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

　　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鲁迅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而以笔名“鲁迅”闻达于天下。

　　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梁衡：山西霍州人。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是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

他的主要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在散文创作方面，过去二十年他主攻山水散文，深得古典山水文章的传统，行文草本有灵，水石有韵。近年来又致力于人物散文，特别是历史伟人名人的写作，《觅渡，觅渡，渡何处？》、《红毛线、蓝毛线》等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有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只求新去处》、《名山大川感思录》、《人杰鬼雄》、《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梁衡卷》等。

作品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1996年在《佛山文艺》发表的散文《忽又重听“走西口”》获《美文》、《文学自由谈》、《佛山文艺》三家联合举办的“心系中华”散文征文优秀奖。有散文三篇《晋词》、《觅渡，觅渡，渡何处》和《夏感》入选中学教材。

《把栏杆拍遍》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惟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地杀过几次人的。他天生孔武高大，从小苦修剑法。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的侵略蹂掠，22岁时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后又与耿京为首的义军合并，并兼任书记长，掌管印信。一次义军中出了叛徒，将印信偷走，准备投金。辛弃疾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贼两日，第三天提回一颗人头。为了光复大业，他又说服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不想就这几天之内又变生肘腋，当他完成任务返回时，部将叛变，耿京被杀。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说来，他干这场壮举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英雄少年，正血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但世上的事并不都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快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老实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永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像、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山，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

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

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水龙吟》）

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这是他登临建康城赏心亭时所作。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声悲怆的呼喊。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我曾专门到南京寻找过这个辛公拍栏杆处，但人去楼毁，早已了无痕迹，惟有江水悠悠，似词人的长叹，东流不息。

辛词比其他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我们今天读其词，总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遍地哭诉，一次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象。

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这样不为朝廷喜欢呢？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这句生活小品正好刻画出他的政治苦闷。他因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但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0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但是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地去工作。本来他有碗饭吃便不该再多事，可是那颗炽热的爱国心烧得他浑身发热。40年间无论在何地何时任何职，甚至赋闲期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一有机会还要真抓实干，练兵、筹款，整饬政务，时刻摆出一副要冲上前线的样子。你想这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他任湖南安抚使，这本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却在任上创办了一支2500人的“飞虎军”，铁甲烈马，威风凛凛，雄镇江南。建军之初，造营房，恰逢连日阴雨，无法烧制屋瓦。他就令长沙市民，每户送瓦20片，立付现银，两日内便全部筹足。其施政的干练作风可见一斑。后来他到福建任地方官，又在那里招兵买马。闽南与漠北相隔何远，但还是隔不断他的忧民情、复国志。他这个书生，这个工作狂，实在太过了，“过则成灾”，终于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别看他饱读诗书，在词中到处用典，甚至被后人讥为“掉书袋”。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懂南宋小朝廷为什么只图苟安而不愿去收复失地。

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

山深闻鹧鸪。

这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就读过的那首著名的《菩萨蛮》。他得的是心郁之病啊。他甚至自嘲自己的姓氏：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

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

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

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

（《永遇乐》）

你看“艰辛”、“辛酸”、“悲辛”、“辛辣”，真是五内惧焚。世上许多甜美之事，顺达之志，怎么总轮不到他呢？他要不就是被闲置，要不就是走马灯似的被调动。1179年，他从湖北调湖南，同僚为他送行时他心情难平，终于以极委婉的口气叹出了自己政治的失意。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

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

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

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

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据说宋孝宗看到这首词后很不高兴。梁启超评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长门事”，是指汉武帝的陈皇后遭忌被打入长门宫里。辛以此典相比，一片忠心、痴情和着那许多辛酸、辛苦、辛辣，真是打翻了五味坛子。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确实，古来文人的惜春之作，多得可以堆成一座纸山。但有哪一首，能这样委婉而又悲愤地将春色化入政治，诠释政治呢？美人相思也是旧文人写烂了的题材，有哪一首能这样深刻贴切地寓意国事，评论正邪，抒发忧愤呢？

但是南宋朝廷毕竟是将他闲置了20年。20年的时间让他脱离政界，只许旁观，不得插手，也不得插嘴。辛在他的词中自我解嘲道：“君恩重，且教种芙蓉！”这有点像宋仁宗说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倒是真的去浅斟低唱了，结果唱出一个纯粹的词人艺术家。辛与柳不同，你想，他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拍栏杆，大声议政的人。报国无门，他便到赣东北修了一座带湖别墅，咀嚼自己的寂寞。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

（《水调歌头》）

这回可真的应了他的号“稼轩”，要回乡种地了。一个正当壮年又阅历丰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每天在山坡和水边踱步，与百姓聊一聊农桑收成之类的闲话，再对着飞鸟游鱼自言自语一番，真是“闲愁最苦”，“脉脉此情谁诉”

说到辛弃疾的笔力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做一个词人。郭沫若说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练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而被弃；国有危难，便又被招而任用。他亲自组练过军队，上书过《美芹十论》这样著名的治国方略。他是贾谊、诸葛亮、范仲淹一类的时刻忧心如焚的政治家。他像一块铁，时而被烧红锤打，时而又被扔到冷水中淬火。有人说他是豪放派，继承了苏东坡，但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锤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可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学诗功夫在诗外，诗歌之效在诗外。我们承认艺术本身的魅力，更承认艺术加上思想的爆发力。有人说辛词其实也是婉约派，多情细腻处不亚柳永、李清照。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

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真正的诗人，最善以常人之心言大情大理，能于无声处炸响惊雷。

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涨，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说到底，才能和思想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像石缝里的一棵小树，虽然被扭曲、挤压，成不了旗杆，却也可成一条遒劲的龙头拐杖，别是一种价值。但这前提，你必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苗草。从“沙场秋点兵”到“天凉好个秋”；从决心为国弃疾去病，到最后掰开嚼碎，识得辛字含义，再到自号“稼轩”，同盟鸥鹭，辛弃疾走过了一个爱国志士、爱国诗人的成熟过程。诗，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写的吗？诗人，能在历史上留下名的诗人，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吗？“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员武将的故事，还要多少持刀舞剑者的鲜血才能写成。那么，有思想光芒又有艺术魅力的诗人呢？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2000年8月）

靳氏寻根一、姓氏来源战国时期，楚国尚大夫食采于靳，被称靳尚，其子孙因以姓，相传姓靳。 二、郡望堂号唐置河西郡，现在山西省汾阳县。山西省交城县西石侯村，后迁居交城大川都杨家庄。《姓氏辩证：“楚靳尚之后，食采于靳，以邑为氏”。望出河西。 三、历代名人靳时芳——明朝姚安人，以孝闻名。侍父赴京，父疾不能乘马，时芳背负而行。母病，时芳晨夕抱扶，历32年如一日。家贫教授，畦步有绳尺，游其门者，皆有规程。父严母慈，子孝妇贤，团结和睦，勤俭持家，数十年如一日。福寿延年，83岁卒。靳辅——字紫垣。清朝辽阳人。他专主筑限束水，使河尽归故道。卒溢文襄。终年59岁。著有《治河书》、《靳文襄奏疏》。靳云鹏—— 民国时期，曾经担任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曾两次出任组阁，后退政界，寓居天津，有故居两处。靳尚谊，男，1934年生于河南焦作。当代中国美术界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1957年结业于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后留校在版画系教授素描。1962年调回油画系任教，历任油画系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油画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油画作品《北国风光》为革命博物馆收藏；《青春》、《雕塑家》、《思》在“油画研究会3届展”上展出，并为中国美术馆收藏；《探索》在“北京市油画展”上展出，获优秀作品二等奖；《小提琴家》在香港“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展”上为新加坡收藏家购藏；《画家黄永玉》在《光明日报》举办的专题性美展上展出，获优秀作品奖，为私人收藏；《回忆》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美展上展出，为美国私人收藏；《自然的歌》、《塔吉克新娘》，由中国美术馆收藏；《瞿秋白》参加第6届全国美展，获银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创作《孙中山》获86年全国最佳邮票设计第一名，由邮电部收藏。出版有《靳尚谊油画选集》（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靳尚谊肖像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靳尚谊人体肖像》，论文《素描练习的步骤与方法》发表于《美术研究》1979年第2期。靳永锋，靳云鹗， 靳开来，靳继春，靳义，靳强，靳歙，靳严，靳尚，靳智翼 靳东发，靳裁之 靳准，靳居，靳明，靳义，靳学颜，靳学曾，靳贵，靳雨柱，靳生，靳福华，靳益臣，靳礼，靳旬，靳彦章，靳继合，靳登榜，靳凤智，靳克恕，靳永民。。。。。。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鲁迅无疑是半封建社会的“猛兽”，眼光比他当年操的手术刀更锋利，思想独到同时具有号召力，是那个时代的“逆子弄臣”，并指出中国的历史，本质是“吃人”的历史。

瞿秋白曾用过一个罗马神话故事来形容鲁迅，“是野兽(狼)的奶汁所喂养大的。”

这所谓的“野兽的奶汁”是从哪里来的？让鲁迅的“精神营养”如此勇猛。

这还得从梁启超将开始。1902年鲁迅刚去留学日本，梁启超等人开始倡导“新史学”，要更新历史观。

大多数的历史基本是记录帝王将相的，一来是平民百姓的无人关心，二来是识字又专门来记录民间的人极少。所以史料一代传一代，基本上都是关于帝王贵族名人的记载。

梁启超提出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全面地批判了封建主义史学。他大胆指出了封建主义史学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家谱”；所谓“正统”，“一言以蔽之日，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他特别强调了史学对于社会改革、发展的作用，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宗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正确的历史观，是正确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梁启超这样做也是为了改变当时人们封建思想，促使大众觉醒，鲁迅从这里受到启发。

鲁迅从小就很喜欢历史，并且阅读大量的正史、野史。后来鲁迅说，倘要读旧书，“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为什么喜欢“杂”和“野”？鲁迅说它们是“无伪饰”的，是原始的史料，虽然显得粗鄙，但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因此，鲁迅对它们格外重视。鲁迅一向偏爱带有“野性”的东西，耸着鼻子嗅“俗味”，他说，正人君子往往憎恶“野”的东西，也不喜欢“俗”人的“道破”。而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我们“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

秉承着这样与众不同的思路，他读了大量的野史，例如古代志怪、民间传说《山海经》，记载朝野遗事、社会风情的《曲洧旧闻》《明季稗史汇编》，记述史迹旧闻及各地风士、传闻琐事杂史《鸡肋编》，杂采帝王官场人事记录的《立斋闲录》《南烬纪闻》，以及采集小说杂记的《太平广记》《玉芝堂谈荟》。特别是《太平广记》，是鲁迅后来写《中国小说史略》的灵感和资料源泉。

再看过来鲁迅的文章，主角和高富帅、白富美扯不上关系，人物出场都带着浓郁的乡邻僻野味道，如孔乙己、阿Q、华老栓都是社会底层人物，充满了俗味，赤裸裸的人物性格无半点粉饰。

孔乙己的思想迂腐，跟别人争辩“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贫苦可笑的“知识分子”，一个没有时代生存能力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被这个社会“吃掉”。

阿Q是低到尘埃里去的人物，不能正视自己所受到的侮辱，反而用“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不得清醒反倒自得其乐。这种“粗野”的精神胜利，没有给阿Q带来实际的半点好处。

相比之下，华老栓胆子就更“野”了，为了治疗儿子的痨病，不去寻医，听信民间“血馒头”的治疗方法，既是不幸，又是愚昧。

鲁迅这种有意偏离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直接描写, 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野史书写的启发影响。

有人会好奇，野史的“营养成分”究竟在哪里？ 仅仅是因为“非正式、不正经”吗？非也非也，在中国古代史上, 野史纂作之风最盛时候（魏晋南北朝时期、两宋之际、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正好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最剧烈的时期，这些时期也正是古代学术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所以往往会比较有突破性，或者是看起来和正史态度有所偏离。

鲁迅所处时期，和“野史”盛行的时期类似——局势不稳，思想激荡，这恰恰成为鲁迅的“精神肥料”，相对而言，“野史”咀嚼起来比正史更香！这让他开眼看世界，把散落在民间的丑态和愚昧，通过底层小人物的角色呈现出来。

鲁迅从野史阅读过程当中，有三大重要发现 ：

  一是、国民的劣性。经过长期的封建统治，国民劣性已经根深蒂固。 面对中国社会改革问题，他认为“最紧要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血淋淋的案例就是最好的教训。固步自封，乃人的劣性导致。

二是，“ 贼与王、主与奴既相通，又可互相转化 ”。 从哲学上说能互转相通，具有同一性，因此可以互相转化。好比现代所谓的时尚照片，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土到极致便是潮”的哲学道理，贼与王、主与奴的转化大概是这个原理。也就是说明，历史上即便贼民战胜了帝王，贼民会变成另一个王，继续封建统治，无法突破。

鲁迅早期就提出“匪”与“帝”相通的看法。他说，“看旧史”，知道“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成了“农民革命军”，“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鲁迅肯定地说“不”，社会并没有改进，“匪便被称为帝”，这时，“文人学者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鲁迅借此分析了农民革命的历史悲剧。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未能跳出封建主义的樊篱，他们即使夺得了政权，也是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如刘邦做了皇帝，就要掠夺子女玉帛，阿Q掌了权，就要杀掉小D、王胡等人，“贼”做了“王”，社会还是同样的命运。要进入民主社会，这些限制和痼疾必须去除。

最终，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

鲁迅这样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或者依靠灵光乍现。

鲁迅读过的《二十四孝图》就有“郭巨埋儿”的记载，宋朝人编著的《开河记》也有麻叔谋蒸吃小孩的记载。在《安龙逸史》里，整个明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这可不就是讲“吃人”的历史么？

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到，“后人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

(指《狂人日记》)。此种发现，关系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因为偶读《资治通鉴》，才醒悟到原来中国人尚是一个食人民族。

《狂人日记》，记“狂人”幻想出被吃掉的种种情景，背后含义是惧怕封建礼教将人活生生吃掉。

鲁迅是旧时病态社会的觉醒者、受迫害者、见证者，横眉冷对千夫指，委身进入“狂人”身体内，记录下害怕被“吃掉”的心理活动和记忆重现，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猛烈鞭挞。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

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历史的第二个含义，即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

隶属于历史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年代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参见历史学。

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

扩展资料

史书共分为七种类型：

（1）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编撰和记述历史 ；例如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2）纪传体：以人物传记的方式记叙历史 ；例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纂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3）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每事各详记起止，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前后连贯，又不重复。把人物在历史上活动的年代和所起的具体作用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加以叙述，使读者既详其事件的原委，又了解人物在事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4）政书体：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体例，起源于“三礼”。按时间分为贯通历代和断代的；按体例分为典志体和会要体。

（5）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的历史。例如西汉刘向整理的第一部国别体史书《战国策》。

（6）断代史：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例如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第一部断代史《汉书》。

（7）通史：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如《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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