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氏源流

甄（Zhēn）姓源出有三：

1、来自舜帝，以官名为姓。据《通志·氏族略》载，上古的时候，舜帝品德高尚，处处以身做则。他听说东夷部落的烧陶技术落后。于是就到东夷部落去烧陶。在舜的指点之下，东夷部落很快掌握了烧陶的主要技术，而且成了著名的陶器产地。由于经济的发展，东夷部落的所在地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城邑，这就是甄城。舜的子孙有的留在甄城做甄官，掌管制陶业。后来甄官的后代便以这一官名为姓，称为甄姓。

2、以封地为姓。据《元和姓纂》载，上古部落首领皋陶的儿子仲甄在夏朝做官，后来被分封到甄，他的子孙于是根据祖先的封地和字，将自己的姓氏定做甄。

3、出自他族改姓。《魏书·官氏志》记载，南北朝时，北魏鲜卑族有三字姓的郁都甄氏，入中原后改为甄氏。

得姓始祖：仲甄。“甄”字的本意，也就是古代做瓦器之人的意思。甄氏得姓也确实是跟瓦器有关。根据《元和姓纂》记载，甄姓的鼻祖是皋陶次子仲甄。他们的祖先就是当时为虞舜做瓦器的陶人，而根据考证皋陶“甄”字的本意，也就是古代做瓦器之人的意思。根据考证皋陶是虞舜时造律的大臣，如果甄氏是少子仲甄的后代，则是以王父字为氏。那么，甄氏的得姓，至今也已有4000多年了，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姓氏。故甄氏后人尊仲甄为甄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甄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无极是中国河北省一个普通的传统农业县，位于省会石家庄市东侧。西汉置县，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里便是甄姓同胞的故乡。“甄”姓是中国古老的姓氏之一，根据《二十五史》记载，到了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西汉时期，甄氏先民已在无极形成封建社会的门第阀阅——甄氏家族。这个家族历经秦汉统一、三国角逐、魏晋兴替和隋唐盛衰，前后八个时代，绵延八百年，俨然成为中国北方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随着历史的发展，无极甄氏家族有若干支脉向四方藩衍移徙，宋代甄舜河率族南迁就是一例。舜河子孙秉承先祖遗风，同舟共济，自强不息，代有贤哲，辈有英才，不少人远涉重洋，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产生过众多富商巨贾，涌现出一批有识之士、社会名流，为中华民族物昌盛富强贡献了力量，据了解，现在美国、加拿大、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委内瑞拉、墨西哥、英国、哥斯达黎加、澳大利亚等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有舜河子孙四万多人，广东省开平、新会、台山、恩平等地有四万三千多人。在美、加、新、澳及香港等地，建有甄舜河堂、甄氏联合会、甄汤中山会馆等宗亲组织，广东省开平市设舜河侨刊社、舜河纪念堂、出版不定期刊物《舜河侨刊》，发行国内外。甄舜河公（公元1195－1274年）开创南迁四邑（今广东省台山、开平、新会和恩平四市全称）之举，在甄族发展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历经沧桑，繁衍生息，奠定基业，子孙众多。济翁迁居河南卫辉府（汲郡），到南宋时，裔孙廷宣任国史修撰，出仕南京安庆府知府事，卜宅居住于此。子善庆于绍熙癸丑（公元1193年）科考取进士，任广东南雄府推官，卒于任上。善庆翁有子景福、景贤，长子景福扶善庆翁灵柩携眷回安庆府（今属安徽省）居住，次子景贤翁（即舜河父亲）则定居南雄珠矶里。新宁德行都（大部分在今开平市城区内），位于潭江和新宁河交会处，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一个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好地方。甄族在此定居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又开始向各地分支。舜河子孙住地多在广东南海之滨，是知名侨乡，受海外文化影响较早，百多年来很多人远涉重洋，在海外成家立室，开创基业，并取得较大成就。甄舜河家族移居美国和香港地区的人数最多，其中尤以美国西部的三藩市（旧金山）、洛杉矶（罗省），东部的纽约、波士顿，北部的芝加哥等市较为集中。三藩市甄舜河堂每年春节都举行宗亲宴会，参加人数有一千多人。香港、澳门地区的甄舜河子孙有两万多人。此外，旅居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哥斯达黎加、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甄姓侨民也不少。美国的三藩市、洛杉矶、芝加哥，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哥斯达黎加，菲律宾，新加坡等国以及香港等地都建有甄氏宗亲会组织。舜河子孙定居海外的总人数达四万多人。目前，国内舜河子孙有四万三千多人。其中，台山市约二万五千人，分布在汶村、海宴、广海、深井、挪扶、北陡、三合、水步、四九、冲蒌、端芬、白沙、下川和台城等十多个镇；开平市有一万二千多人，分布在三阜城区和沙塘、金鸡等镇；恩平市有四千多人，分布在平石、沙湖、那吉等镇（广东省其他县、市和省外地区的舜河子孙未计算在内）。（余略）

三、历史名人

甄 鸾：字叔遵（535-566），无极（今湖北省无极县）人，北周数学家，官司隶校尉、汉中太守。信佛教，擅长于精算，制天和历法，于天和元年（566年）起被采用颁行。曾注释不少古算书，著有《五经算术》等。

甄 琛：后魏侍中。无极人。为官清廉，被称为“清白将军”。

甄 彬：梁代中山人。有操行，乡里称善。曾以苎麻抵押于人，赎苎麻时，从中得金五两，如数奉还。梁武帝布衣时闻之，即位后官以益州录事参军，兼郫县令。

甄 宇：东汉太子少傅。建武时，每到腊月，朝廷都要给博士发放羊，甄宇每次都拿瘦的。朝会的时候，皇帝问：“‘瘦羊博士’何在？”于是在京城中，甄宇被号为“瘦羊博士”。

甄 后：即甄宓，三国时中山郡无极人，汉太保甄邯后裔，本袁绍次子熙之妻，姿貌绝伦。曹操破绍，曹丕纳为妇。丕称帝，失宠赐死，追谥文照皇后。相传每晓妆，有一绿蛇盘成髻形于后，后仿为之，号灵蛇髻。

甄 济：字孟成，唐代定州无极人。少孤好学，以文雅称，居青岩山十余年，远近服其仁，环山樵夫不敢伐木。官至侍御史。

甄 谊：明代同知长沙府事，西安人。发展农业，兴办学校，政绩很好。后来在顺天府任职。

甄 权：隋唐年间医学家，许州扶沟（今河南省扶沟）人。因为母亲生病，与弟甄立言，精究医术，专习方书，遂为名医。隋文帝开皇初年，甄权为秘书省正字，后来称自己有病而被免职。当时的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患，手不能拉弓，无医能为他医治。甄权说：“保持射箭的姿势，一针扎下去，就可以射箭了。”于是甄权针刺其肩隅穴，果真一针下去，刺史当即就能射箭了。深州刺史喉闭水米不下已三日，甄权以三棱针剌其手指，气息即通，第二天饮食如故。甄权治病，多如此类。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亲临其家，问他饮食起居，访询用药之道，并授予他朝散大夫一职，赐他寿杖衣物。当年甄权逝世，享年103岁。他一生著述很多，绘有《明堂人形图》，撰有《针经钞》、《脉经》、《针方》、《脉诀赋》、《药性论》等，可惜今已失传。其中部份内容可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著作，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尤其是甄氏的《明堂人形图》在当时流传广泛，唐代名医孙思邈即根据其所绘图形重新绘制修订为《人体经络俞穴彩图》（已佚）。

甄立言：唐代医学家、太常丞。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医学家，唐高祖武德中年升为太常丞。他精通本草，善治寄生虫病。御史大夫杜淹患风毒发肿，唐太宗命令立言去为他医治。立言回奏说：“从今天开始，第十一天的午时他必死无疑。”果然如其所言。当时有一个叫明律的尼姑，六十多岁，患有心腹鼓胀，身体嬴瘦，已经二年了。立言为他诊脉后说：“你的腹内有虫，应当是误食头发而致。”就让患者服雄黄，不一会，吐出一条虫，如人小手指粗细，唯独无眼，以火烧之，还有头发的味道，尼姑的病也就痊愈了。立言不久逝世。甄立言著有《本草音义》七卷、《本草药性》三卷、《本草集录》二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均己散佚，部份佚文尚可在《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见到。他的《古今录验方》如《外台秘要》所引进“消渴小便至甜”是我国有关糖尿病的最早记载。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中山郡：战国时期设置中山国。秦代时改为鹿郡。汉高帝的时候在此设置中山郡，治所在卢奴，即今天的河北省正定县。汉景帝以后改为中山国。

2、堂号

还金堂：梁朝时期的甄彬家庭贫困，曾经把一束苎麻典当，后来把苎麻赎回来的时候发现里面夹着一块重有5两的黄金。他马上将黄金送回了当铺。皇帝知道后，为了表彰他的诚实，将他任命为益州录事参军兼婢县令。

中山堂：因为甄氏的郡望为中山，所以得此堂号。

此外，甄姓的主要堂号还有：“舜河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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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姓宗祠通用对联

〖甄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樵夫却步；

苎束还金。

——佚名撰甄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无极人甄济，字孟成，少年时为孤儿，好学而以文雅著称，在青岩山住十几年，远近的人们都佩服他的仁德，甚至樵夹都不到山上砍柴，猎人也不到山上打猎。曾在范阳安禄山署中枉掌书记，后觉察到安禄山要谋反，便用计脱身。肃宗时，历官秘书郎、侍御史。下联典指南朝梁中山人甄彬，有德行，为乡人所称道。曾以苎麻抵押给人，后来赎回苎麻时，从中发现五两金，马上送还给人家。梁武帝很阜就听说过他的事，代齐建梁后，任他为益州录事参军兼郫县令。

望征直节；

家世儒宗。

——佚名撰甄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甄济，天宝中以左拾遗召，安禄山求济于帝，授范阳掌书记，察禄山有反谋，佯病求归。禄山反，召之不应，肃宗召置三司署，使通贼官罗拜，以愧其心。下联典指东汉·甄宇，清静少欲，习严氏《春秋》，建武中征拜博士。

灵蛇示髻；

瘦羊传名。

——佚名撰甄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三国魏·甄后每晓妆，辄有一绿蛇盘髻形于脑后，宫人仿之，号灵蛇髻。下联典指东汉·甄宇建武中拜博士，每腊日，诏赐博士每人一羊，宇独取其瘦者，为帝所嘉，人称“瘦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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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舜祖衍迁枝叶茂；

河源溯远水流长。

——佚名撰甄姓宗祠通用联

甄氏祖先是古汉族的名门蓍姓，舜河祖随着汉民族的南迁大潮，在岭南创业，繁衍分支，子孙后代散布世界各地，他们为发扬光辉的华夏文化，创造璀璨的岭南文化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甄氏祖先和后裔的光荣。（另参见上题头《三、迁徙分布》相关内容）

（1）秦到西汉时期。此时君相虽偶然互相拆台，但以正和博弈为主。

秦及西汉官制规定丞相和御史大夫为“宰相职”。丞相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可以总领百官，主持朝议，综理中央和地方上级等，权力极大。丞相还可自辟四百石以下官员，并有权推荐六百石到中二千石的中高级官员。丞相路途迎谒天子车驾，天子要下车，以示礼敬。西汉宰相位高权重，是后代宰相望尘莫及的。 通常议论以汉武帝为界限，认为从此“屈臣申君”，宰相受到削弱。但事实上汉武帝本人虽然贬斥宰相，却任用有才干的亲贵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部分接替了宰相的权力。并且在他死后，接连三位皇帝都由相权所有者（大将军录尚书事）霍光拥立，甚至有一个君主直接被霍光废除。相权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后数朝，君主年幼，外戚均以相位（大司马）专权，最后到王莽竟然自立新王朝，开启了后世五百年接踵而来的禅代的先例。从来只在血亲中世袭罔替、只通过暴力战争才流转传递的君位，居然被政权内的辅相通过合法的禅代仪式所获得。在上述历史过程中，恐怕丝毫看不出君权逐渐加强的影子，相反，是辅相在专制君主的支持和默许下，其权威日渐增长。

秦汉帝国的建立，是依靠专制君主和臣下的默契配合，经过艰辛缔造才创业成功。在外有强大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内有浓厚的贵族辅政、分封割据等旧制度残余势力时刻准备死灰复燃反戈一击的大背景下，君主与从较低社会阶层选拔而来的辅相，二者必须同心同德，互惠互利，才能够共保安泰，维护新生的君主专制制度，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因此，君主多能赋予重大权力于相，相也乐于为君主驱驰。例如，在诸吕被废，陈平周勃等开国元勋掌握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功臣们并没有图谋剿灭旧王朝，革命自立，而是拥立了毫无权威的汉文帝，并辅佐其将王朝引向巩固繁荣。权臣霍光虽然具有废立的大权，却也没有代汉自立，反过来励精图治，使汉朝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这与后世的权臣形象也迥然不同。君相之间的和谐关系确保了秦王朝对六国的统一和汉王朝的迅速巩固，也就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第一个高峰。

（2）东汉时期，君相互相倾轧，此消彼长，呈零和博弈态势。

东汉一代的相权特点，是太尉、司徒、司空三公有宰相之名而无实权，三公的吏员总数只有西汉丞相的一半，且实际行政权力归于尚书台。光武帝害怕三公专擅，将一切事务归于台阁，结果是外戚借把持尚书台而势力膨胀，掌握相权。当然，根本上还在于有临朝的母后。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正如仲长统所指出那样，他们“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为对抗外戚集团，从和帝开始禁中东西二寺的宦官得到重用。出入禁中的中常侍，“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 ，成为新的权力核心。

为随着诸侯分裂势力和匈奴边患的次第消灭，促使君相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因素逐渐消失，君相之间相互斗争随之而起。在豪强地主崛起，士族门阀势力逐渐抬头的背景下，外戚以拥立皇帝拥护君权为名，以宗法长辈的身份盘踞相位，以自身家族的政治影响力维持自己的权威，因此其当政时也只为自己的家族谋取最大利益，完全不必顾忌君权，从而成为君权的死敌。宦官则因地位卑微缺乏独立性，其掌握权力完全依附君权。贯穿东汉的宦官外戚之争，实际就是君权和相权的周期性迭兴。外戚当政时，君主权力奄奄一息，不绝若线；当宦官专政，君主权力暂时复兴，但因为缺乏社会精英集团的合作和自身才干缺陷导致政治的乌烟瘴气，进一步削弱君主专制的基础。君相博弈的结果是君主权力持续弱化和中央集权的消失。同样由于内无灾异，外无敌国，这一博弈机制的社会总收益总体趋近于零，属于零和博弈，因而得以长期延续。但是，随着汉末农民起义的爆发，这一博弈平衡被打破。在朝廷之外形成了新的势力，君权相权都无力将其制服，伴随而来的是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混战。

（3）魏晋南北朝至隋时期，君相矛盾尖锐，呈现负和博弈状态。

经过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魏蜀吴三国分别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依靠当地豪强地主的支持构建起新的国家政权。君权相权的博弈制度随之在三国分别形成。由于官僚系统以至相权都被豪强士族所把持，三国遂全都出现相权压制君权，权臣秉政的局面；三国君主也都图谋削夺相权。结果吴蜀两国君权谋求压制相权成功，随即失去土著支持的统治基础，遂被外敌灭亡。魏则削弱相权失败，卒亡于体制内禅代。晋朝统一三国，君主权威空前高涨。晋武帝趁机借鉴了历代灭亡的教训，为强化君主权力贬斥相权，同时大树宗室。结果是导致魏晋士人纷纷丧失了经世进取的热情，转而崇尚虚无飘渺的老爽庄无为学说。“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 。专制君权在实现对相权的胜利同时，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监督与协助。于是首先在君主家族内部发生空前绝后的血腥变乱，随后夷狄入侵，王朝覆灭。其后中国北方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和北朝，在采用汉官仪轨以后，同样都实行坚决的君主专制。因而相权大多无所作为，甚至无从探寻；君权无所匡救，导致灭亡。东晋则重蹈曹魏相权膨胀覆辙：君主为了维系王朝延续，不得不向世族所拥有的相权妥协，虽短时间能合众力偏安江南，终于积贫积弱，难以逃脱体制内禅代的结局。东晋之后，宋齐梁又先后禅代前朝而立国。这些禅代前朝立国的新朝，都畏惧相权这一潜在的皇权挑战者，因而重视宗藩。结果宗藩反复上演西晋八王之乱故事，自相厮杀，反而促使在野军阀崛起取而代之，同样无法逃避被禅代的命运。北齐也同样发生对宗藩、辅相的屠杀，导致国无栋梁，被北周取代。

如同走马灯的南北割据政权，同时面临外部军事侵略和内部政治分权的双重压力。由于地方豪强世族的空前强大，君主们怀着尽可能延长王朝寿命、扩大王朝专制集权程度的愿望，因而力求在内部完全排除世族豪强的政治影响；门阀世族因为其力量的超然独立性，毫不畏惧君权，因此利用军事政治手段，如修续家谱门牒，霸占要职显官，弱化皇权的影响力。导致君相如寇仇，君主往往全然不顾外来的军事威胁，采取坚决的铁腕手段铲除异己，打击相权，如宋文帝杀檀道济，北齐后主杀斛律光。如此自毁长城的杀害功臣，与宗室自相残杀，本来属于应当通过制度极力避免的事，然而却反复在本时期的不同政权出现。可见博弈制度决不能依靠博弈参与者的认知能力提升而进步。如果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化，此阶段的负和博弈形态也将持续。

（4）初唐至盛唐，君相矛盾大幅度缓解，君相为合作博弈。

唐代因袭隋制，其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的三省制度是人们公认比较健全的辅政体制。三省长官被视同宰相。这一制度将汉代相权一分为三，一相衍生三相。唐太宗以后不再设尚书令，以左右尚书仆射为宰相，任相者更多。三省长官“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地位尊崇，朝廷不轻易授人，遂以他官为相，而另起名号。诸如“参掌机密”“专典机密”“参掌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加号。于是唐朝宰相多至十数人，集体宰相制遂告形成。中唐以后，宰相、中书门下、翰林学士承旨、神策军使、内枢密使在延英殿议政，多轨辅政。

科举制度和集体宰相制度，貌似是唐朝统治者为此前三百年君相矛盾开出的最佳药方。君主通过科举制度在普通士人之中选拔人才，又通过集体宰相制分散宰相权利，终于实现了既能控制相权又能激发宰相参政欲望的目标，结束了君权相权的负和博弈。开明的人才选拔方式令杰出的辅相迭出，国家也因此蒸蒸日上。但是事实上，君相和谐的原因恐怕应该归结为隋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山东世族和武则天又沉重打击了关陇世族，亦即魏晋以来的世族政治的结束。史载唐太宗“拔人物不私于党，负志业咸尽其才”，唐太宗能够自由地在寒人中选拔人才，而不用担心威胁到国家稳定，这恐怕不能仅仅归结为君主的爱惜人才，也应说是世族集团衰亡的必然结果。“虽尧舜之圣，不能有梼杌、穷奇而治平；伊吕之贤，不能为夏桀、殷辛而昌盛。以房魏之智，不逾丘轲，遂能尊主庇民，遭时也” 。一系列开明的君权和富有才干的相权在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次第相遇，互相达成了谅解，精诚合作，自然而然构筑了长达三百年，空前绝后、万代景仰的强大繁荣的帝国。

（5）由北宋经元至明初，相权伸张，君臣为负和博弈，以致宰相被废。

北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宰相，以政事堂为相府掌行政，以枢密院为枢府典军机，以三司为计省掌财货，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掌制诏，多轨辅政，权力分散。同样依靠科举制度为该制度输送人才，能够持续吸引优秀的才俊加入到管理系统，涌现出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满怀抱负也具备才能的贤相。制度与唐朝近类，贤相也层出不穷，但结果却造成了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这完全是由于机构重叠、职责混淆、效率相互抵消的造成的。北宋王朝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国防压力，宁愿屈膝求和以屈辱性条约换取苟且偷安，也不愿提高宰相权力积极御寇。虽然“外非夷狄昌炽之时，内无水旱非常之灾，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 ，但蕴含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北宋君权毫不预期各种非常状况对政权存续造成威胁的可能性，而一心限制和防范体制内的其他权力，终于导致亡国的命运。

南宋汲取北宋教训，为统一事权抵御外辱，“三省归一”，贯彻所谓“同平章军国事”的权相制度。秦桧、韩侘胄、史弥远、贾似道，先后以“平章军国事”的身份专擅朝政。“盖南宋宰相兼总兵财，权莫与比，一人得政，俨然首辅。”史书多论此时南宋政治之黑暗。但不得不注意，权相擅政是外部军事压力空前加大的结果，“当艰难缔造之会，非如此不足以有所设施” 。另一方面，权相们虽然擅作威福，却完全不敢有不臣之心，并没有反抗君权、威胁国家政权的能力。君权作为君相博弈的主导方，把握着完全的决定权。君权既成功维护自己的至尊地位，因此也投桃报李，对相权的自由发挥不加干涉。通过这个途径，君权和相权在南宋的宰相制度中互相满足了其各自的目标。但二者的博弈并不是正和博弈。由于君权本身的无为和对相权的放纵，最终导致政治环境恶化，君权相权在行动能力上，由互相纵容而一起陷入低能退化状态。随着外患持续加深，君相束手无策，一起向侵略者拱手投降。

元朝至明初实行中书一省制。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政务”之权，而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谕旨诏令，也要经由中书省下达，中书省不但是皇帝与国家机关之间的中转站，而且还有权先行提出处理意见，甚至可以先决后奏。 对于元王朝这样空前辽阔的疆域，也只有如此空前专擅的机构，才能管理，也只有遇到忽必烈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才可以驾驭。从元世祖以后到元顺帝即位之前的四十年时间，元朝一共换了九个皇帝，平均每人只能统治不到五年。元英宗更因为处理了奸相铁木迭儿而遭到宰相残党的刺杀。中书省于是就成为架空皇权隔绝内外的祸首。元朝的君权受到严重威胁，逐渐丧失对国家的控制。当元顺帝时国家发生大规模群众性事件，君权俨然已经徒有虚表，而各行省完全各自为政，不受节制。国家陷于分裂。明太祖即位后，短暂实行中书一省制，便旋即予以废除。一省制是依照忽必烈量身定做的宰相制度，完全不能顺应

（6）从明朝废宰相至清亡，君主专制制度在表面上走向顶峰，但实质上走向自我毁灭。

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杀胡惟庸，并宣布永远撤销中书省和废除宰相制度。从此，伴随专制君主1600余年的君权相权博弈宣告结束，君主从此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兼具皇权和相权，独自走完中国古代社会最后的历程。一般认为，君权从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的500年是制度是两千年来君主专制最强大与最稳定的时刻。然而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皇权消灭了相权，也就拒绝了一切来自于体制内的对其要求改良进步的呼声，剩下的就只有承旨应命而已。中国行政制度的内源性进步从此也就宣告停滞，甚至即使外患逼近，江河日下的危难时刻，君主也不再放权给臣下，与之和衷共济，反而是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制力量。人们评价明思宗时说他“太阿独操，非臣下所得窃用。”“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侍从之臣，只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舌，随声附和已耳。” 都说明君权的为所欲为和无法制约。必须等到足够强大进步的外来文明加以刺激，绝对君主专制制度才可能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将必然是天崩地裂大破大立的，而不可能再是体制内的小修小补。这样一来，皇权通过对相权的废除，也就扼杀了君主专制政权的自我更新能力，也就等于宣告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死刑。黄宗羲曾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 我们更进一步说：明清之无善政，自朱元璋罢宰相始。

姓氏起源： 1、以官名为姓，来自舜帝。上古的时候，舜帝品德高尚，处处以身做则。他听说东夷部落的烧陶技术落后。于是就到东夷部落去烧陶 。在舜的指点之下，东夷部落很快掌握了烧陶的主要技术，而且成了著名的陶器产地。由于经济的发展，东夷部落的所在地很快发展成为 一个城邑，这就是甄城。舜的子孙有的留在甄城做甄官，掌管制陶业 。后来甄官的后代便以这一官名为姓，称为甄姓。 2、以封地为姓。上古部落首领皋陶的儿子仲甄在夏朝做官，后来被分封到甄，他的子孙于是根据祖先的封地和字，将自己的姓氏定做 甄。 郡望： 中山郡：战国时期设置中山国。秦代时改为鹿郡。汉高帝的时候 在此设置中山郡，治所在卢奴，即今天的河北省正定县。汉景帝以后改为中山国。 堂号： 还金堂：梁朝时期的甄彬家庭贫困，曾经把一束苎麻典当，后把苎麻赎回来的时候发现里面夹着一块重有5两的黄金。他马上将 黄金送回了当铺。皇帝知道后，为了表彰他的诚实，将他任命为益州 录事参军兼婢县令。 迁徙分布 甄氏的望族居住在中山。 甄氏辈份排序：潓、仁、良、大、守、善、自、昌、礼、隆、学、士、德、宜、元、长。茂、盛、福、寿、文、焕、典、章、功、多、骏、业、瑞、映、华、堂。恩、厚、培、祖、开、泰、三、阳、天、行、正、健、君、相、奋、强。地、宁、宽、容、万、物、依、方、贵、和、时、利、江、山、兴、旺。此辈分谱是经过全国各地甄姓家族长辈续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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