡。因此，要使我国的文化全面走向现代，从各个层次和方面都走向世界先进文化的前列，无疑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使各民族的文化继续各具特色，又必须扬长补短，升优汰劣，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广泛参照中，坚决把人家先进的东西“请进来”。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文化更丰富多彩并在科学技术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又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祖先曾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人民，在文化上无疑也应当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只有当我们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处理好，真正光大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勇于吸纳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创新，这样才能使我们建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多更广泛地“走出去”，在世界文化多元的格局中发出应有的光辉。我们一定要不懈地为此做出艰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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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