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代几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

起来的，而其余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

，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

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

步形成现在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现各方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

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

同，自然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

（1）北方方言（即官话）

北方方言占汉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分布在北南文化线（通州县东—南通市东—长江—靖

江县北—长江—镇江市东—丹阳县西—金坛县西—溧阳县西—溧水县南—高淳县北—广德

县—郎溪县—宣城市—芜湖县北—繁昌县—南陵县东—铜陵县—铜陵市东—青阳县东南—

石台县北—彭泽县—湖口县南—九江市南—瑞昌市—长江—黄石市—武汉市南—长江—临

湘县—常德市—沅江—怀化市—靖州县—通道县—永州—郴州—桂林东—贺州—柳州南—

河池南—百色）以北的全部汉族居住区。官话一般分为六大区，即北方官话、秦晋方言、

兰银官话、中原官话（中部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

北方官话内部又分为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北京官话、东北官话。 胶辽官话分布在山东半

岛、辽东半岛；冀鲁官话分布在河北省、山东省西部、内蒙古宁城县；北京官话分布在北

京、河北省北部、内蒙古赤峰市；东北官话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北部、内蒙

古东北部。

西周分封燕国之前，北京居民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组东胡语支。后来由于黄帝的进入、黄

帝之后分封于蓟（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北京开始操天水的陇中方言（黄帝语言）；特

别是西周建立后，分封宗室于燕（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逐渐强大，东胡大部分被驱

逐，北京开始操宝鸡的关中方言（周族语言，与炎帝语言类似）。此后，北京也一直是汉

族、蒙古语组诸民族（乌桓、鲜卑、契丹）杂居，于是北京官话的东胡烙印逐渐显现，关

中色彩则逐渐淡化。辽金元时代，大量少数民族以北京作为首都并驻兵移民，时间长达四

百三十年，汉语北京官话加深了与阿尔泰语系的接触，并加强了与东北官话的联系，与汉

语中原官话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离，处于开放环境中的北京官话发展迅速，成为方言内部

分歧最小，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古音最少的汉语方言，时称元大都话，成为现代北京官

话的源头。明朝收复北京后，移民一百三十多万各地的汉族人到残破的北京，由于当时汉

族人来源不一，汉族移民们都使用已占少数地位的北京汉族土著所使用的元大都话作为通

用语言，元大都话与现在的北京官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此后，此后随着元明清三代政

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到了清代中叶，终于使北京语音取代

中原雅音的汉语标准音地位。“五四”运动，把白话文的传播和北京语音的推广结合起来

，白话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中的地位，书面上和口头上初步统一的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

语（北京语音）基本形成。民国时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叫“普通话”。 新中

国成立后，北京官话又扩散到新疆省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富蕴、福海、哈巴河、吉木乃

，塔城地区的托里、布克赛尔，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东北的博湖县。

战国以后，就有大量燕国华夏人移民东北，燕人卫满就是带着东北的华夏移民入主朝鲜建

国的。永嘉乱后，北京汉民大量移居东北，但到了唐末全被异族同化了。五代十国时期，

契丹人掳掠大量的北京人入关，这些东北汉人说的北京官话奠定了东北官话发展的基础，

1122年金兵占领北京，把北京城里人全部掳掠到东北，这些北京人与辽代先期到来的北京

人一起，使得东北官话开始形成。由于辽金元时期，北京与东北同处一国，联系密切，而

与中原汉语沟通不多，所以东北官话基本上也就等同于北京官话。清军占领明朝的东北领

土后，开始说汉语东北官话，1644年满族人和汉八旗人又带着这种方言来到东北人的老家

———北京。1620年东北汉族300万人，由于跟随清军入关，清初东北汉族只剩下15万人了

，但到咸丰年间又自然增殖到200多万人，都居住在辽宁中北部。咸丰以后，允许汉人入关

，山东半岛人跨渤海，一部分定居无人居住的辽东半岛，形成胶辽官话的新分布，一部分

向北继续迁移，居住在吉林—黑龙江东部；操冀鲁官话的河北人出山海关，定居于吉林—

黑龙江西部。定居吉林—黑龙江的山东人河北人原操与东北官话很接近的北方官话，移民

时又都要经过说东北官话的辽宁中北部，加上清政府派遣的官员说北京官话，吉林黑龙江

的满族也说东北官话，所以早已在东北扎根的东北官话就成了吉林黑龙江这些山东河北移

民的通用语。

夏朝时期，今华北平原西部为华夏族、东部为诸多华夏化很深的东夷。商朝时期，商完全

华夏化，诸多东夷华夏化程度也加深。西周时期，齐国和鲁国的东夷被华夏化，分别操齐

方言—鲁方言（周族方言与东夷语言的融合），华北平原西部的华夏部落操赵方言—燕方

言（黄帝语言），但这些方言的差异就如同福州话—闽南话、赣语—客语之间的差别一样

大。战国时期，诸侯混战，齐、鲁、赵、燕方言受了中原官话河南方言（雅言）和秦晋方

言的影响逐渐趋于统一，秦朝时齐鲁方言已完全融合趋同。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华北内

部人口流动频繁，齐鲁方言、赵方言、燕东南方言也越来越混化。北宋定都开封，汴洛音

独得天下之正。此时的齐鲁、赵、燕东南都正好处于京都边缘地区，共同的地理形势和经

济状况为华北平原的方言提供了融合的机会，冀鲁官话形成。至于北京官话独立于冀鲁官

话，那完全是北京一直是东胡汉族杂居，并受辽金两代长期首都性统治有关。元明时期，

冀鲁人向天津、北京市平谷县、唐山、秦皇岛移民，扩大了冀鲁官话分布面积。

西周初期，山东半岛存在没有丝毫华夏化的东夷，语言是通古斯与百越语言的融合，跟现

在的韩语相象，而与当时的汉语齐方言风马牛不相及。虽然后来齐国并吞了山东半岛，但

齐国华夏族百姓跟这些东夷仍没有机会进行交流。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山东半岛开始与

齐人之间进行相当规模的流动，于是东夷人开始处于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汉化，胶辽官

话形成。胶辽官话与冀鲁官话的分界线是：莱州湾—潍坊西—临朐西北—沂源东—沂水南

—五莲南—日照东北。与东北官话的分界线是：桓仁北—宽甸西—凤城南—岫岩北—海城

南—大洼南。

秦晋方言分布在山西省、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张家口西北、河南省新乡安阳以西。秦

晋方言分布区交通闭塞，十里不同音，对古音的保留相对顽固一些，比如保留了入声。由

于该方言区历史上一直汉族与阿尔泰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秦晋方言里也留下了一些少数

民族的痕迹。战国时期，该方言占领了今河南省黄河以北西部地区，1722年该方言又占领

了内蒙古的河套地区。

兰银官话细分为8片：银川市，石嘴山市—平罗—陶乐—贺兰—永宁—青铜峡—灵武—吴忠

市—中宁—同心—中卫，宁夏盐池县，兰州市—榆中—民勤，永登—皋兰，古浪—天祝，

河西走廊（除敦煌和景泰），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博尔塔拉州—阿勒泰市与青河县—塔

城（除托里、布克赛尔）—哈密。

中原官话分布在远古华夏族的传统居住区，今陇海线南北。苏州市吴江县菀坪镇、宣城市

以东部分乡村、皖南广德县、浙江长兴县属于中原官话孤岛。 中原官话又细分为河南方言

、关中方言东府话、关中方言西府话、秦陇方言、陇中方言、南疆方言。

河南方言包括河南省九十八个市县、河北省南部二个市县、山东省西南部三十一个市县、

山西省西南部汾河谷地二十八个市县、安徽省淮河以北二十二个县市和淮河以南的凤阳县

—蚌埠市—霍邱县—金寨县、江苏省徐州市—宿迁市—连云港市东海县赣榆县、陕西省安

康市白河县。①黄帝打败炎帝，二者联合击败了东夷，华北平原西部、汾河渭河平原的炎

黄后裔逐渐融合成华夏族，夏、蓟就是华夏族的两个分支。夏朝统治中原西部（河南省，

山西省南部），其语言乃炎黄融合的原始华夏语；蓟统治北京，其语言乃黄帝的原始华夏

语。②商族语言最初是华夏化很深的东夷语，流行于中原东部（今鲁西南—冀南—豫北—

皖北—徐州），商朝统治中原几百年后，逐渐与中原的夏族语言融化成今日中原官话的雏

形——华夏语。③以洛阳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诗经》的语

言就是雅言，孔子讲学用的就是雅言，而不是鲁国方言，孔子成为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

。秦朝时推行“书同文”等文化政策，使民族共同语的传播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汉代雅言

演化为“通语、凡语”，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

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魏晋南北朝时，以洛阳语音为标准的“通语”从中原传向北方

和江左一带。《魏书咸阳王禧传》就有关于北魏孝文帝通令“断胡语”，用正音（洛阳话

）”的记载。南朝宋齐梁陈都建都于金陵（今南京），当时的金陵话是洛阳话的沿用。④

隋炀帝杨广以洛阳为首都，把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全国各地迁徙到洛阳，推广以洛阳为代表

的正音和正语。唐朝时，洛阳话仍然被看作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如孔颖达对经学的传述

和注疏，韩愈、柳宗元等在文学上的创作活动等，促进了汉民族书面形式的共同语的广泛

流传。唐代科举时赋诗作文也提出了语音方面的要求，即要符合从魏晋南北朝流传下来的

以洛阳语音为标准音的《切韵》的规范。北宋都汴梁（今开封），洛阳话和汴京话十分接

近，两地流传的语音被称为“中原雅音”。南宋定都于杭州，中原雅音也随之在杭州扩大

了影响，以至于今天的杭州话还同中原官话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当时洛阳话仍处于标准音

的地位，“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北宋时期

中原之音基本定型，与今日河南方言几乎完全一样。今日北方官话之所以与河南方言大同

小异，是历史上北方官话区长期以河南方言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语汇和语法系统而形成的

。⑤金人迁都北京后，河南方言的影响扩大到金人统治的大部分地区。蒙元时出现了中原

之音（河南方言）广泛传播的“四海同音”的局面。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就是“以

中原为则，面又取四海同音”而编写的。元代汉民族还是以中原之音为正音的。从明初的

《洪武正韵》到清中叶以前，教授标准音的学者都是以中原雅音为依据的。与此同时，元

明清三代随着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元杂剧、《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儒林史》、《红楼梦》等）的产生和流传，使北京语音逐步上升到标

准音的地位。元末明初的供朝鲜人学汉语的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就是以当时的北

京话为标准音而编写的。清政府曾发布过政令要求各级官员和“举人、生员、贡监、童生

皆学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北京语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标准音地位，是在清中叶

以后。满清学者陈冲庆说：“国朝建都于燕，天下语音首尚京音”。于是乎，汉民族共同

语经发展演变，在标准音方面实现了从中原雅音到北京语音的转变，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普通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关中方言东府话包括西安市、铜川市、咸阳市、渭南市、商洛市下属商县—洛南—丹凤—

山阳、陕北的宜川—黄龙—洛川—宜君—黄陵—富县、甘肃宁县；关中方言西府话包括宝

鸡市。关中方言区乃炎帝故地，母系为炎帝属的周族语言即是炎帝语言，炎帝语言与炎黄

融合的夏语近似，又由于地理相近，沟通频繁，所以关中方言与河南方言同属中原官话。

秦陇方言包括陕北的延安、甘泉、富县、定边，陕南的略阳、勉县、南郑、汉中市、城固

、洋县、西乡、汉阴、安康市、平利、旬阳、镇安，陇东的庆阳、合水、正宁、华池、环

县、镇原、平凉、泾川、华亭、崇信、灵台，渭河以南的陇西、漳县、武山、甘谷、礼县

、西和、岷县、宕昌、舟曲、武都、成县、徽县、康县、两当、文县（除碧口镇）、临潭

、卓尼，敦煌、河西走廊东端的景泰，青海省的西宁市、湟中、湟源、门源、互助、贵德

、化隆、平安，宁夏省固原市、彭阳、隆德。

陇中方言包括青海省大通、乐都、民和、循化、同仁，宁夏省海原、西吉、泾源，甘肃省

永靖、临夏、和政、广河、康乐、临洮、渭源、定西、会宁、通渭、静宁、庄浪、秦安、

张家川、清水、天水市。历史上长期受氐羌影响，与关中方言有了不同的特点。

南疆方言包括库尔勒、阿克苏、克孜勒苏州、喀什、和田、吐鲁番、伊犁州。

西南官话包括十一片：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西部十九县市、湖南省西北部、陕西省南

部的留坝—佛坪—宁陕—镇坪—岚皋—紫阳—石泉—镇巴—宁强、甘肃省文县碧口镇；泸

州市—宜宾市—乐山市—西昌市、贵州省铜梓—仁怀—沿河—印江、云南省大关—绥江—

水富，内江市—自贡市—仁寿县—富顺县，雅安市—石棉县，云南省西北部下关—剑川—

宾川—洱源—云龙—丽江市；云南西部的大理—保山—潞西；云南省东中部的昆明—昭通

—曲靖—玉溪—楚雄—个旧—开远、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四川省宁南县；贵州省北部

以遵义—六盘水—毕节为中心的二十七县市、云南省威信—彝良—镇雄、重庆市秀山县、

湖南省芷江—怀化—凤凰—新晃—吉首；贵州省东南部镇远—岑巩—黎平—锦屏—台江、

湖南省靖州—通道；贵州省南部凯里—都匀—贵定县；湖北省北部的襄樊—十堰—丹江口

—老河口—随州；武汉、湖南省临湘县；湖南省南部永州、郴州；广西省以柳州—桂林—

百色—河池为中心的五十六个县市；海南省昌江县—东方市—儋州市—三亚市的部分地区

所讲的军话。西南官话与江淮官话的分界线在广水县—安陆县—应城县—黄陂—黄冈市—

鄂州市—蕲春县一线以西以南。

商周秦汉时期，洞庭湖还属于原始汉语与藏缅语、苗瑶语、融合而形成的楚语，永嘉乱后

，迁入湖北的秦雍流人（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有六万，出现了西南官话的最初雏形

。安史之乱后，十倍于土著的北方移民入洞庭湖北部，冲击、涵化并最终取代了当地的楚

语，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

江淮官话分布在淮河和北南文化线之间，福建南平城关、长乐县洋屿村属于江淮官话孤岛

。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方言分界线如下：连云港临洪河口—东海县浦南镇—东海黄川—东

海白塔埠—东海平明—东海房山—东海安峰—新沂黑埠—沭阳阴平（潼阳）—沭阳颜集镇

方圩村—沭阳悦来—宿迁关庙—宿迁丁嘴—泗阳仓集—泗阳屠园—泗洪曹庙—泗洪金锁—

泗洪重岗—泗洪上塘—泗洪峰山南—淮河—凤阳县南—蚌埠市西南—淮河—霍邱县东—金

寨县南。

那可不一定啊，满族的姓与属于哪个旗没关系。我家也有在正黄的，也有在镶蓝、镶黄的。爱新觉罗家有在正黄的也有在其他七个旗的，这个并不固定。

正黄旗内有400多个姓呢，未必都是爱新觉罗家。

我一个朋友也是满族依姓，但 他家是扎拉里氏，姓依的未必都是爱新觉罗。沈阳满堂乡的满族依姓是拜依尔氏，平罗镇的满族依姓是依尔根觉罗氏，都不是一个家族。

在网上查的那个不一顶准啊

要想查找清楚，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还是去问爷爷老家以前是沈阳什么地方的？ 如果是村里的？这个村子今天还在不在？沈阳老家还有没有爷爷那一代的其他亲戚，远亲也行，只要是姓依的。

知道具体地方以后，再就是寻找机会回一趟沈阳亲自去老家寻访同姓同宗的老一代人，也许能够问出来，或者找到家谱。

如果老家真的没人知道了，那么就去辽宁省图书馆，或者辽宁省档案馆看能否找到正黄旗依姓家谱，或者查到清代沈阳周边八旗驻防档案在档案里再去搜索有关你家的信息。

再就是到辽宁省委民族研究所寻访有关专家。

百家姓有姓从的。

从氏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省均未列入百家姓前三百位，不过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二百七十一位门阀。

今河南省的驻马店市、周口市郸城、新蔡县、信阳市光山县、南召县、平舆县、许昌市，河北省玉田县、遵化市、枣强县，安徽省的芜湖市繁昌县、芜湖县、郎溪县、泾县、庐江县、宿州市、灵璧县、砀山县、定远县、霍邱县、凤台县、阜阳市，山东省的临沂市蒙阴县等。

以及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均有从氏族人分布。其中，山东无棣县、天津市的回族从姓和山东文登之丛姓为同祖同宗，和汉族从姓没有任何关系。

扩展资料

从姓名人：

1，从一

本名从一彪，明太平府繁昌人，明洪武十七年三月恩赐诰命一道钦除清浪卫世袭指挥佥事封武略将军,洪武三十一年调除安陆卫指挥佥事，子从德，孙从忠皆世袭安陆卫指挥同知。

2，从贞

从忠之子，从一之曾孙，明代安陆人，祖籍太平府繁昌县人，宣德八年袭安陆卫指挥同知，居官清俭，萧然若寒士，管领漕运，尤爱惜士卒，州中谣曰指挥从贞运粮惜军，骑的骡马，跟的家人，虽三尺童子皆知颂之。

3，从龙

从贞之子，明代知县，字云峰，安陆人。成化己酉乡试中以举人任麻哈州，后升任河南怀庆府知府，当时民俗皆被发左衽，经从龙治理五年，遂成衣冠人物之俗。

-从姓

“黄姚”之名是怎么来的？这是当地居民和游客们都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古镇历史的发端。关于这一问题，民间有不同的传说：

一说黄姚古为壮瑶杂居之地，最早的居民是黄姓和姚姓两户人家。北宋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狄青率部南征侬智高，其部将路经黄姚，派士兵打探路线，得知当地只有黄、姚两户人家，于是就把此地称为黄姚。镇上已无姚姓，而黄姓则是清代后迁入，不是原来的黄姓。

第二种说法是以前黄姚最早的居民是黄姓瑶族，他们以种红薯、水稻、种桑养蚕为生，然后把农产品挑到姚江下游的农村出售，如有人问：“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人们会告知是黄姓的瑶族人从上面挑来的。说来说去，黄姓的瑶族人就变成了黄瑶。那时候，说瑶族的“瑶”字有歧视的意思，后改为“姚”字。

第三种说法认为黄姚是因姚江而得名。每逢雨季，姚江之水奔腾如黄龙，后人便将此地称为黄姚。

第四种说法认为：黄、姚两姓是明代初年迁来的外地移民，因为人多势众，所以把这个地方称为黄姚。

黄姚地名究竟因何而得，看来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因姓氏、民族得名都有可能。 根据民间传说和族谱的记载，明代中叶以前，黄姚又有蒙、裘、邹、伍、孟、邓、陈、刘等姓汉族移居。古镇现保留了数量较多的明代建筑，如著名的宝珠观、古戏台、兴宁祠、带龙桥等均为明代中期建筑，并且是黄姚古建筑中的精品。从这些建筑的功能和规模看，明代中叶时黄姚汉族移民已经有一定规模。尤其是古戏台这一大型公共性娱乐设施的创建，更能说明黄姚汉族移民的聚落已初具规模，社会经济已有了较大发展。

明代中期，岭南的福建、广东等地汉族人口的数量急剧膨胀，人地矛盾已十分突出。大量汉人由东往西，向人口相对稀少的两广交界山区迁徙。从而引发了汉族移民和当地壮族、瑶族的矛盾。因此，明代中后期广西东部、东北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官府对少数民族的征服以及瑶族、壮族的反抗斗争，这种斗争从明正统年以后一直持续到明末。史载：“明景泰以后大藤峡瑶数倡乱，韩襄毅、王文成先后平定。至我朝康熙四十二年，亦啸聚为寇”[2]在这个过程中瑶族、壮族遭到排斥而远徙他乡或是被同化，他们在广西东部地区的分布范围不断缩小。民国《昭平县志》卷1说昭平“夷民昭是历有两种，在昔均以顽梗，闻自明末总督戴耀大征，而后经二百余年潜移默化，今编户为民，相安无事，前人之功固不可没”。这多少反映出明代对昭平土著民族用兵的惨烈程度。历史文献中多将瑶、壮起义称为剽掠等，但瑶族、壮族连绵不断的反抗，根本的原因是汉族不断迁入，土、客之间因土地、经济纠纷、文化冲突的矛盾。

为开发战后荒芜的土地，明政府官员的一贯做法就是移民垦殖。《明实录》卷12载：“广西桂林府古田县、柳州府马平县皆山势相连，瑶壮恃以为恶……请兵二十余万，四面夹击，连进三年，使民安堵，方令班师。……或地多民少，令各处招发流民填实。”民国《昭平县志》卷7载，万历年间政府对昭平境内瑶族、壮族的动乱进行大肆镇压，事后从粤北的翁源县招徕汉民佃种收租。

明代黄姚汉族移民就是在上述背景之下迁来的，迁入过程中，他们与当地的土著民族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汉族民系，为有别于清代中晚期到达桂东地区的另外一支汉族民系“客家人”，他们自称“本地人” 清代，由于语言相通，文化上无障碍，莫、古、劳、吴、林、梁、黄、叶等姓从广东先后迁来，逐步成为黄姚的大姓。

黄姚莫氏仙山宗支族谱说，其祖先是清朝初年从广东高明县古劳村迁入黄姚镇黄姚街山根（今龙畔街）居住。

梁氏族谱说，他们的祖先是建炎年(1127)从广东珠玑巷迁到新会古劳村，清初又从古劳村迁至黄姚。梁氏祠堂中的“重建梁氏宗祠碑志”说祠堂是建于康熙初年。

古氏族谱说其祖先是清顺治年间从广东鹤山（从新会分出）古劳村迁来黄姚经商而定居下来的。

劳氏族谱说其祖先是雍正、乾隆年间县从广东鹤山县古劳村迁来。

林氏族谱说其祖先是清朝初年从广东南海县迁来。南海在鹤山东北方，隔西江于鹤山相望，紧邻广州市。

郭氏族谱记载，其西迁始祖郭佐廷是清顺治年从广东高明县松柏乡迁来黄姚。高明北接西江，西南与鹤山相邻。

吴氏族谱说黄姚吴氏是康熙初年从福建迁来黄姚经商定居下来的。

从上述族谱的记述来看，莫、古、劳、梁四姓来自同一地点——古劳村。古劳村是因古姓和劳姓的定居而得名，传说古、劳两姓始祖是表兄弟。清雍正10年（1732年）清政府在今广东新会、鹤山、高明相邻处建“古劳都”，因此，不同族姓的家谱中，“古劳”的行政隶属地就有新会、高明、鹤山不同说法，实际是同一地点。林姓迁出的南海县，郭姓迁出的高明县也紧邻鹤山和新会，地理上均处于西江下游两岸，是珠江三角洲的腹心地区，溯江西而上，能便捷地到达广西梧州。只有吴姓是迁自广东以外的福建省，迁徙距离比较远。

古、劳、莫、林、郭、梁、吴等姓汉族从广东迁入黄姚的历史背景是：

1、明清之交桂东地区持续战乱使当地人口大幅度减少，而广东地区人口却相对过剩；

2、清代广东商人大举入桂经商。

以八大姓为首的广东商业移民大量迁入黄姚，逐步改变了这里居民的“土、客结构”。“土”是指清以前迁来黄姚的汉族；客是指清以后从广东迁来的汉族。因此，至今黄姚民间流传有“客家占地主”的谚遥。这种改变从语言上可以看出一斑，民国《昭平县志》卷7风俗志说，昭平境内各地的语言有一定的差异，但听久了都互相能说，“黄姚、英家之村落多习粤左之阳山，其音高而丽，声多用齿舌”。“黄姚之市井（街上）多习粤左之鹤山、南海（话）其音易而清，声多舌齿。”也就是说，黄姚周边汉族村落的语言和黄姚街上的语言有方言上的差异，因为他们的来源不同而带有各自祖居地的口音。说明到民国初年时，黄姚镇上因来自广东鹤山和和南海的人数多，其语言成了当地的“普通话”。 黄姚是从农业小村落，逐渐发展为商业小镇的。

当地最早的聚落是小镇南面背靠“隔江山”的“山根寨”，现称为“龙畔街”；其次是小镇东面背靠真武山的“牛里寨”、新兴街。清代以后，随着黄姚商业的发展，聚落和街道向兴宁河以北，姚江以东发展，先后出现了安乐街、金德街、迎秀街、连理街、天然街等相互连接东西走向的商业街市。

经济的发展程度通常是古镇形成的重要决定因素。黄姚古镇的发展得益于其重要的商业地理位置。黄姚地处昭平东北角，地处钟山、贺县、平罗、昭平四县的交界地带。向南，从马江上游的沙子镇行船可通梧州、广州；向西北，经平罗可抵桂林；向东北，经贺州可到达广东和湖南等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但在汉族移民入居前，黄姚的少数民族居民很少与外界交往，广东移民们充分利用这里的区位优势，将当地出产的豆豉、黄精等农副产品、土特产进行加工转运贩买到外地，再购回本地居民所需的生活用品进行销售。商业所积累的资本为黄姚城市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